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

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5 左傾之害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文獻原件”、“文獻檔案”等位置瀏覽，將陸續上載。

文革期間，父親吳荻舟寫了很多份交待材料，那都是“造反派”、“專案組”指定問題叫他寫的。問題包括：“被捕、扣壓、審訊、判決的地點和時間？”“仁濟堂的會是誰主持、入獄後有什麼活動、有哪些鬥爭？”“在獄中誰最活躍？”“曹正平和你談過什麼話？”“出獄的情形”等。

綜合多份交待材料及資料，父親被捕後的大致情況可以還原如下。

父親在英租界被捕後先關在巡捕房，落案問話：姓名、職業等，當天下午被國民黨引渡，由英租界老閘捕房經提籃橋監獄，轉送到漕河涇模範監獄。

為瞭解父親被押解的過程和當時監獄的狀況，我上網流覽了幾千張老照片，等於“目睹”父親的遭遇，他的堅強令我感到震撼。我沒有找到漕河涇模範監獄的照片，但是閱讀了描述漕河涇監獄情況的文章，十分感恩。

（圖一：上海租界老閘捕房位於貴州路101號。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二：公共租界工部局監獄，位於長陽路147號，又稱提籃橋監獄，號稱遠東第一監獄。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那時無論是租界巡捕房還是中國地界警備司令部和公安局的監獄，都人滿為患，難友們陸續被集中到漕河涇監獄犯人糊火柴盒的第五工廠，但是七位女難友不知道關到哪裡，從此沒有她們的消息。

來到漕河涇監獄的第二天，看守長進來時，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高聲提出，晚上水泥地睡覺太冷，要求給墊稻草。看守長表示晚上可以送些稻草來。曹正平又叫：“我們沒有犯法，我們是未決犯，為什麼把我們的手腳銬起來？要求把鐐銬去掉！”其他人也跟著喊，看守長提高聲音：“去鐐銬要請示司令部再定！”過了一天，鐐銬去掉了，大家可以自由一些，對曹正平也感到敬佩。

難友們成立了“同難會”，每四條毯子（八個人）為一組推選代表成立幹事會，幹事都是些比較積極的活動分子。其中外交幹事負責和獄方交涉，互助幹事負責照顧患病者和生活困難者，募捐和爭取支援。組織幹事曹正平熱情，有能力，對獄方鬥爭有膽量，又是苦力工人，獲得大家信任。

幹事會發動大家向外面親朋好友寫信，請他們多送必要物品，然後分給有需要的人，外面送來的食物，都要平均分配，有福同享。外面曾給父親送來一些餅乾和衣服，餅乾大家分吃了，衣服也是幾個難友輪著換洗。難友們鬧過要求早日釋放，鬧過要求改善衛生。因為當時天熱人多，尿桶在監房裡，有時候屎尿滿溢，很臭。氣候炎熱，監獄中供水少，同難會也曾發動向獄方提出增加用水的鬥爭。

睡在大廠房地上的時候，父親和王保德、周興然（惠浴宇）等難友靠得比較近。他記得難友中有人說，別讓敵人覺得我們中有誰是為首的。父親說，當時覺得他們指的好像是王保德。王保德中等身材，話不多，但是比較關心大家。父親不清楚他是不是為首，是不是主持集會。

多年後父親獲悉，王保德16歲到上海銀作坊學徒，成為銀樓技師，是銀樓工會的黨員，兩年前就因為組織罷工坐過一年牢，搞過獄中絕食，這是第二次被捕，他30幾歲，比大多數難友年長，又有領導獄中鬥爭的經驗，大家就請他暗中指揮，例如牢門一開，如果進來的人是看守長或者監獄科室負責人等，王保德就做暗號指揮大家靜坐不動；如果進來的是同情難友的獄中人員，王保德就示意提出各種要求。

國字臉、胖胖的周興然比較平易近人，說話爽直。他告訴父親，他是海州人，海州產鹽，鹽田的工人很苦等等，他看上去有二十六七歲。李梅是廣東人，華僑，好作舊詩，三十歲左右，瘦高個子。父親覺得自己比他們都小，又剛剛受到黨的教育，很幼稚，階級覺悟很低，所以很尊重他們。

當時被捕的人裡面有個穿著國民黨服裝的下級軍官章國鈞，他是盯梢女學生跟進仁濟堂大門後被關進來的。在巡捕房、會審公堂和監獄裡，他見到敵人就乞求寬恕，然而沒有人保釋他，他就這樣一直被關下去。他一進巡捕房就指出李壁臣和周興然開大會時演講和喊口號，是共產黨，巡捕房竟然沒有人理他。幹事會把他當做重點説明和團結的對象，周興然特地和他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後來他也和難友交流自己的思想和窘困的家境。到宣判的時候他翻供，說原指周興然二人是共產黨是他胡說的。結果這個國民黨下級軍官被國民黨法庭判刑三年，慘死在獄中。

當時難友們判斷，只要不出叛徒，獄方就不易察覺獄內的有組織鬥爭。但是他們沒有防範敵人可能派特務混進難友隊伍或者可能出叛徒，獄中的身份和組織全都是公開的，多少年後檢討時他們說：“這仍然是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違反了地下工作的原則。”

第五工廠中傳過一首詩歌，是惲代英的作品：“革命高潮湧，紅旗飄日中，大示威，大罷工，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

“同難會”覺得這首詩歌是很好的教育材料，宣傳了農民暴動包圍城市，城市暴動又能領導鼓勵農民起義。特別使難友們興奮的是“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這一句：“這樣，我們也就能同蘇維埃俄國一樣了，這也是我們救國救民的光榮任務。”於是發動大家學習。

當時還有兩種針鋒相對的主張。一種是說外面總同盟罷工馬上就可以實現，在南通的紅14軍就要打到上海，不久就可以出獄。另一種是說要保存自己，可以利用現在未決犯的條件學習文化，增長知識，有朝一日出獄後可以提高鬥爭本領。儘管父親希望早日出獄，最終他實踐了後者。

同案難友一起被關了五六個月，期間審訊過一次，l930年秋被押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父親和李梅同戴一副腳鐐，一路上鐵鍊鋃鐺響。路過蘇州龍華寺時，李梅詩興大發，高聲朗誦：今年三度龍華道，一看梅花兩帶鐐……父親記得自己和了一首：

黥首回眉龍華道，

春秋猶憶左腳鐐，

閻門橋上鋃鐺過，

國際歌聲到天牢。

據父親回憶，往南京途中，在蘇州滄門內的監獄住了一夜，然後押往南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是新建的，分南北兩部分，南監有四座監房，分稱為“改”、“過”、“自”、“新”，北監有九座監房，分稱“智”、“仁”、“勇”、“天”、“地”、“人”、“日”、“月”、“星”。父親沒有去過南監。北監有幾個工廠如織布廠、印刷廠、木工廠等，還有教誨室。監房有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和六人房。

他們被關進一個空置的大廠房，睡在地上。過了一個多月，由軍法處派法官來審訊他們，四五人一批被提到一個禮堂（後來知道是教誨室），然後一個一個審訊。

那時父親才22歲，是最年輕的“犯人”之一，其他難友提醒他，一是要堅持說自己是學生，二是被審訊時要淡定，回答問題要簡單。此次審訊的內容和在漕河涇一樣，但是法官態度更凶，喊打喊殺，一再指父親是參加了共產黨暴動。

審訊後過了一星期判刑。判刑時沒有把他們提出去，就在他們住的那個大廠房入口處擺上桌子，布了崗哨，把“犯人”一個個叫過去宣判，然後把判決書交給本人。判決後，父親被分到月字監，三個人住一間牢房，1933年又調到天字監，六個人一間牢房，直到1937年3月出獄。

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半年後被釋放，臨出獄時，他對父親說，他會回來看父親和大家。父親托他帶口信給三叔，要三叔給他送衣服。曹正平說：“出去後設法營救你。”不過他後來並沒有來看過父親。

自被捕，父親一直沒有認罪悔過，也沒有承認自己是參加集會，沒有暴露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仍然被判了9年11個月的徒刑，罪名是“企圖煽動群眾，擾亂後方，蓄意顛覆國民政府，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十一條”。同案的周興然、李梅和李金祥等八九個人和他刑期一樣長，其他人判十一個月或者無期徒刑。

50多年後，1982年父親遇見曹正平被捕後接替曹的嚴啟文，才知道曹正平入獄不久便叛變了，他偽裝積極，騙取獄中組織的機密，出賣大家換取自己的自由，出獄後被中共特高科處決掉了。

母親在上海黨史資料《60年風雲錄》中發現一段文字：“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

我找到這段文字的出處，是葉進明寫的《幼稚思想的自我教育——1930年獄中鬥爭片段記述》，他寫道：

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４

熱血男兒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28年秋，農民子弟、父親吳荻舟隻身離開家鄉來到上海，由於他不肯聽從祖父的安排輟學經商，被祖父斷絕了經濟來源。初到上海時，他和龍岩同鄉馬寧合租一個亭子間，有時候一個人白天睡，一個人晚上睡，有時候床上睡一個，地下睡一個。父親饑一頓、飽一頓地過著。寧波房東看到他經常沒飯吃，有時候會在他的房門口放一點食物，到上海第一年的年夜飯也是房東同情他請他吃的。

父親在上海藝術大學讀西洋文學、西洋文學史。學校裡有不少參加過北伐工作、思想進步的青年，有名的文化人，教授有馮乃超、朱鏡我、王了一等。不少同學也是在蔣介石清黨後逃離北伐軍避往上海的。父親在學校裡繼續參加進步活動。翌年，上海藝術大學被封，他又轉學到中華藝術大學繼續學習，校長是陳望道，教授有李初黎、潘梓年、王學文等。

父親有較好的寫作基礎。在家鄉福建上中學的時候，父親便喜歡文藝，喜歡寫作，他與一些同學辦刊物，寫文章。　時期，父親也積極投入集會宣傳，編寫油印小報，為北伐結束封建軍閥分裂割據、統一中國的願景心馳神往。來到上海半工半讀上大學，他很快就用筆名“秋楓”寫小說在《拓荒者》（蔣光慈主編）、《新地》（魯迅主編）和太陽社出版的進步刊物上發表，反映他目睹的勞苦大眾貧困生活，這些都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刊物。

他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車輪》，寫家鄉龍岩開了公路，遭到靠肩挑謀生的勞動者反對，為了奪回生路，他們破壞車輪，企圖恢復肩挑賺錢養家活口，小說的主題揭示破壞車輪是沒用的，只有幹革命，推翻殘酷剝削勞動者的舊制度，才是出路。

其他小說還有：《煙囪》反映工人罷工，反對剝削，爭取活命。主題是要革命，推翻私有制度。《獵犬》是諷刺特務的。《人力車夫》反映上海人力車夫為生活所迫，寒夜還在街上拉車，過橋下坡時滑倒跌死的悲慘故事。《野火》寫冬天一群伐木工人用篝火取暖，不小心把森林燒了。林場主指責他們是有意縱火，國民黨官府說他們是暴動，不分青紅皂白把他們抓進城裡，要殺他們。工人的無辜，激起廣大勞動者氣憤不平，起來罷工、罷市、罷課。“野火”終於變成革命的熊熊烈火，抗議統治者，把工人從監獄中救了出來。《老祖母》講的是統治者把老祖母的孫子抓去槍斃，又怕引起人民反對，謊稱被槍斃的是強盜、是土匪。老祖母深信她的孫子不是強盜土匪。她撫屍痛哭，高呼孫子是好人。父親還寫過長篇小說《兩代人》，描寫父子兩代對救國看法不一致，分別代表著改良派和革命派、官僚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買辦（父親）與實業家（兒子）的救國態度和矛盾。小說肯定實業救國，但提示了在買辦階級（國民黨）統治下，實業救國也沒有出路。

從1928年秋到上海，至1930年4月被捕的一年半間，父親曾為之輟學的北伐戰爭結束，中國南北終於統一。民國有所謂“黃金十年”，由傑出人物領軍的領域比如經濟、文化教育、思想界等，都取得了足以為後人稱道的成就。但是在民國時期，各地軍閥與蔣介石貌合神離，打打合合，總體來說中國依然是一盤散沙。

從小山城龍岩來到經濟文化先鋒城市上海，父親眼界大開，思想更加活躍。從他寫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時，他已經把眼光放在改變不平等和落後窮困的家鄉、社會乃至國家上。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農民、工人、小生產者的生活、情感，寫作出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真實感人，特別是愛恨分明，結構嚴謹，文筆流暢。

不幸長篇《兩代人》交出去後，父親就被捕了，不知道發表了沒有。坐牢、出獄參加抗日及至輾轉各地工作後，父親放棄了專業寫作的理想，不過直到50年代，他仍然時有文學戲劇作品、文藝理論作品發表。再次拿起筆寫作，則是30年後、上個世紀70-80年代，這是後話。

到上海的第二年，父親由中華藝術大學同班同學蕭抱真介紹，閱讀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內部讀物，參加到楊樹浦、曹家渡工廠區散發傳單，寫標語，煽動工人罷工，反對五卅慘案紀念示威等活動。為瞭解父親當時看到了什麼，促使他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義，我在網路上看了數千張老照片，真切地感受到他當時的感受。

（圖一：父親所目睹的舊上海棚戶區狀況。圖片為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有一天蕭抱真說，他有一位姓曹的湖北同鄉想找父親，後來果然有一位叫曹正平的人來找。當時父親只知道北伐時曹正平在武漢參加過革命工作，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區委書記。

父親原本住在橫濱路景雲裡，因為住不起，搬到橫濱路福源裡，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小里弄。曹正平經常晚上來，瞭解父親家庭情況，談革命理論和形勢等。

在福源裡，父親還認識了一位元作家林淡秋（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他住在橫濱路到福源裡的岔道上，父親經常到他的住處談創作。林淡秋曾轉述魯迅的話，魯迅說：“這位青年作者寫的《野火》很好，決定發表，歡迎多寫。” 在學生運動中，父親還認識了上海公學的李梅（華僑學生），後來一起被捕，方知李梅是中共區委宣傳部長。

在曹正平的引導下，父親參加更多工人運動，比如參加反對南京蛋廠英國老闆開除工人的遊行等。有一次曹正平要父親撰寫反對國民黨政權封閉曉莊師範的傳單稿子，在遊行示威時散發。曉莊師範是陶行知與黃祿祥1927年3月15日創辦的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遭到國民黨政府武力封閉。陶行知受通緝，三十多名學生被捕，十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遭殺害。父親記得，曉莊師範被封閉的時候，國民黨政權正召開教育會議，鼓吹要改進和興辦更多的學校，父親就把兩件事結合起來指控國民黨政權提倡教育是假，摧殘教育是真，反對封閉曉莊師範。

1930年1月，曹正平介紹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回憶：“他在書桌上寫下‘馥新’兩個字，說是聯繫用的代號，以後由他本人和我聯繫。”

曹正平對父親說：“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蘇州、無錫、上海都可能發生暴動，現在軍閥混戰，全國正處於新的革命高潮前夜,黨號召要不畏犧牲，準備大幹，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上海要搞‘飛行集會’，五一要舉行全市大集會、大遊行，廣泛發動群眾，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

父親說：“這就是我第二次直接受到黨的教育的經過情況。”

據與父親同案被捕的葉進明80年代回憶，當時，中共在李立三左傾路線領導之下，不斷發起罷工鬥爭，遊行示威，飛行集會，實行“暴動試驗”，以顯示無產階級的力量，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則出動大批便衣、軍警，鎮壓罷工，驅趕遊行示威隊伍，逮捕參加飛行集會群眾。許多党團員骨幹分子一批批被捕入獄，成了冒險主義的犧牲品，而革命高潮卻並未到來。

1930年4月27日父親在上海租界東新橋仁濟堂的“五一”籌備大會上和107人同時被捕，這個事件就是當時“武裝暴動”試驗的一個縮影。這次事件是公共租界裡左傾盲動主義時期被捕人數創歷史記錄的一次。延安整風時期在反“左”學習時稱此案為“上海最大的一次損失一百零八將被捕大案”。

父親在前一天收到曹正平用代號傳來的條子，要他去參加仁濟堂集會。父親當天上午9、10點鐘趕到會場，進去時只看到很多人，還沒有搞清楚是已經開完會還是尚未開，也不知道大會是誰主持的，會場就被英巡捕包圍，校長陳望道、老師李初黎、潘梓年、曹正平、李梅、惠浴宇（獄中名叫周興然，中華藝大同學）等共l07人一起被捕。

據葉進明回憶，那天9點左右，各路群眾先是分散在大世界附近馬路“散步”，隨著一聲鞭炮動員令，大家開始聚攏喊口號，陸續走進仁濟堂，當中有人挑著偽裝成雜貨的鐵梗等武器。仁濟堂是個慈善機構，平時有門診施診給藥，星期天堂內無人。這天這裡裡裡外外擠滿革命青年，也有很多看熱鬧的人，早已引起警方的注意。

葉進明說，但是那時受到左傾盲動主義影響，沒有警惕也不介意警方的干涉。正當院內開會動員高呼口號“打倒新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門被撞開，穿著皮制服高筒靴的中西巡捕，高舉著巡棍見人就打就抓，大批人被拖進守候在門外的多輛裝有機關槍的紅色警備車裡，馬路兩邊喊革命口號的群眾很快被驅散，也有走得慢被捕的。

（圖三：上海租界巡捕。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翌日，上海《申報》以“左晨雲南路紛擾記，拘獲大批男女青年”為題報導：“昨天上午9點56分，公共租界浙江路東新橋附近，有數百人聚集，旋擁至仁濟堂開會未成，被捕房拘去百餘人”。4月29日《新聞報》記者詳盡描述了“前晨紛擾經過”：“上午10時，東新橋附近突然聚集數百青年，雖經探捕驅散，但至10時3刻，群眾又擁入雲南路599號仁濟堂欲開會議。旋由警務當局向戈登路捕房飛調預備隊中西捕，會同該管老閘捕房通班探補，將仁濟堂包圍，嗣乃進內制止會議，並逮捕在場男女一百零七人之多，餘始四散。被捕之一百零七人眾，內有年輕女子七名……男青年一百名。內有李林全 ，周興然 ，王保德……蔡四……曹振平。察其年齡，皆在二十開外，均是學生工人兩種人物，並發現鐵梗、石灰包甚多，此種物品當是若輩置備，用以傷害他人者……公安局要求移提，捕房並不反對”。

父親在一篇手稿中寫道：“（1930年）4月26日晚上，（曹正平）通知我27日參加五一籌備會，還說五一那天準備好石灰和木棍之類，可能發生武裝鬥爭。我早有思想準備。我當時很幼稚，很相信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早日取得革命勝利，東方出現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看蘇州河、閘北一帶棚戶區工人受剝削的非人生活，實在喚起我革命的激情，我寫一個長篇的《兩代人》和十多篇小說和一些散文（除了已經發表或已經寄出的，餘下謄寫和潤色的，在我被捕後，弟弟和蕭抱真幫我處理了）。所以毫不猶豫，第二天便到指定的地點開會。曹和我不是同時到達，但同時被捕，而關在一個監房裡。我們是在仁濟堂內被捕，還有一些是在馬路上被捕……”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年7月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據母親描述，張旭高熱情、果決、做事膽大心細，又有辦法，年輕的彩書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年10月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教師多為九中和集美師範畢業生。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2 動盪時代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原始文獻”瀏覽，將陸續上載。

（父親吳荻舟家鄉秀東村俯瞰圖，新羅TV吳慶安提供）

父親吳荻舟出生的1907年，中國最後一個皇朝、清朝已經延續了291年，像一個暮氣深重的老人，面臨內憂外患。內憂，我們這代人耳熟能詳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就有太平天國運動（1850年前後）和義和團運動（1890年前後）。外患，和列強之間的戰爭，不論是兩次鴉片戰爭（1840、1856-1860）還是甲午戰爭（1894），清朝全吃敗仗，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老百姓總是被排斥在國家大事之外的。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艱難生長。隨著西潮東漸，朝廷與民間都在談論立憲。清政府曾試圖順應潮流搞變革，推動了洋務運動、百日維新和立憲運動，使大清帝國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然而諸般努力無法挽救清朝的頹勢。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體制，爭取國家獨立、民主和富強，已經成為當時國中精英的目標。

父親4歲那年，1911年，中國爆發了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統治；5歲那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選出臨時總統孫中山，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以讓出總統職位等條件，通過清廷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逼清帝遜位，這也許是孫中山希望和平更迭政權的一種選擇，也許是革命力量不夠強大做出的妥協。成功逼清帝遜位、當上總統、稱帝未能成功的袁世凱病逝，政府被北洋軍閥控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多次被廢止，孫中山在廣州另組一個民國政府與北京政府對峙。

（1949年的龍岩縣城。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當時父親周圍的環境是怎樣的？國家大事與一個山村孩童有無關係？從地理位置上看，福建龍岩和北京之間直線距離大約2000公里，距離廣州也有500多公里。關山遠隔，小山城龍岩和國運之間有沒有時差？我查閱了龍岩縣誌才知道，原來，父親青少年時期家鄉的社會狀況如此生動精彩，家鄉和外界以至海外交往活躍，與時並進。

父親出生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龍岩查封鴉片館，禁種罌粟。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立教育會、商會。宣統三年（1911年）龍岩基督教會創辦作新女學(後更名鼎新)，為龍岩第一所女子學校。龍岩並開辦了商業小學堂和師範學堂。1912年龍岩人連賢基和鄭豐稔當選省臨時議會議員，連賢基被推選為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1913年連賢基和詹調元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廖上清、謝漢朝、鄭豐稔當選為省議會議員。同年日本礦產部派福留喜之助、野田次郎等配合民國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人員到龍岩作地質礦產調查，著有《龍岩州煤田調查報告》。1914年籌辦公民小學、開辦電報局。1918年，日本山村厚光來岩，在東門外行醫兼營照相。凡此種種都標誌著龍岩社會的進步。

雖然在短短數年間經歷了光緒年、宣統年，進入民國年，劇烈的改朝換代並沒有自然地帶來國泰民安，在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國這個大背景中，家鄉呈現一波又一波動盪局勢：

1915年5月中旬，龍岩學生帶頭上街遊行，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發起抵制日貨運動。1916年縣知事孫陶曦辦理印花稅不善，引起罷市。1919年5月北京“五四”運動波及龍岩，青年學生響應罷課、遊行示威，再次抵制日貨。1920年下半年開始，軍閥紛爭，縣知事更換5任。各路軍閥路經龍岩，每每帶來搶掠燒殺等騷擾，比如1923年贛軍李烈鈞部賴世璜的部隊佔據龍岩，強迫農民種罌粟，每畝徵收煙苗捐銀元12元，遭到民眾堅決抵制。1924年8月賴世璜以適中民團抗拒該部進駐為藉口，在適中燒毀樓房50多座、店鋪3000多間，殺害數十人，8000餘人無家可歸。

在種種壓迫和動盪的同時，革命的力量漸漸滋長。1917年2月，家鄉子弟林會嘉、詹汝嘉、滕新甫、鄧子恢、魏應幹、翁斐章、張載泗先後赴日留學。1921年春，留日回國的鄧子恢、陳少微(陳明)、張覺覺、章獨奇、林仙亭（鄧子恢的同班同學，後為吳荻舟的中學老師）等在白土桐岡小學組織奇山書社傳播新文化、新思想。1923年9月1日，鄧子恢等創辦的《岩聲》月刊第1期出版，該刊以“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為宗旨，至1926年11月，共出版43期。成為當時福建省辦刊時間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傳播馬列主義和新思想的刊物。緊接著，《新龍岩季刊》、《到民間去》、《鐵掃把》等進步報刊也紛紛出版。

1926年3月，龍岩人郭滴人、陳慶隆、李聯星、朱文昭前往毛澤東在廣州創辦的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5月30日，龍岩各界群眾千余人彙集文廟，舉行“五卅”周年紀念遊行。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10月，北伐東路軍佔領閩西全境，促進閩西國共合作；10月14日，北伐東路軍進駐龍岩，工農運動蓬勃興起。10月下旬，中共龍岩小組成立。10月27日，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在明倫堂舉行軍民聯歡大會，慶祝北伐軍進佔龍岩。11月，龍岩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此後，各地農民協會相繼成立。翌年1月，成立龍岩縣農民協會。在國民黨左派和以陳慶隆、郭滴人為領導的中共龍岩小組領導下，掀起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的鬥爭。

1927年1月，中共龍岩縣總支委員會成立。2月，北伐東路軍政治部在龍岩成立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左派青年張旭高[1]任監察員，支持農民運動。2月中旬，岩平寧監察署在明倫堂召開龍岩各界慶祝北伐軍攻克武漢的祝捷大會，會上揭露國會議員連賢基幫曹錕賄選當總統，當場押其遊街示眾。

這年的春天，龍岩縣工人協會成立。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召開龍岩縣各界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二五減租、保護工人權益、解放婦女、禁止納妾、破除迷信、禁賭禁煙禁娼等決議。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搜捕屠殺中共黨員和革命志士。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和廣東等省，都發生以“清党”名義針對中共黨員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殺。4月15日，龍岩縣長杜連如(履賢)逮捕、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等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解散縣工人協會、農民協會、各區黨部。只是一年的時間，龍岩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半年後，9月初，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恢復，中共黨員鄧子恢、郭滴人、謝寶萱分別擔任秘書、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龍岩國共兩黨再度合作。

9月中旬，國民革命軍新編軍第一獨立團團長陳國輝(後升任省防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奉蔣介石“反共、防共”指令，率部進駐龍岩。11月初，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一軍路過適中，陳國輝聞訊退至漳平。中山公園舉行歡迎十一軍其中一個營的大會，並聲討陳國輝的罪行。該營離岩後，陳國輝捲土重來，搗毀縣黨部，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蘇慶雲等30多位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殺害縣工人協會主席楊全貴、中共黨員林克武等10多人。

血雨腥風中，10月，中共在後田村成立龍岩第一個農村黨支部；11月，中共龍岩縣臨時委員會在後田成立。1928年3月4日晚，中共龍岩臨時縣委領導後田暴動。此後，後田農民武裝20多人成立遊擊隊，成為閩西第一支工農武裝。8月6日，龍岩、永定、上杭農民武裝600多人舉行白土暴動，攻打龍岩城受挫，退回白土後田。

家鄉在1928年至1934年，是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929年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兩入閩西，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1930年紅四軍第三次入閩西，到1931年，閩西和贛南蘇區聯合，成為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我哥哥曾經歎息：“多少龍岩人為中國革命犧牲了。”據說龍岩（僅指現新羅區）在冊烈士達3668人。

2016年回家鄉，我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許多震撼的資料，比如才溪鄉88%的青壯年、約3600人參加了紅軍，有200戶一家兩人當紅軍，還有一家六人當紅軍、兄弟（231戶）、父子或夫妻都當紅軍，當時全區人口才是16030人啊。又比如在紅軍長征隊伍86859人裡，有26000個是閩西人，而到達陝北僅倖存2000多閩西人。

（紅軍的紀律，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堂弟告訴我，三嬸的哥哥在山洞裡和毛澤東開過會，後來他卻被當做AB團[2] ，鎖骨穿上鐵絲，手腳被釘在門板上遊街，死得慘烈。因為和鄧子恢是戰友，解放後得以平反，定為烈士。三嬸本人則給毛澤東往山洞裡送過飯，在山洞外面放過哨。第二次回家鄉時我查訪到古田蘇家坡樹槐堂半山腰的“主席洞”[3] ，當時那裡是中共閩西特委機關所在地 。

毛澤東在1929年秋寫了《清平樂•蔣桂戰爭》，描寫這個風起雲湧的時期：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越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主席洞外觀。）

直至1928年父親離開家鄉之前，龍岩地區在國民黨左派和頑固派之間、國共之間以及國共和軍閥力量之間呈現出複雜的拉鋸局面，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小學、中學和高中時期，縣誌中提及的許多人如鄧子恢、張旭高等都出現在他的人生中，對他的思想啟蒙、對形成他的價值觀起到決定性影響作用。

[1] 張旭高，龍岩人，經集美中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讀書，1926年回鄉任岩平甯政治專員。1929年轉至漳州、廈門，加入中共，擔任平和縣委書記。1929年組織領導平和暴動，暴動失利後轉去上海。1930年南渡菲律賓，成為僑領。創辦中華中學、南洋中學，抗戰爆發後組織華僑文化界救亡，率中外記者戰地考察團回國考察，撰稿促進華僑及外國人瞭解中國的抗戰。1944年被日軍逮捕，8月遭殺害。

[2] AB團是蔣介石指示成立的間諜組織，負責肅清國民黨內部的中共黨員。“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縮寫，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本來，AB團成立僅3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摧垮。但是中共中央擔心間諜已經打入內部，整肅中冤殺7萬自己人，這些想必不屬於“在冊烈士”。AB團的創建人段錫朋在1931年曾說：“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

[3]  “主席洞”正式名稱是圳背岩洞，是一個天然喀斯特岩洞，位於中共閩西特委機關舊址樹槐堂右側半山腰，偏僻清靜，人跡罕至，是當年毛澤東隱匿防敵、思考寫作的地方。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乡骄傲 1龙岩印象

引子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

我的父母1940年代後半至1960年代初在香港為中共做地下工作，期間我在香港出生，度過歡樂無憂的童年。後來父母工作變動，舉家搬去北京。我經歷過紅領巾、“可教子女”、知識青年、工農兵學員、工廠設計員、報社記者、日文翻譯、編輯等等諸多身份變故之後回到出生地香港，從事多年日文翻譯、出版的工作。

父母留給我幾箱遺稿和老照片。他們的文字、包括他們所寫的日記、書信、、自傳、檢討或證明材料，既充滿時代印記，又流露真情實感，可說是難得的中國近现代史案例材料。這幾年我開始靜心梳理，希望比較完整地弄清楚父母的一生和時代背景，向歷史學習。

父親名叫吳荻舟，20歲離開福建老家去上海求學，1930年1月加入中共，4月被捕。還是個年輕大學生，就被國民黨判了9年11個月徒刑。出獄後帶領一支抗日宣傳隊，輾轉半個中國，宣傳鼓動團結抗日，慰勞主戰場軍民。8年抗戰勝利後，為宣傳反內戰，建設新中國，他的足跡遠至香港、南洋。及後先後在香港和北京做香港統一戰線工作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停職。文革後他把個人的遭遇放得很輕，轉身去做老本行——戲劇工作，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研究室主任，全情投入撥亂反正，領導創刊《戲劇年鑒》，搶救民間戲劇史料，組織出版《周恩來與抗敵演劇隊》和《南天藝華錄》，1992年7月26日心臟病發去世。

父親形容自己走過的路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到眾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縱觀他的一生，真正是求仁得仁。

母親名叫張佩華，20歲追隨父親離開安徽老家。從武漢到長沙，再到桂林、廣東、香港和南洋。她在顛沛流離中艱難支撐著有老有小的家庭，雖與父親聚少離多，但也逐漸理解了父親的工作。在新加坡，她獨力打兩份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同時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共。在香港和父親會合後，他們有更多時間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文革中後被打成“假黨員”，下幹校，1979年恢復工作，1984年離休。

文革後，她和父親多次一起旅遊，廣西、廣東、安徽、福建、湖北以及香港等地，都留下兩人舊地重遊的足跡。父親去世後，1996年至1998年，母親帶著我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在這本文集裡，她寫道：“我的老伴，你安息吧！百川歸大海，我一定和你匯流。我已經80歲啦！”她沒有想到自己那麼長壽，2014年4月6日96歲高齡因肺炎、腎衰竭去世。

本書內容基於原始資料，資料詳則詳寫，資料少則略寫。我看到父母如何從尋常百姓家的小孩子變成堅決跟中共走的青年，如何從革命幹部變成挨批鬥的“階級敵人”，如何堅守初衷和反思。真誠希望與大家分享，也期待得到專家學者、當事人及其後代中肯的批評指正。

第一章 家鄉驕傲

1 龍岩印象

福建是父親的家鄉，我們的籍貫所在。父親乳名吳麒麟，又名吳彩書，後自主改名為吳荻舟。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未年，即1907年5月5日，出生地福建省龍岩縣（今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鄉秀東村。秀東村青山環抱，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崇尚文化，歷來賢才輩出，書香遠近聞名，享有“龍岩十八坑，坑坑不如秀東坑”的美譽。

1984年12月，父親寫過一篇故事，題目是《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家鄉：“其實我們的村子是風光如畫的。村北後龍山東側高掛著一股白絲似的瀑布，從原始森林的深奧處飛奔而來，然後跌落在比兩座七層寶塔還高的懸崖。由於落勢很猛，在懸崖下沖成一個幾丈深的潭，潭面兩畝見方，叫做白練潭。然後這股山水沖出潭口，從村東迤向村西，走成一條高低、寬窄不一的小溪，把村子切成南北兩半，居民全集中在小溪的北岸。據說，大家都爭著分享後龍山下來的龍氣，所有的屋都依著後龍山層次有序地由高到低地建著。後龍山像一座用翡翠鑲嵌的大屏風，成45°的走勢，迤向溪邊，形成一塊龜背似的大坡地。”“從村北到村南，以後龍山下的吳氏宗祠左右牌坊為起點，兩條用青石板鋪的路，像青色的飄帶，迂回曲折地穿過整個村子，把幾十幢大小不一、新舊不同的住宅聯繫起來。”（未見發表，引自父親的手稿）

父親自從1928年離開家鄉，整整56年沒有回去，他想必十分懷念自己的家鄉啊。

1985年，我和哥哥陪父母第一次回家鄉。父親所言不虛，小小村落果然四面環山，依山而建，村前村後鬱鬱蔥蔥，青瓦土牆鱗次櫛比，村中小路在鄉親們各家之間盤繞上落，沒點腳力休想到處走走呢。

（1985年父親回龍岩時照。）

吳氏入閩始祖吳承順是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據《史記》記載，軒轅黃帝賜其正妃螺祖所生之子玄囂姓“姬”，姬玄囂傳25代至泰伯。泰伯和仲庸兄弟為讓王位與小弟季曆（周文王姬昌之父），出奔荊蠻，自號“句吳”（後為吳國）。遂以國為姓，於是有“吳泰伯，吳仲庸”之稱。

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吳氏入閩始祖吳宥在宋代從河南開封府遷居漳州華安地區，華安吳念一郎的公子吳十二郎於1258年沿九龍江遷居龍岩，為吳氏入岩一世祖，大池吳氏鳴乾公為其後裔。自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龍岩的原住民是古越族，中原漢族和古越族文化交融、同化，形成了龍岩獨特的民俗文化，龍岩話雖屬閩南語系，但是更多保持了唐時的中原古音，怕是最適於朗誦李白和杜甫的詩。明代以後，龍岩逐漸成為閩西經濟文化重鎮。明清兩代，龍岩有名可考的書院就有近60間，如龍田書院、龍池書院、新羅書院等。

（吳氏入閩始祖吳宥。）

村內還有始建於嘉靖十年（1532年）的吳氏嶐興祠、始建於乾隆三年（1738年）的仰高樓、華東地區最大的野生桂花群落等人文自然景觀。

村北的吳氏宗祠嶐興祠前面曾豎著二三十根七八米高的青石牌柱，據說每一根代表一個舉人。父親在《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故事裡寫道：“外鄉人進村，只要看到這些虎牙般立在祠堂前的青石桅杆（牌柱），就可以想像到這村子的不平凡。”父親曾為祠堂題寫“嶐興堂”牌匾，至今高掛在嶐興祠正殿上。

（吳荻舟題“嶐興堂”。）

我二姐說小時候看到自己有六個腳趾甲，問父親，父親說是一個什麼很小的民族的人才有的，就是在小腳趾頭的趾甲旁邊多一小塊，我和妹妹也有，直到2016年我第二次回家鄉才在博物館看到資料，說“小趾甲開裂”，那就是古越族的特徵（也有資料說古越族分佈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漢族客家民系、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和壯族等少數民族都是嶺南古越族後裔。越族或百越族是一種泛稱，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

根據龍岩鄉親們集資並集9名正副主編、42名編委之力花費一年多編輯的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吳氏入岩四世祖吳仁普生四子，長子吳興甫有八孫，史稱“龍岩吳氏八房”，父親列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東溪容萬十八世。

我的曾祖父吳志寬（十六世）是個雇農，曾祖母討過飯。曾祖父在40多歲時，跟同鄉離開家鄉，徒步到湖北武漢。查網上地圖，兩地的行車距離約莫1000公里，生活在高鐵時代的人很難想像如何用腳丈量1000公里——今天高鐵只要3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的距離，他們即使日行10小時，也要走上一兩個月。

曾祖父在同鄉開的旱煙店當絞煙師傅，出賣勞力，有一次絞繩斷了，險些把他壓死。祖父吳榮發（十七世）12歲就被曾祖父帶到湖北雲夢，在同鄉的錦太雜貨店裡當學徒。祖母陳冬玉是小池鄉人，窮孩子，12、3歲離開娘家到我父親家做童養媳，跟著曾祖母上山砍柴叫賣。

祖父就在錦太雜貨店掃店堂，洗痰盂，洗衣服，站櫃臺。幾年後，他借同鄉店鋪的窗口寄售一些日用雜貨，直到30多歲才攢了點錢，回鄉和我祖母成婚，旋即又回雲夢，和同鄉合夥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形容曾祖父和祖父父子倆像工蜂采蜜，省吃儉用，3、5年才回家一次。到我父親出世時，家中總算陸續置了幾畝薄田。大部分租出去，小部分自己種。

祖母結婚後留在鄉下耕田持家，龍岩婦女都要纏足（這個習俗源自南唐宮廷，有別于客家婦女），祖母卻是半大腳，下田的時候打赤腳，走親戚或者在家裡幹活的時候，便把腳纏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祖母。聽說纏足要把腳掌骨折斷，我不知道祖母是怎麼做到的，只為她感到痛。

祖母裡裡外外忙活的時候，父親常常是坐在屋後山坡上“等爸爸”。他的一個遠房寡嫂和他們住在一起，幫祖母下田。祖父60歲以後不去湖北了，不過那時候父親已經離開家鄉，他們父子從此沒再見面。

（撫松灼岩世系後人珍藏著十二世至十四世祖先畫像。）

祖母懷孕7次，因為家庭生活拮据，她又要承擔耕田和上山挑柴等重體力勞動，種種原因導致小產，先後夭折4個，僅剩下大伯保麒、父親和三叔香麒（後改名吳海艇、吳立平）三兄弟。還有祖母的弟弟留下一個孤兒，即父親的表哥、我的表叔陳錦章，從小便和父親兄弟三人一起生活。

三叔1968年3月14日給母親的信裡說：“表哥父母早亡，母親就把他接到我家，他長瘌痢頭，母親天天替他洗頭，搽藥。後來替他接了兩次老婆，第一個有癲瘋症，退了婚，後來又接了一個，成家。”1929年，家鄉爆發暴動，表叔加入中共，投身革命，一年多後被國民黨殺害。

祖父去世後，祖母和三叔投奔在湖北雲夢做生意的大伯。

祖母和大伯在我出生前已經病逝。我只對三叔印象比較深，他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我們，住在我家，我也曾去雲夢看望他們。我保存了他給父母的好幾封信，他在其中詳述家庭情況和自己的經歷。三叔在上述同一封信裡，說他們未分家之前，連同父母、三兄弟以及表哥表嫂各家子女在內是13口人，土改前一年多分了家，“土改時每口分六擔穀田，每擔穀田以割得120斤穀為標準，那時以全村的土地平均分配，年成十足就夠生活，年成不好就不夠生活。”

他寫的和我2016年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的《閩西暴動和紅十二軍》所載鄧子恢[1]和張鼎丞主持的分田原則吻合：“所有土地都拿出來分配，只有中農和自耕農土地多一點的不動”，“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農和貧農一樣分田。”

三叔晚年時有一次告訴我母親，家鄉土改時，他們家的成分是富農，他和我父親離家早，參加革命，未劃成份。他說，當時他們單位曾派人回龍岩調查，然後說“應根據本人情況決定”。

據我瞭解，秀東村在分田前就是家家有田，只是多少、肥瘦、遠近的分別，分田的時候“多提少補”，“動兩頭留中間”，再按5%的比例劃分地主富農。現在看這種做法當然是荒唐的，就像曾祖父和祖父那樣，辛辛苦苦工作，勉強能養家糊口，子孫後代卻落得個成分不好的牽連。

龍岩如今有毛澤東故居臨江樓、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龍岩毛澤東舊居、閩西第一次黨代會會址以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古田會議舊址等，作紅色旅遊之用。如果多瞭解一點龍岩的歷史，所謂紅色旅遊會變得十分沉重，絕不僅是在舊址前留個影那麼簡單。

[1]   鄧子恢，1896年8月17日生於福建省龍岩縣東肖鄧厝村，曾留學日本。1926年秋任傑壩圩國民黨左派區黨部常務委員。同年12月，於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後田暴動主要領導人，創建閩西共產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紅四軍入閩前是閩西蘇維埃主席兼經濟委員會主任。抗戰期間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華中分局書記，率部赴蘇皖與敵作戰。解放戰爭期間任華東局副書記，中原局第三書記，是閩西三年遊擊戰的主要領導人，之後配合南下大軍解放閩西全境。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