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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險惡贛南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前後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劇宣七隊的隊員在野外席地而坐,幾個人圍在一起,糙米就著一碗青菜就是一頓了。

劇宣七隊生活艱苦,幾個人分吃一碟青菜。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三南的崇山峻嶺,山路崎嶇。

粵北贛南很多崇山峻嶺。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一本自己已經模糊的油印劇本《重慶二十四小時》,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劇宣七隊”字樣。

網上拍賣劇宣七隊的宣傳品《重慶二十四小時》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粉紅色的影印紙上印著劇七之友李鐸元二零零八年的賀年信。

這是二零零八年一封“劇宣之友”的來信。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6抗宣生活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6 抗宣生活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抗宣一隊演出《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後,一鼓作氣排演更大型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並邀請音樂家林路説明提高音樂水準,請戲劇家焦菊隱講歌劇,請陳原講音樂理論等。

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

版權資料很齊全,由魯迅藝術學院編輯,辰光書店印行,初版、再版等等。

《軍民進行曲》版權頁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由鐘敬之擔任,有遠山、近景、樹和籬笆。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

一頁關於《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的說明,署名“鐘敬之”

由鐘敬之寫的《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說明

(圖一至四:《軍民進行曲》劇本複刻件封面、版權頁、舞美設計、舞美說明。)

排練《軍民進行曲》時,正是國民黨中央勢力對桂系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的時候。1940年5、6月,桂系領袖之一白崇禧被蔣介石請去重慶擔任軍委會參謀長,行營政治部撤銷,主管抗宣隊的政治部三組組長張志讓被撤,大批軍統、中統特務滲透進桂林。

父親吳荻舟記得有一次流動到衡陽剛剛住下,國民黨特務就氣勢洶洶來說,一隊住的房子是他先要的,迫令一隊馬上搬出去。隊務會成員林韻出面理論,他反而動手打人,揚言要抓林韻。父親穿上軍裝,配上少校領章出去過問,那特務才悻悻地走了。

不過抗宣一隊沒有表現消極或膽怯,這一年是抗宣一隊向歌舞劇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年,他們的聲樂和器樂力量都加強了,業務和理論水準提高了。全隊有嚴格的生活制度,按時作息,除了早操、學習、練歌、練舞和器樂外,還到民間采風,吸收民謠、民歌,家訪,瞭解民情風俗,既做抗日宣傳,也聽取群眾對演出的反應。父親不僅全力從思想、組織、人員方面保證抗宣一隊的良性發展,還盡力做好國民黨官方人員以及進步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裡,盡可能創造生存空間,使隊員們能安心排戲。

《軍民進行曲》是1939年延安創作的兩幕多場次新歌劇,歌頌敵後軍民團結抗日,取得勝利,舞臺上會出現八路軍,與一般性反映日寇鐵蹄下人民苦難深重、生產支前、保家衛國的節目不一樣。演出如果被國民黨抓辮子,就會影響長期生存、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宣傳陣地的戰略目標。父親他們深信這樣的題材和主題在國統區演出,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推動和發展桂林文化藝術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要找出一個萬全之策,不可冒失。

當時限於編制和經費,抗宣一隊只有一支簡陋的的小樂隊和有限的演員,要演出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族新歌劇,是不能勝任的。他們想出一個廣交朋友、借助當地藝術界和社會力量、既支援演出又保護隊伍安全的辦法。父親去拜訪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1],介紹新歌劇《軍民進行曲》,請他支持。歐陽先生一口答應說:“只要《軍民進行曲》排練演出需要,藝術館有什麼便給什麼。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歐陽予倩派出陸華柏帶著藝術館樂隊和抗宣一隊一起演出《軍民進行曲》,樂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長笛。他的積極掩護和支持,使《軍民進行曲》得以順利演出。

一再的突破,使抗宣一隊成為西南唯一的歌劇舞劇隊,上演過幾乎所有延安創作的歌劇舞劇和歌曲。

金辛才是l940年秋冬間參加抗宣一隊的,幾十年後,母親仍然親切地管他叫“小金”。據小金在《隊長,你遠去了》一文中回憶,抗宣一隊1940年底開始排演《軍民進行曲》,當時的導演團名單,即使現在來看也是高水準的:對歌劇素有研究的焦菊隱博士任總導演,舞蹈指導為吳曉邦,聲樂指導為林路,執行導演為本隊熱愛歌劇的隊員范萊,樂隊指揮為陸華柏,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陳欣,舞臺美術組長為本隊隊員俞亮。

由抗宣一隊説明組織起來的“樂群歌詠團”及桂林中學的部分同學參加了最後一場“軍民勝利聯歡”的大群舞,林路曾指導她們練習基本功。這個上百人的大群舞有組舞、雙人舞、單人舞,互相穿插,生動活潑。人民喜聞樂見的《打蓮相》(金錢棒舞)、《跳加官》、《踩高蹺》等民間歌舞形式,也揉合在舞蹈裡,形成多姿多采富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盛大歌舞場面。

演李老伯的徐洗塵說:“自得到魯藝這本《歌劇集》,被派上這個角色後,我就迷住了。整個人沉浸在這個戲裡,沉浸在練唱、練舞、表演設計、人物性格塑造裡了。我的全部精力與時間獻給了李老伯這個角色。”

《軍民進行曲》在桂林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桂林文藝界和觀眾反映熱烈,桂林的戲劇評論家們呼籲:“中國新歌劇運動還處於啟蒙期,希望文藝界都來支持他們,在實踐中探索歌劇的路子。”

桂林原是個“風景甲天下”的美麗城市,自從華東、華北許多城市淪陷後,就變成最理想的避難所。過去引人入勝的岩洞,現在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洞。桂林的四郊,像芝麻撒地,到處搭蓋著形形色色的臨時住宅。當時一隊住的東江鎮小學,就在灕江邊上,和無數逃難者搭蓋的臨時住宅區相距不到一箭之遙。江邊有一片沙灘,每天清晨隊員們在這裡練歌。當混聲輪唱“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在一起,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來爭取,軍民是一家,生生死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的歌聲傳到臨時住宅時,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來聽,他們感歎地說:“只有像敵後根據地軍民那樣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东江镇

(圖五:1939年,抗宣一隊在東江鎮小學“工作室”內工作。)

自平江慘案後,不少人對“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個口號產生懷疑。抗宣一隊介紹敵後廣闊土地上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力量牽制幾十萬日寇的大好形勢,讓國統區對抗戰前途發生動搖的人們瞭解到,敵後的抗日軍民即將成為使敵人滅頂的汪洋大海,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力量不僅是打敗敵人、收復失地的有生力量,也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強大力量。當順民、當亡國奴是沒有出路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是真正的出路。

1941年以後,父親他們把《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和《黃河大合唱》等劇碼從桂林一直演到柳州、衡陽、長沙、曲江、贛州、梅縣。由江西演到湖南、廣東許多大小城市。從1940年底一直演到l948年底,演到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抗日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金辛才認為,我國新歌劇的歷史,以《軍民進行曲》[2]為起始,繼之才是解放前後的《白毛女》和五、六十年代的《洪湖赤衛隊》等。他這個評價是否準確,留給專家研究,至少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甚至是奇跡。

1941年1月上旬安徽南部發生了“皖南事變”。葉挺和項英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之間發生衝突,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他的副官謀財害命,四千餘人被俘(大批戰俘被國民黨分批補入第三戰區部隊,僅有兩百餘人在1945年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議”後獲釋)。

桂系白崇禧插手了“皖南事變”,桂林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1月20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奉命撤退,負責人李克農離開前找到左洪濤,告訴他周恩來指示將西南地區幾個抗敵演劇隊黨的關係正式交給他統一領導。左洪濤是隨第四戰區長官部1940年初從韶關遷到柳州的,適逢父親帶領抗宣一隊在柳州演出,他便讓父親和抗宣一隊留下,和其他兄弟演劇隊一同住在天堂坪某中學,暫避當時險惡的政治風暴。

左洪濤和父親多次會面,提醒父親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千萬別“左”,他說:國民黨正對地方勢力施加壓力、控制、滲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臨著挑戰。我們還是宣傳周副部長的“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但要謹慎,要做得更扎實、更隱蔽,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進步面目,抗日是長期的。

在柳州,抗宣一隊按照左洪濤的意見,照常到第四戰區長官部作慰問演出。鑒於嚴峻的政治環境,他們降低了演出內容的政治色彩,除演出《黃河大合唱》外,還有中外樂器演奏如《空山鳥語》、《病中吟》、《良宵》和《藍色的多瑙河》等。演出前,左洪濤陪父親去拜會張發奎,張發奎與國民黨嫡系有矛盾,會見時對“皖南事變”隻字不提,演出結束後,張發奎宴請全體隊員,說了一句“新四軍不聽調動,違反軍令”。

抗宣一隊在柳州,以排練宋之的創作的多幕話劇《刑》為掩護,整訓了兩個多月。

關於抗宣一隊的生活狀況,小金有段回憶:

剛開始他很納悶,怎麼抗宣一隊連一套統一的制服都沒有呢?吃的也很隨便,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有時發些零用錢,全部人員,包括隊長在內,大家都一樣,卻從沒聽有人曾為這些叫過苦,或談過些什麼怪話。正相反,工作起來,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隊裡分成幾個小組,聽了什麼報告(如國內外形勢)就分組討論。生活方面,組內彼此相互照應,各組還訂了些書籍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大眾哲學》等,經常分章節分段學習討論。

逐漸的,他發覺原來在大小會議上,許多同志的發言和主張都是從這些書裡來的。他說:“這可好,那麼趕快讀吧!即使有的很難懂,也硬啃,那些書都從未讀過,那真是個嶄新的世界。”他說他“慢慢朦朧地感覺到:原來所謂‘國家’、‘社會’、‘政治’等等,其中無不包含著階級、階級利益和鬥爭。我們年青人所受過的一整套教育,所培養成的理想、願望,所謂人生觀世界觀等無不隱存著階級的實質,我們都被養成為當時統治、剝削階級的奴才和鷹犬,這時,到了這時,才開始覺醒,嚮往‘到延安’去。但還是幼稚,還以為只要到了延安,就都可以成為共產黨了。”

那時候,抗宣一隊分設演出、總務、學習等部門,負責人都是在一定時間內(幾個月或半年)大家按當時情況和需要選舉出來的。平常每天有朝會,由當天值日主持。抗宣一隊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校、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薪金後,在隊員中都是平均分配,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時,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在柳州,演劇九隊隊副兼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波去看望父親,他們相識於1939年冬,當時丁波在衡陽粵漢鐵路從事工人運動,由於暴露了政治面目,地下黨緊急通知他深夜離開衡陽到桂林,暫住桂林東江鎮小學新安旅行團。正好抗宣一隊也住在此地,他們便認識了。父親和徐方略建議丁波去劇宣九隊。不久,劇宣九隊派人接丁波去柳州之後,丁波還寫信給父親,感謝“老大哥”。

抗宣一隊先後在柳州上演了歌劇《軍民進行曲》和《農村曲》,其他幾個演劇隊的人都千方百計擠進劇場,看了一場又一場,感到新歌劇特別新鮮,分外喜人,羡慕抗宣一隊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幾個隊舉行座談會,請父親介紹發展歌劇表演的經過。據丁波回憶,父親一再表示,如果說抗宣一隊在歌劇表演上有成績的話,首先感謝桂林文藝界無微不至的關懷,當然與一隊的刻苦鑽研也是分不開的。父親的介紹,給其他幾個隊很大的鼓舞。丁波說:這就是碩果,也就是抗宣一隊的貢獻。

這樣的“貢獻”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1939年至l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兩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部三廳屬下的l5個團隊有的人員遭逮捕,有的人員被殺害,有的隊被迫解散或改組變質,只有抗敵演劇第一、二、三、八、九隊和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只剩下六個隊,6比9,一半以上的隊已經不存在了。

[1]歐陽予倩(1889年5月12日-1962年9月21日),中國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導演、演員。早年在日本求學,回國後活躍于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話劇和京劇舞臺、編導電影以及從事戲劇教育。1937年參與組建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後赴桂林開展桂劇改革,創辦了桂劇學校,整理了許多桂劇保留劇目。1940年主持創立了廣西省立藝術館。1944年2月和田漢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國西南各省30多個進步演劇團體近千人來到桂林,演出了60多出話劇、戲曲、木偶劇等,為期3個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日趨激烈時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出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導。1949年3月,歐陽予倩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50年4 月,歐陽予倩成為第一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歷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21日,歐陽予倩在北京病逝。

[2] 想找《軍民進行曲》的資料並不容易,網上有一篇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滿新穎的論文稱“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是早于延安新秧歌劇和《白毛女》出現的早期著名抗戰歌劇劇碼之一,在當時國統區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後來的《白毛女》。然而學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這部‘中國氣派’歌劇是否具有民族性藝術價值,能否將其納入早於秧歌劇之前的民族歌劇範例來對待”一直有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