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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漁民淚》是吳荻舟保留的一本電影劇本手稿,紙張已經泛黃發脆。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背山面海的清水灣片場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開頭提及吳荻舟當時負責選址等工作,還有清水灣片場廠長陸元亮談初時盛況。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30餘人大合影,蘇聯電影界的加利柯夫夫婦和吳荻舟、張佩華都在其中。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