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文件放在裡面）取出文件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黨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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