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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戶區環境擁擠,一排排低矮的茅草房,孩子們衣衫襤褸。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4熱血男兒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4

熱血男兒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28年秋,農民子弟、父親吳荻舟隻身離開家鄉來到上海,由於他不肯聽從祖父的安排輟學經商,被祖父斷絕了經濟來源。初到上海時,他和龍岩同鄉馬寧合租一個亭子間,有時候一個人白天睡,一個人晚上睡,有時候床上睡一個,地下睡一個。父親饑一頓、飽一頓地過著。寧波房東看到他經常沒飯吃,有時候會在他的房門口放一點食物,到上海第一年的年夜飯也是房東同情他請他吃的。

父親在上海藝術大學讀西洋文學、西洋文學史。學校裡有不少參加過北伐工作、思想進步的青年,教授有馮乃超、朱鏡我、王了一等,父親在學校裡繼續參加進步活動。翌年,上海藝術大學被封,他又轉學到中華藝術大學繼續學習,校長是陳望道,教授有李初黎、潘梓年、王學文等。

父親有較好的寫作基礎。在家鄉福建上中學的時候,父親便喜歡文藝,喜歡寫作,他與一些同學辦刊物,寫文章。 時期,父親也積極投入集會宣傳,編寫油印小報,為北伐結束封建軍閥分裂割據、統一中國的願景心馳神往。來到上海半工半讀上大學,他很快就用筆名“秋楓”寫小說在《拓荒者》(蔣光慈主編)、《新地》(魯迅主編)和太陽社出版的進步刊物上發表,反映他目睹的勞苦大眾貧困生活,這些都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刊物。

他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車輪》,寫家鄉龍岩開了公路,遭到靠肩挑謀生的勞動者反對,為了奪回生路,他們破壞車輪,企圖恢復肩挑賺錢養家活口,小說的主題揭示破壞車輪是沒用的,只有幹革命,推翻殘酷剝削勞動者的舊制度,才是出路。

其他小說還有:《煙囪》反映工人罷工,反對剝削,爭取活命。主題是要革命,推翻私有制度。《獵犬》是諷刺特務的。《人力車夫》反映上海人力車夫為生活所迫,寒夜還在街上拉車,過橋下坡時滑倒跌死的悲慘故事。《野火》寫冬天一群伐木工人用篝火取暖,不小心把森林燒了。林場主指責他們是有意縱火,國民黨官府說他們是暴動,不分青紅皂白把他們抓進城裡,要殺他們。工人的無辜,激起廣大勞動者氣憤不平,起來罷工、罷市、罷課。“野火”終於變成革命的熊熊烈火,抗議統治者,把工人從監獄中救了出來。《老祖母》講的是統治者把老祖母的孫子抓去槍斃,又怕引起人民反對,謊稱被槍斃的是強盜、是土匪。老祖母深信她的孫子不是強盜土匪。她撫屍痛哭,高呼孫子是好人。父親還寫過長篇小說《兩代人》,描寫父子兩代對救國看法不一致,分別代表著改良派和革命派、官僚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買辦(父親)與實業家(兒子)的救國態度和矛盾。小說肯定實業救國,但提示了在買辦階級(國民黨)統治下,實業救國也沒有出路。

從1928年秋到上海,至1930年4月被捕的一年半間,父親曾為之輟學的北伐戰爭結束,中國南北終於統一。民國有所謂“黃金十年”,由傑出人物領軍的領域比如經濟、文化教育、思想界等,都取得了足以為後人稱道的成就。但是在民國時期,各地軍閥與蔣介石貌合神離,打打合合,總體來說中國依然是一盤散沙。

從小山城龍岩來到經濟文化先鋒城市上海,父親眼界大開,思想更加活躍。從他寫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時,他已經把眼光放在改變不平等和落後窮困的家鄉、社會乃至國家上。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農民、工人、小生產者的生活、情感,寫作出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真實感人,特別是愛恨分明,結構嚴謹,文筆流暢。

不幸長篇《兩代人》交出去後,父親就被捕了,不知道發表了沒有。坐牢、出獄參加抗日及至輾轉各地工作後,父親放棄了專業寫作的理想,不過直到50年代,他仍然時有文學戲劇作品、文藝理論作品發表。再次拿起筆寫作,則是30年後、上個世紀70-80年代,這是後話。

到上海的第二年,父親由中華藝術大學同班同學蕭抱真介紹,閱讀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內部讀物,參加到楊樹浦、曹家渡工廠區散發傳單,寫標語,煽動工人罷工,反對五卅慘案紀念示威等活動。為瞭解父親當時看到了什麼,促使他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義,我在網路上看了數千張老照片,真切地感受到他當時的感受。

 

舊上海棚戶區狀況

(圖一:父親所目睹的舊上海棚戶區狀況。圖片為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有一天蕭抱真說,他有一位姓曹的湖北同鄉想找父親,後來果然有一位叫曹正平的人來找。當時父親只知道北伐時曹正平在武漢參加過革命工作,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區委書記。

父親原本住在橫濱路景雲裡,因為住不起,搬到橫濱路福源裡,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小里弄。曹正平經常晚上來,瞭解父親家庭情況,談革命理論和形勢等。

在福源裡,父親還認識了一位元作家林淡秋(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他住在橫濱路到福源裡的岔道上,父親經常到他的住處談創作。林淡秋曾轉述魯迅的話,魯迅說:“這位青年作者寫的《野火》很好,決定發表,歡迎多寫。” 在學生運動中,父親還認識了上海公學的李梅(華僑學生),後來一起被捕,方知李梅是中共區委宣傳部長。

在曹正平的引導下,父親參加更多工人運動,比如參加反對南京蛋廠英國老闆開除工人的遊行等。有一次曹正平要父親撰寫反對國民黨政權封閉曉莊師範的傳單稿子,在遊行示威時散發。曉莊師範是陶行知與黃祿祥1927年3月15日創辦的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遭到國民黨政府武力封閉。陶行知受通緝,三十多名學生被捕,十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遭殺害。父親記得,曉莊師範被封閉的時候,國民黨政權正召開教育會議,鼓吹要改進和興辦更多的學校,父親就把兩件事結合起來指控國民黨政權提倡教育是假,摧殘教育是真,反對封閉曉莊師範。

1930年1月,曹正平介紹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回憶:“他在書桌上寫下‘馥新’兩個字,說是聯繫用的代號,以後由他本人和我聯繫。”

曹正平對父親說:“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蘇州、無錫、上海都可能發生暴動,現在軍閥混戰,全國正處於新的革命高潮前夜,黨號召要不畏犧牲,準備大幹,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上海要搞‘飛行集會’,五一要舉行全市大集會、大遊行,廣泛發動群眾,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

父親說:“這就是我第二次直接受到黨的教育的經過情況。”

據與父親同案被捕的葉進明80年代回憶,當時,中共在李立三左傾路線領導之下,不斷發起罷工鬥爭,遊行示威,飛行集會,實行“暴動試驗”,以顯示無產階級的力量,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則出動大批便衣、軍警,鎮壓罷工,驅趕遊行示威隊伍,逮捕參加飛行集會群眾。許多党團員骨幹分子一批批被捕入獄,成了冒險主義的犧牲品,而革命高潮卻並未到來。

 

1930年中共政治局通過李立三的左傾路線

(圖二:1930年的中共決議,提出要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

 

 

 

 

 

 

 

 

 

 

 

 

 

1930年4月27日父親在上海租界東新橋仁濟堂的“五一”籌備大會上和107人同時被捕,這個事件就是當時“武裝暴動”試驗的一個縮影。這次事件是公共租界裡左傾盲動主義時期被捕人數創歷史記錄的一次。延安整風時期在反“左”學習時稱此案為“上海最大的一次損失一百零八將被捕大案”。

父親在前一天收到曹正平用代號傳來的條子,要他去參加仁濟堂集會。父親當天上午9、10點鐘趕到會場,進去時只看到很多人,還沒有搞清楚是已經開完會還是尚未開,也不知道大會是誰主持的,會場就被英巡捕包圍,校長陳望道、老師李初黎、潘梓年、曹正平、李梅、惠浴宇(獄中名叫周興然,中華藝大同學)等共l07人一起被捕。

據葉進明回憶,那天9點左右,各路群眾先是分散在大世界附近馬路“散步”,隨著一聲鞭炮動員令,大家開始聚攏喊口號,陸續走進仁濟堂,當中有人挑著偽裝成雜貨的鐵梗等武器。仁濟堂是個慈善機構,平時有門診施診給藥,星期天堂內無人。這天這裡裡裡外外擠滿革命青年,也有很多看熱鬧的人,早已引起警方的注意。

葉進明說,但是那時受到左傾盲動主義影響,沒有警惕也不介意警方的干涉。正當院內開會動員高呼口號“打倒新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門被撞開,穿著皮制服高筒靴的中西巡捕,高舉著巡棍見人就打就抓,大批人被拖進守候在門外的多輛裝有機關槍的紅色警備車裡,馬路兩邊喊革命口號的群眾很快被驅散,也有走得慢被捕的。

上海英租界巡捕为什么革命

(圖三:上海租界巡捕。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翌日,上海《申報》以“左晨雲南路紛擾記,拘獲大批男女青年”為題報導:“昨天上午9點56分,公共租界浙江路東新橋附近,有數百人聚集,旋擁至仁濟堂開會未成,被捕房拘去百餘人”。4月29日《新聞報》記者詳盡描述了“前晨紛擾經過”:“上午10時,東新橋附近突然聚集數百青年,雖經探捕驅散,但至10時3刻,群眾又擁入雲南路599號仁濟堂欲開會議。旋由警務當局向戈登路捕房飛調預備隊中西捕,會同該管老閘捕房通班探補,將仁濟堂包圍,嗣乃進內制止會議,並逮捕在場男女一百零七人之多,餘始四散。被捕之一百零七人眾,內有年輕女子七名……男青年一百名。內有李林全 ,周興然 ,王保德……蔡四……曹振平。察其年齡,皆在二十開外,均是學生工人兩種人物,並發現鐵梗、石灰包甚多,此種物品當是若輩置備,用以傷害他人者……公安局要求移提,捕房並不反對”。

父親在一篇手稿中寫道:“(1930年)4月26日晚上,(曹正平)通知我27日參加五一籌備會,還說五一那天準備好石灰和木棍之類,可能發生武裝鬥爭。我早有思想準備。我當時很幼稚,很相信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早日取得革命勝利,東方出現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看蘇州河、閘北一帶棚戶區工人受剝削的非人生活,實在喚起我革命的激情,我寫一個長篇的《兩代人》和十多篇小說和一些散文(除了已經發表或已經寄出的,餘下謄寫和潤色的,在我被捕後,弟弟和蕭抱真幫我處理了)。所以毫不猶豫,第二天便到指定的地點開會。曹和我不是同時到達,但同時被捕,而關在一個監房裡。我們是在仁濟堂內被捕,還有一些是在馬路上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