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第五章香江歲月也已經接近尾聲，我再發現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關於香港工作組織架構的手稿。全文如下：

華南分局成立時書記是方方，下面有港澳工委書記是章漢夫，下有：

文委 夏衍任書記，委員有邵荃麟、馮乃超等。

外委 喬冠華

經委 許滌新

統委 饒彰風書記，委員有張鐵生

報委 章漢夫書記（兼）

群委 李嘉人

婦委 蘇慧

海委 連貫（兼）

還有城委（秘密線）書記梁廣，委員黃施民，鐘明，陳楓，馮燊等直接向方方負責。

城委管香港市委，廣州市委、南寧市委等

香港市委第一任書記馮燊，宣傳部長黃施民，組織部長潘靜安

廣州市委書記鐘明

南寧市委書記陳楓

47-48年成立了武裝工作委員會，書記尹林平，香港市委一直存在（這與香港工委1949年撤銷不是一回事）它直屬方方領導。

香港工委則於1949年初結束，結束後成立了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直屬中央，和香港市委無關係。

1951年11月張鐵生、饒彰風、黃施民在廣州向葉帥彙報工作，決定恢復港澳工委（同時，撤銷了香港市委）。書記是饒彰風，副書記黃施民。下面分線工作向省委各有關部門負責。

香港工作組初由張鐵生、吳荻舟、溫康蘭三人組成，1951年底52年初，張回內地後由黃作梅任組長，黃1955年夏初（萬隆會議開會前，黃飛往萬隆途中，飛機遭爆炸）犧牲後，由吳荻舟任組長，並補充了譚幹。譚負責外事。

1954年在廣州成立港澳工作委員會，在省委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裡各成立一個處，即各部第四處管理。吳荻舟方面的工作由宣傳部管，由宣傳部四處聯繫。起初處長是杜埃，杜調工作後，是麥君素，1960年麥因故下放，是港澳工委常委吳荻舟兼處長。向宣傳部部長王匡同志負責。直到1962年2月吳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統戰線溫康蘭即由統戰部四處祁峰具體管向饒彰風負責。

1954年廣州成立的港澳工委由組織部的黃施民、統戰部的饒彰風、宣傳部的杜埃組成。各部設立一個處，具體聯繫香港各線的工作。均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至1956年才統一起來，成立海外工委，實際上是港澳工委，把三個部合起來，書記林李明，副書記王匡，秘書長黃施民（黃原是組織部四處，負責香港地下線和澳門的工作），不到半年覺得這個名稱不妥，又重新叫港澳工委。林李明調海南地區書記局，港澳工委書記由王匡，黃施民（記得組織部四處改由陳能興負責）任副書記，饒彰風當秘書長（反地方主義被下放調外語學院任書記，改由祁峰任秘書長）。中南局成立時王匡被調書記，而港澳工委書記改由區夢覺，黃施民仍任副書記，秘書長仍為祁峰。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此外還由中調部、公安廳（公安部華南辦事處）、政策研究室各派人成立了一個保衛處，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了。

港澳工委成立是在廣州辦公，1957年在北京開會向廖承志彙報工作，廖公覺得工委在廣州領導不那麼直接，易受國內影響和干擾，還是推進到前方為好，於是整個機構都推進香港。梁威林開始是代書記，祁峰任秘書長（後提為副書記，調楊松任秘書長，楊是公安部一廳管保衛工作的，中央辦公廳提出要派一個兼管政治工作和瞭解國內幹部情況，是掛名的，不管業務工作）。區夢覺提出把黃施民留下協助省委管港澳工作，58年的公開職務是省委副秘書長，有一段時間港澳工作是雙重領導，中央港澳辦（公開為國務院外辦）也管，廣東省委也管。

注：1956年中僑委管宣傳，外交部管外事，中央第四辦公廳管黨群，具體工作仍由省委領導。1958年國務院辦公室成立，港澳工作統一由外辦領導。

過去我們在港澳工作上犯過幾次左的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

“50年代初”中央提出的港澳工作總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說香港（包括澳門）是個自由港、情報站、跳板，要宣傳愛國主義，長期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對我有以下有利作用：一、吸收、購買外匯、僑匯和遊資；二、出口商品；三、收集國際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四、派遣人員出國的通道；這作用，尤其在解放初期，與我建交的國家不多，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出不去的，不方便的，港澳跳板的作用便更顯著。

以上就是關於香港工作架構的手稿全文。

僅目前看到的組織架構從上至下就有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至少有三個“四處”：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各有一個“四處”對口香港）、港澳工委——架構相當繁雜。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很容易產生統一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和政令不一的混亂。更別提個體差異，有的人比較“左”，有的人比較“右”，有的人個性強勢，有的人個性敦厚。只見他們或緊跟或自主發揮，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香港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做。

一位朋友看《蘆蕩小舟的故事》連載後告訴我，他的父母基本上未留下回憶文字，也很少和他們講過去的事。“他們的經歷也（和你父母）不一樣，根據地的幹部被訓練成一種思維模式。”他說：“你父母在戰爭年代的生活雖艱苦，但好豐富好浪漫，不虛此生。其實只有在演劇隊這種特殊環境中，相對可追求革命和文化浪漫相得，真進了根據地整風審幹都不可能倖免，我父親只說過隻言片語：太行整風報到即繳槍扣警衛員，好在他一直在根據地也未曾被俘，若曾敵後或國統區工作的就麻煩了。長期在根據地都不會說外面的話了，中原突圍轉移經國統區只得裝成啞巴。”

父親從30年代起在國統區工作，長期處於必須獨立思考、孤軍作戰的狀態，只有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判斷與決策，才能帶領隊伍生存。現在身在另一個“敵佔區”，卻是戰線多、領導多、掣肘多、隨時受到內地政治運動影響。雖然不再有“生存”的威脅，卻是處在朋友所說“根據地思維模式”衝擊中。他如何在這複雜環境中立身？他在抗戰期間對抗宣隊、演劇隊隊員像“老媽媽”一樣關懷，表現出來的仁愛，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在各階層各黨派之間遊刃有餘開展工作，表現出來的睿智，會因為環境不同而改變嗎？

父親沒有和我們講多少關於他的過去，更別提炫耀自己，一來是囿於工作紀律，二來也是性格使然。倒是根據《吳荻舟》一書中諸多前輩對父親的介紹我得到一個印象：父親是以厚德為本立身處世的。

曾任父親的上級主管部門、廣東省委四處處長的麥君素[1]在他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中說：“荻舟同志對人的關懷備至，那在我們這一輩人中是有口皆碑的。記得是在1958年4月間，我正準備行裝要去澳門履行新的職務，忽然奉到緊急‘命令’要我停止收拾行裝，聽候接受‘反右批判’。一周間開了三次所謂批判會，就把我劃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降三級。荻舟同志剛好去北京彙報工作回來路過廣州，因廣州解放後工作與我有較密切關係，便被留下參加了‘批判’我的全過程。荻舟聽著聽著，意識到許多被提上綱上線的材料，不少都屬於穿鑿附會的，但礙於是運動，不好說什麼。翌日，他離開廣州返香港前，到我的宿舍來，名義上是告別，實際上是撫慰我，叫我不要胡思亂想，幹出‘傻事’來(我沒有幹出‘傻事’來)，除了有像荻舟那樣的幾位同志關懷著我之外，還有廣州解放前後的幾位直接領導過我工作的領導的理解和支援，使我挺過了一個接一個生活和工作上的難關。

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圖一：麥君素回憶文章《千里故人情》載於《吳荻舟》94至101頁。）

荻舟對我被錯劃右派的關懷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惦記了21年。事實上在這21年裡，我亦再沒遇見過荻舟，他對我怎麼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78年冬的一天，省文化廳黨委書記鄭達同志的孩子到我家玩，說起荻舟從北京南來出差寄住他們家，很想見我。翌日，我去鄭家會晤荻舟，寒喧之後，他便對我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撥亂反正的重要性談到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帶來的消極影響。談著談著便談到我的錯劃右派問題也該改正，以維護党的威信與尊嚴。此時我已淚盈於睫，表示我決不會要求平反，誰對誰錯，反正我已在定案書上簽押，就決不反悔。荻舟很理解我當時的心境，極力勸解我要放下包袱，相信黨的政策。根據黨中央《關於全部搞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實施方案》精神，誰搞錯了的，誰要主動出來撥亂改正。他準備向省委有關部門要求重新甄別我的問題，無需我自己申訴(後來我還是向王匡寫了關於我被劃右的幾個問題的說明，得到王匡、陳越平兩位領導的關懷，批給省委有關部門。不久，省委有關部門經過甄別，認定我是被錯劃為右派，公開宣佈給予改正。

荻舟不僅是對我的錯案關懷，20多年來苦心孤詣，日夜惦記，務求正義得到伸張，就是對真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輕易嚴加處理。而是根據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深入細緻地弄清錯誤的實質，通過思想教育，説明犯錯誤者主動認識和主動改正錯誤。1956年，一位原在某新聞單位工作的同志，因與其戀愛對象發生婚前性關係，旋又對另一失婚婦女懷有異想。此事被其所在支部發覺，除在組織生活中嚴加批評外，不顧荻舟的反對，一致通過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報請省委批准。荻舟為此立即趕去省委向有關部門呼籲覆議。我們將該支部上報的材料與荻舟的意見仔細研究核實，也認為荻舟的意見是對的，婚前性行為是生活作風錯誤，不是有意違犯黨紀國法；對別人懷有異想實是對其失婚的嫂子及其遺腹子懷有同情，他對人表示只要能留著兄長的骨肉繼後，他願意捨棄戀愛對象與嫂子成婚，而不是做出有損黨的聲譽和威信的事。荻舟同志堅持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隨便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提高到黨紀國法的原則高度上綱上線，這很容易危及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我們分析該同志之所以有那些錯誤，是長期受殖民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封建習俗的影響，而支部生活卻是長期植基於地下鬥爭的秘密環境中，對危害黨的事業的現象，寧願看得嚴重些，也不使因一小疏漏而招致損失。經過弄清該同志犯錯誤的前因後果，也找到了該支部作出組織決定的主客觀因素，我們應向省委建議給予該同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這一建議經省委林李明同志批准，荻舟才籲了一口氣帶著輕鬆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件事使我對荻舟為別人‘全拋一片心’的高尚情操畢生難忘，每念及此仍欽佩不已。”

作為父親上級主管部門的負責幹部，麥君素對父親的回憶尤其值得重視。他還這樣說：“五十年代的十年間，荻舟儘管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都沒有辜負黨的重托，但他卻沒有絲毫驕矜倨傲。相反地他卻時時刻刻都顯示得謙虛謹慎，嚴於律已和解剖自己，勇於負責。荻舟對黨的海外宣傳方針政策吃得十分透徹，加上他的對工作負責的精神，所以當時一些接受他指導工作的同仁，一談到與他共事時都說千百個放心，不怕會出什麼紕漏。縱然某些時候出現了一些缺點，荻舟總是先檢討自己在那些方面對工作估計不足，影響了工作，出現缺點或錯誤。這樣受指導者從中領悟了教導，取得了經驗而覺得心情輕鬆，提高了搞好工作的信心。雖然有個別人不聽指導，自搞一套而至捅出漏子，荻舟仍一本自律精神檢討自己的不足。”

吳荻舟五十年代在香港任職《文匯報》社長，看報紙是日常重要內容。

（圖二：父親在香港的照片。）

總括而言，由父親具體負責的香港出版、新聞和電影戰線建設都打下了良好基礎。幾十年裡雖經歷了風風雨雨，有高潮有低潮，但老同事們都記得他這頭“開荒牛”，記得他當年埋頭苦幹，勇於開拓局面的精神和風貌。1979年中，《文匯報》總編王家禎寫信給父親，其中提到：《文匯報》屬下已有多間廣告、美術印刷、貿易、旅遊公司，與大陸、海外有很多合作。他高度評價父親早年提出的報紙要爭取自力更生的做法，讚譽他“是文匯的功臣”，1992年父親去世後《文匯報》為了紀念他，特發表了他在1991年7月訪問香港期間到報社探望大家時在職工大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說:“講話很平實，從中可見這位長者謙虛樸實、嚴於律己，對後輩循循善誘的可貴品德。”

時過境遷，還有多少人記得絲絲扣扣編織在如梭光陰裡的細節？對父親而言，他理解和執行的統戰就是在不同時期、為不同任務設法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把事情做好。只有上善若水，虛懷若穀，堅定目標，才不至迷失。

經歷近14年在香港的工作後，1961年，父親先是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即他原來的上級部門，任港澳工委常委兼任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1962年，周恩來點名把父親調到北京，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一職則長期沒有人選，父親和另一位副組長孔筱成為廖承志港澳工作的左膀右臂。

[1] 麥君素（1913-2001）：根據《廣東黨史》的介紹：麥君素是廣東省南海縣人，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中共廣東省委文委、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歷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政治部情報員，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南三建政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華商報》採訪主任，粵中《人民報》肇慶版總編輯。1950年到1978年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1978年調入暨南大學新聞系任副系主任、副教授，廣東新聞學會副會長。另根據暨南大學遺體捐獻紀念網站記錄，他把眼角膜、眼球及遺體一併捐給醫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3.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整風記錄中有一句話，“群眾是一發難收的”，顯示中共有豐富的群眾運動經驗。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兩本整風記錄，記載了1959年中共中央召集港澳工委幹部整風、認清國際國內形勢、認清中央香港政策的內容。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幸[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王[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1959年6月23日，香港左派電影負責人廖一原發言：“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金[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提及“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 九龍暴動

根據父親吳荻舟多份材料以及1991年在香港的談話錄音綜述，1956年10月l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也即“雙十節”，住在香港調景嶺徙置區李鄭屋村的親台分子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進步工人扯下[1]，雙方發生劇烈衝突。隨後國民黨借機把事態鬧大[2]，逃港的國民黨殘兵敗將、流亡地主、黑社會都裹脅進去，上萬人攻打進步工會，搶砸國貨公司，奸殺位於青山道一間工會診療所一名女護士棄屍河邊。騷亂從九龍青山道蔓延至尖沙咀一帶，攻擊搶劫的對象不限於左派機構，連一般市民、商鋪也遭殃[3]。

當時仍然是工作組時代，父親是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公開身份是招商局顧問。他們及時向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彙報，陶鑄的指示是：堅持自衛為主，但要責成港英政府負責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陶鑄指示以父親為首成立“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溫康蘭、工會線的李生都參加了。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就設在當時香港中國銀行八樓、父親的辦公室內。父親白天到各單位巡視，夜晚留守在辦公室。愛國社團、進步工會、進步的社會人士紛紛到父親辦公室分析情況，估計形勢。他們佈置了幾項防範措施：一是根據陶鑄的指示，把社會治安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二是通知所有進步機構（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和各個工會的人員不要上街，以免英警開槍誤傷。各單位要關好鐵閘，父親在巡視中曾發現有的單位沒有鐵閘，即要他們馬上安裝；三是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各單位都做了自衛的準備。比如報館日常工作要化鉛鑄字，工人就日夜不熄火，煮好幾鍋鉛水，萬一暴徒沖上來可以用於自衛；有的單位把窗櫺的鐵枝拆下來磨尖，不用時插在原處，緊急時可以當做長矛；有的單位準備了石灰、石頭、啤酒瓶甚至紅墨水等。

“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最重要的是掌握動態，建立情報網絡和報警機制。中資機構、進步社團、社會各界人士、工會會員等注意收集敵人動態，讓住在港九各處的群眾知道，一旦發現暴徒集結，馬上打電話通知報館或警署，《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隨時把掌握到的暴徒動態通知父親，並以報社名義通知港英警方，責成警方去驅散和監視。有一晚，暴徒從調景嶺對開海面筲箕灣登岸，在香港好幾處集合，群眾紛紛電告報館、警署。英警連夜出動十餘次，拘捕幾百個暴徒，暴徒企圖在港島鬧事沒有成功。父親說：“甚至有的特務在房間裡開會，他的保姆、我們的群眾便把情況通知我們。”

10月13日，周恩來總理約見英國駐京代辦，指出港九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正受到國民黨特務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十分關注，港英當局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亂[4]。

香港英文虎報報導“九龍暴動”的一張照片，有人伏屍街頭。

（圖一：英文虎報1956年10月13日報導，一名男子在太子道遭右派暴徒槍擊，伏屍街頭。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事態發展到10月中旬，暴亂遍及九龍，關係到香港的治安問題，警察己控制不了局面，港英政府出動英軍鎮壓並宣佈戒嚴。除大舉拘捕外，軍、警還開槍射擊，致死致傷暴徒以及無辜群眾。父親說，港英初時“坐山觀虎鬥”，想等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沒有得逞。我們通知大家不上街和敵人作鬥爭。如果出去，他會抓兩邊的人，會開槍射擊。一來對打的話，港府會抓我們，說是兩方面都在暴動，二來槍子好人壞人都會殺傷，關起門自衛。敵人上樓我們淋鉛水、熱水，令他撤退。

到20號以後，暴亂基本平息。父親說：“我方因為以守為攻，進行堡壘式自衛鬥爭，再無損失。”“預料到港英會找我們麻煩，搜查我們的自衛武器，他們是知道我們搞自衛的。我們通知各機構立即消除所有設置的障礙，銷毀一切自衛武器。”果然暴亂平息不久，英警搜查幾間左派機構，搜不到任何武器，抓不到任何把柄。

父親在1991年訪問香港時和“老友記”們憶當年也曾說：“港英政府對此國民黨挑起的事件是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我們是否要鬥，鬥到自己垮？不行。自衛為主，關起門保護自己，不讓港府抓到把柄，又要把責任交給他，但不信任他，有足夠力量自衛。”他說：“當時我坐鎮在中銀八樓辦公室，起初我把孩子留在家裡，我愛人在廣州學習回不來，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整日整夜在那裡隨時接電話。我把孩子留在家裡，告訴司機（工會派來的可靠群眾），假定敵人攻進我家，就把我的孩子用繩子吊到隔壁人家的天臺上。我們住四五層樓（天臺上有一間小房子），隔壁只有三層，吊下去可以在人家或者天臺找地方躲起來。東西不要管，被搶也不要緊，司機是可靠的，保住人就可以。”“後來白天有人看著（孩子），晚上把門鎖了，孩子也送到銀行。”

我那時候不到三歲，記成要把我們勒死，直到為父親整理資料和錄音才得以釋疑。據我二姐回憶，那時她還在香港上學，學校停課，教職工與高班同學組織自衛隊，保護學校。父親說後來把我們都接到香港中國銀行八樓打地鋪，我完全沒有印象，但是我妹妹卻對此有印象，當時她才1歲多！

香港中國銀行大廈位於中環，路面電車從這裡轉彎。

（圖二：舊香港中國銀行，希望有一天可以上八樓看一看。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大哥說的：那時候他在廣州上中學，後來母親張佩華帶著他回到香港，到中銀八樓和家人會合。母親在裡屋和父親說話，讓我二哥去買十個麵包。二哥買回來，才吃了一個，大哥已經幹掉其餘9個，母親從裡屋走出來看見了說：吃得這麼快，好像幾輩子沒飯吃。大哥回憶說：當時就是沒飯吃呀，在廣州餓得哪怕有一分錢也去買東西吃，幾分錢一碗王老吉涼茶也好充饑，弄得後來幾天不喝王老吉就不舒服。

“能文能武”的父親在香港還有另類工作。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五牛圖》和《史記提綱》”（不知道是否發表了），講述故宮收藏的珍貴文物在抗戰時期有不少被盜賣、被竊甚至公開搬走，有些在解放初偷運到香港，他們如何通過當時住在銅鑼灣的章士釗夫人（我只查到三夫人殷德珍1949年前後到香港並留下，70年代初章士釗多次去香港和她重聚）做愛國主義教育，把文物買回來。

父親在文章中回顧，1958至59年間，國內收到反映，漢司馬遷親筆的《史記提綱》、唐韓滉的《五牛圖》及司馬光的一幅字畫三件國寶流落香港，要設法收回來。香港地下黨接到通知後，當一個重要任務完成。父親親往章士釗夫人家瞭解情況。據她說，日本人正在出高價洽談，單是其中一幅《五牛圖》，便出價10萬港元。父親說，這情況對我們很不利，時間十分緊迫，需要馬上有一個決策。為了不讓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收購，一面請章夫人保密，一面設法和該商人見面。父親說他對該商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政治角度上說服他不應把國家的古文物賣給外國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使得他感到有壓力，不敢輕易向日本人出售這些文物，但又不可以激怒他。畢竟香港是個自由商港，所謂重利輕義的冒險樂園、鱷魚潭，誰又能強迫誰愛國不愛財呢？同時，香港偽造古文物的商人也不少，在未經鑒定分清真假之前，也不便出價成交。父親記得除了根據國內有關部門提供的考證辨別外還請了本地專家鑒別，確認是真跡後，開了一周取款的期票給持畫者。

父親說，這次收回這幾件國寶，著實費了一番心機。章士釗夫人以及幾位統戰人士，包括三位古文物鑒定家都出了很大力。多年後，香港文匯報35周年報慶，父親看到一幅畫的署名，記起一位叫任真漢。父親記得還有一位石灣陶瓷和宜興茶具的收藏家，但是不記得名字了。有的人幫助父親鑒定真偽，有的側面做了持畫者的工作，最後是以15萬港幣買回這幾件國寶。

父親說：這幾件文物回到我們手裡後，在我家裡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約請七八位出過力的統戰人士，一邊喝酒，一邊欣賞，也有人痛駡喪心病狂走私文物者。大家認為這是極其重大的收穫，決心全力以赴把流散在海外的古文物收回祖國[5]。

吳荻舟和張佩華夫婦帶著四個小孩子在“新巴黎”合影

（圖三：1956年前後父母和我二姐、二哥、我、還有妹妹的合影。照片背後僅寫著“新巴黎”三個字，我查到香港50年代確曾有個新巴黎大農場，位於黃竹坑，大概就是現在海洋公園那一帶。有菜園、餐廳、小動物園和少量遊樂設施，不知道是不是去了那裡？一張溫馨的照片啊。）

說到那時候的生活，聽母親說，文革期間，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待二十年來的家庭收支。她本來不知道父親也被勒令交待同一內容，父親去世後她找到一份父親寫的材料才知道的。她不無慶倖地說：“你爸爸講的情況和我講的一致。”

根據父親所寫的交待材料，1948年至1950年前後，父親在香港《華商報》讀者版包攬版面內外的複雜工作，收入只是二、三十元生活費，僅夠自己用。母親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一歲半至九歲）滯留在新加坡，白天教小學，管圖書，晚上到夜校兼職。1950年至1962年初的十二年，父母都在香港工作，生活較安定，下面三個孩子陸續出世。這期間，左派機構的工資制度各不相同，有供給制，低工資制（就是在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工資普遍比社會上低，1958年後才開始實行社會化工資。當時在香港左派機構工作的人大都懷著理想，追求社會公正，收入低也甘願堅持。）

母親1950年至1957年在港澳工委工作，是供給制；同時期父親是低工資制，以招商局工資為基礎，每月四百元，組織上另補助一部分。1957年秋，父親到《文匯報》做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在《文匯報》支工資一千元，在招商局支六百元。母親由供給制轉為進南方影業公司拿三百多元工資（1959年前後調整為四百多元）。

父親說，為了做上層統戰工作，決定搬出招商局宿舍，另租較大的房子。按制度，他們兼職不兼薪，招商局的六百元要上繳，房租報銷（或自己付部分房租）。為了簡化手續，組織決定我家包乾。後來我家租了每月房租七百五十元的房子，在北角堡壘街，上下兩層，還有露臺。記得家裡有時候開派對，交通航運界、報界、電影界以及一些與臺灣有關係的社會人士、醫生和商人等等都是父親的客人。許多漂亮的人兒把盞言歡，我還年幼，唯對滿屋都是移動的腿印象深刻。

父親寫道：生活費用。每月工資2100多元，扣除居住費用，尚有1200多元。每月除生活開支外，可存100元左右。生活費用的明細：1保姆工資160到200元（保姆二人，工資逐年增長，離開時已增至100元以上）；2伙食費400至450元（1959年以前四大四小，1959年又一孩子回國內讀書，四大三小，每個人以50到60計）；3國內學雜費150到180元（三個孩子，自中學到大學，包括伙食、學雜、寒暑假旅費等，每人每月人民幣20至25元計）；4香港學雜費140到150元（學費每人30元，校車15元，校服，書雜，三個孩子約計數）；5衣著50至60元（全家八人，每年以600至700元計，平均每月約數）；6水電20至30元（夏天風扇，冬天取暖，燙鬥、燈光等用電，及水費等約數）；7負擔20元（岳父，基本每月寄，有時寄30元，此外給侄子們寄點藥品等）；8工作80至90元（夫婦二人在外伙食，小應酬、交通等，我每月固定支50元）；9書籍20元（包括孩子們的課外讀物，我買參考書等約數）；10醫藥10元（約數）；此外還有家雜（包括郵政工人、看更工人、清潔工人的年節費用，肥皂、牙膏、洗衣粉、去污粉、手紙、地蠟等等）無法估算。

生活盈餘，購置了1一套傢俱（包括大床、大衣櫃、五桶櫃、餐桌、十二把椅子、書桌等帶回來外，還上繳了幾件）；2收音機（包括電唱機、唱片櫃）；3手錶；4照相機（包括遠距鏡頭，都是舊的）；5半導體收音機；6雙層鐵床（三個）；7樟木箱、陽江皮箱等；8電燙斗；9買了幾百元人民幣公債；10鋼琴（原來是買的舊外國琴，回來時換了星海牌）；11厚呢大衣；12回來時全家添置國內用的衣服、棉被、家用藥品、日用品等。

期間父親有兩筆額外收入，他也做了交待：11953、54年的時候，我祖父在雲夢的雜貨店結業，三叔給我父親捎來400元人民幣。父親報告給黃作梅 ，黃作梅同意父親留用，於是父親把錢放在內地，給在內地讀書的孩子用（1950年至1955年間，大哥大姐都被送回內地）。2父親寫過一些劇本和理論文章發表，用1000多元稿費買了一架舊鋼琴給我二姐學琴，其餘作家用。

工作超負荷，低收入，養育6個孩子和外祖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清二楚，這就是那時候的幹部。父親也寫了到北京後的收支明細，此處按下不表。

[1] 香港政府《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說“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被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

[2] 時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事後指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暴動由國民黨策劃。

[3] 我查到還有其他暴行如燒廠房燒車，襲擊郵局和公共交通工具，外國人亦成為襲擊目標。1956年12月23日，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他認為是一些思想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群眾試圖擾亂香港的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在1998年4月初版的《簡明香港史》中，學者劉蜀永認為，1950年代為逃離戰火而來港的大量內地移民謀生艱難，經濟情況不佳，加上政治的挫敗感，最終釀成騷亂。

[4] 10月16日下午，香港總督葛量洪在記者會反駁北京方面的抗議，認為北京“干預內政”。據說九龍暴動發生後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

[5] 幾年前有人告訴我《五牛圖》真跡在臺北故宮。而關於收回國寶，網上也有另外的版本。真假難辨，這裡是根據父親的遺稿整理。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 新聞戰線

根據父親吳荻舟的回憶，工作組時代初期，新聞線的領導是黃作梅，他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身份聯繫《文匯報》、《大公報》。《大公報》原來是個“中間偏右”的報紙，“1949年才把傾向轉過來”。《文匯報》總社在上海，1947-48年在香港設立分社，“傾向比較好，我們派劉思慕去任總編輯。”

黃作梅犧牲後，父親擔任工作組組長，新聞支部也由他直接聯繫。支部成員有金堯如（支部書記）、羅承勳（羅孚）、周南懷、廖蘊文等。新華社香港分社單獨成立一個支部，由譚幹、李沖、潘德聲等組成。譚幹後期參加工作組，負責外事，與父親聯繫。《商報》負責人是張學孔（《商報》創辦後入黨），《晶報》負責人是陳霞子，從《大公報》分出來的《新晚報》負責人是羅承勳（羅孚）。

1986年父親在廣東從化溫泉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廣東聯絡部劉先秀訪問時回顧，1951年中央明確了港澳工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不宣傳新民主義、社會主義”。這是總方針，後來中央還下達了一些具體方針。如解放臺灣，是和平解放還是武裝解放？起初強調武裝解放，後來強調和平解放。最後是兩者並重，爭取和平解放。統戰工作的總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要有層次，進步的談多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香港著名實業家王寬誠、香港名醫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

具體到愛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的消息，《香港商報》多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和《晶報》基本不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臺灣有關係的商人也登廣告以保護自己。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

當時一些外國通訊社捕風捉影說中共和臺灣談判。有一天《新晚報》未經請示把法新社繪聲繪影地說中共已在巴黎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放臺灣的消息登出來，人家知道《新晚報》是愛國報紙，便說中共承認了，證實了。父親說，1955年中央曾經提出和談，但只是一個願望和方向，沒有要求做宣傳。“中央一看這個消息，我們就挨批了。”上面對他們的批評還包括“版面搞得太過五花八門”、《文匯報》這種正面的報紙不能靠賭馬、贈送冰箱之類低級趣味招徠和推銷報份等等。內地搞大躍進的時候，新華社宣傳報導誇大失實，香港愛國報紙也不得不轉載，不過父親說：“這不能怪下面的同志。”

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越來越頻繁出現反映香港工作受內地政治運動影響、忽左忽右的內容。文化戰線有“左”、“右”的困擾，新聞戰線可以看到同樣的傾向。1988年，父親在南戴河休養期間寫了《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集中談了這方面問題。

吳荻舟是香港《文匯報》第一任社長，晚年回顧那段歷程，文章有很多“乾貨”。

（圖一：父親《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手稿。）

根據這篇文章，父親與《文匯報》交集始於建國初期，公開當社長是1957年，1961年孟秋江調任社長時他仍未註銷社長職，以常委兼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港澳來回跑。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時正式向香港政府註銷社長職務。這樣算起來和《文匯報》的交集正好是10年左右。

建國初期，張鐵生還在香港，有一天父親和他去見徐鑄成[1]，在場還有余鴻翔。那次會晤主要是研究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分家，因為4個原因：1.所處兩種社會，報導與立論方針不同；2.兩地幣制不同；3.人事處理和工資制度不同；4.版面處理不同。決定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從過去的總社和分社的關係，改為兩個獨立的實體。會晤後，張鐵生、徐鑄成相繼回內地，董事會每月經過父親撥一筆外匯給報社，父親則與余鴻翔保持聯繫，交換業務上的意見。但到1957年才公開《文匯報》“分家”，暗分明不分的六、七年裡，沒有社長，只有編輯部和經理部，公開後成立了董事會領導的獨立建制，向香港政府註冊，董事長梅文鼎，余鴻翔任經理，父親擔任社長。

父親說：“10年中大小事件不知多少，可記憶像一面篩子，早把往事漏走了。有過爭論的事，也只剩下模糊的輪廓了。”儘管如此，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我，還是通過他描述的“輪廓”瞭解到很多往事。

首先，他們遇到辦報方針之爭。大陸解放之初，內地領導認為，《文匯報》是第一線報紙，應宣傳社會主義。對此，父親寫道：“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是在海外辦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應面向世界、面向廣大華僑，除客觀報導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遇到的困難外，應立論廣泛的愛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主持正義，貶惡揚善。”“但是董事會把海外辦報視為外事工作，授權不多，對辦報方針的解釋權不在辦報同仁，對祖國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內地文化、新聞意識經常影響香港《文匯報》的報導方位與立論方向，造成報紙長期忽左忽右，以左為主。1957年夏，董事會改組，做了一次總結，指出了問題的關鍵，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董事會也不斷召集各版負責幹部面談。”父親說：“各報指導思想曾出現過一定的穩定性。但，各報幹部從舊社會來，繼續生活在‘舊社會’裡，內外有別的新聞觀點，不易建立和鞏固，有時連我自己也發生迷惑。”

其次是搶新聞的問題。身處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報紙免不了搶新聞。父親說：“搶新聞我們也不反對，新聞報導落後意味著失去讀者，報份下降，影響收入，影響社會對報紙的印象——有人說內地的日報是晚報。但是我們還有一條，不能失實，不能捕風捉影，‘克裡空[2]’。所以我們使用通訊稿子時，既要敏感，反應迅速，同時要有銳利深沉的分析能力。”父親對無原則的“搶新聞”和“造新聞”、嘩眾取寵的報導作風十分反感。這是他多年工作養成的工作作風。如果他沒有實事求是的作風，在近乎孤軍作戰的八年抗戰歷程中恐怕已無法帶著隊伍倖存吧。

第三個問題是內地浮誇風的影響。父親說：“1958年內地搞‘大躍進’，香港幾家愛國報紙一度感到報導上的困擾。生產上按常理不可能有的速度和產量，由於新華社報導了，香港不能不反應，尤其居於第一線的《文匯報》，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要聞幹部問我應如何處理，我說先只做客觀報導，不寫社論。但新華社連續報導後，我也感到困惑。直到我們組織幹部去廣東新會參觀畝產15-20萬斤的白薯地發現做假現象後，才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可是克裡空的錯已鑄成，報紙形象受損，社會輿論說左派報紙也不能全信。”在新會參觀的時候父親把手插進土裡，發現是把幾畝地的白薯堆在一塊地裡造假。

那時候很多照片都是這樣擺拍的，幾畝地的水稻或者紅薯堆在一起，就可以“放衛星”。

（圖二：內地在“大躍進”時期的宣傳資料。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第四個問題是分工和協調的矛盾。50年代初，香港只有一兩家態度鮮明的愛國報紙，後來又先後辦了兩三家，原意是分別照顧不同層次，不同方位的讀者，擴大愛國報紙宣傳報導的覆蓋面，但是就出現了爭奪讀者的矛盾。還好，父親說，各報幹部不斷交換意見，主動協議分工，決定各自向不同方位發展，在不同層次展開爭取讀者。在新聞選擇上，立論角度上，副刊結構和約稿等都有了標準，各自的版面豐富多彩，各遵其道。他說：“不斷總結自己的做法，不斷接近自己的努力方向，接近自己的讀者，報紙樹立了個性、特點。”“這樣做，各報報份都穩定上升，我離開香港前，有的已經接近10萬份。《文匯報》也從七、八千份上升到近兩萬份。這是報社同人努力的結果。”

第五個問題：如何對待刊登廣告。幹部、尤其經理部幹部與董事會的分歧很突出。為了減低赤字，減少董事會的外匯補貼，幹部們主張任何版面，只要是不違法、不危害社會的廣告都可以登。但是董事會強調，第一線的《文匯報》，絕不開放第一版登廣告，要聞版也要少登廣告。余鴻翔作為經理部門的，曾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父親也表示贊成，他認為，董事會的意見值得商榷。廣告多，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也是報紙銷路好的標誌，尤其是第一版廣告。廣告多了會佔用版面，可以加紙解決。

父親在文章最後寫道：“三中全會以後，糾正了左的思想，社會意識有了重大改變，而香港的新聞幹部經過長期的實踐，也確立了從香港社會出發辦報的思想，這些爭議也就自然消除了。不僅廣告多，版面活潑，言論上也顯示一定的獨立性，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應引以反思的。”

1997年5月我整理過1991年夏天父親訪港期間的一個講話錄音，他在提及當年的新聞戰線時說：“灰色報紙好一些，因為不採用新華社消息而是路透社消息，反而少出問題，控制著不報國內消息。越紅，越是一線的，越容易受國內影響，不能不發國內消息，加上我們一些幹部不是冷靜處理。我們也不瞭解國內，國內說15000，我不敢改成12000，也不能怪下面的編輯，左得太厲害了。農業部不知道農業真實情況？你左我更左，你產15000，我說20000。”

2014年5月在北京辦理母親後事期間我發現一本15cmX11cm的紅色硬皮本，封面上草書“東風”兩字，畫著一位女性科學工作者的形象。筆記內頁印有許多幅極具時代感的照片，如“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參加勞動”、“東風牌汽車在天安門”和“勞動模範、十四歲小學生馬家和搞發明”等。這個筆記本，加上另外一本較小的筆記筆，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講話內容。包括廖承志[3]、區夢覺[4]、黃施民[5]有關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的講話。記錄顯示，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

筆記本記錄了1959年一次五十天整風——中央認為港澳工委走偏了、極左，要糾正。

硬皮本內頁

（圖三1/2：紅色硬皮本封面和內頁。）

其中6月26日一篇會議記錄，內容有關《新晚報》，十分有助理解上文所謂“爭論”。為保持“原汁原味”又方便閱讀，我照錄如下並加了較多注釋：

“劃線[6]”不影響立場，調子、風格還是策略問題。新晚用外電，不是為“公正”，是為了觀眾（讀者）易於接受，新晚的立場是明擺著的愛國報紙——陳[7]、諸[8]

1．愛國報紙，有自由主義、風格不影響；2.在重大問題上，要照國家規定來辦，這是一條界線——吳[9]

華僑有不少人看祖國是“看廟不看菩薩”，即看國家是否強大，有籠統的愛國主義觀點，對誰來管這個國家不講究，因此在海外只宣傳愛國主義，不強調去宣傳社會主義。新晚不好另搞聳動聽聞的新聞，否則又會犯像史達林的錯誤[10]。但如搞些新聞故事，如替法西斯翻案[11]，像M國[12]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做文章那樣，這樣的聳動是可以的。對民族革命不用支持，用同情態度出現，支持與同情有程度上的不同——江[13]。

黃[14]

1. 小羅[15]把中東報導（錯的）[16]與新晚劃線並提錯。
2. 劃線問題，愛國立場一樣，但不是掛在口上，因之，報導是從側面的，但關鍵問題上立場、公開態度不掩蔽，正面報導，問題不大，方式可不同。劃為中左可以，為免向大公文匯看齊。地方鬥爭可以不配合。

幸[17]

劃線本身並不科學，報紙本身立場不必掩蔽，做法上有分工，劃為二線，意義明確就可。做法上大不同。文匯大公國際主義立場明顯，支持社會主義祖國，新晚也支援，報導就不同了。大公文匯新聞來源清楚，新晚外電。大公文匯主要不靠吃國際飯，還報導內地建設，新晚不同。對內地報導，大公文匯主要宣傳祖國建設，新晚不背此大包袱。HK[18]本地報導，便可不配合，大公文匯以後適當配合，不刺激敵人，新晚可不做。這些不同，過去允許，今後也允許。大公文匯調子降，社會主義宣傳還大降，港聞要大大加，對M有策略，慢慢的大降。新聞主要是提高品質，不是政治性。是風格上的，文藝性，趣味性等的提高（有些降）。新晚不是提高調子，某些還是降。中東報導，錯了，但以後這類報導，也不是向大公文匯看齊，要報導從另一個角度報導，客觀點報導，有別於大公文匯，也支持了“伊拉克”人民歡欣鼓舞。新晚語言內地化，不好，以後要改，多用另一社會的語言，取材於中新社，另寫過（這當然很難）。商報，第一版一定要降，因差不多與大公一樣了。晶報要勸勸他（他的思想怕右）。三報是統戰性質的。A元[19] 在館內也不能以A身份發號施令，與館內民主人士也是統戰關係。對學習，社長、總編審號召，行不行，願不願不追，讓他自由主義，業務與執行任務可結合。經理部更鬆些。不搞學習制度。編輯部務虛風氣搞起來。

以上就是這本筆記內有關《新晚報》的內容。

關於文中提及的《新晚報》所犯“錯誤”，據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的麥君素在《吳荻舟》一書撰文《千里故人情》中回憶：五十年代初，蘇共黨內先後發生了批判史達林，處死貝利亞，宣佈馬林科夫、布林加寧、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為反黨集團等重大政治事件。消息發來的當天，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總編輯和主編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父親提出：“如中央、省委再無新的指示，應按報導蘇共二十大新聞的精神處理，即儘量低調、不渲染、不評論。”但是《新晚報》認為他們的報紙可以寬鬆一些，因為他們是以知識性、趣味性標榜而立足報業市場競爭的。麥君素寫道：“結果他們不僅刊出新華社消息，還把各大國際新聞社發出的帶很大傾向性、污蔑性的新聞稿不加批判刊出，配以被轟下臺的六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照片。報紙一出版，中央各部門都大為震動。周總理辦公室旋即來電廣東省委有關部門，指出這是一起政治事故，要求查明事故緣由，詳報總理。吳荻舟趕到省委，開口就有點負荊請罪的味道。”麥君素說：“我們知道他對事故沒有直接責任，他的自責只是嚴格要求自己對黨負責而已。省委同意我們與荻舟一起去北京向總理直接報告情況，省得書面彙報的某些局限性。”總理聽了父親的彙報，弄清了事實真相，很讚賞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周總理指出：“這一事件是海外報紙一貫追求內容‘花花綠綠’，宣傳‘買空賣空’思想的大暴露，抓住一點即盡情渲染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程度，假、大、空的新聞處理手法，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麥君素還說：“吳荻舟明白，問題不是批評處理某一個人就得以解決，而是要扶正報業方向，在殖民統治的社會辦好革命化報紙。總理的教導，使荻舟和我都受到啟迪，在當時大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包圍中，在當地殖民思想與資產階級生活的影響下，堅持我們正確的輿論導向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於是荻舟和我便帶著新的認識離開北京，回到香港展開了各報的整風學習。”“荻舟與我自《華商報》至中共廣東省委有關部門1958年反右鬥爭運動的十年共事中，荻舟同志對工作一絲不苟，勇於負責，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的精神，著實堪為我師。”

廣東省黨史研究辦公室編輯的《吳荻舟》，收錄了吳荻舟各個時期戰友朋友親人的回憶文章，內容豐富。

（圖四：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吳荻舟》[20]。）

2012年一次在羅孚伯伯家，羅伯母和我聊天。她說：“我看到你們出版的那本《吳荻舟》，書裡說那次《新晚報》出事，你爸爸主動承擔領導責任。他這樣做真難得啊。”

[1]徐鑄成(1907-1991)，不到二十歲就開始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多年，歷任《大公報》、《文匯報》記者、主筆等職位，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遂赴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任總主筆兼總經理。1949年6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徐鑄成任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也曾任上海市出版局編審，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教授，第一、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被錯劃右派沉寂二十餘年。晚年復出，遊歷著述，留下四百多萬字的專著及文集。

[2]據360百科解釋，“克裡空”一詞來自於安陽方言“殼裡空”，把殼兒扒開，裡面什麼都沒有，意為虛假，耍花招。

[3]廖承志：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4]區夢覺：時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5]黃施民（黃施明）：時任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

[6]劃線：應是指新晚報的報刊定位，讀者對象，版面內容，語言風格等。

[7]陳：原文如此，未有全名及資料。

[8]諸樺：時任外辦工作人員。

[9]吳：吳菊生。

[10]史達林的錯誤：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蘇聯批判斯大林相關消息時所犯錯誤。

[11]如替法西斯翻案……是可以的：原文如此，結合前後文應是指M國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替法西斯翻案，新晚報以此為題材做新聞故事是可以的。

[12]M國：原文如此，應是吳荻舟用縮寫，指美國。

[13]江：未有全名及資料。

[14]黃：黃施民。

[15]小羅：羅孚，時任新晚報總編輯。

[16]中東報導（錯的）：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中東問題時犯了錯誤。

[17]幸：未有全名，會議記錄顯示，幸是由中央派來參加會議的。有指應是辛冠潔，時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我不能確定。

[18] HK，指香港。

[19] A元：指共產黨員。

[20] 《蘆蕩小舟》裡的部分往事取材自《吳荻舟》，衷心感謝各位前輩留下珍貴資料。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