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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老教堂的老照片,西式建築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1原生家庭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素雅的包孝肅公祠

位於合肥的包孝肅公祠
(圖一:雅致的包孝肅公祠一角。)

李鴻章(1823~1901),我知道他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宣導者,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李鴻章受命赴日本媾和,簽訂《馬關條約》,生前死後毀譽參半,是很顯赫的家鄉人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教科書是把李鴻章當做反派人物,母親沒有因為他是同鄉感到自豪。她告訴我的是:好人出了個包拯,壞人出了個李鴻章。

 

公正評價歷史人物

李鴻章的“近代第一”
(圖二:李鴻章故居裡的部分介紹。歷史人物應該得到公正評價。)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柏貫之照片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年輕男人,目光堅毅,手插在工裝褲口袋裡沉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兌變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舒城縣革命資料封面

舒城縣革命史資料封面
(圖二:《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封面)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吳荻舟在舒城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

 

一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論述《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投身戰鬥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 投身戰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權對在教誨室搞翻譯的幾個難友說:“蔣介石從西安活著回來了,決定大赦政治犯以示慶祝”。于2月間,獄方通知父親吳荻舟減刑三分之一。

父親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個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減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滿6年8個月就可以出獄,加上判決前在漕河涇監獄扣押了五六個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個多月,扣押期間兩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滿6年半本應可以出來。結果他實際坐滿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獄。一同提前出獄的還有周興然。

出獄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手續,也不要擔保。父親記得那天他坐在監房裡等,看守來帶他去拿了家裡寄來的旅費和一些舊衣服,好像出具了一個收條,就出來了。父親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點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雲夢。當晚到家後,監獄醫務所的衛生員舒國璽(後北京溫爾結核病醫院副院長)曾來看他。

沒有資料告訴我,父親在獄中是否知道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和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家鄉兩萬多子弟參加了長征(1934年)呢?他可曾聽說中共自李立三路線之後又經歷了陳獨秀路線、張國燾路線、直到中共在遵義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過有資料表明,他們在獄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脹,本已積弱的中華民族內外矛盾交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曾一再鬥爭要求“出獄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獄後回到湖北雲夢三叔家中養病兩個月,父親再次來到上海,那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抗日烽火點燃前夕。重獲自由,父親一心想找到中共組織關係,投身抗日。那時他還不知道,曹正平叛變後已被中共處死,父親入獄前與他單線聯繫,如今找不到介紹人、連絡人,線已斷。他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出獄前父親翻譯了三四十萬字,懷揣著從獄中帶出的譯稿,憑出獄時難友樓適夷交給他的一個位址,他找到上海天馬書店,見到樓適夷的弟弟樓子春。樓子春留他在天馬暫住,留下他的幾本譯稿和幾篇短篇小說稿,又將他推薦給在亞東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陸源放。陸源放便讓父親校對正在重版的《胡適文存》。7、8兩個月他在亞東圖書館做校對,“吳荻舟”之名自此開始使用,寓意為“蘆葦蕩中的小舟”。

父親寫過一個關於自己在獄中翻譯作品的簡介,他寫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時,通過同情、接近我們的看守,偷運進一些進步的漢語和外語書籍,便學起外文,學了英語、法語,又自修了日文。入獄後繼續學文學,提高閱讀外文(包括馬列著作)水準,最後試譯幾本書。出獄時帶出的有:

《奧真妮•葛蘭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套書之一,長篇。作者以舊寫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奧真妮(女兒)的不幸,塑造了一個吝嗇鬼、守財奴葛蘭德老頭(父親)。我根據法文本對照英文、日文本試譯的。

《紅臉瓦西卡》,高爾基短篇小說之一。根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共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五篇,編成一個集子,內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葉下的秘密》,散文詩,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樓適夷同志幫助下,從日文直接試譯的。內容揭示了動、植物都有兩性行為,植物精子憑藉雨露濕潤,在枝、葉、花瓣上遊動,尋找它們的戀人——植物卵子。

我出獄時把三個譯本稿帶到上海,交給天馬書店樓適夷的弟弟,除《奧真妮•葛蘭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內地流動工作後,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郊區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看到多年對日談判、呼籲都無效,和平解決無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中日國力和軍力對比懸殊,當真要以血肉之軀抵擋戰車嗎?——政界、學界以及社會上悲觀論和愛國情緒形成對立。

父親回顧:當時“亞東”還在重排再版“胡適文存”,一點沒有抗日的氣氛,他很想離開。就在這時,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難友柳乃夫(趙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親早出獄,出來後曾到日本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俊瑞寫信要他回來投身抗戰。《引擎》月刊是錢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個刊物,柳乃夫是該刊的主編,同時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部長,父親當時並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國團體,由郭沫若和錢俊瑞領導,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黨員。

難友重逢後不久,南京路口沙遜大廈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機炸死,特別是淞滬會戰打響,父親更加無心在亞東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參加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工作,參加文化界的座談會,還參加他們辦的救護班。有時候到當時的青年學生抗日活動地點——泉漳中學(法租界泉漳會館內)參加活動。父親記得,柳乃夫叫他給群眾做過宣傳抗日的報告。

8月下旬,柳乃夫說,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傳的叢書,約父親寫稿,題目也選好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父親本來就想離開亞東圖書館,這時想到抗日戰火已經點燃,放棄抵抗的反動言論必須予以批駁,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抗戰前途信心不足,也應該宣傳鼓動,他接受了這個題目。

幾天後父親便寫出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於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筆名發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親一面強調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國必須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一面針對中間狀態的思想,從國際法有關戰爭的條文詳盡論證我國抗日的正義性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非正義性,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和平,失道寡助;中國抗日是被迫應戰,是反侵略,是維護和平,維護國家主權,是正義的,得道多助,我們的抗戰會得到各國人民支持。加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比敵我雙方的主客觀條件,父親明確指出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全國抗戰,便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援,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父親說,1938年9月父親在武漢曾買到有他的文章在內的抗日宣傳叢書,可惜以後在流動中又遺失了。

我查訪了許許多多網頁,終於找到父親所寫的《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興奮的心情很難形容!從封面上看到,書名是《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作者是柳乃夫和吳狄周。從目錄頁看到,父親所寫是其中的一章《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圖一:《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頁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圖二:《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中日戰爭內頁

吳荻舟著《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圖三:《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父親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時,柳乃夫說要拿叢書的稿費籌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蘇浙皖宣傳抗日。父親表示完全同意,並表示自己也要參加這個團體。

稿子交出去以後,父親又開始寫一個宣傳只有全面動員才能打敗日本強盜的電影劇本《路》,主題是描述一列支援抗日前方的火車,開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機轟炸,路軌遭破壞受阻,鐵路兩旁農村的勞動人民,男女老少積極參與搶修,迅速恢復通車,及時支持了前方,取得了勝利。劇本寫好,上海已經危急,電影廠毀的毀,搬的搬。父親用“吳浩然”的筆名(這個筆名只用過這一次),把劇本送到南京的報紙發表,希望有片場採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訴父親他看到《紅臉瓦西卡》已發表,譯者署名是狄周,並帶一張《路》的剪報給父親)。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上海出發向太湖南岸進發,柳乃夫為團長,主對外聯絡,父親任副團長,負責團內運作。這個服務團是最早開赴內地宣傳抗日的團體之一,成員一部分是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出獄的,如柳乃夫、史瑉(史照清、史亞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豐,還有山海公學團團長張勁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來的該團團員:楊應彬、杜展潮、徐華珍等,加上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宣傳科長、著名戲劇家石淩鶴介紹來的丁甯、俞明德(于紅)、石竹、石雪書、李鋼等共20餘人。

父親有愛國抗日的激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並認同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宣傳動員,加之過去在獄中柳乃夫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認為柳乃夫是積極抗日的,跟著柳乃夫就出發了。

出發前,救國會撥了一筆款給這個團,每個團員還要交10元活動經費,父親則將發表文章的稿費捐出來。為了便於他們沿途順利工作,剛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會長郭沫若還為他們開了一份證明。父親回憶說:後來知道,團內有幾位黨員,可能因為匆忙出發,未能建立支部。

服務團出發時是從上海坐火車到嘉善,當晚大雨滂沱,滬杭鐵路黃埔江上游的石湖蕩大橋被炸毀,火車只能在橋的兩端駁運,團員們下車步行,背負著油印機等行裝,小心翼翼地踩著鋼樑上的木板過橋。

9月14日清晨,服務團到達浙江嘉興,與這裡的“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繫。但這裡的國民政府官辦救亡團體什麼工作也不做,也不讓別人做,於是柳乃夫和父親把團帶到桐鄉、石門、烏鎮、菱湖和湖州、長興、宜興一帶的農村去宣傳抗日。

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也會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眾人爭相搖櫓拉纖,揮汗如雨。每天十裡二十裡、三四十裡這樣走,日行夜宿,住破廟,沿途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鄉鎮、農村就演街頭戲,寫標語,畫宣傳畫,利用講演,歌詠、活報劇、文學宣傳等形式,宣傳要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反對漢奸賣國,激發老百姓的抗戰熱情:一致對外,共赴國難。

10月4日,服務團沿途經湖州、長興,到達太湖西側的宜興縣城。團員史瑉是宜興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務團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接上頭,並得到當地抗敵後援會和其他進步力量的支持,地下縣委派了任大可、任保僕、徐甫定等青年為服務團作嚮導,使他們能在宜興鄉鎮順利開展工作。他們和當地群眾搞座談會,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和任務,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獨幕劇、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舉辦救護訓練班,慰勞傷兵等,當地一些青年和婦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離開宜興,途經溧陽、溧水、高渟,進入安徽的郎溪、蕪湖,在蕪湖過江,走含山、無為、到舒城。由郎溪到蕪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時候,沿路從南京來的難民特別多。

服務團流動到安徽舒城已經是冬天,約在1938年的2、3月間。團的活動經費用完,柳乃夫到立煌縣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撥款支持,章乃器時任廳長,但是國民政府不同意撥款,他也沒辦法,柳乃夫失望而歸,遂通過關係率團到國民黨何行健部隊接受軍訓,父親記得那支部隊臂章上有個“忠”字。

父親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證明材料說:“訓練的內容記得的有:各種隊形、各種步法、各種轉向,還有瞄三角、投手榴彈、緊急集合、夜行軍、匍匐前進、及搶救傷患退出火線等等。”“每班發過三五枝長槍和每支長槍配三四排子彈,是用來操練的,沒有實彈射擊過。子彈也是用來叫我們上、退子彈用的。”“柳和我平時和服務團的同志一起參加操練,有時候也參加聽幹部班的課,軍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擔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課都去聽,柳乃夫還安排我講過一次‘關於抗戰必勝問題’。”“服務團參加軍訓時穿的服裝,是到了上幹河好多天,因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隊交涉借的。記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經穿柳乃夫送給我的花呢大衣。可能軍事訓練結束後服裝就還掉了。”

聽說在上幹河一帶,烏井、中梅河等地活躍過的紅軍要回來,他們想留在那裡等紅軍,打日本。

一排排低矮的牢房,只有很小的一扇鐵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於1931年初開辦,屬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人稱“天牢”。該監獄坐落在南京江東門外,全監可關押1000餘人,是當時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營。我綜合父親吳荻舟文革期間在造反派要求下寫的交待材料和參考資料,嘗試還原父親在中央軍人監獄中的遭遇。

1930年秋至1933年9月,父親被關在月字監,同住難友是汪在寬和葉金康。後來調到天字監1號,同住的難友先後有:孫佐玨,狄友清(父親打了一個問號“?”表示記不大清。他不久就出獄了,後改名狄超白)、史存直、潘梓年、鄭超麟、梁益堂、李子寬、俞大奎(父親不確定是不是這三個字,是父親出獄前幾個月來的)、劉孝琴等。

吳荻舟坐牢3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址

(圖一: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跡。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父親先在監獄織布廠做工,1932年初夏被調到印刷廠做工。在印刷廠他遇到趙宗麟(柳乃夫),四川人,判刑不長,1933年出獄,他們在一起一年左右。其他人還有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蔣兆麟等。父親說楊鐸人很好,大概三十幾歲,不做工的時候總是在看書,很用功,肯幫助人,意志堅強,雖被判無期徒刑,還是很樂觀,經常談論革命形勢。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的時候,楊鐸領導大家悼念惲代英。

父親說:“在監中,他給我的幫助很大!他的為人和作風給我極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他是團中央的領導人,我們雖然很親近。他比我大,整天“蔡四蔡四”地把我當弟弟關懷。同工廠的還有許多人,史熙清、趙宗䚬、蔣兆麟、胡英、何雲、李一萍、岩松岩,他都談得來。”

趙宗麟也是個熱情用功的人,楊鐸被判徒出賣犧牲時,趙宗麟也組織大家悼念楊鐸。他懂英文,在獄中給自己起了“柳乃夫”這個名字,他告訴父親,這是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讀音。

在印刷廠做工的時候,難友岩胡英偷寫了二三十首詩,要父親替他的詩畫插圖,嚴松岩(嚴啟文)偷偷幫他排版。父親畫了,看守得以知道他會畫畫。

於是在1933年春夏間,教務所所長沈炳權把父親調到教誨室專門給看守們畫畫,那時候父親從月字監調到天字監只有三天。每天吃過早飯八九點鐘,就由看守帶到教誨室去,工作的時候有看守看著。中午在那裡吃飯,下午晚飯前五點左右又由看守帶回監房,可以看書。由於這些人都是所謂“有一技之長”的知識份子,又是給獄方幹活,所以比在工廠做工自由一些,優待一些,看守們的態度也客氣一些。

吳荻舟坐牢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
(圖二: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教誨室是一個半圓形的建築,可容納兩三百人,是對“犯人”集體訓話的地方,像個禮堂,有講臺。平時空著,教務所便利用那裡,安排了兩三個案板作為檯子,調了一些難友在那裡翻譯、抄寫、畫畫等。

父親記得很多人的名字和他們的分工:

翻譯:把英法德日的軍事法典等翻譯成中文,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潘梓年、鄭超麟、狄友清、孫佐玨、史存直、樓適夷、曾覺之、鐘潛九(?)。

抄寫:把翻譯的稿抄清,寫囚糧花名冊、各種報表、經文等。還有寫大字對聯、立軸、中堂等。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李志寬、梁益堂、俞大奎、劉鍵、笪移今、何興成等。父親還記得劉、笪、何三人是臨時調來趕抄囚糧花名冊的。

簿記:說是要搞一套新的記帳辦法,只有羅壽珍一個人做這項工作。

此外就是畫西洋畫的吳椿恒和畫中國畫的父親兩個人。

調到教誨室後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時間,幾乎天天有獄方人員拿些裁好的紙要父親畫畫,父親畫了許多山水、花卉、人物,還畫過監獄的立體圖。有一次,沈炳權要他畫一幅佛教畫,說是要掛在自己房間。父親畫了“放下屠刀”,沈炳權認為有影射之嫌,要他立即再畫一幅“苦海無邊”,父親不得已畫了。在“文化大革命”審查中,造反派也批判父親是“影射”,是立場動搖。看到這些人共用一詞批判父親的歷史重迭,真是哭笑不得。

在監獄,父親抓住機會向難友學英文、法文和日文,還學了點世界語,問津過德語。他如饑似渴地讀了很多書。臨出獄已經可以藉助字典翻譯巴爾扎克的小說《歐也妮•葛朗台》、日本的科普散文《葡萄葉下的秘密》、高爾基的兩三個短片小說等。

父親說他在獄中看過的書有:《自然辯證法》、《國家論》、《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口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等,都是岩波文書出版的日文版。有些書是向樓適夷借的,有些書是向沈炳權要求之後他提供的。監房發過三民主義之類書。父親記得當時沈炳權是教誨室少校所長,他把進步書籍換成《紅樓夢》和《水滸傳》之類的封面送進監獄,有的書上蓋了審查的印章,外文的馬列書籍沒有蓋章。

父親還記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本書是向樓適夷借的,而樓適夷是向長期住在病監的陳伯村借的。陳伯村懂日語,有一段時間偶爾會到教誨室串門,在翻譯枱邊和樓適夷、潘梓年聊天。後來陳伯村很久不來,父親托外役把書還給陳伯村,可是書被病監的看守查抄了。天字監的外役說,病監的外役把書遞進監房窗口,裡邊的人又把書推出來,被看守看到,就把書抄走了。這事大約在1936年中發生。父親並不認識陳伯村,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到教誨室串門,好像受到特別優待。

在教誨室,還有一位叫包叔元的難友,父親約莫記得,那是1933年年底,包叔元和另外七八個人調來趕抄報銷用的囚糧花名冊,有的人抄完就走了,有的留下,也沒有多少工作。包叔元會世界語,但是沒有這方面的工作。他留下來,主要時間是在學法語,所以他的法語學得很快,父親說:我和他前後腳開始學法語,卻遠遠地落在他後面。

父親聽說包叔元的被捕過程是這樣的:敵人原來是要逮捕他哥哥的,可是當敵人來時,正好他在,哥哥不在,不知道是敵人認錯人?還是他自己承認是“包叔元”?總之敵人就把他當作他哥哥抓來了。聽起來,包叔元是在替哥哥坐牢,或有意掩護他哥哥。

雖然沈炳權幫助帶書進來,他卻也不忘對父親等難友發動攻心戰。在教誨室期間,沈炳權沒有做過大報告,只和他們有些交談。父親記得監獄長王震南在1931年做過一次報告,約有兩三百人聽,父親也在場聽,內容是叫大家守法,改過等。

也是在1931年,父親還住在月字監、沒有開始到工廠做工的時候,沈炳權到父親住的房間隔著視窗對他說,政府要大赦了,你要守法、認罪、改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寫悔過書。父親沒有寫,但是他對大赦有幻想,他用文言文寫了一個要求釋放的報告,說自己經過仁濟堂附近的馬路時,適遇英國巡捕追捕集會的群眾,群眾四處亂跑,自己走避不及,為英國巡捕誤捕,要求查明真相,放他出去。

1933年父親剛調到教誨室不久,教務所發了一種表格。沈炳權再次對父親說:現在要大赦了,你認罪悔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好好填,承認是共產黨員,承認參加暴動。表格上面印著空白格子,有姓名、年齡、籍貫、職業、被捕地點、犯什麼罪以及是否悔過等項目。

父親沒有聽他的話去填,只在“是否悔過”一欄裡填了八個字:“處人處事,有錯則改”,其他按原來的口供填,說自己是過馬路時被捕的學生等。填好後,父親把表格夾在一本書裡,沒有馬上交,他記得是沈炳權來收走的,過了幾個月,可能更長時間,他記不清了,大赦沒有下文,難友們在教誨室裡對沈炳權說:大赦沒有下文了,把過去填的東西撕掉。但是誰也不知道沈炳權有沒有撕掉。

此外,父親記得,1935年沈炳權說過: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戰),不反蔣了。1936年沈炳權說過:蘇州反省院有人寫了論民生哲學的反動文章,被釋放了。父親認為,這都是沈炳權的攻心術,始終沒有放棄要他們悔過認罪。事實上,難友之間確有互相出賣的情形發生。父親看過狄友清的判決書,其中引用了另一名難友供出狄友清共產黨支部書記身份的供詞。

據三叔回憶,他雖然小學畢業就輟學了,但是還曾接受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函授課程。每晚學習到深夜,第二天五點起床開始在湖北雲夢家族經營的雜貨店廣興和工作。二十三歲那年,他離開雲夢去了上海,希望我父親幫他補習,自己也能去上海勞動大學讀書。可是他住下沒有幾天,我父親就被捕了。後來三叔跟著我父親的同學去遊行(八一遊行),散發傳單,由鬧市四馬路到外灘,結果和蕭抱真同一天被巡捕逮捕,三個月後提審,被判處兩年半的徒刑,在西牢坐牢兩年多。在獄中他被關在地下室,得了嚴重的軟腳病,連大便都不能蹲,行走也困難。據說是長期營養不良、環境潮濕所致。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狱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

(圖三:上海廈門路180號原是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因為主要關押西方人,人稱“西牢”,現為上海市排水管理處。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三叔養病一段時間之後去南京,因為知道我父親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家人想營救父親出來,花錢擔保他、托關係“活動”未果。三叔給父親送飯,據說那時候豬肝沒人吃,很便宜,三叔買豬肝做湯給父親送去。兩三年後,眼看營救無門,才回雲夢。

 

在監獄裡,父親曾和同牢難友們一起絕食、抗議、反抗敵人的殘酷迫害和嚴刑拷打,爭取改善非人的生活,爭取出獄;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剛入黨,還需學習,於是積極回應獄中黨組織的秘密號召,把坐牢轉變為讀“大學”。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父親交待“在教誨室工作的難友有什麼活動”,父親回憶有這樣一些事:

 

1.劉鍵、笪移今等幾個人出獄前不久,有一次談到想搞一個什麼組織,記得提出用“狂瀾”、“巨浪”、“狂飆”、“中流”之類的名稱。但是後來因為他們出獄了,沒有下文。想到當時正是“九一八”、“一二八”之後,父親曾附議說“狂瀾”這個名字好。九一八、一二八都曾震撼難友們的心,父親和他們一起做過鬥爭,高喊“打倒日寇!”“出獄抗日!”等口號。

 

2.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時,父親和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趙宗麟(柳乃夫)等人一起在印刷廠秘密舉行過追悼會,表示對叛徒的憤恨。法官到獄中來,大家罵他劊子手。後來楊鐸也被叛徒出賣犧牲,父親和史熙清等也為他哀悼。

 

3.1933年南京發大水,獄中庭院變成渾濁的水塘,監獄給難友們吃發黴的饅頭和臭鹹菜,大家把它們丟到庭院裡。可是饅頭在水裡泡了一兩天,還是要他們拿回來吃,因此他們鬧過一次罷食,父親挨了打。吳荻舟坐牢2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監房

(圖四: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監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4.1934年父親曾為監獄裡的難友們講過四堂課: “人類進化的故事”。當時沈炳權是叫他講辛亥革命史,歌頌國民黨,父親改了話題,講達爾文、馬克斯、恩格斯有關人類進化、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和觀點,講了四次。在這之前,孫佐玨講“天文地理”,也是沒照沈炳權的要求講。

5.1936年冬,樓適夷提議組織“白屋詩社”(取意“監房徒四壁無他物,也不使我感到清苦而憂傷”之意),樓適夷寫了一首悼念魯迅的詩,很長,其他還有潘梓年、狄友清、史存直、曾敏芝等人,父親也寫過幾首。搞了一次活動,沒有繼續搞。1937年初,樓適夷提議打報告要求出獄抗日,後來父親出獄,不瞭解下文如何。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圖五:1981年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部分難友合影,第二排右五為吳荻舟。

入黨新條件顯示,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沒有發洋財的觀念。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3歷史交集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5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龍岩九中[2305843009213719085]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7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10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入黨條件[2305843009213719084]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和習仲勛握手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1212-1938517),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

吳氏入閔祖先的畫像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1龍岩印象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乡骄傲 1龙岩印象

引子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

我的父母1940年代後半至1960年代初在香港為中共做地下工作,期間我在香港出生,度過歡樂無憂的童年。後來父母工作變動,舉家搬去北京。我經歷過紅領巾、“可教子女”、知識青年、工農兵學員、工廠設計員、報社記者、日文翻譯、編輯等等諸多身份變故之後回到出生地香港,從事多年日文翻譯、出版的工作。

父母留給我幾箱遺稿和老照片。他們的文字、包括他們所寫的日記、書信、、自傳、檢討或證明材料,既充滿時代印記,又流露真情實感,可說是難得的中國近现代史案例材料。這幾年我開始靜心梳理,希望比較完整地弄清楚父母的一生和時代背景,向歷史學習。

父親名叫吳荻舟,20歲離開福建老家去上海求學,19301月加入中共,4月被捕。還是個年輕大學生,就被國民黨判了911個月徒刑。出獄後帶領一支抗日宣傳隊,輾轉半個中國,宣傳鼓動團結抗日,慰勞主戰場軍民。8年抗戰勝利後,為宣傳反內戰,建設新中國,他的足跡遠至香港、南洋。及後先後在香港和北京做香港統一戰線工作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停職。文革後他把個人的遭遇放得很輕,轉身去做老本行——戲劇工作,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研究室主任,全情投入撥亂反正,領導創刊《戲劇年鑒》,搶救民間戲劇史料,組織出版《周恩來與抗敵演劇隊》和《南天藝華錄》,1992726日心臟病發去世。

父親形容自己走過的路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到眾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縱觀他的一生,真正是求仁得仁。

母親名叫張佩華,20歲追隨父親離開安徽老家。從武漢到長沙,再到桂林、廣東、香港和南洋。她在顛沛流離中艱難支撐著有老有小的家庭,雖與父親聚少離多,但也逐漸理解了父親的工作。在新加坡,她獨力打兩份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同時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共。在香港和父親會合後,他們有更多時間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文革中後被打成“假黨員”,下幹校,1979年恢復工作,1984年離休。

文革後,她和父親多次一起旅遊,廣西、廣東、安徽、福建、湖北以及香港等地,都留下兩人舊地重遊的足跡。父親去世後,1996年至1998年,母親帶著我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在這本文集裡,她寫道:“我的老伴,你安息吧!百川歸大海,我一定和你匯流。我已經80歲啦!”她沒有想到自己那麼長壽,20144696歲高齡因肺炎、腎衰竭去世。

本書內容基於原始資料,資料詳則詳寫,資料少則略寫。我看到父母如何從尋常百姓家的小孩子變成堅決跟中共走的青年,如何從革命幹部變成挨批鬥的“階級敵人”,如何堅守初衷和反思。真誠希望與大家分享,也期待得到專家學者、當事人及其後代中肯的批評指正。

第一章 家鄉驕傲

1 龍岩印象

福建是父親的家鄉,我們的籍貫所在。父親乳名吳麒麟,又名吳彩書,後自主改名為吳荻舟。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未年,即190755日,出生地福建省龍岩縣(今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鄉秀東村。秀東村青山環抱,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崇尚文化,歷來賢才輩出,書香遠近聞名,享有“龍岩十八坑,坑坑不如秀東坑”的美譽。

198412月,父親寫過一篇故事,題目是《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家鄉:“其實我們的村子是風光如畫的。村北後龍山東側高掛著一股白絲似的瀑布,從原始森林的深奧處飛奔而來,然後跌落在比兩座七層寶塔還高的懸崖。由於落勢很猛,在懸崖下沖成一個幾丈深的潭,潭面兩畝見方,叫做白練潭。然後這股山水沖出潭口,從村東迤向村西,走成一條高低、寬窄不一的小溪,把村子切成南北兩半,居民全集中在小溪的北岸。據說,大家都爭著分享後龍山下來的龍氣,所有的屋都依著後龍山層次有序地由高到低地建著。後龍山像一座用翡翠鑲嵌的大屏風,成45°的走勢,迤向溪邊,形成一塊龜背似的大坡地。”“從村北到村南,以後龍山下的吳氏宗祠左右牌坊為起點,兩條用青石板鋪的路,像青色的飄帶,迂回曲折地穿過整個村子,把幾十幢大小不一、新舊不同的住宅聯繫起來。”(未見發表,引自父親的手稿)

父親自從1928年離開家鄉,整整56年沒有回去,他想必十分懷念自己的家鄉啊。

1985年,我和哥哥陪父母第一次回家鄉。父親所言不虛,小小村落果然四面環山,依山而建,村前村後鬱鬱蔥蔥,青瓦土牆鱗次櫛比,村中小路在鄉親們各家之間盤繞上落,沒點腳力休想到處走走呢。

cropped-1985e5b9b4e59b9ee5aeb6e984891985年父親回龍岩時照。)

吳氏入閩始祖吳承順是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據《史記》記載,軒轅黃帝賜其正妃螺祖所生之子玄囂姓“姬”,姬玄囂傳25代至泰伯。泰伯和仲庸兄弟為讓王位與小弟季曆(周文王姬昌之父),出奔荊蠻,自號“句吳”(後為吳國)。遂以國為姓,於是有“吳泰伯,吳仲庸”之稱。

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吳氏入閩始祖吳宥在宋代從河南開封府遷居漳州華安地區,華安吳念一郎的公子吳十二郎於1258年沿九龍江遷居龍岩,為吳氏入岩一世祖,大池吳氏鳴乾公為其後裔。自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龍岩的原住民是古越族,中原漢族和古越族文化交融、同化,形成了龍岩獨特的民俗文化,龍岩話雖屬閩南語系,但是更多保持了唐時的中原古音,怕是最適於朗誦李白和杜甫的詩。明代以後,龍岩逐漸成為閩西經濟文化重鎮。明清兩代,龍岩有名可考的書院就有近60間,如龍田書院、龍池書院、新羅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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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入閩始祖吳宥。)

村內還有始建於嘉靖十年(1532年)的吳氏嶐興祠、始建於乾隆三年(1738年)的仰高樓、華東地區最大的野生桂花群落等人文自然景觀。

村北的吳氏宗祠嶐興祠前面曾豎著二三十根七八米高的青石牌柱,據說每一根代表一個舉人。父親在《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故事裡寫道:“外鄉人進村,只要看到這些虎牙般立在祠堂前的青石桅杆(牌柱),就可以想像到這村子的不平凡。”父親曾為祠堂題寫“嶐興堂”牌匾,至今高掛在嶐興祠正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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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題“嶐興祠”。)

我二姐說小時候看到自己有六個腳趾甲,問父親,父親說是一個什麼很小的民族的人才有的,就是在小腳趾頭的趾甲旁邊多一小塊,我和妹妹也有,直到2016年我第二次回家鄉才在博物館看到資料,說“小趾甲開裂”,那就是古越族的特徵(也有資料說古越族分佈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漢族客家民系、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和壯族等少數民族都是嶺南古越族後裔。越族或百越族是一種泛稱,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

根據龍岩鄉親們集資並集9名正副主編、42名編委之力花費一年多編輯的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吳氏入岩四世祖吳仁普生四子,長子吳興甫有八孫,史稱“龍岩吳氏八房”,父親列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東溪容萬十八世。

我的曾祖父吳志寬(十六世)是個雇農,曾祖母討過飯。曾祖父在40多歲時,跟同鄉離開家鄉,徒步到湖北武漢。查網上地圖,兩地的行車距離約莫1000公里,生活在高鐵時代的人很難想像如何用腳丈量1000公里——今天高鐵只要3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的距離,他們即使日行10小時,也要走上一兩個月。

曾祖父在同鄉開的旱煙店當絞煙師傅,出賣勞力,有一次絞繩斷了,險些把他壓死。祖父吳榮發(十七世)12歲就被曾祖父帶到湖北雲夢,在同鄉的錦太雜貨店裡當學徒。祖母陳冬玉是小池鄉人,窮孩子,123歲離開娘家到我父親家做童養媳,跟著曾祖母上山砍柴叫賣。

祖父就在錦太雜貨店掃店堂,洗痰盂,洗衣服,站櫃臺。幾年後,他借同鄉店鋪的窗口寄售一些日用雜貨,直到30多歲才攢了點錢,回鄉和我祖母成婚,旋即又回雲夢,和同鄉合夥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形容曾祖父和祖父父子倆像工蜂采蜜,省吃儉用,35年才回家一次。到我父親出世時,家中總算陸續置了幾畝薄田。大部分租出去,小部分自己種。

祖母結婚後留在鄉下耕田持家,龍岩婦女都要纏足(這個習俗源自南唐宮廷,有別于客家婦女),祖母卻是半大腳,下田的時候打赤腳,走親戚或者在家裡幹活的時候,便把腳纏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祖母。聽說纏足要把腳掌骨折斷,我不知道祖母是怎麼做到的,只為她感到痛。

祖母裡裡外外忙活的時候,父親常常是坐在屋後山坡上“等爸爸”。他的一個遠房寡嫂和他們住在一起,幫祖母下田。祖父60歲以後不去湖北了,不過那時候父親已經離開家鄉,他們父子從此沒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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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松灼岩世系後人珍藏著十二世至十四世祖先畫像。)

祖母懷孕7次,因為家庭生活拮据,她又要承擔耕田和上山挑柴等重體力勞動,種種原因導致小產,先後夭折4個,僅剩下大伯保麒、父親和三叔香麒(後改名吳海艇、吳立平)三兄弟。還有祖母的弟弟留下一個孤兒,即父親的表哥、我的表叔陳錦章,從小便和父親兄弟三人一起生活。

三叔1968314日給母親的信裡說:“表哥父母早亡,母親就把他接到我家,他長瘌痢頭,母親天天替他洗頭,搽藥。後來替他接了兩次老婆,第一個有癲瘋症,退了婚,後來又接了一個,成家。”1929年,家鄉爆發暴動,表叔加入中共,投身革命,一年多後被國民黨殺害。

祖父去世後,祖母和三叔投奔在湖北雲夢做生意的大伯。

祖母和大伯在我出生前已經病逝。我只對三叔印象比較深,他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我們,住在我家,我也曾去雲夢看望他們。我保存了他給父母的好幾封信,他在其中詳述家庭情況和自己的經歷。三叔在上述同一封信裡,說他們未分家之前,連同父母、三兄弟以及表哥表嫂各家子女在內是13口人,土改前一年多分了家,“土改時每口分六擔穀田,每擔穀田以割得120斤穀為標準,那時以全村的土地平均分配,年成十足就夠生活,年成不好就不夠生活。”

他寫的和我2016年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的《閩西暴動和紅十二軍》所載鄧子恢[1]和張鼎丞主持的分田原則吻合:“所有土地都拿出來分配,只有中農和自耕農土地多一點的不動”,“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農和貧農一樣分田。”

三叔晚年時有一次告訴我母親,家鄉土改時,他們家的成分是富農,他和我父親離家早,參加革命,未劃成份。他說,當時他們單位曾派人回龍岩調查,然後說“應根據本人情況決定”。

據我瞭解,秀東村在分田前就是家家有田,只是多少、肥瘦、遠近的分別,分田的時候“多提少補”,“動兩頭留中間”,再按5%的比例劃分地主富農。現在看這種做法當然是荒唐的,就像曾祖父和祖父那樣,辛辛苦苦工作,勉強能養家糊口,子孫後代卻落得個成分不好的牽連。

龍岩如今有毛澤東故居臨江樓、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龍岩毛澤東舊居、閩西第一次黨代會會址以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古田會議舊址等,作紅色旅遊之用。如果多瞭解一點龍岩的歷史,所謂紅色旅遊會變得十分沉重,絕不僅是在舊址前留個影那麼簡單。

[1]   鄧子恢,1896817日生於福建省龍岩縣東肖鄧厝村曾留學日本。1926年秋任傑壩圩國民黨左派區黨部常務委員同年12於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後田暴動主要領導人創建閩西共產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紅四軍入閩前是閩西蘇維埃主席兼經濟委員會主任抗戰期間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華中分局書記率部赴蘇皖與敵作戰解放戰爭期間任華東局副書記中原局第三書記是閩西三年遊擊戰的主要領導人之後配合南下大軍解放閩西全境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