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 九龍暴動

根據父親吳荻舟多份材料以及1991年在香港的談話錄音綜述，1956年10月l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也即“雙十節”，住在香港調景嶺徙置區李鄭屋村的親台分子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進步工人扯下[1]，雙方發生劇烈衝突。隨後國民黨借機把事態鬧大[2]，逃港的國民黨殘兵敗將、流亡地主、黑社會都裹脅進去，上萬人攻打進步工會，搶砸國貨公司，奸殺位於青山道一間工會診療所一名女護士棄屍河邊。騷亂從九龍青山道蔓延至尖沙咀一帶，攻擊搶劫的對象不限於左派機構，連一般市民、商鋪也遭殃[3]。

當時仍然是工作組時代，父親是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公開身份是招商局顧問。他們及時向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彙報，陶鑄的指示是：堅持自衛為主，但要責成港英政府負責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陶鑄指示以父親為首成立“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溫康蘭、工會線的李生都參加了。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就設在當時香港中國銀行八樓、父親的辦公室內。父親白天到各單位巡視，夜晚留守在辦公室。愛國社團、進步工會、進步的社會人士紛紛到父親辦公室分析情況，估計形勢。他們佈置了幾項防範措施：一是根據陶鑄的指示，把社會治安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二是通知所有進步機構（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和各個工會的人員不要上街，以免英警開槍誤傷。各單位要關好鐵閘，父親在巡視中曾發現有的單位沒有鐵閘，即要他們馬上安裝；三是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各單位都做了自衛的準備。比如報館日常工作要化鉛鑄字，工人就日夜不熄火，煮好幾鍋鉛水，萬一暴徒沖上來可以用於自衛；有的單位把窗櫺的鐵枝拆下來磨尖，不用時插在原處，緊急時可以當做長矛；有的單位準備了石灰、石頭、啤酒瓶甚至紅墨水等。

“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最重要的是掌握動態，建立情報網絡和報警機制。中資機構、進步社團、社會各界人士、工會會員等注意收集敵人動態，讓住在港九各處的群眾知道，一旦發現暴徒集結，馬上打電話通知報館或警署，《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隨時把掌握到的暴徒動態通知父親，並以報社名義通知港英警方，責成警方去驅散和監視。有一晚，暴徒從調景嶺對開海面筲箕灣登岸，在香港好幾處集合，群眾紛紛電告報館、警署。英警連夜出動十餘次，拘捕幾百個暴徒，暴徒企圖在港島鬧事沒有成功。父親說：“甚至有的特務在房間裡開會，他的保姆、我們的群眾便把情況通知我們。”

10月13日，周恩來總理約見英國駐京代辦，指出港九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正受到國民黨特務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十分關注，港英當局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亂[4]。

（圖一：英文虎報1956年10月13日報導，一名男子在太子道遭右派暴徒槍擊，伏屍街頭。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事態發展到10月中旬，暴亂遍及九龍，關係到香港的治安問題，警察己控制不了局面，港英政府出動英軍鎮壓並宣佈戒嚴。除大舉拘捕外，軍、警還開槍射擊，致死致傷暴徒以及無辜群眾。父親說，港英初時“坐山觀虎鬥”，想等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沒有得逞。我們通知大家不上街和敵人作鬥爭。如果出去，他會抓兩邊的人，會開槍射擊。一來對打的話，港府會抓我們，說是兩方面都在暴動，二來槍子好人壞人都會殺傷，關起門自衛。敵人上樓我們淋鉛水、熱水，令他撤退。

到20號以後，暴亂基本平息。父親說：“我方因為以守為攻，進行堡壘式自衛鬥爭，再無損失。”“預料到港英會找我們麻煩，搜查我們的自衛武器，他們是知道我們搞自衛的。我們通知各機構立即消除所有設置的障礙，銷毀一切自衛武器。”果然暴亂平息不久，英警搜查幾間左派機構，搜不到任何武器，抓不到任何把柄。

父親在1991年訪問香港時和“老友記”們憶當年也曾說：“港英政府對此國民黨挑起的事件是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我們是否要鬥，鬥到自己垮？不行。自衛為主，關起門保護自己，不讓港府抓到把柄，又要把責任交給他，但不信任他，有足夠力量自衛。”他說：“當時我坐鎮在中銀八樓辦公室，起初我把孩子留在家裡，我愛人在廣州學習回不來，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整日整夜在那裡隨時接電話。我把孩子留在家裡，告訴司機（工會派來的可靠群眾），假定敵人攻進我家，就把我的孩子用繩子吊到隔壁人家的天臺上。我們住四五層樓（天臺上有一間小房子），隔壁只有三層，吊下去可以在人家或者天臺找地方躲起來。東西不要管，被搶也不要緊，司機是可靠的，保住人就可以。”“後來白天有人看著（孩子），晚上把門鎖了，孩子也送到銀行。”

我那時候不到三歲，記成要把我們勒死，直到為父親整理資料和錄音才得以釋疑。據我二姐回憶，那時她還在香港上學，學校停課，教職工與高班同學組織自衛隊，保護學校。父親說後來把我們都接到香港中國銀行八樓打地鋪，我完全沒有印象，但是我妹妹卻對此有印象，當時她才1歲多！

（圖二：舊香港中國銀行，希望有一天可以上八樓看一看。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大哥說的：那時候他在廣州上中學，後來母親張佩華帶著他回到香港，到中銀八樓和家人會合。母親在裡屋和父親說話，讓我二哥去買十個麵包。二哥買回來，才吃了一個，大哥已經幹掉其餘9個，母親從裡屋走出來看見了說：吃得這麼快，好像幾輩子沒飯吃。大哥回憶說：當時就是沒飯吃呀，在廣州餓得哪怕有一分錢也去買東西吃，幾分錢一碗王老吉涼茶也好充饑，弄得後來幾天不喝王老吉就不舒服。

“能文能武”的父親在香港還有另類工作。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五牛圖》和《史記提綱》”（不知道是否發表了），講述故宮收藏的珍貴文物在抗戰時期有不少被盜賣、被竊甚至公開搬走，有些在解放初偷運到香港，他們如何通過當時住在銅鑼灣的章士釗夫人（我只查到三夫人殷德珍1949年前後到香港並留下，70年代初章士釗多次去香港和她重聚）做愛國主義教育，把文物買回來。

父親在文章中回顧，1958至59年間，國內收到反映，漢司馬遷親筆的《史記提綱》、唐韓滉的《五牛圖》及司馬光的一幅字畫三件國寶流落香港，要設法收回來。香港地下黨接到通知後，當一個重要任務完成。父親親往章士釗夫人家瞭解情況。據她說，日本人正在出高價洽談，單是其中一幅《五牛圖》，便出價10萬港元。父親說，這情況對我們很不利，時間十分緊迫，需要馬上有一個決策。為了不讓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收購，一面請章夫人保密，一面設法和該商人見面。父親說他對該商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政治角度上說服他不應把國家的古文物賣給外國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使得他感到有壓力，不敢輕易向日本人出售這些文物，但又不可以激怒他。畢竟香港是個自由商港，所謂重利輕義的冒險樂園、鱷魚潭，誰又能強迫誰愛國不愛財呢？同時，香港偽造古文物的商人也不少，在未經鑒定分清真假之前，也不便出價成交。父親記得除了根據國內有關部門提供的考證辨別外還請了本地專家鑒別，確認是真跡後，開了一周取款的期票給持畫者。

父親說，這次收回這幾件國寶，著實費了一番心機。章士釗夫人以及幾位統戰人士，包括三位古文物鑒定家都出了很大力。多年後，香港文匯報35周年報慶，父親看到一幅畫的署名，記起一位叫任真漢。父親記得還有一位石灣陶瓷和宜興茶具的收藏家，但是不記得名字了。有的人幫助父親鑒定真偽，有的側面做了持畫者的工作，最後是以15萬港幣買回這幾件國寶。

父親說：這幾件文物回到我們手裡後，在我家裡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約請七八位出過力的統戰人士，一邊喝酒，一邊欣賞，也有人痛駡喪心病狂走私文物者。大家認為這是極其重大的收穫，決心全力以赴把流散在海外的古文物收回祖國[5]。

（圖三：1956年前後父母和我二姐、二哥、我、還有妹妹的合影。照片背後僅寫著“新巴黎”三個字，我查到香港50年代確曾有個新巴黎大農場，位於黃竹坑，大概就是現在海洋公園那一帶。有菜園、餐廳、小動物園和少量遊樂設施，不知道是不是去了那裡？一張溫馨的照片啊。）

說到那時候的生活，聽母親說，文革期間，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待二十年來的家庭收支。她本來不知道父親也被勒令交待同一內容，父親去世後她找到一份父親寫的材料才知道的。她不無慶倖地說：“你爸爸講的情況和我講的一致。”

根據父親所寫的交待材料，1948年至1950年前後，父親在香港《華商報》讀者版包攬版面內外的複雜工作，收入只是二、三十元生活費，僅夠自己用。母親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一歲半至九歲）滯留在新加坡，白天教小學，管圖書，晚上到夜校兼職。1950年至1962年初的十二年，父母都在香港工作，生活較安定，下面三個孩子陸續出世。這期間，左派機構的工資制度各不相同，有供給制，低工資制（就是在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工資普遍比社會上低，1958年後才開始實行社會化工資。當時在香港左派機構工作的人大都懷著理想，追求社會公正，收入低也甘願堅持。）

母親1950年至1957年在港澳工委工作，是供給制；同時期父親是低工資制，以招商局工資為基礎，每月四百元，組織上另補助一部分。1957年秋，父親到《文匯報》做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在《文匯報》支工資一千元，在招商局支六百元。母親由供給制轉為進南方影業公司拿三百多元工資（1959年前後調整為四百多元）。

父親說，為了做上層統戰工作，決定搬出招商局宿舍，另租較大的房子。按制度，他們兼職不兼薪，招商局的六百元要上繳，房租報銷（或自己付部分房租）。為了簡化手續，組織決定我家包乾。後來我家租了每月房租七百五十元的房子，在北角堡壘街，上下兩層，還有露臺。記得家裡有時候開派對，交通航運界、報界、電影界以及一些與臺灣有關係的社會人士、醫生和商人等等都是父親的客人。許多漂亮的人兒把盞言歡，我還年幼，唯對滿屋都是移動的腿印象深刻。

父親寫道：生活費用。每月工資2100多元，扣除居住費用，尚有1200多元。每月除生活開支外，可存100元左右。生活費用的明細：1保姆工資160到200元（保姆二人，工資逐年增長，離開時已增至100元以上）；2伙食費400至450元（1959年以前四大四小，1959年又一孩子回國內讀書，四大三小，每個人以50到60計）；3國內學雜費150到180元（三個孩子，自中學到大學，包括伙食、學雜、寒暑假旅費等，每人每月人民幣20至25元計）；4香港學雜費140到150元（學費每人30元，校車15元，校服，書雜，三個孩子約計數）；5衣著50至60元（全家八人，每年以600至700元計，平均每月約數）；6水電20至30元（夏天風扇，冬天取暖，燙鬥、燈光等用電，及水費等約數）；7負擔20元（岳父，基本每月寄，有時寄30元，此外給侄子們寄點藥品等）；8工作80至90元（夫婦二人在外伙食，小應酬、交通等，我每月固定支50元）；9書籍20元（包括孩子們的課外讀物，我買參考書等約數）；10醫藥10元（約數）；此外還有家雜（包括郵政工人、看更工人、清潔工人的年節費用，肥皂、牙膏、洗衣粉、去污粉、手紙、地蠟等等）無法估算。

生活盈餘，購置了1一套傢俱（包括大床、大衣櫃、五桶櫃、餐桌、十二把椅子、書桌等帶回來外，還上繳了幾件）；2收音機（包括電唱機、唱片櫃）；3手錶；4照相機（包括遠距鏡頭，都是舊的）；5半導體收音機；6雙層鐵床（三個）；7樟木箱、陽江皮箱等；8電燙斗；9買了幾百元人民幣公債；10鋼琴（原來是買的舊外國琴，回來時換了星海牌）；11厚呢大衣；12回來時全家添置國內用的衣服、棉被、家用藥品、日用品等。

期間父親有兩筆額外收入，他也做了交待：11953、54年的時候，我祖父在雲夢的雜貨店結業，三叔給我父親捎來400元人民幣。父親報告給黃作梅 ，黃作梅同意父親留用，於是父親把錢放在內地，給在內地讀書的孩子用（1950年至1955年間，大哥大姐都被送回內地）。2父親寫過一些劇本和理論文章發表，用1000多元稿費買了一架舊鋼琴給我二姐學琴，其餘作家用。

工作超負荷，低收入，養育6個孩子和外祖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清二楚，這就是那時候的幹部。父親也寫了到北京後的收支明細，此處按下不表。

[1] 香港政府《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說“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被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

[2] 時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事後指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暴動由國民黨策劃。

[3] 我查到還有其他暴行如燒廠房燒車，襲擊郵局和公共交通工具，外國人亦成為襲擊目標。1956年12月23日，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他認為是一些思想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群眾試圖擾亂香港的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在1998年4月初版的《簡明香港史》中，學者劉蜀永認為，1950年代為逃離戰火而來港的大量內地移民謀生艱難，經濟情況不佳，加上政治的挫敗感，最終釀成騷亂。

[4] 10月16日下午，香港總督葛量洪在記者會反駁北京方面的抗議，認為北京“干預內政”。據說九龍暴動發生後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

[5] 幾年前有人告訴我《五牛圖》真跡在臺北故宮。而關於收回國寶，網上也有另外的版本。真假難辨，這裡是根據父親的遺稿整理。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年7月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據母親描述，張旭高熱情、果決、做事膽大心細，又有辦法，年輕的彩書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年10月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教師多為九中和集美師範畢業生。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