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6 抗宣生活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抗宣一隊演出《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後，一鼓作氣排演更大型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並邀請音樂家林路説明提高音樂水準，請戲劇家焦菊隱講歌劇，請陳原講音樂理論等。

（圖一至四：《軍民進行曲》劇本複刻件封面、版權頁、舞美設計、舞美說明。）

排練《軍民進行曲》時，正是國民黨中央勢力對桂系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的時候。1940年5、6月，桂系領袖之一白崇禧被蔣介石請去重慶擔任軍委會參謀長，行營政治部撤銷，主管抗宣隊的政治部三組組長張志讓被撤，大批軍統、中統特務滲透進桂林。

父親吳荻舟記得有一次流動到衡陽剛剛住下，國民黨特務就氣勢洶洶來說，一隊住的房子是他先要的，迫令一隊馬上搬出去。隊務會成員林韻出面理論，他反而動手打人，揚言要抓林韻。父親穿上軍裝，配上少校領章出去過問，那特務才悻悻地走了。

不過抗宣一隊沒有表現消極或膽怯，這一年是抗宣一隊向歌舞劇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年，他們的聲樂和器樂力量都加強了，業務和理論水準提高了。全隊有嚴格的生活制度，按時作息，除了早操、學習、練歌、練舞和器樂外，還到民間采風，吸收民謠、民歌，家訪，瞭解民情風俗，既做抗日宣傳，也聽取群眾對演出的反應。父親不僅全力從思想、組織、人員方面保證抗宣一隊的良性發展，還盡力做好國民黨官方人員以及進步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裡，盡可能創造生存空間，使隊員們能安心排戲。

《軍民進行曲》是1939年延安創作的兩幕多場次新歌劇，歌頌敵後軍民團結抗日，取得勝利，舞臺上會出現八路軍，與一般性反映日寇鐵蹄下人民苦難深重、生產支前、保家衛國的節目不一樣。演出如果被國民黨抓辮子，就會影響長期生存、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宣傳陣地的戰略目標。父親他們深信這樣的題材和主題在國統區演出，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推動和發展桂林文化藝術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要找出一個萬全之策，不可冒失。

當時限於編制和經費，抗宣一隊只有一支簡陋的的小樂隊和有限的演員，要演出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族新歌劇，是不能勝任的。他們想出一個廣交朋友、借助當地藝術界和社會力量、既支援演出又保護隊伍安全的辦法。父親去拜訪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1]，介紹新歌劇《軍民進行曲》，請他支持。歐陽先生一口答應說：“只要《軍民進行曲》排練演出需要，藝術館有什麼便給什麼。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歐陽予倩派出陸華柏帶著藝術館樂隊和抗宣一隊一起演出《軍民進行曲》，樂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長笛。他的積極掩護和支持，使《軍民進行曲》得以順利演出。

一再的突破，使抗宣一隊成為西南唯一的歌劇舞劇隊，上演過幾乎所有延安創作的歌劇舞劇和歌曲。

金辛才是l940年秋冬間參加抗宣一隊的，幾十年後，母親仍然親切地管他叫“小金”。據小金在《隊長，你遠去了》一文中回憶，抗宣一隊1940年底開始排演《軍民進行曲》，當時的導演團名單，即使現在來看也是高水準的：對歌劇素有研究的焦菊隱博士任總導演，舞蹈指導為吳曉邦，聲樂指導為林路，執行導演為本隊熱愛歌劇的隊員范萊，樂隊指揮為陸華柏，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陳欣，舞臺美術組長為本隊隊員俞亮。

由抗宣一隊説明組織起來的“樂群歌詠團”及桂林中學的部分同學參加了最後一場“軍民勝利聯歡”的大群舞，林路曾指導她們練習基本功。這個上百人的大群舞有組舞、雙人舞、單人舞，互相穿插，生動活潑。人民喜聞樂見的《打蓮相》(金錢棒舞)、《跳加官》、《踩高蹺》等民間歌舞形式，也揉合在舞蹈裡，形成多姿多采富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盛大歌舞場面。

演李老伯的徐洗塵說：“自得到魯藝這本《歌劇集》，被派上這個角色後，我就迷住了。整個人沉浸在這個戲裡，沉浸在練唱、練舞、表演設計、人物性格塑造裡了。我的全部精力與時間獻給了李老伯這個角色。”

《軍民進行曲》在桂林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桂林文藝界和觀眾反映熱烈，桂林的戲劇評論家們呼籲：“中國新歌劇運動還處於啟蒙期，希望文藝界都來支持他們，在實踐中探索歌劇的路子。”

桂林原是個“風景甲天下”的美麗城市，自從華東、華北許多城市淪陷後，就變成最理想的避難所。過去引人入勝的岩洞，現在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洞。桂林的四郊，像芝麻撒地，到處搭蓋著形形色色的臨時住宅。當時一隊住的東江鎮小學，就在灕江邊上，和無數逃難者搭蓋的臨時住宅區相距不到一箭之遙。江邊有一片沙灘，每天清晨隊員們在這裡練歌。當混聲輪唱“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在一起，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來爭取，軍民是一家，生生死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的歌聲傳到臨時住宅時，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來聽，他們感歎地說：“只有像敵後根據地軍民那樣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东江镇

（圖五：1939年，抗宣一隊在東江鎮小學“工作室”內工作。）

自平江慘案後，不少人對“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個口號產生懷疑。抗宣一隊介紹敵後廣闊土地上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力量牽制幾十萬日寇的大好形勢，讓國統區對抗戰前途發生動搖的人們瞭解到，敵後的抗日軍民即將成為使敵人滅頂的汪洋大海，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力量不僅是打敗敵人、收復失地的有生力量，也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強大力量。當順民、當亡國奴是沒有出路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是真正的出路。

1941年以後，父親他們把《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和《黃河大合唱》等劇碼從桂林一直演到柳州、衡陽、長沙、曲江、贛州、梅縣。由江西演到湖南、廣東許多大小城市。從1940年底一直演到l948年底，演到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抗日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金辛才認為，我國新歌劇的歷史，以《軍民進行曲》[2]為起始，繼之才是解放前後的《白毛女》和五、六十年代的《洪湖赤衛隊》等。他這個評價是否準確，留給專家研究，至少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甚至是奇跡。

1941年1月上旬安徽南部發生了“皖南事變”。葉挺和項英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之間發生衝突，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他的副官謀財害命，四千餘人被俘（大批戰俘被國民黨分批補入第三戰區部隊，僅有兩百餘人在1945年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議”後獲釋）。

桂系白崇禧插手了“皖南事變”，桂林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1月20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奉命撤退，負責人李克農離開前找到左洪濤，告訴他周恩來指示將西南地區幾個抗敵演劇隊黨的關係正式交給他統一領導。左洪濤是隨第四戰區長官部1940年初從韶關遷到柳州的，適逢父親帶領抗宣一隊在柳州演出，他便讓父親和抗宣一隊留下，和其他兄弟演劇隊一同住在天堂坪某中學，暫避當時險惡的政治風暴。

左洪濤和父親多次會面，提醒父親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千萬別“左”，他說：國民黨正對地方勢力施加壓力、控制、滲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臨著挑戰。我們還是宣傳周副部長的“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但要謹慎，要做得更扎實、更隱蔽，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進步面目，抗日是長期的。

在柳州，抗宣一隊按照左洪濤的意見，照常到第四戰區長官部作慰問演出。鑒於嚴峻的政治環境，他們降低了演出內容的政治色彩，除演出《黃河大合唱》外，還有中外樂器演奏如《空山鳥語》、《病中吟》、《良宵》和《藍色的多瑙河》等。演出前，左洪濤陪父親去拜會張發奎，張發奎與國民黨嫡系有矛盾，會見時對“皖南事變”隻字不提，演出結束後，張發奎宴請全體隊員，說了一句“新四軍不聽調動，違反軍令”。

抗宣一隊在柳州，以排練宋之的創作的多幕話劇《刑》為掩護，整訓了兩個多月。

關於抗宣一隊的生活狀況，小金有段回憶：

剛開始他很納悶，怎麼抗宣一隊連一套統一的制服都沒有呢？吃的也很隨便，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有時發些零用錢，全部人員，包括隊長在內，大家都一樣，卻從沒聽有人曾為這些叫過苦，或談過些什麼怪話。正相反，工作起來，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隊裡分成幾個小組，聽了什麼報告(如國內外形勢)就分組討論。生活方面，組內彼此相互照應，各組還訂了些書籍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大眾哲學》等，經常分章節分段學習討論。

逐漸的，他發覺原來在大小會議上，許多同志的發言和主張都是從這些書裡來的。他說：“這可好，那麼趕快讀吧！即使有的很難懂，也硬啃，那些書都從未讀過，那真是個嶄新的世界。”他說他“慢慢朦朧地感覺到：原來所謂‘國家’、‘社會’、‘政治’等等，其中無不包含著階級、階級利益和鬥爭。我們年青人所受過的一整套教育，所培養成的理想、願望，所謂人生觀世界觀等無不隱存著階級的實質，我們都被養成為當時統治、剝削階級的奴才和鷹犬，這時，到了這時，才開始覺醒，嚮往‘到延安’去。但還是幼稚，還以為只要到了延安，就都可以成為共產黨了。”

那時候，抗宣一隊分設演出、總務、學習等部門，負責人都是在一定時間內(幾個月或半年)大家按當時情況和需要選舉出來的。平常每天有朝會，由當天值日主持。抗宣一隊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校、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薪金後，在隊員中都是平均分配，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時，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在柳州，演劇九隊隊副兼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波去看望父親，他們相識於1939年冬，當時丁波在衡陽粵漢鐵路從事工人運動，由於暴露了政治面目，地下黨緊急通知他深夜離開衡陽到桂林，暫住桂林東江鎮小學新安旅行團。正好抗宣一隊也住在此地，他們便認識了。父親和徐方略建議丁波去劇宣九隊。不久，劇宣九隊派人接丁波去柳州之後，丁波還寫信給父親，感謝“老大哥”。

抗宣一隊先後在柳州上演了歌劇《軍民進行曲》和《農村曲》，其他幾個演劇隊的人都千方百計擠進劇場，看了一場又一場，感到新歌劇特別新鮮，分外喜人，羡慕抗宣一隊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幾個隊舉行座談會，請父親介紹發展歌劇表演的經過。據丁波回憶，父親一再表示，如果說抗宣一隊在歌劇表演上有成績的話，首先感謝桂林文藝界無微不至的關懷，當然與一隊的刻苦鑽研也是分不開的。父親的介紹，給其他幾個隊很大的鼓舞。丁波說：這就是碩果，也就是抗宣一隊的貢獻。

這樣的“貢獻”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1939年至l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兩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部三廳屬下的l5個團隊有的人員遭逮捕，有的人員被殺害，有的隊被迫解散或改組變質，只有抗敵演劇第一、二、三、八、九隊和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只剩下六個隊，6比9，一半以上的隊已經不存在了。

[1]歐陽予倩（1889年5月12日－1962年9月21日），中國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導演、演員。早年在日本求學，回國後活躍于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話劇和京劇舞臺、編導電影以及從事戲劇教育。1937年參與組建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後赴桂林開展桂劇改革，創辦了桂劇學校，整理了許多桂劇保留劇目。1940年主持創立了廣西省立藝術館。1944年2月和田漢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國西南各省30多個進步演劇團體近千人來到桂林，演出了60多出話劇、戲曲、木偶劇等，為期3個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日趨激烈時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出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導。1949年3月，歐陽予倩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50年4 月，歐陽予倩成為第一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歷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21日，歐陽予倩在北京病逝。

[2] 想找《軍民進行曲》的資料並不容易，網上有一篇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滿新穎的論文稱“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是早于延安新秧歌劇和《白毛女》出現的早期著名抗戰歌劇劇碼之一,在當時國統區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後來的《白毛女》。然而學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這部‘中國氣派’歌劇是否具有民族性藝術價值,能否將其納入早於秧歌劇之前的民族歌劇範例來對待”一直有爭論。

蘆蕩小舟

第３章 瀝血八年

１武漢會戰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1938年6月8日舒城淪陷，父親吳荻舟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最後三名團員和母親張佩華一家老小，一路上翻山越嶺從安徽走到湖北之後，暫時落腳在雲夢三叔家。父親隨後去了武漢，希望恢復中斷的中共組織關係。

早在1937年11月18日，蔣介石以議長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不過上海和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先是從南京搬到漢口，直到1938年的下半年，國民政府機關大部和軍事委員會還留在武漢。武漢實際上成為戰時首都、全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中共中央代表團(長江局)也在武漢開展統戰和抗日救國活動，所以武漢可說是國統區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不僅我的父母，很多愛國人士、青年學生都從全國各地奔向武漢，希望參與到各類抗日救亡組織中。

父親到了武漢，經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介紹，加入了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宣一隊，並被任命為隊長。抗宣一隊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宣傳第一隊”，1938年7月在武漢曇華林成立，全隊編制20人，駐地在漢口永康里。

關於父親加入抗宣一隊的細節，堂弟告訴我三叔說過有關情形：三叔去武漢，發現抗宣隊招人，擠過去一看，主持人是潘梓年。潘梓年問他：“你怎麼來了？”三叔說：“我想報名。”潘梓年說：“你不用考試了，來吧。”原來他們是西牢[1]的難友，潘梓年瞭解三叔。潘梓年也瞭解我父親，他和我父親是師生，是難友，在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天字間1號同牢。三叔說，當時潘梓年問：“你哥哥在哪裡？通知他，現在我們缺幹部，缺有文化的人。”三叔趕緊通知了我父親。

母親也說：“（潘梓年）這位老資格的革命者，曾在獄中指導吳荻舟學習馬列著作和哲學理論，給予吳荻舟極大的幫助。吳對他充滿了信任和敬佩。潘梓年當時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得知吳荻舟正在找黨組織，想報名參加抗敵宣傳隊，答應將他的情況向上級黨組織反映。9月上旬，吳荻舟接到潘念之通知，要他到曇華林報到，任抗敵宣傳隊第一隊隊長。潘念之是抗宣隊集訓時的總隊長。”

根據潘念之[2]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一文所寫，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應中共要求釋放了一批政治犯，次年4月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成立，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三廳廳長，集合進步文化人，從事抗敵宣傳。

潘念之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四個抗宣隊(隸屬三廳五處，處長胡愈之)和十個演劇隊(隸屬三廳六處，處長田漢)、一個孩子劇團[3]，以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是周恩來主張的。各隊人員主要是流亡到武漢的知識青年，有的是抗戰開始前各地救亡組織的骨幹分子和積極活動分子，經過當地進步組織介紹，並作了政治審查錄取的，其中不少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它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一盞明燈，照亮了許許多多左派人士和革命青年的心，為他們指示了前進道路。”

（圖一：1937年1月，郭沫若到武漢擔任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周恩來、葉劍英和彭德懷前往接車時合影。）

（圖二：抗宣二隊的前身是“蟻社救亡宣傳隊”，圖為他們1938年在武漢街頭宣傳演出。）

（圖三：堂弟十年前畫，位於湖北美院老校區曇華林社區的三廳舊辦公樓。他說：“三廳舊址還在，只是新粉刷後沒歷史感了。而且周邊逼仄，拍照時看不到坡屋頂。遮擋太多，無法整體呈現。畫的時候將透視角度變化才能感覺到是早年的建築物。”）

對於政治部三廳的任命，父親十分重視，他認為自己尚未找到入黨證明人，卻得到信任，委以重任，當然是潘梓年反映的結果。父親也向潘梓年提出恢復組織關係的要求，潘梓年答應幫助他，但是要他找到證明人。

抗宣隊和演劇隊各隊隊長是黨員的，支部書記由隊長擔任，隊長是非黨員的，另派一個黨員做秘書，兼任黨支部書記。各隊黨支部受第三廳特別支部（特支）領導，特支書記是馮乃超。抗宣隊由隊務會集體領導，隊務會有5至7人，除了隊長、副隊長(支部書記兼任)由三廳任命之外，其餘隊務會成員由隊員大會選舉產生，隊務會下設文學、歌詠、美術、戲劇、總務等，全隊分四個生活小組，組長也是選舉產生，各組都有隊務會成員，但他們不得兼任組長。

鑒於當時父親未接上組織關係，三廳派徐方略任抗宣一隊黨支部書記。據知徐方略曾向上級反映，想發展父親入黨。但上級說，吳荻舟是老黨員，他的組織關係由上面解決。可是在宣傳保衛大武漢的活動後不久，局勢緊張，三廳指示父親帶隊撤往長沙，父親的組織關係未及解決就出發了。

潘念之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提及父親的組織關係說：“吳荻舟同志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積極參加武漢市的抗日救亡活動，當第三廳組織抗敵宣傳隊時，他通過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第三廳報名，要求參加抗宣隊到前線去做抗戰救亡工作，第三廳的政治面目和抗宣隊工作的艱苦性是吳荻舟所知道的，他參加抗宣隊這一行動，就是他的革命傾向和積極找黨關係的具體表現。

抗宣第一隊隊長吳荻舟因當時還沒有恢復黨的組織關係，另派徐方略為秘書，兼黨支部書記，隊長和書記關係很密切，出發前都讓非黨員隊長知道這一情況，保證各隊工作都能接受黨支部的領導。抗宣一隊系派往西南前線工作，同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有聯繫，政治上受辦事處領導，隊內活動由書記和隊長共同商量決定，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在抗宣各隊中，一隊維持的時間最長，工作也做得最好，這也表示了吳對黨的關係，至於該隊的具體情況及吳荻舟何時恢復黨組織問題，因第三廳在後沒有直接指導關係，我已記不清了。”（1987年12月10日）。

從行文語氣看，估計這是潘念之為父親寫的證明信，時間是在文革結束十年以後的1987年。那年父親找到可以為他入黨作證的嚴啟文，距離他入黨和被捕入獄失去聯繫已經超過半個世紀[4]。1997年前後潘念之後人把這篇文章提供給我們，輯錄入父親的紀念冊《吳荻舟》中，成為一段歷史的佐證。

1938年9月29日，三廳特支召集4個抗宣隊隊長和書記傳達周恩來指示： (一)4個隊的工作地區：一隊在西南五省——湘、桂、黔、滇、粵流動；二隊在閩、浙、贛；三隊在鄂、豫、皖邊；四隊在陝、甘、寧。(二)各隊要堅持人事、工作、經濟“三自主”。(三)要長期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的宣傳陣地。(四)各隊隊長要堅持到底，不准中途換人。(五)各隊到達工作地區後，由書記就近與八路軍辦事處保持組織聯繫。特支書記馮乃超說，這是戰略性指示。

據父親回憶，抗宣一隊和其他13個隊的成員先後在武昌曇華林集訓。集訓期間，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胡愈之、田漢、馮乃超、廖體仁、潘念之等都做過講話和指示，以提高全體隊員對全面抗戰、長期抗戰的認識，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還向抗宣隊介紹過日本人民反戰情況。

集訓結束，抗宣一隊立刻在武漢三鎮及郊區投入武漢保衛戰，除街頭演講外，還定期出版《火炬》壁報，到武漢三鎮各傷兵醫院慰問等。

早於1938年6月，共產黨機關報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後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在湖北省武漢地區抗擊日軍進攻，即武漢保衛戰，超過一百萬國民革命軍防守武漢，抗擊由畑俊六指揮的日本帝國陸軍，戰場在長江南北岸，橫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是整個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

武漢會戰期間，由蘇聯空軍志願隊派飛行員支援的中國空軍與日軍航空兵空中大戰7次，擊毀日機78架，炸沉日艦23艘，有力地支持了地面部隊的作戰。中國海軍也擊沉、擊傷日軍艦艇及運輸船只共50餘艘，擊落日機10餘架，但自身也損失慘重，基本上中國空軍和海軍都全軍覆沒了。

1938年10月25日，日軍佔領漢口，26日佔領武昌，27日佔領漢陽，武漢保衛戰以中國軍隊撤出武漢宣告結束。

一方面，中國軍隊實力不足，但是中國軍隊也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從後來日軍佔領岳陽卻沒有繼續挺進長沙，可以看出武漢保衛戰的一定影響，日軍沒有達到速戰速決、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武漢保衛戰可說是一個轉捩點，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另一方面，誠如時任國民政府合肥縣長的陶若存所說：“當時的行政幹部（國民政府），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恐怕當時相當一部分地區處於這種情況，不然也不會有下一節將述及的長沙大火。

周恩來領導組建l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一個孩子劇團，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鼓動民眾，喚起民眾，正是改變一盤散沙的現狀、凝聚抗戰力量的一種努力吧。

（圖四：孩子劇團歡迎會後所攝照片，1938年3月9日於武漢。）

母親說，父親稍後介紹她也參加抗宣隊。抗宣隊隊員有男有女，並且是流動性的，以外祖父母的出身、教養和處境，本來是很難接受她去參加的。但是他們看到當時我父母關係不錯，互有好感，就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就可以去。我的父母結婚了，母親記得那是舊曆的潤七月，陽曆的9月初。這時母親21歲。

關於當時父母的關係，有個暖心小花絮、“驚天”大秘密：七十四年之後，2012年，母親94歲高齡，臥床不起。有一天，她在醫院的病榻上，像是忽然想起，對我說：“我有一個秘密，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有一天晚上你爸爸（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到我們家聊天。我送他出去時，在門口，他親了我的手，嚇了我一跳啊。”說時她羞澀地笑著，伸出左手示意。

母親說，在當時，外祖父其實也不懂“革命”是怎麼回事，不過他親眼看到父親如何工作，如何對老百姓，是個正派人，有文化，就同意把女兒交給這個窮得叮噹響、連“正經工作也沒有”的男人。母親說：“幸虧有你爸爸，我爸爸可以把一家人託付給他。”

三叔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他是如何“落戶”雲夢的。他先父親一步加入抗宣隊，編到第七隊任副隊長，開始在武漢街頭做宣傳工作。不久，日軍攻陷田家鎮砲台，武漢危機，周恩來將宣傳隊派赴各戰區去做宣傳工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三嬸重病，三叔遂請了五天假，送三嬸去醫院。再接著打起仗來，一大家人包括我的外祖父母和舅舅們要他安頓，電報、電話相繼中斷，他找不到抗宣隊，從此在雲夢落戶。文革期間我在內蒙古兵團當知青的時候，三叔曾經對我說：“你們一定要‘好男兒志在四方’，我就是因為兒女情長的事，沒有堅持。”現在想來，這也許就是在表達他的遺憾。母親也有遺憾，她說過：“本來我也參加了抗宣隊，但是結婚不久我就懷孕，加上父母也來和我們匯合，到了桂林，吳荻舟勸我退隊養家。”

[1] 西牢：見第1章第6節“鐵窗大學”。

[2]潘念之(1902—1988)，1923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上海閘北區團委委員，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組織部長，中共黨團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等職。建國後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中央華東局統戰部政治處處長等職。1953年受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1979年平反，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上海政法學院副院長、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中國法學會顧問、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顧問等職。

[3]孩子劇團：以上海滬東臨青學校為主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於9月3日正式成立孩子劇團，隸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11月上海淪陷，劇團22人(約8~16歲)離開上海於1938年1月抵達武漢，4月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收編附屬第三廳。1939年1月，劇團遷往重慶到四川各地農村集鎮進行抗日宣傳，幫助中小學校及兒童保育院排練戲劇歌詠和組織演出。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3次下令將孩子劇團調歸重慶市衛戍司令部管轄，強行改組並撤換劇團原有各級領導幹部。1942年9月孩子劇團被迫解散。

[4]中直機關工作委員會1988年發文：“中國文聯機關黨委：《關於恢復吳荻舟同志黨齡問題的報告》收悉。經研究，同意恢復吳荻舟同志1930年1月至1948年2月的黨籍，黨齡從1930年1月算起。”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於1931年初開辦，屬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人稱“天牢”。該監獄坐落在南京江東門外，全監可關押1000餘人，是當時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營。我綜合父親吳荻舟文革期間在造反派要求下寫的交待材料和參考資料，嘗試還原父親在中央軍人監獄中的遭遇。

1930年秋至1933年9月，父親被關在月字監，同住難友是汪在寬和葉金康。後來調到天字監1號，同住的難友先後有：孫佐玨，狄友清（父親打了一個問號“？”表示記不大清。他不久就出獄了，後改名狄超白）、史存直、潘梓年、鄭超麟、梁益堂、李子寬、俞大奎（父親不確定是不是這三個字，是父親出獄前幾個月來的）、劉孝琴等。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址

（圖一：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跡。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父親先在監獄織布廠做工，1932年初夏被調到印刷廠做工。在印刷廠他遇到趙宗麟（柳乃夫），四川人，判刑不長，1933年出獄，他們在一起一年左右。其他人還有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蔣兆麟等。父親說楊鐸人很好，大概三十幾歲，不做工的時候總是在看書，很用功，肯幫助人，意志堅強，雖被判無期徒刑，還是很樂觀，經常談論革命形勢。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的時候，楊鐸領導大家悼念惲代英。

父親說：“在監中，他給我的幫助很大！他的為人和作風給我極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他是團中央的領導人，我們雖然很親近。他比我大，整天“蔡四蔡四”地把我當弟弟關懷。同工廠的還有許多人，史熙清、趙宗䚬、蔣兆麟、胡英、何雲、李一萍、岩松岩，他都談得來。”

趙宗麟也是個熱情用功的人，楊鐸被判徒出賣犧牲時，趙宗麟也組織大家悼念楊鐸。他懂英文，在獄中給自己起了“柳乃夫”這個名字，他告訴父親，這是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讀音。

在印刷廠做工的時候，難友岩胡英偷寫了二三十首詩，要父親替他的詩畫插圖，嚴松岩(嚴啟文)偷偷幫他排版。父親畫了，看守得以知道他會畫畫。

於是在1933年春夏間，教務所所長沈炳權把父親調到教誨室專門給看守們畫畫，那時候父親從月字監調到天字監只有三天。每天吃過早飯八九點鐘，就由看守帶到教誨室去，工作的時候有看守看著。中午在那裡吃飯，下午晚飯前五點左右又由看守帶回監房，可以看書。由於這些人都是所謂“有一技之長”的知識份子，又是給獄方幹活，所以比在工廠做工自由一些，優待一些，看守們的態度也客氣一些。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監房

（圖四：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監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4.1934年父親曾為監獄裡的難友們講過四堂課： “人類進化的故事”。當時沈炳權是叫他講辛亥革命史，歌頌國民黨，父親改了話題，講達爾文、馬克斯、恩格斯有關人類進化、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和觀點，講了四次。在這之前，孫佐玨講“天文地理”，也是沒照沈炳權的要求講。

5.1936年冬，樓適夷提議組織“白屋詩社”（取意“監房徒四壁無他物，也不使我感到清苦而憂傷”之意），樓適夷寫了一首悼念魯迅的詩，很長，其他還有潘梓年、狄友清、史存直、曾敏芝等人，父親也寫過幾首。搞了一次活動，沒有繼續搞。1937年初，樓適夷提議打報告要求出獄抗日，後來父親出獄，不瞭解下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