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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漁民淚》是吳荻舟保留的一本電影劇本手稿,紙張已經泛黃發脆。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背山面海的清水灣片場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開頭提及吳荻舟當時負責選址等工作,還有清水灣片場廠長陸元亮談初時盛況。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30餘人大合影,蘇聯電影界的加利柯夫夫婦和吳荻舟、張佩華都在其中。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遒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