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１ 六七暴動
1967年初，父親吳荻舟在外國專家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引火燒身”過關。4月，他所在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內部開始批判陳毅，廖承志也早於1966年底在周恩來安排下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967年5月，香港爆發了“反迫害鬥爭”（不同陣營的人對此有不同稱謂，包括“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左派暴動”等。“反迫害鬥爭”是父親遺文以及中共官方沿用的叫法）。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幾天不著家。他在一份回憶文章中記述：“我每天晚上用電話把情況報告錢家棟（又作錢嘉東，周恩來兩個外事秘書之一），由他向總理匯報或請示。因為鬥爭很劇烈，我常在辦公室住，有時回家也很晚。”
在香港，年紀稍長的市民至今記得六七暴動，那是香港人一段不堪回首的集體回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最嚴重的騷亂，被形容為一場“腥風血雨”，“香港小文革”。當年負責鎮壓暴動的港英政府副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在1999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而六七暴動帶給香港社會深遠影響，至今餘波未盡。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不過父親留下大約10萬字“六七暴動”遺文，包括一本“六七筆記”，十幾份“談話記錄”、“交代材料”、“證明材料”、給廖承志和我母親張佩華的信以及十幾篇幹校日記，讓我可以了解一二，近年更集多方之力，對這些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逐步深入研究。
遺文部分已经用於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2012），光波24電子平臺的《向左向右》（2013-2016），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2017），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8）以及紀實文學《蘆蕩小舟》（連載中）等。其中《消失的檔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本章嘗試為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六七暴動的讀者整理概況，盡量詳細。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明令通知港澳工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時隔一年，文化大革命終於還是蔓延到香港。
1967年5月6日，頗具規模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不滿廠方新廠規，怠工抗議，部分怠工工人被廠方開除，廠方並拒絕談判，有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手持《毛主席語錄》聚集。港英政府出動警察鎮壓，引發社會騷動。
1967年香港的新蒲崗發生工潮，警方介入鎮壓，與工人對峙。
（圖一：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之始：“新蒲崗工潮”。網路老照片。）
5月12日，六天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準備用輿論和群眾集會聲援被捕者及受傷者，由工會出面向港英當局提要求，新華社發新聞施加壓力——這些做法似曾相識，讓我想起父親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一些往事（見第五章兩航起義期間發動群眾支援碼頭工人的例子）。
香港工人當年的生活很困苦，他們的遭遇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一直有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但是由於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奪權”如火如荼，香港左派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無可避免受到鼓惑，一朝爆發，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前的做法，而是大膽越出中央劃定的“雷池”界線。從當時的標語口號文件措施等來看，至少一部分人意在藉機把英帝搞臭、讓英帝像澳門葡萄牙殖民政府那樣向左派低頭[2]。
聲援活動沒有止於香港，5月15日中央批准了廖承志提交的鬥爭方案，15日至18日，
上百萬人在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北京召開了“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暴行大會”，周恩來到會。
北京政府發動人民聲援香港工潮，各大報都發表社論，特別是人民日報6月3日的社論，呼籲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圖二：內地鋪天蓋地的鼓動宣傳對香港“六七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期間，5月26日，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3]），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目前知道還有監督組、秘書組），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隨時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但是在文革特定環境下，當時外交部長陳毅和外辦副主任廖承志被奪權，周恩來也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中央對香港方針動搖，內地極左派，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幾方面的合力造成“反英抗暴”失控，把“反英抗暴”推向“脫軌”，有人甚至說“要把香港打個稀巴爛”。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香港左派大受鼓舞，以為北京在號召大幹一場，著手收回香港，鬥爭步步升級。[4]
7月26日，時隔短短兩個月，由於父親多次抵制極左的做法，他被要求“交代問題”，8月5日，被撤離“聯辦”，8月19日，被隔離審查。
8月23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一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
後來毛澤東指示“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反復，周恩來把港澳工委幹部召集到北京，用兩個月為他們冷卻頭腦，持續八個月的暴動在當年年底落幕，在翌年一月在內部會議正式宣告結束。
經過梳理父親留下的大量資料我才瞭解到，在這場暴動中，父親作為龐大機器裡的小齒輪，作為夾在中央核心和香港前線之間的技術官僚，如何竭力避免香港發生更多血腥殺戮。五十年後，有香港人稱他為“守護神”、“恩人”，我明白這不是他個人的舉措，很多重大的事不是他個人可以決定的，但是我相信在關鍵時刻，他對香港情況的了解、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和個人品行起了關鍵作用。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三：吳荻舟遺留下來的珍貴資料：六七筆記）
下面幾個事例，證明形勢曾如何“失控”以及父親如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補救：
一、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搞大規模遊行，準備了一份200多人的骨幹名單。父親得知這個情況之後馬上通知他們銷毀名單，試圖阻止他們上街遊行。他認為這是很冒險的，長期堅持，就要保護這些骨幹，而不是暴露他們。
二、香港左派要求：“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父親並收到外貿部門電話報告：“香港有人訂做700打甘蔗刀遊行的時候用”。父親馬上通知無論如何不能運出去，運到甚麼地方就停在甚麼地方。在那本工作筆記上“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的記錄旁邊，父親注明：“我暫止於深圳”。
三、一批海運局護航用的槍枝運到香港，被拿上岸，並說還要更多。香港左派有人說是“中央有指示”，父親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他一方面向周恩來報告，一方面要他們停運，已運去的要撤回來。經查，這些槍是準備武裝幾個據點作為堡壘與港英政府對峙。
四、父親看到外交部一份報告，內容是限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把抓我們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負責。父親認為這樣的做法會令中央陷於被動，他打電話請周恩來的秘書錢家棟報告周恩來，把報告壓下來。
還記得1959年整風期間黃施明秘書長對港澳工委的批評嗎（見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13節）？1959年整風期間，中央曾批評港澳工委對敵人、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1967年這個情形再次出現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六七暴動由罷工及示威升級到使用香港人俗稱“真假菠蘿”的真假炸彈（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暴動期間包括二百餘名警務人員在內八百多人受傷，51人死亡（包括香港警察、英軍、邊境警察和1名中國大陸民兵、左派工人、學生、無辜市民，還有一位電臺主持林彬和他的堂弟被放火燒死），1,936人被檢控，英國檔案資料還記錄了122幢建築物和164架車輛遭到破壞。人命傷亡和財物破壞都寫下香港歷史紀錄。炸彈浪潮等極左做法導致港英搜查工會及左派機構，左派學校以及左派報紙被封。
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父親留下的六七工作筆記後認為：“香港左派錯誤地估計了冷戰期間的中英關係，完全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
他認為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了很多很重要的中方文獻，如果他能諮詢已經公佈的有關這次騷亂的英美外交檔案和許多西方著作，他會更好地理解港督、警察局長和很多香港華人精英鎮壓暴亂的決心和防暴的能力。據他瞭解，當時，大多數的殖民地官員是二戰老兵，曾經在東南亞和日軍作戰，在歐洲和納粹作戰。幾個警察專員都有在塞浦路斯和馬來亞鎮壓共產黨叛亂分子的經驗。一些英籍華人、印度人和倨喀兵（Ghurkhas）[5]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英國軍隊，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事實上，當時港英當局比英國的工黨政府態度更強硬。在等待來自倫敦和北京的外交信號之前已經採取了鎮壓香港左派的措施。
他還認為，“《六七筆記》是非常寶貴的。在高層會議上，中國領導人1967年5月已經決定暫停任何大規模的反英示威。周恩來做出這個指示的時候，香港左派領導和六七鬥委會幹部們都在場，不能說不知道中央的指示。除非我們能在北京和廣州查閱到中國的官方檔案，否則，我們不能夠肯定，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共產黨幹部。《香港，1967》引用了許多香港和內地報紙的社論，在1967年6月和7月下旬，這些言論還是很激烈的和具煽動性的。即使北京的決定能夠傳達到香港，香港左派領導人本身是否能夠保持理性並能夠控制年輕的追隨者？如果可以，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沒能避免。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這些質疑，我從父親的遺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1] 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是唯一逐字逐句注釋《六七筆記》的書，如有興趣很值得一看。感謝他引用我的原話：“很多文獻已經公開發表，歡迎各位有心研究者使用，我樂見不同版本的注釋，樂見更多人加入研究。”他在書中指出：“吳荻舟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
可惜余汝信寫《香港，1967》的時候，我還沒有發現《六七筆記》，否則他書中的分析或會有所不同。後來雖然把資料提供給他，他的書卻沒有機會再版。2017年，他曾向我提出“注釋六七筆記”的計劃：
- 出版事宜由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雷競旋博士與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與牛津大學出版
社聯繫；
- 出版的是令尊的工作筆記注釋版（筆記的原件影印版和文字注釋版）；
- 注釋工作由我做，你審核，署我們兩人的名字；
- 由你寫一個背景說明放在工作筆記之前；
- 劉智鵬教授寫一篇介紹文章；
- 我可再作一個1967年香港大事記，放在工作筆記之後。
我也同意了他的計劃，但是當他從其他渠道得知程翔在寫，遂通知我撤消計劃。沒機會看到不同版本注釋，我至今感到遺憾。
[2] 1978年初由廖承志主持召開的港澳工作會議所做《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1997年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代表中共對六七暴動作了一個總結：“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損失是嚴重的。”
[3] 在原任職外交部的冉隆勃、馬繼森等人的著作中，提及為六七暴動成立的“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和吳荻舟遺文中的“港辦”、“聯辦”一樣，負責人都是羅貴波，任務一樣，但是組成單位人員、領導體制等卻既有重疊也有不同，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知到底有多少套班子。想要澄清有待原始檔案解封。
[4] 一般認為六七暴動分三個階段：５月為遊行示威階段；６月是罷工罷市罷課階段，之後一段是放置真假炸彈“恐怖主義”階段。
[5] 啹喀兵：啹喀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紀初受聘於東印度公司的僱傭兵，之後逐漸演變為英軍一支常備部隊。他們是尼泊爾裔，驍勇強悍，候選者年齡介乎17至22歲，身高、體重、胸圍都有嚴格要求，並要通過身體檢查、體能測試和基本英語和數學測試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啹喀兵開始隨英軍駐守香港，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蘆蕩小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