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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8 內鬥存照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8內鬥存照

前面講了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的“交代材料”,我手上還有幾十份父親隔離審查期間(1967.8-1969.4)寫的證明材料,涉及數百人名,包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難友、抗宣一隊(演劇七隊)的隊友、各階段工作中的統戰對象、學生、上級、下級,甚至是這些人的家屬,還有許多當年經他幫助從海外回國的學生、青年、華僑等。

大多數證明材料都是回答外單位外調人員的問題而寫成的,舉例來說,1968年2月

13日徐方略證明材料,問題包括一,徐方略在隊、離隊及兩人通訊情況;二,隊的直屬、配屬關係,隊史、隊旗、服裝;三,集體參加國民黨的經過;四,抗宣一隊演出的節目;五,流動工作的地方。

再比如方瑩三份證明材料,每份都要答復這樣一些問題:一,方瑩在隊期間表現;二,解放後見面;三,劇宣七隊(抗宣一隊)工作情況;四,劇宣七隊(抗宣一隊)演出的節目;五,集體參加國民黨經過;六,隊的組織;方瑩入黨情況(父親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等。

一份沒有1-4頁的證明材料也是回答問題式的:潘予、沙基、龐娥什麼時間、如何進七隊,他們的社會關係及在隊的表現,軍銜是什麼,怎麼樣參加國民黨?潘予、沙基來隊前在什麼地方?

父親的基本做法:

1.留底,因為很多內容可以共用(重複使用),比如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的組織架構、工作年表、集體參加國民黨等,他要為曾經在隊裡工作過的幾十個隊員回答很多共性的問題;

2.也要記住各人特殊之處,比如徐方略在隊里擔任的工作和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後來他去了延安而章枚去了新四軍;

3.證明材料交出之後,他還會繼續回憶,有必要時會寫第二份,做出補充。我看到他為徐方略和方瑩寫了三次,為王辛農寫了兩次等。多次寫的原因有時候是主動做補充、糾正,也可能是為不同的群眾組織或不同的工作單位寫,或者寫了不被造反派認可而要回答更多問題等等。

(圖一:大量“交代材料“、“證明材料”及其他文檔。)

下面選擇幾份證明材料看一看。

1.父親為徐方略寫了三份證明材料,第一份證明長達18頁,父親晚年說過,幸虧那時記性好。

徐方略是父親1938年在武漢加入抗宣一隊時的代隊長,9月父親被任命為隊長,1940年徐方略去了延安。徐方略那時候已經是共產黨員,但是父親不知道。抗宣一隊的情況在第三章已經大書特書,現在就只看看父親如何為徐方略寫證明。

    “徐方略在隊期間,工作態度是好的,誠懇負責,吃苦耐勞。他當時身體已很胖,隊流動到農村,不論天時下雨,都是積極地和大家一樣幹,當時他負責隊務工作多,對外接頭等,有時我也做,但他做得多。他有一定的政治水平,記得曾經負責過隊的學習工作。此外,他還參加唱歌、演出(記得擔任過“發國難財”中破壞抗戰經濟的奸商角色)。抗宣一隊是以文字(寫大標語)、美術(畫墻畫)、歌詠及演講等工作形式宣傳抗日的宣傳隊,不會演話劇,記得他只演過一次戲。”

    “徐方略是1940年離開隊的,大約在夏秋之間,但,確切的時間記不清楚了。記得1941年皖南事變後隊出發湘桂路、粵漢路一帶流動時,他就不在隊了。徐方略離隊時,對我說是要到延安去,先到重慶(在這以前,也有同志向我提出到新四軍,或到蘇北去)、徐方略不是私自不辭而別地離開隊的,也沒有請過短假私自離開隊過,一直是參加隊的集體行動的。”

    “我當時沒有組織關係,沒有和地下黨聯繫,工作多聽進步朋友的意見,或請教進步朋友,如劉季平、溫濤、左洪濤等。隊內當時有沒有地下黨,徐方略當時是不是黨員,我不清楚,1946年復原,我才知道,隊里有地下黨員。”

    在這份證明材料的最後,附上了70多人的名單,那是曾經在抗宣一隊工作過的人的名字,一個一個都刻印在父親的心裡,以致寫證明材料時手邊沒有參考資料,他也能把他們一一記起,父親在為他們寫證明的時候,內心是如何翻江倒海啊。

2.1967年12月31日,父親為丁波寫證明材料,在這份證明材料裡,父亲讲述了三次遇到丁波的情形。前兩次是在抗戰時期,他們分屬不同的隊。第三次,抗戰勝利了,他们一起去了香港,在新成立的中藝共事近半年。父親是這樣寫的:

“我和丁波共事是1946年6、7月至11月在香港搞‘中藝’時。這段時間雖然有四、五個月,但,丁波很忙,整天往外跑,很少注意到社裡的工作。我當時沒有解決組織關係,組織上如何醞釀和決定成立‘中藝’,我沒有參加討論,丁波也沒有告訴我。社成立後,就開始籌備演出,接連兩次都是七隊的保留節目:《農村曲》、《黃河大合唱》。我集中解決演出的問題,也很少找丁波談話,談也是社的事務。五、六個月,丁波沒有找我深談過一次,包括社的任務、社的工作方針也沒談過。”

“五、七兩隊人員全體到港、略事休息和安頓後,才提出組織‘中藝’的問題(記得在廣州沒有具體討論過,但思想上是有準備的,還是兩個可能,解散或搞團體,所以才隱蔽了一部分主要的、較好的物資,先運香港(一方面我們也不願把物資交給政治大隊。在香港提出後,記得也沒有開大會討論。怎樣醞釀的過程記不起來了)。兩隊成員中除少數離開外,大部分都參加了。”

“組織上討論和決定成立‘中藝’的會,我沒有參加(是否開過會也不清楚),估計丁波是參加的,但,沒有對我說。‘中藝’的政治任務、工作方針、藝術方向,一直沒有預先好好討論,後來夏衍到社裡講話,記得也沒有講。討論名稱及組織形式時,決定名稱包括兩隊的特點:五隊的話劇和七隊的歌劇舞劇,‘中藝’的全稱是‘中國歌舞劇藝社’……社長決定我擔任,丁波擔任副社長。”

“演出及社裡有事,我都是找饒彰風協助、決定。兩次演出的節目得到他支持,演出的場子也是他協助我解決的。饒,我在曲江時已認識,到港後他對社的事關心得多,問的多(那時他在《華商報》工作)。我當時不知道夏衍對‘中藝’有無領導關係,所以沒有找過夏解決過社的問題。”

父親還在這份證明材料裡回顧了1962年調北京外辦工作後與丁波的互動。由於丁波經常到外辦開會,父親得知五、七兩隊在北京的老同志每年1月1日有一次聚餐。父親想,回來工作了,多年不見的老同事,平時沒有時間走動,借此見見面也好,於是和母親一起去了一次。那次聚餐是在新僑飯店,大人孩子二十多人,交換電話住址,寒暄一番,丁波帶頭敬酒後便開始吃。父親注意到整個飯廳沒有別的顧客,感覺很突兀。次年又通知父親,他和母親都不想去,覺得沒有意思,但他怕被人說架子大,掃別人興,最後由他一個人去應酬。這次是在江西飯店,也顯得很突出,整個江西飯店樓上樓下除了中僑委幾個人外就只有這一二十人。父親覺得都是國家幹部,大年初一上館子大吃大喝,和社會風氣很不協調,於是提議以後別這樣搞了。他說:大家高興,也不一定要大吃,自己動手,到我家包一頓餃子吃,我還供得起。據他說,聚餐結束後大家照樣湊錢湊糧票就散了。以後他再沒參加過這種聚餐,沒人通知他,也沒人來家裡包餃子。

在丁波這份證明文件後面,付了“材料中提到的有關人員”,共30人的名單和工作單位。

3.1968年8月7日的一份證明材料是為我的表姨龔維瑤而寫。在第三章,我提到母親在桂林中學偶遇她的表妹龔維瑤,兩姐妹還在校園操場上合影。龔維瑤那時候從安徽疏散到桂林,正在那裡讀書。

從父親行文看得出來,這也是應要求回答問題:比如1.龔維瑤什麼時候加入抗宣一隊?2.在隊期間做過什麼工作?3.有沒有填表加入國民黨?4.龔維瑤是哪年去美國讀書的?5.她在美國求學如何生活,具體做過什麼工作(如半工半讀)。6.雙方交往情況?7.與龔維瑤同時期在隊的還有什麼人等等。

根據父親所寫,龔維瑤1939年3月左右在桂林參加抗宣一隊,剛一加入,就趕上一次大型流動宣傳,跟著隊出發去桂南、粵西,走遍十萬大山山區的那良、那麗、欽州、防城、濂州等縣的東興、龍門、吳家、北海等城市、鄉鎮、農村。在流動期間,她曾經管理隊內的生活,還參加一些唱歌節目。

桂南、粵西的流動工作結束、7月回到桂林不久,龔維瑤離隊,去重慶和她的父母會合(母親告訴過我,龔維瑤家有錢,她的母親說過,我女兒不用別人給介紹工作。大概這就是她離隊的原因吧。不過她能把十萬大山那次流動堅持下來很了不起)。

根據父親寫的證明材料,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1949-1950年期間,龔維瑤來找他,說她愛人在美國,她要去找他,並且讀書。說過準備半工半讀,但是沒說讀什麼。後來父親才知道,她學的是兒童教育。她去美國,是父親托旅行社替她買的船票。    

父親需要交代幾次走親戚的經過:比如哪年春節龔維瑤和她丈夫錢寧教授和孩子們來我家拜年;哪年父母帶我們去水利研究院宿舍看望他們,當時父親曾向錢寧請教治沙問題(錢寧是我國著名治沙專家)。談到治理黃河的問題,他們認為要徹底解決黃河的流沙,必須從上流解決水土保持(植林)做起;還有一次龔維瑤到我家,父親問過她研究兒童教育有什麼心得?1965年一次龔維瑤和錢寧的姐姐(或妹妹)來請父親幫忙邀請一位外辦領導人到她的單位去做形勢報告,父親建議她用單位黨委的名義去請;最有意思的一次是1967年7月前後,龔維瑤來我家問父親“靠邊沒有”,她說你在香港工作那麼久,怕你犯了錯誤。父親回說沒有。她又說,最近看報紙,香港同胞對港英的鬥爭很英勇[1],看來過去的工作做的還不錯。這次見面,父親也有問錢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如何?龔維瑤說,起初他有些緊張,現在好了。

在“證明材料”中,這也算是最有煙火氣的一篇了,表姨的性格躍然紙上。最關鍵的是父親給龔維瑤證明了“以上這些接觸中,我未聽到他們對黨、對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不滿的議論。”

(圖二,吳荻舟給龔維瑤寫的“證明材料”。)

4.在父親給金乃華寫的證明材料裡,開篇第一句就說:“同志們提出的幾個問題,想了好幾天,有的連一點印象也沒有,有的還記不周全,現在把記起來的,交待如下”。

簡單來說,金乃華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2]”時期的關係,但不是父親的團友,而是安徽當地部隊的。當時服務團經費困難,團長柳乃夫想了很多辦法解決,參加廣西173師某部軍事訓練是其中一個辦法。“金乃華擔任中隊長,教我們軍事操練,掛武裝帶、值星帶、配短槍、沒有穿長筒皮靴,他教操喊口令等,給我的印象,他是受過軍事訓練的,但,他是在哪裡學的,是什麼出身,什麼政治身份,我不了解。當時,我沒有問他。”

5.還有一個特別的例子。父親在1968年9月25日為桂林藝術館劇團邱星海、鄺雅梅寫的證明材料。根據父親的證明材料,我看出來的端倪是這樣:他們是當抗宣一隊在桂林工作時認識的,偶爾見面,並不熟悉。邱曾經想參加抗宣一隊,後來沒有成事。就是這樣一面之交,也要為之回憶寫證明。而另一位,鄺雅梅,則在多年後、當父親在香港擔任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的時候曾經來找他。當時父親負責做“交通”,接待來訪讀者及各界人士,輸送民主人士回國,這項工作本來是不公開的,但,輸送多了,知道的人越來越多,最後幾乎成了公開的事。

父親寫道:“鄺雅梅什麼時候從台灣到香港,我不了解。具體安排她回國的情況,已記不起來了。當時,她找到我和要求協助回國的途徑有三:一是她自己到報館找讀者版,要求協助回國工作,我報告領導(喬冠華、外交部;饒彰風、廣東省外語學院),領導批准後,我安排她回國;二是她通過朋友找到領導,提出要求,領導同意後,交待我去和她聯繫,並安排她回國;三是她通過朋友向我提出,我報告領導同意後去找她。當時輸送回國的人很多,一批批送,究竟怎樣的情況下找到我,反復回憶,一點也記不起來。”

父親為什麼要寫出三種可能性?我估計是因為父親知道,如果父親所寫和鄺雅梅本人的交代不符,會對鄺雅梅很不利。這三種情況是當時的工作原則,只要有其中一種情況對得上鄺雅梅的交代,對她將是莫大的幫助(三種工作原則詳情可參考第五章 送人回國的部分)。

6.1968年9月27日,父親為白玉華寫證明材料。她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阿姨——白樺阿姨。在我的記憶裡,她是在文化大革命後到我們家走動最勤的幾位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老隊員之一,對我的父母和我們幾個孩子都很關心。父親在證明材料裡回答了五個問題:一,白玉華1943年回隊和再離隊的時間;二,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的服裝、待遇;三,被迫集體加入國民黨的經過;四,高士奇、白玉華經香港回國問題;五,抗宣一隊到柳州工作,張發奎是否到隊裡去過?

關於高士奇,百度百科介紹:“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硕士、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我記得母親說過,高士奇身體很不好,白樺阿姨照顧了他一輩子。

下面是高士奇的哥哥高志奇寫的《高士奇畫傳》中一些高士奇的故事:

高士奇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細菌學的時候細菌由耳入腦,得了腦炎後遺症,不良於行,眼球常常翻上去下不來,很多時候只能躺在床上休息。盧溝橋事變後,他在艾思奇的影響下去了延安,七次見到毛澤東,系統地閱讀了馬、恩、列的英文版著作。他在延安受到尊重,每個月還有20元津貼,和白求恩一樣。因為他不良於行,很多時候都是請人背著他。他寫過一首詩:‘我是個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要來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趕走日本強盜,還我中華河山。’他在延安舉辦細菌學討論會,為根據地的醫護工作者做細菌學講座,起草了延安醫德標準,還和馬海德一起探討醫學問題。人們說:高士奇這樣的人都革命了,還有誰不革命?高士奇這樣的人都革命了,革命還能不成功嗎?後來他病情惡化,就離開延安,輾轉成都老家,和老父親見過一面,然後又在重慶躲了一段時間,最終去了香港治病。包括宋慶齡在內的社會人士、清華校友都給他籌款,在各界的關心援助下病情有所好轉,但是聖瑪麗醫院的費用實在太貴,一個月後,他離開醫院。本來地下黨派了護士照顧他,他自己已經沒有辦法寫字,只能口述,護士幫他記錄,寫了兩篇論文。可是1941年12月日軍佔領九龍,封鎖了九龍與香港的海面,很多居民都逃了,護士也失蹤了。三天三夜,高士奇沒飯吃,沒水喝,拉撒都在床上,拼命叫喊,終於有一位老太太聽見,把他從奄奄一息死亡線上救了回來。後來,地下黨指示另外的人帶他經廣州到了桂林。他在那裡做食品研究所所長,還寫過很多科學小品。他在桂林第一次結婚,他還想發明科學字母,還寫過一篇200頁的著作,但是都在戰亂中散失,沒有留下來。後來日本轟炸桂林,他的妻子失蹤,護士捲財而逃。在日軍進城最後時刻,馬寧救出了高士奇。1947年9月,白玉華、即白樺作為護士,陪著他坐中央號輪船,從上海到了臺灣。在那裡氣候好,風景好,偶爾還可以去洗溫泉。白樺對高士奇十分敬重,照顧周到,還幫助寫作,把他的口述寫成文稿,反復修改、謄抄。悉心照料下,高士奇身體漸漸好了起來,他研究數學,寫科普小品,回憶錄,翻譯公共衛生的著作,但還是想念大陸。1949年5月24日高士奇乘坐湖北號輪船到達天津。5月31號,坐火車到北京,周恩來安排他住在前門的遠東飯店。他參加了中國文藝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又是新政協的代表,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的全體大會。他是別人背著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大典的,扶著白樺站立了一個多鐘頭,親歷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從這些描述可以想象,白樺阿姨是個多麼善良而堅忍的女性。

7.就連隊員的戀愛問題也受到審查,要父親作證。一份寫於1968年12月1日的證明材料也是回答問題式的:一,關於戲劇音樂藝術訓練班的性質、功課、學員等;二,XX和XXX的戀愛問題;三,關於劇宣七隊隊員給中山大學某學生劇社排練問題。這些非常枝節的問題,父親未必清楚吧。像那個“戀愛問題”、而且還是“吹掉了”的。果然,父親只能說“我是1946年隊在廣州鬧復原期間,才聽說XX和XXX戀愛,隊復員到了香港後兩三個月,又聽說他們的關係吹掉了。XX有一陣很懊喪。XXX那時候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他們的互相認識可能是在劇宣七隊到坪石去中山大學工作的時候。他們認識的過程,從戀愛到吹掉的情況,我都未詳細了解,只知道這一點。”

8. 1968年12月7日寫的證明材料(缺第一頁),父親證明洪猷“未發現有什麼偏差。”在本章介紹的父親所寫“在香港十四年工作”交待材料裡,父親回顧香港電影工作情況時對自己多有批判。不知道那段歷史的人會覺得他一會“左”,一會右,什麼錯誤都犯遍了,因為其實他負的是“領導責任”。可是在他為其他同志寫的證明裡,我沒有看見他說一句哪些具體工作誰應該負責,他把責任都攬上身了。

下面是他給洪猷寫的證明材料,開頭一段應該是說他自己當時的身份和工作內容:

(……刊編輯)。實際上,主要是搞電影工作,此外,兼搞文化界的統戰工作,聯繫一部分民主人士。

這期間,電影方面的主要任務是:一,由於司馬文森、劉瓊、齊聞韶等九個電影工作的主要編、導、演遭港英帝國主義迫害,引起部分電影從業人員的思想波動,需要做穩定工作;二,決定解散各單位的“讀書會”,需要妥善貫徹,需要做許多思想工作;三,各公司要繼續生產,人員要適當調整;四,繼續開展電影線的統戰工作,愛國主義思想工作等。

洪猷在期間,主要是貫徹執行上述任務,有時來我處,有時我去他處,由於彼此的工作不同,聯繫不容易,聯繫不很正常。當時,各製片公司的工作,都是他一個人負責,現在記得起來的,他曾向我反映或研究過以下的問題有:一、各單位的“讀書會”停止活動和解散的情況;二,司馬文森等被迫害後,港英帝國主義繼續對電影界注意,企圖進一步迫害,洪猶曾反映盧玨(演員)被港英盯梢,曾研究過如何隱蔽,我向黃作梅匯報這情況後,決定盧玨撤退;三,主要編、導、演人員的思想,及進行工作的情況;四,各公司業務和人事調整的情況;五,回國的同志提出要求處理五十年代公司等,在國內發行影片收入的存款。我請示後同意處理,但,香港股東所得,只能在國內使用,不能結匯,即不能給外匯(這一條可能時間記錯,如果記錯,可能是洪猷離港後,別的同志向我提出)。

此外,他反映了一些民主人士的思想,和他對他們的工作。

二,洪猷回國的決定經過

司馬文森等遭迫害後,領導上檢查和總結了前一段的工作,做了一些新的工作安排。記得,這期間(我和洪猷聯繫後半年左右):一,黃作梅告訴我國內要調洪猷回國內擔任某單位的工作,但,具體安排他什麼工作,已記不起來;二,司馬文森等遭迫害事件後,感於環境繼續緊張,考慮到洪猷已比較暴露,他的行動又不便,繼續與編、導、演等來往,目標太大;三,記得洪猷也有意回國內工作。所以黃作梅經過考慮,並結合到新的措施,決定讓洪猷回國工作。主要原因是一、二兩點,尤其是第二點。

洪猷在這期間(我和他聯繫期間),主要是貫徹領導交待的任務,未發現有什麼偏差。

9.1968年12月15日為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員林韻寫的證明文件:

“現將所提有關抗宣一隊(劇宣七隊)成員林韻的幾個問題交待如下。”

這一句再次說明,父親總是在為他的隊員們回答問題。這次包括:一,林韻如何參加隊,在隊什麼職務,待遇如何?二,林韻在隊時參加過那些工作、有過什麼創作、指揮過什麼節目?三,林韻離過隊、犯過錯誤沒有?四,劇宣七隊被迫參加國民黨,林韻說過什麼話、態度如何?五,隊與梅縣師管區合辦“藝術班”時林韻擔何工作,是否搞過紀念冊?六,林韻為什麼回福州,中藝是否討論過,有何決定?七,林韻回家後是否和你通信,他回中藝時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的?八,解放後見過林韻否?

這些顯然是林韻當時所交代的,造反派於是四出外調,想得到“證實”或者找出問題作為整人把柄。

和其他大多數證明材料相比較,林韻的證明材料問得更具體更詳盡,不過大多數答案是和其他人大同小異的,不贅述,但是我要記下“七”,這是顯示父親有多麼為難的一個例子,時隔二十年,生命長河中相遇的某個人,那麼細節的事……弄不好就會給這些朋友帶來滅頂之災,但是父親應對妥當。

七,林韻回家後是否和你通信,他回中藝時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的?

父親答復:我想了幾天,記憶裡沒有在香港時接到林韻從福州給我來信的印象。我是1946年11月離開中藝、離開香港去新加坡搞教育工作的。社是1947年(幾月我不知道)去泰國等地的。林韻回中藝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問題,我只記起有這樣一點印象。1947年秋季開學前後,或學期中,許諾(許是1947年到新加坡教書的),或還有其他人(如齊牧冬)在一起,向我提起想叫林韻回社(中藝)工作,我表示贊成。後來他們是否用我的名義(或信裡提到我的意見)去信要林韻回社(記憶中沒有我自己寫信的印象),也記不起來。至於寄旅費、旅費來源(可能是大家湊錢,好像談到過)及辦入境手續(護照)等具體情況,我沒有經手,情況如何?請向許諾瞭解。

還有“八”,解放後見過林韻否?

1960年我在北京參加外事會,住在北京飯店。林韻、徐洗塵、胡振表、施明新、林正斌等來看我(晚上)。他們是來北京參加“文代會”,記得那次我在北京看過《劉三姐》的演出。大家談到《劉三姐》之類的歌舞劇時,大家覺得七隊過去的演出還不錯。記得胡振表因此提起寫隊史的問題。胡振表說七隊過去演出的歌舞劇(指軍民進行曲、農村曲、生產大合唱、新年大合唱等),還有一定的水平。於是大家扯開了,你一句我一句,我現在也記不起哪句話是誰說的了。有的說七隊當時演出的歌劇,形式和內容都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受歡迎的。有的說,七隊在西南的群眾中是有影響的,受群眾支持的。有的說七隊的工作還是可以肯定的(記得林韻說過梅縣辦的音樂戲劇藝術訓練班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不但在當地、而且在華僑中也有影響,但這句話是否在這次說的記不大清楚),在群眾的眼裡七隊是進步的。當時談話的總的意思就是說,七隊過去走的藝術方向還是(指演歌劇等)對的,大眾的、民族的,是群眾喜聞樂見的,也有一定的成績。

(圖三,隊友相聚。前右起:徐洗塵、吳荻舟、葉霖(後改名蘇湘)、後排右起:胡振表、林韻、齊牧冬。)

最後還是提到要我寫隊史,記得我說哪裡有時間,也沒有資料。他們說他們找資料,我說先看看吧。談完,我和大家一起照了一次相。

記得我1963年(?)陪一批客人到上海參觀,見到孫天秩(上海戲劇學院還是其他藝術學校教燈光,記不清楚了),他也提到寫隊史的問題,並且告訴我他還保存著許多資料。我對他說,我什麼也沒有了。

那次談過後,他們並沒有給我寄過什麼資料,我也再沒有找他們提過這個問題。

他們終於把寫隊史付諸行動,已經是十幾年後,那是後話。

10.有一份寫於1969年4月3日的證明材料,不是為熟悉的抗宣一隊隊友而寫,而是為在隊的駐地認識的當地人何平而寫,要交待一,怎麼認識的?二,抗戰時期何平與什麼人來往?三,全國解放後何平去了香港,和什麼人來往?

父親在回答第三點的時候透露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信息:“全國解放後,許多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軍政人員,除逃到台灣外,不少逃到香港。如過去偽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熙寰[3]、建國日報社社長李育培、政治大隊隊長賴庋祿等都在香港,偶爾在馬路上也見到(如李熙寰、賴庋祿)。我未聽說何平和這些人來往,但,偶爾遇到是可能的。我在香港時,聽到一些有關這些人在港的情況的反映,其中有無何平反映的(不排除)記不清楚:

  1. 這些人大都在香港經商,開農場(養豬、養雞、養鴨、種植蔬菜、水果)、也有少數搞金融投機。
  2. 1956年前後,聽說我們要解放台灣時,他們很害怕,也怕我們解放香港,有些便跑到巴西去購買土地,但後來找不到工人去耕種,錢又抽不出來,回到香港很懊喪,覺得走投無路。”
  3. 有的對國民黨、蔣幫絕望,對人說自己是沒有希望了,只好呆在香港,將來子女還是讓他們回去,不要拖累他們。
  4. 又得到國貨公司買我們出口商品(食的用的),遇到他的熟人問起,為什麼買共產黨的東西,他說,現在管不了這些了,大陸來的東西又好又便宜,他便買。

另外,“何平在香港參加中華總商會,被推為會董,這是有意安排的進去起作用的,不是何個人的行動。”

父親對他的隊員們多有稱讚。關於徐方略,他說“徐方略在隊期間,工作態度是好的,誠懇負責,吃苦耐勞。”關於章枚,他這樣寫:“章枚能指揮、能作曲。”“章枚在隊工作一年,我覺得他不錯。當時隊的成員大都很年輕,沒有一個領導核心。人員流動率很大,一年多出進將近一半,1940年秋,章枚向我提出要離隊時,我很想留他。” 又比如第五章介紹過的中國越劇團團長白彥1960年12月率團去香港演出,父親肯定他“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

其他證明,父親也是實事求是,用詞懇切。至少在我看到的這四十幾份證明材料裡,他沒有指認哪怕一個“壞人”。其中一個“他的交待,我看了,發覺和我的記憶是有些出入的。這不是他記錯,就是我記錯,請向徐方略、胡振表等了解一下”;另一個“身體多病、思想單純,聽話,在隊期間進步雖慢,覺悟低,但,沒有發現和聽說她有不利抗戰的言行,和同志們的關係也不錯,所以同志們對她也很照顧。”

在他筆下,隊友們個個都是為祖國和人民奮鬥、努力自強的人。今天我們只可以想像,他這樣做頂著多大壓力,另一方面,我相信父親很為自己的隊友自豪。

這一章寫得很沉重,一來是看到父親寫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數量之大,雖然他慶幸當時自己的記憶力還好,不然怎麼應付?但是,那麼多人把時間和精力用於整人、用於為自己、為他人寫證明,是對人力物力國力資源多麼大的虛耗浪費?對被審查的本人又是多麼大的精神折磨?

當世界文明向前發展,中國卻在舉國內鬥:黨內的“路線鬥爭”、政府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幾乎是任何人與任何人鬥來鬥去。以億計的人螻蟻不如地浪費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啟示?立此存照,希望後人會研究這種可怕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


[1] “香港同胞對港英的鬥爭”指六七暴動,詳見第九章。

[2]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詳見第一章7、8。

[3] 李熙寰,國民黨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曾經和父親在廣州有交手,詳見第三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3回望歷史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3回望歷史

我整理了30多份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從1967年8月29日至1969年5月17日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此期間50多份證明材料。這是一些書寫工整、用紅色或藍色複印紙留底的泛黃紙張,有的有頭沒尾,有的有尾沒頭,我為它們一一套上膠套保護,順序放在文件夾裡,分量格外沉甸甸。我希望有一天能為它們找到缺頁的部分(在外辦、外交部的檔案裡大概會很齊吧)。

關於交待材料和證明材料的區別,“交待材料”主要是寫自己,父親寫的“交待材料”包括原生家庭情況、被捕坐牢的經過,抗日戰爭期間工作內容、在香港十四年和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五年的工作情況、家庭經濟情況等等。“證明材料”則是為某人、某群體、某機構、某個時期某個事件牽涉的人物等等所做證明。

母親有一張寫於1968年11月24日的便條:

“這次外調要求是吳和我一起的。共寫了五部分。(1)我和吳荻舟在一起的年月時間。(2)吳的社會關係,回京後到我家來過的人,我的香港婦女統戰關係。(3)我在新加坡入黨時的思想活動。(4)以後要我補充我的社會關係——補充材料。(5)關於黨籍的補充材料。”

1971年12月6日又補了一筆:“整黨中又寫一份黨籍問題材料。”

(圖一,母親寫於1968年11月24日的便條。)

可見這期間雖然只有父親被隔離審查,但是母親也必須按照造反派的要求配合。

這是他們在政治高壓下所做的人生總回顧,摻雜著給自己上綱上線,把自己踩進污泥的成分,不過從字裡行間也看到父母對自己參加革命的初衷以及一生努力的肯定和自豪。看到他們忠厚、懇切、謙卑的人格;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心路歷程,一頁頁、一筆筆記載下屈辱、痛徹心扉與扼腕無奈。

多年後父親講到自己當時的心路歷程曾經說過,在隔離審查初期,他以為只要將歷史事實一一交待清楚,審查的人就會明白他沒有問題。因為,他自認在幾十年革命生涯中,沒有偏離黨的需要,革命的需要,群眾的需要。在他的意識和行動中,這三者應該是統一的。但是,造反派卻逼著他一遍又一遍地寫,引導他“上綱上線”,還動員妻兒和他“劃清界限、“幫助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他對此曾經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要我寫自我背叛的認罪書呢?他們到底想要什麼呢?他說,後來他看到1967年12月16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文章,把周恩來親自組建的抗敵演劇隊打成“反革命別動隊”時,驚覺造反派要的不是事實,只是整人材料。

    他說,有時候也懷疑起來:自己的一生,是不是真有什麼當時認識不到的錯誤?他的交待材料簡直就是“鬥私批修”的典範,對自己一點點小毛病也不放過。而成績呢?還是像他一貫的為人,從不爭功、爭出風頭。什麼都是党的領導、大家努力的功勞。

所以在看清“造反派”的目的後,他開始把演劇隊所謂的“罪行”攬到自己身上,例如演劇隊集體參加國民黨,很多人為此挨整,他就在證明材料裡說:“在隊務會上我說了算,是在當時別無他法的情況下做了決定。”

他猜想,自己的處境都如此,領導過他的左洪濤、饒彰風日子肯定也不好過吧。造反派給他讀饒彰風為他寫的證明,都是斷章取義,儘管如此,還是證明不了他有罪,一次又一次,饒彰風實事求是地寫,在嚴刑逼供下寫,怎麼寫,都證明了父親絕沒有造反派企圖強加給他的那些罪行,證明了父親胸有家國情懷,不是一天兩天,也無關個人利益。

從時間上看,父親從8月26日開始隔離審查,8月29日至9月22日的三個星期裡,寫了《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一)至(五)》;於9月9日、9月28日寫了《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二)》,9月11日寫了《在獄中七年》、9月15日寫了《抗日宣傳八年》,可以說這是集中寫個人歷史的時期。之後,除了1968年3月18日寫了《反英抗暴》,2月6日寫了《歷史問題證明人名單》兩篇交待材料之外,是寫“證明材料”的階段。

可以推斷,“造反派”曾按照他寫的《歷史問題證明人名單》按圖索驥去外調。同理,要求他寫證明的人物,想必也是在本單位受審查,指出人生某階段的證明人是吳荻舟,於是那邊的“造反派”來外辦外調,要求吳荻舟為那個人寫證明材料。

寫完《蘆蕩小舟》第一章至第九章,我原本以為自己對父親幾個人生階段的經歷已經相當了解,沒想到看完“交待材料”又有許多新“發現”。不過這一章重點是了解父親如何“檢討”和“自我批評”、“上綱上線”——對這種“經驗”不能無知,不能忘記。

父親寫《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一)至(五),時間涵蓋1948-1961年。在此先把(一)至(四)匯總,前面已經講述過的不再贅述,請參照《第五章 香江歲月》。

《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一)至(四)分別寫於1967年8月29日,9月1日,9月7日和9月19日,下面總共引用了27段。

1.(世界和平運動)交給我時,我沒有問個為什麼,也沒去研究黨當時的對外政策,便埋頭去幹。現在檢查起來,這是一件重大事件,不管這工作當時該不該做,必須吃透黨的對外政策再去做。

2.(《華商報》讀書會)這個工作是否做得對?就當時情況說是對的,是適合當時的政治環境的。就廣泛的、大力的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那就更是對的。我今天檢查,主要是後來我整理了一篇關於學習《新民主主義論》的“學習心得”的文章,發表在報紙上。現在手頭沒有,具體有些什麼錯誤記不起來,無法檢查。但,隨便發表有關毛主席著作的學習文章,是錯誤的。

3.我在《華商報》搞熱風副刊時,和一些作家有來往。當時多數是投稿者,他們的作品內容記不起了。如果有錯誤,而且又是刊登在熱風,或讀者版的,我也有責任。雖然當時沒有嚴格的審稿制度,也沒有專門班子,但稿發不發,是有權的。主要因為當時自己政治水平低,看不出問題。

4.(關於招商局起義)這個工作上我有缺點,即對陳天俊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夠。他居功,

對我們最後對他的安排有不滿。原來招商局有三個副經理:湯傳篪、陳天俊、周魯伯。起義後安排三人的崗位時,我和華東的同志考慮到湯的政治關係和工作經驗比較好,陳過去當過國民黨領使,不是專業人員。在整個起義工作中湯的作用最大,所以決定湯當經理。陳周仍然是副經理,所以陳不滿,後來交通部調他回部工作,對工作安排也一直不滿。

5.1948到1952這段工作上的指導思想是準備五年解放香港的思想。一切群眾組織、群眾教育工作部署都按這個要求辦理。當時我雖是一般幹部,多做事務性工作,但情緒上也是急躁的,盼望早解放的,沒有長期思想,所以工作不細緻不深入,對英鬥爭是不講策略的。比如招商局的13艘輪船回國時,港英企圖籍蔣邦特務阻撓,出面干預,曾考慮組織力量打警察,後來還是據理力爭,港英理虧,13艘船全開回廣州了。

6.民生公司的起義和護產不是我做的,起義後國內派羅民秋同志下去掌握護產情況,他和我一個小組,有聯繫,討論過關於該公司的船回國等情況。7艘(還是5艘記不清了)船是經過與港英鬥爭後開回廣州了。但,有一批物資(詳細內容不清楚)裝上船要運往上海,在港內被蔣邦劫持跑掉了。當時該公司的經理是盧作孚,經手這事。出事後盧回國,在反右時自殺死了。是否與物資(配件)被劫持有關,不清楚。從思想檢查。當時有麻痹。

7.這期間有艘掛外國旗的、七、八千噸的輪船到香港大修。私股企圖霸佔人民財產,將它扣留在香港不開回來,國內要我協助設法弄回來(也派了人到香港同我聯繫),我找海員工會的負責同志(黨員)研究後,組織了一部分海員,利用第二次試車(試機器)的機會,當船被港英允許繞香港島一周試車時,突然在船上宣佈開往廣州。船長是外國人,年老,企圖反抗,為船員控制起來,結果是嚇死了。這個工作雖然是協助派來的同志,但沒有把詳細計劃報告領導,工作組裡也沒有談,就這樣做了,事,雖然是成功了,人民的財產是保住了,但,從組織紀律檢查,這是錯誤的。萬一行動失敗了,就會造成很大的被動。

8.出版方面。其中也出了一些毒草,如黨內一小撮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陶鑄的文章也出過。其他當地組稿的,調子、質量都低。發行方面,每年出口約一、二百萬冊。這些書到港後,雖然大力在港澳和海外發行,但,由於當時我沒有樹立起大力和千方百計發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沒有主動向國內配訂大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所以每年的發行計劃的制定就沒有抓,都由各單位,向國內提出要求,訂購。只滿足於每年一、二百萬冊的數字,政治質量方面就根本放鬆了。現在回過頭去看,比起最近兩年來,大量發行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著作,錯誤是很嚴重的。

9.電影方面。我對“向上向善”這些提法,缺乏階級觀點去認識、批判,看不出這些提法的錯誤,而且只是奴隸主義地去執行貫徹,同時,本身的善惡標準,只是小資產階級進步思想的要求,不是無產階級的標準。像《敗家子》這個作品,當時我修改劇本時曾考慮到必須強調華僑的勞動人民的品質,所以攝製出來,主題就比較健康。在僑鄉放映,普遍的印象都比較好。而且這部影片沒有遭到海外發行的困難。去年10月(1966年),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學習後,大字報上除了揭發批判了“在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這些錯誤的、沒有無產階級立場的提法外,認為香港的電影藝術,完全可以按照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和創作方法去做,可以用鮮明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去製作。這期間電影工作上對劇本的審查抓得太緊,幾乎每個劇本都要看過,有的還要送回去定,對生產數量有影響;其次,群眾的讀書會解散了,沒有用新的形式去代替它,對要求進步的群眾,不能滿足。

10.這時期的電影工作、出版工作。影片調子低,有些影片還粗糙,所以各公司的經濟普遍有困難;書店出版的書調子也低,政治理論的幾乎沒有,儘出一些科技的、應用的和文藝的書(發行是另一回事,這裡只提當地出版)。原因是對中央“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體會不全面,對充分利用這個基地一面,強調不夠。對“愛國主義宣傳”、“勸人向上向善”等,也沒有用階級立場去體會,愛什麼“國”,向什麼“善”,在具體工作上,影片上,書的內容上,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不鮮明。加上鬥爭極少,所以這三年多港澳顯得特別平靜。其實後來(1956年以後)的發展說明,敵人在準備對我進攻。

11.1956年(?)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麥君素陪同一批電影公司的編導人員參加國慶觀禮時,對他們宣佈,鳳凰公司是個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編導人員回去說是半社會主義性質),公司的職工是國家幹部。這是不符合香港實際的、過左的提法。當時我聽了只要他們不要再往下傳,沒有就這問題進行政策教育。這對以後(1958年以後)電影線(主要是國語線)的“關門主義”等“左”的思想傾向有關。當時,我雖不同意那種提法,但,沒有進一步說明為什麼“不要往下傳”,必然地客觀上在他們思想上產生了“只不過不要往下傳”而已,對麥的錯誤意見,沒有加以徹底否定掉。

12.新聞統戰工作上的錯誤。對新聞界(主要是我們的各報)的上層團結多,思想教育少,見面只談業務,少談思想,不突出政治,有事有傳達都在會上談,很少個別深談黨的方針政策。對幹部也是如此,整天事務忙忙碌碌。

13.和謠問題。1956年間,提出“和平解放臺灣”問題,展開宣傳後,謠言很多。一些中間落後的報紙,繪聲繪影,說我們已經在香港談判,或在XX地談判什麼條件等等。當時麥君素(王匡)直接找新聞幹部佈置了有關這一宣傳工作。回來後,有的報紙宣傳上出現偏差,如強調當時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有的就進一步談論到如何談判問題。有一天新晚報突然把外國通訊社一條巴黎(?)的消息登了出來,說我們在那裡談判,提出了幾條具體條件等等。當即出了毛病,我受到批評,思想不通,有委屈情緒,覺得這工作是王匡麥君素親自抓,既把幹部找上去談,又時常有小條子下來指示,怎麼是我的錯呢?後來也一直沒有再檢查自己的錯誤。其實我當時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幹部的作風我更熟悉,我有責任事先就這一宣傳工作在幹部思想上,在自己的思想上吃透中央的政策,把“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和“具體談判”的報導區別開來。宣傳,上級已佈置,可以做,但,“談判”的報導沒指示,就不應報導,而且根據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報導,是十分危險的。平時新晚報的領導幹部的新聞觀點就有缺點,不只一次出事,我應事先交待清楚,我沒有做到,出了事,是該檢討的!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

14.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時,XXX搞了一篇“夕夕談”,大數斯大林的錯誤。我看到了,當時就提意見,說這樣做不對。但當時沒有嚴格批評,是錯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對赫修認識不足,對他的攻擊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斯大林的陰謀沒有足夠的認識,和沒有重視。這不僅是政治敏感不夠,而且是對斯大林的偉大認識不足。

15.處理長城公司導演蘇成壽回國有錯誤。當時(1957)蘇受敵人誘騙參加了偽國慶(雙十節),過後反悔,向當時該公司的另一位導演(群眾)交待,並要求馬上回國內,他怕蔣特害他。我提出同意,請示了XX同志,也同意了,就馬上佈置他經澳門回去了。後來敵人造謠說我們把他綁架回去。現在檢查起來,這個做法是錯誤的,應該加強對蘇的政治工作,穩定他,適當安排對他的安全措施,留下在香港和敵人鬥,揭穿敵人的誘騙,就更主動。

16.(新聞方面)三一事件前,港澳同胞不僅成立很多學習會,學習毛主席的著作,馬列主義的理論,而且報紙上也宣傳。三一事件後,提出“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後,通知所有單位(包括新聞、出版、電影)的群眾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讀書會一律要停掉,報紙上也只搞愛國主義宣傳,結果造成正面報紙的副刊調子和新聞版大量報導和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的調子,很不調和。

當時,我也並不覺得那樣做,有什麼不對。雖然我也曾想過,理論上的宣傳和介紹,不等於馬上搞解放香港、澳門;也曾想過,香港是我們對世界、對亞、非、拉美擴散和轉播反帝、反殖民主義思想的橋頭堡、轉播站,那末我們的報紙為什麼不能大力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呢?但,我沒有向上級反映這個意見。這顯然是右傾,是錯了。

17.對帝、修、反(包括托匪)言論,一概不理,我也覺得是右傾。解放前的上海還有各種論爭,為什麼香港不能做?香港帝、修、反的言論機關很多,天天有大量報紙瘋狂地對我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惡毒的攻擊、誣陷,可是我們沒有理它。當然,我們強調正面宣傳,是最有力的對它的反擊,這是不錯的,完全對的,但,我們沒有在讀者中揭發他們、打擊他們。尤其像托匪以左的面目出現,搞“紅旗政策”,很容易在讀者中引起錯覺和思想混亂。所以還是應該採取必要的抨擊他們的言論,揭發他們的陰謀。說“理他們會抬高他們”,這是右傾。當然,我們也不是大小問題都搞,鼻子被牽著走(當然不好)。我們必須抓住主要的、給予打擊,而且一定打得垮。

18.九暴(1956)的宣傳,對蔣狠打,對英指責其“坐山觀虎鬥”這些都是當時廣州的指示,我們都做了,這是對的。但,有一點,我們的報紙,當時一面由於交通(宵禁或暴亂中心被隔絕,我們的記者不能進去)斷了,一面由於群眾用電話報情況,無法核對,因此有時新聞報導上不是那麼確實、甚至失實,當時,我也沒有很好抓這個問題,這是一個缺點。從思想上檢查,不是極端負責的態度,是一個錯誤。當時,各線(主要和工會線)根據工委指示,成立一個臨時聯席會議,由我負責召集,只顧忙著抓各線的自衛的具體鬥爭,安全措施等,忽略了抓新聞的報導,當然是不對的,造成我們的報紙新聞報導失實的政治損失的責任,我應該負。

19.反葛量洪的鬥爭。通過統戰人士口頭揭發、抨擊,是否有錯誤,現在無法交待,當然,有些資料是根據我們的報紙來的,報紙有錯誤,有缺點,也就可能造成口頭揭發、抨擊的錯誤和缺點。現在只交待新聞上的。這次鬥爭政治影響是肯定的,過去香港誰也不敢對統治者指著鼻子抨擊,而且數了他十年經濟上、政治上迫害港九同胞的罪行,社會震動很大。但,具體做法上(主要是報紙),我沒有抓好。有些文章擺事實講道理的質量不那麼高,有些文章人身攻擊過多了一些。記得有一篇文章因此未登完便停了,時間也拖得長了一些。

20.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因為要摸到蔣幫對我這一政策的反應,我沒有掌握好中央的精神。有一次我同意記者採訪並發表XXX(名字記不起來了,伍憲子?[1])的意見(間接採訪),結果XXX跳出來在報紙上否認,造成我們很被動。

21.(電影方面)電影線為了加強集體領導,1957年成立電影中心小組,仍由羅XX負責。電影工作中,最大的錯誤是“三一事件”後,製片方針(主要國語片)雖然後退了一大步,但,我長期以來,沒有改變國語電影界中歷史上存在下來的左、“右”堡壘分明的局勢,致使國語電影界的統戰工作長期打不開。

22.1956-57年間,我向一位具體領導我的廣東省委宣傳部X處XXX提出,“白開水”製作方針調子太低,他說可以加點“漂白粉”(使它有點味道的意思)。我又對另一位領導XXX提出東南亞的政治環境,各國不同,也不是鐵板一塊,應充分利用,製作點調子較高的影片,後來受到批評,說我太“左”了,我思想不通。

現在想來,我當時的提法有片面性,環境可能變得更壞,光提調子低或者高,不能解決問題,不易掌握。應提,不論什麼題材,哪怕只是社會上發生的一件極普通的、但、它只要是大多數群眾所關心的問題,用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去(藝術)處理,突出問題(突出矛盾),分析問題(矛盾),解決問題(矛盾),而且是為廣大的人民大眾去拍這部影片,那麼,這部影片就是一部好影片。我們就是要多生產這樣的影片。過去我們就是以小資產階級的藝術思想去寫劇本,拍電影。所以拍了一些光明尾巴的所謂左的影片,後來又根據“白開水”和小資產階級的善惡標準,拍了一些勸人向上向善的、白開水的影片,都是錯的,都是起不到教育群眾用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立場觀點去認識問題的作用的。

23.各公司經濟困難時,有些人動搖要離開。有一次我和鳳凰長城的一部分成員聊天,提到香港電影工作,是革命工作,幹革命工作再困難也要堅持,不得已時,大家房子租不起了,就搬到清水灣製片廠(這是我們投資的廠)的攝影棚去住,大家吃大鍋飯也要堅持下去。”後來(1959)這句話受到批評,說我過左,寧可左到公司關門,搬回國內,這是誤會。我當時只強調我們香港電影工作的意義,艱苦也要堅持。但,現在,尤其讀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抗日戰爭中針對著由於國民黨反動派、日本帝國主義封鎖我們根據地、敵後遊擊區、解放區的困難發表的一系列輝煌著作後,我覺得光強調這一方面是有片面性的,更主要的是應該強調如何抓好製片,提高收入,保證同人的生活才對。

24.1957年春節間,幾個公司成員分批座談時,提到沒有題材可寫,生產困難。各公司出品內容千篇一律,觀眾倒胃,收入下降等情況時,我提到要學學“商報”。“商報”是我們的報紙中銷路最廣、銷數最多、能自供自給的報紙,它的主要長處是港聞版和副刊能抓住各種各樣的讀者,因為港聞廣泛地反映了社會存在的、發生的問題,副刊有各種各樣的文章、小說……各個階層的讀者都能在它那裡找到自己愛看的東西。所以我提到電影也要廣泛地反映社會上存在的問題,現在感到沒有東西可寫,如果大家像“商報”的記者一樣都到社會中去,到群眾中去,廣泛地接觸社會,就會有很多題材,就會取之不盡了。現在我們的影片就是反映社會面太狹,寫來寫去就是身邊的那一些事。這樣不但會覺得題材枯竭,而且拍出來也沒有人要看。

雖然,這是企圖解決題材的廣泛性問題,但,光這樣提,而不同時提我們的電影該為誰製片,為什麼製片,也和“白開水”的提法一樣,不是全面的,非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25.戲院投資,1955-57年都提過,但,沒有抓緊,提上去了批不准,也就擱下了,結果是各公司的影片沒有自己的放映陣地,受戲院商的控制、剝削,各公司經濟一直困難。當時外匯緊也是原因。抓不緊也是原因,所以遲了兩三年才克服了各公司的放映陣地,克服了經濟困難(這時我已回來了)。

26.(統戰工作)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期間,除新聞工作上出了一些偏差和錯誤外,統戰工作上,為了瞭解蔣幫對我政策的反應,我未掌握好中央的指示精神,讓記者和社會幹部出去活動,把接觸面鋪寬了,後來中央糾正了,指示非蔣幫嫡系,不去理他。

27.(其他)招商局的工作。我在招商局工作了七年多,對於招商局的業務,我是主張大力開展的,擴建辦公樓(部分租出去)、擴建倉庫、擴建碼頭、建造躉船、拖駁等。但,由於我不是正面負責,結果沒有及時大力推動,遲抓了兩年。而且建造躉船,在我離開時(1957年7月)尚未搞。其他雖然都搞了(倉庫、碼頭在我離開時已落成,投進生產,公司大廈則到我回國內工作以後才搞),也遲了兩年。否則可以為人民多收許多外匯。最高指示,“抓而不緊等於不抓。”

以上就是父親所寫四份《香港工作十四年》交待材料的摘要。

(圖二,其中一份交待材料的結尾。)

另外每一份交待材料後面都會有“以上交待,請同志們審查”字樣,有一連串口號比如:

    打倒劉、鄧、陶!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革命的大聯合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1] 伍憲子(1881-1959):中華民國政治人物,曾發起中國民主憲政黨等組織,1956年出任香港聯合書院教授,至今網上有售賣他的著作:《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中國民主主義》、《孔子》、《經學通論》等。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為了對父親吳荻舟深陷其中、最終導致他離開香港工作崗位的這段歷史有個大致瞭解,我根據父親遺文內容和手邊兩本比較權威的著作做了一個《六七暴動易覽表》。

易覽表第一欄是日期,覆蓋了六七暴動期間和前後。前,是“六七暴動”爆發之前的事件、可謂“六七暴動”的先聲;後,則是餘波、父親事後的回顧和反省。

第二欄是父親遺文內容,摘要自六七暴動期間的會議記錄、政審期間的交待材料、幹校日記以及80年代在從化溫泉接受採訪的記錄、回憶文章等等,按事件發生的時序重點錄入;比如易覽表第一項,是1959年6月-9月在50天整風中中央對港澳工委的批評重點(50天整風記錄已見第五章 香江歲月)。

第三欄是摘要的出處,即遺文/孤本的命名,比如《六七筆記》、《三一八交待》、《從化採訪》等等;

第四欄是背景,包括當時中國內地和香港發生的大事。這部分主要參考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13)和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8)以及其他來源的文獻,在此深表感謝,唯內容經過概括縮編,難以一一註明出處,還請原諒[1]。迄今看到的“研究”中,有些人會顛倒事件日期,歪曲事件原貌。在研究歷史時,時序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儘管難免枯燥,還是一一列舉。

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書信筆記文獻資料。

吳荻舟留下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圖一: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它們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事件日期   吳荻舟遺文內容 引文出處      背景
1959.6-9月 中央批評港澳工作:“58年工委下放後搞了不少極左的動作”,“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產階級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內外不分,搬了國內的一套。”“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50天整風記錄[2] 1949-1958新政十年間,內地搞了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大大小小的運動,部分香港左派幹部受到影響,特別是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港澳後,部分人就照搬國內一套,搞一些極左動作,違背中央對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被中央召集整頓五十天(1959年6-9月間)。
1966.5.4 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談話記錄 1966年4月,香港政府批准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引發騷亂。香港《文匯報》短評譴責騷亂“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

5.16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正式啟動文革,周恩來明確表示香港不搞文革。

 

1966.12.3-1967.1 1966年冬到1967年春,澳門爆發反迫害鬥爭。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干擾。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驅逐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所謂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兩次反迫害鬥爭(1974)

 

 

“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受到衝擊,廖承志年底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1月18日-1967年1月28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以澳葡政府向受害者認罪賠償結束。期間香港左派“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前往聲援和取經。

1.18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聲明:接管外交部黨委。

 

1967.1.19 當晚李(一氓)把權交出去後,外單位的群眾要組長一級的當權派表態,我表示支持。事後越想越不對頭,一來外辦的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絕不能奪;二來讓外單位的群眾過問港澳組的工作,無法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便去找宣傳組的兩位組長談,他們也覺得昨晚的交權是錯誤的,於是我們發表申明撤銷昨晚的表態。

 

我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點體會(1972.10.1) 1.19陳毅通知國務院外辦副主任李一氓[3]“趕快把權交出去。”

1.25周恩來接見駐外使館回京人員,根據毛澤東“九九指示”,使館工作人員要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港澳工委後方機關所在的廣東省委第一把手陶鑄被“打倒”,省委被群眾組織“接管”。

1967.4.20 《六七筆記》第一篇,記錄《人民日報》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十點提綱。 六七筆記

 

3.15經毛澤東同意,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

3.16港澳工委常委、香港《文匯報》社長孟秋江自殺[4]

3-4月間,中共外交系統掀起批判陳毅高潮,外交部和外事辦公室成立各種“批陳”組織。

 

1967.4.24 國務院外辦批判陳毅:(陳毅)批評我們在港澳宣傳社會主義,學毛著,認為是愚蠢,左得可愛,左得可恨[5],要我們少搞鬥爭,少搞政治學習思想改造。 六七筆記 香港勞資糾紛不斷,如海員、出租汽車、紗廠、水泥廠等。

4.28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因印尼排華被驅逐返京,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

5.1姚登山受到毛澤東和江青接見。

 

1967.5.6 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6]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7]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因此在會上我說:鬥爭(反迫害鬥爭)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X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三一八交待(1968.3.18)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5.6六七暴動正式開始。起因是4月新蒲崗膠花廠勞資糾紛,勞方不接受政府調解,遭到防暴隊鎮壓,騷亂由工廠內擴散至社會。流血衝突中工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港英政府”等口號並高舉“紅寶書”,工廠門口貼滿大字報。有工人代表被扣押。

5.7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召開聲討大會。

5.8日前被捕二十餘人上庭。

樹膠塑膠業總工會率先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

5.9以後防暴隊和左派工人、學生、市民連日對峙。更多人受傷、被捕。

5.11北九龍局部地區宵禁。

5.12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

香港逾千人聚集、擲物,敵意升級,燒車燒房,警方動用木彈、催淚彈、飛機等,騷亂中有人受傷並出現第一名死者。

5.15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強烈抗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外交部通知港澳工委、廣東省軍管會:“《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業經中央批准,請遵照執行。”

港督戴麟趾[8]發表聲明呼籲維持和平和秩序。

5.16“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成立。

5.17倫敦英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港府維持法律和秩序並呼籲雙方理智。

抗議浪潮持續,港督府外抗議人潮和大字報延續多日。

油麻地鬧市大騷亂,逾千人縱火燒車、破壞交通燈及標誌,向警方投擲石塊。九龍西南區宵禁。

5.18北京群眾集會,聲討港英當局。周恩來、陳伯達、陳毅、謝富治、廖承志、羅貴波、王力、關峰、聶元梓等出席。

5.22香港花園道示威遊行遭警察和防暴隊鎮壓,數百人受傷被捕。二戰後港島首次宵禁。原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蕭茲[9]在帶領左派群眾遊行時被警方打得血流披面。

 

1967.5.23 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從化採訪(1986.11.14) 5.23鬥委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1967.5.24-27 外辦與外交部成立了聯合辦公室,處理反迫害的有關事務。辦公室主任是羅貴波[10],下設三個組,吳荻舟以外辦港澳組副組長身份參加,擔任群眾組組長。首次開會評估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和策略,評估英美在香港的利益等。

周恩來在這幾天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包括:1報導要實事求是,不能言過其實。2情報要及時可靠。3這次鬥爭不能違反長期方針,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4不能開殺戒。5這次鬥爭是長期性的,波浪式前進的。6這次鬥爭是靠當地力量的政治鬥爭;不能依賴國內的力量,不能採取軍事行動;不能陷中央於被動,迫中央上馬,在那裡打一仗。7這次鬥爭,不能設想像省港大罷工一樣,把港九的同胞都撤回來,進步的回來了,把廣大中間落後的送給敵人,日本正想利用,他們一定會利用。8“敵人要害部門”的力量要保護,不能使用。9可以去敵性港口的船上的力量不能使用。10提條件要考慮到敵人能接受;要有兩點論,方案不能只提一個。

 

六七筆記/

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寫作時間未詳)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從5月下旬到7月上旬,北京、廣州等地也多次舉行集會遊行聲援香港工人,聲討和抗議港英當局。

5.24港府宣佈緊急法令。公報稱:兩週來共十七人受傷,包括三名警察,一人“犧牲在憤怒者自己的手中”[11]

5.27陳毅在慶祝阿富汗獨立四十週年的招待會上譴責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對香港愛國同胞的鎮壓。

6.1港府警告貼煽動暴亂及違法行為的標語將受到法律制裁。

6.2《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3《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被香港左派視為準備解放香港的訊號。

廣東省軍管會成立了“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籌備委員會”。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向港督發抗議電報。

1967.6.5 6月5日起周恩來指定吳荻舟單線聯繫,向周負責。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1978前後)

 

6月初周恩來召見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等人赴京談關於武力收復香港問題。

6月 5日爆發第三次中東戰爭,後稱“六日戰爭”。這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對“六七暴動”有微妙的影響。

 

1967.6.6 一個月來,香港資本大量外流,銀行存款銳降,市面銀根緊縮,銀行對放賬都抱戒心。

有傳英國可能採取外交途徑,把交回香港的期限提早。

罷市商人分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三心二意。

 

六七筆記 6.6周恩來批評外交部對英照會措辭過左,對香港“反迫害鬥爭”指示:不搞總同盟罷工,不馬上收回香港,合法與非法鬥爭相結合,不能在這次鬥爭中把力量全部暴露。但是要使群眾能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要做輿論動員。

港英當局沒想到香港問題引起北京這樣重視。

 

1967.6.7 周恩來指示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

考慮年內搞幾個高潮,有起有落,有主有從,有高有低,波浪前進,迫使港英低頭。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7(或6.8)周恩來接見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傳達毛澤東“現在不打”的指示。

6.8左派工人徐田波在黃大仙警署被毆斃。遇難工友還有曾明和黎松等。

6.9香港官方喉舌英文南華早報消息指香港政府打算遞解3名左派人士出境。

 

1967.6.12 中央文革派人來反迫害鬥爭辦公室。

決定加速反映情況,每天通過周恩來外事秘書錢家棟反映鬥爭情況。

從1967年6月中旬起,陸續出現不尋常情況,比如經周恩來同意吳荻舟通知香港鬥爭指揮部,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是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但是6.12“指揮部”直接宣佈九龍倉長期罷工。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連日貼、撕大字報和標語導致很多衝突和停工停航抗議,數百人被捕。警方搜查銀都等左派機構。

6.10香港工人第一回合罷工開始(在此前後,不斷有罷工停工行為)。左派機構第一枚土製炸彈被放置在北角電車站,幸而沒有爆炸。

6.12千餘工人召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大會:隨時投入更大戰鬥。

6.13外交部再提最強烈抗議。

同日港澳工委書記梁威林抗議港府發“遞解令”,警告要“徹底粉碎”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反動統治。

十一個行業停工一天。

 

1967.6.14 如何應對港英遞解左派二十七人出境問題和不同系統分工有矛盾的問題;決定派人去廣州。

討論港澳工委和鬥爭指揮部的關係。

 

六七筆記 6.14全國總工會匯一千萬元支持香港採取罷工、罷市、罷課等手段與港英對抗。

周恩來派姚登山到廣州處理香港問題。

1967.6.16 港府如何解讀《人民日報》社論:①中共不會全心支持六七暴動,②可能拖幾個月,③5.22後象徵性罷工,小而令人頭痛。港府並指示各教會作最壞準備,應付長期戒嚴。評估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六七筆記/ 6.15港府新聞處公報稱搜查並吊銷左派戲院的牌照。

6.17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抗議港英“挑釁”並嚴重警告。

 

1967.6.19 香港如何處理罷工工人:全體解雇,先開除頭頭和積極分子,其他接受登記復工。

評估鬥爭形勢,部署鬥爭策略,提出不應把勝利條件放在軍事行動上。

 

六七筆記 6.20鬥委會決定為“徐田波、黎松、曾明三位烈士治喪”。
1967.6.21 香港城工委張X告鬥爭指揮部一狀。

 

六七筆記
1967.6.22 港英策反和鬥爭指揮部存在的問題。 六七筆記 6.22港英突襲樹膠塑膠業總工會時工人諸永山被槍擊身亡。

 

1967.6.23 工人諸永山被打死;評估美國在香港的軍事活動、對六七暴動的態度;評估中共在香港新界和學界的實力。 六七筆記 6.23二十多個工會發表《聯合大罷工告各業工友書》。

6.24周恩來接見贊比亞總統時強烈譴責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暴鎮壓。

 

1967.6.26 灰線暴露問題;罷工罷市引發的對港供應問題;是否期租船、瓜果船、轉口貨船一律不去香港等。

香港鬥爭指揮部宣佈全港長期性罷工。

六七筆記/

證明材料(1971.10.27)

6.24香港第二回合罷工,20個工會工人聯合大罷工。

6.25鬥委會號召更大規模的罷工、罷市和罷課。港九三十二間左派學校聯合停課一天。

6.25港督戴麟趾回國“度假”,臨行前表明港府有能力令香港恢復正常。

6.26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向英國駐華代辦提交照會。

 

1967.6.27 有人提出“為了積極支援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意見: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向吳荻舟查詢,吳荻舟指示截留在深圳。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27港府發言人稱左派的“大罷工”失敗,改為採取種種威嚇手段。
1967.6.28 周恩來指示:長期鬥爭,政治鬥爭,當地鬥爭的方針不變。

討論暴動以來香港經濟,銀行存款被提取佔總存款四分之一。

記錄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周恩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六月底七月初,香港群眾線黨組織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放在已被港英監視的“指揮部”。吳荻舟考慮到這是違反周恩來關於群眾線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立即通知“指揮部”把名單銷毀,以免萬一指揮部遭襲擊,名單落入港英手中,群眾線組織有可能遭嚴重破壞。

六七筆記/

318交代材料/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6.28《文匯報》稱“港英在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特別是經濟上)遭受到空前沉重的打擊”,“繼續下去,(港英)非徹底垮臺不可。”

國務院對外貿易部發《關於立即停止對香港發運貨物的緊急通知》。

正常貿易中斷,內地分批以各省市人民名義送大米給香港。17,000只豬滯留深圳。

6.29港九工商界小販、百貨、糧油、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出版印刷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告罷市四天。

華潤、五豐行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佈聯合罷市。

香港《華僑日報》社論呼籲採取緊急措施應對中共發動的罷工罷市。香港輿論普遍譴責暴動,金庸旗下的《明報》也屢屢批評左派的做法。

 

1967. 6.30 暴動存在的問題:核心未建立起來,問題未研究透徹就做決定,頭腦發熱。

 

六七筆記 6.30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
1967.7.1 罷工情況;據反映1英警退出多,加入少,2港英對華籍員警不信任,3五個英國警官受聘後不來——辦公會認為這說明香港人心向背。

 

六七筆記 7.4《人民日報》“反英抗暴”第二篇社論,調子降低,但仍鼓勵“鬥爭堅持到底”。

 

1967.7.7 收到的消息:據悉港九邊境各區華籍員警現已全部調離,改由英警幫辦接替。 六七筆記 7.7左派報紙披露有個“四人暗殺名單”,這四個人是徐家祥(時任署理華民政務司)、李福樹(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東亞銀行董事)、彭富華(新界鄉議局主席)、查良鏞(即明報社長,武俠小說大家金庸)。

 

1967.7.8 新界群眾成立“鬥委會”。

七月上旬,有人私下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歸納的順口溜作為方針指示捅出去。 “聯辦”為此召開批評會。會上吳荻舟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是周恩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8沙頭角發生激烈槍戰。五名香港警察、一名大陸民兵死亡,八十名港警被圍困五小時。

外辦副主任劉寧一主持討論後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

7.9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京代辦,遞交照會抗議“沙頭角血腥暴行”。

1967.7.10 沙頭角槍擊事件,提出加強沙頭角鬥爭的政治影響。邊界活動目的是支援主戰場,推動主戰場,不能喧賓奪主。

辦公會討論存在的問題,認為罷工發展不平衡,是由於思想工作未做好是主要矛盾。

①思想未一致。

②組織還有缺點。

③對敵人、對自己的力量未掌握。

記錄7月中旬,廣州海運局的一位處長和一位保衛科長經交通部介紹,來向吳荻舟反映:香港“指揮部”說中央指示:把穗港線輪船上的護航武器(包括機槍、步槍、手榴彈等)運上岸(香港)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招商局。當時《星島日報》刊過一條消息:港英正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吳聯想到如港英追查,萬一暴露上述三個單位有武器,他們即可依法查封。這和周恩來“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的指示也不符合。吳告訴他們,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聯辦”是唯一下達指示的渠道,今後這類事,請先向“聯辦”反映,已搬上岸的部分武器,等請示後處理。後來周恩來果然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10/12周恩來談對香港不動武[12]:“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昨天,主席講了,還是不動武。”

7.11新華社記者被捕,外交部和香港新華社梁威林抗議:“一切嚴重後果應由港英當局負責。”

騷亂持續,港府宣佈整個香港島北岸全部宵禁,陸續對部分左派機構領導人和參加遊行示威的群眾、學生展開搜捕,封閉銀都等左派機構,搜查國貨公司等。

7.12首枚炸彈在大埔鄉事委員會爆炸,啟動炸彈浪潮。

7.13《明報》批評左派燒巴士電車、打司機、殺警察不得人心,左派報紙猛烈還擊。北京新聞界千餘人到英國駐華代辦處抗議。

7.14警方搜紅磡勞校。

7.16警方搜銀行職員宿舍。

1967.7.24 評估形勢和實力:海員罷工對海運的影響多大?堅持下去有無困難?為了打擊美帝侵越的軍運,在香港和越南的船,能控制多少?大搜捕有多大損失?(傳說戴麟趾帶了500名單回英國。)

七月下旬,“聯辦”送一個報告給周恩來[13],要求批准照會英國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全部釋放反迫害鬥爭中被捕的我方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吳荻舟考慮照會送出後,如港英不做相應反應,我們對下一步沒準備,將陷中央於被動,因此吳荻舟請錢家棟把報告壓一壓。當時吳荻舟已處境困難,在那次和錢通話時談到有些事“聯辦”事先不知道,等知道後香港已幹起來。錢說,他們那裡的壓力也很大。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7.17港府鐵腕“掃蕩”,鬥委會號召“立即行動制裁”。

7.18警方搜華革會。

7.19港英當局判新華社記者薛平入獄兩年。

7.20港府憲報號外公佈立即生效九項緊急規則,例如散佈謠言引起公眾恐慌等均屬違法。

7.21北京軟禁路透社記者。

7.24英國研究在香港設立小型核武以阻止解放軍強行進入,後以不切實際而放棄[14]

1967.7.26 記錄被要求交待問題。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25警方多處搜到訊號槍、氣槍、鐵枝、鏹水等武器和標語傳單。

7.26一天有八處爆炸。

7.27 曾佈置撤出在香港被運上岸的交通部護航槍支手榴彈,這天接到報告已撤出。

 

三一八交待 7.27大批軍警突襲三間左派國貨公司。
7.27-28 討論對過去鬥爭的看法:

1、過去對英鬥爭是右的,鬥爭也是不狠,小勝便滿足了。

2、過去對大資產階級也是右的。

3、對基本群眾不做工作,過去只做那些上層統戰工作。

六七筆記 7.28廣州軍區會議研究對香港動武的三個方式[15]:中印邊境式;沙頭角式;武工隊式。

7.29軍警對港九各地左派機構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

7.30又有記者被捕。同日港九各地發現二十幾個炸彈,由軍火專家引爆。

7.31軍警搜查三個左翼工會。

8.4政府強攻左派據點僑冠大廈、新都城等。

 

1967.8.5 吳荻舟被撤出聯合辦公室。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8.5文錦渡邊境有中方搬運工人越境搶奪港英軍警槍械並逼迫港英寫保證書。8.7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發表“八七講話”,煽動紅衛兵衝擊外交部,“奪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肯定香港左派“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進行自衛反擊”。

 

1967.8.8 外辦開會批判李一氓。周恩來曾說他“一到緊急關頭,就政治動搖”。

 

六七筆記 8.8“鬥委”之一中華書局董事長吳叔同逃到臺灣,獲蔣經國接見。

8.14中國外交部照會英國駐華代辦處,提嚴重警告。

8.17《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被令暫時停刊。

8.19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

港府查封《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逮捕負責人,判囚三年。

8.20香港清華街兩幼童被左派放置的炸彈炸死。

中國外交部發聲明,限港府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三報停刊令及釋放被捕報人。

8.22外交部限期過後,發生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

8.23周恩來批評外事口文革的極左行為(包括火燒英國代辦處);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重掌外交大權。

8.24香港商台節目主持林彬被“鋤奸隊”燒死。

 

1967.8.26 吳荻舟被隔離審查。 8.26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8.28港英警方在港九各地接穫十五宗發現炸彈的報案。一名軍火專家殉職。

8.29發生千人騷亂,警方擊斃一人。搜查發現真假炸彈。

8.31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黨組成員,批評姚登山到處講話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是極左,影響外交工作。

9月只餘零星事件。

9.18周恩來接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對外文委的領導幹部時批評姚登山“昏昏然”,“個人主義膨脹”、“非常猖狂”。

11-12月

周恩來召香港工委到北京,滯留兩個月冷靜頭腦,停止暴動。

1968.1.1-3周恩來接見港澳會議代表,正式下令結束暴動。

 

1970.10.3

 

當時思想上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工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工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幹校日記
1971.10.24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證明材料
1973.6.4 1967年5至8月初,領導派我到港澳辦公室工作時,正是國內外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複雜的時候,當時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港澳的長期方針受到嚴重干擾。一開始,便在香港反迫害鬥爭的方針上發生激烈的爭論。鬥爭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形左實右的做法和部署:——不請示訂購700打蔗刀,挪用護航武器,要搞限期照會等等。這些做法嚴重違反中央方針和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指示,將陷中央於被動,我都設法加以截留或撤回來。

 

給廖承志的信
1986.11.14

 

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從化訪問 1978年初廖承志召開港澳工作會議,《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撒切尔夫人作為兩國政府首腦在中國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97年4月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在《回歸的歷程》中對六七暴動的結論是:“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責任在中央。”

 

 

以上《六七暴動易覽表》列出的只是我所掌握的碎片而已,供參考和判斷。

[1] 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大量當時香港和內地各種觀點的報紙報導、內地已公開的資料如《周恩來年譜》和珍貴的廣東省軍管會文件等;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逐日注釋吳荻舟《六七筆記》並收錄吳荻舟其他有關六七暴動的孤本,參考了英、美檔案,亦有後發優勢,參考了前人著作中的重要資訊。另有張家偉著《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年)採訪了多位來自港英政府及左派陣營雙方的當事人。我認為,研究“六七暴動”,這三本書必須一起讀。還有更多的書,恕難一一提及。

[2] 如無註明,則第三欄文獻日期同第一欄事件日期,下同。

[3]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縣東大街人,曾參加長征、任新四軍秘書長。歷任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投入監獄6年,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等。

[4] 孟秋江:(1910-1967)曾任《大公報》、《新華時報》記者,1941年加入中共,1961年接替吳荻舟任香港《文匯報》社長,赴港前任職中共中央調查部。自殺原因始終不明。百度百科關於孟秋江的詞條裡根本沒提62年以後;維基百科說他“文革受到殘酷迫害”,“遭迫害死於非命,身後沒有留下錢財,沒有子女。”

[5] “左得可愛,左得可恨”是陳毅在1958年批評赴京匯報的港澳工委常委祁峰時說的,亦見於鐵竹偉著《廖承志傳》:“祁峰同志,我看你們頭腦發熱,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你們真是左得可愛,左得可恨喲!”《六七筆記》這一篇顯示,1967年陳毅受到外辦內部極左派的批判,被“翻老賬”。

[6] 四處:根據吳荻舟回憶,香港的工作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1956年曾經把三個部合起來,1957年港澳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保衛處。不過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在吳荻舟遺文裡,我看見過“組織部四處”、“宣傳部四處”(1961年吳荻舟曾任宣傳部四處主任),更多的只是提“四處”,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四處是現在“八辦”的前身。坊間也有不同解釋甚至爭論,有待相關檔案解封。

[7] 城工委: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是中共在港澳的秘密工作系統,港澳工委則是半公開系統。

[8] 戴麟趾:(1915-1988)二戰時加入英軍,1950年後在香港任職,1964-1971任港督。

[9] 蕭茲:2019年2月1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3歲,他生前談及六七暴動:“我認為當年為爭取社會公義、反抗港英殘酷鎮壓是正義的,但整個運動過左的行動和目標則是錯誤的。”

[10] 羅貴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1927年加入中共,贛南蘇區創始人之一。中共建國後歷任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越南首任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職務。1970年12月後受審查。文革後曾任山西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

[11] 5.12第一名死者陳廣生是一名理髮學徒。左派說他是被防暴隊打死,亦有說是被群眾亂石擊中而死,港府的說法顯然是指後者。

[12]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354

[13] 此處提及的報告比姚登山插手、最終逼周恩來簽名、導致火燒英代辦的那個報告早一個月左右。根據吳荻舟遺文《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期間指定宦鄉主持“聯辦”辦公會議。宦鄉在一次會上提議“照會英駐華代辦,限它48小時內釋放所有被捕人員”,討論結果通過,交給錢家棟幾天後吳荻舟設法把它撤回。而他很快被撤職,“照會”再次發出,演變成“火燒英代辦”外交事件。

[14] 英國解密檔案,見2017年4月30日香港《蘋果日報》以及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

[15] 葉曙明:《支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343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六七暴動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一九六七

六七暴動

  1967年初,父親吳荻舟在外國專家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引火燒身”過關。4月,他所在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內部開始批判陳毅,廖承志也早於1966年底在周恩來安排下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967年5月,香港爆發了“反迫害鬥爭”(不同陣營的人對此有不同稱謂,包括“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左派暴動”等。“反迫害鬥爭”是父親遺文以及中共官方沿用的叫法)。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幾天不著家。他在一份回憶文章中記述:“我每天晚上用電話把情況報告錢家棟(又作錢嘉東,周恩來兩個外事秘書之一),由他向總理匯報或請示。因為鬥爭很劇烈,我常在辦公室住,有時回家也很晚。”

在香港,年紀稍長的市民至今記得六七暴動,那是香港人一段不堪回首的集體回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最嚴重的騷亂,被形容為一場“腥風血雨”,“香港小文革”。當年負責鎮壓暴動的港英政府副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在1999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而六七暴動帶給香港社會深遠影響,至今餘波未盡。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不過父親留下大約10萬字“六七暴動”遺文,包括一本“六七筆記”,十幾份“談話記錄”、“交代材料”、“證明材料”、給廖承志和我母親張佩華的信以及十幾篇幹校日記,讓我可以了解一二,近年更集多方之力,對這些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逐步深入研究。

遺文部分已经用於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2012),光波24電子平臺的《向左向右》(2013-2016),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2017),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8)以及紀實文學《蘆蕩小舟》(連載中)等。其中《消失的檔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本章嘗試為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六七暴動的讀者整理概況,盡量詳細。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明令通知港澳工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時隔一年,文化大革命終於還是蔓延到香港。

1967年5月6日,頗具規模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不滿廠方新廠規,怠工抗議,部分怠工工人被廠方開除,廠方並拒絕談判,有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手持《毛主席語錄》聚集。港英政府出動警察鎮壓,引發社會騷動。

新蒲崗人造膠花廠規模頗大,工人在建築物和街道上和手持槍械盾牌的警方對峙。

1967年香港的新蒲崗發生工潮,警方介入鎮壓,與工人對峙。

(圖一: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之始:“新蒲崗工潮”。網路老照片。)

5月12日,六天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準備用輿論和群眾集會聲援被捕者及受傷者,由工會出面向港英當局提要求,新華社發新聞施加壓力——這些做法似曾相識,讓我想起父親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一些往事(見第五章兩航起義期間發動群眾支援碼頭工人的例子)。

香港工人當年的生活很困苦,他們的遭遇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一直有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但是由於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奪權”如火如荼,香港左派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無可避免受到鼓惑,一朝爆發,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前的做法,而是大膽越出中央劃定的“雷池”界線。從當時的標語口號文件措施等來看,至少一部分人意在藉機把英帝搞臭、讓英帝像澳門葡萄牙殖民政府那樣向左派低頭[2]

聲援活動沒有止於香港,5月15日中央批准了廖承志提交的鬥爭方案,15日至18日,

上百萬人在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北京召開了“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暴行大會”,周恩來到會。

海報畫面主體是手持毛主席語錄的工農兵和紅衛兵。背景是各大報的版面,配以口號:七億中國人民誓作港九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

北京政府發動人民聲援香港工潮,各大報都發表社論,特別是人民日報6月3日的社論,呼籲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圖二:內地鋪天蓋地的鼓動宣傳對香港“六七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期間,5月26日,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3]),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目前知道還有監督組、秘書組),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隨時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但是在文革特定環境下,當時外交部長陳毅和外辦副主任廖承志被奪權,周恩來也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中央對香港方針動搖,內地極左派,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幾方面的合力造成“反英抗暴”失控,把“反英抗暴”推向“脫軌”,有人甚至說“要把香港打個稀巴爛”。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香港左派大受鼓舞,以為北京在號召大幹一場,著手收回香港,鬥爭步步升級。[4]

7月26日,時隔短短兩個月,由於父親多次抵制極左的做法,他被要求“交代問題”,8月5日,被撤離“聯辦”,8月19日,被隔離審查。

8月23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一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

後來毛澤東指示“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反復,周恩來把港澳工委幹部召集到北京,用兩個月為他們冷卻頭腦,持續八個月的暴動在當年年底落幕,在翌年一月在內部會議正式宣告結束。

經過梳理父親留下的大量資料我才瞭解到,在這場暴動中,父親作為龐大機器裡的小齒輪,作為夾在中央核心和香港前線之間的技術官僚,如何竭力避免香港發生更多血腥殺戮。五十年後,有香港人稱他為“守護神”、“恩人”,我明白這不是他個人的舉措,很多重大的事不是他個人可以決定的,但是我相信在關鍵時刻,他對香港情況的了解、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和個人品行起了關鍵作用。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三:吳荻舟遺留下來的珍貴資料:六七筆記)

下面幾個事例,證明形勢曾如何“失控”以及父親如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補救:

一、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搞大規模遊行,準備了一份200多人的骨幹名單。父親得知這個情況之後馬上通知他們銷毀名單,試圖阻止他們上街遊行。他認為這是很冒險的,長期堅持,就要保護這些骨幹,而不是暴露他們。

二、香港左派要求:“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父親並收到外貿部門電話報告:“香港有人訂做700打甘蔗刀遊行的時候用”。父親馬上通知無論如何不能運出去,運到甚麼地方就停在甚麼地方。在那本工作筆記上“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的記錄旁邊,父親注明:“我暫止於深圳”。

三、一批海運局護航用的槍枝運到香港,被拿上岸,並說還要更多。香港左派有人說是“中央有指示”,父親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他一方面向周恩來報告,一方面要他們停運,已運去的要撤回來。經查,這些槍是準備武裝幾個據點作為堡壘與港英政府對峙。

四、父親看到外交部一份報告,內容是限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把抓我們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負責。父親認為這樣的做法會令中央陷於被動,他打電話請周恩來的秘書錢家棟報告周恩來,把報告壓下來。

還記得1959年整風期間黃施明秘書長對港澳工委的批評嗎(見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13節)?1959年整風期間,中央曾批評港澳工委對敵人、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1967年這個情形再次出現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六七暴動由罷工及示威升級到使用香港人俗稱“真假菠蘿”的真假炸彈(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暴動期間包括二百餘名警務人員在內八百多人受傷,51人死亡(包括香港警察、英軍、邊境警察和1名中國大陸民兵、左派工人、學生、無辜市民,還有一位電臺主持林彬和他的堂弟被放火燒死),1,936人被檢控,英國檔案資料還記錄了122幢建築物和164架車輛遭到破壞。人命傷亡和財物破壞都寫下香港歷史紀錄。炸彈浪潮等極左做法導致港英搜查工會及左派機構,左派學校以及左派報紙被封。

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父親留下的六七工作筆記後認為:“香港左派錯誤地估計了冷戰期間的中英關係,完全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

他認為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了很多很重要的中方文獻,如果他能諮詢已經公佈的有關這次騷亂的英美外交檔案和許多西方著作,他會更好地理解港督、警察局長和很多香港華人精英鎮壓暴亂的決心和防暴的能力。據他瞭解,當時,大多數的殖民地官員是二戰老兵,曾經在東南亞和日軍作戰,在歐洲和納粹作戰。幾個警察專員都有在塞浦路斯和馬來亞鎮壓共產黨叛亂分子的經驗。一些英籍華人、印度人和倨喀兵(Ghurkhas)[5]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英國軍隊,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事實上,當時港英當局比英國的工黨政府態度更強硬。在等待來自倫敦和北京的外交信號之前已經採取了鎮壓香港左派的措施。

他還認為,“《六七筆記》是非常寶貴的。在高層會議上,中國領導人1967年5月已經決定暫停任何大規模的反英示威。周恩來做出這個指示的時候,香港左派領導和六七鬥委會幹部們都在場,不能說不知道中央的指示。除非我們能在北京和廣州查閱到中國的官方檔案,否則,我們不能夠肯定,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共產黨幹部。《香港,1967》引用了許多香港和內地報紙的社論,在1967年6月和7月下旬,這些言論還是很激烈的和具煽動性的。即使北京的決定能夠傳達到香港,香港左派領導人本身是否能夠保持理性並能夠控制年輕的追隨者?如果可以,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沒能避免。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這些質疑,我從父親的遺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1] 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是唯一逐字逐句注釋《六七筆記》的書,如有興趣很值得一看。感謝他引用我的原話:“很多文獻已經公開發表,歡迎各位有心研究者使用,我樂見不同版本的注釋,樂見更多人加入研究。”他在書中指出:“吳荻舟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

可惜余汝信寫《香港,1967》的時候,我還沒有發現《六七筆記》,否則他書中的分析或會有所不同。後來雖然把資料提供給他,他的書卻沒有機會再版。2017年,他曾向我提出“注釋六七筆記”的計劃:

  1. 出版事宜由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雷競旋博士與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與牛津大學出版

社聯繫;

  1. 出版的是令尊的工作筆記注釋版(筆記的原件影印版和文字注釋版);
  2. 注釋工作由我做,你審核,署我們兩人的名字;
  3. 由你寫一個背景說明放在工作筆記之前;
  4. 劉智鵬教授寫一篇介紹文章;
  5. 我可再作一個1967年香港大事記,放在工作筆記之後。

我也同意了他的計劃,但是當他從其他渠道得知程翔在寫,遂通知我撤消計劃。沒機會看到不同版本注釋,我至今感到遺憾。

[2] 1978年初由廖承志主持召開的港澳工作會議所做《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1997年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代表中共對六七暴動作了一個總結:“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損失是嚴重的。”

[3] 在原任職外交部的冉隆勃、馬繼森等人的著作中,提及為六七暴動成立的“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和吳荻舟遺文中的“港辦”、“聯辦”一樣,負責人都是羅貴波,任務一樣,但是組成單位人員、領導體制等卻既有重疊也有不同,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知到底有多少套班子。想要澄清有待原始檔案解封。

[4] 一般認為六七暴動分三個階段:5月為遊行示威階段;6月是罷工罷市罷課階段,之後一段是放置真假炸彈“恐怖主義”階段。

[5] 啹喀兵:啹喀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紀初受聘於東印度公司的僱傭兵,之後逐漸演變為英軍一支常備部隊。他們是尼泊爾裔,驍勇強悍候選者年齡介乎17至22歲,身高、體重、胸圍都有嚴格要求,並要通過身體檢查、體能測試和基本英語和數學測試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啹喀兵開始隨英軍駐守香港,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漁民淚》是吳荻舟保留的一本電影劇本手稿,紙張已經泛黃發脆。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背山面海的清水灣片場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開頭提及吳荻舟當時負責選址等工作,還有清水灣片場廠長陸元亮談初時盛況。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30餘人大合影,蘇聯電影界的加利柯夫夫婦和吳荻舟、張佩華都在其中。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