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結

        通讀四清日記，是我第一次有機會通過父親吳荻舟的日記全面瞭解父親的為人行事，瞭解真實的中國農村情況，瞭解他在大環境時“左”時“右”的情況下能怎麼做。通讀完父親逾10萬字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的感覺是，當時農村大面積困苦，積累了怨氣。而各級幹部中“不作為”和“自保”漸漸變成“生存之道”。父親在南京休整期間寫過這樣一句話：“我覺得，今天不管有沒有，還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好。看到農村這樣困難，思想上無動於衷的人，那是不能理解的”（5月24日），深刻揭示了事情的兩面——困難和無動於衷的存在。

一開始來勢洶洶，大張旗鼓，最後虎頭蛇尾，匆匆收場，一時要“階級鬥爭”，一時要政策放鬆，在寧“左”勿右，動輒得咎的困境中，父親抱持“種實驗田”、改造思想的明確目的，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中和當地老鄉“同勞動”，自己洗衣服補襪子，徒步幾里路到鎮上才能洗澡、寄信，對此毫無怨言。更重要的是，他不以唯我獨“左”的面目去害人，也沒有在壓力下失去生活的熱情和前行的勇氣，真心實意扶持農民群眾。想群眾所想，實事求是，嚴控鬥爭不過火，解決東西隊歷史遺留大難題——開溝過水，辦起耕讀小學，留下一個有朝氣的新班子。

正因為此，他受到群眾愛戴。也幸虧他有這樣一顆純粹的心，還有詩情畫意、總算有驚無險結束了四清工作。

（圖一：網路上有很多四清老照片，這樣把人五花大綁的事並未發生在西隊。）

下面是父親的四清小結和自我鑒定草稿：

（一）本人小結

我參加句容縣城東公社大澗子大隊大澗子西隊生產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自進村到離村，整整五個月，基本上完成了黨交給我的任務。群眾起來了，幹部的“四不清”問題見底了，幹部參加集體勞動了，發展了黨團員，領導核心建立了，地富分子制服了，生產搞上去了。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與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與組內六位同事、廣大的貧下中農和群眾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沒有搞過社教工作，毫無經驗，自進村到離村，我抱定一條：笨人多做事，和緊緊抓住1以階級鬥爭為綱（抓住兩綱，比抓住以…為綱，更能反映運動的特點。當時只考慮進村之初，還只提以階級…為綱），放手發動群眾；2全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3從實際出發踏踏實實去做，三條法寶。成績是這樣取得的，這也是我最寶貴的經驗。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對主席關於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英明論斷，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性質，特點和運動的必要與必勝，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社教工作的取得勝利。使我更堅定地認識到我們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進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階級覺悟，堅定了階級立場，明確了階級觀點，克服了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一些非馬列主義的、非毛澤東思想的、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以下是我在每一段工作中較突出的一些體會、經驗、教訓。

一．通過具體鬥爭來發動群眾

進村時，只有四位貧農敢和我們接近，偷偷地告訴我們一些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一般群眾都說“我們隊裡的幹部（主要是隊長）好，農活精，不罵人。”但，又為什麼有人說他是“笑面虎”呢？我們村裡村外摸了一下，也翻了翻有關他的檔案，肯定他有問題。但，問題有多大，性質又如何，沒有更多的材料，就難斷定了。

我們紮根串聯（*紮根串連在23條不提了，但這裡指的是小四清時發動群眾工作，當時是按20條辦事，故仍提），訪貧問苦，完整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繼續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並決定抓住當眾核查當年糧、錢、工、物這幾個戰役，來發動群眾，把他的四不清問題，提高到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來批判，並要他當眾交代問題。一共是三個戰役，笑面虎的皮被撕下了，到第三戰役核對錢賬時，群眾吼起來了，當場揭露了68條，發言的人，增加到十八、九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從第一個核查工分的戰役到第三個核查錢賬，只有十多天，但是貧下中農和其他群眾的積極分子，一個戰役比一個戰役多起來。到當年分配結束時，群眾面對面提意見，也沒有什麼顧慮了。群眾初步發動了，革命的聲勢初步出現了。

二．從實際出發決定工作特點

大澗子西隊，全隊29戶（一戶中途遷回來）68個成年人，56個小孩，，具體的階級結構是：貧農17戶，48人（只計大人，下同）中農2戶，2人，地富分子10戶13人（2人在押），地富子女及家屬（貧農成分）11人。這樣的階級結構，地富子女及家屬佔全隊人口的六分之一，加上子女的子女12人，變佔全隊人口124（包括小孩）的四分之一。這些人如果站在地富分子那邊，變成了84比40，佔全隊人口三分之一了。因此，地富子女及地富家屬，成為我和敵人必爭的對象了。

我們抓住這個特點，決定了我們工作中的特點，把對地富子女和地富家屬的政策教育，前途教育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初讓他們單獨組織一個小組，進行教育，後來為了更好地影響他們，讓他們和貧下中農青年一起活動。結果很好，在對敵鬥爭中，大多數的地富子女和家屬，都敢站在貧下中農一邊，子揭父，孫揭祖，揭發了不少地富的罪行。

三．抓住疑點窮追，揭開了階級鬥爭形勢

大澗子西隊看起來是平靜的，群眾說‘本隊地富雖多，但，死的死，老的老，女的多，男的少。’似乎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但，摸下去，事實並不如此，仍然有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

我們進村不久，群眾就告訴我們三年前隊的牛被盜了，估計和兩年前越獄逃跑的反動富農王國洪有關也可能和隊長王正和有關。只要把王國洪抓回來，八不離十，案子可以破。疑點是王國洪是盜牛犯，隊裡的牛被盜後，王正和派他去找，他不但沒找，還在外村打了一夜麻將。群眾一致要我們把王國洪抓回來。

我們抓住這疑點不放，在群眾起來後，我們抓住逃犯王國洪的兒子曾私刻公章替父親送牛的錯誤，從他的口裡擠出了逃犯的去向，並根據這個線索把王犯抓回來了。群眾反映，當王國洪被抓回來的消息傳進村後，有三個人感到不安。即隊長王正和，糧食保管員芷聖榮，和送走逃犯的隊委陳發富。為什麼他們要不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

當隊長參加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洗手洗澡時，我們在隊裡一面發動群眾剪辮子，一面加緊審訊王國洪，一面發動給幹部提意見，造成了三面圍攻的壓力。終於把盜牛案給破了。王正和交待了，被騙取空白證，方便了王國洪盜賣本隊的耕牛，分到了贓款，並與芷聖榮王國洪訂立偷牛的攻守同盟，交代了與王國洪搞政治雙保險，和其他重大的‘四不清’問題。

原來反動富農分子王國洪，利用小恩小惠，吃吃喝喝，拉倒了隊長王正和，做了他們的保護人。自此對地富的勞動改造監督放鬆了，對他們的投機倒把不聞不問了，對他們的盜賣耕牛分贓包庇了，以致搞攻守同盟，搞政治雙保險。要不是王國洪因盜別村的牛被捕，這個生產隊還不知道要和平演變成什麼樣子。

這些事實揭出後，不但群眾吃驚，我們也吃驚。

四．四清核實定案中的調研工作

雖然整個運動離不開調查研究工作，但，集中表現了它的重要性，是在四清的核實定案中。為了使幹部對退賠定案口服心服，除根據黨的政策，做到“三對口”，“三允許”，一筆筆和群眾、幹部來核實外，還要展開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往往因為幾毛錢，或一點疑點，要跑很遠的地方去找正人，寫旁證。有了旁證，有了材料，還要反復分析和研究，才能把問題的性質、數量等核定下來。

這段工作，不但教育了我們重視調查研究，也是我覺得這工作很有味道。

五．對敵鬥爭中的一個大教訓

對敵鬥爭貫徹了23條的“給出路”，分化孤立最壞的人的政策和戰術，進行得十分順利，但，由於我們的政策教育工作，沒有細緻深入到每一個人，就出了毛病。

一個平時不愛參加開會的貧農，平時受富農分子王國孝的剝削和辱駡，在評審會上打了他。這是一個教訓。

六．黨的方針政策要完整地宣傳

我們進村後，就大力展開黨的方針政策的全面的、完整的宣傳，逐句逐條地宣講20條及後來的23條，這在最後的幹部選舉和黨員登記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王正和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只因他及時交待了問題，下了決心改過，和退賠較比，並積極參加了集體勞動，所以民主選舉辯論候選人名單時，大家說他交待了，退賠了，決心不再犯錯誤了，按政策是可以同意他當隊長的，還可以同意他黨員登記的。並從寬做了嚴重警告的黨內處分。

這是黨的政策兌現。說明貧下中農和廣大群眾，真正體會了黨的、對幹部的寬大的政策。

以上是我運動中主要的經驗和教訓，至於工作許多缺點，這裡就不提了。

（二）自我鑒定

優點：

一．      基本能做到三同的要求；

二．      運動中能站穩階級立場，堅持黨的原則，和壞人壞事作鬥爭；

三．      運動中能用階級觀點看問題，分析問題；

四．      革命幹勁始終飽滿；

五．      有時能和同志、群眾商量，尊重同志、群眾的意見。

缺點：

一．      工作還不夠深入細緻；

二．      對青年同志的幫助不夠，尤其學習毛選，沒有一進村就把制度建立起來；

三．      工作上還有包辦代替，組裡有勞逸不均的現象；

四．      不善於利用民主集中制，使青年同志主動發言的辦法少；

五．      對群眾的思想工作，抓住了重點，忽視了普遍。

小四清時：1扣工分時緊了一些，核實定案時，雖然反退了800多工分，現在會計芷聖余還有意見。2錢賬也錯退賠了一些，比如會計現金帳上把5.5元計成55元，錯要會計退賠了49.5元，在核實定案時，青年同志還不大願意改正，這與23條有什麼偏向糾正什麼偏向的實事求是精神不符。我是堅持糾正，反退了49.5元。3幹部退賠的糧也算多了，不該退賠的也退賠了，而且數字很大，相差數百斤，這次核實定案，也糾正了。還有4幹部的什麼也扣多了，這些都是受到四、五、六的影響。我讀了23條時，就覺得有糾正的必要。同時，當時對幹部只壓，思想工作做得很不夠，政策沒有全面向幹部宣講，幹部後來反映說，當時真不知怎麼好，只是害怕，覺得沒有前途，這說明，當時的政策教育沒有真正落實到人。尤其是地方有這框框，怕右的規定所引起的，我們有偏高好過於偏低的做法，引起了幹部怕，沒有前途的情緒和思想顧慮，這些都是工作的缺點，沒有100%按中央政策辦事的地方。（完）

（圖二：很多地方的四清非常慘烈，批鬥“四不清幹部”時要四類分子陪鬥更是家常便飯。不過我在父親的日記裡沒有看到這種描述。）

那個年代的人對毛澤東、對黨沒有懷疑，頂多懷疑個別領導“是不是錯了？”頂多從工作層面上考慮：上面忽左忽右，下面怎麼開展工作？父親盡力“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的努力，客觀上減輕了四清對西隊帶來的“副作用”。大環境步步陷阱，個人的努力到底能怎麼樣？我認為最終是考驗人性。他那次和工作組同志們談心時說：“（做工作）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做到了，在晚年回顧時，他能說“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並非易事。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 寧“左”勿右

    從1964年10月21日離京，到1965年4月，父親吳荻舟在江蘇句容四清已經五個多月。四清運動到了“核實定案”階段，父親說，工作量大，複雜，要求細緻，政策性很高，“要筆筆過堂、人人過堂”確定性質，除了保證時間和數量，還要情節符合。做大量調研工作，耐心核對，和不要有畏難情緒。不僅是工作隊內部反復核對，分析，還要與本人核對，聽取他們的意見，要在積極分子中反復核對，最後工作組、群眾和四清物件三對頭，再報隊部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討論，取得最後的定案。

（圖一：核實定案注意事項。）

4月1日下午，父親到鈐塘參觀鬥爭右派分子趙文才。他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

這是一個“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到過許多地方，也到廣東、貴州、昆明，還到過緬甸。做過西南運輸公司的汽車站長，文教館館長，新中國服務社的經理”。

“他在千方百計混進鈐塘後，在小學裡教書，一貫和黨和政府唱對臺戲，我們有什麼運動，他就搞一個破壞的活動”，“58-59（年）鈐塘上路一帶搞第一個大社，他就在60（年）左右搞起第一個鬧分社的破壞活動，他拉攏了所有的幹部，並有計劃地籍透支30元買了一張新床（他原已透支）挑起上路隊的不滿，掀起上路鈐塘間的矛盾，在群眾中挑撥，結果是雙方叫打，上路大隊的全體男社員，像南方的械鬥一樣沖到鈐塘搬東西，牽牛……鬧到縣委、公安局都解決不下來。62年蔣幫叫囂所謂反攻時，他在群眾幹部（中）製造了許多謠言，說8月中秋一定到了，又說主席已經同意蔣光頭當副主席……當過了8月中秋，群眾問他為什麼蔣幫不來，他說，我們把民兵安排在前沿上，蔣幫不忍，不打了。群眾信以為真。”

“（四清）運動未開始，他又在村裡造成對工作隊的包圍圈。經過三個月的工作，孤立了他，連他的家人也不靠近他了，他說，這次我真正孤立了，連家裡人也不理我了。”

父親記錄了鈐塘的做法：“訓練積極分子，由小到大，逐圈逐圈開鬥爭會，經過三四次才大隊鬥。每次訓練後，每個發言人進行單獨的幫助，替他們補充提高發言內容。開會的主席掌握全場發動發言，也有一套，先佈置幾個（七個）發言重心，把發言群眾分佈在適當的位置然後一個個重心提出來讓大家揭露。每個重心，都有五六人發言，而且每個重心都配合幾個口號。每個發言都有事實和思想批判，分析得很有條理。最後，主席還總結了幾句，並指出，還有人沒來得及發言，要大家到貧協來揭。最後由張正通知宣讀法院對趙的判決，由右派改判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勞動三年。”

父親問在場兩位工作組組長忙不忙：“他們說，沒有什麼事做了。我說，不是有大量的群眾思想工作嗎？他們說，那做得了多少，運動總是要有底的。再有十八九天他們就離村了。據說他們要到蘇杭走一趟。”

看來，老“運動員”們不像父親那樣在意群眾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不過組織批判趙文才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父親寫到：“我這天看到朱不像以前那樣對我熱情，王也不那麼有話說。這還不是由於上次的會的結果嗎？我是心裡明白的。”（4月1日）

“上次會”，應該是指1個月之前、集訓時父親被批“右傾”後，3月1日在父親所在西隊召開的會議。主持會議者明確說，別人不要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吳荻舟的。不過父親說，大家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領導根據不實小報告批評父親，是有人出於不服、嫉妒或者純粹是小人之心添油加醋向上告狀。我看到一個例子：父親和農村的青年們閒聊，談起飛機——父親見多識廣，自然有很多見聞是青年們喜歡的，青年們要求父親天天和他們聊天。於是就有人告狀，說父親向青年們“炫耀自己”，要讓人家知道他是“大幹部”，不甘屈就小組長。看到這些，我也只能陪父親苦笑了。

4月2日，到隊部聽完傳達後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回村，到吳凡吾負責的東隊村口站下來，兩人談了10分鐘。吳凡吾說：“不是我告你的狀，你不要追誰告狀。”父親說：“我不管誰告狀，我也不去追。我只是說，不能偏聽偏信，照這樣下去，將來我的這次下來工作要來一個什麼樣的被鑒定呢？還不是一塌糊塗嗎？我的工作，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做呢？是不是全組的人都要離開我呢？是不是完全錯了呢？我向黨的事業負責，工作我盡力做好它，但，這樣，我是多做多‘錯’，的確有點受不了。”

雖說感覺委屈，父親絲毫沒有懈怠。那天他兩次和吳凡吾討論東西兩隊在開溝過水這件事上的分歧怎麼解決，這件事已經從去年底拖到現在。

期間父親一再強調：“應站得高點，看哪個解決方法最合理，就應促成，不是完全旁觀”，“我們工作組，應有一個底。一個統一的看法。”他還說：“問題就在於遷就群眾的本位的、落後的思想，不去領導群眾從兩隊一盤棋的思想出發，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好處。從也要讓別人過得去的態度出發考慮問題，什麼困難也沒有了。”

晚上開會給會計芷聖余和副隊長笪發珠“過堂”，到十點才完。父親在日記裡感慨：“真是一天無休無止地工作、會議呀！”（4月2日）

4月6日，王正和過堂也通過了。積極分子們認為，與其將來工作隊走了這些人起來翻案、埋怨，不如趁現在搞清楚，他們聽父親講解“雙十條”和“23條”有關政策，隨即把它們應用到實際中，管這叫“對照一下政策”。（4月6日）

過堂通過還不算完，還要一級一級核實定案。西隊開會定案的時候，“有人提出偏激意見，誰也不好說話。”父親也有顧慮：“如果按照目前分團的從寬精神，她可能去反映我右了。按照鈐塘的經濟處理意見，又怕隊部通不過。昨天王楚良同志到我們這裡來，在小澗子相遇，談了一下，他說張正已放棄再管我們幾個隊的工作了。”“張說‘幾個隊的大勢已去。’唉，我夾在中間，怎麼辦呢？最後我想了一個辦法，我冒著大雨，到住家去拿到分團轉發來的經濟處理的一些具體政策（草案、試行）交給張蘭英，然後一條條對照著解決，我則適當地參照鈐塘的意見發表我的意見，爭取適當的、更合乎‘23條’‘經濟退賠，不能馬虎，但要合情合理’的精神。”（4月7日）

我第一次看到“寧‘左’勿右”的說法出現在父親的日記裡。事情是這樣的。

4月8日，父親重新看了一下核實定案，覺得其中有兩三條寬了一些，和性質有些問題。他對照了一下政策，和老張等人商量，問他們意見如何，老張同意父親的意見。這時父親說了一句：“寧‘左’勿右”，老張會心地笑了一下。父親寫道，老張在上次黨小組會上反映，張英蘭告訴他，她處理問題是“寧左勿右”。張英蘭是北京一位中專醫科生，她又是從哪裡傳染上“寧左勿右”呢？

不過根據我已經整理的父親從四清到文革時期的遺文，他並沒有真的實踐“寧左勿右”，所以我相信，在這裡他說這句話，有點無奈，也是調侃一些人的做法。

有一件事讓我看到父親如何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是“寧左勿右”。

“老張和青年同志……不大願意糾正過去在當年四清時的一些已經錯了的問題。比如會計錯記了帳目，把5.5元記成55元。當年四清要他退賠了49.5元，後來會計承認記錯的責任，但說我沒有拿這錢。我要張甲生核對了庫存和結存是否對頭，張說對，只差1元多，而且這1元多是會計和七八個群眾洗澡用了，沒有收齊。這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49.5元嗎？去年雖（讓他）退了，現在不是應該反退嗎？”“但，老張要小黃在這次核實中和幹部對口時不要一條條念給幹部，只籠統地問‘去年退了多少多少是嗎？’幹部說是，就算了。”

對這種糊弄群眾的做法，父親說：“這是不對的，23條不是說工作上‘有什麼問題糾正什麼問題’嗎？”儘管父親一再強調，其他人還是想簡單化。有的說“不願意走回頭路”，有的說“這樣一來油水不大了”。他們堅持籠統地念給三個幹部聽，三個幹部也自然是簡單地回答：“沒得問題，”“對！”“那還有什麼問題，退都退掉了。”

（圖二：1.“核實定案”時要弄清每條的情節：（1）丙要私取米，去找甲，甲說你去問乙，乙說甲同意我才同意，偷後，丙送了禮。這次揭出了，乙也拖住甲，甲說，我沒說同意，否則，丙送的禮為什麼乙全收，不分給甲呢？（2）播麥種餘下20斤，被盜，應查誰盜，數字，如弄不清，要查明最後放在哪裡，播者應負責。2.性質要定準：（1）喂魚苗的蛋白算多占，兩個算，一個可免。（2）如多占化肥就非退不可了（多吃多占從62年算起）。（3）私分、浪費、集體吃喝，幹部要負責，群眾不退，幹部要退；等等）

事已至此，父親會怎麼做？將錯就錯結束核實還是自找麻煩頂著反對意見糾錯？

父親自然選擇後者，他堅持要張甲生告訴他1964年的帳面結存和庫存現金是否平衡，最後張說平衡了，父親就說，那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這49.5元嗎？退賠錯的，這次核實定案要“不猶豫地糾正過來”。父親自我檢討：當時他沒有參加具體工作，是“官僚主義”，出了錯，“這次我可不能”。他對大家說：“這一段工作是整個運動是否過得硬的一個關鍵階段，不但小結和檢驗前一段的工作，也考驗整個運動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論是群眾揭發出來的，查帳查出來的，還是幹部自己交代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都要經過反復調查和寫旁證筆錄。反復和本人、群眾核對，最後還要幹、群（積極分子）和工作組三結合進行三對口、三落實，經過隊委的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去和群眾見面，再核定一次，最後才定退賠計畫。”

“工作要細，不怕麻煩，要求真正做到一絲不苟，筆筆落實。”“我向全體反復談到這點。”

看來大家被他說服了，因為“晚上我們又找到三個幹部，我們再一次交代政策，而且把談話氣氛搞得很輕鬆，有說有笑，要他們有什麼說什麼，不要再有顧慮，與其我們走了覺得冤枉，怨言，翻案，而影響和社員的團結，不如在我們未離開前翻案。”

會上王正和說，運動開始他對把他們冷在一邊有意見，覺得自己很委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直到在三級會議上，上級攤開來說，把他們冷在一旁是為了發動群眾，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後，才能做到三結合。至此他才不再反感了。

就此，父親在日記裡記下自己的思考：“剛進村時是有意識地把他們冷在一旁，引起他們反感和有顧慮也是正常的，必然的。是否能把這個矛盾解決呢？我看是要考慮的”。“過去我也和老包談過，包也有同感，政策還是要全面宣傳。這點到‘23’下來才真正解決。我從北京回到村裡，就覺得要補這一課，光靠擠壓不夠，把政策全面交下去，使幹部群眾都真正瞭解是必要做的，而且對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可能要快些，我們必須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幹部中多數是能接受改造的，可挽救的。我覺得，一面要放手發動群眾，支持群眾，使群眾逐步起來，形成一個革命的形勢，把幹部的問題揭出來，使我們能看清楚哪些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哪些幹部是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一面把政策向幹部、群眾全面交下去，使幹部自己看清楚自己，自己認為自己是好的，比較好的，就敢於接近我們，慢慢和群眾結合，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也感到有前途，爭取早點交待，回到貧下中農的隊伍來，站到95%這邊來。我想這樣是比較完整的。先做群眾工作，把幹部冷在一邊，尤其長時期把全體幹部都冷在一邊，是錯誤的。總要把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使每個幹部和群眾都能掌握，感到我們來這裡不是和幹部過不去，是‘救人的’，不是只要群眾不要幹部的。這是不是更好的，更完整的做法呢？”（4月8日）

父親這天的日記格外長，他不厭其煩寫下細節，寫下自己的想法。

（圖三：包振英傳達江渭清的報告摘要：“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去。” 在網路查到，“四清”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與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爭論。劉少奇在給江渭清的信中公開了兩人的分歧。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各級機關單位大力反右傾。怪不得在父親的記錄中多次出現的江渭清講話往往帶有抱怨的語氣。）

我大段地引用了父親的日記，最終達到全部四清遺文的一半。我很想瞭解當年人們——四清的和被四清的、群眾的、父親以及他的上級和同事的真實想法，不少朋友和我有一樣的願望。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想知道父輩那時候的想法，但是已經沒有機會，他的父親沒有留下筆記，把秘密都帶走了。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2 自我改造

父親吳荻舟說，他不止一次研讀雙十條[1]等文件，“把社教的基本精神、政策界線、依靠力量、工作專案、方針和方法、步驟等從文件中抽出來，搞了一個簡明的備忘錄，説明自己記性不好的缺點。”（11月5日）

我猜這樣的研讀，也令他看到了兩個文件的矛盾。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他在四清中自我改造的目標和毫無心機的做法，頗令現在的我為當年的他捏一把汗。

他的“自我改造”不只是口頭上說說。

張X[2]出了一個題目讓大家討論：“檢查一下自己思想上有沒有右傾。”

父親寫道：“我檢查了，有。堅持原則不夠，就是右。工作上，遇著不對頭的意見，看不出，或看出了沒有堅決反對。”他說自己有時候覺得同事有些意見不對，但是想想也許是自己不對？就沒有提出來，又有時候覺得別人不對，但是結果人家是對的。（11月8日）

張X要求各人“通過總結談談自己的思想”，“我們來自北京，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正確，就不左不右。”

父親“很感動”：“過去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錯的。而且錯了覺得自己的責任不大，比方電影工作搞左了，統戰工作搞左了，總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不好好檢查自己，儘管後來檢討了自己，可是好久才在思想上平復下來，起初總覺得有點委屈。這次學習，我覺得不如人的地方很多，歷史包袱很重，知識份子的不求甚解，誇誇其談。從此，我決心去掉這個危害和妨礙我進步的、改造的障礙。”（11月10日）

這裡的電影工作、統戰工作應該是指在香港的時候。父親的歷史包袱是什麼？因坐牢失去組織聯繫長達18年。這算什麼過錯？他在獨立作戰的情況下成績斐然，但是在特別的時代和環境中這就變成他的思想包袱。我只能從他很偶爾地提及的一些往事揣度和體會他的處境和心境。比如上面11月10日他回顧在香港統戰工作搞左了，他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在本連載第六章的《整風記錄》1-3中看到的例子證明他並沒有說錯，但是還要委曲求全；又比如有一次外辦一位同事來和他閒談，講到某位領導人品很壞。父親寫道：“他1959年對香港工作的批評言過其詞了，自抬身價壓害同志，把自己當做政策、方針的貫徹專家，是一點錯也不會有的。”不過父親又寫：“我並不因為這些就否認自己當時左的錯誤。現在這個同志是下去了。”（11月28日）

父親對王光美的印象是“政治敏感很強，善於觀察，對周圍大小問題都很關心和注意，並聯繫到問題上來，聽到謠傳工作隊20天就要離村，她就追查，看到會場上許多人離場小便，她引起疑問，直到弄清是群眾自動放哨，怕有人偷聽，出席會議的人，也逐個問姓名，發覺有不應參加的人參加，也追到‘原來縣委有這個指示’”，父親說自己：“我就是不大關心周圍的事，不夠敏感和警惕。”（11月12日）

工作還沒有真正展開，在培訓階段已呈現亂象。張X找大家談話：“地委會議遇到了困難，出現了頂牛情況。”父親寫：“我認為我們不正面捲進去，還是側面做文章好，張X似也同意，覺得內部矛盾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革命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11月12日）

父親多次寫下自己的缺點和這次改造要注意的各方面問題，公諸於眾，請同事、請地方的年輕借幹監督自己：

“1.堅持原則不夠，鬥爭性差些，為了克服這點，我首先是學透和記著中央的雙十條，弄明確所有政策界限，要踏踏實實地在群眾（中）聽取意見和摸清情形。政治敏感不夠。

2.不夠果斷，不夠勇於負責。

3.民主集中制的領導方法不夠強，不善於走群眾路線，主觀片面。”（11月11日）

他決心：“1平時多在政策方針…多談，取得思想上的一致，爭取共同語言多，認識接近；2多採取民主集中制去解決問題；3遇有分歧，時間上可以壓的壓一下，到群眾中去，或找一些貧下中農來談談他們的意見，然後再說；4最後仍有分歧就按照領導決定，多數投票決定，但我保留意見，但積極去做，失敗了各負主要責任，否則，由於保留而不積極照他們的意見去做，一面把問題向上反應，達到正確的解決。

總之，堅持原則，堅持中央的政策，不降低要求換取與錯誤和平共處。但在態度上、方法上一定要謙虛謹慎，擺道理，擺情況，走群眾路線。在中央的政策上團結。”（11月13日）。

11月17日晚上開會，父親表態：“長期在文化圈裡轉，一套知識份子的、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妨礙著自己接近實際，也影響著自己的進步。但有信心把這次的工作（做好），決心做笨事，首先有信心，做到真正的三同。”

張X給父親提了兩點：“1.知識份子的缺點，加上長期在地下工作，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這次下去，不容你不走群眾路線，既然有一決心，並且看到了自己的缺點，相信是可能很快改變作風的。2.但，也不要求這一次就能全改掉，只要基本上改變面貌，就是這次的好收穫了。”

還有外辦的同事說父親發言多，問他“是否總以為比人強？”“是不是一種自滿？”父親寫道：“她的話中也有一種‘語不驚’的地方，也有牽強附會的地方”，不過，父親說：“這是小事，我也不去辯解了。”（11月17日）

（圖一：11月17日的日記，父親夢見了母親。）

“長期在地下工作”，怎麼就“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 “發言多”怎麼就一定是“以為比人強”？就我所見，父親總是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那就不是“脫離實際”；主動、真誠徵求幾乎每個人的意見，那就不是“以為比人強”。父親“決心做笨事”，這的確是我記憶中的他，不投機、不取巧、不抱怨、不斤斤計較。

父親記錄了地委的檢查：“關於頂不住的問題：1本身有右的思想根源。2沒有親自蹲點，沒有真正瞭解階級鬥爭的真情實況，所以在工作中摸到了一點真理，但，不夠鞏固，上面一壓（‘糾偏’一來）就放棄了。3還是只看上級，不看真理，少奇同志說應該瞭解‘官大真理少，還是向真理少的人學呢？還是向真理多的人（貧下中農和農村好幹部）學呢？’這是一語道破目下一些不親自下去蹲點的高級幹部和一些隻向上看不向下看的中級幹部的缺點。4患得患失，察言觀色已成為黨內的惡俗。5集體領導不夠，未在會上辨明是非，少數書記就做了‘上黨[3]錯誤’的決定。”（11月18日）

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後，從11月22日起，北京來的幹部開始參加地方幹部的學習，名曰“揭蓋子”，也就是揭發批判縣委過去運動上的右傾。父親記載：“從發言中揭出的情況看，問題是嚴重的，許多人的發言接近於控訴，情緒很激動。這僅僅是由於不明階級鬥爭情況嗎？還是其他的問題呢？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呢？有人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的。總之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已決定到生產隊，搞一個生產隊，不負大隊的責任，這樣我可以好好滴捉摸一個工作，把工作做好和改掉我那些缺點。”（11月22日）

“小青年和地方幹部的發言很踴躍，朝氣勃勃，我參加了他們的學習三天，心情很高興，覺得過去機關的學習，大家總是動員、動員，發言還是十分拘謹，怕說錯話，將來挨批評。這是運動過火帶來的後遺症嗎？還是別的原因呢？我回國時間短，體會不到，總覺得黨的組織生活，不是那麼理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打了許多折扣。這三天聽青年們的發言，想到什麼說什麼，沒有一點顧慮，十分可愛。地方幹部呢？他們搞過兩三次社教，失敗了，對右傾的領導有氣，這次反右，發言近於控訴，是有原因的。今天（他們）把桃源[4]的經驗和自己的教訓對照起來談，越說越激動。”“不過我認為，還是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一下，1這些幹部全盤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把自己批評得一無是處，這要引起不好的結果來，2沒有把右傾的根子挖出來，是不夠的，3聽到小站[5]的，又否定了桃源的，這樣就要迷失方向了，一樣是框框，4誰說了算，不交鋒，不澄清對是不對，因此，對青年是不好的。我想找大隊的負責同志談談這個問題。”（11月24日）

（圖三：11月25日父親的發言：“有同志說王光美同志敢這樣做，是由於她是劉少奇同志的愛人，有權衝破雙十條中的一條規定，我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要堅持徹底革命，看問題對誰有利，如果是對貧下中農、對集體經濟，對革命有利，衝破框框，中央也是支持的。”）

地方上的幹部說北京來的幹部是“中央同志參加運動”，父親對他們說：“我們雖然住在北京，聽多些，可能有些長處，但，脫離實際，因此光是我們是缺一條腿，所以只有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和青年人聯結在一起，到農民群眾中去，結合實際，向貧下中農學習，三方面緊密起來，才能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11月27日）

11月30日父親聽了中央絕密文件：“毛主席說反修是長期的複雜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同志的估計，顯然是樂觀了一些。最初（赫下臺消息傳到的當天）我們是這樣分析的，認為是一個狗咬狗的宮廷政變，換湯不換藥”，“後來聽了X的報告，修正了那樣的看法，現在看來，說完全沒有變固然不對，但，X那樣樂觀，也不對。還只有繼續兩邊擠才能促使新的、好的變化啊！”（11月30日）

我查了1964年歷史大事記，線索是父親提到“赫下臺”，那是10月15日：“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解職，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當選。11月5日至13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後，主動和勃列日涅夫等進行接觸，但蘇聯仍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聲稱他們的對華政策同赫魯曉夫完全一樣，因而這次接觸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新華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人民出版社）

至於父親所說樂觀、X是指什麼？無從查找。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還記載著，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上，毛澤東批評了關於“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明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另外，他還批評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按：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可以看到父親逐漸瞭解到這次運動的困難，但在當時尚未瞭解最高決策層的分歧到了這麼嚴重的地步吧。

有個溫馨的小插曲：父親在句容期間，幾乎每個月都給家人寫信，每人都有。這天，父親在日記裡說，我給他回信了：“（她）對自己的缺點正視了，而且願意向妹妹學習，‘小的，只要是真理，就是老師’，對！”（11月14日）我有那樣寫嗎？再過40多天我才滿12歲啊？這些年我常常感到自己有些方面越來越像父親，不明白是怎麼來的？現在我知道了，父愛如春雨潤物，他在潛移默化中給予我很多很多。

[1] 雙十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和《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中央黨校林小波的論文《四清運動研究》認為“《前十條》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對整個運動的進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前十條》在總的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左”的錯誤，但有些觀點和具體規定是正確的。《後十條》則是帶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義的檔”（其實還有《後十條》修訂版）。運動指導思想混亂顯示了黨內的分歧，無可避免造成幹部思想混亂，工作難度。

[2] 張X：父親筆記裡出現過“張政（正）”和“張明”，都是四清時的領導，不能確認這裡是哪一位。根據全部五本筆記看，張政出現比較多，似是直接領導。張明出現比較少，父親日記裡曾提及：“她在外辦是一個組長，在四清是我的領導。”

[3] 上黨：山西省上黨地區（今長治市）。我找不到資料，百科辭典介紹了1945年的“上黨戰役”之後就跳到了今日的“上黨旅遊”，一大段歷史是空白的。

[4] 桃源：指由王光美總結出來的四清經驗。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她帶工作隊在河北省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四清。中共中央1964年9月11日發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百度百科有詳細解釋和對王光美的採訪。

[5] 小站：指小站經驗。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肯定了天津小站地區把三個黨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團”，開展奪權鬥爭，“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的做法，認為“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反映了當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特點。《指示》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此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