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7 禍延母親

    前面講到在父親吳荻舟隔離審查期間，母親張佩華也是要配合審查的。她在多年後為父親寫的《吳荻舟傳記》裡提及：“造反派還要吳荻舟夫婦背靠背交待在香港十幾年的家庭收支帳。當時，吳荻舟夫婦結婚己30餘年，前十幾年一直是顛沛流離。l950年張瓊（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兩人才開始有一個稍為安定的家。過著包乾、供給、低工資的生活，養育6個孩子和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目了然。他們各自寫下了收支情況。幾十年後，張佩華在吳荻舟的遺物中找到一張紙，才知道吳荻舟也曾被人要求寫下這樣的東西，當然兩人所寫完全吻合。”

    我已經在第五章《香江歲月》裡引用了父親所寫“收支”的香港部分，下面是收支的後半部，即回國後的部分：

二．回國後的收支情況：每月我夫婦工資是260多元（我12級，我愛人17級）。開支情況是：（1）保姆工資30元。（2）大學費用75元（兩個孩子在外地讀書，一個中專的在本市住讀，每月每人25元左右，有時多點，有時少點）。（3）中小學學雜費3元（三個孩子走讀，約數）。（4）伙食120元（3大3小，包括煤、水、主副食、年節加菜每人每月約20元）。（5）房租、電費等16元（包括取暖費每月平均2元多點）。（6）負擔10元（我愛人的父親每月10元，其他如偶爾寄點給侄兒們不計在內）。醫藥3元（過去三個孩子集體醫療，後退了現以全家醫藥費計）。（8）交通9元（除我夫婦月票兩張7元外，保姆、孩子用）。（9）書報5元（人民、文匯、紅旗及其他小冊子等），此外家雜（包括牙膏，肥皂，手紙，清潔用具等），衣著（鞋襪、添補衣服等），旅費（在外地讀書的孩子寒暑假旅費等）無法計算。過去是不夠，把帶回來的錢用了。1964年夏大女畢業了，1965年夏三女畢業了，可以少支付25-50元。所以從65年以後有餘。我這幾年還買了一些參考書等，現在我家（去年五六月時）有存款：銀行200多元，家裡有一部分備用，還有300元左右公債。

今後的開支，從上述開支中除去保姆工資30元（已不請），三個大學費用（大兒子應該是今年分配工作）75元（三個小的現在兩個中學，一個小學暫時可以不改變），另衣著中可以減去三個大孩子的一部分，其餘差不多。這樣就比1965年以後更可有餘了。這幾個月的存款數字不清楚。

文末還補記了一筆：還交代了給愛國電影公司寫了幾個劇本故事。@500，約1500元。

（圖一：吳荻舟和張佩華“背靠背”寫下我們家的經濟情況。左邊紅字是吳荻舟所寫，右邊是張佩華所寫。）

母親寫的我們家的經濟情況：

從香港回國前，有現款約4000餘元，公債約400元。因回北京，做衣、被零用約用去一千餘元，買自行車、鋼琴用去一千餘元。帶回來一千餘元（合人民幣400多元）。

回國後最初幾年，還負擔六個孩子，和老父親（每月十元）。每月除吳和我的收入（我剛回86元，後增為98元）外仍需貼補幾十元。特別暑假、寒假時孩子們來回旅費，開學，要多花一倍左右。截至目前，我的全部經濟情況如下：

1. 帶回的人民幣（港幣一千餘元）400餘元，尚有300元（去冬今春買大衣又花了的緣故。）
2. 公債券100餘元。
3. 自去年10月起，我們已將吳荻舟工資存入銀行，到三月止，現共存入800元。
4. 大女兒畢業工作後，稍有結餘，不用吳的錢後，又經常要貼補一點，現尚餘90元左右。
5. 大女兒私人存款300元，存摺在我處。
6. 二女兒也有一點存款，她自己保管。
7. 我有兩個金戒指。一個是我母親去世時，弟弟們從她手上抹下給我紀念的。另一個是吳的弟弟的愛人，在1956年（18年後重見時）送給我的紀念。
8. 我們回京時有四張畫（小幅）吳說不好（花草），唐澤林同志說價百多元，交給他了。以後吳和我用這個錢各配了一副眼鏡，買了一瓶藥，大概還有幾十元。聽吳荻舟（大概是1966年）說，告訴唐不要了。具體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存摺號碼我現在記不得，明天叫孩子送給你們。

張佩華1968.3.23

母親註明，上述是“荻舟機關來調查的”。

我有一張母親寫於1968年3月的紙條：

在2月上旬就在你們這裡開會後，第二天我到軍代表處，在談了一些其他問題後，談到我的黨籍問題。軍代表（李鳴舉同志）說，外面來的材料我也看到了（可能是指調查材料抄給他的），有人證明你是黨員，但是介紹人問題還沒清楚。他說，你愛人不是也有問題嗎？他在你的入黨問題上有沒有搞什麼？你再好好想想。當然，問題最後一定會搞清楚的。

我認為我和黨聯繫後不久他就回香港了（1948.6），我是1949.4.9日轉為正式黨員的。現在有人證明我是黨員，就可以循此查清，我沒有欺騙黨。

張佩華 1968.3.25

不知道多少年後，母親再次看到自己這張紙條時，註明：

這是“砸掃”（群眾組織吧）揪鬥我時，說我是假黨員，我才提出來告訴他們。因為他們每次不根據材料，正面審查，屢用詐騙的辦法。所以我才說出來，他們便要我寫書面的經過，大概和軍代表對證。我便寫了以上情況。

母親文革初起的時候參加了造反派，一腔熱血跟上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要為以前不在內地、錯失了學習階級鬥爭的機會而補課。但是隨著父親被揪鬥，她的處境變得惡劣。她還指望群眾組織根據事實、按照政策審查，恐怕是落空了。

我有母親和三叔的兩封通信，正可以了解他們這時期的心情，了解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母親寫給三叔的信——

平兄：

接到了我的信，相信你的心也不能平靜！

是的，我們正在經受考驗。偉大的領袖說，幹部要經受嚴峻的考驗。荻舟和我正是如此。你當初幸虧沒參加抗宣隊，否則誰知道你會不會變。當然變壞也可能變好。現在，聽說過去的所有劇宣隊“全面開花”，全國都在審查。荻舟這個“隊長”，還能例外嗎？

現在，不是抱怨“不該幹”能解決問題的。誰有那個預見呢？和水平呢？問題也不在於審查，這是偉大的群眾運動，問題還在於自己在八年抗戰中實際上做了些什麼，有沒有做對不起的黨、對不起人民的事。如果沒有，審查了不是更好嗎？一切都公之大眾，一清二楚，清清白白。當然，做工作會有錯誤缺點，那是不要緊的，改了就好了。

荻舟究竟有什麼問題呢？30年代，周楊、夏衍這些“混蛋”在上海就搞了文藝黑線，搞了假黨。但是這個時候主要一段，荻舟都在獄中，而他又是“刑滿出獄”的，聽他說那個時期他寫的東西，和夏衍之流在思想上也掛不上勾，還是正確的。1937年以後，還未及做事，就抗戰了。以後主要就是八年抗戰中的劇宣隊問題了。

我不想再多敘述，來增加你的精神負擔。也說不清楚。根據我和他相處的30年，我還信任他的主流是好的。八年抗戰，雖在國民黨區，我覺得他還是盡了自己的力，雖然可能犯了很大的很嚴重的錯誤。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想想他的30年經歷，對照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就有信心。

可能也調查了你們的上輩，如出身是否地主、富農之類。不是也去你處調查了嗎？他在上海如何入黨、從家鄉出來的經過、被捕出獄……肖抱真是誰，這些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你能告訴我一些，你也把他的生平仔細回憶……也是很好的。如果結論和我一樣，不是好嗎？

過去我在香港，你常常要我們回來。我們不是不想回來，只是黨分配在那裡，不能提出回來。結果，我們有了損失——沒參加過運動，直到今天才算這個賬。

階級鬥爭是尖銳複雜的。對荻舟，能不能那麼像我上面所說的樂觀呢？我想不能。在北京我看了許多，楊成武也是兩面派呢！我們還是尊重事實，等待結論吧。

我經受了不少挫折，但是我一定聽毛主席的話（這裡劃掉了“發現我還頂得住”、“我必須頂住”），孩子們也很受考驗，受鍛煉。我們全家、包括你的全家都要永遠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頑強戰鬥。如果回到舊社會，我們的孩子就苦了。平兄，你說是不是？

你容易煩惱，不必。要看全域。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就能高瞻遠矚，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裡，個人的利害得失就渺小了。平兄，你我共勉之。

因為荻舟還在審查中，沒有結論，如果不是你告訴我有人去向你瞭解，我也不想仔細和你說。現在說了，但是你不必和孩子們說了，金蓮嫂及其他親友，都不必說了，他們機關也不外傳的。切切注意。因為現在還是審查，沒有結論，你知道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就來看你們，我有一點想家了。

祝你和芸姐好！

瓊  1968.4.3

又及：在偉大的領袖領導下，中央揪出了楊余付，他們可能還有後臺，以後多給你寄點材料。

三叔寫給母親的信——

瓊姐：

來信已閱。關於荻兄受審查，這是黨的審幹工作，一個幹部經過了審查，黨才好更給予工作。在荻歷年給我的通信中，我是深信荻是毛主席的好幹部，忠於黨中央，忠於毛主席的，所以在荻的受審查，我是沒有什麼掛心的，因我們幾家人，都沒有做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

您要我如實的把荻的、以及家庭的情況，告訴您，我是多麼希望啊！只是我和荻相處的時間太少了，僅僅是童年時代較長點，小學畢業後，就只有斷斷續續的短暫的聚會。我小學畢業後，我在家跟表兄一起學種田，他卻考入了龍岩第九中學讀書，我十七個年頭離開家庭，十九個年頭回老家，不到一年，就和他一起遠離家鄉了。同到上海後，他去考中華藝專，我就隻身北上雲夢，在大哥之下學生意；再就只在他被捕前一星期，和他刑滿出獄後回雲夢的一個短期，以及他入抗宣隊的幾天。漫漫的六十年中，除了童年之外，聚會的時間，累計起來也只年把啊！正由於我十六足歲就離開家庭，事隔了四十多年的時日，家庭的情況，我怎能記得呢。現在我把能記得的以及問了各房家屬後，所得到一點，寫在下面:

• 記得我母親說，曾祖母討米一生，祖父很窮，替人做長工，後來跟同鄉到雲夢，

給人家做菸煙絲的學徒，到晚年才和陳家爹爹(芸仔的祖父) 一起，自己做菸煙絲賣。

• 記得我母親說，我父親是十二個年頭，就跟祖父來雲夢，入一家雜貨店做學徒，

到快四十歲，才把祖父的菸煙絲買賣添了點雜貨生意，這就是廣興雜貨店的起點。到了五十多歲他就回老家去了，把生意弄來的錢，買了點田，究竟有多少，我因早年離家，也就無法說明了。不過據家屬們說，故鄉土地革命分田分地時，我們家的田，不足當時按人口分配的規定，還分了點田。

• 祖母、母親都是童養媳，父親30歲時才回老家去結婚。
• 據家屬們說，我們分家是我和荻離家後一年的事，是戊辰年分的家。那時大哥

和我在雲夢，荻在上海。只她們妯娌在家，芸仔分的是西洋頭一點田。

• 分家後第二年四月間土地革命（當時叫暴動），是年冬，我又分入石頭崗一塊

田，是分田分地時按照人口補分入的。據她們的回憶，這塊田是別人種下的，在割穀前分給我們，當時還有人說著笑：“別人種田你收穀，真作福”等語。

• 照家屬們的回憶，分家是戊辰年，那我和荻離開家庭是丁鄧年了。荻是那一年

在上海被捕，我只記得是我23歲時，荻快畢業了，我想繼續讀書，才去上海的。我到上海是四月底，他被捕是五月初。

• 荻怎樣被捕，他是一早出去，沒告訴我去做什麼，以後就沒有回宿舍了。事後

才在他同學肖抱（荻的中華藝專的同學）處，才知道被反動國民黨政府捉去了。怎樣被捕，我是不知道的。

其他如何入抗宣隊，我上信已說了，這裡不再重說。總之歷史是客觀存在，是可以弄清楚的。黨和群眾一定會替他弄清楚的。

末了祝您們好，小孩們好！

弟海艇 1968.4.16

我今天已從隔卜調回了，這信早就想寫，但隔卜一個人照相、洗相，天天弄到晚上11:00才能就（寢），所以沒有寫。芸仔給你的信未發，我看了覺得都是說的事實，所以一併寄來給您。

（圖二，母親和三叔的來往信件。）

以上就是母親和三叔的通信，三叔提及的早前來信，主要是介紹家鄉情況，已經用於第一章，這裡不贅。他們都十分相信“事實就是事實，可以說清楚”的常識，但是那時候，很多事都反常識，他們也想不到一亂亂了十餘年，本來很清楚的事費盡唇舌、挨批挨鬥也“說不清楚”，“革命群眾”和“黨”都不相信啊。

在父親隔離審查期間，母親也寫了《和香港婦女界的關係》、《我使用過的名字》、《入黨時的一些思想活動》、《我和吳荻舟社會關係的補充材料》和《關於黨籍的補充材料》。父親既然受到審查，母親也就脫不了干係。特別是看到母親在《我使用過的名字》下半截寫的備忘，我知道母親單位的造反派對於挖出她和父親的工作之間的關係是多麼有興趣：

“共兩份，交梁萍秋同志一份。外調和審查結合的，我不知是哪個單位。因在有些地方涉及香港工作，我已向梁說明，我無權暴露香港工作。但調查的同志要，是否講要看梁。梁和調查者都讓我說。梁並說“我們負責。”還要我補充了材料（共三個部分）。這是第二部分，我在香港的統戰關係。

68.11.24日備忘

1969年6月12日工宣隊正式審查黨籍，要這個材料，又抄一份。以上鋼筆寫的，是補充。

母親在《和香港婦女界的關係》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在我聯繫的這批婦女中，後（不專負這工作時）主要和（其中幾個）聯繫。只是在一定時候找她們一起商量，在商量中把上級決定的政策貫徹下去，具體的事都是她們發動群眾自己幹的，我們從旁協助。”“婦女界的統戰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統戰工作一樣，由於我社會主義祖國一天天強大和更加繁榮富強，香港群眾仰望祖國，即使工商界唯利是圖，也不能不依靠祖國。很多婦女把兒女送回來讀書，後來又在國內工作。她們知道不這樣是沒有出路的。這是做婦女工作的有利條件，是偉大祖國、偉大的黨給創造的條件。只有少數如紗廠、輪船公司的資本家，他們依靠帝國主義，才害怕帝國主義，和我們逐漸疏遠。”

〈我和吳荻舟社會關係的補充材料〉披露更多細節：

我們回北京後，因吳荻舟在外辦港澳組，每年五一、國慶，他往往負責港澳接待辦公室。過去又長期在香港工作，和新聞，電影界接觸多，所以新聞，電影界回來觀禮，有時來我家探訪。就我們來說，仍然是統戰工作，但不主動和儘量避免搞這樣的接待。他們來訪問，當時的接待辦公室有時事前，有時事後都知道，有時還要為他們準備車輛和陪同前來。如電影界一次集體來訪，有夏夢、陳思思、朱虹、高運、王小燕、馮琳、李嬙、胡小峯、韓雄飛、廖一原等（名字記不全，也可能搞混了，如廖一原記不清是不是那次來的），他們都是香港“長城”、“鳳凰”影業公司的演員、導演，廖一原是“新聯”公司經理（粵語影片公司），也是我在港電影工作的負責人（黨員），曾到中影公司來會談過。

“長城”影業公司的董事長周康年也到我家去過，後來他離開“長城”到香港南方公司任經理，現已死去。

新聞界如《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經濟導報”周明到我家去過。文匯、經濟導報都是我們的報刊，全是我同志。周是統戰關係，是組織把他安排在那兒的。他的身份、活動組織是瞭解的，那次來我家，就是事先經過勸阻，婉辭後他一定要來，就讓他來了。”

關於母親的黨籍，本來母親參加革命工作的經歷是比較簡單的，她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掙錢養家糊口，並沒有參加抗宣隊工作，開頭和後期和隊在一起，受了苦，但是不算資歷[1]。到了新加坡，她下定決心參加工作，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人生，在1949年入了黨。她一直堅信這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父親的力量走上了自己的正道[2]。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從1967年一直到文革結束，不停地折騰她的黨籍問題，到底問題出在哪呢？我看完她留下的全部資料，梳理出一個大概。

在新加坡，父親1948年緊急撤退。父親走前有一位黨員李珣開始和母親聯繫，可是父親走後有一個多月，李珣沒有來我們家，原來李珣也已經離開新加坡。後來李珣的後任林敏來找母親，等於又有黨組織來關心她了，她很努力地又工作了一年多。1949年由林敏介紹母親加入了中共。但是由於當時環境特殊，入黨手續也特殊，母親記錯了一些細節。她在〈入黨時的一些思想活動〉這份交代材料裡說：

這次革命群眾審查我，去找李珣時，李珣說她一點也記不得我了。我想大約她當時工作多，我只是她剛剛接觸的不成熟的培養對象，所以和我相反，她對我沒印象了。這也就證明我說她吸收我，林敏為我轉正是真正的大錯誤。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我當時對黨既沒有較多的感性認識，更談不上有理性的認識。這和後來林敏同志接著李珣培養我，吸收我入黨，而我對這件大事一方面興奮異常，死記住了這個日子，而對於其真正內容意義都沒有好好的記住，是一個道理。歸根結底，是階級覺悟問題，是對黨的認識問題。

吳撤走後，我在新加坡又逗留了一年多，然後回到香港。在香港又工作了12年多，我的工作能力不強，但主觀上是努力的。最大的問題，致命的問題，是長期來脫離群眾，脫離群眾鬥爭。20年來在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裡游泳，在地方党的領導下，著重了對敵人的鬥爭（英美蔣）。所處環境複雜，組織生活和學習都不正常，自己的覺悟不高，自覺性差，實質上是業務掛帥，沒有認識世界觀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是共產黨員忠不忠於黨、忠不忠於毛主席、忠不忠於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問題。更由於沒有經歷過群眾運動，沒有經受到群眾運動的大風雨、大世面，也就失去了接受群眾審查、糾正在新加坡入黨時一切不完整手續和忘記、記錯入黨的主要問題的嚴重錯誤。

這20年來，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歷史包袱。吳荻舟問題發生後的第二天，我向公司軍代表彙報有關我的黨籍問題時，我也只想到吳出了問題，應該重新審查（如何審查我是不知道的）。我懷疑吳，沒有懷疑自己、李珣、林敏。到群眾組織開始衝擊我時，我還理直氣壯。直到具體問題一個個提到面前，才吃驚和慢慢清醒過來，就是說20年來我再沒回憶過這事。1953年我的上級和我一起回廣州，談了幾天，後來寫了自傳，填了表，以為就是審查了，說明我仍然不懂得黨。

後來在革命群眾多次審查後，想到了自己在新加坡黨內接觸的範圍不廣，吳、李走後，只有林敏同志一人瞭解我的歷史，介紹人就只能是林敏了，是這樣推論出來的。但是宣誓、監誓、介紹人都由她一人兼，這種情況我想還是很特殊的。我想了很久，才把這個想法提出革命群眾組織。我還反復想過，根據我和林敏相處時的情況，我雖不知道當時新加坡的組織形式，但我相信林敏不會在沒有上級組織批准的情況下獨自決定接受我。林敏做事不是那樣沒有原則的。

在革命群眾審查我的黨籍時，我的態度是認真的。這是對黨負責的態度。經過清理階級鬥爭隊伍這個鬥爭後，我更清楚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

入黨的具體情節記不得了，這是嚴重的錯誤，我願意接受黨紀的處分。但是1949.4.9日林敏同志領導我在新加坡東區某街（街名不記得了，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我的家）內宣誓，只有我們兩人，卻是清清楚楚，一點沒錯。

從1949.4.9-10月底我離新加坡前，在黨組織領導下，後來在何國霑、張偉賢的黨小組領導下，決定由我吸收張淑玉為民青團員，做學校的女教師和學生工作，並且參加了党領導的學運鬥爭這兩項（發展民青和何張的黨小組組織工作）說明我不是党領導的群眾協助黨的地下工作，而是黨組織的一個成員。

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實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時，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了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我長期在海外，甚至後來留在香港長期工作時，組織生活往往側重工作。黨的會議內容幾乎都給迫切的業務工作討論替代了，就是不突出毛澤東思想、階級教育，組織教育是很少的。我後來也認識自己缺少這一課，希望補上。當時領導同志對我們說將來給你們補。怎麼補呢？誰也沒說過。

我不斷的想，我這個黨員怎麼當的呢？20年了，還沒有階級覺悟，和在新加坡時幾乎一樣。毛主席教導說，“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 我想我就是那種思想上沒有完全入黨的黨員。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抱著“良好”願望，想在運動中為自己補上階級鬥爭這一課，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積極投入鬥爭。事實證明我又是“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者，在運動中又做了許多錯事，這才懂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刻指示：“要清楚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

今後，只有一個辦法，深入工農之中，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花十年八年時間，也要這樣做。

那天，同志們要我寫當時的思想，現在這樣寫了，如果不行就再寫。

張佩華68.11.20

這是第三部分，我在新加坡入黨時的思想情況，兩份交梁萍秋一份。是外調材料，不知道何單位。

寫完這份材料7天後，1968.11.27日母親又寫了〈關於黨籍的補充材料〉。

毛主席教導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

運動進行了兩年，現在已經到了全面勝利的關鍵時刻，對於清理階級隊伍，審查幹部（包括黨團員）的必要性、嚴重性，都已經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現在，我按照主席教導，把自己的思想、錯誤端出來，請你們繼續審查、批判。為了維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維護黨的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我應該認識到由於我入黨時覺悟不高，以後毛主席著作學得不好，主席思想的偉大紅旗舉得不高，階級覺悟一直很低。特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對主席的革命路線很不理解，又做錯了不少事情，給黨的事業帶來了損失，這是對主席的最大不忠。

雖然如此，我覺得我還是從錯誤和挫折中得到了教益。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一定用心給自己補上階級鬥爭這一課。

下面，分述所提幾個問題。

一．1967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下班回家。外辦的革命群眾已在我家等我。約10人左右（當時我也沒顧到人數，這是估計的）。我只認識鐘瑞鳴同志一人。見面後他們告訴我，經過審查，證實吳荻舟是混入黨內的假黨員，交待的時候很不老實，說的話常有變更。我聽後大吃一驚，我說，他只告訴我入黨介紹人記不清楚了，從沒說過入黨是假的。那時我很激動，覺得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還怕他們搞錯了。他們好幾位同志同聲批評我（發言中的一位，後來我和大女兒去外辦時見到他。他那時是外辦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之一，叫謝炳元）。鐘瑞鳴同志也批評我，說我站在夫妻立場上，是不對的，應該站在黨的立場，相信群眾。我說，我是應該站在黨的立場，相信群眾，但入黨這樣嚴肅的事怎能造假？吳荻舟只說他不記得介紹人了。他們說，吳荻舟如果這樣告訴你，就欺騙你了，你就上當了（大意如此，原話不知是不是這樣），你應該相信群眾。這時，我逐漸冷靜，說，我是應該站在黨的立場，群眾的立場，但這事太突然了，令人不能相信。他還是我的入黨介紹人。立刻一位同志接著說，那你的黨籍也有問題。另一位同志仍批評我剛才還不相信群眾。我說，我明早就去向軍代表彙報。談話就到這裡，以後他們查了我的家，最後拿了幾樣東西，寫了收據，要我提供所知道的吳的情況，就走了。以後，我寫了材料。收據和材料副本，公司“砸三舊”的同志們到我家時全拿來公司，封存在軍代表處。

二．關於我入黨介紹人的問題。劉談鋒是那時新加坡我黨的一位負責同志。他決定趙沨和吳荻舟為我的入黨介紹人，這是趙沨吳荻舟都承認了的。但是後來他們都先後回到香港，事實上他們已經和我沒有關係了，我為什麼還一直以為吳趙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呢？我想錯誤的根源仍然在於我當時的無產階級覺悟低，對黨的性質沒有真正的理解。對不理解的東西，要要牢牢記住是不容易的。另外，也由於當時黨在海外，處於地下。我既沒參加過別的同志入黨儀式（也沒聽見有誰談過），見過他們辦入黨手續，那時新加坡又正處於非常時期，我的入黨儀式安排上更不循常規，而只有林敏同志一人在場。這些在當時我都不理解，當然也沒問過為什麼只她一人。從而引起自己特別注意更嚴格的要求自己，但是歸根是個階級覺悟、政治覺悟問題。

回到香港和吳荻舟談起入黨的事，一聽介紹人應該是兩個人，我可能就迷糊了。我想大約就在這時，吳荻舟以為仍然按照他在新加坡時劉談鋒的決定告訴我他和趙沨是我的介紹人，我就記住了。我一直認為吳趙是介紹人，可能就是這樣來的，我再想不出別的原因。

在近一年的審查中，同志們否定了吳趙，我重新回憶時，想了兩個方面。一、吳趙為什麼不是。二、不是他們是誰。第一個問題我回憶的結論如上述。第二個回憶：我在新加坡接觸的全部黨內關係，在李珣走後（她也沒正式向我暴露黨員）只有林敏、何國霑、張偉賢和最後領導“學運”鬥爭時見過幾次的林同志。他們中知道我的家庭，我的歷史的只有林敏一人。因此，只能林敏是我的介紹人。但是，按照黨章介紹人應該是兩個人。為這個我想了很久，又做了錯事，就是給林敏寫了信。信大約是二月下旬寫的。二月上旬，“砸三舊”的同志們審查我的第二天，我和軍代表談話（李鵬舉同志）談到我的黨籍問題，我說我雖然有些情節不記得了，但我是黨員是真實的。李代表說，外面來的材料有人證明我是黨員，但是介紹人問題還沒清楚。他懷疑在我入黨的問題上，吳荻舟有沒有搞什麼？要我再想想。

我想，我入黨是在吳荻舟回香港後幾乎一年，他只是在開始時向組織介紹了我。這一點我十分清楚，現在入黨介紹人都不是他了，就更和他沒有關係了。但是在那些具體問題上我仍然回憶不出什麼情節來，不理解為什麼在調查後仍然懷疑我不是黨員。我想，有人證明我是黨員（我知道這個證明人只能是林敏），其他問題不就清楚了嗎？認為這些是次要問題，便寫了封信告訴林敏。關於我的黨籍革命群眾審查的幾個問題，我說，如果黨的紀律允許，請給我回信。三月初，林回我一信，說了三點。一，兩派群眾都去調查了。她盡自己記憶之所及回答了雙方。二，按照黨的審查紀律，現在不能告訴我什麼。三、要我相信群眾，相信我們偉大、英明的黨，最後一定會把事實搞清楚，提醒我一定要忠實，要對群眾的審查持正確態度，不可抱怨群眾，因為她在實踐中（她執行了資反路線，受到群眾的衝擊）已經有了親身的體會，特別是年紀較大的老同志，更應該如此。

此後，我在東直門外勞動，有空回憶這個問題。

大約過了半年，7月份，我曾寫了一個材料，我說如果不是同志們審查我，指出吳趙不是的，我就仍然不會回憶、糾正，現在經過半年多反復回憶，從頭想起，才敢肯定林敏同志是我的介紹人，處於新加坡當時的情況下，由她代表黨組織吸收了我，我的介紹人是她，入黨的宣誓人、監誓人，也都是她，只能在那種非常狀態下，組織才能這樣處理。我還想了，是不是林敏個人決定這樣做的？如果只是她個人的決定，就可能有錯誤了。但是我認為那時至少還有我後來知道的三個黨員（何國霑、張偉賢、林同志）。而何張又是和我在一個單位工作的，林敏能不徵求他們的意見嗎？何況還有領導學運鬥爭的林同志（可能叫林彥群）。因此，我相信那時在新加坡我們的黨組織仍在領導著。這是我的思想活動，彙報出來。

還要彙報以後我還給林敏寫過一封信，這是在“砸三舊”的同志們又一次審查我之後（幾月不記得了），他們說我是假黨員，我說我是黨員，林敏可以證明。有一位同志說，林敏自身難保了。回來後，我想了很多天，難道新加坡的黨組織真的有問題了嗎？我不相信，便寫信去問林敏（我想只有新加坡的黨組織有問題，林敏有問題，才影響我，如果是林敏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什麼問題，就不影響我的問題）。我還說明，她如覺得不方便，就不必回信，以後她沒來信。

在我的黨籍審查問題上，我的材料全是一式兩份，兩個群眾組織各一份。這個問題我也告訴了“一月風暴”，怕萬一真的有了問題，“一月風暴”不知道，又會受到指責。

至此，我忠實、坦白地把自己的思想、看法、錯誤全擺出來了。

現在我最內疚、最不安的，是我給林敏寫信，害了她（給我回信）。隨著階級鬥爭的深化，我認識到審查幹部是一場嚴重的、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不管當時是什麼動機，怎麼寫的，反正在審查的時候通信就錯了，涉嫌對口徑。這個錯誤我應該負完完全全的責任，思想裡不安很久了，所以你們一問，我立刻告訴你們，你們是代表組織的，不能欺騙組織。

我深深體會到，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武裝，寸步難行。主觀願望再“好”，也是盲目的，個人主義的，簡直錯誤不斷。

我有了這些錯誤，我誠懇地接受批判和組織的處分。偉大的導師毛主席教導說：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的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的掌握正確的立場。

這就是我現在的心情。

張佩華 1968.11.27

2份，交梁萍秋一份。

（圖三，張佩華留下的這個相冊，是她1949年離開新加坡時育英學校的同事們送給她作紀念的。左上：張佩華和她的學生們。左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右上：張佩華和她的同事們，左一是張佩華。右下：張佩華和她的同事們，前排右三是張佩華。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笑容仍猶如少女般燦爛。這些泛黃的照片，承載了她的珍貴記憶。）

梳理、消化一下母親的材料，當年因為形勢和環境原因，入黨手續不規範（父親那時候更是只有單線聯繫的一個人——曹正平，曹後來叛變被處決，所以父親坐牢後就“斷了線”，其實上面是知情的，一直把他當老黨員用，卻沒有組織關係，到1988年才找到為他作證明的人——曹正平被捕後接手的嚴啟文），誰也沒有想到日後這會成為問題，加之年代久遠，記憶模糊，她寫材料或者口頭交待前後有出入，造成更多“疑點”，百口難辯。可是，誰又能保證清清楚楚記得幾十年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呢？活在一個充滿荒誕鬥爭的環境和時代，才會遇到這種莫名其妙的問題和無端的煩惱。

在1968年父親隔離審查期間，母親甚至曾經挨打。她在1978年4月18日寫的一份報告，講述了挨打的經過：

1968年X月，當時的“砸三舊”派人把我叫到原公司（反帝西路）宣傳處樓上的一間房子裡。在場的有許明霞、李淑敏等全是女的。由許明霞主持，她們追問那張幹部簽名的大字報我是怎樣策劃寫的，或者我和誰策劃寫的，經過的情況……。逼我“交待”。我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參加的過程，毛主席教導，別人的事讓別人自己講。我這話竟激得她們那麼大的怒氣，立即狂呼大吼召來了（從書架後面躥出來的）馬慶悌，他瞪著牛眼，大喝一聲：“不說？”對準我右胸就是一拳。就這一拳把我從房子的正中打到牆的一角，仰跌下去，頭不知撞在什麼東西上。在我的神智還沒有完全清醒的時候，馬慶悌又上來一把抓住我的頭髮，把我連拖帶提的拉回房子中間原來站的位置上，再使勁一按一丟，我又跌倒在地下。就這三個動作。

回到辦公室，我抱頭坐著。同志們來看我，都看到我前額的頭髮被揪去一撮。我的頭和胸部痛了很多天，自己買跌打藥吃。主要從那以後，同志們都發覺我的耳朵聾了（聽見聲音，聽不清話）。我去北大醫院看過，他們檢查不出我生過什麼耳病，只得告訴我，是神經性的，無法醫治。過了這許多年，現在好一些了，但和人談話時還是要很注意才能聽得完整些，並常常要請對方再說一次。

張佩華

1978.4.18

這個東西是劉龍彥要我寫的，並交給他。

4.17晚記

母親的文革經歷和許多人的文革經歷告訴我們，群眾鬥群眾是沒有理性、沒有邏輯和常識可言的。多少人性惡以“革命”的名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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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第三章有關張佩華的各節。

[2] 參考第四章有關張佩華的各節。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4上綱上線

交待材料《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五）》分量很重，這是父親吳荻舟所寫的有關香港工作十四年五份文件中篇幅最長（22頁稿紙）、敘述最詳細、批判自己用詞嚴厲的一份。不過母親張佩華圈出父親吳荻舟最後段落的一段話：“……是決心為黨的光榮事業，為人民的事業，好好工作的。在新加坡，在香港，黨交給我的工作，我都積極熱情地去做，黨的、人民的利益，我都想盡辦法地去維護。我堅決跟著黨、跟著偉大的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並旁註：“這才是真實的。”母親這樣了解他，父親應該感到欣慰吧。

（圖一，長達22頁的《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五）》，母親旁註：“這才是真實的”。）

下面就看看這份寫於1967年9月24日的交待材料。

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五）

在文匯報時期（1958-1961）

我是1957年7月離開招商局到文匯報工作的。名義是社長。直到1961年8月，我被調回到廣州工委後方辦事處，都沒有離開這個崗位。共做了四年。

從1957年7月起，我的頭腦就開始熱了，加之，工委推進香港之前，在廣州開了一個制定方針、計劃的會，提出的一些新的做法，得到以修正主義者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支持、批准後，我的頭腦就更熱了，所以1958-1959這兩年，我犯的錯誤，主要是左的，或者形左實右的，1959年受到領導同志批評，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我完全接受。但，1959年受到批評後，包袱很重，有點縮手縮腳，又犯了一些右的錯誤。這種左右搖擺的錯誤，歸根結底，還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主觀片面，自以為是，沒有認真把中央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吃透，沒有把香港的政治情況，群眾的思想情況（實際）吃透的結果。

港澳工委是1958年夏初推進到香港的。我參加工委委員，分工還是管宣傳工作。成立宣傳組，還是由我、羅、唐三人組成，由工委常委兼秘書長XX同志抓這一線的工作。組裡分工，我管新聞，羅管電影，唐管出版，並由我負責組的全面工作。宣傳組的工作範圍包括一、二、三線的新聞、出版、電影、印刷廠、書店等約三十個單位。

二、三線工作，除二、三線報紙保不住，被1958年那股熱浪衝垮外，到我交出工作止，基本上還保持灰色，如三線的彩印廠、電影雜誌、中小學教科書、電影發行等機構。這裡不詳交待了。

現在將這一時期（1958-1961）的主要錯誤交待如下：

• 新聞方面

（1）奴隸主義地執行了三反分子廖承志關於反日宣傳的錯誤指示。在這次錯誤的工作中，廣州方面XX（朱光）還公開對香港的工商界宣佈，和日本來往就是“新漢奸”，引起香港工商界對我們很有意見，有些過去和我們關係比較好的，如長城公司投資人XXX（呂健康），就很緊張，要我們澄清，說，他的船走日本是國內交任務的，千萬別扣我“新漢奸”的帽子。給黨的工作帶來很大的損失[1]。

（2）反美鬥爭的庸俗化。1958年底，工委鑒於一年對英鬥爭二十多次（連反美三十次），反美為主突不出來，要新聞線搞三天反美。我當時也認為對，但，沒有什麼可抓的大題目，只好炒冷飯，把過去登過的、反過的集中起來再登一次，甚至於美兵酗酒當街小便也反。這是把中央反美為主的戰略方針庸俗化了。中央反美為主，是反美帝的對外擴張政策，新殖民主義，戰爭政策，反華政策和它的全球戰略部署等。我那樣佈置是完全錯誤的。

（3）“社會主義宣傳”，我是完全讚成的，1959年我和工委都受到批評後，又恢復了“愛國主義宣傳”的方針，而且決定報紙還要大大後退一步，廖承志提出要社會化，要直接面對中間落後（指正面報紙在內），於是正面的報紙文匯、大公的副刊也出現了馬經，為了銷數還採取了一些庸俗的做法，如博彩之類。我也照做了。這顯然是右了。

（4）1958年全年對英二三十次的鬥爭，我是完全同意的。報紙報導對敵鬥爭，指揮鬥爭，搞得很緊張，各報大批人員到鬥爭現場，我和工委的負責同志，也到中華中學的鬥爭現場，十分暴露力量，這些都是違反中央的長期方針的。

（5）派幹部到大公報三進三出，左右搖襬，給群眾印象很不好，使黨的威信受到影響。1958年前我們為了摸清楚大公報的收支情況（當時一再要壓低預算，三年做到自給），我們派了一個幹部進去，後來廖承志說只管宣傳方針，不要管它的經濟，第一次撤出，後來又說派人去管人事，廖承志又說，這些都是統戰機構，不要去管他的人事，第二次撤出，後來又說派人管宣傳方針，後來又說，只要把方針政策交到底，他們自己會掌握，第三次又撤出來。

（6）新聞統戰上（不僅新聞統戰上，其他也一樣），我有急功近利的錯誤，有些中間落後的統戰人士，初次見面，就請他們到國內看看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時使人為難。

（7）三年困難時，王匡指示新聞幹部要報導成就也要報導缺點，我沒頂住，我只指出要使人覺得只是前進中的缺點，不要光報導缺點。應該理直氣壯地只報喜不報憂。

（8）1959年務虛會議決定可以報導港英的改良主義的一些政治經濟措施時，我思想不通，認為這是給統治者塗脂抹粉。在會議過程中剛剛港英大事宣傳公務員全面加工資，我們的報紙用全版版面給它登出來。我現在還認為不妥。

二．電影方面

（1）沒有完成打破“紅白界線”的任務。香港電影從業員，有國語、粵語電影界之分。而國語電影界又有“紅白界線”分明的兩個壁壘。1955年廖承志提出要搞渾水，打破“紅白界線”。但，直到1959年沒有完成這一任務。我受到批評，不通。

    造成國語電影界“紅白界線”（左右）分明：有歷史原因，有政治原因，有經濟原因。歷史原因是政治上左右兩派在解放前的上海已存在，解放前夕，他們來到香港，自然也存在著敵我兩個陣營。政治原因是港英反華政策的結果。我解放大軍渡江時，香港進步力量飛躍發展，港英怕得要死，1949年非法封閉了三十九個進步的群眾團體，造成非常緊張的局勢，嚇退了一部分中間落後的人，加上我們那時有五年解放（解放初期）香港的急躁情緒，把群眾工作搞左了，到1952年的三一事件時把我們的一電影骨幹逮捕出境，因此在這時期（1949-1952）起了一個比較大的分化，進步的編、導、演員從右邊靠過來，中間落後的從我們這邊撤離開去，右轉了。經濟原因是國語片有部分市場在台灣，及與蔣幫“建交”的國家（泰、菲），受到蔣幫的鉗制，有些製片商看上這點利益就要表示得“親蔣”了。這樣，就形成了“紅白界線”分明的左右兩個壁壘。而左則以我們領導的鳳凰、長城為中心，右則以少數蔣美分子打進去控制了的陸氏、邵氏兩家公司為活動的基地。這四家公司都擁有自己的編、導、演員。

    粵語電影界就沒有這種現象，歷史上沒有形成兩派（曾於1954年左右發生過一次伶（唱廣東戲的藝人）星（電影演員）分家的問題，那只是電影品種（伶拍歌唱片，星拍對話片）從業員之分，不是政治上紅白兩線之分，後來我們做了工作，沒有分成）。政治上國、粵語電影界都是處在反華的港英統治的環境裡，但，1949-1952年間我們大搞群眾運動，大搞群眾學習毛著時，粵語電影界除個別人外，都沒有參加，當時，我們沒有黨員幹部在粵語電影界，工作做得很少，所以1949，及三一事件，港英兩次迫害進步力量時，粵語電影界未受到影響，沒有出現政治上分化情況，而且粵語電影界未受到影響，沒有出現政治上的分化情況，而且粵語電影界，沒有固定的公司，都是各人自由接受製片家的拍片合同，所以不同政治態度的演員，同在一部影片裡出現的事，常見。經濟上，粵語片百分之七十的市場在香港澳門，百分之二三十在新加坡、馬來亞，蔣幫對他們鉗制不了。這種左右不分，和平共處的情況，1952年以後我們加強了粵語電影界的工作後，也有意識地加以維持。他們自己也沒有尖銳的政治矛盾，都是埋頭拍片。不像國語電影界，有蔣美分子經常搞風搞雨。所以粵語電影界始終沒有“紅白界線”。

    1959年批判了國語電影界這種“紅白界線”長時期打不破後，提出一定要打破，當時還決定了一些具體措施，如放夏夢等主要演員給邵氏公司拍片，歡迎邵氏借用我們的攝影廠，還以張瑛（中聯公司演員）為例，肯定可以“來去自由”。張瑛1955年參加反動的亞洲公司（美蔣分子搞的）拍“半下流社會”的演員，並發表文章罵中聯公司，後來還讓他回公司。

    1959年決定那樣做後，我們也通過我們的發行公司，加強對陸氏、邵氏兩家公司的工作（主要是邵氏公司），邵氏公司一度想用我們的製片廠，馬上遭到美蔣分子攻擊，又縮回去。辛冠潔1962年去港時，曾親自找邵氏公司的導演李翰祥做工作（此人1957年拉走長城公司演員樂蒂，誘騙長城導演蘇誠壽參加偽國慶，現在台灣），降格以求，答應他的妹妹（或是他的母親）出去香港（已去），但，工作結果，效果甚微，迄今無法打破。

    我認為這是敵我矛盾，不同於伶、星分家，是不能調和的，且與美英在香港搞兩個中國的政治陰謀分不開，在港英目前這種政治態度（反華）下，邵氏現有的思想基礎（中間偏右）是不敢和我們多來往，也一時擺脫不了美蔣的控制的，我們的鳳凰、長城也無法退到那樣的程度，使邵氏敢於無所顧慮地來往，至於對陸氏（本人已因飛機失事死於台灣）、邵氏兩公司投資人（華僑）多做工作，加強他們對祖國的認識，加強他們愛國思想，爭取他們在互利的基礎上更積極地在星、馬發行我們的影片（國內出的，和香港製的）是可以的，而且一直是這樣做的，他們（主要是邵氏）一直也發行我們的影片。

    當時（1959年以前），我們過於強調進步公司的利益（邵氏一度壓價買鳳凰長城的影片）和未把美蔣控制他們的公司的活動，和他們本身的政治態度（中間偏右）分開，有時在業務上對兩家公司鬥爭多了一些，這是一種偏差，應該批評，這是對的。但，這種某些具體業務上多一些讓步，和打破“紅白界線”是根本兩回事，而且陸氏、邵氏的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我們也不能忽視。所以1959年那種想法，是右傾的，不現實的。

    至於張瑛那種“來去自由”，是否可以為訓，作為方針定下來，也還值得研究，當然，我也不同意王匡1957年就樂蒂離開長城去邵氏問題提出“去者不留，來者考慮”，把門關死的所謂“方針”。

    （注：邵氏兄弟公司，是走江湖的出身，太平洋戰爭時走私起家，財產大部分在星馬，陸氏繼承父親遺產，留學英國星、馬最大資本家之一。邵、陸兩公司在香港、台灣都有投資，香港比在台灣骰子當然大得多）

（2）影評工作上的右傾：報紙副刊上的影評，有一個時期多從電影技術著眼，少從主題思想著眼（這是完全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因此發生了以下右傾的錯誤：（1）對進步公司的影片肯定不夠，宣傳不夠，因為進步公司在這方面的條件較差（比邵氏差些）。所以反而對陸氏、尤其是對邵氏的影片肯定的多、宣傳的多，引起了電影幹部和新聞幹部之間的內部矛盾，（2）對美國電影也肯定的多，許多美國影片都在電影技術上被肯定為“可以一看”，造成了違反“反美為主”的戰略方針、宣傳方針。後來經過找電影幹部和新聞幹部幾次座談，明確了影評的政治任務，強調影評要從主題思想著眼，對觀眾才有幫助，這樣才慢慢把影評上的右傾克服。（據當時情況，影評都是來稿多，和記者們匆匆忙忙寫的，並不是有專門的寫影評的人）。平時我也提過意見，未抓緊。

    另外，由於我自己的是非標準還不是無產階級的，所以對林家鋪子這樣的毒草，也分辨不出，看了那些影片，也認為是好電影，所以看到影評上吹捧這些毒草，也未發覺是錯誤。

（3）1958-1961，國內影片出口少，有些出口的影片，港英電審又通不過，所以發行公司（南方）組織過兩次優秀電影展覽（放映周），包括：一次是反映蘇聯衛國戰爭體裁的蘇聯片（都是斯大林時代的），一次是反應我國抗日戰爭題材的影片。其中一定有毒草。當時，這些工作安排，我都是同意的。錯誤應由我負責。

（4）對港英電影審查鬥爭。“三一事件”以後，到1958年都沒有就這個問題和港英鬥爭過，1958年我們組織過一次鬥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如解放軍的鏡頭，打倒國民黨的對話，新舊社會對比度的鏡頭，都能通過了。可是1959年批評“左”以後，廖承志把出口影片最後一關下放到工委，並“指示”不合乎“愛國主義宣傳”方針的，可以主動不放，不送審，為了爭取多放，也可以主動剪掉一些鏡頭。這個決定是右的。1965年又組織了一次反港英電審的鬥爭，取得了更大的勝利，像“革命讚歌”（東方紅未通過），“光輝的節日”之類的影片，基本上不剪鏡頭（好像記得“光”片剪了“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對話）可以上映了。從這兩次鬥爭的結果看，1959年那種主動不送，或剪鏡頭的決定是錯誤，對英必須有鬥爭。但，當時，我也奴隸主義地執行了。

（5）撤退電影公司的黨員幹部。1959年務虛會上決定撤退鳳凰、長城公司的黨員幹部，也是錯誤的，右傾的，當時，我是照辦了。後來是恢復派幹部進去了。

（6）對電影支部的工作，關心不夠（1957年以前只有電影小組，1957年以後成立電影中心組，1958年成立支部，建立支委）。我幾乎沒有參加電影支委會的會議（支部大會是根本不開的），平時支書匯報，或個別同志談他自己的工作，所以長期沒有發現他們之間有什麼大的意見分歧，或爭論。我1959年受到批評，同志們說我，“事事親自動手，事事向上請示，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做了工作，但，長期發現不到問題（當時指的就是國、粵語有兩套做法，結果是粵語線沒有搞成“紅白界線”分明的壁壘，而國語線搞成了“紅白界線”分明的壁壘。）”這批評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是事務主義很嚴重。這不僅是工作作風的問題，也是對人民事業不是極端負責的問題。應該批評。

（7）1961年8月回到廣州不久，為了協助香港電影公司解決劇本荒的問題，（在香港，工委抓過幾次沒有效果，劇本荒很嚴重，壓力很大），曾奴隸主義地執行了王匡提出的計劃，在廣州成立了一個劇本創作組。成立了以後才知道這是一批（5、6人）剛剛摘帽的、或王匡保護過關的右派“作家”，結果，劇本荒沒有解決，反使工委背了包袱。第一階段（1950-1951）已交待，這裡不詳了。

（8）香港電影在國內發行，我也是讚成的，當時，我只想到這是對香港電影工作的支持，當時，也聽說國內有兩種意見，但，我總以為國內觀眾有階級覺悟，會分析，會把香港電影作為反面教材看。也曾想到如國內的報紙能有幫助觀眾認識香港社會的影評配合放映就更好。就是沒有足夠估計到這樣做，客觀上是做了中國赫魯曉夫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幫兇。這是完全違反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指示的。最高指示說“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香港電影可以肯定地說，完全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東西，在國內來放映，只有加深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只有對中國赫魯曉夫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復辟有利，對人民是完全無利的。

（9）1958年籌建工人大會堂時，提出各界要參加義務勞動，鳳凰公司有人提出要拍一部大型紀錄片，宣傳香港搞義務勞動。我是不同意的。後來，連籌建工人大會堂的計劃也打消了，改為工人俱樂部。

（10）鳳凰、長城的經營管理，有一套非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框框條條，長期沒有改掉，1959年務虛會上提出要打掉，要完全按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方法做。我們回去後，解僱（轉業）了三個演員，鬧得滿城風雨，我受到批評，最後賠禮道歉收回成命，弄得很狼狽。1965年又提出來，現在不知怎樣了。這些都是1949-1952之間過左的思想的後遺症，我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辦法加以克服。這固然是我的錯誤，但，廖承志對這些問題的指導思想有左右搖擺，也不無原因，像這三個演員的處理問題，引起他最後下死命令，說今後電影公司的演員進公司可以由下面決定，出公司一定要他批准。這又哪裡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呢？我倒同意，愛國電影公司，不能完全像陸氏、邵氏那樣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他們可以隨便把一個演員像擠盡了剩餘價值的工人一樣踢出去。我們對任何勞動人民也不能這樣做。所以當時考慮到幫她們轉業。

（11）1960年三反分子廖承志很嚴重地批評香港電影藝術質量太低，要工委的負責同志XXX回去為提高電影藝術質量大喝一聲。當時聽到XXX同志的傳達，我完全同意，於是召集各公司的編、導、演及其他人員，由XXX同志做了一個“為提高電影藝術質量”大喝一聲的報告，並由電影支部佈置各公司結合檢查過去的製作學習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現在檢查起來，當時光提“提高藝術質量”不同時提“提高政治質量”，是有片面性的，香港電影藝術質量固然低，政治質量也很低。當時我也只注意到要提高藝術質量問題，說明我不突出政治。當時佈置學習偉大的光輝著作是非常必要的。

（12）過去廖承志對商報的副刊和電影製作一再“指示”“不怕黃”，“黃比反革命進步（好？）”。有一次鳳凰公司的導演朱石麟對我談起這個問題，我說，光講不怕黃，在電影上宣傳黃是不行的，至少應通過暴露黃的醜態，引起觀眾對黃反感，所以提了“以黃反黃”這個意見。現在看來，也還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提法，是錯誤的。

三．出版方面

出版工作由唐XX直接向常委XX同志匯報請示多，這裡交待我的錯誤。

（1）經濟觀點嚴重。中華、商務兩個廠的香港分廠，規模也很大，各有工人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員二、三百人。自解放以來，幾乎年年虧損。1954年我同該兩廠的總負責人參加國慶觀禮，有機會參加過他們在北京總管理機構召開的一個會議。會上提到必須打開業務，扭轉虧損。那時，該兩廠還沒有下放，1960（7？）才正式下放給工委。忘記哪一年（1960年以前）商務的負責人和我談起業務，為了扭轉虧損幾年來承印大量的“聖經”（該廠廠長（？）是傳教師），我沒有反對。集古齋（舊書店）大量輸出佛經、鄭孝胥等漢奸的字畫，我也沒有反對。

（2）1958年出版方面大量編印“學習文選”，各種介紹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驗的小冊子、宣傳社會主義理論的書……但，1959年反左務虛會上，只准保存“學習文選”一種。我沒有意見，這是右了。

（3）1959年反左務虛，僑務方面再一次強調提出，“只要維持住華文教育，維持住華文，就可以文化交流。”又說，“我們出版、發行‘三國志’、‘征東’、‘征西’……就可以保持住華文、華語了。”因此1959年以後，組織了大量的舊書紙型出口，讓私商翻印發行，這些紙型出口，我一概沒有過問，一定有很多毒草，我有責任。

四．其他

（1）1958年新聞報道大躍進時，新聞幹部對一些大躍進的數字不敢登，提出來問我，我說“對大躍進的報道，要放手，我們的速度觀念落後了，跟不上大躍進，許多數字不能拿常規去理解，是祖國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等上取得勝利後，生產力大解放的結果，要大膽報道。”因此，個別浮誇的數字是登出去了。1959年反左務虛會上我受到批評，說我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我當時的頭腦是熱了一些，有個別不確實的數字，是因為我那樣說過後，登出來的，但，我認為我的話不是浮誇，只是對大躍進的肯定和說明必須大力報道，大力宣傳。當然，頭腦發熱是不好的。

    我回憶了海外十六年的工作，檢查了工作中所犯的錯誤，給黨的事業帶來很大的損失，這都是對黨的事業犯罪。我想到犯錯誤的原因，主要是：我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我的立足點沒有移過來；我沒有樹立起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我沒有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沒有認真吃透兩頭；沒有隨時用中央關於海外、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檢查工作，總結工作；總之，我沒有認真讀好毛主席的書，沒有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來改造自己和進行工作。

    我交待了十六年（包括新加坡一年半）的錯誤，想到我1946年採取對黨犯罪的、不老實的手段混進黨來[2]，是決心為黨的光榮事業，為人民的事業，好好工作的。在新加坡，在香港，黨交給我的工作，我都積極熱情地去做，黨的、人民的利益，我都想盡辦法地去維護。我堅決跟著黨、跟著偉大的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可是，十六年來，我不但沒有把工作做好，還犯了許多錯誤，給黨帶來很大的損失。我認罪，再一次懇請黨和人民處分。

至此，看完父親對香港十四年工作的“交待材料”（一）至（五）。我對第五章的香港工作內容有新的領悟：

1.看1959年五十天整風務虛會記錄時不明白的一些事，在這五份交待材料中得以釋疑。比如那時候批對“美帝”“該反不反”、“小便也批”是指什麼？現在知道是指美國軍艦停靠香港補給，水兵在灣仔上岸休息，酗酒後醉醺醺街頭隨地小便；

2.父親的人設更立體了，他會“左”，會“右”，會軟弱，會不服，也會堅持。比如在香港時期父親是負責新聞線和宣傳線的，整風時批了宣傳線，但是肯定了新聞線；而對於港英當局的電影審查制度，父親一直認為反對和鬥爭是應該和奏效的；

3.在交待材料中父親說廣東省領導曾經有“新漢奸”的提法，是針對“走日本”的商人。但在另一份資料中是說“走台灣”。應該是指同一件事，因為都是“呂健康跑來”找他，說“我跑哪裡是國內交的任務呀。”父親寫交待時手邊沒有檔案、沒有任何筆記，僅憑記憶，難免會出錯，我看資料的時候要格外留心和多找佐證；

4.香港工作“左”右搖擺非常厲害，“三一事件”前很多學習班，多數是屬於香港市民因為關注內地解放戰爭的形勢主動組織起來的，父親的工作是和他們保持聯繫，幫助他們，但是被當作“左”批判了；三一事件後，決定不搞學習班了，又被批“右”了；58年宣傳中提“社會主義教育”被批是“左”了；不理會來自港英、蔣幫或者美帝的攻擊，堅持正面宣傳又批“右”了。這樣“左”右不是，如何解釋，只好留待後人研究了；

5.父親被批“事務主義”，如果這是事實，父親被周恩來點名調到北京，擔任他以前的上司的上司（按照港澳工委的架構，港澳工委由廣東省委四個部門領導，再上則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周恩來看重的是他的“事務主義”嗎？真實情況不得而知，我傾向於認為，周恩來看中的是他忠厚持重、利他的人品。在極端政策滿天飛的年代，需要他這種“平衡”，最好的例子就是“六七暴動”（請參照第九章）。

6.關於香港電影線的一些問題，父親說“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辦法加以克服”，但是當時“廖承志同志對這些問題的指導思想有左右搖擺”，而且政治上左右兩派電影人在解放前的上海已存在，他們來到香港的同時就帶來了一些無法協調的歷史糾葛，對此，誰又能如何呢？

7.關於電影線，父親還說：我們對任何勞動人民也不能擠盡了剩餘價值之後“踢出去”，“所以當時考慮到幫她們轉業”，可見父親是不服的。他當初站在基層演員一邊努力補救“左”傾處理，即便是受審查時也不“習慣”顛倒黑白，把交待寫成了肯定自己的做法，這樣會被造反派視作態度不好加重懲罰吧，堅持原則從來都是容易得罪人的。

8.在五十天整風後期，領導說“整風前期”採取了過左的做法，父親當時就深受其害。比如交待材料提到，整風的時候對大躍進的宣傳挨批評了，說是“浮誇”。但一來，包括父親任社長的《文匯報》在內，香港左派報紙用的是新華社通稿；二來，在參觀內地人民公社“衛星田”、了解到田裡的白薯是幾畝地堆在一起造假的之後，父親就決定停用新華社通稿。所以我相信父親在“交待材料”裡雖然承認“頭腦發熱是不對的”，實際上他還不是“代人受過”？造成各地爭相放衛星的政策、造成新華社通稿浮誇的根源，其他領導無一人站出來阻止，這些在父親的交待裡自然是無法言說的。

（圖二：母親的便條：“這篇有些參考資料，但吳是在被審查期，一個人千頭萬緒冥思苦想，心情可想而知。有錯漏。”）

當父親被隔離審查，苦澀地回望自己的人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1967年10月14日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中小學生終於陸續回到課堂，我也回到小學繼續讀六年級。

這期間，記得我們有學習“數軸”等文化課，不過更多的還是開批判會，寫大字報，吃憶苦飯，搞早請示晚匯報^[3]，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4]，跳“忠字舞”^[5]那一套。每當毛澤東發佈最新指示，哪怕是半夜，也會上街敲鑼打鼓慶祝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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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別的回憶材料裡出現過“船走台灣”，不知道以哪個為準。

[2] 混入黨內：吳荻舟入黨不久被捕坐牢近8年，他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叛變後被特高科處決，導致吳荻舟在很長時間（1931-1946）處於沒有組織關係的狀態，多次嘗試解決，過程複雜，1946年在新加坡重新編入黨小組活動。直到偶然遇到接替曹正平的嚴啟文，1988年才恢復1930年1月起的黨齡。

[3] “早請示晚彙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毛澤東表忠心的一種軟制度，沒有官方明文規定，但全社會都流行：每天早上面對毛澤東的畫像“請示”一天做什麼，晚上“匯報”做得怎麼樣，後來更加上跳“忠字舞”的內容。

[4] “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文革期間的做法，對照毛主席語錄，檢查自己有沒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思想行為，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和大批判，幾乎是“人人過關”，變成整人的一道程序。所有被審查的對象都要通過“鬥私批修”這一關，群眾如果不滿意，就不能解除審查。

[5] “忠字舞”，歌頌性質的群眾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愛的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等革命歌曲和語錄歌伴唱伴奏，配以簡單的舞蹈動作。流行高潮在1966—1968年間。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3回望歷史

我整理了30多份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從1967年8月29日至1969年5月17日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此期間50多份證明材料。這是一些書寫工整、用紅色或藍色複印紙留底的泛黃紙張，有的有頭沒尾，有的有尾沒頭，我為它們一一套上膠套保護，順序放在文件夾裡，分量格外沉甸甸。我希望有一天能為它們找到缺頁的部分（在外辦、外交部的檔案裡大概會很齊吧）。

關於交待材料和證明材料的區別，“交待材料”主要是寫自己，父親寫的“交待材料”包括原生家庭情況、被捕坐牢的經過，抗日戰爭期間工作內容、在香港十四年和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五年的工作情況、家庭經濟情況等等。“證明材料”則是為某人、某群體、某機構、某個時期某個事件牽涉的人物等等所做證明。

母親有一張寫於1968年11月24日的便條：

“這次外調要求是吳和我一起的。共寫了五部分。（1）我和吳荻舟在一起的年月時間。（2）吳的社會關係，回京後到我家來過的人，我的香港婦女統戰關係。（3）我在新加坡入黨時的思想活動。（4）以後要我補充我的社會關係——補充材料。（5）關於黨籍的補充材料。”

1971年12月6日又補了一筆：“整黨中又寫一份黨籍問題材料。”

（圖一，母親寫於1968年11月24日的便條。）

可見這期間雖然只有父親被隔離審查，但是母親也必須按照造反派的要求配合。

這是他們在政治高壓下所做的人生總回顧，摻雜著給自己上綱上線，把自己踩進污泥的成分，不過從字裡行間也看到父母對自己參加革命的初衷以及一生努力的肯定和自豪。看到他們忠厚、懇切、謙卑的人格；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心路歷程，一頁頁、一筆筆記載下屈辱、痛徹心扉與扼腕無奈。

多年後父親講到自己當時的心路歷程曾經說過，在隔離審查初期，他以為只要將歷史事實一一交待清楚，審查的人就會明白他沒有問題。因為，他自認在幾十年革命生涯中，沒有偏離黨的需要，革命的需要，群眾的需要。在他的意識和行動中，這三者應該是統一的。但是，造反派卻逼著他一遍又一遍地寫，引導他“上綱上線”，還動員妻兒和他“劃清界限、“幫助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他對此曾經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要我寫自我背叛的認罪書呢？他們到底想要什麼呢？他說，後來他看到1967年12月16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文章，把周恩來親自組建的抗敵演劇隊打成“反革命別動隊”時，驚覺造反派要的不是事實，只是整人材料。

    他說，有時候也懷疑起來：自己的一生，是不是真有什麼當時認識不到的錯誤？他的交待材料簡直就是“鬥私批修”的典範，對自己一點點小毛病也不放過。而成績呢？還是像他一貫的為人，從不爭功、爭出風頭。什麼都是党的領導、大家努力的功勞。

所以在看清“造反派”的目的後，他開始把演劇隊所謂的“罪行”攬到自己身上，例如演劇隊集體參加國民黨，很多人為此挨整，他就在證明材料裡說：“在隊務會上我說了算，是在當時別無他法的情況下做了決定。”

他猜想，自己的處境都如此，領導過他的左洪濤、饒彰風日子肯定也不好過吧。造反派給他讀饒彰風為他寫的證明，都是斷章取義，儘管如此，還是證明不了他有罪，一次又一次，饒彰風實事求是地寫，在嚴刑逼供下寫，怎麼寫，都證明了父親絕沒有造反派企圖強加給他的那些罪行，證明了父親胸有家國情懷，不是一天兩天，也無關個人利益。

從時間上看，父親從8月26日開始隔離審查，8月29日至9月22日的三個星期裡，寫了《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一）至（五）》；於9月9日、9月28日寫了《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二）》，9月11日寫了《在獄中七年》、9月15日寫了《抗日宣傳八年》，可以說這是集中寫個人歷史的時期。之後，除了1968年3月18日寫了《反英抗暴》，2月6日寫了《歷史問題證明人名單》兩篇交待材料之外，是寫“證明材料”的階段。

可以推斷，“造反派”曾按照他寫的《歷史問題證明人名單》按圖索驥去外調。同理，要求他寫證明的人物，想必也是在本單位受審查，指出人生某階段的證明人是吳荻舟，於是那邊的“造反派”來外辦外調，要求吳荻舟為那個人寫證明材料。

寫完《蘆蕩小舟》第一章至第九章，我原本以為自己對父親幾個人生階段的經歷已經相當了解，沒想到看完“交待材料”又有許多新“發現”。不過這一章重點是了解父親如何“檢討”和“自我批評”、“上綱上線”——對這種“經驗”不能無知，不能忘記。

父親寫《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一）至（五），時間涵蓋1948-1961年。在此先把（一）至（四）匯總，前面已經講述過的不再贅述，請參照《第五章 香江歲月》。

《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一）至（四）分別寫於1967年8月29日，9月1日，9月7日和9月19日，下面總共引用了27段。

1.（世界和平運動）交給我時，我沒有問個為什麼，也沒去研究黨當時的對外政策，便埋頭去幹。現在檢查起來，這是一件重大事件，不管這工作當時該不該做，必須吃透黨的對外政策再去做。

2.（《華商報》讀書會）這個工作是否做得對？就當時情況說是對的，是適合當時的政治環境的。就廣泛的、大力的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那就更是對的。我今天檢查，主要是後來我整理了一篇關於學習《新民主主義論》的“學習心得”的文章，發表在報紙上。現在手頭沒有，具體有些什麼錯誤記不起來，無法檢查。但，隨便發表有關毛主席著作的學習文章，是錯誤的。

3.我在《華商報》搞熱風副刊時，和一些作家有來往。當時多數是投稿者，他們的作品內容記不起了。如果有錯誤，而且又是刊登在熱風，或讀者版的，我也有責任。雖然當時沒有嚴格的審稿制度，也沒有專門班子，但稿發不發，是有權的。主要因為當時自己政治水平低，看不出問題。

4.（關於招商局起義）這個工作上我有缺點，即對陳天俊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夠。他居功，

對我們最後對他的安排有不滿。原來招商局有三個副經理：湯傳篪、陳天俊、周魯伯。起義後安排三人的崗位時，我和華東的同志考慮到湯的政治關係和工作經驗比較好，陳過去當過國民黨領使，不是專業人員。在整個起義工作中湯的作用最大，所以決定湯當經理。陳周仍然是副經理，所以陳不滿，後來交通部調他回部工作，對工作安排也一直不滿。

5.1948到1952這段工作上的指導思想是準備五年解放香港的思想。一切群眾組織、群眾教育工作部署都按這個要求辦理。當時我雖是一般幹部，多做事務性工作，但情緒上也是急躁的，盼望早解放的，沒有長期思想，所以工作不細緻不深入，對英鬥爭是不講策略的。比如招商局的13艘輪船回國時，港英企圖籍蔣邦特務阻撓，出面干預，曾考慮組織力量打警察，後來還是據理力爭，港英理虧，13艘船全開回廣州了。

6.民生公司的起義和護產不是我做的，起義後國內派羅民秋同志下去掌握護產情況，他和我一個小組，有聯繫，討論過關於該公司的船回國等情況。7艘（還是5艘記不清了）船是經過與港英鬥爭後開回廣州了。但，有一批物資（詳細內容不清楚）裝上船要運往上海，在港內被蔣邦劫持跑掉了。當時該公司的經理是盧作孚，經手這事。出事後盧回國，在反右時自殺死了。是否與物資（配件）被劫持有關，不清楚。從思想檢查。當時有麻痹。

7.這期間有艘掛外國旗的、七、八千噸的輪船到香港大修。私股企圖霸佔人民財產，將它扣留在香港不開回來，國內要我協助設法弄回來（也派了人到香港同我聯繫），我找海員工會的負責同志（黨員）研究後，組織了一部分海員，利用第二次試車（試機器）的機會，當船被港英允許繞香港島一周試車時，突然在船上宣佈開往廣州。船長是外國人，年老，企圖反抗，為船員控制起來，結果是嚇死了。這個工作雖然是協助派來的同志，但沒有把詳細計劃報告領導，工作組裡也沒有談，就這樣做了，事，雖然是成功了，人民的財產是保住了，但，從組織紀律檢查，這是錯誤的。萬一行動失敗了，就會造成很大的被動。

8.出版方面。其中也出了一些毒草，如黨內一小撮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陶鑄的文章也出過。其他當地組稿的，調子、質量都低。發行方面，每年出口約一、二百萬冊。這些書到港後，雖然大力在港澳和海外發行，但，由於當時我沒有樹立起大力和千方百計發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沒有主動向國內配訂大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所以每年的發行計劃的制定就沒有抓，都由各單位，向國內提出要求，訂購。只滿足於每年一、二百萬冊的數字，政治質量方面就根本放鬆了。現在回過頭去看，比起最近兩年來，大量發行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著作，錯誤是很嚴重的。

9.電影方面。我對“向上向善”這些提法，缺乏階級觀點去認識、批判，看不出這些提法的錯誤，而且只是奴隸主義地去執行貫徹，同時，本身的善惡標準，只是小資產階級進步思想的要求，不是無產階級的標準。像《敗家子》這個作品，當時我修改劇本時曾考慮到必須強調華僑的勞動人民的品質，所以攝製出來，主題就比較健康。在僑鄉放映，普遍的印象都比較好。而且這部影片沒有遭到海外發行的困難。去年10月（1966年），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學習後，大字報上除了揭發批判了“在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這些錯誤的、沒有無產階級立場的提法外，認為香港的電影藝術，完全可以按照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和創作方法去做，可以用鮮明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去製作。這期間電影工作上對劇本的審查抓得太緊，幾乎每個劇本都要看過，有的還要送回去定，對生產數量有影響；其次，群眾的讀書會解散了，沒有用新的形式去代替它，對要求進步的群眾，不能滿足。

10.這時期的電影工作、出版工作。影片調子低，有些影片還粗糙，所以各公司的經濟普遍有困難；書店出版的書調子也低，政治理論的幾乎沒有，儘出一些科技的、應用的和文藝的書（發行是另一回事，這裡只提當地出版）。原因是對中央“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體會不全面，對充分利用這個基地一面，強調不夠。對“愛國主義宣傳”、“勸人向上向善”等，也沒有用階級立場去體會，愛什麼“國”，向什麼“善”，在具體工作上，影片上，書的內容上，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不鮮明。加上鬥爭極少，所以這三年多港澳顯得特別平靜。其實後來（1956年以後）的發展說明，敵人在準備對我進攻。

11.1956年（？）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麥君素陪同一批電影公司的編導人員參加國慶觀禮時，對他們宣佈，鳳凰公司是個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編導人員回去說是半社會主義性質），公司的職工是國家幹部。這是不符合香港實際的、過左的提法。當時我聽了只要他們不要再往下傳，沒有就這問題進行政策教育。這對以後（1958年以後）電影線（主要是國語線）的“關門主義”等“左”的思想傾向有關。當時，我雖不同意那種提法，但，沒有進一步說明為什麼“不要往下傳”，必然地客觀上在他們思想上產生了“只不過不要往下傳”而已，對麥的錯誤意見，沒有加以徹底否定掉。

12.新聞統戰工作上的錯誤。對新聞界（主要是我們的各報）的上層團結多，思想教育少，見面只談業務，少談思想，不突出政治，有事有傳達都在會上談，很少個別深談黨的方針政策。對幹部也是如此，整天事務忙忙碌碌。

13.和謠問題。1956年間，提出“和平解放臺灣”問題，展開宣傳後，謠言很多。一些中間落後的報紙，繪聲繪影，說我們已經在香港談判，或在XX地談判什麼條件等等。當時麥君素（王匡）直接找新聞幹部佈置了有關這一宣傳工作。回來後，有的報紙宣傳上出現偏差，如強調當時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有的就進一步談論到如何談判問題。有一天新晚報突然把外國通訊社一條巴黎（？）的消息登了出來，說我們在那裡談判，提出了幾條具體條件等等。當即出了毛病，我受到批評，思想不通，有委屈情緒，覺得這工作是王匡麥君素親自抓，既把幹部找上去談，又時常有小條子下來指示，怎麼是我的錯呢？後來也一直沒有再檢查自己的錯誤。其實我當時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幹部的作風我更熟悉，我有責任事先就這一宣傳工作在幹部思想上，在自己的思想上吃透中央的政策，把“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和“具體談判”的報導區別開來。宣傳，上級已佈置，可以做，但，“談判”的報導沒指示，就不應報導，而且根據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報導，是十分危險的。平時新晚報的領導幹部的新聞觀點就有缺點，不只一次出事，我應事先交待清楚，我沒有做到，出了事，是該檢討的！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

14.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時，XXX搞了一篇“夕夕談”，大數斯大林的錯誤。我看到了，當時就提意見，說這樣做不對。但當時沒有嚴格批評，是錯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對赫修認識不足，對他的攻擊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斯大林的陰謀沒有足夠的認識，和沒有重視。這不僅是政治敏感不夠，而且是對斯大林的偉大認識不足。

15．處理長城公司導演蘇成壽回國有錯誤。當時（1957）蘇受敵人誘騙參加了偽國慶（雙十節），過後反悔，向當時該公司的另一位導演（群眾）交待，並要求馬上回國內，他怕蔣特害他。我提出同意，請示了XX同志，也同意了，就馬上佈置他經澳門回去了。後來敵人造謠說我們把他綁架回去。現在檢查起來，這個做法是錯誤的，應該加強對蘇的政治工作，穩定他，適當安排對他的安全措施，留下在香港和敵人鬥，揭穿敵人的誘騙，就更主動。

16.（新聞方面）三一事件前，港澳同胞不僅成立很多學習會，學習毛主席的著作，馬列主義的理論，而且報紙上也宣傳。三一事件後，提出“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後，通知所有單位（包括新聞、出版、電影）的群眾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讀書會一律要停掉，報紙上也只搞愛國主義宣傳，結果造成正面報紙的副刊調子和新聞版大量報導和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的調子，很不調和。

當時，我也並不覺得那樣做，有什麼不對。雖然我也曾想過，理論上的宣傳和介紹，不等於馬上搞解放香港、澳門；也曾想過，香港是我們對世界、對亞、非、拉美擴散和轉播反帝、反殖民主義思想的橋頭堡、轉播站，那末我們的報紙為什麼不能大力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呢？但，我沒有向上級反映這個意見。這顯然是右傾，是錯了。

17.對帝、修、反（包括托匪）言論，一概不理，我也覺得是右傾。解放前的上海還有各種論爭，為什麼香港不能做？香港帝、修、反的言論機關很多，天天有大量報紙瘋狂地對我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惡毒的攻擊、誣陷，可是我們沒有理它。當然，我們強調正面宣傳，是最有力的對它的反擊，這是不錯的，完全對的，但，我們沒有在讀者中揭發他們、打擊他們。尤其像托匪以左的面目出現，搞“紅旗政策”，很容易在讀者中引起錯覺和思想混亂。所以還是應該採取必要的抨擊他們的言論，揭發他們的陰謀。說“理他們會抬高他們”，這是右傾。當然，我們也不是大小問題都搞，鼻子被牽著走（當然不好）。我們必須抓住主要的、給予打擊，而且一定打得垮。

18.九暴（1956）的宣傳，對蔣狠打，對英指責其“坐山觀虎鬥”這些都是當時廣州的指示，我們都做了，這是對的。但，有一點，我們的報紙，當時一面由於交通（宵禁或暴亂中心被隔絕，我們的記者不能進去）斷了，一面由於群眾用電話報情況，無法核對，因此有時新聞報導上不是那麼確實、甚至失實，當時，我也沒有很好抓這個問題，這是一個缺點。從思想上檢查，不是極端負責的態度，是一個錯誤。當時，各線（主要和工會線）根據工委指示，成立一個臨時聯席會議，由我負責召集，只顧忙著抓各線的自衛的具體鬥爭，安全措施等，忽略了抓新聞的報導，當然是不對的，造成我們的報紙新聞報導失實的政治損失的責任，我應該負。

19.反葛量洪的鬥爭。通過統戰人士口頭揭發、抨擊，是否有錯誤，現在無法交待，當然，有些資料是根據我們的報紙來的，報紙有錯誤，有缺點，也就可能造成口頭揭發、抨擊的錯誤和缺點。現在只交待新聞上的。這次鬥爭政治影響是肯定的，過去香港誰也不敢對統治者指著鼻子抨擊，而且數了他十年經濟上、政治上迫害港九同胞的罪行，社會震動很大。但，具體做法上（主要是報紙），我沒有抓好。有些文章擺事實講道理的質量不那麼高，有些文章人身攻擊過多了一些。記得有一篇文章因此未登完便停了，時間也拖得長了一些。

20.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因為要摸到蔣幫對我這一政策的反應，我沒有掌握好中央的精神。有一次我同意記者採訪並發表XXX（名字記不起來了，伍憲子？[1]）的意見（間接採訪），結果XXX跳出來在報紙上否認，造成我們很被動。

21.（電影方面）電影線為了加強集體領導，1957年成立電影中心小組，仍由羅XX負責。電影工作中，最大的錯誤是“三一事件”後，製片方針（主要國語片）雖然後退了一大步，但，我長期以來，沒有改變國語電影界中歷史上存在下來的左、“右”堡壘分明的局勢，致使國語電影界的統戰工作長期打不開。

22.1956-57年間，我向一位具體領導我的廣東省委宣傳部X處XXX提出，“白開水”製作方針調子太低，他說可以加點“漂白粉”（使它有點味道的意思）。我又對另一位領導XXX提出東南亞的政治環境，各國不同，也不是鐵板一塊，應充分利用，製作點調子較高的影片，後來受到批評，說我太“左”了，我思想不通。

現在想來，我當時的提法有片面性，環境可能變得更壞，光提調子低或者高，不能解決問題，不易掌握。應提，不論什麼題材，哪怕只是社會上發生的一件極普通的、但、它只要是大多數群眾所關心的問題，用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去（藝術）處理，突出問題（突出矛盾），分析問題（矛盾），解決問題（矛盾），而且是為廣大的人民大眾去拍這部影片，那麼，這部影片就是一部好影片。我們就是要多生產這樣的影片。過去我們就是以小資產階級的藝術思想去寫劇本，拍電影。所以拍了一些光明尾巴的所謂左的影片，後來又根據“白開水”和小資產階級的善惡標準，拍了一些勸人向上向善的、白開水的影片，都是錯的，都是起不到教育群眾用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立場觀點去認識問題的作用的。

23.各公司經濟困難時，有些人動搖要離開。有一次我和鳳凰長城的一部分成員聊天，提到香港電影工作，是革命工作，幹革命工作再困難也要堅持，不得已時，大家房子租不起了，就搬到清水灣製片廠（這是我們投資的廠）的攝影棚去住，大家吃大鍋飯也要堅持下去。”後來（1959）這句話受到批評，說我過左，寧可左到公司關門，搬回國內，這是誤會。我當時只強調我們香港電影工作的意義，艱苦也要堅持。但，現在，尤其讀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抗日戰爭中針對著由於國民黨反動派、日本帝國主義封鎖我們根據地、敵後遊擊區、解放區的困難發表的一系列輝煌著作後，我覺得光強調這一方面是有片面性的，更主要的是應該強調如何抓好製片，提高收入，保證同人的生活才對。

24.1957年春節間，幾個公司成員分批座談時，提到沒有題材可寫，生產困難。各公司出品內容千篇一律，觀眾倒胃，收入下降等情況時，我提到要學學“商報”。“商報”是我們的報紙中銷路最廣、銷數最多、能自供自給的報紙，它的主要長處是港聞版和副刊能抓住各種各樣的讀者，因為港聞廣泛地反映了社會存在的、發生的問題，副刊有各種各樣的文章、小說……各個階層的讀者都能在它那裡找到自己愛看的東西。所以我提到電影也要廣泛地反映社會上存在的問題，現在感到沒有東西可寫，如果大家像“商報”的記者一樣都到社會中去，到群眾中去，廣泛地接觸社會，就會有很多題材，就會取之不盡了。現在我們的影片就是反映社會面太狹，寫來寫去就是身邊的那一些事。這樣不但會覺得題材枯竭，而且拍出來也沒有人要看。

雖然，這是企圖解決題材的廣泛性問題，但，光這樣提，而不同時提我們的電影該為誰製片，為什麼製片，也和“白開水”的提法一樣，不是全面的，非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25.戲院投資，1955-57年都提過，但，沒有抓緊，提上去了批不准，也就擱下了，結果是各公司的影片沒有自己的放映陣地，受戲院商的控制、剝削，各公司經濟一直困難。當時外匯緊也是原因。抓不緊也是原因，所以遲了兩三年才克服了各公司的放映陣地，克服了經濟困難（這時我已回來了）。

26.（統戰工作）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期間，除新聞工作上出了一些偏差和錯誤外，統戰工作上，為了瞭解蔣幫對我政策的反應，我未掌握好中央的指示精神，讓記者和社會幹部出去活動，把接觸面鋪寬了，後來中央糾正了，指示非蔣幫嫡系，不去理他。

27.（其他）招商局的工作。我在招商局工作了七年多，對於招商局的業務，我是主張大力開展的，擴建辦公樓（部分租出去）、擴建倉庫、擴建碼頭、建造躉船、拖駁等。但，由於我不是正面負責，結果沒有及時大力推動，遲抓了兩年。而且建造躉船，在我離開時（1957年7月）尚未搞。其他雖然都搞了（倉庫、碼頭在我離開時已落成，投進生產，公司大廈則到我回國內工作以後才搞），也遲了兩年。否則可以為人民多收許多外匯。最高指示，“抓而不緊等於不抓。”

以上就是父親所寫四份《香港工作十四年》交待材料的摘要。

（圖二，其中一份交待材料的結尾。）

另外每一份交待材料後面都會有“以上交待，請同志們審查”字樣，有一連串口號比如：

    打倒劉、鄧、陶！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革命的大聯合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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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伍憲子（1881-1959）：中華民國政治人物，曾發起中國民主憲政黨等組織，1956年出任香港聯合書院教授，至今網上有售賣他的著作：《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中國民主主義》、《孔子》、《經學通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