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 九龍暴動

根據父親吳荻舟多份材料以及1991年在香港的談話錄音綜述，1956年10月l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也即“雙十節”，住在香港調景嶺徙置區李鄭屋村的親台分子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進步工人扯下[1]，雙方發生劇烈衝突。隨後國民黨借機把事態鬧大[2]，逃港的國民黨殘兵敗將、流亡地主、黑社會都裹脅進去，上萬人攻打進步工會，搶砸國貨公司，奸殺位於青山道一間工會診療所一名女護士棄屍河邊。騷亂從九龍青山道蔓延至尖沙咀一帶，攻擊搶劫的對象不限於左派機構，連一般市民、商鋪也遭殃[3]。

當時仍然是工作組時代，父親是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公開身份是招商局顧問。他們及時向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彙報，陶鑄的指示是：堅持自衛為主，但要責成港英政府負責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陶鑄指示以父親為首成立“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溫康蘭、工會線的李生都參加了。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就設在當時香港中國銀行八樓、父親的辦公室內。父親白天到各單位巡視，夜晚留守在辦公室。愛國社團、進步工會、進步的社會人士紛紛到父親辦公室分析情況，估計形勢。他們佈置了幾項防範措施：一是根據陶鑄的指示，把社會治安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二是通知所有進步機構（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和各個工會的人員不要上街，以免英警開槍誤傷。各單位要關好鐵閘，父親在巡視中曾發現有的單位沒有鐵閘，即要他們馬上安裝；三是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各單位都做了自衛的準備。比如報館日常工作要化鉛鑄字，工人就日夜不熄火，煮好幾鍋鉛水，萬一暴徒沖上來可以用於自衛；有的單位把窗櫺的鐵枝拆下來磨尖，不用時插在原處，緊急時可以當做長矛；有的單位準備了石灰、石頭、啤酒瓶甚至紅墨水等。

“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最重要的是掌握動態，建立情報網絡和報警機制。中資機構、進步社團、社會各界人士、工會會員等注意收集敵人動態，讓住在港九各處的群眾知道，一旦發現暴徒集結，馬上打電話通知報館或警署，《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隨時把掌握到的暴徒動態通知父親，並以報社名義通知港英警方，責成警方去驅散和監視。有一晚，暴徒從調景嶺對開海面筲箕灣登岸，在香港好幾處集合，群眾紛紛電告報館、警署。英警連夜出動十餘次，拘捕幾百個暴徒，暴徒企圖在港島鬧事沒有成功。父親說：“甚至有的特務在房間裡開會，他的保姆、我們的群眾便把情況通知我們。”

10月13日，周恩來總理約見英國駐京代辦，指出港九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正受到國民黨特務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十分關注，港英當局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亂[4]。

（圖一：英文虎報1956年10月13日報導，一名男子在太子道遭右派暴徒槍擊，伏屍街頭。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事態發展到10月中旬，暴亂遍及九龍，關係到香港的治安問題，警察己控制不了局面，港英政府出動英軍鎮壓並宣佈戒嚴。除大舉拘捕外，軍、警還開槍射擊，致死致傷暴徒以及無辜群眾。父親說，港英初時“坐山觀虎鬥”，想等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沒有得逞。我們通知大家不上街和敵人作鬥爭。如果出去，他會抓兩邊的人，會開槍射擊。一來對打的話，港府會抓我們，說是兩方面都在暴動，二來槍子好人壞人都會殺傷，關起門自衛。敵人上樓我們淋鉛水、熱水，令他撤退。

到20號以後，暴亂基本平息。父親說：“我方因為以守為攻，進行堡壘式自衛鬥爭，再無損失。”“預料到港英會找我們麻煩，搜查我們的自衛武器，他們是知道我們搞自衛的。我們通知各機構立即消除所有設置的障礙，銷毀一切自衛武器。”果然暴亂平息不久，英警搜查幾間左派機構，搜不到任何武器，抓不到任何把柄。

父親在1991年訪問香港時和“老友記”們憶當年也曾說：“港英政府對此國民黨挑起的事件是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我們是否要鬥，鬥到自己垮？不行。自衛為主，關起門保護自己，不讓港府抓到把柄，又要把責任交給他，但不信任他，有足夠力量自衛。”他說：“當時我坐鎮在中銀八樓辦公室，起初我把孩子留在家裡，我愛人在廣州學習回不來，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整日整夜在那裡隨時接電話。我把孩子留在家裡，告訴司機（工會派來的可靠群眾），假定敵人攻進我家，就把我的孩子用繩子吊到隔壁人家的天臺上。我們住四五層樓（天臺上有一間小房子），隔壁只有三層，吊下去可以在人家或者天臺找地方躲起來。東西不要管，被搶也不要緊，司機是可靠的，保住人就可以。”“後來白天有人看著（孩子），晚上把門鎖了，孩子也送到銀行。”

我那時候不到三歲，記成要把我們勒死，直到為父親整理資料和錄音才得以釋疑。據我二姐回憶，那時她還在香港上學，學校停課，教職工與高班同學組織自衛隊，保護學校。父親說後來把我們都接到香港中國銀行八樓打地鋪，我完全沒有印象，但是我妹妹卻對此有印象，當時她才1歲多！

（圖二：舊香港中國銀行，希望有一天可以上八樓看一看。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大哥說的：那時候他在廣州上中學，後來母親張佩華帶著他回到香港，到中銀八樓和家人會合。母親在裡屋和父親說話，讓我二哥去買十個麵包。二哥買回來，才吃了一個，大哥已經幹掉其餘9個，母親從裡屋走出來看見了說：吃得這麼快，好像幾輩子沒飯吃。大哥回憶說：當時就是沒飯吃呀，在廣州餓得哪怕有一分錢也去買東西吃，幾分錢一碗王老吉涼茶也好充饑，弄得後來幾天不喝王老吉就不舒服。

“能文能武”的父親在香港還有另類工作。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五牛圖》和《史記提綱》”（不知道是否發表了），講述故宮收藏的珍貴文物在抗戰時期有不少被盜賣、被竊甚至公開搬走，有些在解放初偷運到香港，他們如何通過當時住在銅鑼灣的章士釗夫人（我只查到三夫人殷德珍1949年前後到香港並留下，70年代初章士釗多次去香港和她重聚）做愛國主義教育，把文物買回來。

父親在文章中回顧，1958至59年間，國內收到反映，漢司馬遷親筆的《史記提綱》、唐韓滉的《五牛圖》及司馬光的一幅字畫三件國寶流落香港，要設法收回來。香港地下黨接到通知後，當一個重要任務完成。父親親往章士釗夫人家瞭解情況。據她說，日本人正在出高價洽談，單是其中一幅《五牛圖》，便出價10萬港元。父親說，這情況對我們很不利，時間十分緊迫，需要馬上有一個決策。為了不讓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收購，一面請章夫人保密，一面設法和該商人見面。父親說他對該商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政治角度上說服他不應把國家的古文物賣給外國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使得他感到有壓力，不敢輕易向日本人出售這些文物，但又不可以激怒他。畢竟香港是個自由商港，所謂重利輕義的冒險樂園、鱷魚潭，誰又能強迫誰愛國不愛財呢？同時，香港偽造古文物的商人也不少，在未經鑒定分清真假之前，也不便出價成交。父親記得除了根據國內有關部門提供的考證辨別外還請了本地專家鑒別，確認是真跡後，開了一周取款的期票給持畫者。

父親說，這次收回這幾件國寶，著實費了一番心機。章士釗夫人以及幾位統戰人士，包括三位古文物鑒定家都出了很大力。多年後，香港文匯報35周年報慶，父親看到一幅畫的署名，記起一位叫任真漢。父親記得還有一位石灣陶瓷和宜興茶具的收藏家，但是不記得名字了。有的人幫助父親鑒定真偽，有的側面做了持畫者的工作，最後是以15萬港幣買回這幾件國寶。

父親說：這幾件文物回到我們手裡後，在我家裡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約請七八位出過力的統戰人士，一邊喝酒，一邊欣賞，也有人痛駡喪心病狂走私文物者。大家認為這是極其重大的收穫，決心全力以赴把流散在海外的古文物收回祖國[5]。

（圖三：1956年前後父母和我二姐、二哥、我、還有妹妹的合影。照片背後僅寫著“新巴黎”三個字，我查到香港50年代確曾有個新巴黎大農場，位於黃竹坑，大概就是現在海洋公園那一帶。有菜園、餐廳、小動物園和少量遊樂設施，不知道是不是去了那裡？一張溫馨的照片啊。）

說到那時候的生活，聽母親說，文革期間，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待二十年來的家庭收支。她本來不知道父親也被勒令交待同一內容，父親去世後她找到一份父親寫的材料才知道的。她不無慶倖地說：“你爸爸講的情況和我講的一致。”

根據父親所寫的交待材料，1948年至1950年前後，父親在香港《華商報》讀者版包攬版面內外的複雜工作，收入只是二、三十元生活費，僅夠自己用。母親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一歲半至九歲）滯留在新加坡，白天教小學，管圖書，晚上到夜校兼職。1950年至1962年初的十二年，父母都在香港工作，生活較安定，下面三個孩子陸續出世。這期間，左派機構的工資制度各不相同，有供給制，低工資制（就是在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工資普遍比社會上低，1958年後才開始實行社會化工資。當時在香港左派機構工作的人大都懷著理想，追求社會公正，收入低也甘願堅持。）

母親1950年至1957年在港澳工委工作，是供給制；同時期父親是低工資制，以招商局工資為基礎，每月四百元，組織上另補助一部分。1957年秋，父親到《文匯報》做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在《文匯報》支工資一千元，在招商局支六百元。母親由供給制轉為進南方影業公司拿三百多元工資（1959年前後調整為四百多元）。

父親說，為了做上層統戰工作，決定搬出招商局宿舍，另租較大的房子。按制度，他們兼職不兼薪，招商局的六百元要上繳，房租報銷（或自己付部分房租）。為了簡化手續，組織決定我家包乾。後來我家租了每月房租七百五十元的房子，在北角堡壘街，上下兩層，還有露臺。記得家裡有時候開派對，交通航運界、報界、電影界以及一些與臺灣有關係的社會人士、醫生和商人等等都是父親的客人。許多漂亮的人兒把盞言歡，我還年幼，唯對滿屋都是移動的腿印象深刻。

父親寫道：生活費用。每月工資2100多元，扣除居住費用，尚有1200多元。每月除生活開支外，可存100元左右。生活費用的明細：1保姆工資160到200元（保姆二人，工資逐年增長，離開時已增至100元以上）；2伙食費400至450元（1959年以前四大四小，1959年又一孩子回國內讀書，四大三小，每個人以50到60計）；3國內學雜費150到180元（三個孩子，自中學到大學，包括伙食、學雜、寒暑假旅費等，每人每月人民幣20至25元計）；4香港學雜費140到150元（學費每人30元，校車15元，校服，書雜，三個孩子約計數）；5衣著50至60元（全家八人，每年以600至700元計，平均每月約數）；6水電20至30元（夏天風扇，冬天取暖，燙鬥、燈光等用電，及水費等約數）；7負擔20元（岳父，基本每月寄，有時寄30元，此外給侄子們寄點藥品等）；8工作80至90元（夫婦二人在外伙食，小應酬、交通等，我每月固定支50元）；9書籍20元（包括孩子們的課外讀物，我買參考書等約數）；10醫藥10元（約數）；此外還有家雜（包括郵政工人、看更工人、清潔工人的年節費用，肥皂、牙膏、洗衣粉、去污粉、手紙、地蠟等等）無法估算。

生活盈餘，購置了1一套傢俱（包括大床、大衣櫃、五桶櫃、餐桌、十二把椅子、書桌等帶回來外，還上繳了幾件）；2收音機（包括電唱機、唱片櫃）；3手錶；4照相機（包括遠距鏡頭，都是舊的）；5半導體收音機；6雙層鐵床（三個）；7樟木箱、陽江皮箱等；8電燙斗；9買了幾百元人民幣公債；10鋼琴（原來是買的舊外國琴，回來時換了星海牌）；11厚呢大衣；12回來時全家添置國內用的衣服、棉被、家用藥品、日用品等。

期間父親有兩筆額外收入，他也做了交待：11953、54年的時候，我祖父在雲夢的雜貨店結業，三叔給我父親捎來400元人民幣。父親報告給黃作梅 ，黃作梅同意父親留用，於是父親把錢放在內地，給在內地讀書的孩子用（1950年至1955年間，大哥大姐都被送回內地）。2父親寫過一些劇本和理論文章發表，用1000多元稿費買了一架舊鋼琴給我二姐學琴，其餘作家用。

工作超負荷，低收入，養育6個孩子和外祖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清二楚，這就是那時候的幹部。父親也寫了到北京後的收支明細，此處按下不表。

[1] 香港政府《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說“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被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

[2] 時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事後指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暴動由國民黨策劃。

[3] 我查到還有其他暴行如燒廠房燒車，襲擊郵局和公共交通工具，外國人亦成為襲擊目標。1956年12月23日，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他認為是一些思想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群眾試圖擾亂香港的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在1998年4月初版的《簡明香港史》中，學者劉蜀永認為，1950年代為逃離戰火而來港的大量內地移民謀生艱難，經濟情況不佳，加上政治的挫敗感，最終釀成騷亂。

[4] 10月16日下午，香港總督葛量洪在記者會反駁北京方面的抗議，認為北京“干預內政”。據說九龍暴動發生後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

[5] 幾年前有人告訴我《五牛圖》真跡在臺北故宮。而關於收回國寶，網上也有另外的版本。真假難辨，這裡是根據父親的遺稿整理。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 新聞戰線

根據父親吳荻舟的回憶，工作組時代初期，新聞線的領導是黃作梅，他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身份聯繫《文匯報》、《大公報》。《大公報》原來是個“中間偏右”的報紙，“1949年才把傾向轉過來”。《文匯報》總社在上海，1947-48年在香港設立分社，“傾向比較好，我們派劉思慕去任總編輯。”

黃作梅犧牲後，父親擔任工作組組長，新聞支部也由他直接聯繫。支部成員有金堯如（支部書記）、羅承勳（羅孚）、周南懷、廖蘊文等。新華社香港分社單獨成立一個支部，由譚幹、李沖、潘德聲等組成。譚幹後期參加工作組，負責外事，與父親聯繫。《商報》負責人是張學孔（《商報》創辦後入黨），《晶報》負責人是陳霞子，從《大公報》分出來的《新晚報》負責人是羅承勳（羅孚）。

1986年父親在廣東從化溫泉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廣東聯絡部劉先秀訪問時回顧，1951年中央明確了港澳工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不宣傳新民主義、社會主義”。這是總方針，後來中央還下達了一些具體方針。如解放臺灣，是和平解放還是武裝解放？起初強調武裝解放，後來強調和平解放。最後是兩者並重，爭取和平解放。統戰工作的總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要有層次，進步的談多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香港著名實業家王寬誠、香港名醫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

具體到愛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的消息，《香港商報》多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和《晶報》基本不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臺灣有關係的商人也登廣告以保護自己。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

當時一些外國通訊社捕風捉影說中共和臺灣談判。有一天《新晚報》未經請示把法新社繪聲繪影地說中共已在巴黎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放臺灣的消息登出來，人家知道《新晚報》是愛國報紙，便說中共承認了，證實了。父親說，1955年中央曾經提出和談，但只是一個願望和方向，沒有要求做宣傳。“中央一看這個消息，我們就挨批了。”上面對他們的批評還包括“版面搞得太過五花八門”、《文匯報》這種正面的報紙不能靠賭馬、贈送冰箱之類低級趣味招徠和推銷報份等等。內地搞大躍進的時候，新華社宣傳報導誇大失實，香港愛國報紙也不得不轉載，不過父親說：“這不能怪下面的同志。”

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越來越頻繁出現反映香港工作受內地政治運動影響、忽左忽右的內容。文化戰線有“左”、“右”的困擾，新聞戰線可以看到同樣的傾向。1988年，父親在南戴河休養期間寫了《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集中談了這方面問題。

（圖一：父親《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手稿。）

根據這篇文章，父親與《文匯報》交集始於建國初期，公開當社長是1957年，1961年孟秋江調任社長時他仍未註銷社長職，以常委兼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港澳來回跑。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時正式向香港政府註銷社長職務。這樣算起來和《文匯報》的交集正好是10年左右。

建國初期，張鐵生還在香港，有一天父親和他去見徐鑄成[1]，在場還有余鴻翔。那次會晤主要是研究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分家，因為4個原因：1.所處兩種社會，報導與立論方針不同；2.兩地幣制不同；3.人事處理和工資制度不同；4.版面處理不同。決定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從過去的總社和分社的關係，改為兩個獨立的實體。會晤後，張鐵生、徐鑄成相繼回內地，董事會每月經過父親撥一筆外匯給報社，父親則與余鴻翔保持聯繫，交換業務上的意見。但到1957年才公開《文匯報》“分家”，暗分明不分的六、七年裡，沒有社長，只有編輯部和經理部，公開後成立了董事會領導的獨立建制，向香港政府註冊，董事長梅文鼎，余鴻翔任經理，父親擔任社長。

父親說：“10年中大小事件不知多少，可記憶像一面篩子，早把往事漏走了。有過爭論的事，也只剩下模糊的輪廓了。”儘管如此，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我，還是通過他描述的“輪廓”瞭解到很多往事。

首先，他們遇到辦報方針之爭。大陸解放之初，內地領導認為，《文匯報》是第一線報紙，應宣傳社會主義。對此，父親寫道：“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是在海外辦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應面向世界、面向廣大華僑，除客觀報導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遇到的困難外，應立論廣泛的愛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主持正義，貶惡揚善。”“但是董事會把海外辦報視為外事工作，授權不多，對辦報方針的解釋權不在辦報同仁，對祖國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內地文化、新聞意識經常影響香港《文匯報》的報導方位與立論方向，造成報紙長期忽左忽右，以左為主。1957年夏，董事會改組，做了一次總結，指出了問題的關鍵，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董事會也不斷召集各版負責幹部面談。”父親說：“各報指導思想曾出現過一定的穩定性。但，各報幹部從舊社會來，繼續生活在‘舊社會’裡，內外有別的新聞觀點，不易建立和鞏固，有時連我自己也發生迷惑。”

其次是搶新聞的問題。身處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報紙免不了搶新聞。父親說：“搶新聞我們也不反對，新聞報導落後意味著失去讀者，報份下降，影響收入，影響社會對報紙的印象——有人說內地的日報是晚報。但是我們還有一條，不能失實，不能捕風捉影，‘克裡空[2]’。所以我們使用通訊稿子時，既要敏感，反應迅速，同時要有銳利深沉的分析能力。”父親對無原則的“搶新聞”和“造新聞”、嘩眾取寵的報導作風十分反感。這是他多年工作養成的工作作風。如果他沒有實事求是的作風，在近乎孤軍作戰的八年抗戰歷程中恐怕已無法帶著隊伍倖存吧。

第三個問題是內地浮誇風的影響。父親說：“1958年內地搞‘大躍進’，香港幾家愛國報紙一度感到報導上的困擾。生產上按常理不可能有的速度和產量，由於新華社報導了，香港不能不反應，尤其居於第一線的《文匯報》，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要聞幹部問我應如何處理，我說先只做客觀報導，不寫社論。但新華社連續報導後，我也感到困惑。直到我們組織幹部去廣東新會參觀畝產15-20萬斤的白薯地發現做假現象後，才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可是克裡空的錯已鑄成，報紙形象受損，社會輿論說左派報紙也不能全信。”在新會參觀的時候父親把手插進土裡，發現是把幾畝地的白薯堆在一塊地裡造假。

（圖二：內地在“大躍進”時期的宣傳資料。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第四個問題是分工和協調的矛盾。50年代初，香港只有一兩家態度鮮明的愛國報紙，後來又先後辦了兩三家，原意是分別照顧不同層次，不同方位的讀者，擴大愛國報紙宣傳報導的覆蓋面，但是就出現了爭奪讀者的矛盾。還好，父親說，各報幹部不斷交換意見，主動協議分工，決定各自向不同方位發展，在不同層次展開爭取讀者。在新聞選擇上，立論角度上，副刊結構和約稿等都有了標準，各自的版面豐富多彩，各遵其道。他說：“不斷總結自己的做法，不斷接近自己的努力方向，接近自己的讀者，報紙樹立了個性、特點。”“這樣做，各報報份都穩定上升，我離開香港前，有的已經接近10萬份。《文匯報》也從七、八千份上升到近兩萬份。這是報社同人努力的結果。”

第五個問題：如何對待刊登廣告。幹部、尤其經理部幹部與董事會的分歧很突出。為了減低赤字，減少董事會的外匯補貼，幹部們主張任何版面，只要是不違法、不危害社會的廣告都可以登。但是董事會強調，第一線的《文匯報》，絕不開放第一版登廣告，要聞版也要少登廣告。余鴻翔作為經理部門的，曾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父親也表示贊成，他認為，董事會的意見值得商榷。廣告多，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也是報紙銷路好的標誌，尤其是第一版廣告。廣告多了會佔用版面，可以加紙解決。

父親在文章最後寫道：“三中全會以後，糾正了左的思想，社會意識有了重大改變，而香港的新聞幹部經過長期的實踐，也確立了從香港社會出發辦報的思想，這些爭議也就自然消除了。不僅廣告多，版面活潑，言論上也顯示一定的獨立性，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應引以反思的。”

1997年5月我整理過1991年夏天父親訪港期間的一個講話錄音，他在提及當年的新聞戰線時說：“灰色報紙好一些，因為不採用新華社消息而是路透社消息，反而少出問題，控制著不報國內消息。越紅，越是一線的，越容易受國內影響，不能不發國內消息，加上我們一些幹部不是冷靜處理。我們也不瞭解國內，國內說15000，我不敢改成12000，也不能怪下面的編輯，左得太厲害了。農業部不知道農業真實情況？你左我更左，你產15000，我說20000。”

2014年5月在北京辦理母親後事期間我發現一本15cmX11cm的紅色硬皮本，封面上草書“東風”兩字，畫著一位女性科學工作者的形象。筆記內頁印有許多幅極具時代感的照片，如“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參加勞動”、“東風牌汽車在天安門”和“勞動模範、十四歲小學生馬家和搞發明”等。這個筆記本，加上另外一本較小的筆記筆，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講話內容。包括廖承志[3]、區夢覺[4]、黃施民[5]有關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的講話。記錄顯示，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

（圖三1/2：紅色硬皮本封面和內頁。）

其中6月26日一篇會議記錄，內容有關《新晚報》，十分有助理解上文所謂“爭論”。為保持“原汁原味”又方便閱讀，我照錄如下並加了較多注釋：

“劃線[6]”不影響立場，調子、風格還是策略問題。新晚用外電，不是為“公正”，是為了觀眾（讀者）易於接受，新晚的立場是明擺著的愛國報紙——陳[7]、諸[8]

1．愛國報紙，有自由主義、風格不影響；2.在重大問題上，要照國家規定來辦，這是一條界線——吳[9]

華僑有不少人看祖國是“看廟不看菩薩”，即看國家是否強大，有籠統的愛國主義觀點，對誰來管這個國家不講究，因此在海外只宣傳愛國主義，不強調去宣傳社會主義。新晚不好另搞聳動聽聞的新聞，否則又會犯像史達林的錯誤[10]。但如搞些新聞故事，如替法西斯翻案[11]，像M國[12]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做文章那樣，這樣的聳動是可以的。對民族革命不用支持，用同情態度出現，支持與同情有程度上的不同——江[13]。

黃[14]

1. 小羅[15]把中東報導（錯的）[16]與新晚劃線並提錯。
2. 劃線問題，愛國立場一樣，但不是掛在口上，因之，報導是從側面的，但關鍵問題上立場、公開態度不掩蔽，正面報導，問題不大，方式可不同。劃為中左可以，為免向大公文匯看齊。地方鬥爭可以不配合。

幸[17]

劃線本身並不科學，報紙本身立場不必掩蔽，做法上有分工，劃為二線，意義明確就可。做法上大不同。文匯大公國際主義立場明顯，支持社會主義祖國，新晚也支援，報導就不同了。大公文匯新聞來源清楚，新晚外電。大公文匯主要不靠吃國際飯，還報導內地建設，新晚不同。對內地報導，大公文匯主要宣傳祖國建設，新晚不背此大包袱。HK[18]本地報導，便可不配合，大公文匯以後適當配合，不刺激敵人，新晚可不做。這些不同，過去允許，今後也允許。大公文匯調子降，社會主義宣傳還大降，港聞要大大加，對M有策略，慢慢的大降。新聞主要是提高品質，不是政治性。是風格上的，文藝性，趣味性等的提高（有些降）。新晚不是提高調子，某些還是降。中東報導，錯了，但以後這類報導，也不是向大公文匯看齊，要報導從另一個角度報導，客觀點報導，有別於大公文匯，也支持了“伊拉克”人民歡欣鼓舞。新晚語言內地化，不好，以後要改，多用另一社會的語言，取材於中新社，另寫過（這當然很難）。商報，第一版一定要降，因差不多與大公一樣了。晶報要勸勸他（他的思想怕右）。三報是統戰性質的。A元[19] 在館內也不能以A身份發號施令，與館內民主人士也是統戰關係。對學習，社長、總編審號召，行不行，願不願不追，讓他自由主義，業務與執行任務可結合。經理部更鬆些。不搞學習制度。編輯部務虛風氣搞起來。

以上就是這本筆記內有關《新晚報》的內容。

關於文中提及的《新晚報》所犯“錯誤”，據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的麥君素在《吳荻舟》一書撰文《千里故人情》中回憶：五十年代初，蘇共黨內先後發生了批判史達林，處死貝利亞，宣佈馬林科夫、布林加寧、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為反黨集團等重大政治事件。消息發來的當天，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總編輯和主編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父親提出：“如中央、省委再無新的指示，應按報導蘇共二十大新聞的精神處理，即儘量低調、不渲染、不評論。”但是《新晚報》認為他們的報紙可以寬鬆一些，因為他們是以知識性、趣味性標榜而立足報業市場競爭的。麥君素寫道：“結果他們不僅刊出新華社消息，還把各大國際新聞社發出的帶很大傾向性、污蔑性的新聞稿不加批判刊出，配以被轟下臺的六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照片。報紙一出版，中央各部門都大為震動。周總理辦公室旋即來電廣東省委有關部門，指出這是一起政治事故，要求查明事故緣由，詳報總理。吳荻舟趕到省委，開口就有點負荊請罪的味道。”麥君素說：“我們知道他對事故沒有直接責任，他的自責只是嚴格要求自己對黨負責而已。省委同意我們與荻舟一起去北京向總理直接報告情況，省得書面彙報的某些局限性。”總理聽了父親的彙報，弄清了事實真相，很讚賞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周總理指出：“這一事件是海外報紙一貫追求內容‘花花綠綠’，宣傳‘買空賣空’思想的大暴露，抓住一點即盡情渲染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程度，假、大、空的新聞處理手法，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麥君素還說：“吳荻舟明白，問題不是批評處理某一個人就得以解決，而是要扶正報業方向，在殖民統治的社會辦好革命化報紙。總理的教導，使荻舟和我都受到啟迪，在當時大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包圍中，在當地殖民思想與資產階級生活的影響下，堅持我們正確的輿論導向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於是荻舟和我便帶著新的認識離開北京，回到香港展開了各報的整風學習。”“荻舟與我自《華商報》至中共廣東省委有關部門1958年反右鬥爭運動的十年共事中，荻舟同志對工作一絲不苟，勇於負責，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的精神，著實堪為我師。”

（圖四：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吳荻舟》[20]。）

2012年一次在羅孚伯伯家，羅伯母和我聊天。她說：“我看到你們出版的那本《吳荻舟》，書裡說那次《新晚報》出事，你爸爸主動承擔領導責任。他這樣做真難得啊。”

[1]徐鑄成(1907-1991)，不到二十歲就開始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多年，歷任《大公報》、《文匯報》記者、主筆等職位，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遂赴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任總主筆兼總經理。1949年6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徐鑄成任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也曾任上海市出版局編審，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教授，第一、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被錯劃右派沉寂二十餘年。晚年復出，遊歷著述，留下四百多萬字的專著及文集。

[2]據360百科解釋，“克裡空”一詞來自於安陽方言“殼裡空”，把殼兒扒開，裡面什麼都沒有，意為虛假，耍花招。

[3]廖承志：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4]區夢覺：時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5]黃施民（黃施明）：時任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

[6]劃線：應是指新晚報的報刊定位，讀者對象，版面內容，語言風格等。

[7]陳：原文如此，未有全名及資料。

[8]諸樺：時任外辦工作人員。

[9]吳：吳菊生。

[10]史達林的錯誤：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蘇聯批判斯大林相關消息時所犯錯誤。

[11]如替法西斯翻案……是可以的：原文如此，結合前後文應是指M國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替法西斯翻案，新晚報以此為題材做新聞故事是可以的。

[12]M國：原文如此，應是吳荻舟用縮寫，指美國。

[13]江：未有全名及資料。

[14]黃：黃施民。

[15]小羅：羅孚，時任新晚報總編輯。

[16]中東報導（錯的）：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中東問題時犯了錯誤。

[17]幸：未有全名，會議記錄顯示，幸是由中央派來參加會議的。有指應是辛冠潔，時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我不能確定。

[18] HK，指香港。

[19] A元：指共產黨員。

[20] 《蘆蕩小舟》裡的部分往事取材自《吳荻舟》，衷心感謝各位前輩留下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