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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0一再反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0 一再反省

      自1967年到晚年,在父親吳荻舟各個時期資料裡都可以找到他對“反迫害鬥爭”的回顧和反省。本節重點講講他的反省對我的啟示,也為第九章作結。主要引用的資料,有些已經在前面各節介紹過,這裡歸納在反省的題目下再次引用,以我2018年分三期發表在香港《明報》“星期日版”的《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為基礎,包括父親1967年4月至8月的《六七筆記 》,1968年3月18日的《三一八交待》(這是父親被停職後按要求所寫,經專案組反復調查),若干篇幹校日記,還有一份父親晚年接受採訪的記錄,時間是1986年11月14日至16日,地點是廣東省從化溫泉療養院,訪問人是曾任職新華社的劉先秀、邱子江。記錄由劉先秀整理並經父親校對補充(下稱“從化採訪”)。

這是1986年由劉先秀採訪並整理,經過吳荻舟修正的記錄。

(圖一:劉先秀在從化溫泉採訪吳荻舟並整理記錄。)

反省1.“影響了總理下決心”:

    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曾令港英和北京的關係比較穩定,彼此得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央下令香港左派陣營不要將內地文革的做法搬到香港,可是19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爆發工潮時,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已是手持毛主席語錄。

    我在父親的“三一八交待”中看到他對“反迫害鬥爭”最初的認識:

    “5月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工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工委配合(筆者注:城工委是與港澳工委並行的香港中共地下黨系統,下文中的XX委即指城工委,X委則指港澳工委)。”“而且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因此在會上我說: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工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他的認識本来是比較接近客觀的,但是後來這場鬥爭逐步升級、最終失控。他在1970年9月10日幹校日記裡曾痛心自責:“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是“犯罪”。

    “總理問,XX委彙報的力量(數字)確實嗎?能組織起三個高潮(指組織三次罷工)、能堅持嗎?如果港英從臺灣、從新加坡找工人怎麼辦,你們考慮到嗎?當時我相信XX委幾位同志的彙報,認為港英不可能從星、台找這麼多人來,肯定可以組織起三個高潮來。後來,逐步發覺XX委的同志彙報的力量不可靠,罷工堅持很吃力,有的未能完成罷工的計劃,比如有一個工廠計劃罷工三天,結果兩天就復工了。所以我一開始雖然相信他們所報的數字,但,我還是主張只宣佈定期罷工,一可以起可以落,符合此伏彼起的方針,而萬一罷不下去,復工也比較主動。這點,和X委的思想不一致,也和外交部的劉、姜等不一致。

    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是對黨對人民,對總理不負責任,我完全同意鐘瑞鳴同志說的,這是犯罪。不但因此招致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更嚴重的,是招致了政治上的損失,在港英面前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上的弱點,他就更敢於迫害我們了。”

反省2.“路線鬥爭覺悟不高”:       

    父親自責的另一點是“路線鬥爭覺悟不高”,他在1970年10月3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在1967年的香港反迫害鬥爭中,在掌握鬥爭的政策方針上,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鬥爭和長期利用的矛盾。鬥爭必須服從長期利用。這是基本的、不能動搖的出發點。其次在這樣的原則上,我們開展這一鬥爭,並要取得勝利。當時我思想上是明確的,只能是政治鬥爭,只能是當地群眾的鬥爭。不管是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罷市……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同時,思想上也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當時受到極左思潮的幹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的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X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幹擾時,X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尤其我對王力之流利用極左思潮的掩護,陰謀反總理,妄圖通過破壞這次鬥爭,而倒總理的嚴重的階級鬥爭,由於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看不出來,結果,當劉、姜違反總理的指示時,我雖然也感到不對頭,提了意見,但,一面又覺得他們不會在原則上反對鬥爭的長期性和破浪式前進這一基本方向的,而只是個別具體問題上和自己的意見不一致而已。”

    根據1967年6月12日“六七筆記”記載,“反迫害鬥爭”期間,中央文革派了人到“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我也查了相關資料,當時中央文革的關峰、戚本禹、特別是王力幾次鼓動外交部造反派奪權,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對外交系統造反派的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被稱“王八七”講話,後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8月19日至22日,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周恩來趁此機會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王關戚先後失勢,周恩來重掌外交大權。

    這也正是香港人最不堪回首的幾天,清華街小姐弟20日被炸死,商台播音員林彬24日被燒死。一塊地處邊陲的英國殖民地,被捲入中國內地的“路線鬥爭”或稱“派系鬥爭”,很荒誕卻很真實很痛。       

    “那是有些人奪了外交大權後的事。事件發生前幾天,我被撤下來了。我還在「聯辦」時就看到了那個請示,內容大意是限港英四十八小時內把抓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報告已送到總理秘書錢嘉棟同志處。當時羅貴波去深圳開會(原來我也要去,行李已拿到辦公室,鄭偉榮同志突然通知我別去,說是總理要我留守)。我馬上打電話給錢嘉棟同志,要他把該報告暫時壓下來,過兩三天後羅貴波同志回來了,我馬上報告羅貴波,這樣的報告要陷政府於被動,要他同意把它撤回來。我又打電話給錢,把報告撤回來。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後一兩天,我就被通知回外辦受隔離審查。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後來知道是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反省3.“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

    父親的筆記、交待材料、檢討材料、晚年接受的採訪以及回憶文章互相佐證著香港人被深深震撼的一件事:“700打甘蔗刀”被付運——

    6月27日“提出討論的問題”中有一條是:“提出700打蔗刀問題,我認為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但,先摸清情況”。(“六七筆記”)

    在同一天的《六七筆記》記錄“外貿(部門)彙報”中也有一條是:「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爆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旁注:「我暫止於深圳」(「我暫止於深圳」幾個字顏色不同,估計是截停之後所注)。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問是否發貨。我說,未知何用,我未接到報告,請先弄清楚,是鬥爭用,還是出口貿易,但,先可押一押。回答是鬥爭用,刀已在途中。我報告羅,是否截留在深圳?羅同意,我告訴劉,截留在深圳。”(“三一八交待”)

    “是以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名義訂購了出口七百打大鐮刀。當時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問我知道是什麼用途否?並說已付運。我說不知道,同時告訴他在未查清用途之前,先不要往下運,到什麼地方就停在什麼地方。待我們查清是準備組織遊行示威用,已運到深圳了,幸好及時截住。否則,如果用七、八千大鐮刀武裝群眾示威遊行,港英一鎮壓,勢必造成流血事件。”(“從化採訪”)

    同一天,在會上“提出”要700打甘蔗刀,但其實已經“急電”外貿部門“要求即付”、而且“刀已在途中”,這明顯是“先斬後奏”。

    不僅有“先斬後奏”,還有“假傳中央指示”。“反迫害鬥爭”中到底有沒有“槍支上岸”?父親在“從化採訪”中談得很具體,相關線索也是可查的:

    “廣州海運局一批護航的槍支被提上岸——這是交通部介紹廣州海運局一位姓齊的科長和一位業務處長向我反映。齊說據船上反映,提取槍支時說是中央指示,問我知情否?並說據說槍支提上岸是準備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和招商局自用。而且要海運局繼續供應武器。海運局不敢決定,報告交通部,交通部認為這是有關港澳鬥爭的事,他們沒有發言權,要問聯辦。我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不能再提供武器。提上岸也要馬上撤下來,並告訴齊等二人,中央如有指示,一定經過聯辦。今後有類似情況,請及時向我(曾任交通部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介紹齊等來找我)反映,我把電話給了齊,並提醒齊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不能離開船。我一面做了緊急處理,一面向總理報告。總理聽報告後很生氣,後來我進一步瞭解,就在那個時候香港《星島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說香港政府正在追查招商局從廣州來的船上運香港的、不知下落的一個大箱子。我覺得這與提上岸的槍支有聯繫。如果被查出來那是違法的,港英甚至可以提出控告和查封我們的新華社、招商局、中國銀行。如出現這樣的情況,問題就大了。像這樣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我就不知道了。不過,運武器進香港武裝三個機構,這是違反總理這次鬥爭只能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我們不能設想在這裡打戰的指示。如果鬥爭照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導致武裝衝突,使群眾性的鬥爭發生質的變化,逼得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那就成了中英對立的問題了。”

    此事得以緊急處理,是由於父親1950年代在香港做過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情勢緊急之下想到向他通報,聽取意見。香港方面並沒有經過正常程序報聯辦,屬於自作主張,“假傳中央指示”。

    這些人和事都影響了周恩來做判斷,都是在“逼中央上馬”。“反迫害鬥爭”與內地文革糾纏在一起,周恩來一來要等毛澤東的指示,二來太多事要兼顧,所以他眼看著香港左派陣營存在問題如寧左勿右、先斬後奏、激化矛盾,事態逐步升級,雖然不滿和擔憂,卻又不能果斷制止,直到毛澤東說“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周折最終在內部宣佈結束這次“反迫害鬥爭”。

反省4.“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

    父親在1971年11月30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香港和澳門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暫時被英帝和葡帝霸佔著。全國解放時,本來可以解放它們,由於對外鬥爭的需要,做了特殊的處理。因此那裡的工作任務,就和解放前在內地的工作任務不同,和解放後的內地工作任務更加不同,(既)是為解放港澳的準備,又不是為解放它們的準備。但當時沒有從這樣的特點出發,沒有自覺地從這樣特殊的矛盾統一的認識出發。”

    看到這段日記我聯想到他那兩本1959年整風筆記(輯錄在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節裡)。

    1959年6月至9月,中央把廣東省主管香港工作的幹部和港澳工委幹部集中起來整風五十天。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在會上說:“香港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工作。因此香港工作不是準備解放(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施:中央把香港當做反美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為了服從大局,對香港本地鬥爭有所控制,可是“(香港的同志們)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

    黃施明[2]:“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英,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錯誤的根源:(1)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2)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3)紀律性差: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12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

    經過整風,與會者“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 “一致同意知道”,意味著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那個年代香港左派陣營中人大多曾參加過抗戰、為建立新中國奮鬥,我的父母以及很多熟悉的前輩都經歷過那樣的歲月,我比較容易理解他們。內地的殖民勢力趕跑了,中共卻決定“不解放香港”,正如父親在日記裡反映出來的那樣,他們忍耐和待機,常常“沉不住氣”。可以想象,樸素的“民族大義”變成“寄人籬下”的委屈情緒,執行“長期方針”就會受到干擾。如果香港左派陣營能夠高屋建瓴,確立自身角色地位,最終在“回歸”這個歷史使命上發揮作用,今天香港的情況一定大不相同。可惜歷史沒有這樣發展。中央長期方針制定之後,仍有一段時期掌握不到分寸;港澳工委曾有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的想法。前者可以理解為新政權、新方針、犯錯和糾偏的正常情况;後者則與长期方針背道而馳,更像是與“反迫害鬥爭”互為先聲後患了。

反省5.“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

    父親的幹校日記涉及一些個人,包括他自己,可以看到個體行為如何深深影響大局。父親1972年3月31日的幹校日記雖然很短,卻令我豁然貫通:

    “港澳組的工作,下面的工作人員,只是打電話,一切都是有領導的,有我,我上面還有廖(指廖承志),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什麼時候才能沒有一個私字呢?”

    那時他在幹校,白天接受勞改和大批判,夜深人靜卻在為負責打電話的工作人員憂心。從字裡行間我看到兩種為人:一種誠懇厚道,有擔當;一種有私心,不肯負責任。前述“影響總理下決心”、“路線鬥爭覺悟不高”、“迫中央上馬的太多”、“假傳中央指示”,主要反映出整個系統的很多問題,而系統背後的,則是個人道德品格和認識水平之分別。  

指責環境和推卸責任很容易,劍指自己很難。五十年後再看父親的遺文資料,我感謝父親給予我一個簡單有效的標準。

父親1992年5月5日在一個記事簿上寫了一段話:“八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來到這破碎的山河,帝國主義列強,驅使南北軍閥年年內戰,災民遍野,盜匪橫行,貪官污吏,欺淩百姓,苦不堪言,真是960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片土地安寧……”1991年10月9日他給兒女們寫信:“至少我們死前回想起來,總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眾人(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的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哪怕這事業要一百年、幾百年才能完成!”

    每每重讀他的話我都淚流滿面,我認為這些話濃縮概括了父親參加革命的初衷以及一輩子的心路歷程。新舊世界的轉變尚未完成,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願景仍然令人嚮往。在時代畫給他的框框裡,他慈悲、忠厚又堅韌,一輩子不沉淪,不滑頭,不算计,不世故, “做笨事”(1965年“四清日記”)。距離他的誕生(1907年5月5日)已經一百周年,我們仍然需要這種精神。

一份香港明報的剪報

(圖二:發表在明報星期日版的《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上中下的“下”)

以上是2018年發表的文章。下面則是2017年接受電話採訪、收到採訪問題之後我自己做的準備。

問1.   爸爸資料裡面說,甘蔗刀已經運到深圳、槍支已經運到香港,你認為如果運到香港,對市民有多大傷害?

1997年前後,那時我和母親一起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整理父親一些文章、談話,其中就提及甘蔗刀和槍支。2012年我整理父親一本筆記本,就是1967年5月至8月的一些會議記錄,更清楚顯示當年是確有其事,以及他是如何處理。事隔四十五年,又不是第一次看,但是我看到那幾頁的時候仍然感覺到不寒而慄,毛管棟(起雞皮疙瘩,汗毛豎起來)。

香港人都知道當年街頭對抗多麼激烈。據說有1167個真菠蘿,800多人受傷,50多人死亡。1000多個真菠蘿,警方的槍支,如果再加上8400把甘蔗刀和更多的槍支投入那種失控的街頭對抗,我不敢想象會是如何慘烈,肯定是血流成河。

我很感謝許禮平先生在他的文章裏說我父親是香港的守護神,守護神只是一個比喻,父親起到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不過畢竟是在千鈞一髮之際,阻止甘蔗刀和槍支投入對抗,阻止了一場場血腥廝殺,減少對香港市民的傷害。

問2.   為什麼努力整理爸爸的資料?那要花費很多精力,到頭來很可能費力不討好。

我父親是1992年85歲的時候逝世的。1996-1998年我幫助母親整理出版【吳荻舟】紀念文集,母親來香港,和我同住,我白天上班,有時間就是和母親討論、收集資料、整理。後來母親生病(她已經做了很多資料收集整理,寫了傳記初稿),我就接手,編輯校對聯絡印刷郵寄等等,那完全是出於對父母的孝心。

後來母親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遺稿和書信,我是2010年才答應母親接手所有資料,因為我看到她太辛苦——2010年她已經92歲。但是我沒有計劃如何整理,整理出來做什麼?很多人都說不要搞吧,費力不討好,沒有人要看的。

    2011年2月,余汝信先生通過朋友聯絡我見面,他說需要這方面資料,我說我有一些啊。就這樣開始提供關於1967年的原始資料。他在他的書【香港,1967】裡大量用到這些資料,還在贈書扉頁寫著“沒有你的支持,也就沒有這本書。”後來我陸續有一些發現,他也鼓勵我整理出來,希望有機會用在增訂版。2013年我創辦了電子雜誌連載有關資料。

我知道現在大家還在爭論有關香港1967,而且參雜很多感情、派別之爭。歷史研究是要有賴原始資料、有待感情色彩退卻的,我現在就比較自覺地要求自己重在整理,少評論,旨在把原始資料留下。不單是香港1967的,還有其他時期和事件的。我自己也在整理的過程中,再次認識父親,認識他們那個時代。很值得。

問3,文革很瘋狂,一般大家都跟大隊,做安全性高的事,為什麼他會逆流而上?他做決定的時候估計不到後果,只是憑信念嗎?

    父親是一個很忠厚的人,他認為對的,就會堅持原則。我在看他的資料的時候,發現他這種品格貫穿一生都沒有變。1967年他60歲,人到了這個年紀一般是很了解自己的處境,了解周圍的環境,知道做什麼不做什麼會有什麼後果。多數人會變得圓滑,自我保護。但是他沒有,自從1951年他在香港擔負起一定的領導責任之後,他認定中央的香港方針“長期堅持、充分利用”是對香港好的,他就以這個為標準去處理日常工作。

    在1956年九龍暴動的時候他是這樣做,當時他負責指揮,他們採取的措施是很聰明地調動香港警察去平息暴動,保護香港居民;叫左派機構大家不要到街上,因為外面警察開槍,很可能受到誤傷,只是萬一有人打到上門,可以自衛。他們有些準備。

在1967年的時候,他也是這樣做的。甘蔗刀、槍支,這些很明顯不符合原則,他看見是必然會阻止的。加上他有消息來源,所以可以阻止這兩件事。但是在7月下旬他不同意火燒英代辦處,隨後就被要求“交代問題”,然後被撤離“六七暴動”第一線“聯辦”隔離審查。

在1969年,他以敵我矛盾的身份,被下放到幹校,勞動改造,期間他要不停寫檢討,交代問題。我在他寫的1430頁【幹校日記】裡,看到他在極左大行其道的時期,許多次用“極左”這兩個字,他始終認為“那些做法是極左”。即使是在今天看到他這樣寫檢討,寫證明材料,依然替他捏一把汗。他堅持了13年,最後為他平反,肯定他是完全沒有犯錯誤。

除了有堅定的信念和純粹的人格,我想像不到還有什麼其他原因,可以支撐他這樣做。

問4.爸爸受審查你們都受牽連,你怎麼看那段遭遇。

不只是我們家,很多人家都是朝不保夕,上午不知道下午的事。要把家庭的遭遇擺進歷史中看。我從未抱怨他牽連了我,我一直是努力奮鬥,即使有時候很傻,愚昧無知。爸爸在那個時期也很關心家人,我在他的幹校日記看到他如何掛念我們,千方百計想幫助我們去認識社會,認識自己,靠自己奮鬥。雖然他身陷窘境,自身難保,幫不了多少,但是爸爸熱愛生活的基因,努力奮鬥的人品都傳給我們。

我在爸爸的資料里看到許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試圖重組他的故事。我盡量不帶感情地去做這件事,像醫生給病人開刀,要不然就做不長。那段遭遇對於我們全家應該是刻骨銘心的、一生的精神營養。

以上就是我為電話回復採訪問題前所做的準備,後來又有另一次採訪。據說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錄音師、一位高大男士每次看到我說父親被審查那段時期“甚至不知道我的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會流淚,這倒令我始料不及和感慨——對於有過“文革”等經歷的內地人,這是很平常的事吧?很多家人甚至反目成仇、互相舉報、斷絕關係呢。只有一輩子生活在正常社會的人,從未受過這種委屈的人才會被這樣一句話觸動內心啊。


[1] 黃施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在香港從事左派政治活動。1948年城工委書記,1956年海外工委秘書長。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遒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起義背景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吳荻舟著《戲劇常識》,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舊時婦女,她身穿大襟衣服,梳著髮髻,嚴肅滄桑。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茫茫大海上有多艘香港招商局商船列隊航行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3艱難護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3 艱難護產

招商局起義後,父親吳荻舟又領導護產鬥爭,那可能比起義本身還要艱難。父親說,當時國民黨有上萬人跑到香港,僅軍人就有六、七千。港英殖民當局對他們一律繳械,作為難民處理。還有特務,隨時要防止有人搶船。

從起義到船開回廣州之前,船員們組織起工會,自己動手修船,組織郊遊,回上海或廣州參觀,還組織在內地的船員家屬來港探親。據說上海解放不到一年發生的顯著變化對船員們很有吸引力,有些人去上海參觀完甚至不想回香港了。船員們改變了過去行船養成的一些陋習,也令他們的家屬驚喜。

正在這時,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

1950年7月初,香港政府港務處通知招商局起義輪船必須開到港外拋錨。國民黨加派特務來香港,搞“海員聯誼會”,以上海餐廳、中央酒家等做基地,拉攏船員吃喝玩樂,賭博嫖妓,勸他們把船開去臺灣,有少數海員被拉下水。特務又以小船圍著招商局的船喊話:“投共受騙,既往不咎,船開回台,立功受獎”。

臺灣國防部保密局甚至有計劃搞武裝破壞:

1.把船上的五星紅旗換上國民黨旗。換旗的時候由特務喬裝僑胞上船慰問,由事先約好的記者拍照報導;

2.在外海等候,將開回廣州的起義輪船劫往臺灣;

3.裡應外合在碼頭上武力奪船;

4.以上都行不通即破壞輪船。

招商局早在起義前就成立了護產候命委員會,委員有蘇世德、陳明、吳荻舟、陳天駿等人。這時又設立了總瞭望哨,各輪都設置了警報工具。

據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回憶:一掛旗,形式就緊張了。香港招商局一個接一個電報打到上海,催促趕快派人去香港。當時工作效率很高,華東財委主任曾山寫信給葉劍英,介紹董華民連夜去見他,葉劍英立即接見,指出有地下党,有海員工會,去了不是孤立的,要大膽負責。1950年1月21日,招商局總船長黃慕容和董華民一起到了香港,但是過了五、六天,黃慕容就對董華民說:“不行了,我要回去了,他們揚言要打死我。”董華民同意他走(董華民是1950年10月份離開的)。董華民在香港地下黨和香港海員工會幫助下,成立香港招商局護產委員會。父親說,這段的公開工作是董華民做的,早前成立的候命委員會則是秘密的,暗中組織力量保護,這個連董華民也不知道。父親說,起義開船回來,董華民有很大功勞。

茫茫大海上有多艘香港招商局商船列隊航行

香港招商局起義船隊列隊開回廣州

(圖一:從香港回廣州的招商局起義輪船。)

當時他們遇到的矛盾處境包括一、所有起義船隻都集中在招商局公司對面海域,雖然有利看管,但在颱風季節船隻會互相碰撞;二、當時解放軍正積極準備解放海南島,國民黨飛機經常到珠江及廣九鐵路沿線轟炸,船留在香港沒有這方面的危險,但是在香港停泊時間過長,遭特務破壞的可能性也大。於是香港工作組(張鐵生已經回國,由黃作梅任工作組組長)決定父親去廣州向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政府主席葉劍英彙報,請示把船開回廣州。父親記得葉劍英見他的時候,華南分局秘書長李嘉人在場。葉劍英聽完父親的彙報後說:“好吧,就把船開回來吧!”父親晚年曾記憶猶新地回憶三人開會的情形:葉劍英打開軍事地圖,指點在珠江沿線有哪些可以隱蔽船隻的停泊點。當時香港外海的公海上常有國民黨的軍艦出沒,為了確保起義船隻的安全,葉劍英決定派海軍護航,並指示船隻回來時盡可能在解放軍控制的水域航行。

父親回港向大家傳達,由於當時傳說國民黨敗退時在珠江航道上沉了很多船,所以決定先派民302拖輪試航,探明航道。父親叮囑船長:如遇國民黨劫船,便向廣東沿海靠攏,寧可擱淺,也不能讓船落入國民黨之手。國民黨看到船要開回廣州,造謠說“這條船再也不能回香港了,船員一定會被共匪扣押”等等,等到民302輪試航成功返回香港,謠言自然不攻自破。至10月20日,13艘船先後回到廣州,據說這成為1950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所有船回去後,所有海員在港的家屬也回去了。

我在父親留下的一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讀到,在起義後至13艘船開回廣州期間,由日本開往青島的海辰輪被臺灣軍艦挾往高雄,船長張丕烈、報務主任嚴敦燁被以“準備發動叛亂”罪名殺害;香港私營惠安輪船公司的北光輪開往內地途中也被攔截到基隆港,二管輪、原蔡鍔輪輪機長徐嘉發被殺害;海廈輪回廣州航至虎門附近時,特務安放的定時炸彈突然爆炸,造成兩死三傷;海漢輪船長羅秉球眼睛被暴徒打腫;軍代表董華民的宿舍被特務抄砸;臺灣正聲廣播電臺連續一禮拜專門向香港起義船員廣播,恐嚇煽動;臺灣交通部秘書主任陳譜到香港搞“船員登記”,逾期不登記者“吊銷之前的證件”。諸如此類的干擾不一而足。其中,鴻章輪大多數船員主張開回廣州,卻有人把鍋爐水放掉,兩股力量嚴重對峙之下,香港西區警署開來警車、坦克車,架起機關槍,要鴻章輪全體船員“自由表達意志”,談判不成就武力解決:“反對開船的站出來!”四個人站出來,其他船員一致表示“我們要回國,開回廣州!”英籍警官把那四個人留下,叫其他人聽船長的。鴻章輪也回到廣州。

為什麼船員們堅決起義?香港招商局總經理湯傳篪的故事很典型。他父親15歲起在上海西餐館當“西崽”、為外國人燒飯、在火車上當茶房,他母親在上海日本紗廠當女工,他自己16歲到西服店學徒,天天看闊人冷眼,後來進了中央航空公司,抗戰期間曾在印度加爾各答工作,1941年蔣介石到訪印度的時候,他幫蔣介石搬過行李。1942年在重慶幫國民黨運送刺客刺殺汪精衛未遂。在公司內部鬥爭中代人坐牢,後來那個人介紹他到招商局,歷任瀘州、九江、營口、天津招商局經理,1949年提升為香港招商局經理。這樣的經歷,令他相信,離開祖國,就要受外國人欺壓淩辱。他覺得共產黨是真正為國為民的。父親則說,“中國的海員有革命傳統。大部分船員家屬又是住在上海,這都是起義的有利條件。”

1950年4月,父親被任命為香港招商局顧問。當時海輪都開回國內,大部分職工也調回內地,招商局僅靠國家撥外匯養著留守人員。據父親回憶,他向交通部建議,開展業務養自己,如重新修建碼頭,改建冷藏庫,建造駁船,得到交通部等部門的同意,由港內駁運,倉儲,走內河,業務慢慢開展起來。

招商局官網資料顯示,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全體員工和留港的13艘海輪共600餘人正式宣告起義。11月5日周恩來總理致電湯傳箎、陳天駿及全體起義海員,對全部起義海輪返回祖國表示嘉勉。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改組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香港招商局歸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領導。2月14日香港招商局致函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要求沿用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以杜糾紛,3月15日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復函香港招商局同意。此後幾年招商局業務未獲進展。1956年招商局恢復業務。1962年開始,國內來港貨物的中轉事宜全部由招商局辦理。

如果當年不沿用招商局名稱,不在留守期間重新開展業務,就不會有今天的招商局吧。

早在1960年,上海海運管理局就收集了海外起義總共16艘船的各種資料,編輯了厚厚一本《海外群輪義旗飄》,我在其中看到父親的旁注,比如反撤退、反破壞“也符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起義人員分為“一堅決的,二反動的,三無知的,四為錢的,五怕死、在威脅下動搖的,六平均主義的”,關於護船糾察隊,“有海員工會派人組織的海上巡邏隊”以及“由老松負責的陸上監視哨”,“朝鮮戰爭和抗美戰爭”,“思想反復”,“英美尤其美,在美的影響下英態度也變了”,“特務加緊活動,打進敵營中去”等等,紙張已經泛黃,墨跡也已經模糊,歷史卻能留下來。

發黃的紙上有個表格,列明香港招商局起義船舶的概況,時間、起義地點、船名等。

香港招商局起義船隻資料

(圖二:上海海運管理局編輯的《海外群輪義旗飄》附錄——起義船舶的概括。)

招商局十三艘船起義的時候,永灝油輪正在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這艘船載重一萬五千噸,時速20海裡,前身是日本油輪黑潮丸。1944年太平洋戰爭後期,黑潮丸被美國轟炸機和美國軍艦炸沉於臺灣高雄港附近。1948年初,中國郵輪公司把它打撈出來,改名“永灝”。

中國油輪公司委派清華大學畢業、美國留學歸來的造船工程師邵良到高雄,把船接回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邵良作為公司代表,組成香港臨時監工處,公司總經理李允成在臺灣和香港之間奔波,他的兒子李恭正是三副。招商局起義令永灝輪大部分船員心動。邵良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任用私人,早已厭惡。他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們是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派來的。我們的船應該屬於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我們在船尾已經油漆好船籍港“上海”二字。永灝輪起義的意圖被報導之後,邵良收到恐嚇信。他去招商局找父親,經研究同意他們起義。3月17日邵良去信周恩來:“我們中國郵輪公司香港臨時監工處全體同仁暨永灝輪全體員工僅遵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月9日電令堅決地宣佈脫離國民黨政府,堅守崗位保護人民財產聽候中央人民政府派員接管。”

字跡已經模糊的一封信,是中國郵輪有限公司永灝油輪全體員工寫給周恩来總理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永灝油輪全體員工致信周恩来總理

(圖四:油輪起義員工給周恩來的電文簽名底稿。)

但是永灝輪起義一波三折。按港英法律,凡在船塢修理的船,產權由船塢保管。國民黨又以該輪曾向菲律賓交通銀行借款修船為由,聘請大律師羅文錦提出訴訟爭產。就此,父親請上海中國油輪公司頒發全權代表證書給邵良,請湯傳篪派招商局船長左文淵任永灝輪船長。1950年4月1日,永灝輪宣佈起義。通過黃埔船廠英國朋友的介紹,邵良赴羅文錦律師樓,陳述起義經過和起義的合法性。當時羅文錦已經準備好關於永灝輪的英文卷宗,邵良以流暢的英語說服了羅文錦不接這個官司。黃埔船廠提請法院裁定,說臺灣、菲律賓和上海中國郵輪公司三方爭奪永灝輪產權,他們不知道交船給誰。九龍海員工會向父親通報了永灝輪外檔一艘萬噸荷蘭船離開的確切時間,父親向左文淵發出移泊通知書,1951年3月11日,荷蘭船剛剛離開永灝輪的外檔,民302輪即把永灝輪拖離黃埔船廠。

邵良給黃埔船廠兩封信。

香港黃埔船廠:

我已通知永灝油輪移泊。因為你廠留在船上的管子、電纜、工具等妨礙移動,我方當然必須拆除這些管子、電纜、電線等。一切損失,我方負責全部賠償。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香港黃埔船廠:

現在正式通知你廠:根據中國郵輪公司和你們簽訂的修船合同來看,你廠故意拖延修理工程,又因為你們做了合同以外的活動,我已通知該輪船長將該輪移泊其他地點。凡任何確實做了的工程,做得合適而未付過款的,送來帳單,立刻付清。

今附上香港中國銀行的證明信一封,證明我們有足夠的款子存在該行,準備做付永灝油輪修理費的專用款。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3月12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刊登消息:因為英商黃埔船廠不再“保有”永灝油輪,永灝油輪案件宣告撤銷。但是隨後港英當局百般刁難永灝油輪辦理結關手續,不許該船離港。拖到朝鮮戰爭爆發,英國參與派兵朝鮮,支持美國軍事禁運,港英當局頒令徵用永灝油輪。邵良拒絕接受徵用令,申明他只聽本國政府命令,海事處處長說:“徵用後的付款,我們講好。一百萬,一百萬,交給你。”“你搞的什麼鬼事!”邵良拒絕:“要買船,可派代表到北京找中央人民政府。”

按照國際法,國旗下的甲板就是自己的國土,船長是這國土上的行政長官,行使本國法律。左文淵船長率領船員據理力爭,相持多日。香港工作組分析形勢認為,港英當局最終一定會強行徵用永灝輪,遂向上級建議,一旦英警上船,除非他們簽字承認是武力徵用,否則船員決不下船。並建議徵用在國內的英資船廠、油庫作為補償。很快上級便批准了工作組的建議。不出所料,全副武裝的英警於4月12日登上油輪,船員們手挽手圍繞在五星紅旗下不肯離去,最後英警請示上級,簽下“by Force(憑武力)”字據,左文淵取得簽字徵用狀後申明:五星紅旗不是我們自己降下來的,是英警強行降下來的;我們的船員不是自己下船的,是英警強迫下船的。永灝油輪後來被交給了英國海軍。4月底,中央人民政府頒令,徵用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徵用上海英聯船廠和各大城市的英資汽油庫、加油站。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空白地方有旁注:“當英警上船武力徵用永灝油輪時,我們的指示是要英方承認是用武力。當時我們聽邵良報告,英警強行降下國旗前,邵良提出要英方簽了by Force。這張by Force 降旗的字據交招商局了。(成為)我們後來徵用亞細亞公司在我國各城市的財產和英聯船廠的文字依據,如何這裡沒提?”這字據應該妥為保管在招商局作為歷史文獻吧。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另一處、寫著“三星公司、強華公司的搬運工人在碼頭上集合”這裡再次旁注“老松”兩字,1991年父親訪問香港的時候帶我們見過這位豪爽的碼頭工人領袖。

我陪父親去過上海邵伯伯家,他們的談話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第一件,邵伯伯的女兒拉小提琴,手指在琴弦上飛快地移動。我很驚訝竟然有人在文革期間學會拉小提琴。第二件,邵伯伯談及他的處境,意見很多。當時我還想,這位伯伯牢騷滿腹啊。看了這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我終於明白他的心情。一心嚮往新中國的經歷和後來的遭遇,落差太大。

父親說,此外還有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航運企業如民生公司的盧作孚,也靠攏人民,升起五星紅旗。民生公司六、七艘門字型大小的內河客貨船也先後回到廣州,有的擔負了珠江客運,有的參加了解放海南島。還有一些上海解放前把機器轉移到香港的紗廠,經動員也回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