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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1.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整風記錄中有一句話,“群眾是一發難收的”,顯示中共有豐富的群眾運動經驗。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遒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