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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硬皮本對開兩頁,有一幅東西村的速寫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3徹底三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3 徹底三查

經過一個多月對四清幹部的先期培訓,父親吳荻舟有個印象:“這幾年來,農村幹部變得厲害,這些都是四清運動的骨幹,還是這樣,那一般的公社幹部就可觀了。和平演變的嚴重,階級鬥爭的尖銳,進一步體會到了。我們決定好好整理一下這個隊伍,採取嚴肅的、高標準的思想批判。必要時也淘汰一些,據說江蘇的基層幹部,從未好好的搞過思想工作,許多人經過兩天的三查感到,這次才想到這是革命。思想震動很大,有的哭了。貪污腐化,失立場,敵我不分,退坡思想,不願當幹部,想單幹,走個人主義的道路。這是這兩天三查中出現的相當普遍的思想情況。”(12月2日)

三查的做法,就是要參加四清的地方幹部一個個檢查自己。通不過就掛起來,再檢查,直到通過為止。那麼這些四清運動的骨幹為什麼給父親留下“變得厲害”的印象呢?

“今天副組長三查,談得很不徹底,將近三個小時的自我檢查中,平擺大小問題,沒有一個中心,覺得他十多年的工作,有時原則性很強,有時又完全沒有原則,兩種思想,正確的,錯誤的,始終在矛盾著,所以大家聽了,都說看不出是個什麼問題,既不敢說這位同志好,也不敢說這位同志壞。是,我覺得,沒有問題、提不出問題中(其實)最突出的就是一個問題,沒有確立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沒有一貫的、鮮明的指導思想,像牆頭草左右搖擺,而從總的看起來,右的是主要的。他的許多處理問題的方法,是非政治性的,沒有階級觀點和階級路線的。比如他處理廠和公社群眾的矛盾,採取宴請公社幹部的辦法,不檢查一下,群眾和廠之間的矛盾是什麼原因,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不從做好群眾工作來解決矛盾,卻宴請幹部,希望幹部來管管群眾。又如,廠的領導和專業學生(蠶桑研究學校學生和蠶種場的業務領導之間)的矛盾,不從做好學生的整治工作,卻抬出縣長來‘示威’,即讓貪吃的副縣長住到廠裡來,顯示顯示,企圖籍此‘鎮壓’學生。結果是多吃多占了12元。但,有些事情處理得很有原則性,比如,兒子籍他同意修理自己的屋子,套買了80根松木,賣掉了50根,他發覺了,不但把80根松木全送回公社,還按章補了被賣掉的50根木料的稅。而且還批了兒子一輪,這是很有原則性的。”

晚上第二次查朱XX。父親發言提出兩點,“一點是特權思想突出,不但多吃多占,而且,濫用職權(超規定批了五萬多斤的飼料和糧食),公私不分…要進一步檢查。二,革命的決心問題,指出他逃跑,做了一次逃兵,怕死,個人第一…要他進一步就這兩方面檢查,提高來批判。”(12月4日)

“今天張XX三查,自檢出來的問題十分嚴重,而問題不在多吃多占,投機謀利,官僚主義致使國家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主要還在於他政治上與資產階級和平共處,他是商業局助理,分工管四類和不法資本家,但,資產階級倡狂到把市場管理的招牌丟到廁所裡,也不加以鬥爭處理,輕說幾句就算了。本人出身就是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布店當二把手。入黨是54年,入黨後就在內貿部門工作,思想並沒有入黨,一直是和私方人員混在一起,向私商經理借錢,稱同志,一桌子吃飯,開後門……這就嚴重了。”(12月5日)

最後一天三查:“晚上開一個團結會,大家談談心得,舒暢一下心情,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次批評提得很多,個別同志免不了有些受不了,比如丁國榮同志,拖到最後才結束,掛了好幾天,看情緒就有疙瘩。原來計畫沒有。

按計劃完成了,三查品質不低,根子挖得深,團結會也開得好。最後張明的發言也不錯,提出了1實事求是的寫總結,2經驗,從幾位三查的同志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當忘記階級苦(包括忘記自己的苦),困難時,勝利(順利)時和失敗時,最容易犯錯誤,這是對的。

丁國榮從開會到我發言,都不講話,連笑容也沒有,我看不對頭,所以才決定講話。首先我強調了一下這次團部高標準的三查方針是正確的,三查搞得好是1由於同志們徹底革命的決心大,2是在地委反右傾取得勝利基礎上,所以三查的同志敢於和錯誤缺點決裂,提意見的同志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次,我強調了進步是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的結果,我們誰也免不了錯誤,最後說到自己的錯誤,這次也是帶著錯誤來改造自己的,把錯誤說了一下,說明暴露給同志,希望同志給予監督幫助。第三點說我們由於和大家不熟語言又不通[1],聽不懂,提的意見一定有錯,只提供參考。最後,說這次的三查,大家交了心,進一步團結了,也給今後共同作戰中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說完話,丁的情緒馬上改變了,接著講了話。這就是人的感情啊!”(12月6日)

三查之後各工作組就要下到生產隊裡。父親帶隊的是大澗子大隊西隊生產隊工作組,父親說:“在結束這次的運動前,我們都將一起生活、工作、學習。我們的生產隊小組一共六個人,張勳南,張甲生,張盤松,黃新華(四位都是宜興來的幹部和青年),張英蘭(北京來的,中專醫科學生)和我自己。除張勳南同志是老手外,都是新手。這兩天來,我著實有點發愁,這次的工作要求很高,新手多,情況複雜,語言不通,雖然有國內外的大好形勢,有中央直接抓,而且這兩年來,經過試點,階級鬥爭的形勢、情況摸清了,也取得了一些經驗,中央決心很大,還有劉少奇同志掛帥,成立了專門機構,我們的隊伍很大,領導很強,農村貧下中農很歡迎四清,等等有利條件,但,總覺得工作很重,這與民主革命時的情況不同,現在是敵我鬥爭,人民內部矛盾,以及黨內矛盾交織在一起,界線不掌握,情況不易弄准,加以人地生疏,合作關係的同志,彼此不熟悉。因此一連串的思想就老縈繞在腦裡。首先有如何堅持原則和不影響合作關係的問題,有如何領導青年展開工作,放手工作,而又不出偏差的問題,有如何做到深、做到透,放手發動群眾,而又恰到好處地掌握到火候的問題……”(12月10日)

12月14日4點多他們到達了大澗子大隊西隊貧農笪發興家。“笪發興家五口人,3個勞動力,一個老婦,一個小嬰。看來生活還過得去,與這裡其他貧下中農來比,是否可以長住下去,還值得研究。因此只作暫時住下,在運動中再考慮決定。”(12月14日)

硬皮本的紙質粗糙,吳荻舟用對開兩頁繪製出小芷崗村全貌,山坳坳裡一個小村莊。

吳荻舟在四清硬皮本裡有幾幅速寫,這是其中一幅。

(圖一:父親手繪小芷崗東南側山頂望全村。他多才多藝,可敬可愛。)

來到生產隊的第二天下午,父親他們就開始參加勞動(規定他們每天勞動半天),除油菜草,父親說,這是他在解放戰爭以來,第一次參加群眾的革命運動,更是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參加勞動,喚起好多淡漠了的回憶。他還說農民兄弟很關心他們,叫他們慢慢來,不要搞到腰疼手疼。(12月15日)

其後的勞動還包括散塘泥(把塘泥撒在麥地裏改良土壤),修水利等。

晚上,在大隊部開會,聽大隊書記的彙報。之後,工作組隊員們在月光下,在丘陵的麥田間走了半裡地回到駐地。

“這個大隊,五個生產隊,在句容的南門外約五華里,是一個丘陵間隔著的小塊平原。五個生產隊以小澗子隊為中心,北面和西北是大東崗和小東崗兩個隊,南面偏東是大澗子東隊和大澗子西隊,西隊又分佈在小澗子和小莊崗兩個自然村。工作組設在小澗子,和我住的大澗子西隊正隔著一個約半華里的丘陵,麥已長了兩三寸,在月光下,由於冬天的枯蕭,顯得異常可愛的淺綠色,在整個山崗覆蓋著,很像一張淺黃底草綠花點的、無邊際的床單,真使夜行者在一天工作結束後忘去疲勞。我們一個小隊邊談邊走很快就到了‘家’。”(12月15日)

12月16日,上午勞動,下午開大隊幹部會。(工作組的)包宣佈了約法八章,父親說:“這是一個很難講好的對基層幹部的政治攻勢。我覺得八章的內容都是必須說的,不說,幹部的思想震動不了。但,如何把握既要求壓力,又要使幹部聽了感到是在挽救他們,使他們既震動又感動呢?這的確不容易,包今天的講話,壓力夠大,有一些語言,在我聽來,像對著敵人說,而且語氣很重,嚴厲,但,有些挽救他們的地方,沒有說得清楚,闡述得突出。當然,從運動的規律來說,這時以壓為主是對的。我這樣說是不是右了呢?‘以教為主’的思想和團結95%的思想,和如何達到以上要求的方法之間的矛盾,沒有好好解決吧?”(12月16日)

1964年12月18日下午開地富四類會訓話,父親說他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沒有這樣的經驗,包括後來還有其他這類開會,父親都借機會參加瞭解。

生活上,他們注意不搞特殊化,不加重群眾負擔。12月22日是冬節,“家家做菜餡的大團子。起初聽說要做肉團子,我們通知住戶,給我們另做一些沒有餡的團子。群眾說,不要說冬節沒有人做肉團子,就是過年也沒有人做。說這話時情緒很大”(12月22日),凸顯當地的貧困。

大澗子西隊生產隊有28戶(四清期間又遷入一戶為29戶),16戶貧農,2戶中農,5戶富農,5戶地主。地富多,是這個隊的特點,而貧下中農除了幹部和幹部家屬外只有24人。於是工作組把地富子女作為一個力量,爭取他們支持貧下中農。動員的時候,老老少少來了49人。有人抱著小孩,有人做女紅,吱吱喳喳中宣讀了檔(12月24日)。

他們分三個組向群眾逐條講解《決定》:基本群眾組、幹部組和地富子女組。父親負責基本群眾組,每天講解五條《決定》:“效果很不錯,講了五條,插了一些事例,相當生動,群眾要求繼續講。我說太晚了,明天還要勞動。但群眾說講到十點也不累(這裡群眾八點多就睡的)。其他兩組成績也不錯,有收穫。”(12月25日)。

四清硬皮本對開兩頁,有一幅東西村的速寫

吳荻舟站在村南橋邊畫東西村速寫

(圖二:父親手繪“村南橋邊望東西村”。)

父親向老農笪發章瞭解村史,據說這村子有三四百年歷史,曾經有一個地主惡霸,外號樓上太爺。那時候這村子叫澗子村,後來演變為大澗子。後來這地主惡霸的罪惡被揭了,滿門遭斬,還為此編了一齣戲,叫“雙顆印”。可惜在封建社會,雖有這麼一齣戲,卻不准在這一帶演出。

關於日軍在這裡時的情況,父親說:不聽也罷了,聽了就覺得這裡的群眾給愚弄得可憐,也說明被剝削到連民族的(別說階級的)自尊也沒有了。笪發章說:“要不是日本人,這裡早沒人了。”據他說,當年日軍都已經讓這裡的村民老少分兩排站好,架上機槍了,正要掃射時,來了一個騎著高頭大馬的日本軍官,在馬上喝了一聲“不可以”,救了他們。(12月30日)

父親瞭解到的基本情況是:“這裡的群眾文化是空白的,全隊只有一個高小學生(地富除外),寫一條簡單的新聞也白字連天。但他卻是隊裡的文化教員,教業餘農校。他們沒有看過電影,沒有聽過形勢宣傳,連國家爆炸了原子彈、宋慶齡是誰、是男是女也不清楚,國內外發生的任何大事情也沒有人告訴他們。生產也落後,畝產只四百多斤。土地少,每人才一畝零點。每天起來吃飯睡覺外,就是勞動,有的一年除過春節休息幾天外,就是勞動,也不得溫飽。在這樣基礎上,他們能討論‘雙十條’嗎?只有12天的工作,能有什麼滿意的情況嗎?所以我說,能來十多人,能有三五個人說幾句話,就是不錯了。這只說明一個問題,我們的工作是艱巨的,需要耐心和長期反復工作的。”“由於過去幹部壓迫群眾,給群眾打擊報復太深,群眾不敢當面提意見,背對背提意見都顧慮很大。”“我決定通過1定工分賬2定銀錢收支賬3定糧副分配賬及物資賬等鬥爭,來練兵和提高群眾當家做主思想。”(12月27日)

從父親的日記可以看到,這三件事其實很不容易,比如查工分賬,政策規定不能包辦,要由貧下中農主持,但是事先要教查帳小組準備,“百發百中,不能有一筆被打回來”,“要先定下什麼事可以記工分,什麼事不能記工分”,還要“先摸到公社今天有什麼不合理的規定”,因為當時有些幹部“濫記工分(什麼上街買一張用紙,送個名單,領一個布票也要記工分),是幹部懶的開始,這樣可以不勞動了。”還要讓查帳小組的貧下中農明白政策:“要堅持公平合理,但,又不是開鬥爭會。”(12月28日)

再如查錢賬,晚上就要公佈了,卻發現賬沒有搞準確,臨時改變計畫(1月3日)。父親幫助查帳小組重新整理農業支出、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社員預支和其他等支出賬,特別是從“其他”中把吃吃喝喝的抽出來和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做個對比;從“社員的預支”中把幹部和一般社員的預支分開,做個對比。結果是吃吃喝喝占110.86元,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三項加起來才86.77元;24戶社員497.8元,4戶幹部518.39元。父親寫道:“這就十分清楚了,幹部不顧集體,不面向廣大群眾,特權思想很突出”(1月4日)。

父親還提到“揭出了三十多畝黑地,一千多斤變相私分糧以及暴露了他們(隊長和會計)帳目上的虛假性。”(1月13日)

也就是說,那時候基層的確存在幹部“貪污”、“腐化”,存在官僚主義。以現在的標準看個別幹部的“多吃多占”數額很小(比如12元),但是像“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與當時群眾只能勉強維生的收入相比,“其他支出”中24戶社員和4戶幹部所占比例相比,難怪群眾感到義憤。而那三十多畝“黑地”和一千多斤“私分糧”,今天看來更像是基層對上隱瞞的“自救”措施。

而在當時,父親處理過程中很謹慎,總在左右掂量,想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處”,這點給我印象深刻。

[1] 語言不通:當地語言是南京官話和吳語彙集,而且由於歷史悠久、人口遷移等原因,村村語言不一。

在四清日記右邊一頁最後一行寫著:夢中見了瓊——那是張佩華曾用名。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2自我改造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2 自我改造

父親吳荻舟說,他不止一次研讀雙十條[1]等文件,“把社教的基本精神、政策界線、依靠力量、工作專案、方針和方法、步驟等從文件中抽出來,搞了一個簡明的備忘錄,説明自己記性不好的缺點。”(11月5日)

我猜這樣的研讀,也令他看到了兩個文件的矛盾。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他在四清中自我改造的目標和毫無心機的做法,頗令現在的我為當年的他捏一把汗。

他的“自我改造”不只是口頭上說說。

張X[2]出了一個題目讓大家討論:“檢查一下自己思想上有沒有右傾。”

父親寫道:“我檢查了,有。堅持原則不夠,就是右。工作上,遇著不對頭的意見,看不出,或看出了沒有堅決反對。”他說自己有時候覺得同事有些意見不對,但是想想也許是自己不對?就沒有提出來,又有時候覺得別人不對,但是結果人家是對的。(11月8日)

張X要求各人“通過總結談談自己的思想”,“我們來自北京,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正確,就不左不右。”

父親“很感動”:“過去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錯的。而且錯了覺得自己的責任不大,比方電影工作搞左了,統戰工作搞左了,總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不好好檢查自己,儘管後來檢討了自己,可是好久才在思想上平復下來,起初總覺得有點委屈。這次學習,我覺得不如人的地方很多,歷史包袱很重,知識份子的不求甚解,誇誇其談。從此,我決心去掉這個危害和妨礙我進步的、改造的障礙。”(11月10日)

這裡的電影工作、統戰工作應該是指在香港的時候。父親的歷史包袱是什麼?因坐牢失去組織聯繫長達18年。這算什麼過錯?他在獨立作戰的情況下成績斐然,但是在特別的時代和環境中這就變成他的思想包袱。我只能從他很偶爾地提及的一些往事揣度和體會他的處境和心境。比如上面11月10日他回顧在香港統戰工作搞左了,他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在本連載第六章的《整風記錄》1-3中看到的例子證明他並沒有說錯,但是還要委曲求全;又比如有一次外辦一位同事來和他閒談,講到某位領導人品很壞。父親寫道:“他1959年對香港工作的批評言過其詞了,自抬身價壓害同志,把自己當做政策、方針的貫徹專家,是一點錯也不會有的。”不過父親又寫:“我並不因為這些就否認自己當時左的錯誤。現在這個同志是下去了。”(11月28日)

父親對王光美的印象是“政治敏感很強,善於觀察,對周圍大小問題都很關心和注意,並聯繫到問題上來,聽到謠傳工作隊20天就要離村,她就追查,看到會場上許多人離場小便,她引起疑問,直到弄清是群眾自動放哨,怕有人偷聽,出席會議的人,也逐個問姓名,發覺有不應參加的人參加,也追到‘原來縣委有這個指示’”,父親說自己:“我就是不大關心周圍的事,不夠敏感和警惕。”(11月12日)

工作還沒有真正展開,在培訓階段已呈現亂象。張X找大家談話:“地委會議遇到了困難,出現了頂牛情況。”父親寫:“我認為我們不正面捲進去,還是側面做文章好,張X似也同意,覺得內部矛盾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革命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11月12日)

父親多次寫下自己的缺點和這次改造要注意的各方面問題,公諸於眾,請同事、請地方的年輕借幹監督自己:

“1.堅持原則不夠,鬥爭性差些,為了克服這點,我首先是學透和記著中央的雙十條,弄明確所有政策界限,要踏踏實實地在群眾(中)聽取意見和摸清情形。政治敏感不夠。

2.不夠果斷,不夠勇於負責。

3.民主集中制的領導方法不夠強,不善於走群眾路線,主觀片面。”(11月11日)

他決心:“1平時多在政策方針…多談,取得思想上的一致,爭取共同語言多,認識接近;2多採取民主集中制去解決問題;3遇有分歧,時間上可以壓的壓一下,到群眾中去,或找一些貧下中農來談談他們的意見,然後再說;4最後仍有分歧就按照領導決定,多數投票決定,但我保留意見,但積極去做,失敗了各負主要責任,否則,由於保留而不積極照他們的意見去做,一面把問題向上反應,達到正確的解決。

總之,堅持原則,堅持中央的政策,不降低要求換取與錯誤和平共處。但在態度上、方法上一定要謙虛謹慎,擺道理,擺情況,走群眾路線。在中央的政策上團結。”(11月13日)。

11月17日晚上開會,父親表態:“長期在文化圈裡轉,一套知識份子的、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妨礙著自己接近實際,也影響著自己的進步。但有信心把這次的工作(做好),決心做笨事,首先有信心,做到真正的三同。”

張X給父親提了兩點:“1.知識份子的缺點,加上長期在地下工作,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這次下去,不容你不走群眾路線,既然有一決心,並且看到了自己的缺點,相信是可能很快改變作風的。2.但,也不要求這一次就能全改掉,只要基本上改變面貌,就是這次的好收穫了。”

還有外辦的同事說父親發言多,問他“是否總以為比人強?”“是不是一種自滿?”父親寫道:“她的話中也有一種‘語不驚’的地方,也有牽強附會的地方”,不過,父親說:“這是小事,我也不去辯解了。”(11月17日)

在四清日記右邊一頁最後一行寫著:夢中見了瓊——那是張佩華曾用名。

在四清日記裡,吳荻舟寫著:夢中見了瓊。

(圖一:11月17日的日記,父親夢見了母親。)

“長期在地下工作”,怎麼就“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 “發言多”怎麼就一定是“以為比人強”?就我所見,父親總是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那就不是“脫離實際”;主動、真誠徵求幾乎每個人的意見,那就不是“以為比人強”。父親“決心做笨事”,這的確是我記憶中的他,不投機、不取巧、不抱怨、不斤斤計較。

父親記錄了地委的檢查:“關於頂不住的問題:1本身有右的思想根源。2沒有親自蹲點,沒有真正瞭解階級鬥爭的真情實況,所以在工作中摸到了一點真理,但,不夠鞏固,上面一壓(‘糾偏’一來)就放棄了。3還是只看上級,不看真理,少奇同志說應該瞭解‘官大真理少,還是向真理少的人學呢?還是向真理多的人(貧下中農和農村好幹部)學呢?’這是一語道破目下一些不親自下去蹲點的高級幹部和一些隻向上看不向下看的中級幹部的缺點。4患得患失,察言觀色已成為黨內的惡俗。5集體領導不夠,未在會上辨明是非,少數書記就做了‘上黨[3]錯誤’的決定。”(11月18日)

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後,從11月22日起,北京來的幹部開始參加地方幹部的學習,名曰“揭蓋子”,也就是揭發批判縣委過去運動上的右傾。父親記載:“從發言中揭出的情況看,問題是嚴重的,許多人的發言接近於控訴,情緒很激動。這僅僅是由於不明階級鬥爭情況嗎?還是其他的問題呢?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呢?有人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的。總之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已決定到生產隊,搞一個生產隊,不負大隊的責任,這樣我可以好好滴捉摸一個工作,把工作做好和改掉我那些缺點。”(11月22日)

“小青年和地方幹部的發言很踴躍,朝氣勃勃,我參加了他們的學習三天,心情很高興,覺得過去機關的學習,大家總是動員、動員,發言還是十分拘謹,怕說錯話,將來挨批評。這是運動過火帶來的後遺症嗎?還是別的原因呢?我回國時間短,體會不到,總覺得黨的組織生活,不是那麼理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打了許多折扣。這三天聽青年們的發言,想到什麼說什麼,沒有一點顧慮,十分可愛。地方幹部呢?他們搞過兩三次社教,失敗了,對右傾的領導有氣,這次反右,發言近於控訴,是有原因的。今天(他們)把桃源[4]的經驗和自己的教訓對照起來談,越說越激動。”“不過我認為,還是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一下,1這些幹部全盤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把自己批評得一無是處,這要引起不好的結果來,2沒有把右傾的根子挖出來,是不夠的,3聽到小站[5]的,又否定了桃源的,這樣就要迷失方向了,一樣是框框,4誰說了算,不交鋒,不澄清對是不對,因此,對青年是不好的。我想找大隊的負責同志談談這個問題。”(11月24日)

一頁吳荻舟四清日記提及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吳荻舟在四清日記中提及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圖三:11月25日父親的發言:“有同志說王光美同志敢這樣做,是由於她是劉少奇同志的愛人,有權衝破雙十條中的一條規定,我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要堅持徹底革命,看問題對誰有利,如果是對貧下中農、對集體經濟,對革命有利,衝破框框,中央也是支持的。”)

地方上的幹部說北京來的幹部是“中央同志參加運動”,父親對他們說:“我們雖然住在北京,聽多些,可能有些長處,但,脫離實際,因此光是我們是缺一條腿,所以只有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和青年人聯結在一起,到農民群眾中去,結合實際,向貧下中農學習,三方面緊密起來,才能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11月27日)

11月30日父親聽了中央絕密文件:“毛主席說反修是長期的複雜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同志的估計,顯然是樂觀了一些。最初(赫下臺消息傳到的當天)我們是這樣分析的,認為是一個狗咬狗的宮廷政變,換湯不換藥”,“後來聽了X的報告,修正了那樣的看法,現在看來,說完全沒有變固然不對,但,X那樣樂觀,也不對。還只有繼續兩邊擠才能促使新的、好的變化啊!”(11月30日)

我查了1964年歷史大事記,線索是父親提到“赫下臺”,那是10月15日:“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解職,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當選。11月5日至13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後,主動和勃列日涅夫等進行接觸,但蘇聯仍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聲稱他們的對華政策同赫魯曉夫完全一樣,因而這次接觸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新華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人民出版社)

至於父親所說樂觀、X是指什麼?無從查找。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還記載著,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上,毛澤東批評了關於“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明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另外,他還批評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按: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可以看到父親逐漸瞭解到這次運動的困難,但在當時尚未瞭解最高決策層的分歧到了這麼嚴重的地步吧。

有個溫馨的小插曲:父親在句容期間,幾乎每個月都給家人寫信,每人都有。這天,父親在日記裡說,我給他回信了:“(她)對自己的缺點正視了,而且願意向妹妹學習,‘小的,只要是真理,就是老師’,對!”(11月14日)我有那樣寫嗎?再過40多天我才滿12歲啊?這些年我常常感到自己有些方面越來越像父親,不明白是怎麼來的?現在我知道了,父愛如春雨潤物,他在潛移默化中給予我很多很多。

[1] 雙十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和《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中央黨校林小波的論文《四清運動研究》認為“《前十條》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對整個運動的進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前十條》在總的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左”的錯誤,但有些觀點和具體規定是正確的。《後十條》則是帶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義的檔”(其實還有《後十條》修訂版)。運動指導思想混亂顯示了黨內的分歧,無可避免造成幹部思想混亂,工作難度。

[2] 張X:父親筆記裡出現過“張政(正)”和“張明”,都是四清時的領導,不能確認這裡是哪一位。根據全部五本筆記看,張政出現比較多,似是直接領導。張明出現比較少,父親日記裡曾提及:“她在外辦是一個組長,在四清是我的領導。”

[3] 上黨:山西省上黨地區(今長治市)。我找不到資料,百科辭典介紹了1945年的“上黨戰役”之後就跳到了今日的“上黨旅遊”,一大段歷史是空白的。

[4] 桃源:指由王光美總結出來的四清經驗。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她帶工作隊在河北省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四清。中共中央1964年9月11日發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百度百科有詳細解釋和對王光美的採訪。

[5] 小站:指小站經驗。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肯定了天津小站地區把三個黨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團”,開展奪權鬥爭,“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的做法,認為“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反映了當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特點。《指示》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此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鬥爭”。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政治發行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檔放在裡面)取出檔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党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3內外有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到北京

3 內外有別

    父親吳荻舟、母親張佩華在經受初到北京的各種洗禮,卻為孩子們撐起一片快樂成長的天空。

與在香港時相比,北京的童年生活新鮮刺激。上學放學排路隊,路上還有馬拉車,馬屁股後面都掛著糞兜子。中午,老師會挨家挨戶檢查學生有沒有睡午覺。下午,到院子裡的同班同學家一起做功課,然後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同齡孩子一起跳皮筯,捉迷藏,爬煙囪,追追跑跑,玩各種戶外遊戲。從香港帶回來的三輪車成為全院小孩子的玩具,大家排隊輪流騎。要不然就去學雷鋒(1963年毛澤東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做好事,扶老人過馬路、幫清潔工人推車上坡、幫小賣部卸菜等。有幾年小學各班都種蓖麻,可以榨油,有一陣子還興養蠶,到處找桑葉喂蠶。我們在家中小陽臺養雞養兔,肉和雞蛋用於改善伙食,皮毛賣給樓下廢品收購站。春天學校帶隊去春遊,清明帶隊去八寶山烈士陵園掃墓;夏天跟著大孩子去游泳,抓蝴蝶蜻蜓知了,到護城河邊割草喂兔子,大槐樹下捉蟲喂雞。秋天去香山看紅葉,爬最高峰“鬼見愁”;冬天下雪,北風吹在臉上如刀割,卻可以在結冰的河面玩。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一:從宿舍後門(東、照片左邊)出去,就是護城河(現在的二環路、對著中央音樂學院那段),我和妹妹常在河邊玩耍,夏天在河坡上為家裡養的兔子割草,撈魚,冬天在結冰的河面上溜冰。)

參加少先隊、戴上紅領巾後,我曾獲選參加天安門廣場國慶活動,小學生的任務是“組花邊”。從放暑假就開始練習按照指令舉起手裡不同顏色的紙花。長時間站立,長時間把花束高舉過頭,頗累,卻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光榮任務,記得身高是獲選的其中一個條件,我那時1米56。正式遊行那天早上不到五點就集合,待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已經過午,輪到我們歡呼著湧向天安門,我只記得大家都焦急地找:哪個是毛主席?哪個是毛主席?城樓上有些模糊的身影,但是看不清面孔。

有一次北京電視臺到學校招小演員,我氣喘吁吁從家跑到學校,不記得在擠滿人的辦公室問答了些什麼,總之是被錄取,從此課餘多了電視臺活動,做小品練習,錄製節目,我和電視臺的顧守業老師許多年後還保持聯繫。

雖然有時候因為來自“香港”這個身份背景、或者乾脆就因為一件不一樣的衣服,也會受到一些委屈,但比起爭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品學兼優的好孩子,那都算不了什麼。

當時我渾然不知,回到內地對父母而言就意味著更多意識形態的東西,更多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領導意圖,更多政治運動。

我在整理父親1964年6月9日寫的一份“五反後的自我檢查”[1]才得知,除了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1963年有過另一次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五反 ”運動。

父親的“檢查”如下:

1政策水準提高了一些,辦案子多半能結合當前形勢和政策去考慮,成品率較高,反(返)工較少,更能體現領導意圖了;2學習大慶精神後,積壓案子較少,催辦、檢查的習慣在逐步養成了;3單幹作風、事物主義有所克服,大案子一般能做到和同志或有關單位商量,集中意見後再辦,普通案子,一般能提出要點、看法、或方向後,交同志去辦,不再眉毛鬍子一把抓,給零估、門市拖著跑;4具體工作上的領導作風有改進,注意抓方針和品質,注意發揮具體工作同志的獨立思考(如接待工作);5清高、自負和英雄主義有所克服,對過去的成績和錯誤,不再多提,也不再多解釋;6仔肩軟有改進;7對組內同志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問題,較前能主動關心,對社會群眾(人民)來信,做到了思想上重視,主動負責去辦。

有些新的和舊的缺點和錯誤,當待進一步加以克服1辦案子還不夠認真負責,有的僅做到“擬予同意”,比如外文書店向美國書商進口書問題,未把情況弄清楚,就簽了一個“擬予同意”,領導同志問起情況來,答不上;2對問題不夠反復考慮,提不出意見,或提出意見,不能堅持;3機械理解海外方針,當國內大搞現實題材時,對派出與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形勢十分不調和的節目到香港,提不出意見;4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學習計劃,沒有堅持,這一年來,經典著作讀得很少;5組內的基本建設,還是沒有把整改提出的方案落實。

吳荻舟

1964年.6.29

陳真並各同志:這裡我初步檢查了一年多來克服缺點、錯誤的情況作為小組給我做鑒定的材料,請批評補充。為了及時把組織鑒定送出,不必把鑒定送給我看了,只要事後告訴我,以便我改進就得了。

吳荻舟

這份資料也附有“黨小組對吳荻舟同志鑒定的意見”:

一.   基本同意吳荻舟同志的自我鑒定;

二.   工作積極、熱情、肯幹;

三.   長期在港澳工作,有較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總結提高不夠;

四.   對同志關心,平等相待;

五.   肯學習,但學習效果不夠好;

六.   看問題觀點不夠明確,原則性和鬥爭性不夠強;

請組內傳閱修改。(已傳閱過)

從這份檢查裡可以看到,工作方面,父親有很多“案子”要辦,比如外文書店進口圖書、派出節目到香港、接待、處理群眾來信等等;環境方面,看到他的責任、上下級關係,看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必須顧慮到很多“領導意圖”、“主義”和“作風”,而他也確實誠心誠意要改進自己,不過不能“總結提高”到新環境要求的高度。

父親留下的遺文中,1963年8月21日廖承志對梁(威林)等人的談話顯示,如果父親還在香港,他就不用參加這次“五反”:

  1. 在目前的國內外形勢下,港澳工作方針是否有變?
  2. 報紙的宣傳方針,過去提不反蘇反共,但未提對英的問題。社會化問題,該怎樣體會?
  3. 工委的組織機構,和幹部補充。
  4. 不搞五反,是否可以在委組以上進行教育。
  5. 成立企業管理機構問題?
  6. 今後的工作中心:
  • 對外中心搞反修。
  • 對內以反修為綱進行階級教育。

階級教育怎樣搞法?

不管怎樣搞,不能搞運動,只能搞“學習”。但,也不要搞得很廣,先只限在工委一級,並且一線線地搞,還只能“和風細雨”,談不通的就掛起來。

從第四條和廖承志最後一段話可以看到,內外(內地和香港)是很有別的。回到內地,父親就受到“內”的待遇,被牽扯到不斷的鬥爭中。

關於“鬥爭”,四清筆記告訴我很多,這裡先按下不表,只記下其他一些涉及父親工作的遺文資料。

l964年5月間,有一次為處理“兩航”留港機構的設置問題,民航局陳耀寰、陸元斌一行到位於中南海裡面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開會,與父親不期而遇。會議是由吳凡吾[2]主持,他臨時叫人去找父親參加會議,說他對港澳地區的情況更熟悉。陳耀寰和陸元斌說:那次會議作出保留中國航空公司香港辦事處的決定,給中國民航留下一個展望世界民航發展動態的“視窗”,也為改革開放後致力於開拓香港地區航線有了一個據點(陳耀寰、陸元斌回憶文章《喜迎香港回歸 緬懷荻舟同志》《吳荻舟》)。

除了像陳躍寰和陸文斌這樣的偶遇外,因為父親經常接待港澳訪京人士、文藝界人士,不時見報,一些失聯的老朋友得知他的消息,從而與他取得聯繫。我有一封1965年10月20日孫慕辛來信,並附他們寫給“文協負責同志”的信:

文協負責同志:

對不起的很,想麻煩您們代找一個人,前些天在收音機裡聽到吳荻舟同志的名字,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是老同志,分別已有二十多年了,一直不知他的音信。因為我們過去都是在文化戰線工作的,我們想他可能不會改行。只聽到他的名字,但不知他在哪個單位工作,因此只有來麻煩代找一下。請您們大力的幫助一下,我們是感激不盡了。如實在無法找到,請回個信。

敬禮

張琢,孫慕辛

文協批示:吳在外辦港澳組工作,請轉外辦吳荻舟同志。

荻舟隊長:

您如果能接到這封信也一定會高興吧。在收音機裡聽到您的名字,我和張琢都非常高興。但不知您在北京哪裡工作。因此我們考慮了很久,只有請文協的同志幫忙找。也許有希望,等聯繫上了我們再談別後詳情。

張琢工作很忙,這信是由我寫的。

敬禮

孫慕辛

父親在信旁注明:10月31日回

在本連載第三章《瀝血八年》裡已提及,張琢是1941年秋由徐洗塵和胡振表介紹到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工作的,l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曾陪父親到香港去見《華商報》的饒彰風,後來五、七兩隊按照當時廣州地下黨的要求,將兩隊的主要人員和演出器材設備轉移到香港。

想必父親給張琢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懷念吳荻舟》一文中回顧當時情形說: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下薪金後,在隊員中平均分配,這些制度均是周恩來同志提倡的,而被全體隊員自覺接受而形成了長期貫徹執行的優良傳統制度。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強有力。吳荻舟自1937年抗日戰爭初期建隊以來,一直是隊長,他與副隊長徐洗塵帶領全隊認真貫徹執行了周恩來同志初創領導的宗旨精神,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喚起群眾,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推動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吳荻舟和副隊長徐洗塵名義上雖是正副隊長,但他仍和全體隊員一樣的過著普通隊員的生活。在實質上,他倆要對七戰區政治部負責。吳荻舟在作風上是平易近人的,隊員無論什麼事都願和他交談。他是參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抗日戰爭前,他曾被捕,在國民黨監獄中,曾受過迫害,但他還是和隊員一樣的過著簡樸生活。他為了減輕隊裡的經濟負擔,主動將愛人安排在外邊工作。即使在病中,他也時時關心著隊伍的公演活動情況,同時還抽暇編寫團結抗日的劇本,認真地貫徹地下黨的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

從香港到北京,對父母來說,和抗日戰爭時期輾轉各地一樣,只是轉換了戰場吧,和那時候的漂泊相比較,在香港有十四年相對安定的生活,在北京可以定居下來,已經是十分難得。父母一直相信,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摸索中免不了有問題,不過正因為有問題,才需要更努力,他們由衷願意繼續為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奮鬥。孩子們也在成長,無論工作還是家庭,一切會越來越好。

妹妹寫過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回憶爸爸點滴》(《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母親很喜歡她這篇文章。妹妹寫道:“熱辣辣的太陽,曬得沙灘滾燙的。爸爸背著我由海邊一直跑到樹陰下。胖胖的爸爸一邊跑,一邊被沙子燙得吸著氣,白得耀眼的沙飛快的向後退:‘爸爸跑得真快!’這也許是我對爸爸最早的印象了吧!

“爸爸真是多才多藝!我家有十多冊老式的相簿,珍藏著很多歷史鏡頭,記載著我們兄弟姐妹的成長過程。其中有一幅天鵝的特寫:恬靜中透出高貴的氣質,整幅照片因那一泓水波的泛開而變活了。家中有一盆養了多年的山石盆景,人見人愛,都忍不住用手去摸摸那翠綠欲滴的苔草。大床壞了(大概是我在上面跳得太多了),爸爸對它進行大修,睡房變成了木工房。在國民黨監獄的七年多囚禁日子裡,他自修英文、法文、日文,80多歲時仍借助放大鏡看原文書籍。小孫子學立方體,做爺爺的把土豆切成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循循善誘。他的拿手好菜是能煎出像紙一樣薄的雞蛋皮。但爸爸有時也會出笑話,有一次他幫我們兄妹用鐵絲做一個鴿子籠,籠子竣工後,才發現幾隻鴿子早已飛得無影無蹤了……和爸爸在一起永遠是快樂的!

“記得上一年級時,我很貪玩兒,甚至連書包都玩兒丟過。放學後和院子裡的小朋友玩跳皮筋,天快黑了才往家跑。在樓門口撞上爸爸,那時我們很少見到爸爸。他拎著提包,口裡的飯好像還沒完全咽下,大步走下樓梯,用手揉了揉我的頭,鑽進汽車就走了。我想爸爸一定是下班回家吃完飯又要再回中南海辦公。回到家,才知道爸爸是因為要回家拿份稿件,才順便吃了晚飯,否則連家都沒時間回呢!我感到自己錯了。吃完飯後趕緊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想在星期日拿給爸爸看。從那時起,我的成績在班上都是屬上游。

“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每逢星期六,是我們又興奮,又緊張的日子。吃過晚飯,爸爸在茶几上擺上一盤糖球,二哥、三姐和我就圍著爸爸坐下來。爸爸會仔細地詢問我們一星期的表現,然後查功課。通常是自己先講。記得有一次我的自我批評是:“上課時講了幾句沒有用的話。”做錯的,爸爸會告訴你為什麼錯,如何改,記錄下來下個星期六還要查問,做對的,爸爸會表揚,獎勵糖果。那一段日子,只要爸爸星期六在家,我們都是在這種溫馨的氣氛中度過週末。”

1964年大姐大學畢業、工作,1965年大哥考上大學,二姐中專畢業、工作,二哥、我和妹妹就像三隻快樂的小熊,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誰也沒有預料到,1966年夏天,正常的生活戛然而止。此是後話。

[1] 五反:父親這裡所及“五反”,是指1963年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運動”,不同於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2] 吳凡吾:(1918-2014)歷任國務院專家工作局副局長、局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對外援助組西方組組長,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政務參贊。

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1.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整風記錄中有一句話,“群眾是一發難收的”,顯示中共有豐富的群眾運動經驗。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6月24日

幸:HK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老方針,又是新方針,是中央的一貫思想。(新的)對這思想更充實更豐富,更明顯提出HK留E比給M好,HK解放在台後,是更明確。廖公又說重經濟……都提得比以前明確完備系統,也是過程。下面對此方針的傳達沒有新鮮感,下面對此戰略思想的接受有不正確的思想,沒開動腦筋想一想中央為什麼重提。

HK問題,臺灣問題也罷,就是因加入M國的因素,才麻煩。戰略上是紙老虎,戰術上還是真老虎。因此我們對一系列的佈置不能不考慮。

我們觀念上不是從困難一面去看,而用不在話下去考慮,關係就重大了。對中央意見是自以為是,馬馬虎虎。中央同志說話平易,如不虛心體會放過去了,如陳總說吸收經驗教訓有三條。

我們幾個A員做不了那麼多事,要靠人家來做。應該說在HK重要是做組織工作。如何組織靠統工,通過他們的口、手去做。他們是廣大各階層的知識份子,要相信他們,靈活的領導他們。好好讀毛主席的《若干歷史——》[1],在A領導下的報紙不用共產主義人生觀唯物論影響人,不可能。陳總說,革命輸出又不輸出,不負擔輸出的義務,但說明社會主義好,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就是輸出。

6月25日

吳:不要引起敵人懷疑,在內部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是否採取個別談話,由公司當局出面說明,有了思想準備,積極地、有步驟地進行。秘密的A元不撤,並加強A的領導,公開的才撤。

夕:這是前進的退卻。加強A的領導是糾錯的關鍵問題,對公司內部的積極分子仍應加強領導,不能潑冷水。

金:長城大破大立,一開始就要通過呂,由呂向公司內部出面。先是談生產,生意,再由呂出面,在公司內沖淡對我們的看法,加強呂對長城的信心。A元撤不撤問題不大,立刻撤出,解鈴還是系鈴人,要個別做很多工作,主要還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風。鐘的目前權力要改一些。

幸:長城應有一A核心,靈魂“坐鎮”,問題是方式方法。

黃:加強A的領導,是指A的意圖如何變為群眾意圖,撤易進難,一般如作用不大,暴露,無法隱蔽,留下對事業影響,堅決撤出,否則不撤。以後再派的話:1.需要(工作上確有需要);2.對方接受;3.去了能起作用,作風好的才派。我們是開展工作,主要是培養進步的積極分子,當我們工作的骨幹,再進一步,骨幹可發展成A員。

幸:鐘培養的對象可以轉移給較灰的人去聯繫。

施:鐘退意見較一致。方向認清了,開始會有些困難,應耐心爭取上層出來說話,用說服的辦法,別發號施令。也要注意:1.正派風氣;2.還要注意加強A的領導。A的影響是要的,愛國主義教育是要的。這是限度,矯枉必須過正。膽大些,有的我們帶群眾前進,有的與群眾商量,也許他們有好主意,助我貫徹。

辛 :黃的發言好,派人好,不派也行。不能理解為A的領導就是派人去。作風在那種條件下是政治問題,因群眾不能接受這樣的作風。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圖四:“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兩字分量很重,應該是與會者被要求明確表態。)

7月1日  廖(廖承志)

I過去有過一條,不動員HK人士參加國際國內的正式會議等活動,今後也如此。連廣東的也不要安排。

II關於務虛的總結:

首先關於香港形勢:

和平與戰爭。毛主席說:“不能寫保票”,趨勢是大戰基本打不起來。但,也不

是絕對,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強大,反殖民主義發展了,大戰可能就更少。我們要不斷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與譴責戰爭狂人。社會主義不斷增大之下,利用有利形勢,使帝國主義不敢打。

(張插[2],時間對我有利)

我們不是不惜犧牲一切祈求和平,我們不怕戰爭,但不搞戰爭。

這是HK問題的先決條件,HK解放,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不會早於解放臺灣。

局部戰爭有沒有擴大的可能?有也是在中間地帶,而且擴大的可能極小,局部就是局部。

HK工作要有一個概念,即,HK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的工作。因此,HK工作不是解放的準備(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其次,HK的基本矛盾是我E矛盾,真正的矛盾主要還是EM矛盾。

張聞天:“為什麼我們對E有打有拉?”

廖承志:正因為E是在帝國主義中比較中間的國家。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把HK解放推到臺灣解放之後。因我們把HK放在E國有利。HK的一切鬥爭都要從這個基礎上來考慮,概念首先要搞清,即E是帝國主義中的中間派,可能出現中間局勢。

其三,我們不把HK工作作為對E的,而是作為削弱M帝的前哨基地。因此鬥爭

矛頭不是對E,就不能設想天天鬥爭,搞同盟罷工。因此,HK工作就是愛國主義的,HK工作就是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是化整為零的,到處深入的。不搞多掛旗。

另一面,HK工作的任務,是戰略觀察所,HK工作就是在理解國際大勢的情況上提供一些資料。把更多的時間和力量放在觀察站上。

所以HK工作的內容,就是耳、眼的,不能當作國內工作一部分,甚至不是廣東工作的一部分,是國外的工作,前哨工作。

因此HK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內容,所以宣傳社會主義是錯的。我們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蘇聯建設成就,那也只是宣傳和平競賽[3],不是宣傳社會主義。是和平統戰,不是搞社會主義。因此,HK工作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宣傳工作。就是愛國主義。HK居住的同胞,還不能高到社會主義的。

愛國主義是什麼?就是毛主席的三條,這是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否則,提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這肯定是錯的。

HK的宣傳只是為廣大的中落群眾,就是三條。

毛:HK的報紙照例要比國內低一格。

廖:第三個問題(原文號碼比較混亂,下同),HK的報紙及其他,即使是我報,也只能是統一戰線性質的,要用統一戰線的方法去經營,幹部也是要統戰幹部去經營。費、袁、呂根據統戰的政策去支援。

如果要搞成一個上下都是社會主義的,有害無利。我們不能設想個個像華潤。

既然是統戰,就有左中右。鞏固左,廣泛爭取中,最少限度孤立最右。中右也去打,這就太錯了,馬雲良就不能(打)。

要重新排隊,只能容許寬,不能比國內緊。一切要統戰的做法。

第五個問題

群眾鬥爭,也要服從這個原則,“不可不鬥,不可老鬥”,要拉就拉。

第六個問題

HK工作,不要事事同國內配合。

2工作分工怎麼辦

日常領導、具體領導歸廣東,方針政策,外辦HK小組傳達給廣東。

3幾個具體問題:

1香港還是要有一個報紙,比較正面的傳達國家的態度,文匯。

1但仍然是一個統戰方法來辦的,不能說是A報。

2此外大公、新晚,只是向HK、海外宣傳愛國主義,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直接面向中落。

3這些報紙主要是揭露M帝,“逢M必反”是錯的,美國的人民我們是不反的,國內也不是如此,帝國主義和人民要區別開來,壟斷和人民區別開來。

4對E態度,要服從對E打拉並用,有打有拉的政策。無關大體的事,可以報道,只有E國反動的、配合M國搞兩個中國才反。

5報紙對群眾鬥爭不要配合。

6要重社會新聞,不要老反阿飛。

7用外稿問題,只能適當用,但必須對我有利,聳動新聞的事,在我們的報紙,絕對要不得,要實事求是,慢點沒有害。

8有關國內的報導。主要宣傳成績,要綜合。不要抓住一些個別突出的成就大事報導。海外報紙不要搶先(國內報紙有時是為了鼓勁,搶先報道)。地方報紙的新聞不能轉載。國內國外都要抓浮誇,報導要留餘地。

9報刊副刊,要多姿多彩,生動活潑。HK的文藝方針也是愛國主義的,面向中落的,愛國主義也是為工農兵,但在海外是以愛國主義的形式出現。

III文化統戰

一,要大大擴大文化統戰,要團結一切可用的,要調動一切可調的,要盡可能擴

大統戰。對要求進步的不要潑冷水。但不能以他們的要求變為制度。像呂不能拿他的三權。

二,明星制度還是要加以肯定,經營管理要社會化。

三,中右和蔣特要區別開來,只有搞兩個中國的,配合美國的、搞反動的,右不能說是蔣特。

(邵氏只能說他是中間偏右)

(白、吳、已是中左了,過去沒有罵過我們,只是不說話,解放後相當程度同情我們)

宗派主義必須挖掉,重新排隊,大大擴大統一戰線,重新團結。

HK人人要靠國內生活,要留有後路,因此統戰是有條件的,要好好的重新搞。

中國這一年是大變化的一年,大躍進巨大成績,一年的偉大計劃,不平凡的一年,成績不(特)別說。

為什麼中國能有一大躍進。這要分析,這是中國國力弱,外受壓迫,內封建壓,必須加速,我們必須有成就,當然。距離蘇聯很遠,比資本主義的生產也有一段不近的距離。政治上是近了,經濟上也還有一段距離。

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的成績,另在蘇聯兄弟幫助下,總算在工業上打下了基礎,但與六億人的要求比,還小得很,如果拿成績用6億人除,就小得很。

就拿1070噸鋼,六億除,每人不到20斤,不說比比利時,連盧森堡也不如。

就拿去年一年的糧產說,六億人分不到300萬。因此拿總產值來說,還遠落後於人民的需要。

但這成就是一推動力,我們用此推動今後,必須加快速度,如不擺脫落後就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欺負,如美以台搞顛覆。

如不能加趕,就不能成農工業的先進國家。固然我們有偉大的蘇聯,有兄弟國家,有反帝的人民,有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和平的人民,這些,使美帝不敢向我進攻。

由於蘇聯無私幫助,因此打下了成為工業的可能,這是要感謝的。但,我們這麼大,人這麼多,不能指望蘇聯代我做,不能說要人包下來,不能老躺在蘇聯懷抱,故必自力更生,自己生產出來才是。

但又得回頭看,6億5000萬(人口)就不簡單。如豬每人一公斤,65萬噸,誰能一下送來65萬呢?因此說到分配,就要用6.5來除。要加緊生產才能使工農業,而且還得搞林漁牧。

農民還不能每人得300公斤,還包括雜糧和牲口吃的在內。我們還需工業近代化,外匯,還要農業建設。這佔了70%外匯,沒有這些就不能完成工農業建設。重工業上我們要銅,要有色金屬,有了才能平衡發展。我們要平衡就要工業,否則不能。

我們處和平競賽,我們還要防止帝國主義的進攻,因此還要搞國防,搞近代工業,為了滿足此,有了去年的大躍進。但平均不到20斤鋼,一噸煤,由此不難瞭解,中國人民要用迫切的辦法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否則,不能建設我們自身的工業體系,擺脫對帝國主義的依附。

這不但是中國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人民的需要。
瞭解了這,才能明白我A在八大上通過總路線的決議,工農,重輕,大中小。這

方針不是拍腦袋想的,是客觀的反映,因此鼓舞人民前進。

大家看到,一年群眾發揮大力,這原動力就是總路線。有人反此,這是舊社會的殘餘,一小撮舊知識份子。我們也有個別地方做得不好,但總的是極大變化,這是值得重視。也指明將來的方向,這是很寶貴的。

如果過去革命是群眾路線,今後一切都是如此。這一年的最大也是依靠了群眾路線。這指出了今後的方向,使我們能十年二十年內建成。

這是基礎,必須承認,如認知了這個基本的話,就是多點少點,只是第二意義的事,如去年少了一點,今年補上,如去年糧少,今年由於災少點,後年可補上,因此不在數字,只要能把人民鼓上去,貿易少一點,明年可趕上。

當然在去年的大躍進,我們有巨大成就,同時也有一些錯。A就是在改這些錯,就是不合乎客觀。缺錯表示在什麼?

1.在發展速度上,2.平衡,3.品質

在發展速度上,我們必須擺脫落後,加快速度,不這樣提就錯,但,速度不能像

主觀願望,有客觀限制,農業增加10%,就是躍進,15-20%就大躍進,特大躍進,但要普遍翻番,是不合客觀的。

工業,通常十幾%已經是大躍進,由於落後,能增加20%的話,已經是大躍進。25%大躍進,30%就特躍進了,因此什麼能翻一番是不可能的。這是一條寶貴經驗。

為什麼去年中央部門要求提高很高?基本就是缺少經驗。由於經驗少,甚至雜,所以偏高。加以回顧人民的積極熱情,要求偏高,就不奇了,只是我們發覺估高了,就會實事求是去掉。

這裡要區分幾種情況。

有一些確是算多了,我們不能在農村正確做出估計,因此估計偏高不出奇。同時,食堂速度。家庭消費轉為集體消費。突然密集多食,消費多了。又如工業,興辦工業,煉鋼鐵,因此可能原材料消耗多了。去年消耗多了些,今年一度出現緊張,因此不能懷疑農業有增產。確實有增產,同時又由於還未做農業機械和電氣化,還是手工業,因此把農村富裕的勞動力調到城裡就增加了一些消耗,故有地方糧食緊張,但不是全國各地都緊張,有些地方會過日子就好一些,如湖南,四川。

XX最近從農村回來,說每天每人至少有半公斤,這證明確增產。說明要會過日子。這又是一經驗,蘇聯曾有過。可是去年我們忘了,我們的人民有了,多食點,6億一來,數就大了。我們每年出幾萬噸,這是不多的。每天多吃一點肉,2千萬頭豬就完了。因此今年豬就緊了。

生產設備,也有增,有些需增,有些不需,也就不平衡,只需要我們發覺,改,就好了。

其次是平衡問題,我們知社會主義建設必按比例發展,原則是慎重,但,在實行中保證它,不易。企業間要平衡,工農業間,生產消費之間,都必須要平衡,剛才說,經濟建設上少經驗。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全按比例,蘇給了大幫助,但那也有缺點,就是步伐放慢了。因此第二個五年計劃,就採取躍進,突破舊的平衡規律。A的多快好省,四者關係就是平衡,兩腿腿走路也是平衡,但也是有重點,大中小,重大,這些就是平衡,大原則。

因此,我們有了一年經驗,我們也要時間才學得到兩條腿走路,

所以我們摸到規律,不能老是漲。這是不行的,

煤炭、電力、運輸、都要發展,因此不能12月一線上升,因此,煤,可能今年達不到3180,過去3120,因此煤也要平衡規律。

要掌握這平衡規律就要時間。有些同志提了意見,謝謝,如一意孤行走路,無用,旁人好心,謝,但,不能保證小孩不跌跤。

3質量?

這是根本問題,重大問題,去年有一部分產品確實差,但對此也要辯證來看。大躍進中出一些差錯不奇怪,拿鋼來說,去年好的700萬噸,但由於我們採取兩條腿走路,煉1100萬噸,好850萬噸。中等的100萬噸,從中出200萬噸差一些,只能給地方做些東西。

因此,給今後躍進打下基礎,但我們總結,就不能這樣幹,要同時注意到數量和品質,今年保質中取數量,地方的增產中,必須有煤才幹。

質量也要辨證看。大型中型與小型,不能一樣,這就使我們客觀地認識了此,提高了我們,來迎接今年的躍進。

因此,必須理解,有些錯,從總的來看,成績還是九指一指。只要認識了此,就保證了今後的工作。因此,錯、缺也壞事變好事,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人民。

其他方面也可能錯,但,上生產力就是準備犯錯。

蘇聯已經有40年經驗,我們學過來,更豐富我們的經驗,來實現我們今後更大的躍進。

總理說這是前進中的缺點,但也可能五年、十年還會有新的錯。方向基本不錯,1萬年有,問題在能總結,取得教訓。

*今年國慶,只適當大慶。

*新聞不要搶先,不要抓到一件新事物就來大搞。

*多改寫,不一定要照登中新社的稿,多把這些當素材。

[1]似是指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延安整風期間所作《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面闡述了中共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2] 張插:“張”,不知道是不是指後面出現的張聞天。同樣,後面還有“毛”,不知道是不是指毛澤東。筆記裡還有一句“總:我們應該估計邵中有MK關係,但要合理,是否每事都有MK活動”,不知道是不是指總理。

[3] 和平競賽: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並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點名批評了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的錯誤及其嚴重後果,提出了肅清個人崇拜的三項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