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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頁紅頭文件,由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發給吳荻舟,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時間是1989年8月10日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兩航護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 兩航護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兩航起義,指的是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在香港聯合起義。除12架飛機(央航一架、中航11架)同時飛回國內,兩公司(簡稱兩航)還有71架飛機起義後留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此外還有修理廠、辦公樓、倉庫、宿舍等其他財產,員工和家屬合計三千人。

據父親吳荻舟回憶,起義工作是喬冠華通過關係做中航劉敬宜和央航陳卓林的工作達成的,起義後他們隨機回京。喬冠華回解放區後張鐵生接替,張鐵生回國時再把關係交給父親,父親接手主要是護產階段。父親也強調:中航原就有三名地下黨員,何鳳元是公司的中層幹部,陸元斌是飛機上的電訊員,也是地下交通,陳躍寰從臺灣中航秘密轉移到香港。開始他們都分頭工作,後來把關係轉到父親這裡一起護產。國內也派了新建的民航機構負責人任泊生往來香港,負責公開出面搶運物資和上法庭,父親他們幕後配合。

兩航起義後,國民黨派出大批特務和官員從臺灣到香港,試圖接收兩航,無果後便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並於11月24日取得香港高等法院頒發的“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當即請香港法律界知名大律師陳丕士等向高院提出反控告,也取得高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按照港英法律:任何資產發生產權糾紛,由實際控制一方負責,另一方不得進入該資產所在地點。香港兩航既然身為資產實際控制一方,便組織起糾察人員進入停機坪及其他工作場所日夜巡邏。

當國民黨方面得知英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依靠英國得到兩航財產,便由國民黨行政院長何應欽簽字把兩航財產賣給美國人陳納德,他到香港向港英政府提出扣押啟德機場上的71架飛機和其他財產,並起訴兩航。也就是說,兩航必須和國民黨及陳納德在香港法庭上進行錯綜複雜的法律鬥爭[1]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多次致電兩航:要“提高警惕,粉碎反動派陰謀,負責保護一切財產”。兩航亦複電表示:“堅守崗位,保護資產,不為一切外力所動搖。”1949年l2月3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嚴正聲明:兩航留港資財,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委託的人員,才有權處理。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移動或損壞,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項神聖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兩航公司留港資產有被非法侵犯、移動或損壞事情,則香港政府必須負完全責任。

自從香港高等法院頒禁制令,我方巡邏護產糾察隊雖不能移動資財,但根據法令可以進行器材物資的清點、油封、裝箱等工作。於是他們組織300餘人的糾察員,把各廠區器材設備逐步集中到兩航所屬的庇利船廠,並發動港九各業40餘個工會、工會聯合會和社會各界進步社團、進步人士或發表聲明,或前往慰問,香港進步報刊每天在頭版頭條報導兩航員工護產鬥爭消息。

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宣佈撤銷對兩航的“禁制令”。父親協助任泊生和香港運通船務公司的總經理蘇世德洽談租用兩艘海輪,再通過海員工會、招商局組織舢板、駁船和可靠海員從九龍庇利船廠碼頭將大批航空器材、物資轉運到停泊海上的輪船,先後兩次運往天津。幾千名留港員工和家屬,也通過亞洲貿易公司的廖安祥安排分期分批復員到上海、天津和廣州。1952年7月,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將兩航留港的飛機及資產“判給”陳納德,那71架飛機已經不能飛,只能躺在航空母艦腹內離去。這就是歷時兩年半的兩航起義。

陸元斌在紀念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中回憶:“1949年至1951年我在香港期間,曾受他和張鐵生同志的領導,從他那裡得到許多教益。”“1949年9月開始,何鳳元、陳躍寰同志及我多次向吳(荻舟)、張(鐵生)兩人彙報兩航人員思想動態,積極分子隊伍;以及起義行動的準備及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等各階段的情況,接受相應的指示。”“11月27日中航全體員工和11月30日央航全體員工對香港高等法院臨時禁制令發表宣言申明立場,並希望香港政府正視事實,張、吳推動港九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及《文匯報》、《大公報》給予兩航起義人員以鼓勵支持。在12月3日晚港九工聯慰問兩航起義員工。 工聯屬下各工會均有代表參加。在12月5日港九40多個工會慰問兩航起義員工晚會上,港九工領張鎮南、麥耀全同志致詞。12月10日又有29個工會及歌劇團慰問兩航起義員工。兩航起義員工深感有港九人士作後盾,信心倍增。”“1950年3月14日,德爾克帝國號輪及4月5日哈帝提督號輪自香港運大宗航空器材赴天津。在運器材過程中,自九龍庇利船廠碼頭運到海輪上必須使用舢舨,荻舟同志佈置了可靠的舢舨運輸工人隊伍,做到轉運順利,沒有任何失誤。”“1950年4月2日晨,中航停留在香港啟德機場英軍事糾戒區內的七架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破壞,4月5日香港警察當局要求“兩航”派人參加機場警衛工作,我們乃請求荻舟同志,請他從香港進步工會中精選約300人,充當糾察。”“1952年7月29日凌晨,香港警察“接管”兩航在港財產。包括在機場停留的71架飛機和庇利船廠、新亞倉庫。我方護產員被港警毆打致重傷者ll人,致輕傷者95人。受重傷者多為糾察,他們英勇堅定地保衛國家資財,誓不離開崗位,致遭英警毆打,他們的表現,贏得我們的尊敬。”

一架飛機,7名機組成員在北京機場上紀念留影

國民黨兩家航空公司員工在香港起義,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圖一:兩航起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兩航護產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還同時負責國民黨雲南當局起義的聯繫工作。他在文革期間寫過交待材料,1984年訪問了當年和他聯繫起義的雲南財政廳長林南園,共同回憶很多細節。又應雲南省政協和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多方要求寫過回憶材料。

這是一頁紅頭文件,由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發給吳荻舟,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時間是1989年8月10日

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寫給吳荻舟的信函,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

(圖二: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來信。)

綜合手上材料,整理父親這段經歷的前後脈絡,有助我理解當時雲南以及多個省份的起義。

根據王昆侖和楚圖南的紀念文章所寫,龍雲出生於彝族土司家庭,早年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在滇軍歷任重職,受孫中山影響參加討袁護法,北伐。從1927年起掌握雲南軍政財大權,割據一方,雖然接受國民黨任命,卻對蔣介石排除異己有很大戒心。蔣介石幾次企圖控制雲南,都被龍雲抵制。抗戰開始後,龍雲主張團結抗日,昆明一度成為大後方抗日民主運動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雲南很活躍,龍雲和劉文輝秘密加入了民盟(也有資料說他沒加入,但至少他和民盟關係很密切)。和蔣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龍雲成為蔣介石必須剪除的對象。抗戰剛一結束,1945年10月,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昆明發動突襲,控制全市,武力脅迫龍雲離開雲南到重慶,後來又挾持到南京,名義上做國民黨政府參議院院長,實際只是虛名,處處受監視,等於軟禁。1948年底,龍雲化妝秘密離開南京,輾轉赴香港,與中共取得聯繫,並經李濟深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他幾次派人去雲南和盧漢聯繫,積極推動雲南起義。

一頁剪報,題目是《懷念龍雲先生》,由王昆侖和楚圖南撰寫。

王昆侖和楚圖南寫、懷念龍雲先生的剪報

(圖三:《人民日報》剪報,王昆侖、楚圖南紀念龍雲誕辰100周年的文章。)

龍雲號稱“雲南王”,盧漢早年起和他一起闖江湖,同在雲南講武堂學習,後娶龍雲的表妹為妻(很多資料說盧漢是龍雲的表弟,應該是表妹夫吧)。1928年龍雲主滇後,盧漢任省政府財政廳長。盧漢曾發動兵變趕走龍雲,結果無法善後,又把龍雲請回來,龍雲也沒記仇,任命盧漢為全省團務督辦,雖沒有實際兵權,但龍雲常就雲南軍政大事徵詢他的意見,省內的財政整頓,向法國、比利時等國購買武器等亦由盧漢主持。1945年蔣介石逼走龍雲後盧漢接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8月13日,龍雲參與44名國民黨人在《華商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父親正是這版的編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他還對記者說,雲南經過他的策動,也快起義了。消息登出後蔣介石加緊安撫盧漢,通緝龍雲,龍雲則催促盧漢儘快脫離國民黨。

父親在1988年回復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信中說,雲南是1949年12月9日起義的,策劃工作早於解放軍進軍川貴之前。在香港最早接觸這項工作的是夏衍,夏衍回內地後由喬冠華負責,喬冠華回內地後由張鐵生和父親接手。盧漢在1949年6月派林南園到香港找過《華商報》,但是沒有接上頭,於是派宋一痕去北京見周恩來,告知盧漢決定靠攏人民,擁護共產黨。周恩來表示歡迎,不過提出在時機選擇上要注意,不要輕舉妄動,最好等解放軍進至西南,顧得上雲南、接應得上時才好行動(宋一痕認為既然時機未到,就沒必要立刻回雲南,遂留在香港,導致盧漢不知道中共中央的態度)。

l949年夏,周恩來通過李克農把對雲南的政策通知港澳工委派駐香港的工作組。根據父親所說,他一方面通過龔自知(龍雲的心腹、雲南教育廳廳長)與龍雲聯繫,另外在起義前又與盧漢派來的林南園接上頭,轉遞信件,轉達周恩來指示。為了嚴格保密,只由張鐵生和他二人參加這工作,並具體分工父親站在第一線。父親還記得龔自知介紹宋一痕和父親見面,第一次是在九龍彌敦酒店,天氣很熱。父親詳細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告訴他們傅作義已經起義,北平和平解放、全國解放只是時間問題,歡迎雲南做好準備。父親說:“這些意見都是根據中共指示精神經過我和張鐵生傳達的。”“香港方面告知中央盧漢很急,中央指示,現在起義有危險,國民黨嫡系、胡宗南部、桂系部隊都想進滇,如果盧漢過早起義,必遭攻打(大意,地下黨沒有文字記錄,不過父親回憶的這部分內容在林南園的回憶裡得到確認),待解放軍打到川貴邊境時與鄧小平直接聯繫。”父親說:“香港給中央的意見也是不能太早。我們通過龔自知告訴龍雲就是:黨中央歡迎你們起義,但行動時間由中央掌握。當時蔣介石還有幾十萬軍隊退到西南,如果過早起義,解放軍接應不上,孤懸在一線是危險的。”

國民黨特務很注意雲南到港活動的人,在父親的回憶錄手稿中提及一位“楊傑”。他說,大概是1949年夏天,雲南起義前,楊傑被暗殺。當時他從雲南到香港,父親他們考慮到安全問題,建議由地下黨給他安排住處。可能他覺得不方便,住到親戚家去了,結果遭到暗殺。楊傑在香港住下後,張鐵生曾經給他寫了一封信,由父親交給他。楊傑看後沒有把信毀掉。他被害後,信落在港英政府手上。英警把父親找去,客氣地沖了杯牛奶咖啡招待,詢問有關情況。父親說:“我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無論哪個讀者提要求,我都願盡力幫助。”英警客氣地把父親送走。父親說:“他當然不敢懷疑是我殺了楊傑,他們清楚殺害楊傑的是國民黨特務,後來聽說殺楊傑的特務逃到泰國去了。”

父親的行動很受注意,他和盧漢派來的人接觸時十分小心謹慎。母親不止一次給我講過一個小插曲:有一次父親發現有特務跟著他,幸虧父親在香港時間長了,路很熟,發現有人跟蹤,便跑到當時香港新華社九龍彌敦道174號樓下的“雄雞飯店”,前門進,後門出,把特務甩掉。我在父親和林南園的談話裡看到這個小插曲,父親說那次是去見宋一痕。

8、9月間,盧漢派林南園帶一封信來香港,申明四點,1,雲南起義部隊接受解放軍改編;2,雲南軍界人員經過訓練後量才錄用;3,請中央派一個大員主持改編和軍界人員的訓練,解決和地下黨的關係。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當時對雲南地下黨的情況搞不清,有真有假;4,盧漢個人只要求在大陸能行動自由,願去哪裡旅行都可以。另外希望從寬釋放盧榮成。另寫一封信讓林南園到廣州見葉帥,希望葉帥將他的意思告訴中央,準備最近起義,希望中央給於大力支持,提前知道,免得自己被國民黨兩個軍包圍起來力量懸殊。這封信經張鐵生轉交中央,張鐵生並以湖南陳銓為例,說(4)不成問題。

到劉鄧大軍進軍川貴時,父親在龔自知家再次見林南園,和他們研究起草雲南起義聲明。最後由龔自知起草,龍雲修改,林南園帶回去,他幫盧漢與劉鄧大軍取得聯繫,盧漢12月9日發表通電宣佈起義後,劉鄧大軍日夜兼程趕往昆明接應。

雲南起義後,國民黨特務把在香港的龍雲監視起來,龔自知回去前介紹一薛姓女參謀與父親聯繫,薛參謀說有一天晚上國民黨特務曾爬上龍雲家的圍牆,龍雲在港久留很危險。可是他又不願意馬上回內地,主要是怕生活不習慣(他抽鴉片)。中央同意生活方面尊重他自己的意願,給於特殊照顧,解放後國內沒有鴉片賣,還答應幫他買,並派龍雲的老友李一萍帶了一名護士來接他,準備在他戒煙期間護理他。龍雲覺得回去繼續抽鴉片不好,下決心戒煙,而且說戒就戒,回北京後也沒有再抽。這時張鐵生已經調回內地,走前把安排龍雲回內地的工作交給父親,一面加緊做他回內地的工作,一面採取保衛措施。

照片上是龍雲和家人11人的合影

起義前龍雲已在香港寓居多時,這是在淺水灣寓所與兒孫合影。

(圖四:龍雲與家人在香港淺水灣寓所,家人已先於龍雲獲安排回國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龍雲戒煙後,便積極安排他回去。啟程當天,為了保證龍雲的安全,父親安排李一萍乘車到龍雲家,讓龍雲坐上李一萍的車出來,李一萍則坐上龍雲的車出來,國民黨特務跟蹤龍雲的車,卻不知裡面坐著的其實是李一萍。龍雲則坐著李一萍的車,開進運通公司倉庫小碼頭,他們換乘小電船到九龍,轉乘預備好的另一輛車到文錦渡。車到上水,發現有一輛港英的警車尾隨,龍雲和李一萍的車剛進入禁區就被警車攔下,查問為什麼要出境(龍雲要回國內已經通知英國當局)?

一看車子過不了境,他們機警地上了火車從羅湖出境。父親當時負責交通,中國邊防憑父親的簽字紙條放人入境。多年後,《文匯報》報童出身、後來做過《中國日報(香港版)》總經理的周佐強叔叔告訴我:“那時候你爸爸好巴閉(厲害)啊,拿著他簽名的條子可以出入中國邊防!”指的就是這回事吧。李一萍帶著父親交給他的紙條,入境羅湖並無問題,只是北京、廣州都安排了人到文錦渡接他們,久等不見,以為出事。幸好父親提前來到羅湖,接到他們,通知文錦渡,大家才放心了。父親安排他們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北京派張鐵生在廣州接車。

那位薛參謀向父親表示,她也想回內地,問能不能介紹她去讀書?父親便寫了一封信,讓她去見林默涵。林默涵把她介紹到人民大學讀書。文革中,有人找父親調查她的情況,父親為她寫了證明。

[1]陳納德(1893年——1958年),以“飛虎隊”廣為人知。他1937年來華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後組織美國自願航空隊(飛虎隊),1942年改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任少將隊長。抗戰期間指揮第14航空隊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毀超過2,500架日機,同時擊沉為數不少的商船和軍艦。1949年協助空運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及部隊到臺灣。香港朋友近年在研究東江縱隊和陳納德將軍的合作。令人感慨的是,在第三章抗戰時期父親他們曾經慰勞陳納德將軍領導的航空隊,在第五章卻要和他“爭產”。

茫茫大海上有多艘香港招商局商船列隊航行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3艱難護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3 艱難護產

招商局起義後,父親吳荻舟又領導護產鬥爭,那可能比起義本身還要艱難。父親說,當時國民黨有上萬人跑到香港,僅軍人就有六、七千。港英殖民當局對他們一律繳械,作為難民處理。還有特務,隨時要防止有人搶船。

從起義到船開回廣州之前,船員們組織起工會,自己動手修船,組織郊遊,回上海或廣州參觀,還組織在內地的船員家屬來港探親。據說上海解放不到一年發生的顯著變化對船員們很有吸引力,有些人去上海參觀完甚至不想回香港了。船員們改變了過去行船養成的一些陋習,也令他們的家屬驚喜。

正在這時,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

1950年7月初,香港政府港務處通知招商局起義輪船必須開到港外拋錨。國民黨加派特務來香港,搞“海員聯誼會”,以上海餐廳、中央酒家等做基地,拉攏船員吃喝玩樂,賭博嫖妓,勸他們把船開去臺灣,有少數海員被拉下水。特務又以小船圍著招商局的船喊話:“投共受騙,既往不咎,船開回台,立功受獎”。

臺灣國防部保密局甚至有計劃搞武裝破壞:

1.把船上的五星紅旗換上國民黨旗。換旗的時候由特務喬裝僑胞上船慰問,由事先約好的記者拍照報導;

2.在外海等候,將開回廣州的起義輪船劫往臺灣;

3.裡應外合在碼頭上武力奪船;

4.以上都行不通即破壞輪船。

招商局早在起義前就成立了護產候命委員會,委員有蘇世德、陳明、吳荻舟、陳天駿等人。這時又設立了總瞭望哨,各輪都設置了警報工具。

據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回憶:一掛旗,形式就緊張了。香港招商局一個接一個電報打到上海,催促趕快派人去香港。當時工作效率很高,華東財委主任曾山寫信給葉劍英,介紹董華民連夜去見他,葉劍英立即接見,指出有地下党,有海員工會,去了不是孤立的,要大膽負責。1950年1月21日,招商局總船長黃慕容和董華民一起到了香港,但是過了五、六天,黃慕容就對董華民說:“不行了,我要回去了,他們揚言要打死我。”董華民同意他走(董華民是1950年10月份離開的)。董華民在香港地下黨和香港海員工會幫助下,成立香港招商局護產委員會。父親說,這段的公開工作是董華民做的,早前成立的候命委員會則是秘密的,暗中組織力量保護,這個連董華民也不知道。父親說,起義開船回來,董華民有很大功勞。

茫茫大海上有多艘香港招商局商船列隊航行

香港招商局起義船隊列隊開回廣州

(圖一:從香港回廣州的招商局起義輪船。)

當時他們遇到的矛盾處境包括一、所有起義船隻都集中在招商局公司對面海域,雖然有利看管,但在颱風季節船隻會互相碰撞;二、當時解放軍正積極準備解放海南島,國民黨飛機經常到珠江及廣九鐵路沿線轟炸,船留在香港沒有這方面的危險,但是在香港停泊時間過長,遭特務破壞的可能性也大。於是香港工作組(張鐵生已經回國,由黃作梅任工作組組長)決定父親去廣州向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政府主席葉劍英彙報,請示把船開回廣州。父親記得葉劍英見他的時候,華南分局秘書長李嘉人在場。葉劍英聽完父親的彙報後說:“好吧,就把船開回來吧!”父親晚年曾記憶猶新地回憶三人開會的情形:葉劍英打開軍事地圖,指點在珠江沿線有哪些可以隱蔽船隻的停泊點。當時香港外海的公海上常有國民黨的軍艦出沒,為了確保起義船隻的安全,葉劍英決定派海軍護航,並指示船隻回來時盡可能在解放軍控制的水域航行。

父親回港向大家傳達,由於當時傳說國民黨敗退時在珠江航道上沉了很多船,所以決定先派民302拖輪試航,探明航道。父親叮囑船長:如遇國民黨劫船,便向廣東沿海靠攏,寧可擱淺,也不能讓船落入國民黨之手。國民黨看到船要開回廣州,造謠說“這條船再也不能回香港了,船員一定會被共匪扣押”等等,等到民302輪試航成功返回香港,謠言自然不攻自破。至10月20日,13艘船先後回到廣州,據說這成為1950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所有船回去後,所有海員在港的家屬也回去了。

我在父親留下的一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讀到,在起義後至13艘船開回廣州期間,由日本開往青島的海辰輪被臺灣軍艦挾往高雄,船長張丕烈、報務主任嚴敦燁被以“準備發動叛亂”罪名殺害;香港私營惠安輪船公司的北光輪開往內地途中也被攔截到基隆港,二管輪、原蔡鍔輪輪機長徐嘉發被殺害;海廈輪回廣州航至虎門附近時,特務安放的定時炸彈突然爆炸,造成兩死三傷;海漢輪船長羅秉球眼睛被暴徒打腫;軍代表董華民的宿舍被特務抄砸;臺灣正聲廣播電臺連續一禮拜專門向香港起義船員廣播,恐嚇煽動;臺灣交通部秘書主任陳譜到香港搞“船員登記”,逾期不登記者“吊銷之前的證件”。諸如此類的干擾不一而足。其中,鴻章輪大多數船員主張開回廣州,卻有人把鍋爐水放掉,兩股力量嚴重對峙之下,香港西區警署開來警車、坦克車,架起機關槍,要鴻章輪全體船員“自由表達意志”,談判不成就武力解決:“反對開船的站出來!”四個人站出來,其他船員一致表示“我們要回國,開回廣州!”英籍警官把那四個人留下,叫其他人聽船長的。鴻章輪也回到廣州。

為什麼船員們堅決起義?香港招商局總經理湯傳篪的故事很典型。他父親15歲起在上海西餐館當“西崽”、為外國人燒飯、在火車上當茶房,他母親在上海日本紗廠當女工,他自己16歲到西服店學徒,天天看闊人冷眼,後來進了中央航空公司,抗戰期間曾在印度加爾各答工作,1941年蔣介石到訪印度的時候,他幫蔣介石搬過行李。1942年在重慶幫國民黨運送刺客刺殺汪精衛未遂。在公司內部鬥爭中代人坐牢,後來那個人介紹他到招商局,歷任瀘州、九江、營口、天津招商局經理,1949年提升為香港招商局經理。這樣的經歷,令他相信,離開祖國,就要受外國人欺壓淩辱。他覺得共產黨是真正為國為民的。父親則說,“中國的海員有革命傳統。大部分船員家屬又是住在上海,這都是起義的有利條件。”

1950年4月,父親被任命為香港招商局顧問。當時海輪都開回國內,大部分職工也調回內地,招商局僅靠國家撥外匯養著留守人員。據父親回憶,他向交通部建議,開展業務養自己,如重新修建碼頭,改建冷藏庫,建造駁船,得到交通部等部門的同意,由港內駁運,倉儲,走內河,業務慢慢開展起來。

招商局官網資料顯示,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全體員工和留港的13艘海輪共600餘人正式宣告起義。11月5日周恩來總理致電湯傳箎、陳天駿及全體起義海員,對全部起義海輪返回祖國表示嘉勉。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改組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香港招商局歸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領導。2月14日香港招商局致函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要求沿用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以杜糾紛,3月15日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復函香港招商局同意。此後幾年招商局業務未獲進展。1956年招商局恢復業務。1962年開始,國內來港貨物的中轉事宜全部由招商局辦理。

如果當年不沿用招商局名稱,不在留守期間重新開展業務,就不會有今天的招商局吧。

早在1960年,上海海運管理局就收集了海外起義總共16艘船的各種資料,編輯了厚厚一本《海外群輪義旗飄》,我在其中看到父親的旁注,比如反撤退、反破壞“也符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起義人員分為“一堅決的,二反動的,三無知的,四為錢的,五怕死、在威脅下動搖的,六平均主義的”,關於護船糾察隊,“有海員工會派人組織的海上巡邏隊”以及“由老松負責的陸上監視哨”,“朝鮮戰爭和抗美戰爭”,“思想反復”,“英美尤其美,在美的影響下英態度也變了”,“特務加緊活動,打進敵營中去”等等,紙張已經泛黃,墨跡也已經模糊,歷史卻能留下來。

發黃的紙上有個表格,列明香港招商局起義船舶的概況,時間、起義地點、船名等。

香港招商局起義船隻資料

(圖二:上海海運管理局編輯的《海外群輪義旗飄》附錄——起義船舶的概括。)

招商局十三艘船起義的時候,永灝油輪正在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這艘船載重一萬五千噸,時速20海裡,前身是日本油輪黑潮丸。1944年太平洋戰爭後期,黑潮丸被美國轟炸機和美國軍艦炸沉於臺灣高雄港附近。1948年初,中國郵輪公司把它打撈出來,改名“永灝”。

中國油輪公司委派清華大學畢業、美國留學歸來的造船工程師邵良到高雄,把船接回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邵良作為公司代表,組成香港臨時監工處,公司總經理李允成在臺灣和香港之間奔波,他的兒子李恭正是三副。招商局起義令永灝輪大部分船員心動。邵良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任用私人,早已厭惡。他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們是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派來的。我們的船應該屬於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我們在船尾已經油漆好船籍港“上海”二字。永灝輪起義的意圖被報導之後,邵良收到恐嚇信。他去招商局找父親,經研究同意他們起義。3月17日邵良去信周恩來:“我們中國郵輪公司香港臨時監工處全體同仁暨永灝輪全體員工僅遵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月9日電令堅決地宣佈脫離國民黨政府,堅守崗位保護人民財產聽候中央人民政府派員接管。”

字跡已經模糊的一封信,是中國郵輪有限公司永灝油輪全體員工寫給周恩来總理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永灝油輪全體員工致信周恩来總理

(圖四:油輪起義員工給周恩來的電文簽名底稿。)

但是永灝輪起義一波三折。按港英法律,凡在船塢修理的船,產權由船塢保管。國民黨又以該輪曾向菲律賓交通銀行借款修船為由,聘請大律師羅文錦提出訴訟爭產。就此,父親請上海中國油輪公司頒發全權代表證書給邵良,請湯傳篪派招商局船長左文淵任永灝輪船長。1950年4月1日,永灝輪宣佈起義。通過黃埔船廠英國朋友的介紹,邵良赴羅文錦律師樓,陳述起義經過和起義的合法性。當時羅文錦已經準備好關於永灝輪的英文卷宗,邵良以流暢的英語說服了羅文錦不接這個官司。黃埔船廠提請法院裁定,說臺灣、菲律賓和上海中國郵輪公司三方爭奪永灝輪產權,他們不知道交船給誰。九龍海員工會向父親通報了永灝輪外檔一艘萬噸荷蘭船離開的確切時間,父親向左文淵發出移泊通知書,1951年3月11日,荷蘭船剛剛離開永灝輪的外檔,民302輪即把永灝輪拖離黃埔船廠。

邵良給黃埔船廠兩封信。

香港黃埔船廠:

我已通知永灝油輪移泊。因為你廠留在船上的管子、電纜、工具等妨礙移動,我方當然必須拆除這些管子、電纜、電線等。一切損失,我方負責全部賠償。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香港黃埔船廠:

現在正式通知你廠:根據中國郵輪公司和你們簽訂的修船合同來看,你廠故意拖延修理工程,又因為你們做了合同以外的活動,我已通知該輪船長將該輪移泊其他地點。凡任何確實做了的工程,做得合適而未付過款的,送來帳單,立刻付清。

今附上香港中國銀行的證明信一封,證明我們有足夠的款子存在該行,準備做付永灝油輪修理費的專用款。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3月12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刊登消息:因為英商黃埔船廠不再“保有”永灝油輪,永灝油輪案件宣告撤銷。但是隨後港英當局百般刁難永灝油輪辦理結關手續,不許該船離港。拖到朝鮮戰爭爆發,英國參與派兵朝鮮,支持美國軍事禁運,港英當局頒令徵用永灝油輪。邵良拒絕接受徵用令,申明他只聽本國政府命令,海事處處長說:“徵用後的付款,我們講好。一百萬,一百萬,交給你。”“你搞的什麼鬼事!”邵良拒絕:“要買船,可派代表到北京找中央人民政府。”

按照國際法,國旗下的甲板就是自己的國土,船長是這國土上的行政長官,行使本國法律。左文淵船長率領船員據理力爭,相持多日。香港工作組分析形勢認為,港英當局最終一定會強行徵用永灝輪,遂向上級建議,一旦英警上船,除非他們簽字承認是武力徵用,否則船員決不下船。並建議徵用在國內的英資船廠、油庫作為補償。很快上級便批准了工作組的建議。不出所料,全副武裝的英警於4月12日登上油輪,船員們手挽手圍繞在五星紅旗下不肯離去,最後英警請示上級,簽下“by Force(憑武力)”字據,左文淵取得簽字徵用狀後申明:五星紅旗不是我們自己降下來的,是英警強行降下來的;我們的船員不是自己下船的,是英警強迫下船的。永灝油輪後來被交給了英國海軍。4月底,中央人民政府頒令,徵用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徵用上海英聯船廠和各大城市的英資汽油庫、加油站。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空白地方有旁注:“當英警上船武力徵用永灝油輪時,我們的指示是要英方承認是用武力。當時我們聽邵良報告,英警強行降下國旗前,邵良提出要英方簽了by Force。這張by Force 降旗的字據交招商局了。(成為)我們後來徵用亞細亞公司在我國各城市的財產和英聯船廠的文字依據,如何這裡沒提?”這字據應該妥為保管在招商局作為歷史文獻吧。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另一處、寫著“三星公司、強華公司的搬運工人在碼頭上集合”這裡再次旁注“老松”兩字,1991年父親訪問香港的時候帶我們見過這位豪爽的碼頭工人領袖。

我陪父親去過上海邵伯伯家,他們的談話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第一件,邵伯伯的女兒拉小提琴,手指在琴弦上飛快地移動。我很驚訝竟然有人在文革期間學會拉小提琴。第二件,邵伯伯談及他的處境,意見很多。當時我還想,這位伯伯牢騷滿腹啊。看了這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我終於明白他的心情。一心嚮往新中國的經歷和後來的遭遇,落差太大。

父親說,此外還有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航運企業如民生公司的盧作孚,也靠攏人民,升起五星紅旗。民生公司六、七艘門字型大小的內河客貨船也先後回到廣州,有的擔負了珠江客運,有的參加了解放海南島。還有一些上海解放前把機器轉移到香港的紗廠,經動員也回國了。

習仲勛和吳荻舟我收的照片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2船舶起義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2 船舶起義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9年10月下旬,在新加坡培養母親張佩華入黨的林敏對母親說:“(你)再不回去,老吳向彰風要人了。”十一月,母親帶著孩子回到香港。離開新加坡前,一些同事和學生家長為她送行,送給她一些布料。晚年時母親回憶說,我哪裡可以收人家的禮物?可是又不能拒絕,怎麼辦?我就把張三的布料送給李四,李四的送給王五,王五的再送給張三,這樣大家都高興。母親記得在香港上岸時,孩子們穿長袖襯衫工裝褲,她只穿一件短袖旗袍。當時人們傳說,南洋回來的華僑,連一張被子也沒有,母親說,這是真話。饒彰風讓母親好好安頓一下,不急於工作。

當時父親吳荻舟正忙於“版面內外”的工作,他說:每天24小時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投入版面內外的業務。某些和國民黨以及港英當局過招的情節很驚險,可惜紀律規定開會不可以做記錄,單線聯繫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母親當時以及事後對父親的工作都知之甚少。在母親記憶裡,那時父親掛一件西裝在門後,但其實經常像個搬運工。

父親晚年在不同場合曾經講過當時的一些事:“廣州解放後,雖然無需再冒海上被劫持的風險,但是這時候大批國民黨特務潛逃來香港,保密要求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國民黨特務從瑞士、倫敦一直追到香港,要綁架他去臺灣。我們與李先生的親屬聯絡好,他們一上岸便送到郊區安全地點隱蔽起來,幾天後才送他們經深圳回去。”“數學家華羅庚,從機場接出來,我們帶他穿過半島酒店,安排到九龍酒店住下。當時這樣做,華先生也許以為半島酒店客滿,才同意移到九龍酒店下榻吧。”“遇到需要高度保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學者、社會名流如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北上,為了減少人知道,饒彰風和我親自登門運送行李。”父親說過,饒彰風給他印象很好,一點架子也沒有,和一般黨員群眾一樣,粗細工作都幹,任勞任怨。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華商報》升起,翌日《華商報》停刊,準備遷回廣州辦《南方日報》。饒彰風回國前幾天和父親談話,要父親留下把報館的全部資料(包括個人的書籍)運回廣州,再把干諾道123號(包括辦公用具和印刷機)交給《大公報》使用,還要負責策劃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等工作。父親說他也想回廣州,饒彰風說沒有適當的人接替他。一個新的政權誕生,到處需要幹部,在港中共幹部及機構陸續內遷。

1949年前後,中共香港工作前沿機構的領導人調動十分頻繁(見圖一)。當時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設在廣州,是在中共華南分局(後為廣東省委)領導之下,只在香港派駐一個工作組。章漢夫、連貫、饒彰風等人陸續回國後,這個工作組就由港澳工委駐港特派員張鐵生負責,加上父親以及溫康蘭共三人。溫康蘭主管工商統戰,父親除繼續抓交通工作(包括策劃國民黨在港企業起義等),全面主管文教線,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等。黃作梅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駐港副特派員,開始時沒有參加香港工作組的工作,張鐵生1951年調回北京後,黃作梅任組長。

一頁手繪香港工委架構圖,顯示1938年至1949年中共香港工作的領導架構。

吳荻舟手稿,關於香港工委架構之一

一頁手繪香港工委領導架構圖

續前,1956至1958年香港工委架構頻繁變化。

(圖一1-2: 1949年前後香港工委、工作組架構。1985年前後父親回憶香港工作時寫。)

國民黨在香港有不少金融、財貿、交通機構包括民航、資源委員會、海關、鐵路、銀行等,父親回憶說,有的機構是早已設立在香港的,有的則是隨解放戰爭的發展從南京、上海等地遷港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從1948年夏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這些機構上中下層取得聯繫,目標是組織他們帶機構起義。比如溫康蘭工商統戰線的羅哲民,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梁燊、孟頌南建立聯繫,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奇早在上海解放前就與中共有聯繫,他在華南解放後,特來到香港阻止資源委員會在港機構遷台,準備起義。有的機構原來就有中共地下黨員在起作用,比如福建銀行的劉朝晉(福建人),1949年工委通過父親把這個關係交給陳明,劉朝晉、陳明以及父親曾一起研究策劃起義。

一份蓋了紅色公章的介紹信,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吳荻舟了解海員起義情況

介紹來人通過吳荻舟了解海員起義情況

(圖二:1982年,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父親瞭解起義情況的介紹信。)

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父親作為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發言,6月19日又在家中接受訪問(在場的有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起義船長左文淵、李致中、于靜遠),父親詳述起義過程以及起義前後香港地下黨如何做保障工作,留下記錄。同年,他還寫了紀念文章《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生動精彩。

習仲勛和吳荻舟我收的照片

海員起義紀念活動上,習仲勛接見吳荻舟等人。

(圖三:1985年4月30日,在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上,習仲勳與父親和董華民握手。)

父親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起義至少有三條線,現在看有四條線。”“第一條,米國鈞,通到陳冠澄;第二條,華東線,通到湯傳篪。第三條是我這一條線。第四條,後來聽周魯伯說,曾有一姓廖的同他來往。還有沒有其他線?就很難說了。”父親說,他甚至不清楚湯傳篪這條線,“當時地下工作,各線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時父親和湯傳篪工作上有接觸,但卻不知道彼此身份(這個細節對我理解他們當時的工作很重要,就像送人北上一樣,由於是地下工作,各人只知道自己那條線所做的部分)。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1949年前後,航運業務已遠及南洋和歐美諸國,當時總局設在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而香港招商局這一分支擁有的資產占整個招商局的五分之一。

四層小樓,掛著香港招商局招牌。

香港招商局舊址(干諾道西15-16號)

(圖四:香港招商局舊址,四層樓。港島干諾道西15-16號。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裡講到1948年秋連貫即將回解放區時他們在連貫家談到陳天駿。據父親描述,1938年抗戰時期,陳天駿是英國鋼窗公司的經理,他通過瓊崖縱隊司令員馮白駒的叔叔認識連貫。陳天駿要求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延安。據連貫說,陳天駿是留英學海軍的。父親告訴連貫:“陳天駿現在任香港招商局總船長,也叫值埠船長,不出海,是所有船長的頭,招商局所有船長都要聽他調遣。我們一致認為要做他的工作,做好一個,帶起一片。”連貫說:“這人很聰明,他來港後找過我,但未見面,你就用我的名義約他試試吧。”於是,1949年春茗,父親和這位總船長打了招呼,不過還是沒約見面。父親說,航運界很複雜,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形勢發展未到火候呢。

據父親回憶,1949年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一度威脅全人類”[1],香港謠言很多,人心波動。香港工委決定發動l0萬人和平簽名運動,《華商報》讀者版具體執行。由郭沫若寫了“和平呼籲”,父親撰寫簽名運動的說明,登在報上,用淡墨印簽名箋每天隨報附送,父親每晚要整理數以千計讀者寄回的簽名箋到半夜一兩點,後來為不影響報紙出版時間(早晨四點前出報),由組織向《大公報》借調張學孔(後來任香港商報總編輯)幫他,確保讀者次日能在版面上看到自己的簽名。初時登半版,後來擴展到全版,運動迅速擴展到澳門,港澳市民、商販紛紛簽名,父親形容“人數越來越多,欲罷不能,反映了廣大群眾需要和平,反對戰爭。這運動使我們在政治上擴大了影響,報份也因此增加了”。最後,簽名箋彙集成四冊,由郭沫若題寫封面,燙金裝訂,l950年11月帶到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華商報》不斷用大幅、有時還套紅的地圖報導解放軍每天進展消息,震撼著每個香港居民,包括駐港英美法居民和國民黨的人,斯諾說:“中國震撼世界”。

臨近天津解放,父親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國民黨機構人員,他們或經人介紹,或自己找上門來,有財經機構人員,陸海空軍人,也有國民黨人,有的來掛鉤,有的醞釀起義,有的準備集體脫離國民黨。總之,父親說:國民黨敗局明顯,要求棄暗投明者眾,尤其大軍渡江前夕,談判破裂之後。他回顧,僅1949年4月的一天,父親剛在《華商報》發完60多名國民黨黨員的起義宣言,又接待了一名與國民黨海軍有關的人。他說某艦人員有意帶艦起義,要求聲援。也是在這天,倫敦(後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授的)找父親說:他的親戚在國民黨空軍工作,他要動員他和他的朋友起義去解放區。父親都答應予以協助。9月,倫敦的親戚果然動員6名國民黨空軍(包括地勤人員)起義回解放區,他們後來都成為解放區第一所航校的骨幹。

這時期父親開始有意識地和航運界加強往來,也與陳天駿多次交談,但仍未提及連貫。到了1949年7、8月,北京臨近和平解放,父親終於用連貫的名義約陳天駿見面。第一次是在香港德輔道中一家庶民光顧的廣東茶樓,外省人不懂廣東話是不進來的。一見面父親就直言:“連貫已回解放區,行前告訴我,陳先生曾找過他。”陳天駿說:“我和連先生是老朋友,到港後一直找他,沒有地址,也不敢隨便打聽。”兩人公開了身份,便言歸正傳。陳天駿說天天看《華商報》,但還想聽聽“更重要的”,如“有長江天塹,蔣介石還有二三百萬軍隊,何況還有美援支持”,“國共和談,有前途嗎?”等等。

父親說:“你該聽說北平將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思變,蔣介石一再施壓吧?”陳天駿說:“傅蔣本來就貌合神離!”父親說:“與蔣貌合神離的,江南就沒有了嗎?”陳天駿看看父親,沉默片刻,接著就談起招商局內人心不安定的情況。父親問了問幾位經理的情況。陳天駿說:“各人都有心思,但誰也不說。”父親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近來貨運可以,幾十條船都在跑。”他們約好下次見面,父親希望瞭解公司人員、尤其是各船長的思想情況。

父親與陳天駿交了朋友,父親主要向他介紹和分析形勢,通過他再動員各船船長。中共中央華東局派到香港的陳明、劉若明(蘇世德)則負責做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中央對招商局起義的指示是:集中盡可能多的船隻在香港,等待適當時機宣佈起義,不搞個別船隻零星起義,以免打草驚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佈香港所有國民黨企業歸人民所有,10月21日,代表新中國政府的大律師陳丕士登報聲明:人民政府有權接收中華民國在港各機構和物資,招商局也在接收之列。

父親和陳天駿的會見都是很秘密的,他記得《華商報》停辦之後就常常約陳天駿晚上在人去樓空的《華商報》機房會面,父親回憶說,他們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小時兩小時地談話,策劃起義,很興奮,還說過船員回國後的前途:工作一定會妥善安排,不會失業,工資待遇一定按國內政策安排。

“老陳,現在要盡可能多地找藉口把散在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的船集中到香港來,為了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又要特別小心做好船長的工作,找到充分理由,把船留在香港。戰略上來一條扣一條,多多益善,人民的財產,都要回到人民手裡,但在具體戰術上,又要做得靈活,選一兩位極可靠的船長,攬一些貨,把船放出去,作為掩護,使陳福善、徐學禹這些死硬派,見到有來有往,不起懷疑。可又要隨時能調回來,放出去是為了能更多地收回來。”

陳天駿說:“這點有絕對把握,已經聯繫好幾位船長,都簽了名,留在港內的,都有一定的理由,如小修、洗底、鏟鏽,有的還進了廠……”“進哪家廠?不是九龍、太古吧?按國際海事法律,船進了塢,要臨時接受船塢指揮,宣佈起義,會發生產權糾紛……”“不,船要在船臺上才有這問題,何況我們進的是旺角船廠,戰時被日寇強佔,戰後才收回來,它的產權是招商局的。”

“這就好了!”

陳天駿準備了一張紙,每說通一名船長,便請船長在紙上簽名,但為了不分先後,是繞著一個圓圈簽名,然後由陳天駿保管。父親想起連貫說陳天駿聰明、能幹。

宣佈起義前一個多月,未到約定日期,父親忽然接到陳天駿電話,要求當晚見面。這天父親為安排一批人上船去天津,到報館辦事,否則也接不到陳天駿的電話。父親整理好名單,送到中華旅社,交給李濟深留下的關係,再回報館,准七點陳天駿就來了。他迫不急待地說,有一個自稱高山克的人來找他,說自己是華東空軍司令,要他馬上起義搶頭功,還說等他回信,很急,陳天駿問父親是否知道此人此事。

父親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可能國民黨特務聽到什麼風聲來摸底,便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那人再來,就堅決表示:‘我忠於國民黨,決不投共。’態度要堅決,話說重點都行,這話我是代表黨說的。不過,登禹船長自己會不會要搶頭功?”

“我估計不會。”“我們的確擔心這點,”父親說,“你一定要做好登禹船長的工作,這是為立更大的功,我們的目的是團結更多的船長,起義的船越多越有功。登禹先動,打草驚蛇,引起國民黨注意,不但會強迫現在停港的船開走,還會強迫在外航行的船不來香港,這樣,整個起義計劃就被破壞了,登禹船長表示不起義,‘效忠黨國’,要把道理講清楚,表態越堅決越能掩護其他船。”陳天駿同意了,他問:“這意見可以對其他船長說吧?”“可以!告訴他們,如有人去勸他們起義,都可以這樣表態,當然,話有各種說法,才不致使蔣特摸到是事先約好的,否則,也會引起懷疑,必要時,罵幾句也行,或‘攬到臺灣的貨,就開臺灣。’一定不能讓蔣特聽到風聲,起義的船愈多愈好,是一條原則。”“對,對,現在已有11條,還有一條就要回來了。”約好下次會面,他們便分手了。離開報館,父親去向張鐵生彙報這事,他完全同意父親的判斷,用濃重的江北口音說:“空軍司令員駐在香港,扯蛋!”

父親回顧說,這些情況,他們都隨時向葉劍英彙報。當時交通很不方便,廣州沒解放前來回都要兜一個大圈子。

彙報內容是查不到的,因為地下工作不留記錄。香港幾個人,基本上是獨力作戰。總的方針就是要求起義。父親和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商量以合法手段竭力把船留在香港,動員各船拒絕駛往國民黨控制的港口。12月底,已有l3艘船集中在香港。臨起義前,華東、華南兩條線聯合起來了。父親和劉若明請陳天駿、湯傳篪出面召集決心起義的船長開會,在起義宣言上簽字(1985年在我家中,他們一起回憶,確認是左文淵1950年1月13日把新做的13面國旗送到各船,誇他“很不簡單”)。

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更加明朗。在北京,周恩來發佈命令:令駐港原屬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切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

吳荻舟在碼頭附近,身穿白色短袖襯衫,笑容滿面。

吳荻舟在招商局起義當日在碼頭附近留影

 

(圖五:招商局起義當日,父親在碼頭附近照。)

1950年1月15日晨8時,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l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539名船員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報導了這個消息。還同時刊登了香港招商局暨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管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

[1]我查到蔣介石1949年4月底曾經對上海守軍訓話:“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只要堅守三個月,美國就會援助我們,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同時期,毛澤東說過:“一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將與蘇聯站在同一邊。”蔣介石1949年曾在日記中“反省”,如果他不下野,中華民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說不是空穴來風。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版面內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香港《華商報》舊址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

1945年日本軍政府在香港簽署投降書,港督楊慕琦是英方代表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6年夏,劇宣五七兩隊部分隊員順利到達香港,住在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的青山道。父親吳荻舟對母親張佩華說:“放鬆吧,現在除了窮,什麼也不用怕了,再不怕殺頭坐牢。”

次日上午,《華商報》董事饒彰風即代表香港地下黨來探望兩隊。他看見大家打地鋪,過意不去,但是隊員們卻樂觀地笑道:“天熱,花磚地涼快呀。”

饒彰風約父親到距駐地不遠的何啟明家傳達香港地下黨關於創建一個職業的藝術劇社的指示。據父親回憶,光復已一年的香港九龍,到處還是戰爭留下的零亂和淒涼。他看到馬路兩旁一片被炸毀的房子,鋼筋水泥的樓板七零八落地搭拉著掛在斷垣殘壁上,街道上來往的人也不多。我在網上搜索了1945、1946年前後的香港老照片,對父母當年看到的香港有了一定的印象。

香港大學陸佑堂的屋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整座禮堂只剩屋頂的三角房梁和四堵墻。

香港大學陸佑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直到一九四六年仍未恢復。

(圖一:圖為位於港島半山的香港大學陸佑堂,可以看見戰時被破壞的屋頂仍沒有修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何家坐下,饒彰風說:“上次你來我還忙《華商報》復刊工作,沒有時間和你深談;l941年在韶關,也由於環境不允許,只見過一次,真抱歉!”原來除了l941年秋饒彰風和張琛以《潮報》記者的身份到七隊駐地墨江會館來“採訪”,和父親及副隊長徐洗塵等人第一次見面外,1946年初,父親從韶關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工作後,曾經到香港找饒彰風,告訴他七戰區政治部要兩隊去華東,兩隊決定不去。當時饒彰風和左洪濤意見一樣,他說;“對,不能上反共前線。”

在韶關見面時,父親只知道饒彰風就是青年詩人甫特;張琛是廣東梅縣《民報》的總編輯,因宣傳中共的“三堅持”(),報紙被查封,他就到韶關開了一個“商行”。後來才知道,饒彰風當時已是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張琛也是中共黨員。

父親對饒彰風說:“那次短暫的見面後我還幾次見到張琛,可再也找不到你。”饒彰風告訴父親,粵北省委遭破壞後他便撤退了。他們都為以後可以常見面而高興。饒彰風稱讚左洪濤“是個很高明的導演”,利用張大王(發奎)與大特務黃珍吾之間的矛盾,取得兩隊“相機撤退”的勝利,說這出“復員喜劇”演得很生動、很逼真。父親也說,黃珍吾儘管咬牙切齒要抓要殺我們,可是到頭來還奉送我們幾十萬元做路費來香港。

據父親1988年寫的紀念文章《記“中藝”的誕生和成長——並深切懷念夏衍和饒彰風同志》所述,敘舊之後,饒彰風說:“你們為了保存力量,來香港建立職業劇社的計劃,香港地下黨完全同意。我和夏衍同志談過,初步設想是:首先人事上一定要把兩隊的骨幹保留下來。年齡太小的,可以安排他們進學校或送他們回家。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人口幾十萬,要維持一個職業劇團是很困難的,因此,新建的團,一要精幹,二要設法去南洋巡迴演出,這樣,才能長期生存下去,還有不少具體問題,待以後慢慢研究。五七兩隊聯合起來,政治上、藝術上都是比較強的,大家要有信心。”對新建的劇團今後的方針,他建議政治低調子、藝術高品質,內容健康、花色品種多樣化。他說:“這樣,你們會受歡迎的。你和大家先議一議,再作最後決定。”

饒彰風告訴父親,到報館找他不方便,可以晚上到他家去。父親覺得他善於思考、平易近人、細心幹練、處事果斷。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和陌生的環境,要對一大群青年的前途負責,父親難免感到忐忑。但是見過饒彰風之後,父親心頭的不安消失了。

當時,五隊隊長徐桑楚已去上海做電影工作,副隊長丁波見過在香港擔任地下文委的夏衍後說,夏衍的意見和饒彰風的意見完全一致,不過更具體更全面。夏衍的設想是根據香港和南洋的特定環境以及到過那裡的劇團的經驗提出來的。他說這個地方政治環境複雜,華僑和當地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準、藝術口味不同。一個職業劇社要生存下去,首先要能適應這樣的環境,要滿足不同觀眾的要求,他們要什麼,我們都能拿得出來,才不愁戲票賣不出去,當然,不能搞低級趣味。還有,泰、馬、新、印尼與國民黨還有外交關係,也是要十分注意的。總之:要建立一個政治調子不高(但又不是搞低級趣味)、能歌能舞,既演話劇又演歌劇的綜合性藝術劇社,夏衍建議,社名叫做“中國歌舞劇藝社”,簡稱中藝。

父親和丁波向大家傳達了夏、饒的指示,統一思想,便進入建社的具體工作,主要是人事安排。當時,五隊留下的人少,都是年齡較大的骨幹,七隊人多,還有幾位年紀較小的隊員。父親找到教育界、藝術界的朋友何平、成慶生等,把劉德林送進香島中學,吳松齡送進中華電影製片廠,施明新送往福建音專深造。

有一個隊員陳碧青,是七隊在梅縣吸收的新隊員,她喜歡音樂,尤其是唱歌,在小學時就得到音樂老師的重視和培養。1944年她尚在廣東梅縣東山中學讀書時,有一次全校唱歌比賽名列第一,從此她下定決心要學音樂。l945年3月劇宣七隊在興寧縣演出《軍民進行曲》和《新年大合唱》等節目,她看後非常崇拜,幾個月後,1945年7月,當她得知劇宣七隊要在梅縣辦“戰時藝術訓練班”,課程開設文藝思想史、樂理、聲樂、音樂指揮以及戲劇、舞蹈等,她就興奮地報名考試,被錄取。“培訓班”開學後不久,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本來要學習6個月的課程,提前結業,由於陳碧青聲音條件好,反應快,結業時被吸收參加七隊,她竟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紀念文章《吳隊長是我的引路人》中說:參加劇七是我人生經歷的一個根本轉折,從此我踏上了革命文藝的漫長征途。那時我才16歲,離開了家鄉,告別了父母,一切要靠組織的説明,靠自己的努力。一天,吳隊長主動的找我談話,他說,你年紀小,第一次出門遠行,可不要哭呀,你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有什麼困難,有什麼事情,可以找大家談談,他們會幫助你的。又說,你除了參加排練和演出外,空餘的時間要抓緊學習。還叮囑我,隊裡的生活比較艱苦,要好好地鍛煉自己。吳隊長親切的話語,和藹的態度,雖然已是50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回想起來,好像是昨天一樣清晰。他一點也沒有領導的架子,就像是我的親人、長輩。吳隊長這次談話,給了我溫暖,給了我力量。從此我除了完成好工作任務外,就是抓緊時間向隊裡的老同志學聲樂、學表演、學語言等。到廣州後還聯繫到藝專去聽課、學鋼琴,以提高業務能力和知識水準。我還記得有一次隊裡排演《阿Q正傳》,決定讓我飾演小尼姑角色,當時我既高興又緊張,一方面覺得可以鍛煉鍛煉,可心裡又怕演不好。吳隊長瞭解我的心情後,就親自幫助我分析劇本和角色,提示我該怎樣演好這個人物,鼓勵我要勇於鍛煉,增強信心。那時我雖然演戲不多,但聽了他的話後,確實受到了鼓舞,非常認真地投入角色,進行排練。至今,隊裡的老同志見到我,還親暱地叫我“小尼姑”,可見我演得還算可以。

五七兩隊撤退到香港,成立中藝。陳碧青也隨隊到了香港,她想抓緊時間學習業務,實現從小的願望,到音樂學校去深造,就把心思告訴我父親。父親立即表態支持,並勉勵她好好準備,爭取考上。還說,如果考不上,歡迎你再回來。後來陳碧青才知道,實際上隊的領導層和黨支部已研究過她和施明新上學的事。l947年春中藝離開香港前夕,陳碧青到了廣州,在藝專經過短期專業補習後,到上海考取了國立福建音專聲樂系,又于1948年夏考入國立上海音專(今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直到1956年畢業。她說:“我在劇宣七隊的時間不算長,但我想,要是沒有七隊和吳隊長等老同志的引路、幫助,哪有我的今天啊!”

兩隊合起來還有30多人,選出父親為社長,丁波和徐洗塵為副社長,父親主要負責對外,丁波負責日常工作和發展黨的工作。據丁波回憶:在馮乃超領導下,中藝除原有的三名黨員(丁波、胡振表、黃力丁)外,發展了鄭達、齊聞韶、徐洗塵、史進、潘予、林宗熹等在香港入黨,成立了黨支部,丁波任書記。支部成立後,馮乃超親自找父親談話,告訴他中藝成立了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自己的隊員跑在自己前面解決了組織問題,父親卻為他們高興。丁波說父親當時“喜形於色”。父親說:“請組織相信我,當然我也設法找黨的關係,儘快把這個人生中的大事解決。”馮乃超說:“黨多年來都關心你、信任你,把你當黨員對待,相信你也是理解的。”
只有母親知道,父親為自己的組織問題不能解決,內心有多焦急。但他要負責全社30多人的生活問題,要儘快演出。父親抱歉地告訴母親:“又顧不上你們了,全社都要沒飯吃啦!我們也要斷炊。”母親告訴他收到大舅的信要托人帶一點點錢來。父親笑笑說:“雪中送炭呀。”

他放下自己的心事,投入工作,中藝於9月1日宣佈成立。

復員時,他們鑽了官僚主義的空子,自動把各人的“軍階”提高一級,多拿了幾十萬元復員費,可是換成港幣也沒多少。安置了人員,添置了必需品,換了服裝,很快社裡財務告窘,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演出。

初來乍到,人地生疏,找個劇場也得向饒彰風求教。父親去找饒彰風,饒彰風說:“我也正要找你談。”

饒彰風指出,港英當局雖揚言“要把香港建成東方的民主櫥窗”[1],但問題可不那麼簡單。目前國民黨政權還與英國有外交關係,在港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代表,港九還潛伏著國民黨特務,對五七兩隊來香港不會不知道;以後“中藝”還要去南洋各地,那些國家都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使節,五七兩隊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一個月前還要抓五七兩隊,能不破壞刁難嗎?饒彰風要中藝先在香港搞幾場演出,把政治色彩沖淡一點,不能演出像《豔芳酒家》(一出揭露國民黨軍隊腐敗,導致倫常慘劇的話劇)和《還鄉淚》等直接刺向國民黨的劇目。演出名義、地點要好好考慮,這裡頭的學問大哩。一定要在人們的心目中慢慢造成“中藝”與原五七隊毫無關係,只是戰後在香港新成立的職業演出團體,這樣才便於衝出去。這和夏衍的意見不謀而合。兩天前丁波去找夏衍,談到要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時,夏衍也批評說:“你們想幹什麼!”

他們的話使父親想起抗日戰爭時如何迂回曲折地在國統區堅持鬥爭的往事,悟出在新環境中該如何做。他們決定以演出歌舞為主,加一出反映農村反漢奸的歌劇。香港也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2],香港市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不會反對這樣的劇目。有些節目七隊雖演唱過,如《客家山歌》、《新疆舞》、《阿細跳月》、《藍色的多瑙河》等,但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完全可以演。

194510日军签署投降书

(圖二:日本在香港的軍政府簽署投降書。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向饒彰風彙報後,他同意了,並說,再在演出名義和演出場地上做點文章。

自9月1日中藝成立到ll月下旬,他們先後演出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成功令香港中上層社會認同中藝只是一個追求藝術、靠票房收入維持的職業劇社。

劇宣五隊的鄭達在紀念文章《中藝成立前後》回憶:“五七兩個隊成員是初次合作,相互間的不理解不協調自然難免。比如在演出劇目的摸索中,當首演大型話劇《牛郎織女》得不到觀眾的喜歡,賠了老本時,兩個隊的一些人就相互埋怨和指責起來,要不是老前輩夏衍給我們開會做團結工作,引導我們為準備去南洋作巡迴演出而多排練歌舞節目,並終於以歌、舞、劇大會串的形式,在香港取得演出成功的話,那中藝又怎能統一自己成員的認識,找到一條自己應走的演出路子呢?因而那時候,吳荻舟的社長擔子,是不容易挑的,但他卻很好的挑了過來。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他給我的印象始終是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一副沉著穩重的神態,他那老大哥形象,在我心目中可是越來越鮮明了。”

1997年前後,我曾奉母親之命前去請鄭達叔叔為父親的紀念集《吳荻舟》寫序,他慨然允諾,除了和另一位叔叔楊應彬一起寫《堅強的文化戰士(代序)》外,還寫了這篇《中藝成立前後》,這是後話。

[1] 戰前的香港總督楊慕琦1946年5月復職,提出政制改革,給市民更多參與管治的機會。後任港督葛量洪1947年7月就推翻了楊慕琦方案。

[2]日本佔領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投降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香港後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經濟等方面皆受盡摧殘,直到今天仍然有市民和日本政府就“香港軍票案”打官司,也留下戰壕、防空洞等戰時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