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 東深工程

在父親吳荻舟的回憶錄提綱手稿中，關於回京後的工作，僅提及“抓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後勤”和“四清”。

父親“文化大革命”後、至少1983、1985和1986幾次去南方出差、遊覽都特意在廣州、深圳和當時及現在的幹部回顧這項艱巨工程。1986年接受劉先秀採訪的時候也提及東深供水工程，顯然這是他非常看重、印象深刻的一項工作，他為有幸參與這項造福香港的工程感到高興。

關於東深供水工程，要從1962年9月至l963年5月大旱說起，當時廣東長達9個月沒下過大雨，水塘乾涸，河水斷流，許多農作物枯死，這是五六十年不遇的大旱年。毗鄰香港的九龍地區，水荒更為嚴重。最緊張的時候，l4天輪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時，街上水桶擺成一條條長龍，一時成為香港一景，茶樓、酒店停業，外輪進港停泊補給，也無水供應。香港幾乎成了死港，市民紛紛離家離港出走。香港政府嘗試撒乾冰，人工造雨、海水淡化等方法，都不能奏效。廣東省曾允許香港政府派船從廣東虎門珠江口運水以解燃眉之急。

（圖一：香港市民在“輪水”。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1959年香港鬧水荒，要求國內供水，我們答應了，建了深圳水庫，仍然不夠。到62、63年缺水最嚴重，派船到虎門附近運水，也解決不了問題。港英政府通過何賢提出試探，希望我們再增加供水。當時我們計畫從東江引水到深圳。一次周總理到廣州，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反映了這問題，周總理當即口頭批准建設東圳引水的擬議。副省長林李明牽頭拿出引水工程方案，在這基礎上，港澳工委梁威林和太平紳士周俊年接觸。

最後決定從東江引水供香港，並提出供水方案報中央，經陳毅同志擬批同意並轉外交部，轉報總理。總理批准後我負責一些具體工作，比如召集各有關單位討論如何保證按時保質保量完成和供應各種提水設備等問題。省裡是由水利廳負責組成具體落實班子。

其他先後參與過這項工作的還有廖承志、陶鑄、區夢覺，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東莞縣委副書記梁明，深圳規劃局副局長郭炳豪等。林李明具體代表省人委直接抓這項工程，父親記得林李明曾幾次去工地視察，開工的時候、施工期間，將完工時，還不包括在後方指揮和落成時出席等。曾光是總指揮，劉兆倫是當時的水利廳長，黃華是工程辦公室主任。

當時共勘測了三條路線，最後確定了沿與東江合流的司馬河，經塘頭廈——雁田水庫——深圳水庫。並與香港政府簽合同保證一年供水。該工程原定1964年3月動工，1965年3月落成供水。由於周總理抓得緊，群眾思想（工作）做得深入，人人急香港同胞之急，提早於1965年1月就竣工了。經過認真調試，到3月公開舉行落成大會，一次放水成功，這使港英當局都感到驚異。

開始港英政府對我們供水有點顧慮，怕我們將來卡他們。所以我們在宣傳上不過分從政治上去宣傳，國民黨正在挑撥說中共供水給香港將來更容易控制香港了。同時我們在對外宣傳上很注意政策，不要使人認為我們是專為港九而修建這個供水工程，我們說引東江水一方面是為了灌溉十六萬畝農田，一方面是為了供水給香港。開工時總理指示不要大肆宣傳，竣工時宣傳可以大些，儘量不要刺激港英。鳳凰影片公司拍了部大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梁上苑負責抓這項工作，廖承志批示說在解說詞上不要提高到政治上來，要宣傳工程的艱巨，宣傳群眾的勞動熱情。

水費問題，簽合同前有一種意見，不收費，白送。香港政府害怕，港九同胞喝了祖國白送的水，香港政府卻收錢，甚至還加水費，港九同胞和港英當局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此事請示了總理，總理說不收錢不好，象徵性的收一點。最後決定每千加侖收人民幣壹角錢。

國家計劃委員會從援外經費中撥出3800萬元人民幣作為這個項目的專款。父親負責後勤協調保證工作，曾召開會議，詳細說明香港水荒嚴重情況，香港同胞生活狀態。與會各方聽後都很重視，理解問題迫切程度，紛紛保證按時按質完成工程，結果，提前兩個月完成了原定一年的工程，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困境。

在1983年重游深圳水庫時，父親寫了一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對當時的情況做了簡短回顧：

1963年香港、九龍大旱，供水維艱。適值周總理視察南方各省，聽了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的彙報，即決策引調東江水濟港，數萬民工，日夜奮戰，感人事蹟甚多，施工期間，曾遭九次颱風襲擊。當時我在國務院外辦工作，被指定負責聯繫調運各種物資，時值三年困難後，僅開過一次提供設備的有關部門會議，但均能按時保質保量供應。工程原定期一年，提前兩月竣工，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嚴重不足情況。香港之日趨繁榮，實有賴於此。為紀念此一重大工程，曾建“勞樂亭”於深圳水庫公園，由董必武親錫嘉名，並拍攝巨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以志其盛。今香港歸還有日，緬懷周總理決策之功德及勞動人民之壯舉，作俚歌一闋，用記其事，並懷念周總理。

鴉片戰爭割香港，百載匆匆成既往。

於今華夏慶中興，簽約歸還喜在望。

老來靜坐憶從前，時在一九六三年，

香港九龍遭大旱，水庫溝渠絕水源。

茶樓浴室皆歇業，工廠停產不冒煙。

建醮誦經有何用，依然赤日燒藍天。

巨輪運水珠江口，水程何長水何少，

四天放水四小時，紛紛棄家離港走。

港粵相連唇齒依，祖國豈能坐相視。

大哉仁智周總理，決策引調東江水。

低水高流任務艱，渠長八十三公里。

提水工程分八級，水位提高五十米。

數萬民工齊奮戰，酷暑嚴寒都不憚。

風餐露宿頂狂飆，吃盡辛勞無埋怨。

風狂雨驟惡浪呼，堤壩危急在須臾。

幹群爬行上險口，人牆屹立大災除。

“百日壩”成清庫底，巨榕碉堡殊難移。

司機冒雨運炸藥，韶關千里一宵回。

感人事蹟不勝辭，“飛車姑娘”最出奇，

獨架板車運泥土，下坡疾駛迅如飛。

當時我正預其事，調撥物資任聯繫，

有關單位同協力，總共只開一次會。

各負其責不推諉，物資供應源源繼。

工程原定整一年，提前兩月即供水。

《東江之水越山來》，港民相慶笑顏開。

一年辛苦萬年福，香港繁榮實賴哉!

籲嗟兮!總理逝世十余載，豐功偉績春長在。

但願今後任何施工都如此，庶幾鬍子工程從此止。

勞樂亭前發浩歌，佇看港澳回歸一統好山河。

文匯報在父親去世一周年時刊登了這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以作紀念。

我有父親1985年3月11日給李清文和3月15日給張宏光的函稿[1]，父親在其中提及香港缺水的嚴重程度和該工程施工等情況：

李清文同志：你好！

你2月15日手示，拜讀了。謝謝你給我的熱情的新春祝願！

從手示獲悉，東深供水第二期擴建工程將于明年春竣工，並決定竣工慶典與建局二十周年慶典將于明年夏在深圳合併舉行，十分高興！到時中央、省、市……對東深洪水工程作出過貢獻的同志和知名人士，將聚集一堂回顧這一壯舉，將是一大盛事。大家談談當年為了解決港九同胞用水問題，數以萬計的祖國同胞，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下，千辛萬苦，風餐露宿，忘我工作的情景，想想港九同胞因輪水爭吵、打架、傷和氣，或求靈于菩薩的情景，看看今日港九同胞不再為水發愁，工商各業繁榮，摩天大樓林立，再看昔日只是一個邊沿小鎮，今日已是一個正為祖國四化發揮巨大威力，向人們展示著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繁榮昌盛的前景的南疆新城——深圳經濟特區，誰不因自己為供水工程流過血淌過汗而感到自豪！

關於深圳電視臺擬配合大慶拍攝一部有關東深供水工程的電視片，這想法很好。7日晚該台導演及編劇張宏光同志等二人到捨下談了三四個小時。她們介紹了她們構思的一個故事梗概和拍制設想。我覺得這個故事立意不錯，情節也頗感人，但由於是純粹虛構，如果為了配合大慶，紀念東深工程，我認為必須更扣緊工程史實，以史實為基礎加一些虛構情節，便更好。我當即對該劇本梗概提了一些參考意見並把東深供水工程中不少動人的事例告訴他們，請他們回去研究吸收，並答應張同志等，待該電視片文學劇本寫出後，再來交換意見。特告，請你也約他們，聽聽她們所構思的劇本梗概。

至於回憶錄《水與香港》，已開始寫，但年紀大了，記憶衰退了，動作遲緩了，進度很慢。

敬複，此致

敬禮！

請代向管理局和第二期工程指揮部盧炳宇等同志問好！

吳荻舟

1985年3月11日

張宏光同志：

很抱歉你來捨下時我忘記請教同來那位同志的尊姓大名，希望來信時告訴我。

我查了一下香港制水[2]資料：1895年首次制水，但那次只不供夜水。當時人口少，但儲水水塘也少。後來1902、1929都發生過制水。1929以後，尚未查到制水記載。但不等於未發生過制水。

而1950至1964年幾乎每年都發生過制水。

你們走後，我進一步考慮你們所構思的那個祖國同胞關懷和解決港九同胞“用水難”的電視故事。我認為作為一個純粹虛構的電視故事片，基本上可以成立，但如果特地的配合東深工程20周年慶典攝製，我認為一定要與東深供水工程的實際扣緊些。換句話說，要在東深供水工程史實基礎上加虛構情節，使其成為“源于生活，高於生活”的電視藝術片。放映時，觀眾、尤其是東深和港九的觀眾，很容易會聯想到東深供水工程的指導思想和工程細節。當時祖國、黨政領導和軍民都極關心港九同胞，急港九同胞之急，只有在這種思想推動下，工程全線數以萬計的指戰員，才會千辛萬苦，日以繼夜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的情況下，奮戰11個月，提前攻克全線完成依期供水艱巨任務。

這意見供你們參考。等你們結合那個故事或另外構思寫成文學劇本，或劇本梗概後，我們再來交換意見。你們來，必要時我也可以去。到時看具體情況再定。以上意見我也告訴了李書記。

《華燈初照》我11日又看了一次，覺得比第一次看印象更深，更好。

順告，祝

創作勝利！

吳荻舟

3月15日

我也找到了父親給李清文信裡所說的回憶錄《水與香港》的提綱：

《水與香港》

• 水的歷史
• 盡了全力
• 求靈菩薩
• “一定要水”
• “三千萬？給”
• 木湖工程 1963
• “更嚴重了！” 1963
• 求援東江 1964
• “工程紀要”

1為了港九同胞（中央、地方、群眾一致支持）

2三個方案（采其難者，放眼長遠利益）

3一次會議（外辦的一次會議）

4急港所急（匆忙進入工地，三通）

5全線施工

6颱風、暴暑、嚴寒

7全靠人力

8提前完成

9依期供水（歡呼與思源）

父親1985年秋在深圳見到《水庫志》編輯朱盤生等人後寫下感慨：（東深工程當時）幹群在3年困難剛過，元氣未複，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缺乏下，周總理一批准（聽陳郁省長彙報香港水荒嚴重，要求興修引東江水解決年年缺水，港九同胞生活、工商各業用水困難等情況後，即口頭批准），外辦只開過一次會，上下積極爭取按合同一年（實際提前了兩個月完成）完成依期供水等。

他寫了一首打油詩，“以志黨群關心港九400萬同胞的高度負責精神，黨的決策只有群眾掌握了，便會發揮無窮的力量”：

貧水香江施無計，《東江之水越山來》。（注1）

常懷常憶當年苦，勞樂亭前思群才。（注2）

酷暑嚴寒汗濕土，狂風暴雨戰不衰。（注3）

青史留芳歌眾志，宏文撰寫黨人懷。（注4）

1. 當時拍了一部大型紀錄片，這是片名。
2. 指當年集中人才智慧，邊設計邊施工，既有速度又有品質，已經20多年的考驗，83公里的工作，從未出過事故。
3. 當年九次颱風，施工極難，但一直積極。
4. 強調群眾意志是基礎和黨的關懷、關注。

1986年，父親再到東深供水工程沿線參觀，在塘頭廈聽第二期擴建的情況（當時有錄音），還到水庫誌編輯部拜訪，提了些建議，比如編寫方針要突出集體成績，避免歸功個人；不遺漏，但是有重點；文字的可讀性；符合史實；對內外有利；寫大事記要注意區別見報日期和新聞本身發生的日期，不要搞混等。

父親對為香港同胞做了件實實在在的事有多麼自豪，透過這些點點滴滴的記錄，歷歷如在眼前。

[1]李清文、張宏光：從兩封信內容估計，李清文是東深供水（管理）局的書記，張宏光是深圳電視臺導演。

[2] 制水：廣東話，即限制用水，限時供水。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 文山會海

 關於我們家回北京的經過，1969年1月19日，母親張佩華曾經寫過一份交待材料：《我調中影公司工作的經過》[1]。根據母親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親吳荻舟在深圳開會——他那時已經調到廣州工作，通知母親到深圳。他說，我們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辦港澳組，母親去中影公司。當時外辦港澳組另一位副組長孔筱也在場。她也對母親說：你原來在南方公司搞電影發行，還是到中影搞電影工作去。

從深圳回到香港，母親就開始辦理工作移交手續。

父親則到北京參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360百科稱：“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這是我們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會上，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1958年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後，大躍進發生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提高認識和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起了積極的作用。”

事情當然沒有幾句話那麼簡單。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沒有身處內地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的父親也好，對於其他與會幹部也好，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會議。據說當時與會的一些幹部反映，“打下江山”後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領袖們，同時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國內形勢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說的那樣，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吃不夠、用不夠、穿不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其他如圍繞三面紅旗的爭論，想必都令父親震驚。

轉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帶著二哥、我和妹妹（繼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內地讀書，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學）先到廣州、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們和我的表弟妹們，2月12、13號到達北京。二姐記得，我和妹妹一過海關就開始說普通話，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而不是粵語。

我們在位於美術館往東的華僑大廈暫住，記得在華僑大廈第一次看見黑人，他對小孩子很友善，我們叫他“黑叔叔”。約莫一個星期後，我們搬進了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父親立刻返回廣州開會，母親則忙著辦戶口，給三個孩子轉學，行李運到後又忙著安頓。

母親四月初開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經理洪臧曾徵求母親意見，願做哪方面的工作？母親瞭解了一下公司情況後回答，自己對東南亞比較熟悉，可能的話，還是搞老本行吧。就這樣，母親開始到中影上班，任亞非科副科長（科長是許蔚文）並繼續負責聯絡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達北京的時候是冬天，雖然母親為我們添置了新棉猴（連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個球，跌倒了都爬不起來，仍然不夠暖。記得我穿了系帶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標配），我向母親訴說腳痛，以為是鞋子太小，後來才知道會凍到腳痛。

那時候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的尾聲吧，青菜豆腐等都憑票。妹妹六歲，上幼稚園，每天幼稚園的班車來大院門口接孩子們。我8歲，上小學二年級。記得還沒有請到保姆的時候，我要幫忙做家務。有一次聽見樓下有人喊“豆腐來啦！”我趕緊跑下去排隊，等我回來，燉在火上的一鍋排骨已經燒成焦炭，樓道裡都是煙。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準備挨駡，她卻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問：你怎麼沒罵我？她說：聽得出來你都快哭了，我還罵你做什麼呀？

我家樓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買到豆腐渣團子，還有水煮胡蘿蔔、水煮大白菜，連一星油花也看不見。水煮胡蘿蔔有一種特殊的味道，許多年後我的鼻子偶爾仍能捕捉到那種味道。小孩子適應力強，我不記得有多麼難熬——可是母親晚年曾告訴我，當時二哥會把饅頭讓給妹妹們吃呢。

（圖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我們那個院子裡，住著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各路精英，名人後代，前朝遺老遺少，名醫名將名作家等等。很多孩子從小就認識他們：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作者鄭律成，還有毛澤東的侄子、賀龍的前妻、葉挺的兒子、周恩來的秘書、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俄文翻譯等等。我後來課餘在北京電視臺演些小節目，家裡沒有電視機，記得我和外祖父曾經去周而複伯伯家看我錄製的電視節目。

（圖二：位於西便門外的國務院宿舍，近400戶，家家有故事，但是那個年代大人們不講，孩子們不問，往事如煙。圖片由沈傑2017年9月攝影。）

關於父母的工作情況，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們的各種開會，忙得不著家。

我有父親的兩個筆記本，記錄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種會議記錄。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196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要點；11月13、14、21日陳毅就國內外形勢的三次講話；11月23日廖承志對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對銀行幹部的講話；1963年1月10日劉寧一講話；3月15日周恩來講話；3月27日至4月13日的辦公會議記錄：談及唱片進出口業務總結，海外意識形態鬥爭對業務的影響，進步書店被封、人被扣、華文書銷量下降等情況；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動員；6月3日陳昌明談三線出版、中旅；廖承志傳達楊尚昆關於五反的講話；6月15日陳毅談五反以及農村工作若干問題；6月15日廖承志傳達中央關於“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傳達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會上總結講話；6月26日盧緒章出訪彙報；8月21日廖承志對梁等人的談話；8月22日張X給梁威林等講形勢；9月7日勇龍植對新華社談話；11月初廖承志談反修宣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經濟關係；11月4日對祁峰、孔筱、朱曼平、諸華等人談反修、對英關係；11月13日廖承志對香港新聞各報總編談話；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談國際形勢；11月15日陳毅對港澳各報總編輯談話；11月19日梅新對老總們講話；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傳達周恩來對中法建交後總形勢的看法等等。

（圖三：滿載會議記錄的筆記本，大的一個有黑色塑膠皮，在當時是很高級的了，可以想像父親多麼重視。）

他們當時對三面紅旗、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等等是如何認識的呢？

其中一個筆記本，父親記錄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兩周的學習情況。還有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我選擇其中一些“體會”整理出來，這樣既可以知道當時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知道當時負有相當領導責任的幹部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誰的體會，父親沒有寫人名，估計是他的上級、做報告者的體會，比如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等。“體會”似乎是在宣讀檔過程中邊讀邊談，間或有“第7頁7行”、“16頁倒3行”或者“語錄”等提示。

1. 關於民主集中制：

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體會是集中是要紀律的，即，要每一個人聽從決議，力行決議，把執行決議視為一種紀律。那麼，如果一個決議，只是像過去的封建君主的聖旨一樣，由一個人定，命令由一個人下，誰會把執行這種聖旨、命令視為必行的紀律，心甘情願地去貫徹呢？只有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發言，通過廣泛概括群眾的意見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統一了認識的決議，才有這樣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實現集中。才能有統一的行動。即要集中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無產階級能實行集中制，是由於大家向著一個目標，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2. 關於三面紅旗：

體會：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們既要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快點好點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類的要求。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勵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不正確的呢？問題在於鼓勵多快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否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工農各業的發展是否按比例發展。過去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多了些，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唯物的科學的原則，有點蠻幹的結果。

大躍進，只要摸清了客觀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聽天由命和緩步、方步前進要快，這是需要和可能——主觀願望和主客條件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問題。

當然，大躍進，本身也有客觀規律，它只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概括，它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獨立存在，因此，它的過程，一樣是馬鞍型，不能把整個過程割裂開來看，整個社會主義過程，將是不斷出現馬鞍型的一個總和。大躍進也就有起有落，在躍進的平均時速上有快有慢。

不過，在1958——61間，我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對客觀事物——社會主義物質的精神的建設而言），所以說有一個時期是大躍進，也有一個時期是退了。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有什麼錯不錯的問題。大躍進只是一種速度，結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一種願望和可能的說明和進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麼矛盾。

至於人民公社，我的認識，它既是高級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過程的一個階級的社會生產關係，生產組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革命，革命階段論的一個階段，歷程，所有制（從個體-集體-全民）的量變，質變的過程的一個階段，哪有什麼錯呢？在中國採取了這個形式，是由於我國是農業大國又窮又白，經過了初級社，高級社的發展過程，是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一個生產組織，生產關係，是中國農村經初（級）高（級）發展後的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生產關係，而且是對社會主義最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一個階段而言的。

3.為什麼第二個五年計劃犯大錯誤？

我體會：一面經驗不夠，一面驕傲，不謹慎，脫離群眾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因此（我補充體會說明）助長了主觀主義，離開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離開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社會發展的固有法則，社會發展各部分內的內在聯繫。才會犯這樣的錯誤。因此落實到我們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我認為走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調查研究蹲點體會……等都是摸客觀規律的的具體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發展情況，法則，規律，他就能指出我們錯在哪裡，而在這幾年來，不斷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許多針對那些“大辦”，過急，過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嗎？

比如根據土地和植物（稻子）生產的自然條件，有什麼辦法可以畝產六萬斤、13萬斤呢？根據我國的鐵礦分佈，和煤礦分佈，及人力，有什麼條件全國範圍內搞6千萬人的煉鋼呢？根據自然界的生長法則，有什麼條件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呢？根據中國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積累，沒有餘糧），現產現吃還不夠，勞動力不夠耕種，有什麼條件大量抽調人力到都市來搞過多的工業呢？工業在現有的基礎，有什麼辦法一下擴展幾千萬人的生產呢？農業怎樣負擔得起那樣主觀主義發展工業的重負呢？

這些盲幹，都是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一再指出的客觀實際、客觀基礎的。

3. 關於第一、二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沒有這樣嚴重的缺點錯誤是由於

1當時（我們重點在恢復）保持著恢復時期的經濟秩序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一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照著做，二來我們的幹部一般地還保持著實事求是和謙虛謹慎的作風。

第（二）個五年，重點已轉到“社建”，摸了六七年也有了一些經驗，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確定了總路線和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但，一方面，我們的經驗還是很不夠，另一方面，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就翻了斤斗了（違反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我們保持這種党的優良傳統，凡事都與群眾商量，聽取群眾的意見，那些“大辦”、“共風”就不會出現了，有經驗的群眾，對這些是會不同意的，比如‘一平二調’，如果我們民主作風好，調查研究的作風保持，只要讓群眾談談他們的意見，瞭解一下群眾的思想情況，那麼就會不搞了，又如食堂、托兒所也是一樣，群眾並不主張，至少辦到中途的時候，群眾已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可是我們的幹部堅持要辦，不顧群眾的反對，最後是錯了。這些決定就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思想覺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從實際出發”。又如高產問題，群眾是不相信有可能的，實際上當幹部虛報高產時，他們不但不信，而且反對，因為這樣虛報的結果，上調多了，他們的口糧就少了，但幹部們一意那樣幹，最後引起了一系列的錯誤，工業辦多了，吃多了……就成了一下扭不回來的、目前嚴重困難的局勢——體會），加上黨內不純，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我們的錯誤，添油加醋，興風作浪，又進一步加重了錯誤的惡果（破壞了黨群關係），這就是全部原因。

4. 關於黨內生活：

五好：1有好的領導思想2有好的黨中央3有大批好的骨幹4有好的傳統，

好的作風（作風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的作風，聯繫群眾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傳統是：有理想，有志氣，不怕“鬼”。）5有好的人民，人民對我們黨有最大的依賴。只要跟人民講清道理，人民就跟著党，跟著毛主席走。這幾年有影響，主要是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深。（就拿A來說，有相當削弱）（但我認為只要一方面向人民說清楚，自我批評，人民是看到的，即使是許多人做錯了事，但，我們沒有為自己打算的，絕大多數錯誤也是出於想搞好些，搞快些，或搞緊些的動機出發的。因此，人民最後還是會諒解的。加以一方面，馬上改過來，走上正確的路，人民就必然繼續跟我們走了，即使這幾年有不跟我們走的情況，也正是不跟錯誤走，正是看到我們走錯了道兒，才不跟的。這樣的人民有什麼不好呢？）

5.關於劉少奇所說“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廣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90%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

體會：經過了高度的民主，即一個政黨，一個計畫，通過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或黨員研究討論，最後做了一致同意了的決定，那就再不能更改了，就授權給領導高度集中地推行、貫徹了。高度的集中下的高度民主，就是比如要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是全民的意志的集中。可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可以討論，可以民主發表意見，但，一切意見的落腳點，就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離開走社會主義的路。由此這個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不矛盾的，相反，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沒有高度集中指導，就不可能高度民主，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所謂“民主化”了。

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的總結發言講到：“國內外好的形勢，很快就反映到港澳，即，港澳的政治形勢不是孤立的”。重點如下：

1.國內的建設也在大力發展，大慶的拿下來，和取得了一套經驗，這說明三面紅旗的正確性。

2.港澳的形勢，由於國內外形勢、尤其是祖國的生產建設形勢大好，右派在分化動搖，這是有利於工作的大好條件。但，我們也不能不警惕英、葡的對我迫害。我們不能為他們表面對我緩和，失去警惕。過去抗日，敵人是一面和我談判，一面在打我們。

3.港澳（尤其前者）目前只承認我半官方的身份，對他有利。

總理指示：我們在香港澳門的工作政策——長期的白螞蟻政策，長期吃空它。英葡摸到了我們的底，就撤兵，現港澳英葡兵就很少，加強以警察代之。我們也要掌握這種特點進行工作。

4.主觀力量還是很不夠的，跟不上需要的。總之，港英、尤其澳葡，它本身的好壞，基本上不影響我們的工作。

5.主要矛盾是沒有好的關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對“立足香港澳門看世界”（廖）的體會不夠，因此立足而不紮根，這是由於社會化不夠，不是生活在群眾之中，而還是生活在群眾之上，就沒有辦法生根，也就沒有辦法串聯。這裡包括作風和方法的問題。

要紮根，社會化，首先是“求同”，政治——生活——喜愛，在海外可以搞五同，只要不同流合污。

現在認識的人不少，但，都是反復來往了的熟人，為了新的形勢的要求，我們要大量開展新的關係。“我們都是念過孔子、三民主義的，要革命還是革命了。”（周）我們要善於利用橋樑（上層統戰人士）。

6.我們必須要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7.為了掩護，要兼職，但也不宜兼多，還要有一定的專責人員。

8.必須吸取大慶經驗，首先發揮革命精神。要紮根，結果必須要有革命幹勁，確實細緻的科學作風，要搞政治學習，主要是自學。

9.對外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與人的關係只能處好，不能處壞。（主席：第一書記工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照顧大局）

其他內容還有關於公社核算單位下放的好處、全民所有制、黨內生活等等。

可見發言者極力維護三面紅旗，以自己的理解、從正面的角度去解釋，從良好的願望去推行，即使感覺到些許“不對勁”，卻接受新政權沒有經驗的現實，深信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相信中共試錯糾偏的機制是有效的，堅持朝著願景努力——當時，這樣的幹部何止千千萬萬，也包括我的父母。

 

[1] 中影公司：全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360百科稱：管理中國全國電影發行放映業務的企業機構。原隸屬於文化部，1986年始屬廣播電影電視部。設在北京。1951年 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國影片經理公司，後改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1958年始改用“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現在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幸[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王[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金[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