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3 徹底三查

經過一個多月對四清幹部的先期培訓，父親吳荻舟有個印象：“這幾年來，農村幹部變得厲害，這些都是四清運動的骨幹，還是這樣，那一般的公社幹部就可觀了。和平演變的嚴重，階級鬥爭的尖銳，進一步體會到了。我們決定好好整理一下這個隊伍，採取嚴肅的、高標準的思想批判。必要時也淘汰一些，據說江蘇的基層幹部，從未好好的搞過思想工作，許多人經過兩天的三查感到，這次才想到這是革命。思想震動很大，有的哭了。貪污腐化，失立場，敵我不分，退坡思想，不願當幹部，想單幹，走個人主義的道路。這是這兩天三查中出現的相當普遍的思想情況。”（12月2日）

三查的做法，就是要參加四清的地方幹部一個個檢查自己。通不過就掛起來，再檢查，直到通過為止。那麼這些四清運動的骨幹為什麼給父親留下“變得厲害”的印象呢？

“今天副組長三查，談得很不徹底，將近三個小時的自我檢查中，平擺大小問題，沒有一個中心，覺得他十多年的工作，有時原則性很強，有時又完全沒有原則，兩種思想，正確的，錯誤的，始終在矛盾著，所以大家聽了，都說看不出是個什麼問題，既不敢說這位同志好，也不敢說這位同志壞。是，我覺得，沒有問題、提不出問題中（其實）最突出的就是一個問題，沒有確立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沒有一貫的、鮮明的指導思想，像牆頭草左右搖擺，而從總的看起來，右的是主要的。他的許多處理問題的方法，是非政治性的，沒有階級觀點和階級路線的。比如他處理廠和公社群眾的矛盾，採取宴請公社幹部的辦法，不檢查一下，群眾和廠之間的矛盾是什麼原因，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不從做好群眾工作來解決矛盾，卻宴請幹部，希望幹部來管管群眾。又如，廠的領導和專業學生（蠶桑研究學校學生和蠶種場的業務領導之間）的矛盾，不從做好學生的整治工作，卻抬出縣長來‘示威’，即讓貪吃的副縣長住到廠裡來，顯示顯示，企圖籍此‘鎮壓’學生。結果是多吃多占了12元。但，有些事情處理得很有原則性，比如，兒子籍他同意修理自己的屋子，套買了80根松木，賣掉了50根，他發覺了，不但把80根松木全送回公社，還按章補了被賣掉的50根木料的稅。而且還批了兒子一輪，這是很有原則性的。”

晚上第二次查朱XX。父親發言提出兩點，“一點是特權思想突出，不但多吃多占，而且，濫用職權（超規定批了五萬多斤的飼料和糧食），公私不分…要進一步檢查。二，革命的決心問題，指出他逃跑，做了一次逃兵，怕死，個人第一…要他進一步就這兩方面檢查，提高來批判。”（12月4日）

“今天張XX三查，自檢出來的問題十分嚴重，而問題不在多吃多占，投機謀利，官僚主義致使國家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主要還在於他政治上與資產階級和平共處，他是商業局助理，分工管四類和不法資本家，但，資產階級倡狂到把市場管理的招牌丟到廁所裡，也不加以鬥爭處理，輕說幾句就算了。本人出身就是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布店當二把手。入黨是54年，入黨後就在內貿部門工作，思想並沒有入黨，一直是和私方人員混在一起，向私商經理借錢，稱同志，一桌子吃飯，開後門……這就嚴重了。”（12月5日）

最後一天三查：“晚上開一個團結會，大家談談心得，舒暢一下心情，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次批評提得很多，個別同志免不了有些受不了，比如丁國榮同志，拖到最後才結束，掛了好幾天，看情緒就有疙瘩。原來計畫沒有。

按計劃完成了，三查品質不低，根子挖得深，團結會也開得好。最後張明的發言也不錯，提出了1實事求是的寫總結，2經驗，從幾位三查的同志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當忘記階級苦（包括忘記自己的苦），困難時，勝利（順利）時和失敗時，最容易犯錯誤，這是對的。

丁國榮從開會到我發言，都不講話，連笑容也沒有，我看不對頭，所以才決定講話。首先我強調了一下這次團部高標準的三查方針是正確的，三查搞得好是1由於同志們徹底革命的決心大，2是在地委反右傾取得勝利基礎上，所以三查的同志敢於和錯誤缺點決裂，提意見的同志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次，我強調了進步是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的結果，我們誰也免不了錯誤，最後說到自己的錯誤，這次也是帶著錯誤來改造自己的，把錯誤說了一下，說明暴露給同志，希望同志給予監督幫助。第三點說我們由於和大家不熟語言又不通[1]，聽不懂，提的意見一定有錯，只提供參考。最後，說這次的三查，大家交了心，進一步團結了，也給今後共同作戰中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說完話，丁的情緒馬上改變了，接著講了話。這就是人的感情啊！”（12月6日）

三查之後各工作組就要下到生產隊裡。父親帶隊的是大澗子大隊西隊生產隊工作組，父親說：“在結束這次的運動前，我們都將一起生活、工作、學習。我們的生產隊小組一共六個人，張勳南，張甲生，張盤松，黃新華（四位都是宜興來的幹部和青年），張英蘭（北京來的，中專醫科學生）和我自己。除張勳南同志是老手外，都是新手。這兩天來，我著實有點發愁，這次的工作要求很高，新手多，情況複雜，語言不通，雖然有國內外的大好形勢，有中央直接抓，而且這兩年來，經過試點，階級鬥爭的形勢、情況摸清了，也取得了一些經驗，中央決心很大，還有劉少奇同志掛帥，成立了專門機構，我們的隊伍很大，領導很強，農村貧下中農很歡迎四清，等等有利條件，但，總覺得工作很重，這與民主革命時的情況不同，現在是敵我鬥爭，人民內部矛盾，以及黨內矛盾交織在一起，界線不掌握，情況不易弄准，加以人地生疏，合作關係的同志，彼此不熟悉。因此一連串的思想就老縈繞在腦裡。首先有如何堅持原則和不影響合作關係的問題，有如何領導青年展開工作，放手工作，而又不出偏差的問題，有如何做到深、做到透，放手發動群眾，而又恰到好處地掌握到火候的問題……”（12月10日）

12月14日4點多他們到達了大澗子大隊西隊貧農笪發興家。“笪發興家五口人，3個勞動力，一個老婦，一個小嬰。看來生活還過得去，與這裡其他貧下中農來比，是否可以長住下去，還值得研究。因此只作暫時住下，在運動中再考慮決定。”（12月14日）

（圖一：父親手繪小芷崗東南側山頂望全村。他多才多藝，可敬可愛。）

來到生產隊的第二天下午，父親他們就開始參加勞動（規定他們每天勞動半天），除油菜草，父親說，這是他在解放戰爭以來，第一次參加群眾的革命運動，更是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參加勞動，喚起好多淡漠了的回憶。他還說農民兄弟很關心他們，叫他們慢慢來，不要搞到腰疼手疼。（12月15日）

其後的勞動還包括散塘泥（把塘泥撒在麥地裏改良土壤），修水利等。

晚上，在大隊部開會，聽大隊書記的彙報。之後，工作組隊員們在月光下，在丘陵的麥田間走了半裡地回到駐地。

“這個大隊，五個生產隊，在句容的南門外約五華里，是一個丘陵間隔著的小塊平原。五個生產隊以小澗子隊為中心，北面和西北是大東崗和小東崗兩個隊，南面偏東是大澗子東隊和大澗子西隊，西隊又分佈在小澗子和小莊崗兩個自然村。工作組設在小澗子，和我住的大澗子西隊正隔著一個約半華里的丘陵，麥已長了兩三寸，在月光下，由於冬天的枯蕭，顯得異常可愛的淺綠色，在整個山崗覆蓋著，很像一張淺黃底草綠花點的、無邊際的床單，真使夜行者在一天工作結束後忘去疲勞。我們一個小隊邊談邊走很快就到了‘家’。”（12月15日）

12月16日，上午勞動，下午開大隊幹部會。（工作組的）包宣佈了約法八章，父親說：“這是一個很難講好的對基層幹部的政治攻勢。我覺得八章的內容都是必須說的，不說，幹部的思想震動不了。但，如何把握既要求壓力，又要使幹部聽了感到是在挽救他們，使他們既震動又感動呢？這的確不容易，包今天的講話，壓力夠大，有一些語言，在我聽來，像對著敵人說，而且語氣很重，嚴厲，但，有些挽救他們的地方，沒有說得清楚，闡述得突出。當然，從運動的規律來說，這時以壓為主是對的。我這樣說是不是右了呢？‘以教為主’的思想和團結95%的思想，和如何達到以上要求的方法之間的矛盾，沒有好好解決吧？”（12月16日）

1964年12月18日下午開地富四類會訓話，父親說他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沒有這樣的經驗，包括後來還有其他這類開會，父親都借機會參加瞭解。

生活上，他們注意不搞特殊化，不加重群眾負擔。12月22日是冬節，“家家做菜餡的大團子。起初聽說要做肉團子，我們通知住戶，給我們另做一些沒有餡的團子。群眾說，不要說冬節沒有人做肉團子，就是過年也沒有人做。說這話時情緒很大”（12月22日），凸顯當地的貧困。

大澗子西隊生產隊有28戶（四清期間又遷入一戶為29戶），16戶貧農，2戶中農，5戶富農，5戶地主。地富多，是這個隊的特點，而貧下中農除了幹部和幹部家屬外只有24人。於是工作組把地富子女作為一個力量，爭取他們支持貧下中農。動員的時候，老老少少來了49人。有人抱著小孩，有人做女紅，吱吱喳喳中宣讀了檔（12月24日）。

他們分三個組向群眾逐條講解《決定》：基本群眾組、幹部組和地富子女組。父親負責基本群眾組，每天講解五條《決定》：“效果很不錯，講了五條，插了一些事例，相當生動，群眾要求繼續講。我說太晚了，明天還要勞動。但群眾說講到十點也不累（這裡群眾八點多就睡的）。其他兩組成績也不錯，有收穫。”（12月25日）。

（圖二：父親手繪“村南橋邊望東西村”。）

父親向老農笪發章瞭解村史，據說這村子有三四百年歷史，曾經有一個地主惡霸，外號樓上太爺。那時候這村子叫澗子村，後來演變為大澗子。後來這地主惡霸的罪惡被揭了，滿門遭斬，還為此編了一齣戲，叫“雙顆印”。可惜在封建社會，雖有這麼一齣戲，卻不准在這一帶演出。

關於日軍在這裡時的情況，父親說：不聽也罷了，聽了就覺得這裡的群眾給愚弄得可憐，也說明被剝削到連民族的（別說階級的）自尊也沒有了。笪發章說：“要不是日本人，這裡早沒人了。”據他說，當年日軍都已經讓這裡的村民老少分兩排站好，架上機槍了，正要掃射時，來了一個騎著高頭大馬的日本軍官，在馬上喝了一聲“不可以”，救了他們。（12月30日）

父親瞭解到的基本情況是：“這裡的群眾文化是空白的，全隊只有一個高小學生（地富除外），寫一條簡單的新聞也白字連天。但他卻是隊裡的文化教員，教業餘農校。他們沒有看過電影，沒有聽過形勢宣傳，連國家爆炸了原子彈、宋慶齡是誰、是男是女也不清楚，國內外發生的任何大事情也沒有人告訴他們。生產也落後，畝產只四百多斤。土地少，每人才一畝零點。每天起來吃飯睡覺外，就是勞動，有的一年除過春節休息幾天外，就是勞動，也不得溫飽。在這樣基礎上，他們能討論‘雙十條’嗎？只有12天的工作，能有什麼滿意的情況嗎？所以我說，能來十多人，能有三五個人說幾句話，就是不錯了。這只說明一個問題，我們的工作是艱巨的，需要耐心和長期反復工作的。”“由於過去幹部壓迫群眾，給群眾打擊報復太深，群眾不敢當面提意見，背對背提意見都顧慮很大。”“我決定通過1定工分賬2定銀錢收支賬3定糧副分配賬及物資賬等鬥爭，來練兵和提高群眾當家做主思想。”（12月27日）

從父親的日記可以看到，這三件事其實很不容易，比如查工分賬，政策規定不能包辦，要由貧下中農主持，但是事先要教查帳小組準備，“百發百中，不能有一筆被打回來”，“要先定下什麼事可以記工分，什麼事不能記工分”，還要“先摸到公社今天有什麼不合理的規定”，因為當時有些幹部“濫記工分（什麼上街買一張用紙，送個名單，領一個布票也要記工分），是幹部懶的開始，這樣可以不勞動了。”還要讓查帳小組的貧下中農明白政策：“要堅持公平合理，但，又不是開鬥爭會。”（12月28日）

再如查錢賬，晚上就要公佈了，卻發現賬沒有搞準確，臨時改變計畫（1月3日）。父親幫助查帳小組重新整理農業支出、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社員預支和其他等支出賬，特別是從“其他”中把吃吃喝喝的抽出來和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做個對比；從“社員的預支”中把幹部和一般社員的預支分開，做個對比。結果是吃吃喝喝占110.86元，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三項加起來才86.77元；24戶社員497.8元，4戶幹部518.39元。父親寫道：“這就十分清楚了，幹部不顧集體，不面向廣大群眾，特權思想很突出”（1月4日）。

父親還提到“揭出了三十多畝黑地，一千多斤變相私分糧以及暴露了他們（隊長和會計）帳目上的虛假性。”（1月13日）

也就是說，那時候基層的確存在幹部“貪污”、“腐化”，存在官僚主義。以現在的標準看個別幹部的“多吃多占”數額很小（比如12元），但是像“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與當時群眾只能勉強維生的收入相比，“其他支出”中24戶社員和4戶幹部所占比例相比，難怪群眾感到義憤。而那三十多畝“黑地”和一千多斤“私分糧”，今天看來更像是基層對上隱瞞的“自救”措施。

而在當時，父親處理過程中很謹慎，總在左右掂量，想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處”，這點給我印象深刻。

[1] 語言不通：當地語言是南京官話和吳語彙集，而且由於歷史悠久、人口遷移等原因，村村語言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