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 瞭解實況

除了東深供水工程，父親吳荻舟在晚年回憶錄提綱中提及回內地後、文化大革命前的另一項內容就是“四清”。“四清”這個詞我是知道的，雖然那時候還小，但也知道四清關係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

父親留下的四清資料比較多。1964年10月底開始，他用兩本四清工作筆記記錄下四清政策，四清內容，農村情況，村裡存在的問題，工作安排，工作進度；某些案例思想鬥爭過程、思想變化的原因、犯錯誤的經過；個人交代的內容，談話要點記錄，群眾反映情況的記錄；一些名單如耕讀小學學生名單，缺糧戶名單，貧協籌備小組成員名單、賭錢者名單等等。從中我看到笪、芷這兩個姓是當地大姓；又看到全生產隊28戶人家就有9戶人家缺糧；還有什麼叫“排隊”，什麼叫“放包袱”，什麼叫“洗手洗澡擦背”等等。還有三本日記，看得出父親是把四清當作瞭解中國農村情況和改造自己的機會，非常認真。

吳荻舟記錄參加四清運動的三本日記，兩本工作筆記。

（圖一：父親的四清筆記本，有兩個購自當地，由鎮江市地方國營前進印刷廠制，硬面，裡面紙質粗糙但有彩色插圖。）

四清是一場在1963年至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時是在農村“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稱“小四清”，也叫“當年四清”，後來在城鄉“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稱“大四清”。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當時在黨內高層對怎麼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怎麼看包產到戶有嚴重意見分歧，加之國際上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分歧，前蘇聯批評“三面紅旗”，美國搞“和平演變”，形勢緊張。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對反修防修有強烈的緊迫感，對任何異議都高度警惕。

我看過黨史專家李新在他的回憶錄《流逝的歲月》裡講述的桃源經驗：“工作組先入為主，所以看見村幹部就不順眼，總以為他們都是四不清幹部。”“工作組的權力很大，可以任意隔離審查（等於逮捕）；可以隨時審問（等於私設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了不少村幹部。”我也看過薄一波回憶：“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感覺驚心動魄。

那麼父親的“四清”又是怎樣的？晚年父親曾回憶，他們除破獲盜牛案並拘回越獄潛逃到宿淞的盜牛犯外，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當時我從港澳回來，按黨的一貫實事求是去做”，結果有人向上級報告說他思想“右傾”，沒有清出成績，沒有抓到農村已爛掉的幹部，反而解放了幹部，他遭四清總領隊批評。父親回顧說，能捉到盜牛犯，是因為“有”這回事，捉不出“四不清”幹部，是因為“無”。父親還說：直到《二十三條》[1]下達後，他才算沒事了，他說，現在看（我的做法）還是對的，即使個別生產隊幹部有缺點錯誤，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該上綱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通讀父親的日記，就像通過父親的眼睛看當時的中國農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有點“錯亂”——畢竟已經是五十年前，何止物是人非。看得我膽戰心驚，生怕他犯那些“左”、“右”、“形左實右”的錯誤，是個害人的角色，也怕看到他挨整。但是為了瞭解那個時代，瞭解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故事，我還是決定通讀筆記，儘量梳理，諸如運動形式和方法，中央對形勢的評估，父親的認識，運動的具體事例等。父親在寫完第一本日記後，在扉頁上寫：“堅持記下去！”我也對自己說：“堅持讀下去！”

四清日記本扉頁寫著“堅持記下去”，是吳荻舟鼓勵自己“改造思想”，補上在海外工作缺失的“階級鬥爭”的課。

（圖二：第一本日記扉頁上寫著：“堅持記下去！1965年2月16日補記完15日的日記後寫”。）

父親1964年10月21日離京去江蘇句容，翌年5月25日回京，為時七個月。四清工作分兩個階段的“蹲點”，先是北京來的幹部集中學習文件（之前在北京已經組織學習討論），父親稱“學習的蹲點”；然後這些北京來的幹部分散到大隊或者生產隊，才開始真正的蹲點，先搞地方幹部和地方青年（借幹）的培訓和“三查”、然後揭發審核大隊和生產隊幹部以及地富分子，查到貪腐的要退賠。在“學習的蹲點”階段，和父親一個組的都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同事，多數是十六級以上的幹部，“大家都有一定的工作和理論水準”。下放到生產隊蹲點時，每隊六個幹部，只有一個外辦的，其餘是地方的借幹。

10月23日11點20分，在陰雨中一行到達鎮江，住進招待所。下午去遊覽焦山，第二天又遊覽金山，父親興致勃勃抄下江天禪寺（金山寺，據說乾隆遊此七次）的題畫、對聯。可是隨後他們就“檢討”了：“我們幾個原來的行政組長談到到後生活有點鬆散，這和當前的工作形勢——一切戰鬥化、革命化有點不合，地委招待得太好，決定搬出招待所住到公社，組織學習，一釜煮一下”。父親接著寫道：“過去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有點落後之感，加速度跟上去”，他批評自己“這兩天遊覽，注意的多是古字、古畫。似還有小資的所好，應注意。”（10月24日）

關於句容和這次四清，父親有一段地委[2]秘書長、政治部主任、農工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等領導在場的會議記錄：

1. 全縣3600多生產隊，33個公社；
2. 訓練學習一個月，4個檔，20天。三查作風，思想，成分，10天。包括休息四天，11月25日-30日進隊，進村的交通運輸，也要四五天。
3. 句容，老區，縣委除一個為當地幹部，四五個副書記都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
4. 土改檔案，基本都有。群眾落後。
5. 33個公社29萬人。
6. 11月中秋種也過了。入冬後主要是積肥，這年較豐產約50億斤，交公糧一億。
7. 大煉鋼鐵時有些破壞，搞了一些大水庫。文化低，多是外地（湖南、蘇北）來的人多。茅山和尚，道教有歷史地位。

網上查到句容地圖，吳荻舟四清所在地是大澗子大隊西隊。

（圖三：句容南門外、父親去四清那片地區，上有句容，左南京，右鎮江，右下方是茅山。）

看父親記錄的宜興大隊大隊長報告可以感受四清運動的規模：“（北京來的）一萬多人的一個集中行動，交通，住地，給養，醫療……在三五天內（15-19）都基本解決了”，“地委的領導和各部門的配合和支援，以及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從十一個縣，集中了一萬二千多幹部和知識青年，20-22全集中完畢，23日就開始學習。”（10月26日）

還有各大隊先遣隊出發的那個寒冷的淩晨，父親在天臺上看著：“天還沒有亮，東方地平線上是一線通紅的火一般的朝霞，大地還是烏黑，兩個大射燈，從門樓及屋頂朝空地上集中著人群和車輛（7輛公共汽車，一輛帶拖車的卡車）射去，顯出了大地上一塊特別光亮的焦點，從各宿舍，負著行李包的青年們、幹部們，越來越（多）地向空地上集中，這氣象是大軍團拂曉作戰時才可看見的，但，這是在不同的環境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裡，對敵人企圖復辟的一個殲滅戰，所以在燈火通明下集合，不是在黑夜裡摸黑集合。我在天臺上看著這樣的情景，心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想到我們就要進入農村，投入戰鬥了，浮起了一股信心，和又感到沒有經驗的沉重的擔子。怎樣才能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高標準地完成任務？”（12月1日）

四清過程中，有時候他們會到南京或者地縣連續幾天集中學習，參加地委會議，傳達中央文件，平時晚上也常常開小組會或者支委擴大會，學習社論、簡報，隊員守則，互相提意見。有時候和四清幹部、公社、大隊或生產隊幹部、積極分子開會，聽取他們報告情況，討論、談話，還可以看看電影如《抓壯丁》、《千萬不要忘記》、《早春二月》等，間或有文藝晚會。看完電影或節目，父親會在日記裡評論幾句，如“單薄，概念化，鬥爭不尖銳，生活氣味還是少”，“實在沒看頭”等，那是他的老本行。其他時間儘量和貧下中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座談、談話、搞調查。

關於“三同”，父親認為，不是形式上去強調生活水準的下降，更不要以為找到最髒最臭的人家住下去，就是做到了三同。他寫道：“中央提出要堅持三同，這是對的，必須堅持。但，中央要求三同的精神是由於我們這些進城後脫離實際，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的幹部太多，階級感情少了，對群眾的疾苦熟視無睹了，對革命的最終目的、對目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漠不關心了。要我們到下面去，在仍然受苦受難、遭受混進來的四類分子、蛻化變質幹部…欺壓的農民群眾（主要是貧下中農）中和他們同甘苦，建立階級感情，共同推動農村的反四不清，反政治復辟的革命鬥爭。三同是為了進一步堅定我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觀點和工作方法（調研等）。”（11月27日）

我們小時候聽說過“三同”，還有一首歌：“小斑鳩，咕咕咕，我家來了個好姑姑。同我住的一間屋呀，同我吃的一鍋飯。白天下地勤勞動（搞生產），回來掃地又喂豬。媽媽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下放的好幹部。”歌頌很容易，現實很複雜，那時我們雖然會唱，但完全不懂，這次整理父親的筆記，終於有機會瞭解。

根據父親記錄，“句容是個全省裡較差的縣，雖然這二年生產方面有了發展，但，人民生活還是很苦，人民的積極性還很差。”“貧下中農有意見，說解放前在地主下生活，解放後也是在地主下生活。據說城東公社有地富反壞分子410，其中地主有240人，56年有千多人鬧退社，62年變天謠言倡狂時，幹部要集中睡。這裡（城東）有四個特點：1和縣城接近，資本主義活動多；2多次搞試點，運動多，農民有一句說法，稱自己是運動員，每次運動又沒有取得成就，有厭煩；3生產搞不上去，地富日子好過，貧下中農苦，文化落後，幹部革命意志衰退；4對地富兒子不養父母，當了幹部，有意見，未及時解決。”（10月26日）

父親很注意觀察，比如在不到千人、只有一條街的丹徒鎮，他走完一條街，就瞭解到許多。有一個規模不小的百貨店，有一個劇院，有小館子。西側一個小村裡，有的農民家“不止一個熱水瓶的，有的也有收音機，但，他們的衣著都很破舊。”一名青年菜農告訴父親：一家四口，夫（全勞力）妻（半勞力）和兩個小孩，合起來就是一個半勞力，全月掙450工分，全年大約可做到5000工分，500個勞動日，每日1.5元，全年收入750元。每月60元左右。月吃米200斤，28元，日用及其他，60元也都用出去了。

信步走到鎮東頭，就是去諫壁鎮的火車站，父親花一角錢買車票，又到了諫壁鎮，那裡比丹徒鎮大，有四個工廠，人口一萬左右，是交通要道，公路上車不少，鎮上連南方的香蕉也有得賣。父親甚至瞭解到：這裡有一個韓信放的鐵風箏尾，插在一個洞裡，迄今無法拔出來，鎮上的人說，連大煉鋼鐵時也沒把它毀掉。（10月29日）

父親和很多老鄉談過話，他都有記錄。比如一位青年團員是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勞動了兩年，18歲，其父是生產大隊隊長，黨員。他說，公社原來的副書記思想退化，搞女人，現為隊委，沒有受到處分，他感到很不滿。他認為目前農村裡生產是好，但，幹部的革命目的模糊了，只考慮自己一個家庭的生活，很少注意集體，資產階級思想抬頭，不勞動，吃東家吃西家，一個春節到處有人請，平時只搞自己的自留地。（10月29日）

從父親在一次傳達之後所記，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對國內形勢的評估：“毛主席說如此下去，少則數年，十年，多則幾十年，黨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國家就要改變顏色，已不是聳動聽聞的話，不是沒有客觀基礎，黔40多縣，兩個縣壞掉了，陵市也兩個部門壞掉了。有反動組織，準備了三套班子，以迎赫、蔣、彭。這還不止，在這鬥爭中，右的思想還是主要的，這不很危險嗎？對敵我鬥爭形勢估計不足還是主要的，這不是思想作風（官僚主義）的問題，是各級領導的階級根源，和官大了起了變化的問題”，是“上了台、做了官，不思放棄既得權勢的問題”（ 10月28日）。

10月30日的日記記載，當天到地委開會，講反右傾，傳達李雪峰的信及中央對信的批語，“根據下來後接觸到的情況看來，這個問題提得很及時，很必要，假定不是在百萬大軍打殲滅戰的前夜進行這樣一個思想準備工作，後果將不可估計。中央真是了不起！”據他的記錄，“江蘇鎮江專區自去年二三月間搞試點後，接著又搞了兩批，一批四個公社，一批七個公社，可是一批不如一批，群眾反映說：壞幹部昂頭，群眾搖頭，四類分子未低頭，貧下中農未抬頭。四清工作隊兩頭挨駡。（10月30日）

關於李雪峰的信，我查了一下資料。李雪峰(1907～2003)四清時任職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他親自帶隊去四清，在地委書記會議上發現，縣委對四清運動的抵觸情緒很大，有的甚至聲言根本反對四清，拒絕到會，遂寫信給劉少奇表示不同意見，中央予以批轉。父親提到的“百萬大軍打殲滅戰”，是指劉少奇主持的四清，“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四清”，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一個縣派一個大工作團，大兵團搞四清。這種做法遭到毛澤東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毛澤東授意李雪峰“南北開戰”。

[1] 《二十三條》：父親說“直到《二十三條》下達後才算沒事了”，是指1965年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提出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要儘早解放大批幹部，還有退賠可以減緩免等，糾正了四清前期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據說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二十三條》首次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所指。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裡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劉少奇一條罪狀；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說制定《二十三條》時走資派就引起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他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要把劉少奇搞掉？他回答“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

[2] 地委：地區黨委的簡稱，級別在省委以下，縣委以上，一般分管數縣、鄉。句容屬於鎮江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所以這裡的地委，應該是指當時的鎮江地委。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第五章香江歲月也已經接近尾聲，我再發現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關於香港工作組織架構的手稿。全文如下：

華南分局成立時書記是方方，下面有港澳工委書記是章漢夫，下有：

文委 夏衍任書記，委員有邵荃麟、馮乃超等。

外委 喬冠華

經委 許滌新

統委 饒彰風書記，委員有張鐵生

報委 章漢夫書記（兼）

群委 李嘉人

婦委 蘇慧

海委 連貫（兼）

還有城委（秘密線）書記梁廣，委員黃施民，鐘明，陳楓，馮燊等直接向方方負責。

城委管香港市委，廣州市委、南寧市委等

香港市委第一任書記馮燊，宣傳部長黃施民，組織部長潘靜安

廣州市委書記鐘明

南寧市委書記陳楓

47-48年成立了武裝工作委員會，書記尹林平，香港市委一直存在（這與香港工委1949年撤銷不是一回事）它直屬方方領導。

香港工委則於1949年初結束，結束後成立了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直屬中央，和香港市委無關係。

1951年11月張鐵生、饒彰風、黃施民在廣州向葉帥彙報工作，決定恢復港澳工委（同時，撤銷了香港市委）。書記是饒彰風，副書記黃施民。下面分線工作向省委各有關部門負責。

香港工作組初由張鐵生、吳荻舟、溫康蘭三人組成，1951年底52年初，張回內地後由黃作梅任組長，黃1955年夏初（萬隆會議開會前，黃飛往萬隆途中，飛機遭爆炸）犧牲後，由吳荻舟任組長，並補充了譚幹。譚負責外事。

1954年在廣州成立港澳工作委員會，在省委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裡各成立一個處，即各部第四處管理。吳荻舟方面的工作由宣傳部管，由宣傳部四處聯繫。起初處長是杜埃，杜調工作後，是麥君素，1960年麥因故下放，是港澳工委常委吳荻舟兼處長。向宣傳部部長王匡同志負責。直到1962年2月吳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統戰線溫康蘭即由統戰部四處祁峰具體管向饒彰風負責。

1954年廣州成立的港澳工委由組織部的黃施民、統戰部的饒彰風、宣傳部的杜埃組成。各部設立一個處，具體聯繫香港各線的工作。均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至1956年才統一起來，成立海外工委，實際上是港澳工委，把三個部合起來，書記林李明，副書記王匡，秘書長黃施民（黃原是組織部四處，負責香港地下線和澳門的工作），不到半年覺得這個名稱不妥，又重新叫港澳工委。林李明調海南地區書記局，港澳工委書記由王匡，黃施民（記得組織部四處改由陳能興負責）任副書記，饒彰風當秘書長（反地方主義被下放調外語學院任書記，改由祁峰任秘書長）。中南局成立時王匡被調書記，而港澳工委書記改由區夢覺，黃施民仍任副書記，秘書長仍為祁峰。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此外還由中調部、公安廳（公安部華南辦事處）、政策研究室各派人成立了一個保衛處，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了。

港澳工委成立是在廣州辦公，1957年在北京開會向廖承志彙報工作，廖公覺得工委在廣州領導不那麼直接，易受國內影響和干擾，還是推進到前方為好，於是整個機構都推進香港。梁威林開始是代書記，祁峰任秘書長（後提為副書記，調楊松任秘書長，楊是公安部一廳管保衛工作的，中央辦公廳提出要派一個兼管政治工作和瞭解國內幹部情況，是掛名的，不管業務工作）。區夢覺提出把黃施民留下協助省委管港澳工作，58年的公開職務是省委副秘書長，有一段時間港澳工作是雙重領導，中央港澳辦（公開為國務院外辦）也管，廣東省委也管。

注：1956年中僑委管宣傳，外交部管外事，中央第四辦公廳管黨群，具體工作仍由省委領導。1958年國務院辦公室成立，港澳工作統一由外辦領導。

過去我們在港澳工作上犯過幾次左的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

“50年代初”中央提出的港澳工作總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說香港（包括澳門）是個自由港、情報站、跳板，要宣傳愛國主義，長期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對我有以下有利作用：一、吸收、購買外匯、僑匯和遊資；二、出口商品；三、收集國際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四、派遣人員出國的通道；這作用，尤其在解放初期，與我建交的國家不多，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出不去的，不方便的，港澳跳板的作用便更顯著。

以上就是關於香港工作架構的手稿全文。

僅目前看到的組織架構從上至下就有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至少有三個“四處”：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各有一個“四處”對口香港）、港澳工委——架構相當繁雜。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很容易產生統一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和政令不一的混亂。更別提個體差異，有的人比較“左”，有的人比較“右”，有的人個性強勢，有的人個性敦厚。只見他們或緊跟或自主發揮，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香港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做。

一位朋友看《蘆蕩小舟的故事》連載後告訴我，他的父母基本上未留下回憶文字，也很少和他們講過去的事。“他們的經歷也（和你父母）不一樣，根據地的幹部被訓練成一種思維模式。”他說：“你父母在戰爭年代的生活雖艱苦，但好豐富好浪漫，不虛此生。其實只有在演劇隊這種特殊環境中，相對可追求革命和文化浪漫相得，真進了根據地整風審幹都不可能倖免，我父親只說過隻言片語：太行整風報到即繳槍扣警衛員，好在他一直在根據地也未曾被俘，若曾敵後或國統區工作的就麻煩了。長期在根據地都不會說外面的話了，中原突圍轉移經國統區只得裝成啞巴。”

父親從30年代起在國統區工作，長期處於必須獨立思考、孤軍作戰的狀態，只有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判斷與決策，才能帶領隊伍生存。現在身在另一個“敵佔區”，卻是戰線多、領導多、掣肘多、隨時受到內地政治運動影響。雖然不再有“生存”的威脅，卻是處在朋友所說“根據地思維模式”衝擊中。他如何在這複雜環境中立身？他在抗戰期間對抗宣隊、演劇隊隊員像“老媽媽”一樣關懷，表現出來的仁愛，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在各階層各黨派之間遊刃有餘開展工作，表現出來的睿智，會因為環境不同而改變嗎？

父親沒有和我們講多少關於他的過去，更別提炫耀自己，一來是囿於工作紀律，二來也是性格使然。倒是根據《吳荻舟》一書中諸多前輩對父親的介紹我得到一個印象：父親是以厚德為本立身處世的。

曾任父親的上級主管部門、廣東省委四處處長的麥君素[1]在他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中說：“荻舟同志對人的關懷備至，那在我們這一輩人中是有口皆碑的。記得是在1958年4月間，我正準備行裝要去澳門履行新的職務，忽然奉到緊急‘命令’要我停止收拾行裝，聽候接受‘反右批判’。一周間開了三次所謂批判會，就把我劃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降三級。荻舟同志剛好去北京彙報工作回來路過廣州，因廣州解放後工作與我有較密切關係，便被留下參加了‘批判’我的全過程。荻舟聽著聽著，意識到許多被提上綱上線的材料，不少都屬於穿鑿附會的，但礙於是運動，不好說什麼。翌日，他離開廣州返香港前，到我的宿舍來，名義上是告別，實際上是撫慰我，叫我不要胡思亂想，幹出‘傻事’來(我沒有幹出‘傻事’來)，除了有像荻舟那樣的幾位同志關懷著我之外，還有廣州解放前後的幾位直接領導過我工作的領導的理解和支援，使我挺過了一個接一個生活和工作上的難關。

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圖一：麥君素回憶文章《千里故人情》載於《吳荻舟》94至101頁。）

荻舟對我被錯劃右派的關懷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惦記了21年。事實上在這21年裡，我亦再沒遇見過荻舟，他對我怎麼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78年冬的一天，省文化廳黨委書記鄭達同志的孩子到我家玩，說起荻舟從北京南來出差寄住他們家，很想見我。翌日，我去鄭家會晤荻舟，寒喧之後，他便對我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撥亂反正的重要性談到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帶來的消極影響。談著談著便談到我的錯劃右派問題也該改正，以維護党的威信與尊嚴。此時我已淚盈於睫，表示我決不會要求平反，誰對誰錯，反正我已在定案書上簽押，就決不反悔。荻舟很理解我當時的心境，極力勸解我要放下包袱，相信黨的政策。根據黨中央《關於全部搞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實施方案》精神，誰搞錯了的，誰要主動出來撥亂改正。他準備向省委有關部門要求重新甄別我的問題，無需我自己申訴(後來我還是向王匡寫了關於我被劃右的幾個問題的說明，得到王匡、陳越平兩位領導的關懷，批給省委有關部門。不久，省委有關部門經過甄別，認定我是被錯劃為右派，公開宣佈給予改正。

荻舟不僅是對我的錯案關懷，20多年來苦心孤詣，日夜惦記，務求正義得到伸張，就是對真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輕易嚴加處理。而是根據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深入細緻地弄清錯誤的實質，通過思想教育，説明犯錯誤者主動認識和主動改正錯誤。1956年，一位原在某新聞單位工作的同志，因與其戀愛對象發生婚前性關係，旋又對另一失婚婦女懷有異想。此事被其所在支部發覺，除在組織生活中嚴加批評外，不顧荻舟的反對，一致通過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報請省委批准。荻舟為此立即趕去省委向有關部門呼籲覆議。我們將該支部上報的材料與荻舟的意見仔細研究核實，也認為荻舟的意見是對的，婚前性行為是生活作風錯誤，不是有意違犯黨紀國法；對別人懷有異想實是對其失婚的嫂子及其遺腹子懷有同情，他對人表示只要能留著兄長的骨肉繼後，他願意捨棄戀愛對象與嫂子成婚，而不是做出有損黨的聲譽和威信的事。荻舟同志堅持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隨便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提高到黨紀國法的原則高度上綱上線，這很容易危及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我們分析該同志之所以有那些錯誤，是長期受殖民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封建習俗的影響，而支部生活卻是長期植基於地下鬥爭的秘密環境中，對危害黨的事業的現象，寧願看得嚴重些，也不使因一小疏漏而招致損失。經過弄清該同志犯錯誤的前因後果，也找到了該支部作出組織決定的主客觀因素，我們應向省委建議給予該同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這一建議經省委林李明同志批准，荻舟才籲了一口氣帶著輕鬆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件事使我對荻舟為別人‘全拋一片心’的高尚情操畢生難忘，每念及此仍欽佩不已。”

作為父親上級主管部門的負責幹部，麥君素對父親的回憶尤其值得重視。他還這樣說：“五十年代的十年間，荻舟儘管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都沒有辜負黨的重托，但他卻沒有絲毫驕矜倨傲。相反地他卻時時刻刻都顯示得謙虛謹慎，嚴於律已和解剖自己，勇於負責。荻舟對黨的海外宣傳方針政策吃得十分透徹，加上他的對工作負責的精神，所以當時一些接受他指導工作的同仁，一談到與他共事時都說千百個放心，不怕會出什麼紕漏。縱然某些時候出現了一些缺點，荻舟總是先檢討自己在那些方面對工作估計不足，影響了工作，出現缺點或錯誤。這樣受指導者從中領悟了教導，取得了經驗而覺得心情輕鬆，提高了搞好工作的信心。雖然有個別人不聽指導，自搞一套而至捅出漏子，荻舟仍一本自律精神檢討自己的不足。”

吳荻舟五十年代在香港任職《文匯報》社長，看報紙是日常重要內容。

（圖二：父親在香港的照片。）

總括而言，由父親具體負責的香港出版、新聞和電影戰線建設都打下了良好基礎。幾十年裡雖經歷了風風雨雨，有高潮有低潮，但老同事們都記得他這頭“開荒牛”，記得他當年埋頭苦幹，勇於開拓局面的精神和風貌。1979年中，《文匯報》總編王家禎寫信給父親，其中提到：《文匯報》屬下已有多間廣告、美術印刷、貿易、旅遊公司，與大陸、海外有很多合作。他高度評價父親早年提出的報紙要爭取自力更生的做法，讚譽他“是文匯的功臣”，1992年父親去世後《文匯報》為了紀念他，特發表了他在1991年7月訪問香港期間到報社探望大家時在職工大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說:“講話很平實，從中可見這位長者謙虛樸實、嚴於律己，對後輩循循善誘的可貴品德。”

時過境遷，還有多少人記得絲絲扣扣編織在如梭光陰裡的細節？對父親而言，他理解和執行的統戰就是在不同時期、為不同任務設法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把事情做好。只有上善若水，虛懷若穀，堅定目標，才不至迷失。

經歷近14年在香港的工作後，1961年，父親先是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即他原來的上級部門，任港澳工委常委兼任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1962年，周恩來點名把父親調到北京，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一職則長期沒有人選，父親和另一位副組長孔筱成為廖承志港澳工作的左膀右臂。

[1] 麥君素（1913-2001）：根據《廣東黨史》的介紹：麥君素是廣東省南海縣人，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中共廣東省委文委、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歷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政治部情報員，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南三建政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華商報》採訪主任，粵中《人民報》肇慶版總編輯。1950年到1978年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1978年調入暨南大學新聞系任副系主任、副教授，廣東新聞學會副會長。另根據暨南大學遺體捐獻紀念網站記錄，他把眼角膜、眼球及遺體一併捐給醫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3.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整風記錄中有一句話，“群眾是一發難收的”，顯示中共有豐富的群眾運動經驗。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兩本整風記錄，記載了1959年中共中央召集港澳工委幹部整風、認清國際國內形勢、認清中央香港政策的內容。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幸[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王[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1959年6月23日，香港左派電影負責人廖一原發言：“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金[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提及“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