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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男人,目光堅毅,手插在工裝褲口袋裡沉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兌變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舒城縣革命資料封面

舒城縣革命史資料封面
(圖二:《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封面)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吳荻舟在舒城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

 

一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論述《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投身戰鬥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 投身戰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權對在教誨室搞翻譯的幾個難友說:“蔣介石從西安活著回來了,決定大赦政治犯以示慶祝”。于2月間,獄方通知父親吳荻舟減刑三分之一。

父親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個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減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滿6年8個月就可以出獄,加上判決前在漕河涇監獄扣押了五六個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個多月,扣押期間兩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滿6年半本應可以出來。結果他實際坐滿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獄。一同提前出獄的還有周興然。

出獄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手續,也不要擔保。父親記得那天他坐在監房裡等,看守來帶他去拿了家裡寄來的旅費和一些舊衣服,好像出具了一個收條,就出來了。父親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點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雲夢。當晚到家後,監獄醫務所的衛生員舒國璽(後北京溫爾結核病醫院副院長)曾來看他。

沒有資料告訴我,父親在獄中是否知道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和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家鄉兩萬多子弟參加了長征(1934年)呢?他可曾聽說中共自李立三路線之後又經歷了陳獨秀路線、張國燾路線、直到中共在遵義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過有資料表明,他們在獄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脹,本已積弱的中華民族內外矛盾交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曾一再鬥爭要求“出獄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獄後回到湖北雲夢三叔家中養病兩個月,父親再次來到上海,那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抗日烽火點燃前夕。重獲自由,父親一心想找到中共組織關係,投身抗日。那時他還不知道,曹正平叛變後已被中共處死,父親入獄前與他單線聯繫,如今找不到介紹人、連絡人,線已斷。他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出獄前父親翻譯了三四十萬字,懷揣著從獄中帶出的譯稿,憑出獄時難友樓適夷交給他的一個位址,他找到上海天馬書店,見到樓適夷的弟弟樓子春。樓子春留他在天馬暫住,留下他的幾本譯稿和幾篇短篇小說稿,又將他推薦給在亞東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陸源放。陸源放便讓父親校對正在重版的《胡適文存》。7、8兩個月他在亞東圖書館做校對,“吳荻舟”之名自此開始使用,寓意為“蘆葦蕩中的小舟”。

父親寫過一個關於自己在獄中翻譯作品的簡介,他寫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時,通過同情、接近我們的看守,偷運進一些進步的漢語和外語書籍,便學起外文,學了英語、法語,又自修了日文。入獄後繼續學文學,提高閱讀外文(包括馬列著作)水準,最後試譯幾本書。出獄時帶出的有:

《奧真妮•葛蘭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套書之一,長篇。作者以舊寫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奧真妮(女兒)的不幸,塑造了一個吝嗇鬼、守財奴葛蘭德老頭(父親)。我根據法文本對照英文、日文本試譯的。

《紅臉瓦西卡》,高爾基短篇小說之一。根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共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五篇,編成一個集子,內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葉下的秘密》,散文詩,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樓適夷同志幫助下,從日文直接試譯的。內容揭示了動、植物都有兩性行為,植物精子憑藉雨露濕潤,在枝、葉、花瓣上遊動,尋找它們的戀人——植物卵子。

我出獄時把三個譯本稿帶到上海,交給天馬書店樓適夷的弟弟,除《奧真妮•葛蘭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內地流動工作後,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郊區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看到多年對日談判、呼籲都無效,和平解決無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中日國力和軍力對比懸殊,當真要以血肉之軀抵擋戰車嗎?——政界、學界以及社會上悲觀論和愛國情緒形成對立。

父親回顧:當時“亞東”還在重排再版“胡適文存”,一點沒有抗日的氣氛,他很想離開。就在這時,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難友柳乃夫(趙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親早出獄,出來後曾到日本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俊瑞寫信要他回來投身抗戰。《引擎》月刊是錢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個刊物,柳乃夫是該刊的主編,同時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部長,父親當時並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國團體,由郭沫若和錢俊瑞領導,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黨員。

難友重逢後不久,南京路口沙遜大廈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機炸死,特別是淞滬會戰打響,父親更加無心在亞東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參加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工作,參加文化界的座談會,還參加他們辦的救護班。有時候到當時的青年學生抗日活動地點——泉漳中學(法租界泉漳會館內)參加活動。父親記得,柳乃夫叫他給群眾做過宣傳抗日的報告。

8月下旬,柳乃夫說,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傳的叢書,約父親寫稿,題目也選好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父親本來就想離開亞東圖書館,這時想到抗日戰火已經點燃,放棄抵抗的反動言論必須予以批駁,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抗戰前途信心不足,也應該宣傳鼓動,他接受了這個題目。

幾天後父親便寫出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於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筆名發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親一面強調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國必須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一面針對中間狀態的思想,從國際法有關戰爭的條文詳盡論證我國抗日的正義性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非正義性,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和平,失道寡助;中國抗日是被迫應戰,是反侵略,是維護和平,維護國家主權,是正義的,得道多助,我們的抗戰會得到各國人民支持。加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比敵我雙方的主客觀條件,父親明確指出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全國抗戰,便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援,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父親說,1938年9月父親在武漢曾買到有他的文章在內的抗日宣傳叢書,可惜以後在流動中又遺失了。

我查訪了許許多多網頁,終於找到父親所寫的《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興奮的心情很難形容!從封面上看到,書名是《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作者是柳乃夫和吳狄周。從目錄頁看到,父親所寫是其中的一章《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圖一:《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頁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圖二:《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中日戰爭內頁

吳荻舟著《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圖三:《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父親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時,柳乃夫說要拿叢書的稿費籌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蘇浙皖宣傳抗日。父親表示完全同意,並表示自己也要參加這個團體。

稿子交出去以後,父親又開始寫一個宣傳只有全面動員才能打敗日本強盜的電影劇本《路》,主題是描述一列支援抗日前方的火車,開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機轟炸,路軌遭破壞受阻,鐵路兩旁農村的勞動人民,男女老少積極參與搶修,迅速恢復通車,及時支持了前方,取得了勝利。劇本寫好,上海已經危急,電影廠毀的毀,搬的搬。父親用“吳浩然”的筆名(這個筆名只用過這一次),把劇本送到南京的報紙發表,希望有片場採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訴父親他看到《紅臉瓦西卡》已發表,譯者署名是狄周,並帶一張《路》的剪報給父親)。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上海出發向太湖南岸進發,柳乃夫為團長,主對外聯絡,父親任副團長,負責團內運作。這個服務團是最早開赴內地宣傳抗日的團體之一,成員一部分是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出獄的,如柳乃夫、史瑉(史照清、史亞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豐,還有山海公學團團長張勁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來的該團團員:楊應彬、杜展潮、徐華珍等,加上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宣傳科長、著名戲劇家石淩鶴介紹來的丁甯、俞明德(于紅)、石竹、石雪書、李鋼等共20餘人。

父親有愛國抗日的激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並認同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宣傳動員,加之過去在獄中柳乃夫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認為柳乃夫是積極抗日的,跟著柳乃夫就出發了。

出發前,救國會撥了一筆款給這個團,每個團員還要交10元活動經費,父親則將發表文章的稿費捐出來。為了便於他們沿途順利工作,剛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會長郭沫若還為他們開了一份證明。父親回憶說:後來知道,團內有幾位黨員,可能因為匆忙出發,未能建立支部。

服務團出發時是從上海坐火車到嘉善,當晚大雨滂沱,滬杭鐵路黃埔江上游的石湖蕩大橋被炸毀,火車只能在橋的兩端駁運,團員們下車步行,背負著油印機等行裝,小心翼翼地踩著鋼樑上的木板過橋。

9月14日清晨,服務團到達浙江嘉興,與這裡的“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繫。但這裡的國民政府官辦救亡團體什麼工作也不做,也不讓別人做,於是柳乃夫和父親把團帶到桐鄉、石門、烏鎮、菱湖和湖州、長興、宜興一帶的農村去宣傳抗日。

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也會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眾人爭相搖櫓拉纖,揮汗如雨。每天十裡二十裡、三四十裡這樣走,日行夜宿,住破廟,沿途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鄉鎮、農村就演街頭戲,寫標語,畫宣傳畫,利用講演,歌詠、活報劇、文學宣傳等形式,宣傳要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反對漢奸賣國,激發老百姓的抗戰熱情:一致對外,共赴國難。

10月4日,服務團沿途經湖州、長興,到達太湖西側的宜興縣城。團員史瑉是宜興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務團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接上頭,並得到當地抗敵後援會和其他進步力量的支持,地下縣委派了任大可、任保僕、徐甫定等青年為服務團作嚮導,使他們能在宜興鄉鎮順利開展工作。他們和當地群眾搞座談會,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和任務,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獨幕劇、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舉辦救護訓練班,慰勞傷兵等,當地一些青年和婦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離開宜興,途經溧陽、溧水、高渟,進入安徽的郎溪、蕪湖,在蕪湖過江,走含山、無為、到舒城。由郎溪到蕪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時候,沿路從南京來的難民特別多。

服務團流動到安徽舒城已經是冬天,約在1938年的2、3月間。團的活動經費用完,柳乃夫到立煌縣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撥款支持,章乃器時任廳長,但是國民政府不同意撥款,他也沒辦法,柳乃夫失望而歸,遂通過關係率團到國民黨何行健部隊接受軍訓,父親記得那支部隊臂章上有個“忠”字。

父親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證明材料說:“訓練的內容記得的有:各種隊形、各種步法、各種轉向,還有瞄三角、投手榴彈、緊急集合、夜行軍、匍匐前進、及搶救傷患退出火線等等。”“每班發過三五枝長槍和每支長槍配三四排子彈,是用來操練的,沒有實彈射擊過。子彈也是用來叫我們上、退子彈用的。”“柳和我平時和服務團的同志一起參加操練,有時候也參加聽幹部班的課,軍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擔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課都去聽,柳乃夫還安排我講過一次‘關於抗戰必勝問題’。”“服務團參加軍訓時穿的服裝,是到了上幹河好多天,因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隊交涉借的。記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經穿柳乃夫送給我的花呢大衣。可能軍事訓練結束後服裝就還掉了。”

聽說在上幹河一帶,烏井、中梅河等地活躍過的紅軍要回來,他們想留在那裡等紅軍,打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