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7 禍延母親

    前面講到在父親吳荻舟隔離審查期間，母親張佩華也是要配合審查的。她在多年後為父親寫的《吳荻舟傳記》裡提及：“造反派還要吳荻舟夫婦背靠背交待在香港十幾年的家庭收支帳。當時，吳荻舟夫婦結婚己30餘年，前十幾年一直是顛沛流離。l950年張瓊（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兩人才開始有一個稍為安定的家。過著包乾、供給、低工資的生活，養育6個孩子和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目了然。他們各自寫下了收支情況。幾十年後，張佩華在吳荻舟的遺物中找到一張紙，才知道吳荻舟也曾被人要求寫下這樣的東西，當然兩人所寫完全吻合。”

    我已經在第五章《香江歲月》裡引用了父親所寫“收支”的香港部分，下面是收支的後半部，即回國後的部分：

二．回國後的收支情況：每月我夫婦工資是260多元（我12級，我愛人17級）。開支情況是：（1）保姆工資30元。（2）大學費用75元（兩個孩子在外地讀書，一個中專的在本市住讀，每月每人25元左右，有時多點，有時少點）。（3）中小學學雜費3元（三個孩子走讀，約數）。（4）伙食120元（3大3小，包括煤、水、主副食、年節加菜每人每月約20元）。（5）房租、電費等16元（包括取暖費每月平均2元多點）。（6）負擔10元（我愛人的父親每月10元，其他如偶爾寄點給侄兒們不計在內）。醫藥3元（過去三個孩子集體醫療，後退了現以全家醫藥費計）。（8）交通9元（除我夫婦月票兩張7元外，保姆、孩子用）。（9）書報5元（人民、文匯、紅旗及其他小冊子等），此外家雜（包括牙膏，肥皂，手紙，清潔用具等），衣著（鞋襪、添補衣服等），旅費（在外地讀書的孩子寒暑假旅費等）無法計算。過去是不夠，把帶回來的錢用了。1964年夏大女畢業了，1965年夏三女畢業了，可以少支付25-50元。所以從65年以後有餘。我這幾年還買了一些參考書等，現在我家（去年五六月時）有存款：銀行200多元，家裡有一部分備用，還有300元左右公債。

今後的開支，從上述開支中除去保姆工資30元（已不請），三個大學費用（大兒子應該是今年分配工作）75元（三個小的現在兩個中學，一個小學暫時可以不改變），另衣著中可以減去三個大孩子的一部分，其餘差不多。這樣就比1965年以後更可有餘了。這幾個月的存款數字不清楚。

文末還補記了一筆：還交代了給愛國電影公司寫了幾個劇本故事。@500，約1500元。

（圖一：吳荻舟和張佩華“背靠背”寫下我們家的經濟情況。左邊紅字是吳荻舟所寫，右邊是張佩華所寫。）

母親寫的我們家的經濟情況：

從香港回國前，有現款約4000餘元，公債約400元。因回北京，做衣、被零用約用去一千餘元，買自行車、鋼琴用去一千餘元。帶回來一千餘元（合人民幣400多元）。

回國後最初幾年，還負擔六個孩子，和老父親（每月十元）。每月除吳和我的收入（我剛回86元，後增為98元）外仍需貼補幾十元。特別暑假、寒假時孩子們來回旅費，開學，要多花一倍左右。截至目前，我的全部經濟情況如下：

1. 帶回的人民幣（港幣一千餘元）400餘元，尚有300元（去冬今春買大衣又花了的緣故。）
2. 公債券100餘元。
3. 自去年10月起，我們已將吳荻舟工資存入銀行，到三月止，現共存入800元。
4. 大女兒畢業工作後，稍有結餘，不用吳的錢後，又經常要貼補一點，現尚餘90元左右。
5. 大女兒私人存款300元，存摺在我處。
6. 二女兒也有一點存款，她自己保管。
7. 我有兩個金戒指。一個是我母親去世時，弟弟們從她手上抹下給我紀念的。另一個是吳的弟弟的愛人，在1956年（18年後重見時）送給我的紀念。
8. 我們回京時有四張畫（小幅）吳說不好（花草），唐澤林同志說價百多元，交給他了。以後吳和我用這個錢各配了一副眼鏡，買了一瓶藥，大概還有幾十元。聽吳荻舟（大概是1966年）說，告訴唐不要了。具體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存摺號碼我現在記不得，明天叫孩子送給你們。

張佩華1968.3.23

母親註明，上述是“荻舟機關來調查的”。

我有一張母親寫於1968年3月的紙條：

在2月上旬就在你們這裡開會後，第二天我到軍代表處，在談了一些其他問題後，談到我的黨籍問題。軍代表（李鳴舉同志）說，外面來的材料我也看到了（可能是指調查材料抄給他的），有人證明你是黨員，但是介紹人問題還沒清楚。他說，你愛人不是也有問題嗎？他在你的入黨問題上有沒有搞什麼？你再好好想想。當然，問題最後一定會搞清楚的。

我認為我和黨聯繫後不久他就回香港了（1948.6），我是1949.4.9日轉為正式黨員的。現在有人證明我是黨員，就可以循此查清，我沒有欺騙黨。

張佩華 1968.3.25

不知道多少年後，母親再次看到自己這張紙條時，註明：

這是“砸掃”（群眾組織吧）揪鬥我時，說我是假黨員，我才提出來告訴他們。因為他們每次不根據材料，正面審查，屢用詐騙的辦法。所以我才說出來，他們便要我寫書面的經過，大概和軍代表對證。我便寫了以上情況。

母親文革初起的時候參加了造反派，一腔熱血跟上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要為以前不在內地、錯失了學習階級鬥爭的機會而補課。但是隨著父親被揪鬥，她的處境變得惡劣。她還指望群眾組織根據事實、按照政策審查，恐怕是落空了。

我有母親和三叔的兩封通信，正可以了解他們這時期的心情，了解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母親寫給三叔的信——

平兄：

接到了我的信，相信你的心也不能平靜！

是的，我們正在經受考驗。偉大的領袖說，幹部要經受嚴峻的考驗。荻舟和我正是如此。你當初幸虧沒參加抗宣隊，否則誰知道你會不會變。當然變壞也可能變好。現在，聽說過去的所有劇宣隊“全面開花”，全國都在審查。荻舟這個“隊長”，還能例外嗎？

現在，不是抱怨“不該幹”能解決問題的。誰有那個預見呢？和水平呢？問題也不在於審查，這是偉大的群眾運動，問題還在於自己在八年抗戰中實際上做了些什麼，有沒有做對不起的黨、對不起人民的事。如果沒有，審查了不是更好嗎？一切都公之大眾，一清二楚，清清白白。當然，做工作會有錯誤缺點，那是不要緊的，改了就好了。

荻舟究竟有什麼問題呢？30年代，周楊、夏衍這些“混蛋”在上海就搞了文藝黑線，搞了假黨。但是這個時候主要一段，荻舟都在獄中，而他又是“刑滿出獄”的，聽他說那個時期他寫的東西，和夏衍之流在思想上也掛不上勾，還是正確的。1937年以後，還未及做事，就抗戰了。以後主要就是八年抗戰中的劇宣隊問題了。

我不想再多敘述，來增加你的精神負擔。也說不清楚。根據我和他相處的30年，我還信任他的主流是好的。八年抗戰，雖在國民黨區，我覺得他還是盡了自己的力，雖然可能犯了很大的很嚴重的錯誤。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想想他的30年經歷，對照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就有信心。

可能也調查了你們的上輩，如出身是否地主、富農之類。不是也去你處調查了嗎？他在上海如何入黨、從家鄉出來的經過、被捕出獄……肖抱真是誰，這些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你能告訴我一些，你也把他的生平仔細回憶……也是很好的。如果結論和我一樣，不是好嗎？

過去我在香港，你常常要我們回來。我們不是不想回來，只是黨分配在那裡，不能提出回來。結果，我們有了損失——沒參加過運動，直到今天才算這個賬。

階級鬥爭是尖銳複雜的。對荻舟，能不能那麼像我上面所說的樂觀呢？我想不能。在北京我看了許多，楊成武也是兩面派呢！我們還是尊重事實，等待結論吧。

我經受了不少挫折，但是我一定聽毛主席的話（這裡劃掉了“發現我還頂得住”、“我必須頂住”），孩子們也很受考驗，受鍛煉。我們全家、包括你的全家都要永遠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頑強戰鬥。如果回到舊社會，我們的孩子就苦了。平兄，你說是不是？

你容易煩惱，不必。要看全域。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就能高瞻遠矚，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裡，個人的利害得失就渺小了。平兄，你我共勉之。

因為荻舟還在審查中，沒有結論，如果不是你告訴我有人去向你瞭解，我也不想仔細和你說。現在說了，但是你不必和孩子們說了，金蓮嫂及其他親友，都不必說了，他們機關也不外傳的。切切注意。因為現在還是審查，沒有結論，你知道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就來看你們，我有一點想家了。

祝你和芸姐好！

瓊  1968.4.3

又及：在偉大的領袖領導下，中央揪出了楊余付，他們可能還有後臺，以後多給你寄點材料。

三叔寫給母親的信——

瓊姐：

來信已閱。關於荻兄受審查，這是黨的審幹工作，一個幹部經過了審查，黨才好更給予工作。在荻歷年給我的通信中，我是深信荻是毛主席的好幹部，忠於黨中央，忠於毛主席的，所以在荻的受審查，我是沒有什麼掛心的，因我們幾家人，都沒有做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

您要我如實的把荻的、以及家庭的情況，告訴您，我是多麼希望啊！只是我和荻相處的時間太少了，僅僅是童年時代較長點，小學畢業後，就只有斷斷續續的短暫的聚會。我小學畢業後，我在家跟表兄一起學種田，他卻考入了龍岩第九中學讀書，我十七個年頭離開家庭，十九個年頭回老家，不到一年，就和他一起遠離家鄉了。同到上海後，他去考中華藝專，我就隻身北上雲夢，在大哥之下學生意；再就只在他被捕前一星期，和他刑滿出獄後回雲夢的一個短期，以及他入抗宣隊的幾天。漫漫的六十年中，除了童年之外，聚會的時間，累計起來也只年把啊！正由於我十六足歲就離開家庭，事隔了四十多年的時日，家庭的情況，我怎能記得呢。現在我把能記得的以及問了各房家屬後，所得到一點，寫在下面:

• 記得我母親說，曾祖母討米一生，祖父很窮，替人做長工，後來跟同鄉到雲夢，

給人家做菸煙絲的學徒，到晚年才和陳家爹爹(芸仔的祖父) 一起，自己做菸煙絲賣。

• 記得我母親說，我父親是十二個年頭，就跟祖父來雲夢，入一家雜貨店做學徒，

到快四十歲，才把祖父的菸煙絲買賣添了點雜貨生意，這就是廣興雜貨店的起點。到了五十多歲他就回老家去了，把生意弄來的錢，買了點田，究竟有多少，我因早年離家，也就無法說明了。不過據家屬們說，故鄉土地革命分田分地時，我們家的田，不足當時按人口分配的規定，還分了點田。

• 祖母、母親都是童養媳，父親30歲時才回老家去結婚。
• 據家屬們說，我們分家是我和荻離家後一年的事，是戊辰年分的家。那時大哥

和我在雲夢，荻在上海。只她們妯娌在家，芸仔分的是西洋頭一點田。

• 分家後第二年四月間土地革命（當時叫暴動），是年冬，我又分入石頭崗一塊

田，是分田分地時按照人口補分入的。據她們的回憶，這塊田是別人種下的，在割穀前分給我們，當時還有人說著笑：“別人種田你收穀，真作福”等語。

• 照家屬們的回憶，分家是戊辰年，那我和荻離開家庭是丁鄧年了。荻是那一年

在上海被捕，我只記得是我23歲時，荻快畢業了，我想繼續讀書，才去上海的。我到上海是四月底，他被捕是五月初。

• 荻怎樣被捕，他是一早出去，沒告訴我去做什麼，以後就沒有回宿舍了。事後

才在他同學肖抱（荻的中華藝專的同學）處，才知道被反動國民黨政府捉去了。怎樣被捕，我是不知道的。

其他如何入抗宣隊，我上信已說了，這裡不再重說。總之歷史是客觀存在，是可以弄清楚的。黨和群眾一定會替他弄清楚的。

末了祝您們好，小孩們好！

弟海艇 1968.4.16

我今天已從隔卜調回了，這信早就想寫，但隔卜一個人照相、洗相，天天弄到晚上11:00才能就（寢），所以沒有寫。芸仔給你的信未發，我看了覺得都是說的事實，所以一併寄來給您。

（圖二，母親和三叔的來往信件。）

以上就是母親和三叔的通信，三叔提及的早前來信，主要是介紹家鄉情況，已經用於第一章，這裡不贅。他們都十分相信“事實就是事實，可以說清楚”的常識，但是那時候，很多事都反常識，他們也想不到一亂亂了十餘年，本來很清楚的事費盡唇舌、挨批挨鬥也“說不清楚”，“革命群眾”和“黨”都不相信啊。

在父親隔離審查期間，母親也寫了《和香港婦女界的關係》、《我使用過的名字》、《入黨時的一些思想活動》、《我和吳荻舟社會關係的補充材料》和《關於黨籍的補充材料》。父親既然受到審查，母親也就脫不了干係。特別是看到母親在《我使用過的名字》下半截寫的備忘，我知道母親單位的造反派對於挖出她和父親的工作之間的關係是多麼有興趣：

“共兩份，交梁萍秋同志一份。外調和審查結合的，我不知是哪個單位。因在有些地方涉及香港工作，我已向梁說明，我無權暴露香港工作。但調查的同志要，是否講要看梁。梁和調查者都讓我說。梁並說“我們負責。”還要我補充了材料（共三個部分）。這是第二部分，我在香港的統戰關係。

68.11.24日備忘

1969年6月12日工宣隊正式審查黨籍，要這個材料，又抄一份。以上鋼筆寫的，是補充。

母親在《和香港婦女界的關係》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在我聯繫的這批婦女中，後（不專負這工作時）主要和（其中幾個）聯繫。只是在一定時候找她們一起商量，在商量中把上級決定的政策貫徹下去，具體的事都是她們發動群眾自己幹的，我們從旁協助。”“婦女界的統戰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統戰工作一樣，由於我社會主義祖國一天天強大和更加繁榮富強，香港群眾仰望祖國，即使工商界唯利是圖，也不能不依靠祖國。很多婦女把兒女送回來讀書，後來又在國內工作。她們知道不這樣是沒有出路的。這是做婦女工作的有利條件，是偉大祖國、偉大的黨給創造的條件。只有少數如紗廠、輪船公司的資本家，他們依靠帝國主義，才害怕帝國主義，和我們逐漸疏遠。”

〈我和吳荻舟社會關係的補充材料〉披露更多細節：

我們回北京後，因吳荻舟在外辦港澳組，每年五一、國慶，他往往負責港澳接待辦公室。過去又長期在香港工作，和新聞，電影界接觸多，所以新聞，電影界回來觀禮，有時來我家探訪。就我們來說，仍然是統戰工作，但不主動和儘量避免搞這樣的接待。他們來訪問，當時的接待辦公室有時事前，有時事後都知道，有時還要為他們準備車輛和陪同前來。如電影界一次集體來訪，有夏夢、陳思思、朱虹、高運、王小燕、馮琳、李嬙、胡小峯、韓雄飛、廖一原等（名字記不全，也可能搞混了，如廖一原記不清是不是那次來的），他們都是香港“長城”、“鳳凰”影業公司的演員、導演，廖一原是“新聯”公司經理（粵語影片公司），也是我在港電影工作的負責人（黨員），曾到中影公司來會談過。

“長城”影業公司的董事長周康年也到我家去過，後來他離開“長城”到香港南方公司任經理，現已死去。

新聞界如《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經濟導報”周明到我家去過。文匯、經濟導報都是我們的報刊，全是我同志。周是統戰關係，是組織把他安排在那兒的。他的身份、活動組織是瞭解的，那次來我家，就是事先經過勸阻，婉辭後他一定要來，就讓他來了。”

關於母親的黨籍，本來母親參加革命工作的經歷是比較簡單的，她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掙錢養家糊口，並沒有參加抗宣隊工作，開頭和後期和隊在一起，受了苦，但是不算資歷[1]。到了新加坡，她下定決心參加工作，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人生，在1949年入了黨。她一直堅信這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父親的力量走上了自己的正道[2]。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從1967年一直到文革結束，不停地折騰她的黨籍問題，到底問題出在哪呢？我看完她留下的全部資料，梳理出一個大概。

在新加坡，父親1948年緊急撤退。父親走前有一位黨員李珣開始和母親聯繫，可是父親走後有一個多月，李珣沒有來我們家，原來李珣也已經離開新加坡。後來李珣的後任林敏來找母親，等於又有黨組織來關心她了，她很努力地又工作了一年多。1949年由林敏介紹母親加入了中共。但是由於當時環境特殊，入黨手續也特殊，母親記錯了一些細節。她在〈入黨時的一些思想活動〉這份交代材料裡說：

這次革命群眾審查我，去找李珣時，李珣說她一點也記不得我了。我想大約她當時工作多，我只是她剛剛接觸的不成熟的培養對象，所以和我相反，她對我沒印象了。這也就證明我說她吸收我，林敏為我轉正是真正的大錯誤。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我當時對黨既沒有較多的感性認識，更談不上有理性的認識。這和後來林敏同志接著李珣培養我，吸收我入黨，而我對這件大事一方面興奮異常，死記住了這個日子，而對於其真正內容意義都沒有好好的記住，是一個道理。歸根結底，是階級覺悟問題，是對黨的認識問題。

吳撤走後，我在新加坡又逗留了一年多，然後回到香港。在香港又工作了12年多，我的工作能力不強，但主觀上是努力的。最大的問題，致命的問題，是長期來脫離群眾，脫離群眾鬥爭。20年來在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裡游泳，在地方党的領導下，著重了對敵人的鬥爭（英美蔣）。所處環境複雜，組織生活和學習都不正常，自己的覺悟不高，自覺性差，實質上是業務掛帥，沒有認識世界觀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是共產黨員忠不忠於黨、忠不忠於毛主席、忠不忠於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問題。更由於沒有經歷過群眾運動，沒有經受到群眾運動的大風雨、大世面，也就失去了接受群眾審查、糾正在新加坡入黨時一切不完整手續和忘記、記錯入黨的主要問題的嚴重錯誤。

這20年來，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歷史包袱。吳荻舟問題發生後的第二天，我向公司軍代表彙報有關我的黨籍問題時，我也只想到吳出了問題，應該重新審查（如何審查我是不知道的）。我懷疑吳，沒有懷疑自己、李珣、林敏。到群眾組織開始衝擊我時，我還理直氣壯。直到具體問題一個個提到面前，才吃驚和慢慢清醒過來，就是說20年來我再沒回憶過這事。1953年我的上級和我一起回廣州，談了幾天，後來寫了自傳，填了表，以為就是審查了，說明我仍然不懂得黨。

後來在革命群眾多次審查後，想到了自己在新加坡黨內接觸的範圍不廣，吳、李走後，只有林敏同志一人瞭解我的歷史，介紹人就只能是林敏了，是這樣推論出來的。但是宣誓、監誓、介紹人都由她一人兼，這種情況我想還是很特殊的。我想了很久，才把這個想法提出革命群眾組織。我還反復想過，根據我和林敏相處時的情況，我雖不知道當時新加坡的組織形式，但我相信林敏不會在沒有上級組織批准的情況下獨自決定接受我。林敏做事不是那樣沒有原則的。

在革命群眾審查我的黨籍時，我的態度是認真的。這是對黨負責的態度。經過清理階級鬥爭隊伍這個鬥爭後，我更清楚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

入黨的具體情節記不得了，這是嚴重的錯誤，我願意接受黨紀的處分。但是1949.4.9日林敏同志領導我在新加坡東區某街（街名不記得了，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我的家）內宣誓，只有我們兩人，卻是清清楚楚，一點沒錯。

從1949.4.9-10月底我離新加坡前，在黨組織領導下，後來在何國霑、張偉賢的黨小組領導下，決定由我吸收張淑玉為民青團員，做學校的女教師和學生工作，並且參加了党領導的學運鬥爭這兩項（發展民青和何張的黨小組組織工作）說明我不是党領導的群眾協助黨的地下工作，而是黨組織的一個成員。

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實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時，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了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我長期在海外，甚至後來留在香港長期工作時，組織生活往往側重工作。黨的會議內容幾乎都給迫切的業務工作討論替代了，就是不突出毛澤東思想、階級教育，組織教育是很少的。我後來也認識自己缺少這一課，希望補上。當時領導同志對我們說將來給你們補。怎麼補呢？誰也沒說過。

我不斷的想，我這個黨員怎麼當的呢？20年了，還沒有階級覺悟，和在新加坡時幾乎一樣。毛主席教導說，“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 我想我就是那種思想上沒有完全入黨的黨員。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抱著“良好”願望，想在運動中為自己補上階級鬥爭這一課，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積極投入鬥爭。事實證明我又是“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者，在運動中又做了許多錯事，這才懂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刻指示：“要清楚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

今後，只有一個辦法，深入工農之中，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花十年八年時間，也要這樣做。

那天，同志們要我寫當時的思想，現在這樣寫了，如果不行就再寫。

張佩華68.11.20

這是第三部分，我在新加坡入黨時的思想情況，兩份交梁萍秋一份。是外調材料，不知道何單位。

寫完這份材料7天後，1968.11.27日母親又寫了〈關於黨籍的補充材料〉。

毛主席教導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

運動進行了兩年，現在已經到了全面勝利的關鍵時刻，對於清理階級隊伍，審查幹部（包括黨團員）的必要性、嚴重性，都已經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現在，我按照主席教導，把自己的思想、錯誤端出來，請你們繼續審查、批判。為了維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維護黨的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我應該認識到由於我入黨時覺悟不高，以後毛主席著作學得不好，主席思想的偉大紅旗舉得不高，階級覺悟一直很低。特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對主席的革命路線很不理解，又做錯了不少事情，給黨的事業帶來了損失，這是對主席的最大不忠。

雖然如此，我覺得我還是從錯誤和挫折中得到了教益。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一定用心給自己補上階級鬥爭這一課。

下面，分述所提幾個問題。

一．1967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下班回家。外辦的革命群眾已在我家等我。約10人左右（當時我也沒顧到人數，這是估計的）。我只認識鐘瑞鳴同志一人。見面後他們告訴我，經過審查，證實吳荻舟是混入黨內的假黨員，交待的時候很不老實，說的話常有變更。我聽後大吃一驚，我說，他只告訴我入黨介紹人記不清楚了，從沒說過入黨是假的。那時我很激動，覺得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還怕他們搞錯了。他們好幾位同志同聲批評我（發言中的一位，後來我和大女兒去外辦時見到他。他那時是外辦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之一，叫謝炳元）。鐘瑞鳴同志也批評我，說我站在夫妻立場上，是不對的，應該站在黨的立場，相信群眾。我說，我是應該站在黨的立場，相信群眾，但入黨這樣嚴肅的事怎能造假？吳荻舟只說他不記得介紹人了。他們說，吳荻舟如果這樣告訴你，就欺騙你了，你就上當了（大意如此，原話不知是不是這樣），你應該相信群眾。這時，我逐漸冷靜，說，我是應該站在黨的立場，群眾的立場，但這事太突然了，令人不能相信。他還是我的入黨介紹人。立刻一位同志接著說，那你的黨籍也有問題。另一位同志仍批評我剛才還不相信群眾。我說，我明早就去向軍代表彙報。談話就到這裡，以後他們查了我的家，最後拿了幾樣東西，寫了收據，要我提供所知道的吳的情況，就走了。以後，我寫了材料。收據和材料副本，公司“砸三舊”的同志們到我家時全拿來公司，封存在軍代表處。

二．關於我入黨介紹人的問題。劉談鋒是那時新加坡我黨的一位負責同志。他決定趙沨和吳荻舟為我的入黨介紹人，這是趙沨吳荻舟都承認了的。但是後來他們都先後回到香港，事實上他們已經和我沒有關係了，我為什麼還一直以為吳趙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呢？我想錯誤的根源仍然在於我當時的無產階級覺悟低，對黨的性質沒有真正的理解。對不理解的東西，要要牢牢記住是不容易的。另外，也由於當時黨在海外，處於地下。我既沒參加過別的同志入黨儀式（也沒聽見有誰談過），見過他們辦入黨手續，那時新加坡又正處於非常時期，我的入黨儀式安排上更不循常規，而只有林敏同志一人在場。這些在當時我都不理解，當然也沒問過為什麼只她一人。從而引起自己特別注意更嚴格的要求自己，但是歸根是個階級覺悟、政治覺悟問題。

回到香港和吳荻舟談起入黨的事，一聽介紹人應該是兩個人，我可能就迷糊了。我想大約就在這時，吳荻舟以為仍然按照他在新加坡時劉談鋒的決定告訴我他和趙沨是我的介紹人，我就記住了。我一直認為吳趙是介紹人，可能就是這樣來的，我再想不出別的原因。

在近一年的審查中，同志們否定了吳趙，我重新回憶時，想了兩個方面。一、吳趙為什麼不是。二、不是他們是誰。第一個問題我回憶的結論如上述。第二個回憶：我在新加坡接觸的全部黨內關係，在李珣走後（她也沒正式向我暴露黨員）只有林敏、何國霑、張偉賢和最後領導“學運”鬥爭時見過幾次的林同志。他們中知道我的家庭，我的歷史的只有林敏一人。因此，只能林敏是我的介紹人。但是，按照黨章介紹人應該是兩個人。為這個我想了很久，又做了錯事，就是給林敏寫了信。信大約是二月下旬寫的。二月上旬，“砸三舊”的同志們審查我的第二天，我和軍代表談話（李鵬舉同志）談到我的黨籍問題，我說我雖然有些情節不記得了，但我是黨員是真實的。李代表說，外面來的材料有人證明我是黨員，但是介紹人問題還沒清楚。他懷疑在我入黨的問題上，吳荻舟有沒有搞什麼？要我再想想。

我想，我入黨是在吳荻舟回香港後幾乎一年，他只是在開始時向組織介紹了我。這一點我十分清楚，現在入黨介紹人都不是他了，就更和他沒有關係了。但是在那些具體問題上我仍然回憶不出什麼情節來，不理解為什麼在調查後仍然懷疑我不是黨員。我想，有人證明我是黨員（我知道這個證明人只能是林敏），其他問題不就清楚了嗎？認為這些是次要問題，便寫了封信告訴林敏。關於我的黨籍革命群眾審查的幾個問題，我說，如果黨的紀律允許，請給我回信。三月初，林回我一信，說了三點。一，兩派群眾都去調查了。她盡自己記憶之所及回答了雙方。二，按照黨的審查紀律，現在不能告訴我什麼。三、要我相信群眾，相信我們偉大、英明的黨，最後一定會把事實搞清楚，提醒我一定要忠實，要對群眾的審查持正確態度，不可抱怨群眾，因為她在實踐中（她執行了資反路線，受到群眾的衝擊）已經有了親身的體會，特別是年紀較大的老同志，更應該如此。

此後，我在東直門外勞動，有空回憶這個問題。

大約過了半年，7月份，我曾寫了一個材料，我說如果不是同志們審查我，指出吳趙不是的，我就仍然不會回憶、糾正，現在經過半年多反復回憶，從頭想起，才敢肯定林敏同志是我的介紹人，處於新加坡當時的情況下，由她代表黨組織吸收了我，我的介紹人是她，入黨的宣誓人、監誓人，也都是她，只能在那種非常狀態下，組織才能這樣處理。我還想了，是不是林敏個人決定這樣做的？如果只是她個人的決定，就可能有錯誤了。但是我認為那時至少還有我後來知道的三個黨員（何國霑、張偉賢、林同志）。而何張又是和我在一個單位工作的，林敏能不徵求他們的意見嗎？何況還有領導學運鬥爭的林同志（可能叫林彥群）。因此，我相信那時在新加坡我們的黨組織仍在領導著。這是我的思想活動，彙報出來。

還要彙報以後我還給林敏寫過一封信，這是在“砸三舊”的同志們又一次審查我之後（幾月不記得了），他們說我是假黨員，我說我是黨員，林敏可以證明。有一位同志說，林敏自身難保了。回來後，我想了很多天，難道新加坡的黨組織真的有問題了嗎？我不相信，便寫信去問林敏（我想只有新加坡的黨組織有問題，林敏有問題，才影響我，如果是林敏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什麼問題，就不影響我的問題）。我還說明，她如覺得不方便，就不必回信，以後她沒來信。

在我的黨籍審查問題上，我的材料全是一式兩份，兩個群眾組織各一份。這個問題我也告訴了“一月風暴”，怕萬一真的有了問題，“一月風暴”不知道，又會受到指責。

至此，我忠實、坦白地把自己的思想、看法、錯誤全擺出來了。

現在我最內疚、最不安的，是我給林敏寫信，害了她（給我回信）。隨著階級鬥爭的深化，我認識到審查幹部是一場嚴重的、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不管當時是什麼動機，怎麼寫的，反正在審查的時候通信就錯了，涉嫌對口徑。這個錯誤我應該負完完全全的責任，思想裡不安很久了，所以你們一問，我立刻告訴你們，你們是代表組織的，不能欺騙組織。

我深深體會到，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武裝，寸步難行。主觀願望再“好”，也是盲目的，個人主義的，簡直錯誤不斷。

我有了這些錯誤，我誠懇地接受批判和組織的處分。偉大的導師毛主席教導說：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的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的掌握正確的立場。

這就是我現在的心情。

張佩華 1968.11.27

2份，交梁萍秋一份。

（圖三，張佩華留下的這個相冊，是她1949年離開新加坡時育英學校的同事們送給她作紀念的。左上：張佩華和她的學生們。左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右上：張佩華和她的同事們，左一是張佩華。右下：張佩華和她的同事們，前排右三是張佩華。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笑容仍猶如少女般燦爛。這些泛黃的照片，承載了她的珍貴記憶。）

梳理、消化一下母親的材料，當年因為形勢和環境原因，入黨手續不規範（父親那時候更是只有單線聯繫的一個人——曹正平，曹後來叛變被處決，所以父親坐牢後就“斷了線”，其實上面是知情的，一直把他當老黨員用，卻沒有組織關係，到1988年才找到為他作證明的人——曹正平被捕後接手的嚴啟文），誰也沒有想到日後這會成為問題，加之年代久遠，記憶模糊，她寫材料或者口頭交待前後有出入，造成更多“疑點”，百口難辯。可是，誰又能保證清清楚楚記得幾十年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呢？活在一個充滿荒誕鬥爭的環境和時代，才會遇到這種莫名其妙的問題和無端的煩惱。

在1968年父親隔離審查期間，母親甚至曾經挨打。她在1978年4月18日寫的一份報告，講述了挨打的經過：

1968年X月，當時的“砸三舊”派人把我叫到原公司（反帝西路）宣傳處樓上的一間房子裡。在場的有許明霞、李淑敏等全是女的。由許明霞主持，她們追問那張幹部簽名的大字報我是怎樣策劃寫的，或者我和誰策劃寫的，經過的情況……。逼我“交待”。我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參加的過程，毛主席教導，別人的事讓別人自己講。我這話竟激得她們那麼大的怒氣，立即狂呼大吼召來了（從書架後面躥出來的）馬慶悌，他瞪著牛眼，大喝一聲：“不說？”對準我右胸就是一拳。就這一拳把我從房子的正中打到牆的一角，仰跌下去，頭不知撞在什麼東西上。在我的神智還沒有完全清醒的時候，馬慶悌又上來一把抓住我的頭髮，把我連拖帶提的拉回房子中間原來站的位置上，再使勁一按一丟，我又跌倒在地下。就這三個動作。

回到辦公室，我抱頭坐著。同志們來看我，都看到我前額的頭髮被揪去一撮。我的頭和胸部痛了很多天，自己買跌打藥吃。主要從那以後，同志們都發覺我的耳朵聾了（聽見聲音，聽不清話）。我去北大醫院看過，他們檢查不出我生過什麼耳病，只得告訴我，是神經性的，無法醫治。過了這許多年，現在好一些了，但和人談話時還是要很注意才能聽得完整些，並常常要請對方再說一次。

張佩華

1978.4.18

這個東西是劉龍彥要我寫的，並交給他。

4.17晚記

母親的文革經歷和許多人的文革經歷告訴我們，群眾鬥群眾是沒有理性、沒有邏輯和常識可言的。多少人性惡以“革命”的名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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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第三章有關張佩華的各節。

[2] 參考第四章有關張佩華的各節。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8幹校日記

父親吳荻舟留下1430頁幹校[1]日記，時間涵蓋兩年零四個月。經過再三通讀，我把其中涉及“六七暴動”的有關篇幅整理如下，其餘幹校日記會另闢一章整理。

（圖一：父親在幹校時期的照片）

1970年9月9日

上午拉草積肥，我爭取拉，上午一共拉了十七車，中間班上要我到十號地叫小劉回來打鐵。我覺得拉比裝的活要重，所以我爭著拉。

下午運動，批極左。歐陽檢查了在港澳辦公室受極左思潮影響的情況，其中有些事，我連聽也沒聽過，雖然我當時是辦公室的一個小組長，也是領導成員之一。

這說明那時，一些所謂的造反派，現在看的很清楚，其中有些已被王八七牽著走了。

比如歐陽說，沙頭角事件時，他到深圳，要駐軍收回沙頭角，軍隊不同意，歐陽還批評解放軍，說他們軍事不服從政治。又如，他在小鄭的指使下去參加人民日報社的什麼人召開的會，要港澳辦公室的人檢查宣傳報導上右的情況。

還有更使我吃驚的是，鐘瑞鳴說，有人偷偷地，在送港澳的某負責同志出去時，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說“要搞得新界稀爛，打得香港混亂”之類的話，告訴工委。當時劉只是個人的意見，未經總理批准，也不能作為指示傳下去。

鐘還說，總理要第一手材料，我沒照總理的意思辦。指的是在6月初（1967）總理通知要找X委和XX委[2]的同志上來彙報，我通知了，兩方面都派了二至三四位負責人上來，當時鐘提出XX委的張、劉不瞭解情況，要找第一線的人回來。

我當時並不瞭解張、劉是否掌握到確實的各線力量，總以為這些都是XX委的負責人，他們應該是瞭解情況的，加之，不知總理哪天接見，到第一線找人回來不易，也未必瞭解全面情況。所以沒有要他們叫下面的人上來。

她這樣簡單一句話，不知底細的同志聽來，我不執行總理的指示，罪名何其重。其實，當時只是她提出，我未照她的意思改，這點，我事後知道張、劉的確不是全面瞭解情況，也只是“線頭”，或掌握大致的情況後，我已做了檢討。她還說，“總理點了你兩次，你還不認識錯誤！”我的確不知道總理點過我兩次。

我覺得，情況必須擺明，說話也不應這樣簡單，我是不相信黨會片面地對人的錯誤隨便做出結論的，但鐘同志這樣不加分析地扣人一頂帽子，還是不好的，經過文化大革命，她還是這樣，只以為自己正確，不全面看問題，不深入瞭解一下情況，就這樣亂下罪名，我覺得她是一點改變也沒有，這是不好的。過去，她就只以為自己什麼都對，偏激，輕易扣人帽子。

我決定先找少數同志，我做一次檢查，如他們認為我那樣談不會洩密，我就再在班上做檢查，我是要爭取這機會檢查一次，好讓同志幫我進步。

歐陽的檢查，沒有通過，還要來第二次。

1970年9月10日

上午繼續積肥，由於昨晚下雨，路滑，我量力，拉不動車（雖然二人一輛，我未試過，可能拉不動）我擔負裝車。其實，今天草濕，很重，勞動量也很大，我搞了一個上午，三四層衣服都濕汗了……

下午運動，我提出了先在小範圍檢查，“批極左”。高同志這樣做，我說，我也爭取這個機會，請同志們幫助。後來高、歐陽又找我談，鐘也在，最後決定我先寫出來，讓少數人先看看，哪些可在班會上說，哪些不能說。

寫時可以把方針和具體做法寫出來，談時不要談，檢查思想時，也只說“這點，或那點和中央的或總理的指示不符，或違背”。寫的，一是自己的思想檢查，二是揭發。

談時，鐘提到總理點了兩次，我還不認識自己的錯，我說，我沒有聽到。後來弄清楚，原來所指的點名，只是在第一次總理聽彙報時，問到XX委彙報數字時，總理問，XX委彙報的力量（數字）確實嗎？能組織起三個高潮、能堅持嗎？如果港英從臺灣、從新加坡找工人怎麼辦，你們考慮到嗎？並不是另外有什麼地方點名批評。當時我相信XX委幾位同志的彙報，認為港英不可能從星、台找這麼多人來，肯定可以組織起三個高潮來。後來，逐步發覺XX委的同志彙報的力量不可靠，罷工堅持很吃力，有的未能完成罷工的計劃，比如有一個工廠計劃罷工三天，結果兩天就復工了。所以我一開始雖然相信他們所報的數字，但，我還是主張只宣佈定期罷工，一可以起可以落，符合此伏彼起的方針，二萬一罷不下去，復工也比較主動。這點，和X委的思想不一致，也和外交部的劉、姜等不一致。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是對黨對人民，對總理不負責任，我完全同意鐘瑞鳴同志說的，這是犯罪。不但因此招致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更嚴重的，是招致了政治上的損失，在港英面前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上的弱點，他就更敢於迫害我們了。

我決定星期天前寫出來，希望在莫瑞瓊回來後請她也參加聽我的檢查，好讓她也來幫助我，認識在這段工作上的錯誤，我是要堅決繼續革命的。

1970年9月12日 晴，氣溫上升，中午已感到熱，無風，但賀蘭山蒙上一層沙“霧”，可能轉颳風。

上午摘韭菜，中午我放棄休息，寫材料。

關於在報上、群眾中揭發（清算）港英百年來侵華罪惡，增加對港澳同胞反英情緒（思想）是不是“極左”呢？這點思想上還不很通，1957年反葛量洪時也揭發過，雖然後來也認為那次反葛鬥爭左了，但，在這點上只批評在揭發時材料有些不真實和人身攻擊多了，未說不該揭。

六三社論的確“左”了（我還同意香港方面組織學習），對後來鬥爭上發生“左”的錯誤，是起了點火作用的。當時我只覺得該社論調子高，在宣傳上起鼓舞、打氣的作用，是對鬥爭的聲援，未認識到它的錯誤，更不知道是反革命兩面派王力之流的陰謀。說明我的路線鬥爭的覺悟太低。

下午運動沒有佈置，我繼續寫檢查。有個思想矛盾，在港澳辦公室工作的時候，對那次反迫害鬥爭中出現的一些左的，違反長期方針和總理關於這次鬥爭的指示的事時，我還是站在長期方針和總理的指示提出不同意的意見，有些我是設法加以阻止，或背後和羅一起研究，取得同意後加以阻止了。

比如把地下線力量集中使用問題，訂購七百打蔗刀問題，未經請示使用武器問題，及限期英帝放人的請示問題等等。寫不寫，說不說呢？記得昨天（或前天）當我提到撤回限港英四十八小時釋放被捕人員向總理的報告時，歐陽馬上批評我，你別老誇這個功勞了，鐘就更片面性地批評我“你在這次鬥爭中，從極右走到極左，還不認識，知不知道點了你兩次！”（後來才知她所說的總理點我兩次，一次是當四處的同志向總理彙報主觀力量時，總理聽了提問“你們把現在的情況『主觀力量』和省港罷工時的比較過未，你們考慮過如港英從臺灣、新加坡找工人來代替我們的工人該如何對付了嗎？”及一次指沙頭角鬥爭某方面有右傾的情況。）

（圖二：1970年9月12日日記。）

我覺得如果寫了，不又是擺功嗎？可是，談到極左思潮影響那次鬥爭的危害性時，不談這些如何說明它的危害性，提高我們對它的憎恨，和提高我們對路線鬥爭的覺悟呢？最後，學了最高指示，認識到要“實事求是”要“如實地反映情況”，還是決定簡單地提一下。我既沒有擺功的思想，就不怕，要相信群眾相信黨。

1970年9月23日

上午天天讀，陳同志自我批極左。聽了最近幾位同志的自我檢查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犯了錯誤的發言，一方面覺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非常複雜，尤其階級敵人像王關戚、楊俞傅、肖華之流，兩面派陰謀家，以左的面貌出現，抓住“紅旗”反紅旗，的確在我這樣階級覺悟不高的人很難看清楚。

記得外辦的革命群眾很重視王關戚講話，向我們這些中層領導幹部傳達時（當時我已隔離反省，住進外辦有五六天了），我聽了覺得這只能是對青年同志的鼓勵，起進一步發動群眾的需要，不是能拿來落實的，外辦的權是不能奪的，這總理早就說過，而且很強調，這是黨中央的權。可是一點看不出這是一篇黑話是一個陰謀，要打倒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證明自己路線覺悟低。

一面進一步體會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記得在1967年的9、10月間，在財辦的院子裡的大字報上看到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時的指示說，現在是你們年輕人犯錯誤的時候了，及文化大革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教育自己的革命。過去我對這話不很瞭解，聽了革命同志（主要是青年同志和一般幹部）批極左的自我檢查，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一月奪權後，尤其1967年3、4月以後，極左思潮氾濫以後，派性鬧得很嚴重，甯左勿右，左點比右點好等等錯誤的思想干擾著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比如無產階級司令部、毛主席一再教導要大聯合，要結合，可是就不聽。

現在看得很清楚，階級敵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等）就是利用了這些極左思潮作掩護，去干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那句話，是有著很大的針對性，預見性。現在大家都因為犯了極左的錯誤，在檢查犯錯誤的思想根源，世界觀，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反復自我批判和互相批判，這不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嗎？

1970年9月26日

近兩周聽了幾個青年同志的自我檢查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犯錯誤，給我的教育很大。階級鬥爭非常複雜，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

過去我就是看得太簡單，在港澳辦公室工作期間，像劉作業、姜海等搞極左，甚至直接受王關戚之流的操縱，妄圖通過破壞香港的反迫害鬥爭來反總理，可是我只把他們的做法看做是對長期方針不瞭解，因為他們不是一向搞港澳工作，雖然姜海是在香港工作過的，但，他是一般幹部，我也認為他是不瞭解長期方針。以為只是一個掌握政策不穩的問題，儘管會裡會外爭爭吵吵，也看到他們一些“左”的做法，卻總沒有提高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上來看。現在回過頭去看，比如劉到廣州，竟沒有得到同意就把總理提到沙頭角某些做法（指撤槍）右了，去告訴駐穗部隊，引起對方很緊張，可能就是挑撥、離間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1970年9月27日

今天天天讀後，8-11:30繼續開謝的交待和批判大會。同志們揭發的一些事，聽了真使人大吃一驚。比如章XX在總部會上說XX是“對總理耍策略”，對領導同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參謀長，能用這樣的手段嗎？又如，搭棚揪廖，謝打電話給錢XX，錢說你們那裡清閒，我們這裡就麻煩了，聯想到總理在一次會上很感慨和非常耐心地說，已幾次要他們不要在中南海外面用擴音器晝夜叫喊，就是不聽，令到領導同志和我睡覺和辦公都不能安靜了（大意），心裡很難受。

錢對謝那樣說，不很清楚，如果對總理，對領袖有無產階級感情，能在揪劉的棚拆後又來搭棚揪廖嗎？至少今天回過去看，是嚴重的錯誤，何況當時總部召開研究這個問題有同志已提出那樣做是對總理施加壓力，為什麼不加考慮呢？還有為了批陳給總理寫報告要到檔案局查檔案，總理沒有批，竟以為了辦案去看檔案的名義騙取檔案局的同志同意進去看、抄檔案，這是很嚴重的錯誤，加之抄出來東西，現在不知去向，這就更加嚴重了。等等等等。

1970年10月3日

在1967年的香港反迫害鬥爭中，在掌握鬥爭的政策方針上，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鬥爭和長期利用的矛盾。鬥爭必須服從長期利用。這是基本的、不能動搖的出發點。其次在這樣的原則上，我們開展這一鬥爭，並要取得勝利。當時我思想上是明確的，只能是政治鬥爭，只能是當地群眾的鬥爭。不管是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罷市……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同時，思想上也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當時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的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X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時，X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圖三：1970年10月3日日記）

尤其我對王力之流，利用了極左思潮的掩護，陰謀反總理，妄圖通過破壞這次鬥爭，而倒總理的嚴重的階級鬥爭，由於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看不出來，結果，當劉、姜違反總理的指示時，我雖然也感到不對頭，提了意見，但，一面又覺得他們不會在原則上反對鬥爭的長期性和破浪式前進這一基本方向的，而只是個別具體問題上和自己的意見不一致而已。

由此，我除了一些嚴重違反長期方針、搞到被迫被動上馬的做法，加以阻止外，對那些具體鬥爭方式只要是“總部署”上有的，即使感到有問題，就不加反對。或認為不要“干涉過多”使他們束手束腳，就不在領導提出阻止，或，只提一下就算了。比如海員罷工，原批計劃是“定期的”，而當X委報回來已宣佈“長期的”時，我向羅XX反映了，羅未說什麼，我也就算了。

現在回過去看，實際上，我只是看到一些具體鬥爭不對，卻看不到他們在另搞一套，即看不出鬥爭中的路線鬥爭這一主要矛盾。

關於這一鬥爭，我要好好總結一下。

1970年11月16日 晴。氣溫9°c左右。

  今天我利用補假寫了一天總結檢查香港反迫害鬥爭。

這兩天，我一直在想：“香港1967年反迫害鬥爭總部署”是否合乎客觀規律，我們既是主要矛盾方面，鬥爭如何才能保持始終主動，我初步看法，“總部署”是有問題的，是和黨的總方針有矛盾的，主要是如果按總部署鬥爭下去，可能搞亂我們長期充分利用，因為他的鬥爭目的是要港英完全低頭，接受我們的全部條件，自己把自己的手捆起來，他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如果我們堅持按方案（總部署）鬥下去，即使主觀條件（罷工工人和群眾的組織、動員、鬥志等等，包括生活）能堅持下去，目前我們既不解放香港，港英的力量又比我們強，（毛主席教導我們，“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成功的。”這只是指將來解放香港時，如果我們當時是決定解放香港，就可以這樣堅持下去，在鬥爭中宣傳群眾、組織和動員群眾，改變雙方力量對比，去取得勝利，否則，就要有理有利有節）堅持下去，就會出現不利我們利用的、長期的僵持局面。

何況，按“總部署”加上受極左思潮的干擾，鬥爭不可能實現總理指示的鬥爭方針：“長期的、破浪式前進的、也就是此起彼伏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而是一股勁加碼（實際很難繼續加上去），那就必然陷我於被動，違反黨中央長期充分利用的總方針。

那麼怎樣做我們才能始終處於主動地位，實現總理關於鬥爭的指示呢？我這幾天，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也就是怎樣的鬥爭計劃和辦法才對呢？初步有這樣的設想。即，還是以膠花廠一個的鬥爭為好。但，全面此起彼伏地以定期的、視各線、各單位的主觀力量起來鬥爭，表示同情，聲援它，而長期鬥下去。

鬥爭目的是一樣，擊退港英對我進步群眾學習毛主席的著作、阻止和削弱我文化大革命對港九同胞的影響。港英如此採用打擊迫害一個廠來達到他的陰謀，我們以全力支持取得一個廠的反迫害勝利（這是可能的，膠花廠不是港英官方的廠，是私人資本的廠，它在相衡之下，可能犧牲一個廠的利益，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取得勝利。

我決定在總結檢查上，把這作為經驗教訓寫進去。

1971年2月1日 晴，溫（下午）-13°c左右，天天讀“關於路線鬥爭”

  上午在家，完成了解剖港辦路線鬥爭一段。下午繼續翻倒胡蘿蔔，我讓李華多休息。晚上自學，讀了“論路線鬥爭”關於1933年至1935年反左右傾機會主義部分。

  毛主席指出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是在半殖民地的資

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長期性這兩個基本特點而產生的”這點。我聯想到在香港工作上，也出現過這樣的錯誤，雖然還沒有發展到在較長的時間內一貫如此的成為路線的嚴重錯誤。

比如1958年的“左”的錯誤，盲目地在一年內搞了幾十次大小鬥爭，而且主要的鬥爭都是反港英的，這與中央“以反美為主”的方針政策（實際上是毛主席的策略方針）是不符的，違背的。嚴格說來就是路線上的錯誤。1957年冬提出要在香港澳門搞社會主義教育（中央是提愛國主義教育）。但，根本性的根源是沒有區別香港澳門與英葡統治下的殖民地（指對英的鬥爭）。

1971年8月2日

上午運動開大會，三個總部成員（高、王甲芝、章永相）和兩個非成員（張冀、蔣榮昌），在外辦總部重回批陳聯絡站的錯誤和罪行上是起了策劃作用的。“批陳”矛頭是指向總理。

從五個人的交代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嚴重的：

1． 五二九後總部在外辦革命群眾的反對下退出批陳聯絡站，可是到7月底8月初（8.4會上決定）總部違背群眾，秘密決定重返“聯絡站”。

2． 重返之前張、蔣、王三人背後策劃，其中提到當時在文革工作的李後要他們（外辦總部和群眾）別站錯隊。當時是在7.20（王力在武漢表演）事件之後，王力紅得發紫、倡狂的時期；

3． 當時，對外聯委（批陳聯絡站的對立派）已揭發了聯絡站反總理的大量材料和陰謀，為什麼還考慮重返？

（圖四：1971年8月2日日記）

這些問題，我過去是完全不知道，當時一頭埋在港澳鬥爭裡。現在看來，當時五一六也把手伸進港澳辦公室，干擾總理對那次鬥爭的指示，也就是干擾毛主席對外鬥爭的總路線。當時小鄭（在7月中下旬）顯然也跟著劉作業之流走了，我阻止“700打鐮刀”、“港英48小時放人”的照會、主張撤退“武器上岸”和把“500個名單”投進公開鬥爭，當時還看不出路線鬥爭，只是作為他們不理解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現在看來是路線鬥爭覺悟低，不能自覺地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表現。

1971年8月7日

今天聽了歐陽（副班長）的交待和同志們揭發出來的他背後和高國亮王甲之的串聯，妄圖抵制交待自己在外辦總部（1967.4-8、9月一屆）執行了王關戚等的反革命路線，干擾和破壞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罪行，錯誤，使人氣憤。

他幾次在我面前也說，當時他搞業務，很忙，總部的會都沒有參加，不瞭解……談到港澳辦公室的問題時，他一再說，當時他是被排擠的，他雖是外辦派到那裡的業務監督，但，他是受外交部派在那裡的監督人員排擠的……等等，現在看來也是在製造輿論。

我當時（他對我說這樣的話時）一點也沒有提到這樣上來認識，我相信他，但，我說，當時我看到一些不符合港澳方針、不符合總的指示的做法，看不出是路線鬥爭，只以為是同志們（指外交部的同志）不理解港澳的長期方針，對總理的指示體會不深的問題，根本看不出，他們是執行了王力他們的反革命路線。

這兩次會使我想到自己還是階級鬥爭觀念不強。以為歐陽、陳秋泉、高等都是總部的成員，都是群眾中選出來的革命積極分子，所以對他們一點懷疑都沒有。

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過：“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的確是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期，革命小將掌權，由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不高，革命的熱情是高的，幹勁是大的，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階級感情是深的，沒有什麼包袱，這些都是他們的優點，但政治理論、政策和經驗，科學的冷靜和分析能力可能是差一些，而且，許多也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因此，也容易犯“左”的錯誤，加之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打著紅旗反紅旗，就容易上當了。

1971年8月31日

聯想到港澳辦公室5-8月的對港英的反迫害鬥爭中，雖然，還能堅持毛主席關於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和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阻止一些重大違反長期方針和違反總理指示的計劃（如要把三線骨幹力量大批投到公開鬥爭中去，訂購700打鐮刀武裝遊行，等），沒有造成重大的流血陷中央於被動，使中央被迫上馬，但，我當時只把劉作業、姜海等的一些過左的意見，和梁祁等的這些過左的行動計劃，看做是路線錯誤，更看不出王力之流在插手，妄圖籍破壞那次鬥爭來反總理，而只是把這些違反長期方針的情況，看做是他們（劉姜等）對方針和指示掌握不好。

更使我吃驚的是：總理並沒有批准“反迫害鬥爭總部署”，可是姜海之流竟利用我當總理叫我和四處的同志去起草另一個問題的方案（關於四處業務領導的問題）而未聽到總理最後關於“總部署”的意見，於次晨寫了一個條子說“總部署已批准，馬上行動起來”（只記得大意），要我批發（我當時想到朱楊是參加會的，總理“批准”的情況他們知道，而且他們帶了一份總部署下去，無需通知下去，更主要的港澳辦公室是羅貴波負責，我無權批那樣的條子，所以把這一部內容改了，只事務性地通知下面來接車部分，條子就是電話稿）。現在看來，這是一個陰謀，是他們想利用我沒有聽到總理的最後意見（我中途退席）讓我批這樣的電話稿，以便他們幹一些反總理的陰謀。可怕！！

1971年9月8日

下雨搞運動……

歐陽的檢查我覺得有些虛假。在港澳鬥爭那一段，開始他還是穩的，只是後來才跟著姜海劉作業等走。他說一開始就跟著走，這是不夠實事求是的，是為了過關的。但是，同時，他又把應該作為錯誤和罪行的不說，比如7月中旬（？他過去提到一下，現在又縮回去了）參加當時在王力控制之下的人民日報某些人召集的一次關於反迫害鬥爭新聞檢查的會，現在回過去看，這是一個黑會，是想在新聞報導上找總理的“錯”，因為有部分反迫害的報導是經過總理同意的；2）準備在新聞報導上進一步向“極左”方面扭。據歐陽一次提到，那次會是檢查當時報導上的“右傾”，這不就很明顯了嗎？他們（王力）之流想通過往後的反迫害鬥爭新聞上搞得更左些來影響香港鬥爭行動，達到他們通過那次鬥爭來反總理（的目的）。過去他只說，小鄭拉他去參加，他沒有在會上發言，但，也記不起其他人的發言了。這是不老實的。

至於高的交待，那是非常糟的，還在那裡往自己臉上貼金，避重就輕。尤其令人氣憤的是，他把當面頂撞總理的罪行放到其次還有一些錯誤的小標題下，其實這是要害所在，他一說，大家都起來哄他，幾乎不讓他講下去。

1971年11月30日

香港和澳門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暫時被英帝和葡帝霸佔著。全國解放時，本來可以解放它們，由於對外鬥爭的需要，做了特殊的處理。因此那裡的工作任務，就和解放前在內地的工作任務不同，和解放後的內地工作任務更加不同，（既）是為解放港澳的準備，又不是為解放它們的準備。但當時沒有從這樣的特點出發，沒有自覺地從這樣特殊的矛盾統一的認識出發。

（圖五：1972年3月31日日記）

1972年3月31日    

“港澳組的工作，下面的工作人員，只是打電話，一切都是有領導的，有我，我上面還有廖（指廖承志），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什麼時候才能沒有一個私字呢？”

以上是我在父親的幹校日記中找到的有關“六七暴動”的部分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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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6年，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向解放軍那樣辦成大學校，在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為了落實《五七指示》，據說全國各地組建了逾一千六百所五七幹校，僅中央國家機關就有一百零六座幹校分佈在各省。

[2] X委和XX委指港澳工委和城工委。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2 資反路線

1966年6月中到7月底，父親吳荻舟作為“工作組”被派到外國專家局，分配到管理處，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四十多天。

1966年5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領導運動。但是根據原《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的文章《關於文革初期工作組派出與撤銷問題》披露，8月1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不管怎樣是做了壞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90%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他更指責派工作組是“白色恐怖”，“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指出中央另有“資產階級司令部”。

通過父親的“自我檢查”，我瞭解到他在外專局執行“資反路線”的細節。父親說當時他並不知道那是“資反路線”，直到提前結束工作組工作回機關，“還自以為對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提前回機關，是因為風向變了，他們需要學習《十六條》，十一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紅旗社論[1]等轉變認識。

1967年1月初他再次回到外專局住了一個星期，“聽取革命群眾的意見，接受批評”，終於“深刻認識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外專局的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很嚴重的惡果”。1月7日，父親主動要求外專局群眾給他安排了一次“引火燒身的檢點，承認錯誤，向受害者和受蒙蔽著認罪，賠禮道歉”。

在這份五千多字的“自我檢查”裡，父親檢討了自己的“奴隸主義”、“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等。我有三份“自我檢查”草稿，一份寫於1967年3月7日，另二份寫於3月25日，還有一份草稿只有短短三頁（3月7日和25日的都是17頁），沒有日期，內文刪改很多，估計是更早期的，比如初稿，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成為3月7日和25日兩份草稿第一節的小標題——本節主要分析這兩篇草稿。

（圖一：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

在此先把3月25日那份稿輯錄如下，然後與3月7日的比較一下，這樣既有助瞭解工作組的工作內容，特別是當時一些細節，瞭解“八條規定 ”和“十六條”具體是怎麼被執行的，也有助瞭解父親如何字斟酌句寫檢查，強化上綱上線批判自己。

自我檢查

我執行了資反路線

一．奴隸主義：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可是我這次參加工作組，沒有聽毛主席的話，卻中了大毒草“論修養”的毒，又犯了一次嚴重的奴隸主義的錯誤。當我接到通知參加外專局的工作組時，只想到“做黨的馴服工具”。我到外專局便不分晝夜地按照所謂的“八條規定”、按照黨組提出的“上下左右一起掃”、“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具體做法，以及黨組和工作組把當權派劃到隊長和管理員一級的決定，到處煽風點火，放手發動群眾起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發任何人，揭發任何物”。這些“規定”、“做法”和“決定”，現在看的很清楚，都是錯誤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為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而提出來的、形“左”實右的反動東西。

當時我只滿足於所謂“大字報數字直線上升”，滿足於全局上上下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遍地開花”的表面現象，卻沒有根據紅旗第八期社論指出的運動方向（即“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是針對著一小撮掛著共產主義的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是針對著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去分析一下大字報的矛頭指向哪裡，去分析一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矛頭指向哪裡。當時，大字報的數字上升得很快，到六月底七月上旬，已到達了萬多張，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是矛頭指向處級以上的幹部，有五分之四的矛頭是指向一般幹部和群眾的，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重點也是指向一般幹部和廣大群眾。

雖然，當時的紅旗社論沒有像十六條那樣明確地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社論所指的方向，已經清楚，絕不是什麼“可以揭發任何人，可以揭發任何事物”，絕不是什麼“上下左右一起掃”，也絕不是什麼“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一齊掃”（有，當然要掃，但要放在後期掃）。如果當時對照一下，錯誤是可以發現的。

尤其到了六月下旬，外專局黨組書記XX被停職反省後，外專局的運動的矛頭，基本是指向處級以下的幹部和群眾，結果造成了8月23日事件，全局四十多位幹部和群眾被揪出來鬥爭。

以上情況很清楚地說明外專局的運動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而且沿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道路愈走愈遠。

至於我所說的“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那只是從現象看問題，不是從本質看問題。雖然，外專局的運動的確不像外事口有些單位那樣，出現過由於群眾貼工作組的大字報而組織“反擊”、“逆流”、“反妖風”，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假革命”之類的事，我離開時為止，也沒有正式宣佈過幹部和群眾誰是“黑幫”、黑線，也沒有正式給他們的“錯誤”定過性質。但是同樣，整過材料，排過隊，圍攻過幹部，圍攻過群眾，還有過8.20事件。這些不是我們工作奴隸主義地積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惡果嗎？

二．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

只有拋棄任何私心雜念，才能做好一切工作。在這段工作中，我就沒有做到這一點。解放軍報的社論（三論提倡一個公字）說，資產階級的“私”字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產生的根源。我的頭腦裡正有個私字，才會執行反動路線而不自覺。以下是怕亂和怕工作落後、個人不光彩的個人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

1.“怕”字當頭整了革命群眾

職工食堂有幾十位職工，平時鬧不團結，鬧小宗派，有時爭吵得還很激烈。我們到外專局不幾天，有一位青年職工向工作組揭發一位組長（黨員群眾）帶頭開‘黑會’，準備整人，而且在會上還惡口威脅，誰把會上談的情況洩露出去就整誰。我聽了，不是去做那組長本人的工作，瞭解他為什麼要整人，也不到群眾中去弄清情況，而首先把他和食堂職工鬧不團結聯繫起來，懷疑他別有用心，怕搞亂了運動的方向，便貿貿然鼓勵那位青年職工起來揭發“黑會”，於是五六位參加黑會的群眾起來申明退出那個“黑會”，結果是搞垮了那個‘黑會’，也整了那位組長。我這樣實際上就是整了群眾，挑動群眾鬥了群眾。

2.“私字”當頭整了幹部

修繕科科長剛從農村搞四清運動回來，聽說他工作不錯，原想吸收他參加活動分子隊伍，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科裡的活動分子來反映，XXX說他的問題很大，不亞於被停職反省的黨組書記XX（總支書記也說他把科搞獨立王國）。我便向總支書記建議先在運動中考驗一下再說。當時，局黨組代書記XXX在宣佈原黨組書記XX停職反省的大會上，提出趁群眾情緒高漲，抓緊時間掀起運動的第二個高潮。總支書記據此提了一個揭發批判處科級幹部的計劃。我贊成。實施後，一次揭發批判科長的小組長擴大會開得很糟，會上冷冷清清沒有揭出什麼問題來。於是我急了，怕高潮組織不起來，對總支和個人都不光彩。並主觀主義地想到有人說他的問題很大，為什麼沒有人起來揭發，一定是群眾未發動起來，蓋子未揭開，因此我向總支書記建議，把當天會上揭出來的問題，提上綱來，第二天在原定計劃的全科大會上做一次動員報告。他同意了。第二天的會果然開得火力很猛，那位說科長問題很大的XXX同志，也起來揭發了一些所謂的“三反材料”。我在大會結束時，念了一條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還講了幾句點火的話。現在看來這些做法根本是錯的。第一我不應該贊成總支提出來的那個計劃。那個計劃把全處幹部（隊長以上）列為揭發批判的對象，這是“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第二我不應建議利用那些材料上綱作動員報告。這樣等於給該科科長定了性質，第三不應該說那些帶傾向性的點火的話，這也等於給他的錯誤定了性質了。據說，8.23該科長也被揪出來鬥了。

三．經驗主義：

過去我也犯過這樣的錯誤，這次也犯了。《十六條》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採取任何包辦代替的做法。可是我對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群眾路線很不理解，對這次運動的最大特點是徹底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很不理解，還是採用自上而下的、或農村四清運動的辦法進行工作。所以對派工作組沒有懷疑，對框死運動、把運動引向邪路的“八條規定”沒有懷疑，對“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上下左右一齊燒”、“可以揭發任何人，可以揭發任何事”的錯誤做法沒有懷疑，對自上而下去組織活動分子隊伍也沒有懷疑。

從思想檢查，這都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自以為是的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在作怪。這次工作中，也有很沉痛的教訓：

1.自上而下組織活動分子的惡果：工作組一進外專局，群眾剛剛起來，有些科隊的群眾還沒有起來（其實現在看，群眾當時並未起來），上級就催組織活動分子——左派隊伍。我們採取了自上而下的包辦代替的做法，去進行排隊組織，由總支佈置各支委會，根據群眾的平時表現、成分和運動中的表現提出名單，在總支會上評議（排隊）後，報局黨組決定。這樣組織起來的左派隊伍，和毛主席親自發現、支持的紅衛兵等革命左派，沒有一點共同之處。紅衛兵等左派組織，是毛主席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廣大的革命群眾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後組織起來的，而我們搞的活動分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引下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所謂依靠隊伍，既未經風雨，也未見世面，加以我們的領導方法有錯誤，使他們的活動神秘化，造成了群眾間的隔閡，互相猜疑，以致發展了宗派情緒。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多大錯誤，尤其沒有想到流毒這樣深（但是，也應該指出他們絕大多數是革命的青年群眾和幹部，由於熱愛黨、相信工作組，跟著我們走，也必然跟著我們犯了一些錯誤），至今還影響著外專局的革命派大聯合。

2.把群眾當阿斗：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就變成了擴大了的工作組，在“八條規定”的框框裏工作。工作組、局黨組通過他們聯繫群眾，貫徹政策，反映情況和佈置工作。當時領導上還強調要訓練，全局開過幾次活動分子會，進行了訓練。我在七月下旬，分別召集管理處各科隊的活動分子座談過幾次。瞭解了一些情況，談了一些工作經驗和一些工作方法。有一次，為了全面掌握群眾的思想動態，我向修繕科支委擴大會議建議把各隊活動分子按班排組織起來，支部委員當班長，而每個活動分子又固定聯繫幾個群眾，經常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反映他們的思想、要求和對運動的意見。這樣做既可以把所有的群眾都聯繫起來，又可以解決工作上忙閑不均的缺點。另一次活動分子會上，我又向他們反映，有人來工作組說，修繕科某隊出現自稱要保某隊長的什麼“黨”。這兩次談話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據說，我離開不久，那個聯繫群眾的辦法，變成了偵查什麼“黨”的盯梢活動，造成了修繕科的白色恐怖，造成了修繕科的群眾鬥群眾。這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自以為是的惡果（過去工作上有些做法，是不能簡單套用的）。

四．自由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又說要重視調查研究，不能“閉塞眼睛捉麻雀”，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方面，我過去的工作有許多教訓，這次工作中也有很深刻的教訓。我參加外專局工作組的整個過程，多數錯誤都是因為沒有吃透兩頭，滿足於一知半解才犯的（一月間我回到外專局聽取群眾意見和批評期間，有一次我看大字報，旁邊一位老工人對我說，你們工作組當初就是不找我們老工人談談，專聽青年人的話，那位XXX——指盧聲澄，修繕科書記——就是有私心雜念，你們聽他反映情況，所以出錯誤……）。這是嚴重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對人民不負責的態度，資產階級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

1.錯誤地、過早地傳達了橫掃群眾中的牛鬼蛇神。《十六條》說，不許採用任何藉口整群眾，即使群眾中有真正的右派，也要放在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紅旗第八期社論雖沒有明確這樣說，但，七月中下旬陳總的指示已經肯定“不能整群眾”（李新華傳達），後來王屏同志的四條檢驗運動的標準中，卻說“看下面的牛鬼蛇神是否已清出來了”，這就引起我思想上的矛盾。七月下旬局黨組工作組按照“四條檢驗標準”提出在揭發批判處科級幹部以後，下面的牛鬼蛇神也要掃一下。局黨組代書記XXX還說：“不整一般幹部，但，牛鬼蛇神還是要整的，要一層一層地整，要由上而下地掃。”現在看來，這些提法、做法犯了策略性的錯誤，是符合反動路線提出者的利益的。因為我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出者拋出“下面的牛鬼蛇神也要掃”與《十六條》的“不許採用任何藉口整群眾”正相反。但是當時，由於我們粗枝大葉，沒有吃透“紅旗”的社論，和陳總“不能整群眾”的指示，結果，錯誤地、過早地向活動分子傳達這樣的任務，就是錯誤。雖然，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不要整群眾，因此，要慎重，要摸清楚，即使真的發現自稱什麼“黨”的組織活動，也要多做工作，要分化孤立極右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是能夠把鬼變成人的。

話雖這樣說，但是，第一運動的方向錯了，群眾運動的方法錯了，結果必然走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反方面去。我提前撤退了，沒有參加橫掃群眾中的牛鬼蛇神的工作，具體情況不清楚，但，據說八月中旬，管理處的某些科隊到底還是出現了群眾圍攻群眾，群眾鬥群眾的情況，出現了嚴重的白色恐怖。

2.發現問題未及時處理：

這也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不吃透兩頭的必然結果。七月中旬，我開始覺得有些做法和情況不對頭，想到要處理，有些也已著手瞭解情況，準備處理，但，拖拖拉拉，一直沒有認真負起責任來處理。比如1幼稚園群眾與群眾相互揭發材料，由園內擴大到園外（職工和家長互貼大字報），2幼稚園一部分群眾揪住幾個一般幹部不放，3（幼稚園）XXX一部分群眾和幹部看見一個黨員群眾畫了幾張畫，懷疑是黑畫，要揪她出來鬥（這事記得是勸止了），4修繕科一部分群眾揪住電機隊的一個組長（黨員群眾）鬥爭不已……這些當時就覺得有問題，都知道不符合政策，但，我沒有負起責任來及時加以處理，有的只向總支或局黨組提出建議。現在提高來看，這一方面是自由主義，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沒有真正吃透兩頭。毛主席說，情況明，決心大。由於對政策界線不明確，對情況又未向群眾瞭解清楚，因此想解決可是心中又不很踏實。比如“黑畫問題”，雖然勸止了，心裡還是有點疑疑糊糊的。

發現問題，不及時處理，仍然是錯誤，據說其中有的，最近還是被揪出來鬥了。這就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的嚴重後果和教訓。

以上這些錯誤，都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我靈魂深處殘存著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上培養出來的產物。否則，為什麼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完全不察覺呢？這就說明我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上，還是一個很不能自覺的、清醒的無產階級革命工作者。一月初，我向外專局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做“引火燒身的檢查”時，一面表示決心站在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和廣大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一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肅清它在外專局運動中的流毒，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方面表示願在廣大的革命群眾的幫助和監督下加強自己的改造，挖掉自己靈魂深處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屬性，緊跟毛主席，緊跟毛澤東思想幹一輩子革命。

父親檢查自己的錯誤根源時提到：“十多年的海外工作，沒有參加過國內的政治運動，沒有經過大風大浪的鍛煉，思想上謹小慎微，前怕狼後怕虎，所以在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看見這樣那樣的群眾組織，看見一些新事物就缺乏思想準備，也抓不住，不敢一下子就肯定，甚至有時還怕亂，所以不能正確地去對待在大民主之下出現的什麼“黑會”和自稱什麼“黨”的群眾革命組織。”“我對這次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究竟該做什麼，該怎麼做認識不足，所以我對外專局的四十多天的工作，主要還是照搬過去群眾運動的一套，自上而下地把自己當做群眾的保姆，包辦代替。這充分反映了我十七年來（對）群眾的階級覺悟、尤其是全國大學解放軍、大學毛主席著作以來、群眾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新形勢估計很不足，對群眾能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基礎認識很不足，對自上而下至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條件認識很不足。所以對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迫不及待地派工作組，下黑指示，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蓬蓬勃勃的群眾運動壓下去的陰謀，根本看不到。”

仔細對照兩份檢查草稿，我發現許多不同的細節，這裡僅舉5例：

1.比如在談到管理科屬下的職工食堂鬧不團結，父親把“開黑會”和鬧分裂聯繫起來，並鼓勵那位職工起來揭發這件事，在初稿裡，他檢討自己“真是葉公好龍，我一面叫放手發動群眾，群眾起來了又怕亂。”第二稿刪去了。

2.又比如談到經驗主義、自上而下組織活動分子、上級催組織活動分子——左派隊伍那件事，在初稿裡，他說：“管理處幾百個幹部和群眾，我連人名還叫不上來，哪裡能知道每個人的思想情況，政治情況，誰是左派，誰不是左派，因此，只好由總支佈置支部提名單，報黨組批准。”第二份也刪去了。

3.談到把群眾當阿斗，初稿說：“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我們工作組仍然不相信群眾會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出加強訓練，做他們的保姆。”第二份稿變成“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就變成了擴大了的工作組，在‘八條規定’的框框裏工作。工作組、局黨組通過他們聯繫群眾，貫徹政策，反映情況和佈置工作。當時領導上還強調要訓練，全局開過幾次活動分子會，進行了訓練。”

4.還有在談到佈置“整群眾中的牛鬼蛇神”時，初稿父親寫了126個字：“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按黨的政策，不整群眾，所以要摸清楚，不忙開會，不要演一場三岔口，自己人打自己人，而且即使發現什麼‘黨’，也要相信敵人不是鐵板一塊，要把鬼變成人，要分化孤立最右的、最少數的，而且還強調不管幹部群眾，只要不是頑固不化，也要給‘出路’。”第二份稿只有90個字：“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不要整群眾，因此，要慎重，要摸清楚，即使真的發現自稱什麼‘黨’的組織活動，也要多做工作，要分化孤立極右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是能夠把鬼變成人的。”刪掉了“要摸清楚，不忙開會，不要演一場三岔口，自己人打自己人”，“給出路”，增加了“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

5.談到發現問題未及時處理，初稿說他提前撤退前“向總支書記分析管理處的運動情況，指出過‘管理處只有一二個人問題比較大的看法’。”他還責怪自己：“如果我當時‘敢’字當頭負起責任來解決這些問題，至少有一部分幹部和群眾是不至於被揪出來鬥爭的”，“既要算劉鄧的賬，也要算自己的賬”，這些能夠顯示他嚴於律己、心裡有群眾的內容，在第二份稿裡都沒有了，倒是加上了“這也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不吃透兩頭的必然結果”等“大帽子”。

總的印象，第一份稿被刪掉的多是一些真實生動的思想活動和實事求是的細節，第二份稿換上更多大道理，八股，流行的批判用語。

（圖二：改動很大的稿子。）

據說在全國範圍，一些工作組的確“幹盡壞事”，但是綜上所見，父親和四清時一樣，一直採取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

父親在1972年一份檢討裡曾經這樣總結：

我“1967年1月在群眾前，做了‘引火燒身’的檢查，承認了錯誤，並承擔了責任，並要求廣大群眾揭發批判自己的錯誤。爾後我又到群眾中去，尤其到受害者面前聽取意見，接受批評。這樣就進一步認識了資反路線的反動性。我正要再一次檢查時，群眾說：‘你不是工作組組長，外辦工作忙，你回去吧。’”

“當然，我也看出一些問題，提過不同的意見。如一次局黨組擴大會議上，有人提議群眾要求開除黨員黨籍，科隊支部可以決定，無需報黨組批准。我提了反對意見，但是‘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工作組當時執行的是資反路線，即使我看出一兩個問題，或做對了一兩件事，也不能扭轉路線的方向。”

文革後他也對家人說過：在1967年1月回外專局“引火燒身”的時候，外專局群眾不但沒有叫他“坐噴氣式飛機”，還端了椅子叫他坐下講，最後客氣地請他回去，說他沒有“壓迫”群眾。

（圖三：“坐噴氣式飛機”是指把被鬥爭對象雙臂向後撅起，形如“飛機”。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 10月3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說：“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只有徹底批判它，肅清它的影響，才能貫徹執行無產階級十六條。”“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衷主義。”社論經毛澤東審閱。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6 鳴金收兵

進入1966年5月，母親張佩華開會特別多，除了四清進入“四不清”幹部“洗澡”過關，清經濟建班子等內容外，工作筆記裡陸陸續續出現“文化革命問題”，四清加入了新內容。

“今上午和慶喜（貧協代表）談了一早。他說他一家三口入了貧協（第一批8人），他家和慶元（貧協主任）家在今後都是無法回頭的，只能向前走。他說：他怕，怕的是四清不徹底，將來他們兩家可就苦了。所以大會之後家裡經常開小會，決定一定要大公無私，不多取一點非分之財，對任何人一樣，但一定要向前走。”母親批評慶喜“對任何人一樣”的想法將來會不得好報，因為“各人的情況都不一樣，你一樣對待，就不能大公無私，人家會說你有好人思想，說你犯自由主義，想‘明哲保身’。”（5月11日日記）

“昨晚孟子堂（貧協組長）沒有過關。”“老劉參加了，子堂結結巴巴的說了幾項，（被）老劉打住了，批評他不老實，不虛心，有過關思想，說得很重很嚴。弄的子堂很緊張。後來我不放心，叫凡武、凡順去幫助他，陪他睡了一晚。老劉在散會後和貧協會員們談了一次，要他們學習批評上綱。今晚李志和（副隊長）檢查，就更糟了。大家說他還不如子堂。”（5月13日日記）

（老劉在縣開會後傳達會議精神）“充分認識山區階級鬥爭的嚴重性。歷史回顧：山區解放已三十多年歷史了（說這話時是1966年，即使說，30年代就已經解放），有一段時間是我黨與國民黨並存時期（38-40年），國民黨發展一批國民黨員，日本投降後，我們搞了下土改，通過土改取得一定成績，小農經濟得到了改造，但對小農經濟的改造是不徹底的，表現在：a.家族統治比較嚴重；b.會道的統治更為嚴重；c.各種迷信、牛鬼蛇神比較倡狂；d.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特別60年代後活動的比較猖狂如買賣婚姻，投機倒把，迷信。”（5月13日工作筆記）

“全國正對吳晗批鬥，工作隊不能站在一邊，要説服社員積極分子認識這個問題。”

“一.充分認識文化革命的重要意義，從發展形勢看，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也不是少數人問題，而是關係到大局的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的大事。現在工農兵群眾已開始行動起來，參加戰鬥，以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我們也不能按兵不動，我們每個人也必須參加這場階級鬥爭。

二.開個會議，對反黨黑線進行反擊，我們要跟上形勢，跟上中央，矛頭指向鄧拓，向北京日報質問，造成聲勢。

三.各地縣委馬上行動，召集會議討論。

我區三條差距：a.勁頭不足。b.鋒芒沒對準鄧拓。c.行動不快。

現要召開各種座談會，四清工作隊要結合工作，開展學習。各級黨委要加強領導。這場鬥爭形勢發展快，範圍大，關係到世界革命，關係到整個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要和幹部、群眾攻鄧拓一幫，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要學好，學習本身就是一場鬥爭，在學習鬥爭中結合活學活用毛著，要搞黑板報。四清地區搞，與運動是一致的。學習時間二、五下午。要把自己的思想擺進去,亮出來，幫群眾搞，與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晚上和社員一起學。把學習毛著和批鄧文章結合起來。學習批判把自己擺進去，用主席思想立場觀點聯繫實際。這是階級鬥爭，全民學習，和四清、生產結合，四清與文化革命是一致的。”（5月15日工作筆記）

“家裡沒信來，荻舟很久沒信了，只弟弟來了一信，聽見解放軍說鄧拓反黨集團幕後還有人，還可能是彭真，一下心裡擱了石頭，不是怕這一次的仗打不勝，而是覺得階級鬥爭太複雜、激烈了。幾十年的老黨員也變了披著羊皮！而且萬一在中央發生一次政變，我們在下面的黨員該如何辦呢？想著，十分不安，給荻舟的信裡便問起了這事。”（5月24日日記）

“當前文化大革命要大抓，精神落在四清上，建立新的核心領導，要是徹底革命的。”（5月29日工作筆記）

“這幾天心靜不下來，又沉不住氣了。（上面）佈置工作又是傾盆泄下，根本不考慮實際情況，又是經驗交流，又是心得，又是傳達，又是佈置，又是討論，這些會佔了全部時間，根本沒時間工作，然後又要求保證高標準。這完全不是負責的態度，沒有聽主席的話，有幾個中心，全力傾在哪一點上，誰也不明確，不講，‘聰明人樣樣點頭’，我十分不以為然。難道共產黨員都是你應付我、我應付你嗎？但是顯然我的路是走不通的，是真‘傻瓜’。”（ 6月1日日記）

“5號去邢臺，6、7號學習了兩天，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們的陰謀暴露的過程，我們和他們的分歧，通過這個學習，使我們比過去對階級鬥爭的學說理解得多了。這個鬥爭也是驚心動魄的。”（6月8日日記）

（金政委傳達縣團通知）“怕字一堆，怕留後遺症，怕受處分，千怕萬怕，就不怕革命受損。工作精神不振，革命皮皮沓沓，有的隊成績估計過高，不幹也不比別人差，麻痹鬆勁，有人自由散漫，有人白天睡大覺，或請假不按期回來。鬧名譽地位，我字第一；生活特殊，脫離群眾，三同不如以前；以感情代替政策，個人包辦一切，覺得自己高於群眾，選貧協不聽群眾意見；作風極不嚴肅，有的隊不團結，有的青年幹部看不起老幹部，有的老幹部不主動幫助青年幹部，也有少數隊出現你說你的，我幹我的，在執行上級指示上很不嚴肅。這幾種苗頭不解決，是不行的。否則我們就會把工作隊帶散，該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我們是主席派來的嘛。”（6月8日工作筆記）

隊長呂景斌遲遲過不了關，“他進來時仍然頑抗，說大家不信任他，說沒有也不行，所以說了，意思是你們逼我，我只好瞎說了。我們當即嚴肅批判，指明他甘願做不可救藥的人。他只要簽字承認除已交待者外，再無貪污，我們可以不追究。但如查出，罪加一等。後來他才老實交代，62年一次貪污800元（山藥秧），一次400元（山藥秧），63年25元。這件事我們在當晚鬧到12點鐘，把進城賣山藥的孟富甲和李志和找來，幫助他們回憶了幾個鐘頭，把一切情節都湊清楚了，這才讓他們三對面，印證了，簽名打手印。當晚，看到呂景斌的情緒由僵硬頑抗到隨和自如，輕鬆了。心裡也不安，擔心他會不真實。他走後，我問小朱，如何估計。大家認為情節符合，應不會翻案。”（6月18日日記）

“今天聽了江青的會議紀要，和主席關於部隊搞生產的指示。主要的聽說我們可能回去參加公司的四清，很多人揣測紛紛。我還是省省心，不去向人瞭解，不去考慮了。回去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6月20日日記）

“四進邢臺了。這一次，又聽了關於彭真的兩個附件，批判他關於一貫犯錯誤的情況，在國際活動中走王明路線等。這一次明確了，文化部同志們在3號便要回北京集中，參加文化大革命。日程：2號在邢臺集合，3號回北京。”

“謠言很多，同志們的反映也不少。紛紛推測，又說到北京後一下車就要集中學習，又說分別情況集中，還有屬北京市委領導的如電影學院，個別人已被調回。有的同志已聽到家裡在提意見，寫大字報了，有的人知道大字報已涉及自己。

總之，這次的大革命是深入人心的，的確是“觸及靈魂”，我想，如果真的在北京發生政變，這可怎麼辦。不只是人頭落地的問題。的確，現在才理解總理說的，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前途，關係到世界前途的大事。全世界都將多死多少人，世界革命將推遲多少年！

我想著，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我們基層黨員該怎麼辦！？

現在，我們勝利了。檔說，我們的党，毛主席識破了這個陰謀，黑幫給揪出來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分子給挖出來了。這是個大陰謀，大事情。是党的勝利，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

主要的，是從中取得教訓！

1. 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對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存在階級鬥爭有了認識，並且這種鬥爭有時是尖銳的、複雜的、甚至是激烈的。62年以後沒有大的運動，我對過去的大運動未經歷過，也認識不足。這一次得好好抓緊機會，不但在這次運動中要能努力提高自己，有可能對過去的運動也聯繫起來，系統的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反應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2. 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對意識形態鬥爭的作用影響，有了較多的認識。今後對四篇論文的學習必須抓緊，對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的文藝方針、政策、路線，對從新民主主義時期起的文藝理論必須好好學習，並以之聯繫過去一段工作。
3. 這一次，提出了突出政治必須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又提出：一切行動以主席指示為最高指示。過去我們對於已出版的書，拍好的電影，演出的戲，領導同志的講話，都有迷信。現在不行，必須帶著批判的耳朵聽。因此，不讀主席著作，就不可能有“準星”。否則，如何批判？如何辨別？

努力辦吧。要全始全終。只是，幹了四個月，沒搞完，就差這一點，又有些可惜。

四個半月，飛逝了。收穫如何？不知有沒有總結的機會。

雨，阻住了歸路。只有兩天了，不知道群眾有什麼反應！（6月29日日記）

這是母親最後一篇四清日記，回京後的第一篇日記裡，她有提及：“太子井的貧下中農紅紅的眼圈，熱情的臉孔在腦子裡還沒有消逝。但是，沒時間想了，一定要儘快把思想轉過來。”

成千上萬的工作隊員、當地幹部和農村群眾被裹挾其中，虛耗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如今又急急忙忙撤退回京，投入“文化大革命”，風雲莫測！

果然，在母親第二本工作筆記最後（沒有日期），有幾頁顯然不屬於四清的記錄，開始批判老丁！發言的有李志民、蘇麗瑛、劉龍彥等。

“要分內外，是什麼意思？圍攻孫長河（分團旗幟），打倒是什麼意思？怎麼叫做人死的越多越好？地下集團搞什麼活動？”

“1.指導員孫長河被安排在峰門重點培養，劉團長告訴丁，丁未告訴蘇。2.開始意見分歧，向丁彙報，丁未好好教育，當時不是個人矛盾，丁不讓向孫提意見，說像孫這樣的形象就是壞傢伙。3.丁說叫她（蘇麗瑛）分內外，混六個月。4.孫被蘇整，全是丁煽風點火。”“很多事實證明丁在下去四清前就有意識的破壞四清。”“說地方幹部水準低，抓老侯小辮子”，“當面為難劉團長”，“狂妄地當面頂撞”，“說錯越大越好”，“後來死了人，幸災樂禍”，“圍攻孫長河，破壞以點帶面的計劃”，“劉團長把孫長河豎為一面旗子，丁就要打掉這面旗子”。

看來是進入“文化大革命”模式了。

在我寫完本章（2018年）、發表在網絡上（2019年~）後，我又找到十幾頁母親四清的記錄，似乎不屬於她的兩本四清工作日記，不知是從什麼本子上撕下來的紙，專門記錄訪問社員幹部的情況，而且據母親旁註， 部分已經寫了專頁，估計是做報告用了。

在我看來，這些社員和幹部的“談話”，最直接反映了50年代、60年代農村情況，事情瑣碎，卻像一支箭頭，指向當時和當下中國的現狀。那時候距離1949年新中國成立十六年，距離1910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四十五年，農村狀態改變了多少？封建殘餘還有多少？看看這些“談話”就知道了。現在距離那時候又過去五十多年，中國現代文明步伐進步了多少？看看現在的情形就明白了。

先看8隊的裙帶、宗親的影響，這是一個自然村落，在漫長歲月裡逐步形成和演變，十幾戶人家不是姓孟就是姓呂（個別李姓），裙帶、宗親的影響很大：據社員和幹部談話反映，大隊長、隊長、副隊長、貧協主任和委員、甚至前任支部書記，在土地、水源、國家救濟物資等都是可以得到優先的；五好社員、副隊長、會計、出納、貧協主任都是隊長指定的“自己人”，婦女代表是大隊長的妻子。有宗親關係、請吃請喝、和隊長關係密切的人會受到照顧，比如貧協組長的妻子，戶口不在本村，卻可以兩頭領糧；大隊搞副業，小隊經常派“自己人”去，因為每天有五毛錢補助；隊裡的財產物資可以賤賣給“自己人”的親戚等。

再看比比皆是的封建社會人身依附、家長制和霸道作風：專橫、脾氣大、罵人、扇耳光都不稀奇，土改還曾打死人；工分是怎麼記的？社員不敢問；把社員送進公安局，差點判七八年刑期，後來才澄清放出來；連貧協主任給大隊長提意見也會挨罵：“你們長的什麼嘴，還要吃這個？”隨便安一個罪名罰款，不給就牽牛！（後來的計劃生育時期經常用這一招。）直到四清，還有隊長罵社員：“有意見就提，提我貪污吧！” 有位社員愛在農活上提意見，隊長罰他不許下地，下地也不給工分，罰了幾十天，一年多不給他用牲口磨面，春節都不給用，他告到公社，社長也只是叫他自己撿糞漚肥換工分。前兩年他病了，但照常下地，卻只得2900工分，給少了；甚至有社員反映：在工分方面，隊長十分狠毒，普通社員按照大隊訂的標準能得8分的，隊長只給7分，大隊長的妻子則給8分，普通社員只得6分的，大隊長的妹妹卻得7分；某婦女有孕不能下地，隊長叫她擔水，說不能就把她戶口遷出村去；下雨晚上派70多歲老人、原抗日遊擊小組的組員去放羊。

再看看官本位，佔小便宜的各種表現：那時候物質極度貧乏，比如6隊有一戶人家，五口人

兩個勞動力，65年只分到300多斤糧食和20多元現金；8隊好一點，比如三口之家一年分500多斤糧食，40元——這種情況下，有時候就發生瞞產私分，在今天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佔便宜的好處只是普遍發生在幹部身上，群眾是沒份的。大隊長可以420元買房子、買家具和縫紉機，他家穿的衣服比全村人強，他家殺豬不吃肚子腸子，倒入茅廁，山芋倒入豬圈，看在社員眼裡，四清的時候都被“揭發”出來；會計交待： 65年拿走60多斤山藥未上帳；私分玉茭十幾斤，隊長拿走一口袋；65年分麥時欠隊的23元未還；彈棉花欠花房款，各戶是否交齊不清楚，但自己和出納都沒交；66年春五個幹部私分了2.5斤棉油。

最後看看工作隊和原支部書記的談話，了解一下他們的領導能力和文化水平，嘗試理解當時農村的為什麼會是那樣。

3/5老劉同志和呂景韶談話

劉：今晚在黨內洗澡，現在請你談談工作隊來後你經過學習，認識如何，對四清的看法，對23條學習後尤其對幹部政策。對運動的認識，和參加運動的情況，如何積極主動帶領大家參加。不只是交代幾條經濟，而是澄清四類分子的活動，挖出壞根子，帶領群眾，經過對四清的正確而較深的認識，按黨的政策前進。你是頭頭，交待時，也該帶個頭，如有顧慮，也現在可以談談。敞開思想。

呂：自己是支書，不先洗自己如何洗人。23條學習，文化不行。

1. 村內供銷點與東太整合，100多斤山藥，100多元款，15元利息。
2. 小學民辦公助（一個月15元），63年108元，花了。
3. 小學勤工儉學蓋房子，63年文教局補助500元，交上大隊去，又為做桌子補助140元，交景韶，大隊已先給了，這140就佔用了。
4. 59年佔布票，粗四清時退19丈5尺，現在還有一丈2尺和6元，原為公家用，自己的破了，就佔用了。
5. 多佔了工分。
6. 對流山藥約500斤，實際大隊說賣國家4200斤，實給360斤大隊，對流自行車一輛（5元）——61年的事，車子後來賣出180，又以90元買排子車。
7. 人民公社是一家人，又吃食堂，靠工分吃飯，生產弄好就行了，腦子裡已沒有階級鬥爭。對蛻化變質過去認識不清，現在對照，思想活動，經濟上貪污，政治上不交待（向下傳達），不服，自己有開會傳達，後來才知道光開會傳達也不行，是文化低，學習不多，有些名詞不懂，如脫黨懂了，但蛻化變質、階級異己分子等就不懂。

今天回過頭看，這些鄉親們形式上是翻身做主人了，但其實除了分到一點權力，腦子裡什麼也沒有變，文化水平又低，他們能憑什麼向文明社會進化呢？如果碰巧權力分到有能力、有見識、為群眾著想的幹部手上，一方土地就有福，否則自是有難。

整理完父母兩人約15萬字的日記和工作筆記，深深為父母揪心。那時候他們從香港回到內地只有三四年，與生俱來的善良、忠厚和前半生積累的經驗支撐著他們，以謙卑的態度努力“補課”，願意為農民群眾做好事，但是聽著高調空洞的傳達，眼見農村封建宗派的種種表現，承受了由上至下官僚作風和路線之爭的夾擊，會有深深的違和感吧？

另一個強烈的印象是：“四清”和“文革”的模式那麼相像。文革發動造反派在體制外對體制內進行“奪權”，四清也曾發動群眾“奪權”；文革中有逼、供、信和打、砸、搶，四清時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也比比皆是（有些做法可以追溯到土改甚或更早）。

欣慰的是，父親在他負責的句容的小澗子沒有做那些可怕的事，儘管那樣做可以自保或立功，但父親沒有這種私心；母親在邢臺的西太子井大隊第8小隊沒有做出“成績”，雖然她很不理解很焦慮，但是她也沒有私心。

有人說四清是文革的預演，感覺還不止預演那麼簡單。任何人如果關心人類的文明進化，關心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真應該好好瞭解這段歷史。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5苦悶焦慮 

在母親張佩華的四清記錄中，其無奈溢於言表。其實今天再來看這段歷史，也難怪她被困在團團亂麻間理不出頭緒。面對四清運動本身的複雜性（據說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基本放棄了“四清運動”，轉而籌劃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四清尾聲呈現的疲態、“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等等糾葛在一起的矛盾，成千上萬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無論是故意消極怠工還是懵懂猶豫觀望，也許都是出於本能的反應。即使是真心想解決確實存在的問題，也是回天無力。

母親多處日記反映同樣的問題：“工作只有彙報，沒有交流，同志們需要領導説明分析，實在太沒經驗了。”她承認自己有急躁情緒，“看見人家有收穫，就擔心自己搞不好”。“分團也承認領導上有亂，大隊實際上丁侯討論不多，實際上現在還是亂。”（3月17日日記）

老丁和她談話時說：“和侯的合作問題，人家有那個印象，我們就得注意，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是第一條考驗，否則回公司就得檢討。”“分團不急，領導不急，你急什麼。”（3月18日日記）

“眼光放遠，不心急”，“要沉得住氣，沉得住！”（3月20日日記）

3月21日的工作筆記，非常簡要地記錄了“本村階級鬥爭”的各種表現：“小恩小惠，請吃請喝”，“敵我不分、地富不臭、貧下中農不香”，“地富分子未得到改造”，“富農不聽分配由他”，“為什麼大家一提‘大門裡’就怕？”“可綁人通宵，打人，罰人，都是誰？綁人的又是誰？和舊社會有什麼區別，社會主義了還可以這樣？誰訂的？罰誰？”“經濟、救濟糧、副業、食堂、罰款都到哪去了？有沒有公佈？”“罰款有一半歸公，一半歸私”，“發展黨員，貧下中農的子弟無門可入黨團，又是什麼人可入呢？搞宗派、宗族、培養勢力，企圖永遠掌握印把子。”“瞞產私分”。幹部“偷棗泥，值8元，要罰，不然拉牛”。 （3月21日工作筆記）

“前一段現在看來，中心不明確，抓不准，無人協助，又抓不緊，這一段，不知怎麼追上去才好。” （3月21日日記）

到了三月底四月初，群眾終於發動起來，母親張佩華也記錄了一些群眾的發言：“隊長、會計送棉花，路費每天一元。慶喜為修公路，同樣路程，只給5元路費。”“出肥，一般社員要問出多少擔給幾分，隊長、會計出肥時就不說分，自己暗定分了。”“隊長脾氣不好，有人說是態度，態度是什麼？是思想。為什麼，因為對有些人耍態度，對有些人就不。對什麼人不？”“隊長罵三玉，你提意見吧，我貪污了，你提吧。”（3月29日工作筆記）

（圖一：母親的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停了一段沒有寫日記，損失很大。由於地震，住窩棚，條件差了，便抓不緊了。工作上日益被動，不順心，可又是另一個鍛煉。”“要我去談個別發動的經驗”，“真好笑，剛開始工作，就叫人總結，又不討論，又不研究，如何一揮而蹴呢？實際上是交差。”“他們似乎在給我‘化妝’，東拼西湊，要搞一篇”，“我真無興趣，只有他們的主觀要求，不能由我自己組織發言。”（4月6日日記）

“我要非常有意識地看著貧下中農如何改變精神面貌，擺正當家作主的樣子來。”（4月7日日記）

分團劉團長講話提及存在的一些問題：“1.運動的發展很不平衡，大隊與大隊之間，小隊之間懸殊很大。有的隊摸了很多情況，有的隊什麼情況沒有。a.可能是客觀實際，沒問題。b.也可能由於工作不對頭，摸不到，果如此，群眾長期寄託希望於我，而我們沒做好，就不好了。我們的標準是：把客觀存在的問題搞出來。2.工作中有急、趕、粗現象，如貧協的成立，‘一粗出百愁’。3.工作隊要求不嚴，不商量，不研究，不團結，不尊重。”（4月14日工作筆記）

“任務能不能完成，誰也不敢談這個問題。”“我有這樣的預感——不知一個什麼樣的下場！”“老丁說我對8隊存在的問題分析的不具體，後來我問老侯，他看8隊有什麼問題，他說：該做的做了，該講的講了，就這樣做吧！天啊！我該怎麼辦？”“老沈叫把小隊長丟開，老侯先說不必，這是15號的事，16號上午，他變了，也不商量，就和群眾宣佈丟開他，叫我去通知只要他管好山藥坑。不分析，主意不定，又管又不管，這可是個難事！”（4月16日日記）

“今天成立了大隊貧協。誰擔任主席，這事搞了好幾天，適合的孟俊德推年老多病，不肯擔任，誰也說服不了他。結果今天改這個，明天又改那個。弄成了個大難題，結果，由老丁把他說服了。這說明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老丁能說服他？有些人從這裡還得不到啟發，也真奇怪。今天，我也受了個教訓；我給張召娥準備的講稿，她沒用，她說，只能去說三五句。我不理解，認為不夠說明問題，教了半天。現在我明白了，對農民，就只能那樣，‘只能在她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點’，一點也不能多。事實證明她就那麼得體地說了三五句，這是我不理解群眾，也不相信群眾。”（4月17日日記）

4月25日至28日整訓四天，母親沒有寫日記，但是有工作筆記。四清分團領導、地委領導除了傳達中央指示、地委指示，就是大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23條為武器”，還有清政治、清經濟等部署等。這些都沒有西太子井大隊三位領導——侯（工作隊隊長）、丁（達明、副指導員）、張（先遣隊隊長）的發言吸引。看了丁的發言，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是意料之中。感到意外，是他大作檢討，而且坦率說出一些實際問題；感到是意料之中，是因為完全沒有脫離母親之前那些筆記的“鋪墊”（指出的問題），走到這一步，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下面是丁的發言摘要：“前一段侯、丁、張負責。未當好侯助手。1.主動找侯談問題少；在會議上與侯談少；懶動腦筋，出主意少。後來看侯工作困難，自己未幫好忙。積極想辦法、幫領導不夠。一是有依賴思想。一是工作責任心不強。某些問題上做過努力，但千方百計不夠。”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有“三少”，沒有做好侯的助手，沒有千方百計幫忙。

“2.本身任務。工作隊建設，理解。a主席著作學習和b活思想，未好好抓，未盡到責任，未檢查督促。曾想開講用會，到最近要選積極分子才開了。也就是說，這一段，未完成自己任務。知道同志們工作有困難，找我就談，未主動找，特別未組織生活會，開展批評自我批評。為什麼未抓，可以說是怕困難，好像很困難，很麻煩。思想問題也類似，還怕影響團結，還是‘我’字當頭，未把任務擺在前面。也說明沒有主動性，只想到自己是第2隊的人，說是大隊的負責人，思想掛不上鉤，不像一個領導人，總之是不對的。只有三同，第2隊工作做了一些，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沒抓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沒抓好活思想，沒主動幫助同志們解決工作中的問題，主要是“怕”。不過“三同”還是做了些工作，對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3. 精神狀態。新兵老兵的概念，到這裡建立起來了。因這裡講的特別厲害，無數次的，老侯也幾次談過，文化部來的什麼都不懂，概念更牢固了。因此，更謙虛些，多聽些，少說些。想著，老兵也是一種力量？耙地保墒都不懂怎麼搞四清。也想過，不懂這個是否就不能搞四清？23條上說過，懂政策，走群眾路線是否更重要？聽多了膽怯。總之，這裡非常強調這一點，對不對，我不管，新兵就該學習，請教。”

這一段與其說是檢討，不如說是道出一個事實，還有怨氣——宗派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新兵老兵”的概念，母親他們屬於文化部來人，被斥“什麼都不懂”，導致他們畏首畏尾。丁在發言中嘲笑自己“可憐可笑”。

“大隊的做法對不對？不對，是顯著的。大隊工作沒人抓，建議過，因這是關鍵，大隊工作該在第1位，否則不是正確的，不管現在和今後，但未堅持，未鬥爭，雖和侯劉說過。為什麼，無絕對把握……不能只有自以為是一面，沒有自以為非的一面。就是這種種思想，工作未做好，對不起同志們，幫助不夠（老兵幫不上，新兵和自己一樣，幫什麼？）這種精神狀態，叫做什麼？不革命，革命性不夠，鬥爭性、責任心不強，怕困難？！有時也苦悶，使不上勁，有時，開會了，勁上來，說了幾句，老侯又說幾句，會開完了，大家又糊塗了。”

這一段暴露了四清幹部中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之間的矛盾，丁曾經對大隊工作提建議，但沒堅持，因為沒把握自己對不對。丁和侯意見相左，一前一後發言之後，下面的同志無所適從，不知道該聽誰的。看到這裡也很同情丁，這場運動，試問誰又能有把握呢？

“使不上勁，考慮是新兵，又怕影響團結。來時，組織上交待，一定要搞好團結，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也有同志有意見，說關心文化部同志，不關心臨西。有人專造我謠，說我講23條有創造性，老百姓都躺下來了，我就嚇他們起來，嚇得一身汗，他們背。死教條，對臨西同志不關懷，發動群眾發動不起來，貧協會員只發動了一家三口——段姓的人。我向劉團長反應，有意見正式向組織上反映，又去西牛峪宣傳文化部同志都怕我，不敢和我接近。我向團政委正式說，今後正式向組織反映，有意見可檢查批評。”丁覺得“很窩囊”。

這一段反映的問題更明顯，北京來人和地方幹部的矛盾似乎由來已久，在北京、沒下來之前已經被千叮萬囑，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一旦出了問題，就有人無中生有，背後亂說。以致丁要在會議上正式向領導提出造謠問題。

老劉（分團長？）和副政委的發言也很有意思。

老劉：“1.覺得老丁有水準，但口頭老兵、新兵，不必要。2.文化部其他同志，帶著2個任務，幹勁很大。3.大隊被動，小隊還不至於……明明有分工，卻誰也見事論事，不負責任，老丁，水準高，不該老兵新兵，沒有主動，幹勁不大。我認為主席思想舉的不高，西太問題，主要在大隊。責任，主席思想不高，23條舉得不明朗。弄一天是一天，等後方來人。把文化部同志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是關鍵問題。”

這一段批評丁不該把“老兵新兵”掛在嘴邊上，一邊表揚他水準高，一邊又說他消極怠工，還不如小隊的同志們，沒有毛澤東思想掛帥。

副政委：“1.新兵和老兵問題，各有特長，老兵有其優點，有經驗，也有不足之處。四清是逐漸發展提高的，高標準，路正……老戰場的框框不一定能用，老兵帶老框框就不好。該照指示辦，如仍按老戰場，也有帶新兵任務。從新兵來說，幹勁大，特別在三同方面，聯繫群眾，不足之處是坐機關，不熟悉農村，某些地方有為難情緒。老帶新，新學老，老不能自滿。2.以後對領導人不能背後亂講。3.其他同志們的意見，請大隊黨支部分析研究，將來有機會，再開會。大運中不會不死人，但如何接受教訓，按23條辦，不叫死人。”

這一段還算比較客觀，不要說文化部同志們是坐機關的，不熟悉農村情況，就算是老侯，他也是剛剛從部隊轉業，沒有地方工作經驗啊。（4月27日工作筆記）

“（分團長報告）老戰場有新前進”，“千百萬工農兵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時代開始了”，“四清開始，就是整黨開始。從整黨入手，一定更要上好黨課。黨員要在黨內洗澡，黨支書先洗。”（4月28日工作筆記）

“整整十天未記日記，損失太大了。這十天，變化很大。老侯走了，去搞社直。分團長去邢臺開了五天會，回來後他們開了兩天會，跟著我們整訓四天，昨天才結束，這10天就過去了。開了一次毛著學習講用會，說是學得好的要上縣去，我、小張、小賈給選上了。其實，我沒有上縣講用會的興趣。我說8隊目前只我一人，走不開。老丁說，沒有你就不工作？我一想也對，沒有我，月亮還是有圓有缺，人一樣吃飯，女人還是生孩子。為什麼那樣化不開？！但是我還是沒興趣，可我又是一個黨員，不能不負責任，只好又把講稿修一修，抄了抄，乾乾淨淨的送給老丁。這一次有收穫，老丁說，老張，你說的是解決本隊的特殊矛盾，講著就沒有了。而且說的例子，都是四不清幹部，會使人誤會我們只是依靠他們。我一聽，果然不錯，老丁說我問題擺得多，都沒說透，這真是一針見血。我接受了，花了夜晚的睡眠時間，重新大改了一下。”（4月29日日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3陳總講話

         至此用12篇介紹了父親吳荻舟的四清經歷，朋友們讀了反應很熱烈。有在美國的學者正在研究四清運動，肯定資料的珍貴和及時；有發小直言：“從家史學歷史，好！”有老家在四川農村的朋友告訴我當時的情形：“四清時我已經14、5歲了，那時很天真無邪，但作為老百姓沒有多少感覺。幹活我是一把好手，不過那時主要時間在縣一中上學了，只有週末和寒暑假回家掙點工分。有稀飯吃，很少能吃上一頓乾飯和肉。”並評價我的父親“是個很善良、很有責任心的幹部，令人敬仰。”還有長期在體制內的朋友說：“他（指我父親）那時也陷入小人奸人包圍圈？我總以為那時是個別或少數，現在才成為圈”，還說：“老一代人，還有我們的大半生，思想是在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中沉浸的，喜怒哀樂都在其中。我是15歲在大山裡伐木幾個月沒有外部資訊人煙時，第一次向自己發問，所有這些思想情感都是我自己的嗎？”

朋友們的回饋令我很感慨。無論大家是學術研究需要還是理解和反思父輩的心路歷程，甚或有人說“現在誰還對這些事感興趣”，對我都是鼓勵。瞭解那段歷史，瞭解各種想法，幫助我理解了現在。

父親的四清結束（1965年5月）半年之後，母親張佩華也赴邢臺四清。她留下一本日記，始於1965年11月11日，止於1967年4月21日。其中包括65年年終總結、四清、以及回京開始文化大革命等內容，彌足珍貴。 她1966年2月17日到邢臺四清，6月29日回京，寫了50餘篇四清工作筆記和45篇四清日記。

去邢臺前夕，1966年2月4日她記錄了聽傳達陳總（陳毅）講話精神。父親向她傳授了自己的四清經驗，提醒她注意這場運動情況十分複雜，告訴她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做好群眾的發動工作（她在四清期間十分執著這兩點）；陳毅的講話則給了她宏觀的國際大背景，“搞好中國革命就是支援世界革命”，反修防修、搞好社教（四清運動），意義重大，不由得她不緊張。

下面就是她記錄的陳毅講話精神。

• 目前形勢特點

1．正經歷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腐朽力量瘋狂垂死掙扎，反動派在激烈分化。現為多事之

秋。左中右都在變化，將改組，各派力量都有大變化。

革命形勢好，廣大人民要革命，要深入，就是大好事。因為是發展，革命的運動變化，是個試金石。要革命一定流血，一定有反復，一定有失敗與成功。否則，太輕而易舉了。革命的發展，可以使一潭死水變活水，就怕是死水。解決矛盾的辦法，就要鬥爭。

形勢大好，是從戰略上說的，從戰術上說，就得重視，爭奪中有反復。

舊的秩序不破，新的秩序不能建立。

怕鬥爭，否認鬥爭，就不是唯物主義的。

有的地方，出現逆流，右派佔優勢。但逆流一過，大風暴就來了，這是大革命的序幕展開。逆流也不奇怪，看不到逆流，會產生盲目樂觀。看到逆流，也不要驚慌失措。逆流永遠不會擋住主流（世界革命）。有人認為逆流就是低潮，有人覺得我們該和談了，進聯合國了，與美蘇軟一點了。這是懼美、恐蘇的表現，這是對當前形勢信心不足。主張妥協，不要三個高舉了。有人主張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不主張支援世界革命。

目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是北京，我們要有信心，面臨當前情況，我們要冷靜的觀察，細緻的分析，認真的做好調研，對形勢分析，不要單從數字看，如元旦至今，四個國家政變，兩個與我斷了關係，這是逆流。但反美大風暴正在風起。美、修日子不好過，我們的日子好的很。

戴高樂第二次當選後，反美調子也較高，做出高姿態，以免被美拖下水，一起死亡；英國有三個前途：獨立、成為美一州、離美，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聯法、西德（但也有不少困難）。日子不好過，工黨正鬥爭中。日本，由美武裝，美要佐藤派兵去南越參戰，日本不肯，但做東北亞盟主則有興趣，走狗也不是容易指揮的。並且，目前日人民已遠非20年前的日本人民與軍隊。西德也被武裝了，對隨美反蘇統一德國，搞核武器，與美一致，是親美的。表現受美控制，馴服。以上一連串看出，帝與帝之間矛盾尖銳，控制反控制，不是運用自如的。說明帝國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無法調和，矛盾並將發展，趨向進一步分裂。

當前他們的矛盾焦點是美侵越戰爭問題。美花了大力，也不能解決。美國務卿拉斯克到處奔走，認為我國是他們全球戰略的主要障礙，所以要對付我們，這是幾十年來沒有過的事，說明中國才是真正革命的，而蘇修成了起“革命消防隊”的作用。

世界人民是嚮往中國的，世界風暴在興起。美要把戰爭加在我頭上，各國統治之間有矛盾，美也沒放棄“解放”東歐，與蘇仍有矛盾。

當前形勢是波浪式的前進，此起彼伏。美日子不好過。他的僕從國家三類：

1.美日子好過，僕從國家服從，搞點美元。

2.美日子不好過，僕從國家到處活動，幫助美國。

3.美不行了，僕從國家就要跳出離開，離美反美。

所以我對當前形勢要看得准，看到主流，不要只看現象，即美與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有矛盾，無法解決。美與蘇修關係，這是研究形勢的重點。

 

二）對美帝分析

1.美帝在越南一定要失敗，目前搞和談，實為擴大戰爭做準備（準備大致半年）。和談陰謀。

a.到處挑撥中越關係.

b.搞和談陰謀，蘇修幫忙。

c.美對我包圍

我才要立足於打字上。

 

2.美國內革命，推翻現政府，或人民憤怒的火燒死統治階級。

毛主席說美人民開始反對本國政府，意義深遠。也是美歷史上的第1次。

六件事是美歷史上沒有過的。

a.幾個人自焚抗議

b.飛機上撒傳單，這不是一二個人幹的

c.停電

d.黑人鬥爭——發展到武裝鬥爭

e.大罷工、大罷課席捲全國，人多、持久、面廣是歷史上沒有過的

f.出國軍人罷戰，國內人民要兒子丈夫

第一次大戰570億橫財，第二次，1170億。

3. 美帝與其同盟者的矛盾，現在是“樹倒猢猻散”，面臨分裂。美共是修的，但真正革命者大有人在，說明美帝坐在火山上，有後顧之憂。

三）對蘇修的分析

1.土改不徹底

2.社會主義改造不徹底，沒抓政治，階級鬥爭。蘇當時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多，沒注意用解決思想的辦法。

3.出現帝國主義的顛覆，匈牙利事件在蘇出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印尼

統戰20年，現在唱雙簧。大革命的序幕展開了，階級鬥爭的蓋子揭開了，武裝鬥爭在開展中。由於印尼事件發生的較突然，20年的和平環境，對印尼黨和人民來說的確是大轉彎。說明和平時期的黨轉化要有一個過程，是艱苦的。我們應該相信他們會勝利的。

對中間派的認識：他們在革命初期能起作用，但反動派一壓，和困難時就會動搖，甚至投降。

五）中間地帶問題

如柬、馬、坦等，對我表示友好。馬里除不願自力更生土改外，外交上接近我。他們對我們好，我們要多做工作。但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做工作要心中有數。我們不能降低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水準。

那些中間國家，如阿富汗等他們是不願把中國這塊王牌丟下的。

總之民族主義者對我是好的，就多做工作。不好的，就要耐心等待。我們搞統一戰線的目的是通過上層支援左派，團結廣大人民。

孤立是光榮的孤立，不怕，是多數。

全世界接受毛澤東思想也要有過程，阿爾巴尼亞學得好。任何地方，只要結合的好，威力無窮。

我們的兩手：

1. 打，一起來，我們都歡迎。
2. 準備光榮的孤立、印尼、古斷交，大家要有思想準備。敵人都來，關係都斷，剩我一家，仍

要革命——這16個字就是我的態度。

一定要高舉三個紅旗，不能減低反修水準。我是世界革命動力，對打擊美帝起帶頭作用。

要關心形勢，形勢就是政治。進行形勢教育就是最大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備戰。

因此說：66年是美更瘋狂的一年，

66年是中國大勝利的一年。

為大戰，備戰，備荒，為人民而努力。

66年是蘇威信大大下降的一年。

六）學習主席著作六理由

語錄中一段，列入四篇哲學中，P174

七）國內形勢問題

大學毛著

一定要活學活用，用主席思想找規律，一定能勝利。現在正在解決勞動人民掌握知識和哲學，這是空前的，是大變化。所以說人類已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人不學習就要遲鈍，不學習主席思想不能完成革命任務。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馬列主義最高峰。

一些領導學不好，主要是工作與學習安排不好，只抓一頭，擠掉另一頭。被擠的又往往是學習。這些都是輕視學習政治的一種表現，壞的表現。領導不能只搞單項，要多搞幾項，也只有學習，忙，只能擠工作，不能擠學習。

學習主要擠、鑽，狠抓用。

社教。在農村要依靠貧下中農，團結95%農民（包括地富子女）。搞社教是挖封、修的根子，是重新教育人，是反修防修的根本辦法。蘇人民將爆發第二次革命。

社教與備戰。無債，工農業建設好，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藏糧於民”是重要的，有最大的戰略意義。解釋農民要保國保家，也是民強國富，打起來意義不同。

在民族主義國家中，是資產階級當政，我助過現又反對我，我也不吃虧。他們與我本來不是一個階級，只要他反帝，我就支持，對我不好，也是必然的。我們和他們，革命歸革命，外交歸外交，要有兩手準備。

以上就是陳毅的講話精神，反映了當年中共高層對國內外形勢的基本看法。通過層層傳達，把這種看法灌輸到接收資訊和認識水準都有很大局限性的基層幹部，絕大多數人都深信不疑吧。

母親就曾寫過一篇四清日記：“62年以後沒有大的運動，我對過去的大運動未經歷過，也認識不足。這一次得好好抓緊機會，不但在這次運動中要能努力提高自己，有可能對過去的運動也聯繫起來，系統的認識我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反應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我要非常有意識地看著貧下中農如何改變精神面貌，擺正當家做主的樣子來。”

（在網上能找到的最接近母親當時場景的圖片。《邢臺縣誌》雲：太子井村，“世傳趙襄子為太子時，獵於此，掘井得水。” 趙襄子是晉國正卿趙簡子的太子，封地在邢。太子井村民散居在河灘兩旁，“太子井”就在河灘的一塊平地處，一千多年來一直作為村中的水源。1963年上游發洪水，將水井淤沒。後來又把太子井清理出來，現在仍可見到青石井臺，條石井幫，水面深達十幾米。）

        看了母親的四清記錄，推翻我以前對邢臺“窮山惡水”的印象，比如母親在3月19日參觀的漿水公社永門大隊，有男女勞力200多個，41道溝，15個自然村，13個生產隊，300多畝耕地，可澆地200多畝，能保產的有60多畝。林業產栗子、核桃、柿子、橡子，副業有割荊條，藥材等。80%社員有存款。這裡也曾是抗日根據地，有過抗大分校，群眾覺悟高，1942年就組織起互助組，43年搞合作社，是邢臺第一個高級合作社[1]。

又比如母親四清所在的西太子井大隊，位於公社所在地（現在邢臺縣太子井鄉政府所在地），在當時來說物質條件也不錯。去合作社買煤油的時候，母親看到“物品齊全”，藕粉、瓶裝醬油，什麼都有。母親買了一雙布鞋，一個暖水瓶，母親對女同事說：“少跑少買為妙”，看到這裡，我不禁莞爾，果然女性對購物的熱情是不分年代的。

不過，我也記得母親對我們講過那裡有多閉塞，群眾對山外的事知之不多，“有位老人家甚至問：‘日本投降了沒有？’”

[1] 1943年搞合作社：我無法確認是不是母親的手誤，那麼早就組織起互助組和合作社是十分超前的。根據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政策與實踐》，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是“互助組階段。合作社數量很少，1950年只有1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初級社18個，高級社1個。1951年底發展到130個，其中初級社129個，高級社1個。互助組實行以工換工、等價交換、集體勞動，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仍歸互助組成員私有，分散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