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香港大學陸佑堂 下的所有文章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起義背景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吳荻舟著《戲劇常識》,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舊時婦女,她身穿大襟衣服,梳著髮髻,嚴肅滄桑。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1945年日本軍政府在香港簽署投降書,港督楊慕琦是英方代表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6年夏,劇宣五七兩隊部分隊員順利到達香港,住在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的青山道。父親吳荻舟對母親張佩華說:“放鬆吧,現在除了窮,什麼也不用怕了,再不怕殺頭坐牢。”

次日上午,《華商報》董事饒彰風即代表香港地下黨來探望兩隊。他看見大家打地鋪,過意不去,但是隊員們卻樂觀地笑道:“天熱,花磚地涼快呀。”

饒彰風約父親到距駐地不遠的何啟明家傳達香港地下黨關於創建一個職業的藝術劇社的指示。據父親回憶,光復已一年的香港九龍,到處還是戰爭留下的零亂和淒涼。他看到馬路兩旁一片被炸毀的房子,鋼筋水泥的樓板七零八落地搭拉著掛在斷垣殘壁上,街道上來往的人也不多。我在網上搜索了1945、1946年前後的香港老照片,對父母當年看到的香港有了一定的印象。

香港大學陸佑堂的屋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整座禮堂只剩屋頂的三角房梁和四堵墻。

香港大學陸佑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直到一九四六年仍未恢復。

(圖一:圖為位於港島半山的香港大學陸佑堂,可以看見戰時被破壞的屋頂仍沒有修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何家坐下,饒彰風說:“上次你來我還忙《華商報》復刊工作,沒有時間和你深談;l941年在韶關,也由於環境不允許,只見過一次,真抱歉!”原來除了l941年秋饒彰風和張琛以《潮報》記者的身份到七隊駐地墨江會館來“採訪”,和父親及副隊長徐洗塵等人第一次見面外,1946年初,父親從韶關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工作後,曾經到香港找饒彰風,告訴他七戰區政治部要兩隊去華東,兩隊決定不去。當時饒彰風和左洪濤意見一樣,他說;“對,不能上反共前線。”

在韶關見面時,父親只知道饒彰風就是青年詩人甫特;張琛是廣東梅縣《民報》的總編輯,因宣傳中共的“三堅持”(),報紙被查封,他就到韶關開了一個“商行”。後來才知道,饒彰風當時已是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張琛也是中共黨員。

父親對饒彰風說:“那次短暫的見面後我還幾次見到張琛,可再也找不到你。”饒彰風告訴父親,粵北省委遭破壞後他便撤退了。他們都為以後可以常見面而高興。饒彰風稱讚左洪濤“是個很高明的導演”,利用張大王(發奎)與大特務黃珍吾之間的矛盾,取得兩隊“相機撤退”的勝利,說這出“復員喜劇”演得很生動、很逼真。父親也說,黃珍吾儘管咬牙切齒要抓要殺我們,可是到頭來還奉送我們幾十萬元做路費來香港。

據父親1988年寫的紀念文章《記“中藝”的誕生和成長——並深切懷念夏衍和饒彰風同志》所述,敘舊之後,饒彰風說:“你們為了保存力量,來香港建立職業劇社的計劃,香港地下黨完全同意。我和夏衍同志談過,初步設想是:首先人事上一定要把兩隊的骨幹保留下來。年齡太小的,可以安排他們進學校或送他們回家。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人口幾十萬,要維持一個職業劇團是很困難的,因此,新建的團,一要精幹,二要設法去南洋巡迴演出,這樣,才能長期生存下去,還有不少具體問題,待以後慢慢研究。五七兩隊聯合起來,政治上、藝術上都是比較強的,大家要有信心。”對新建的劇團今後的方針,他建議政治低調子、藝術高品質,內容健康、花色品種多樣化。他說:“這樣,你們會受歡迎的。你和大家先議一議,再作最後決定。”

饒彰風告訴父親,到報館找他不方便,可以晚上到他家去。父親覺得他善於思考、平易近人、細心幹練、處事果斷。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和陌生的環境,要對一大群青年的前途負責,父親難免感到忐忑。但是見過饒彰風之後,父親心頭的不安消失了。

當時,五隊隊長徐桑楚已去上海做電影工作,副隊長丁波見過在香港擔任地下文委的夏衍後說,夏衍的意見和饒彰風的意見完全一致,不過更具體更全面。夏衍的設想是根據香港和南洋的特定環境以及到過那裡的劇團的經驗提出來的。他說這個地方政治環境複雜,華僑和當地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準、藝術口味不同。一個職業劇社要生存下去,首先要能適應這樣的環境,要滿足不同觀眾的要求,他們要什麼,我們都能拿得出來,才不愁戲票賣不出去,當然,不能搞低級趣味。還有,泰、馬、新、印尼與國民黨還有外交關係,也是要十分注意的。總之:要建立一個政治調子不高(但又不是搞低級趣味)、能歌能舞,既演話劇又演歌劇的綜合性藝術劇社,夏衍建議,社名叫做“中國歌舞劇藝社”,簡稱中藝。

父親和丁波向大家傳達了夏、饒的指示,統一思想,便進入建社的具體工作,主要是人事安排。當時,五隊留下的人少,都是年齡較大的骨幹,七隊人多,還有幾位年紀較小的隊員。父親找到教育界、藝術界的朋友何平、成慶生等,把劉德林送進香島中學,吳松齡送進中華電影製片廠,施明新送往福建音專深造。

有一個隊員陳碧青,是七隊在梅縣吸收的新隊員,她喜歡音樂,尤其是唱歌,在小學時就得到音樂老師的重視和培養。1944年她尚在廣東梅縣東山中學讀書時,有一次全校唱歌比賽名列第一,從此她下定決心要學音樂。l945年3月劇宣七隊在興寧縣演出《軍民進行曲》和《新年大合唱》等節目,她看後非常崇拜,幾個月後,1945年7月,當她得知劇宣七隊要在梅縣辦“戰時藝術訓練班”,課程開設文藝思想史、樂理、聲樂、音樂指揮以及戲劇、舞蹈等,她就興奮地報名考試,被錄取。“培訓班”開學後不久,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本來要學習6個月的課程,提前結業,由於陳碧青聲音條件好,反應快,結業時被吸收參加七隊,她竟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紀念文章《吳隊長是我的引路人》中說:參加劇七是我人生經歷的一個根本轉折,從此我踏上了革命文藝的漫長征途。那時我才16歲,離開了家鄉,告別了父母,一切要靠組織的説明,靠自己的努力。一天,吳隊長主動的找我談話,他說,你年紀小,第一次出門遠行,可不要哭呀,你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有什麼困難,有什麼事情,可以找大家談談,他們會幫助你的。又說,你除了參加排練和演出外,空餘的時間要抓緊學習。還叮囑我,隊裡的生活比較艱苦,要好好地鍛煉自己。吳隊長親切的話語,和藹的態度,雖然已是50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回想起來,好像是昨天一樣清晰。他一點也沒有領導的架子,就像是我的親人、長輩。吳隊長這次談話,給了我溫暖,給了我力量。從此我除了完成好工作任務外,就是抓緊時間向隊裡的老同志學聲樂、學表演、學語言等。到廣州後還聯繫到藝專去聽課、學鋼琴,以提高業務能力和知識水準。我還記得有一次隊裡排演《阿Q正傳》,決定讓我飾演小尼姑角色,當時我既高興又緊張,一方面覺得可以鍛煉鍛煉,可心裡又怕演不好。吳隊長瞭解我的心情後,就親自幫助我分析劇本和角色,提示我該怎樣演好這個人物,鼓勵我要勇於鍛煉,增強信心。那時我雖然演戲不多,但聽了他的話後,確實受到了鼓舞,非常認真地投入角色,進行排練。至今,隊裡的老同志見到我,還親暱地叫我“小尼姑”,可見我演得還算可以。

五七兩隊撤退到香港,成立中藝。陳碧青也隨隊到了香港,她想抓緊時間學習業務,實現從小的願望,到音樂學校去深造,就把心思告訴我父親。父親立即表態支持,並勉勵她好好準備,爭取考上。還說,如果考不上,歡迎你再回來。後來陳碧青才知道,實際上隊的領導層和黨支部已研究過她和施明新上學的事。l947年春中藝離開香港前夕,陳碧青到了廣州,在藝專經過短期專業補習後,到上海考取了國立福建音專聲樂系,又于1948年夏考入國立上海音專(今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直到1956年畢業。她說:“我在劇宣七隊的時間不算長,但我想,要是沒有七隊和吳隊長等老同志的引路、幫助,哪有我的今天啊!”

兩隊合起來還有30多人,選出父親為社長,丁波和徐洗塵為副社長,父親主要負責對外,丁波負責日常工作和發展黨的工作。據丁波回憶:在馮乃超領導下,中藝除原有的三名黨員(丁波、胡振表、黃力丁)外,發展了鄭達、齊聞韶、徐洗塵、史進、潘予、林宗熹等在香港入黨,成立了黨支部,丁波任書記。支部成立後,馮乃超親自找父親談話,告訴他中藝成立了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自己的隊員跑在自己前面解決了組織問題,父親卻為他們高興。丁波說父親當時“喜形於色”。父親說:“請組織相信我,當然我也設法找黨的關係,儘快把這個人生中的大事解決。”馮乃超說:“黨多年來都關心你、信任你,把你當黨員對待,相信你也是理解的。”
只有母親知道,父親為自己的組織問題不能解決,內心有多焦急。但他要負責全社30多人的生活問題,要儘快演出。父親抱歉地告訴母親:“又顧不上你們了,全社都要沒飯吃啦!我們也要斷炊。”母親告訴他收到大舅的信要托人帶一點點錢來。父親笑笑說:“雪中送炭呀。”

他放下自己的心事,投入工作,中藝於9月1日宣佈成立。

復員時,他們鑽了官僚主義的空子,自動把各人的“軍階”提高一級,多拿了幾十萬元復員費,可是換成港幣也沒多少。安置了人員,添置了必需品,換了服裝,很快社裡財務告窘,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演出。

初來乍到,人地生疏,找個劇場也得向饒彰風求教。父親去找饒彰風,饒彰風說:“我也正要找你談。”

饒彰風指出,港英當局雖揚言“要把香港建成東方的民主櫥窗”[1],但問題可不那麼簡單。目前國民黨政權還與英國有外交關係,在港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代表,港九還潛伏著國民黨特務,對五七兩隊來香港不會不知道;以後“中藝”還要去南洋各地,那些國家都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使節,五七兩隊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一個月前還要抓五七兩隊,能不破壞刁難嗎?饒彰風要中藝先在香港搞幾場演出,把政治色彩沖淡一點,不能演出像《豔芳酒家》(一出揭露國民黨軍隊腐敗,導致倫常慘劇的話劇)和《還鄉淚》等直接刺向國民黨的劇目。演出名義、地點要好好考慮,這裡頭的學問大哩。一定要在人們的心目中慢慢造成“中藝”與原五七隊毫無關係,只是戰後在香港新成立的職業演出團體,這樣才便於衝出去。這和夏衍的意見不謀而合。兩天前丁波去找夏衍,談到要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時,夏衍也批評說:“你們想幹什麼!”

他們的話使父親想起抗日戰爭時如何迂回曲折地在國統區堅持鬥爭的往事,悟出在新環境中該如何做。他們決定以演出歌舞為主,加一出反映農村反漢奸的歌劇。香港也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2],香港市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不會反對這樣的劇目。有些節目七隊雖演唱過,如《客家山歌》、《新疆舞》、《阿細跳月》、《藍色的多瑙河》等,但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完全可以演。

194510日军签署投降书

(圖二:日本在香港的軍政府簽署投降書。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向饒彰風彙報後,他同意了,並說,再在演出名義和演出場地上做點文章。

自9月1日中藝成立到ll月下旬,他們先後演出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成功令香港中上層社會認同中藝只是一個追求藝術、靠票房收入維持的職業劇社。

劇宣五隊的鄭達在紀念文章《中藝成立前後》回憶:“五七兩個隊成員是初次合作,相互間的不理解不協調自然難免。比如在演出劇目的摸索中,當首演大型話劇《牛郎織女》得不到觀眾的喜歡,賠了老本時,兩個隊的一些人就相互埋怨和指責起來,要不是老前輩夏衍給我們開會做團結工作,引導我們為準備去南洋作巡迴演出而多排練歌舞節目,並終於以歌、舞、劇大會串的形式,在香港取得演出成功的話,那中藝又怎能統一自己成員的認識,找到一條自己應走的演出路子呢?因而那時候,吳荻舟的社長擔子,是不容易挑的,但他卻很好的挑了過來。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他給我的印象始終是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一副沉著穩重的神態,他那老大哥形象,在我心目中可是越來越鮮明了。”

1997年前後,我曾奉母親之命前去請鄭達叔叔為父親的紀念集《吳荻舟》寫序,他慨然允諾,除了和另一位叔叔楊應彬一起寫《堅強的文化戰士(代序)》外,還寫了這篇《中藝成立前後》,這是後話。

[1] 戰前的香港總督楊慕琦1946年5月復職,提出政制改革,給市民更多參與管治的機會。後任港督葛量洪1947年7月就推翻了楊慕琦方案。

[2]日本佔領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投降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香港後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經濟等方面皆受盡摧殘,直到今天仍然有市民和日本政府就“香港軍票案”打官司,也留下戰壕、防空洞等戰時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