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結

        通讀四清日記，是我第一次有機會通過父親吳荻舟的日記全面瞭解父親的為人行事，瞭解真實的中國農村情況，瞭解他在大環境時“左”時“右”的情況下能怎麼做。通讀完父親逾10萬字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的感覺是，當時農村大面積困苦，積累了怨氣。而各級幹部中“不作為”和“自保”漸漸變成“生存之道”。父親在南京休整期間寫過這樣一句話：“我覺得，今天不管有沒有，還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好。看到農村這樣困難，思想上無動於衷的人，那是不能理解的”（5月24日），深刻揭示了事情的兩面——困難和無動於衷的存在。

一開始來勢洶洶，大張旗鼓，最後虎頭蛇尾，匆匆收場，一時要“階級鬥爭”，一時要政策放鬆，在寧“左”勿右，動輒得咎的困境中，父親抱持“種實驗田”、改造思想的明確目的，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中和當地老鄉“同勞動”，自己洗衣服補襪子，徒步幾里路到鎮上才能洗澡、寄信，對此毫無怨言。更重要的是，他不以唯我獨“左”的面目去害人，也沒有在壓力下失去生活的熱情和前行的勇氣，真心實意扶持農民群眾。想群眾所想，實事求是，嚴控鬥爭不過火，解決東西隊歷史遺留大難題——開溝過水，辦起耕讀小學，留下一個有朝氣的新班子。

正因為此，他受到群眾愛戴。也幸虧他有這樣一顆純粹的心，還有詩情畫意、總算有驚無險結束了四清工作。

（圖一：網路上有很多四清老照片，這樣把人五花大綁的事並未發生在西隊。）

下面是父親的四清小結和自我鑒定草稿：

（一）本人小結

我參加句容縣城東公社大澗子大隊大澗子西隊生產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自進村到離村，整整五個月，基本上完成了黨交給我的任務。群眾起來了，幹部的“四不清”問題見底了，幹部參加集體勞動了，發展了黨團員，領導核心建立了，地富分子制服了，生產搞上去了。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與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與組內六位同事、廣大的貧下中農和群眾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沒有搞過社教工作，毫無經驗，自進村到離村，我抱定一條：笨人多做事，和緊緊抓住1以階級鬥爭為綱（抓住兩綱，比抓住以…為綱，更能反映運動的特點。當時只考慮進村之初，還只提以階級…為綱），放手發動群眾；2全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3從實際出發踏踏實實去做，三條法寶。成績是這樣取得的，這也是我最寶貴的經驗。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對主席關於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英明論斷，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性質，特點和運動的必要與必勝，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社教工作的取得勝利。使我更堅定地認識到我們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進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階級覺悟，堅定了階級立場，明確了階級觀點，克服了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一些非馬列主義的、非毛澤東思想的、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以下是我在每一段工作中較突出的一些體會、經驗、教訓。

一．通過具體鬥爭來發動群眾

進村時，只有四位貧農敢和我們接近，偷偷地告訴我們一些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一般群眾都說“我們隊裡的幹部（主要是隊長）好，農活精，不罵人。”但，又為什麼有人說他是“笑面虎”呢？我們村裡村外摸了一下，也翻了翻有關他的檔案，肯定他有問題。但，問題有多大，性質又如何，沒有更多的材料，就難斷定了。

我們紮根串聯（*紮根串連在23條不提了，但這裡指的是小四清時發動群眾工作，當時是按20條辦事，故仍提），訪貧問苦，完整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繼續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並決定抓住當眾核查當年糧、錢、工、物這幾個戰役，來發動群眾，把他的四不清問題，提高到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來批判，並要他當眾交代問題。一共是三個戰役，笑面虎的皮被撕下了，到第三戰役核對錢賬時，群眾吼起來了，當場揭露了68條，發言的人，增加到十八、九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從第一個核查工分的戰役到第三個核查錢賬，只有十多天，但是貧下中農和其他群眾的積極分子，一個戰役比一個戰役多起來。到當年分配結束時，群眾面對面提意見，也沒有什麼顧慮了。群眾初步發動了，革命的聲勢初步出現了。

二．從實際出發決定工作特點

大澗子西隊，全隊29戶（一戶中途遷回來）68個成年人，56個小孩，，具體的階級結構是：貧農17戶，48人（只計大人，下同）中農2戶，2人，地富分子10戶13人（2人在押），地富子女及家屬（貧農成分）11人。這樣的階級結構，地富子女及家屬佔全隊人口的六分之一，加上子女的子女12人，變佔全隊人口124（包括小孩）的四分之一。這些人如果站在地富分子那邊，變成了84比40，佔全隊人口三分之一了。因此，地富子女及地富家屬，成為我和敵人必爭的對象了。

我們抓住這個特點，決定了我們工作中的特點，把對地富子女和地富家屬的政策教育，前途教育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初讓他們單獨組織一個小組，進行教育，後來為了更好地影響他們，讓他們和貧下中農青年一起活動。結果很好，在對敵鬥爭中，大多數的地富子女和家屬，都敢站在貧下中農一邊，子揭父，孫揭祖，揭發了不少地富的罪行。

三．抓住疑點窮追，揭開了階級鬥爭形勢

大澗子西隊看起來是平靜的，群眾說‘本隊地富雖多，但，死的死，老的老，女的多，男的少。’似乎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但，摸下去，事實並不如此，仍然有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

我們進村不久，群眾就告訴我們三年前隊的牛被盜了，估計和兩年前越獄逃跑的反動富農王國洪有關也可能和隊長王正和有關。只要把王國洪抓回來，八不離十，案子可以破。疑點是王國洪是盜牛犯，隊裡的牛被盜後，王正和派他去找，他不但沒找，還在外村打了一夜麻將。群眾一致要我們把王國洪抓回來。

我們抓住這疑點不放，在群眾起來後，我們抓住逃犯王國洪的兒子曾私刻公章替父親送牛的錯誤，從他的口裡擠出了逃犯的去向，並根據這個線索把王犯抓回來了。群眾反映，當王國洪被抓回來的消息傳進村後，有三個人感到不安。即隊長王正和，糧食保管員芷聖榮，和送走逃犯的隊委陳發富。為什麼他們要不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

當隊長參加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洗手洗澡時，我們在隊裡一面發動群眾剪辮子，一面加緊審訊王國洪，一面發動給幹部提意見，造成了三面圍攻的壓力。終於把盜牛案給破了。王正和交待了，被騙取空白證，方便了王國洪盜賣本隊的耕牛，分到了贓款，並與芷聖榮王國洪訂立偷牛的攻守同盟，交代了與王國洪搞政治雙保險，和其他重大的‘四不清’問題。

原來反動富農分子王國洪，利用小恩小惠，吃吃喝喝，拉倒了隊長王正和，做了他們的保護人。自此對地富的勞動改造監督放鬆了，對他們的投機倒把不聞不問了，對他們的盜賣耕牛分贓包庇了，以致搞攻守同盟，搞政治雙保險。要不是王國洪因盜別村的牛被捕，這個生產隊還不知道要和平演變成什麼樣子。

這些事實揭出後，不但群眾吃驚，我們也吃驚。

四．四清核實定案中的調研工作

雖然整個運動離不開調查研究工作，但，集中表現了它的重要性，是在四清的核實定案中。為了使幹部對退賠定案口服心服，除根據黨的政策，做到“三對口”，“三允許”，一筆筆和群眾、幹部來核實外，還要展開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往往因為幾毛錢，或一點疑點，要跑很遠的地方去找正人，寫旁證。有了旁證，有了材料，還要反復分析和研究，才能把問題的性質、數量等核定下來。

這段工作，不但教育了我們重視調查研究，也是我覺得這工作很有味道。

五．對敵鬥爭中的一個大教訓

對敵鬥爭貫徹了23條的“給出路”，分化孤立最壞的人的政策和戰術，進行得十分順利，但，由於我們的政策教育工作，沒有細緻深入到每一個人，就出了毛病。

一個平時不愛參加開會的貧農，平時受富農分子王國孝的剝削和辱駡，在評審會上打了他。這是一個教訓。

六．黨的方針政策要完整地宣傳

我們進村後，就大力展開黨的方針政策的全面的、完整的宣傳，逐句逐條地宣講20條及後來的23條，這在最後的幹部選舉和黨員登記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王正和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只因他及時交待了問題，下了決心改過，和退賠較比，並積極參加了集體勞動，所以民主選舉辯論候選人名單時，大家說他交待了，退賠了，決心不再犯錯誤了，按政策是可以同意他當隊長的，還可以同意他黨員登記的。並從寬做了嚴重警告的黨內處分。

這是黨的政策兌現。說明貧下中農和廣大群眾，真正體會了黨的、對幹部的寬大的政策。

以上是我運動中主要的經驗和教訓，至於工作許多缺點，這裡就不提了。

（二）自我鑒定

優點：

一．      基本能做到三同的要求；

二．      運動中能站穩階級立場，堅持黨的原則，和壞人壞事作鬥爭；

三．      運動中能用階級觀點看問題，分析問題；

四．      革命幹勁始終飽滿；

五．      有時能和同志、群眾商量，尊重同志、群眾的意見。

缺點：

一．      工作還不夠深入細緻；

二．      對青年同志的幫助不夠，尤其學習毛選，沒有一進村就把制度建立起來；

三．      工作上還有包辦代替，組裡有勞逸不均的現象；

四．      不善於利用民主集中制，使青年同志主動發言的辦法少；

五．      對群眾的思想工作，抓住了重點，忽視了普遍。

小四清時：1扣工分時緊了一些，核實定案時，雖然反退了800多工分，現在會計芷聖余還有意見。2錢賬也錯退賠了一些，比如會計現金帳上把5.5元計成55元，錯要會計退賠了49.5元，在核實定案時，青年同志還不大願意改正，這與23條有什麼偏向糾正什麼偏向的實事求是精神不符。我是堅持糾正，反退了49.5元。3幹部退賠的糧也算多了，不該退賠的也退賠了，而且數字很大，相差數百斤，這次核實定案，也糾正了。還有4幹部的什麼也扣多了，這些都是受到四、五、六的影響。我讀了23條時，就覺得有糾正的必要。同時，當時對幹部只壓，思想工作做得很不夠，政策沒有全面向幹部宣講，幹部後來反映說，當時真不知怎麼好，只是害怕，覺得沒有前途，這說明，當時的政策教育沒有真正落實到人。尤其是地方有這框框，怕右的規定所引起的，我們有偏高好過於偏低的做法，引起了幹部怕，沒有前途的情緒和思想顧慮，這些都是工作的缺點，沒有100%按中央政策辦事的地方。（完）

（圖二：很多地方的四清非常慘烈，批鬥“四不清幹部”時要四類分子陪鬥更是家常便飯。不過我在父親的日記裡沒有看到這種描述。）

那個年代的人對毛澤東、對黨沒有懷疑，頂多懷疑個別領導“是不是錯了？”頂多從工作層面上考慮：上面忽左忽右，下面怎麼開展工作？父親盡力“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的努力，客觀上減輕了四清對西隊帶來的“副作用”。大環境步步陷阱，個人的努力到底能怎麼樣？我認為最終是考驗人性。他那次和工作組同志們談心時說：“（做工作）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做到了，在晚年回顧時，他能說“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並非易事。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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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四清運動

11句容尾聲

        父親吳荻舟在句容的四清工作進入“階級鬥爭”階段，評審“四類分子”。大隊鬥爭會定在4月28日，在那之前，必須把本隊的結論彙報上去得到批准才能在4月28日大會上宣佈。

父親所在的西隊有十一個地富四類分子。父親說：“我們必須爭分奪秒。”

根據父親的記載：“從材料看，有三幾個（四類分子）是可以摘帽子，但，分團規定，大隊只摘一二個。我覺得，這樣的規定，可能有點框框，和不符實際……還是按照實際，只要改造好的，就摘掉，否則，再戴上去，這樣才有政策。沒有重點，沒有區別，也就沒有政策，沒有教育的意義了。”

4月23日，第一次評審了三個人，給其中一個摘掉了帽子，“我們馬上兌現政策，讓她坐到社員一起。”

父親記錄了這位婦女的情況：“章守英，她本是貧農，嫁到地主家後，實際上還是像長工一樣，沒有過好生活。她說她有個弟弟，當時來投靠她，被地主當牛馬，她看不過去，姐弟二人抱頭哭在一起，她說：‘弟弟，姐姐在家無權無勢，保不了你，你還是離開這裡，幫什麼人，做什麼工，也要強些。’二人就這樣分手，至今也不知下落。她又說，高級社時，她和妯娌孔慶鳳（此人年齡不滿37歲，未評成分，為子女）說，我們不能入社，很難過。但，她們說，如能入社，一定全心全意搞生產。爭取機會，到公社化時，她們馬上興高采烈地參加，並保證把生產搞好。據群眾反映，她們確能做到。她還表示，沒有共產黨，一個寡婦是無法養大三個孩子。”

父親說：“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她摘帽子。從這個評審大會看，群眾是十分公道的，對政策也掌握得好。評了三個地富不同的三個待遇，一點沒有錯，和我們的預計完全一致。”（4月23日）

父親在參加青年學習時對“地富子女”說：“對自己的父母，必須劃清思想界線、政治界線，但，不是割斷父母子女關係，而應採取積極的態度，幫助自己的父母，改造為新人。”

那天晚上吃完晚飯，又開會評審了三個，群眾情緒極高，要求“再搞一個”，結果到九點半結束。（4月24日）

4月25日有個小插曲，早上剛起來，外面傳來群眾的叫聲：“狼吃豬了！”父親走去看。這是中農陳發富家的遭遇，兩隻小豬（13、17斤）全給吃了。一隻被攔腰咬成兩截，吃剩一個頭和一個後部。另一隻被拖走了。事主說：聽到豬叫起來看，狼背著第二隻豬就跑。他一直追到西頭山崗上，豬不叫了，也就辨不出去向了。

父親寫道：“我們再看看狼的蹤跡，顯然是從東南進村的，到發高家豬欄打了一個轉，由於上面蓋了樹枝，下不了手，便西行到發貴家的豬欄，他的豬稍大，加上欄高，只在新砌的、泥還未收水的欄跺下留下一轉的足印，五指一個矩形的踵，有六七寸的周長，可見狼至少大過大狗的一倍多。”

父親說：“過去我只聽說狼來過村裡，也只聽說過狼的一些傳說，這次才真的看到狼行兇和危害的情況。”“昨晚我曾起來開門小便，未加留意此事。今後起來可要小心了！有了這一遭遇，農民決定所有豬欄的‘天開’都蓋上樹枝和橫木，吸收這個教訓，壞事變成好事。”（4月26日）

誰曾想第二天狼又來了！凌晨4點左右，村裡的狗大叫，戶主驚醒，父親也起來了。狗的叫聲一會兒從東向西，一會兒從西向東，可以想像那只大狼在村裡到處竄。父親想出去趕狼，戶主叫他不要出去：“它餓狠了也要傷人的”，“家家戶戶的豬欄都蓋上了，可以不必理它了。”

（圖一：父親手繪大澗西與小芷崗間山崗所見大澗西隊。）

這天是最後一次評審，芷德華認為富農王國孝不老實交代罪行，打了他，引起會場大亂。晚上父親寫道：“以前每次活動，事前都有周密的佈置，事後有小結，可是自從有人說我領導方法不對，要我讓老張來抓，我是有點縮手縮腳，有些拘束了。這是不對的，我還是要多找老張，把意見提出來，現在工作已經到最後了，再拖下去，就無法把工作的品質做得更高了。”（4月27日）

29日上午開群眾大會，宣佈對四類分子的處理，分別有摘帽的，定為候補社員的，監督勞動的，還有管制勞動的。

下午，父親到隊部向隊委彙報對敵鬥爭的工作總結：

“本隊的四類分子老的老，病的病，女的多，死的也多，十幾二十多人，現剩下的還有十一個，還有兩個在牢裡。”群眾“覺得他們一般都守法，好管聽話，甚至比群眾好管。他們說，同吃同勞動，和社員沒有什麼不同！幹部更是認敵為友。”“這次孫子揭祖父母、兒子揭父母、老婆揭丈夫，地富之間、妯娌之間、親戚之間揭露的有9人次（6個人）。”

父親也談了教訓：1.放手發動群眾，工作組必須把檢查落實的工作跟上去；2.在對敵鬥爭前，必須把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好，使廣大社員群眾團結在黨的政策上一致對外。由於工作安排太緊，隊部的要求沒照顧到我隊的特點（四類分子多），所以出現了評審會上打人和個別人喊散會的情況。事後檢查，有兩個群眾也跟著喊散會，他們說，“像芷德華這樣使村子裡雞犬不寧的壞人，不比地富分子好，憑什麼打人。”父親說：“這就在一瞬間人民內部的矛盾壓倒了敵我矛盾，所以出事了。”

據父親說，隊委和分團的同志都認為是如此。

晚上的社員大會上，一一過堂地富自己提出的改造計劃，同時宣佈建立監督制度，公佈監督小組成員，強調每個社員（包括地富子女）都有權監督，這樣就結束了對敵鬥爭。（5月2日）

下一階段是“建設階段”。根據父親的日記，所謂“建設階段”，包括決定新的領導班子，發動大家加入貧協（現在還是籌備組），還有整、建黨工作和黨員登記。父親說他“一分鐘也不能浪費”，五一勞動節也沒有休息。

西隊幹部和群眾選舉醞釀時一致說讓發興做正隊長，王正和做副隊長。可是大隊提出要發興去當大隊的貧協主任，父親說：“這就是活的工作。如何能做到既不會使隊委的要求落空，又不會使群眾覺得我們勉強他們接受呢？”“我信心是有的，群眾絕不會說我們有什麼偏愛，或其他什麼壞點子，因為我們這樣的打算，也是從他們的利益出發。大隊貧協主任需要老成持重，大公無私，在村裡固然有威望（一致要選他當隊長），在大隊也要有威望。這樣的安排只要群眾懂了，是可以實現我們的要求的。我們和群眾是沒有二心的。不過生產隊的群眾著眼是本小隊，一時沒有想到要送幹部給大隊。”

這天晚上貧協召開貧農大會，號召報名，當時就報了二十多人，全隊貧農45人，連籌備小組在內，已經有37人報名，占80%多。（5月4日）

5月5日，討論1.人選；2.如何發動群眾，充分發揮民主進行真正選舉的方法。

“群眾堅持發興做隊長，不願選發高做隊長。我1.強調大隊貧委的重要性，2.要一個老成持重、大公無私、任勞任怨的人做主任。”“慢慢引導大家認真思考起來，大家先大隊、後小隊的思想（一盤棋思想）出現了，問題也就近於解決了。”

他們會上會下加緊醞釀，工作組各人都包了幾戶分頭做工作。

從父親的日記來看，他們對農村民主選舉制度建設相當認真。

5月6日晚上，貧協選舉和成立大會順利舉行，選出了一個老少搭配的新班子，發興果然老成持重，他說：“我們不能老是這批人。”所以選了一些雖有缺點，但是有朝氣、有培養前途的人，還有婦女代表，當晚還有文娛表演，大家情緒高漲，會一散，新選的班子馬上開會討論生產等急於解決的問題。（5月6日）

繼貧協選舉之後，經過醞釀，西隊的隊長、副隊長、會計名單也有了，50%以上社員選王正和當隊長，發高成了副隊長。父親寫道：“群眾是現實的，王的生產能力是高，遠不是發高能比。怎麼辦呢？”“是否可以讓群眾來決定？根據分團的批示，（王正和的）組織處分改為嚴重警告，行政就不處分了，那為什麼不可以讓他仍然當隊長呢？”“根據情況，正和只要認識了錯誤，退賠也退的不錯，是可以再讓他當隊長的。我的顧慮是會不會又批我右。”（5月8日）

最後，父親讓群眾充分評比一下王正和和笪發高二人的優缺點，笪的缺點是老好人，怕得罪人，老婆有問題也不敢管，而且對自己認識不足，讓他“在群眾中燒一下”，他對王正和當隊長服氣了。

其他有的隊據說就比較複雜，群眾反映說：“你們要選誰就選誰，我是不選的，這是你們工作組選他”，或者說，“我想選的，工作組又不同意。”甚至有些人要離開貧協；大家都不去開選舉會，即使工作組把選票送到家，群眾也不願意填。群眾之間、工作組內四分五裂。

其他隊效果不如父親蹲點的西隊，不是父親運氣好，春節後，西隊積極分子中也出現過三派，後來父親抓住這些活情況，加強在積極分子中培養中心人才，有意識地幫助發高、發興、聖德和發貴這些人建立威信，培養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覺悟，慢慢才形成群眾中的領袖。“我們還沒有醞釀幹部人選，他們就排好隊了。所以選舉很順利。”（5月13日）

各隊的工作組陸續離村，父親仍在抓緊時間和積極分子談心。“1.感謝；2.要他們提提我們工作上的意見；3.關心幾戶不會過日子的；4.勸其中幾位進一步改造自己；5.堅決走集體經濟的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去掉目前的窮苦。”

父親請會照相的小馬同志為工作組和全體社員照一張相，工作組全組也照一張，大家都很高興。可惜我沒有找到這些照片。

這一段的工作十分匆忙，有些工作被迫走過場，趕任務，父親曾提出，“來不及”，“還有十多項工作”。上級說，“搞完組織建設，其他工作可以不做了，這不就趕得上了嗎？”就是說，撂下就走，那是隨時也可以走呀！父親說，“這也是我最不滿的。但，凡吾他們都不說，我又說什麼？”

5月17日，是小結和開自我鑒定會，父親在日記中寫道：“我談了（自己）許多缺點，他們都不同意，最後我寫了5條優點和5條缺點。缺點中有一二條，他們說不是我的，是他們的。”

我為父親感到安慰，大多數人還是講道理的，也愛戴他。

5月19日，到西崗簽了六個人的鑒定後，父親就到各戶去辭行。“群眾又反映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難，有約七八戶斷炊。重活不敢做，尤其是電灌站開溝，要抬二三百斤重的石頭，爬三四丈的溝壁，眼一花就有跌破頭、跌斷腿的可能。他們埋怨過去公社規定小麥割下來，要7月1日才能分配。他們要我向上提，能不能再借點糧。父親問過去在麥季到稻季（5-7月）之間借過糧嗎？他們一致說借過。”父親在日記裡寫道：“今年借得太多了，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得再借了。同意瞭解一下。”

父親還提到：孩子們的來信中夾了給會計的信，我把它交給會計，會計很高興，說“一定給小輝回信”，小輝就是我啊，我一點也不記得有這件事呢，這一定是父親的主意。

父親說，“看見有的人光著屁股幹活，聽說多時，今天才得以一見。”

老鄉們是為了節省吧，幹這種泥水活很費衣服。

（圖三：父親手繪：大澗子西隊，耕小背後山坡所見。）

父親去隊部辭行，隊部的老包和周組長和他一起到田頭看了看他們的水利工程。他們都認為，雖然只是小工程，卻解決了長久以來的大問題，特別是農民覺得這次解決了一個難題。父親則總結了經驗，通過解決具體矛盾教育群眾，要有一盤棋思想，從大處著眼，遠處著眼。還要耐心等待群眾覺悟，要有經常性的工作。

晚上，父親和三位黨員臨別談心：“1.目前群眾中有些困難，我們要關心群眾的生活，據說七八家斷炊，是否可以提前把一部分麥子讓他們預支，按上年的做法，是麥收後還要十二三天才能分配，現在還要兩三天才麥收，豈不是還要餓半個月嗎？我建議麥收後儘早預分一部分給真正困難的群眾。發高說我不按死規定，三五天就可以分。我說，那就你們去研究一下。我們黨員要關心群眾的任何困難和痛苦，斷炊是不行的。你們要提早想出辦法，不要讓群眾先訴苦到你們這些負責幹部上，才來想辦法。要走前一步，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2.要把困難留給自己。3.經常過組織生活。4.公字帶頭。最後還談了一些工作方法，民主作風，集體領導。”

十一點才散會，之後父親和小黃、小張通宵未睡，談到東，談到西，五個月來的共同工作，給他們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凌晨四點半，父親打行李拆床，打掃房子，捆稻草，五點半左右，房東奶奶送來雞蛋和糯米粉。父親寫道：“我偷偷留下，要小黃小張等我走後退還給發興同志。”

不過按照當地的習慣，他們吃了房東特意準備的團子，表示隆重。眾人把父親一行送到二里路外小東崗前的公路上。

七點開車，八點到了南京。父親給母親寫了信，告訴她5月25日晚上八九點到家，還給張勳南和發興分別寫了信。（5月20日）

在南京修整的5天期間，他們參觀了汽車廠、無線電廠、化纖廠、石頭城、梅園新村、天文臺，還參觀了南京長江大橋工程，父親說比武漢長江大橋又有了很大進步，有10公里的引橋。

此外還看了“斯大林格勒之戰”、日本話劇團的“郡上農民起義”、聽了評彈。

父親還到棲霞山參觀了棲霞古寺，他描寫道：“寺背山面月牙池，山刻千佛，名千佛山。寺左側有舍利石塔。寺中有鑒真和尚的乾漆造像，可見明朝已有乾漆技術，‘藏經樓’三個字是鄭板橋書，但是楷書，與鄭板橋其他字不同。樓右為唐僧玄奘的頂骨塔藏處。”

“往燕子磯參觀，路經六朝石刻古跡，是梁武帝七弟蕭秀墓。” 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時，均在此停留，乾隆在此書有“燕子磯”碑。

“去了古雞鳴寺，寺的原址是六朝梁武帝時的一座古城，名台城。據說梁武帝餓死於此。明朱洪武時建市，誌公和尚（與濟公和尚同樣出名）被朱從靈穀寺遷來此。後被毀，清時又重修，現為尼寺。山后有胭脂井，不知出典。”

在回京的火車上，父親思前想後，有那麼多的文件，有那麼強的領導力量，層層執行者還是被批右了，父親再次回顧西隊工作：“對王正和的組織處理寬了一些，但是想一想，一個農村黨員，兩三年不交黨費，一兩年沒有過組織生活，他們對形勢沒有一點“數”，犯錯誤，主觀上固然要負很大責任，但領導的責任更大，處分從寬可以理解。其他也沒有什麼右的影響吧。”

這次四清令他“提高了警惕”。

“這就是我常說的，這些不大如人意的思想和現象，總有一天在我們努力工作後消滅的，這時候，是過渡的情況，思想要肯定它，才能消滅它。”

火車到站。“小輝差點接不到我，在地下道上遇到的。”我一個人去接父親？！1965年5月25日，我11歲零5個月零25天，沒走丟真是僥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 寧“左”勿右

    從1964年10月21日離京，到1965年4月，父親吳荻舟在江蘇句容四清已經五個多月。四清運動到了“核實定案”階段，父親說，工作量大，複雜，要求細緻，政策性很高，“要筆筆過堂、人人過堂”確定性質，除了保證時間和數量，還要情節符合。做大量調研工作，耐心核對，和不要有畏難情緒。不僅是工作隊內部反復核對，分析，還要與本人核對，聽取他們的意見，要在積極分子中反復核對，最後工作組、群眾和四清物件三對頭，再報隊部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討論，取得最後的定案。

（圖一：核實定案注意事項。）

4月1日下午，父親到鈐塘參觀鬥爭右派分子趙文才。他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

這是一個“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到過許多地方，也到廣東、貴州、昆明，還到過緬甸。做過西南運輸公司的汽車站長，文教館館長，新中國服務社的經理”。

“他在千方百計混進鈐塘後，在小學裡教書，一貫和黨和政府唱對臺戲，我們有什麼運動，他就搞一個破壞的活動”，“58-59（年）鈐塘上路一帶搞第一個大社，他就在60（年）左右搞起第一個鬧分社的破壞活動，他拉攏了所有的幹部，並有計劃地籍透支30元買了一張新床（他原已透支）挑起上路隊的不滿，掀起上路鈐塘間的矛盾，在群眾中挑撥，結果是雙方叫打，上路大隊的全體男社員，像南方的械鬥一樣沖到鈐塘搬東西，牽牛……鬧到縣委、公安局都解決不下來。62年蔣幫叫囂所謂反攻時，他在群眾幹部（中）製造了許多謠言，說8月中秋一定到了，又說主席已經同意蔣光頭當副主席……當過了8月中秋，群眾問他為什麼蔣幫不來，他說，我們把民兵安排在前沿上，蔣幫不忍，不打了。群眾信以為真。”

“（四清）運動未開始，他又在村裡造成對工作隊的包圍圈。經過三個月的工作，孤立了他，連他的家人也不靠近他了，他說，這次我真正孤立了，連家裡人也不理我了。”

父親記錄了鈐塘的做法：“訓練積極分子，由小到大，逐圈逐圈開鬥爭會，經過三四次才大隊鬥。每次訓練後，每個發言人進行單獨的幫助，替他們補充提高發言內容。開會的主席掌握全場發動發言，也有一套，先佈置幾個（七個）發言重心，把發言群眾分佈在適當的位置然後一個個重心提出來讓大家揭露。每個重心，都有五六人發言，而且每個重心都配合幾個口號。每個發言都有事實和思想批判，分析得很有條理。最後，主席還總結了幾句，並指出，還有人沒來得及發言，要大家到貧協來揭。最後由張正通知宣讀法院對趙的判決，由右派改判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勞動三年。”

父親問在場兩位工作組組長忙不忙：“他們說，沒有什麼事做了。我說，不是有大量的群眾思想工作嗎？他們說，那做得了多少，運動總是要有底的。再有十八九天他們就離村了。據說他們要到蘇杭走一趟。”

看來，老“運動員”們不像父親那樣在意群眾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不過組織批判趙文才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父親寫到：“我這天看到朱不像以前那樣對我熱情，王也不那麼有話說。這還不是由於上次的會的結果嗎？我是心裡明白的。”（4月1日）

“上次會”，應該是指1個月之前、集訓時父親被批“右傾”後，3月1日在父親所在西隊召開的會議。主持會議者明確說，別人不要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吳荻舟的。不過父親說，大家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領導根據不實小報告批評父親，是有人出於不服、嫉妒或者純粹是小人之心添油加醋向上告狀。我看到一個例子：父親和農村的青年們閒聊，談起飛機——父親見多識廣，自然有很多見聞是青年們喜歡的，青年們要求父親天天和他們聊天。於是就有人告狀，說父親向青年們“炫耀自己”，要讓人家知道他是“大幹部”，不甘屈就小組長。看到這些，我也只能陪父親苦笑了。

4月2日，到隊部聽完傳達後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回村，到吳凡吾負責的東隊村口站下來，兩人談了10分鐘。吳凡吾說：“不是我告你的狀，你不要追誰告狀。”父親說：“我不管誰告狀，我也不去追。我只是說，不能偏聽偏信，照這樣下去，將來我的這次下來工作要來一個什麼樣的被鑒定呢？還不是一塌糊塗嗎？我的工作，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做呢？是不是全組的人都要離開我呢？是不是完全錯了呢？我向黨的事業負責，工作我盡力做好它，但，這樣，我是多做多‘錯’，的確有點受不了。”

雖說感覺委屈，父親絲毫沒有懈怠。那天他兩次和吳凡吾討論東西兩隊在開溝過水這件事上的分歧怎麼解決，這件事已經從去年底拖到現在。

期間父親一再強調：“應站得高點，看哪個解決方法最合理，就應促成，不是完全旁觀”，“我們工作組，應有一個底。一個統一的看法。”他還說：“問題就在於遷就群眾的本位的、落後的思想，不去領導群眾從兩隊一盤棋的思想出發，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好處。從也要讓別人過得去的態度出發考慮問題，什麼困難也沒有了。”

晚上開會給會計芷聖余和副隊長笪發珠“過堂”，到十點才完。父親在日記裡感慨：“真是一天無休無止地工作、會議呀！”（4月2日）

4月6日，王正和過堂也通過了。積極分子們認為，與其將來工作隊走了這些人起來翻案、埋怨，不如趁現在搞清楚，他們聽父親講解“雙十條”和“23條”有關政策，隨即把它們應用到實際中，管這叫“對照一下政策”。（4月6日）

過堂通過還不算完，還要一級一級核實定案。西隊開會定案的時候，“有人提出偏激意見，誰也不好說話。”父親也有顧慮：“如果按照目前分團的從寬精神，她可能去反映我右了。按照鈐塘的經濟處理意見，又怕隊部通不過。昨天王楚良同志到我們這裡來，在小澗子相遇，談了一下，他說張正已放棄再管我們幾個隊的工作了。”“張說‘幾個隊的大勢已去。’唉，我夾在中間，怎麼辦呢？最後我想了一個辦法，我冒著大雨，到住家去拿到分團轉發來的經濟處理的一些具體政策（草案、試行）交給張蘭英，然後一條條對照著解決，我則適當地參照鈐塘的意見發表我的意見，爭取適當的、更合乎‘23條’‘經濟退賠，不能馬虎，但要合情合理’的精神。”（4月7日）

我第一次看到“寧‘左’勿右”的說法出現在父親的日記裡。事情是這樣的。

4月8日，父親重新看了一下核實定案，覺得其中有兩三條寬了一些，和性質有些問題。他對照了一下政策，和老張等人商量，問他們意見如何，老張同意父親的意見。這時父親說了一句：“寧‘左’勿右”，老張會心地笑了一下。父親寫道，老張在上次黨小組會上反映，張英蘭告訴他，她處理問題是“寧左勿右”。張英蘭是北京一位中專醫科生，她又是從哪裡傳染上“寧左勿右”呢？

不過根據我已經整理的父親從四清到文革時期的遺文，他並沒有真的實踐“寧左勿右”，所以我相信，在這裡他說這句話，有點無奈，也是調侃一些人的做法。

有一件事讓我看到父親如何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是“寧左勿右”。

“老張和青年同志……不大願意糾正過去在當年四清時的一些已經錯了的問題。比如會計錯記了帳目，把5.5元記成55元。當年四清要他退賠了49.5元，後來會計承認記錯的責任，但說我沒有拿這錢。我要張甲生核對了庫存和結存是否對頭，張說對，只差1元多，而且這1元多是會計和七八個群眾洗澡用了，沒有收齊。這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49.5元嗎？去年雖（讓他）退了，現在不是應該反退嗎？”“但，老張要小黃在這次核實中和幹部對口時不要一條條念給幹部，只籠統地問‘去年退了多少多少是嗎？’幹部說是，就算了。”

對這種糊弄群眾的做法，父親說：“這是不對的，23條不是說工作上‘有什麼問題糾正什麼問題’嗎？”儘管父親一再強調，其他人還是想簡單化。有的說“不願意走回頭路”，有的說“這樣一來油水不大了”。他們堅持籠統地念給三個幹部聽，三個幹部也自然是簡單地回答：“沒得問題，”“對！”“那還有什麼問題，退都退掉了。”

（圖二：1.“核實定案”時要弄清每條的情節：（1）丙要私取米，去找甲，甲說你去問乙，乙說甲同意我才同意，偷後，丙送了禮。這次揭出了，乙也拖住甲，甲說，我沒說同意，否則，丙送的禮為什麼乙全收，不分給甲呢？（2）播麥種餘下20斤，被盜，應查誰盜，數字，如弄不清，要查明最後放在哪裡，播者應負責。2.性質要定準：（1）喂魚苗的蛋白算多占，兩個算，一個可免。（2）如多占化肥就非退不可了（多吃多占從62年算起）。（3）私分、浪費、集體吃喝，幹部要負責，群眾不退，幹部要退；等等）

事已至此，父親會怎麼做？將錯就錯結束核實還是自找麻煩頂著反對意見糾錯？

父親自然選擇後者，他堅持要張甲生告訴他1964年的帳面結存和庫存現金是否平衡，最後張說平衡了，父親就說，那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這49.5元嗎？退賠錯的，這次核實定案要“不猶豫地糾正過來”。父親自我檢討：當時他沒有參加具體工作，是“官僚主義”，出了錯，“這次我可不能”。他對大家說：“這一段工作是整個運動是否過得硬的一個關鍵階段，不但小結和檢驗前一段的工作，也考驗整個運動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論是群眾揭發出來的，查帳查出來的，還是幹部自己交代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都要經過反復調查和寫旁證筆錄。反復和本人、群眾核對，最後還要幹、群（積極分子）和工作組三結合進行三對口、三落實，經過隊委的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去和群眾見面，再核定一次，最後才定退賠計畫。”

“工作要細，不怕麻煩，要求真正做到一絲不苟，筆筆落實。”“我向全體反復談到這點。”

看來大家被他說服了，因為“晚上我們又找到三個幹部，我們再一次交代政策，而且把談話氣氛搞得很輕鬆，有說有笑，要他們有什麼說什麼，不要再有顧慮，與其我們走了覺得冤枉，怨言，翻案，而影響和社員的團結，不如在我們未離開前翻案。”

會上王正和說，運動開始他對把他們冷在一邊有意見，覺得自己很委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直到在三級會議上，上級攤開來說，把他們冷在一旁是為了發動群眾，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後，才能做到三結合。至此他才不再反感了。

就此，父親在日記裡記下自己的思考：“剛進村時是有意識地把他們冷在一旁，引起他們反感和有顧慮也是正常的，必然的。是否能把這個矛盾解決呢？我看是要考慮的”。“過去我也和老包談過，包也有同感，政策還是要全面宣傳。這點到‘23’下來才真正解決。我從北京回到村裡，就覺得要補這一課，光靠擠壓不夠，把政策全面交下去，使幹部群眾都真正瞭解是必要做的，而且對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可能要快些，我們必須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幹部中多數是能接受改造的，可挽救的。我覺得，一面要放手發動群眾，支持群眾，使群眾逐步起來，形成一個革命的形勢，把幹部的問題揭出來，使我們能看清楚哪些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哪些幹部是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一面把政策向幹部、群眾全面交下去，使幹部自己看清楚自己，自己認為自己是好的，比較好的，就敢於接近我們，慢慢和群眾結合，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也感到有前途，爭取早點交待，回到貧下中農的隊伍來，站到95%這邊來。我想這樣是比較完整的。先做群眾工作，把幹部冷在一邊，尤其長時期把全體幹部都冷在一邊，是錯誤的。總要把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使每個幹部和群眾都能掌握，感到我們來這裡不是和幹部過不去，是‘救人的’，不是只要群眾不要幹部的。這是不是更好的，更完整的做法呢？”（4月8日）

父親這天的日記格外長，他不厭其煩寫下細節，寫下自己的想法。

（圖三：包振英傳達江渭清的報告摘要：“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去。” 在網路查到，“四清”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與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爭論。劉少奇在給江渭清的信中公開了兩人的分歧。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各級機關單位大力反右傾。怪不得在父親的記錄中多次出現的江渭清講話往往帶有抱怨的語氣。）

我大段地引用了父親的日記，最終達到全部四清遺文的一半。我很想瞭解當年人們——四清的和被四清的、群眾的、父親以及他的上級和同事的真實想法，不少朋友和我有一樣的願望。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想知道父輩那時候的想法，但是已經沒有機會，他的父親沒有留下筆記，把秘密都帶走了。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四不清幹部“放包袱”，做法是在群眾大會上，由本人先交代，群眾補充揭露，本人答覆、說明，並自我批判，群眾批判。父親吳荻舟所在的西隊會計芷聖余、副隊長笪發珠、隊長王正和先後放下包袱，過程一波三折，值得一看。

為了做好幫助幹部“放包袱”，“洗手洗澡”，父親他們多次召集積極分子和貧籌一起開會或個別談話教育，反復宣講‘治病救人’方針、‘說服教育’政策。

3月21日的日記顯示，父親他們事前對這三名幹部都有基本的評估，比如他記錄了上午與會計芷聖余的談話，“實事求是地說，他沒有投機倒把等問題，他是由於懶、貪、饞。零支整算，虧空了，企圖彌補，就發展到報不應報的帳，和塗改發票單據，以致不分敵我去吃地富的東西（不多，只一二次）。但必須提高來檢查，挖掉根子。”

晚上的積極分子會整理出十多個問題：

對王正和：1.為什麼排斥和不關心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群眾，而對地富鬆？2.為什麼和富農王國洪勾結偷耕牛？3.為什麼與地主王玉元父子搞雙保險，是否有變天思想？4.為什麼搞投機倒把？5.為什麼要私改發票？6.為什麼和地富一起倒賣布票、搗亂國家計劃？7.為什麼要多吃多佔？

對芷聖餘：1.為什麼到地富家吃喝？2.為什麼塗改單據？3.為什麼不按制度公佈帳目和歷年錯賬超支挪用的貪污？4.為什麼假公濟私、偏幹部、欺群眾？其他還有官僚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也搞了一點投機倒把。

對笪發珠：1.為什麼當民兵排長不管地富？2.為什麼替隊長包庇、替罪、欺騙上級？3.為什麼偷盜隊的黃豆等？包庇隊長（親戚、妻舅）。

會上積極分子也表示對23條有不全面的理解，他們說，由於只聽念了一遍，又沒文化，所以有誤解。（王正和則覺得23條並不鬆，反覺得現要群眾同意減、緩、免的沒有可能。芷聖餘就說反正沒有出路，說與不說都一樣，不如矢口不說。）

3月22日上午會計芷聖余放了包袱。開會時由“貧籌”組長宣佈會議目的，然後父親講了政策、要求和步驟，父親說：“會開得不錯”，“群眾已經能理解。”“群眾對說明的情節不滿意時，把抓到的當時情節說了出來，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迫使幹部低頭認錯。”父親尤其滿意“這次會上沒有對幹部粗喉嚨，更沒有怒駡”，與“當年四清”、即前一階段“小四請”比有進步。

群眾批評芷聖余：1，當困難時，他和另外三人（兩個幹部一個隊委）用隊的200斤糧換煙票，還拿去倒賣；2，到地富家吃吃喝喝；3，撕毀帳冊，塗改單據貪污；4，騙幹部，欺群眾，假公濟私，扯扯拉拉；5，不按制度，破壞按勞取酬的制度。

晚上輪到副隊長笪發珠放包袱。重點是批評他對地富放棄監管，包庇隊長犯錯誤。根據父親的日記，笪發珠的交代和他們掌握的材料也沒有太大出入，“隊長是他的妻弟，很多時候他跟著隊長走，貪污盜竊自己動手的少，但，有他的份的多，有些（如計劃糧200斤，會計拿去換煙票，他事先並不知道，但，結果芷聖余和他都有人送上門來）是不勞而獲的。”

“10點左右，群眾認為問題交代清了，對他進行思想批判，幫助了他，放下了包袱。”

3月23日，輪到生產隊最後一個“四不清”幹部、隊長王正和“放包袱”。

父親事前對他的分析是：他曾經交代了一些群眾不知道的事，比如自己有政治“雙保險” 的思想，盜賣鐵犁，改賣牛發票貪污等，雖然不排除他仍然有所保留，但基本上是清楚的。關鍵在於他“事先不知道、還是事先商量偷竊（耕牛）”，性質不同。

開會前他們繼續給王正和講政策，要他坦白誠懇地聽取群眾提出的問題，確實做了的，要承認，並提高思想來批評自己；沒有做，要儘量解釋，是別人做的，不要往自己身上背，那也不是實事求是，有什麼問題承認什麼問題。

王正和表示絕對沒有顧慮，絕不打擊報復。但是王正和碰了釘子。開會的時候他太緊張，講得丟三落四，而且群眾果然不信他事先不知道。23日沒讓他“放包袱”。

王正和“碰釘子”，其實等於父親也“碰釘子”。

父親24日的日記寫道：“25日下午大隊幹部放包袱前要結束生產隊的放包袱，要把生產隊工作由貧協手上交回隊長手裡，3月20日就要交”，這是“硬性規定”，父親他們向上級反映：“這樣影響群眾情緒”，上級說不管情緒不情緒都得交回去，於是父親“要求慢三五天，上級勉強同意了。”

時間就是這樣緊迫，還要面對個別群眾把個人恩怨私仇糾纏在一起，據說有人自己想當隊長，自然不想讓王正和過關，還有個別工作隊員也不同意解放王正和。父親連夜和五六個幹部群眾談話：“大家一致認為這樣大的問題都交代了，不能再懷疑了。只要不麻痹，繼續把細節弄清楚就是了。”

就這樣，一再做思想工作，達至共識，25日，除了保留“先知和後知”的細節要繼續摸清外，終於一致同意解放王正和。至此，“放包袱”這項工作算是結束。

這幾個月，在搞運動的同時，工作隊還協助村裡修水利，辦耕讀小學。

生產隊有一個小型水庫，可蓄水十萬立方米。因為沒有洩洪口，年年衝垮年年修，群眾要求修一個水壩，使一百多畝田旱澇保收，父親多次看現場，畫示意圖，決心幫助群眾把“窄盤子塘”變成“寶盤子塘”，“積極分子及隊委的有關幹部，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一致通過了這個計劃。並決定1965.1.11開工。兩隊都動手，兩周完成。”。（12月26日、29日、30日）

動工前，一些人提出一個不很實際的辦法，要改變引水渠的計劃。父親沒有馬上否定他們的想法，而是和他們一起到現場上上下下地看，說明如果改道，不但工程要加兩三倍，更大的不良效果是要淹掉好多田，而且不能代替水閘。經過父親現場說明，大家同意按原計劃動工。父親在日記中說：“今天是新年一月一日，真是一個好的紀念日。我們決定推動群眾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自我翻身。決心把這個水閘修好，解決多年沒解決，幹部不願解決，或無心解決（他們只想到個人生活好）的問題。”（1965年1月1日）

父親還約水利局來測量（1965年1月2日），水利局來人查看後說做閘要用二千多元，父親找來有經驗農民和他一起研究，改變方案，用百八元解決了。

（圖一：父親手繪“眼鏡塘邊，4分田換8分，同意開二個溝”。後又增加到由西隊補給東隊2.4畝田。）

可是事情遠遠沒有解決。3月26日下午，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到大壩，父親日記寫到，老吳“要我說服東隊的積極分子們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這是多年東西隊矛盾的地方。”

原來，修水利只是解決了水源問題，現在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東隊卻寧肯田地乾得龜裂也不車水。父親一到地頭，就陷入東隊積極分子的包圍圈。他們說，昨天說的放水方案對東隊不利，絕對不能同意。父親寫道：“我只原則地說了幾句，希望兩隊好好協商，大家都是一個隊分出來的，是兄弟隊，從兩個隊的利益出發，雙方站高點來解決，既然有困難，再談吧。”“我認為群眾的意見是要聽的，但群眾的意見要分析，同時我們還要對他的思想起領導作用，不能做他們的尾巴。”（3月26日）
他對由他去說服東隊積極分子有疑慮，還是決定從說服本隊積極分子入手。第二天，父親和王正和談了解決過水方針和應有態度，隨後他們和隊裡的四位貧下中農代表開會。父親苦口婆心：“對過去的爭吵，不要算帳。從兩隊的團結、合作、互利的原則來協商。同時，把眼睛看遠些，即使多補幾分田地也不要計較，反正幾分田的多少也不能喂飽100多口人，要看到水源之爭解決了，四十多畝崗田旱澇保收了，每畝多收50斤就大大超過幾分的產量。這也是提高覺悟、提高團結合作搞好集體的思想的具體做法呀！”然後他們一起去了現場。

東隊的代表也來到現場，父親冷靜地觀察他們之間的談判。西隊幾個人先讓東隊說，聽完後擺道理，並到田裡具體視察、說明。經過擺事實，講道理後，東隊的貧協正組長和現任隊長都同意了，但是副組長卻幾次走開，不願意談，又提出過去爭吵的往事。西隊的幾位馬上勸說：這些事別提了，現在搞運動，大家思想提高了，老賬別翻，翻就多啦。最後，算是勉強解決了。

不過回到隊裡，“祥寶說，別太樂觀，可能還要翻案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貧籌組長就來說，開溝過水的協議果然吹了，東隊提出要自流灌溉四畝多才能換一條溝。西隊有群眾說，不給就算了，反正到時候和他們吵，總不能不讓過水。也有部分群眾提出願意補給東隊2.4畝，希望可以解決。

事情比父親想像的複雜，但他還是認為：如果群眾過分挑剔、刁難，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阻止有利兩隊間團結的做法，工作組應該站在更高的地位，說服他們接受。

只是，不知道他還有沒有足夠時間去做他認為應該做的所有事。

3月25日父親天未亮就起床，洗了臉就到牛房找發高（貧籌組長，又是校委）研究，想辦法解決耕讀小學的桌椅和其他問題，生產隊有20多個小孩子，一個叫二喜子的小朋友告訴父親，他已經和幾個小朋友約好要讀書，父親很是欣慰。

（圖二：耕讀小學名單，可愛的孩子們。）

“只要把工作做深，把接觸面最大限度地擴大，情況是不會少的，隊裡的事是不會弄不清楚的。可惜我沒有更多的時間。”（3月26日）

父親為人一向低調，著重做實事。從下面這個例子可見一斑。有一名地方青年說，“我們這次和中央同志在一起工作，真光榮”，父親向他解釋：我們不是中央同志，只是北京來的同志。儘管有人看見過毛主席，每年國慶至少有幾十萬人都看到他老人家，但，不能說看到他的人都是和主席在一起工作的中央同志。請大家只說我們是北京來的同志。

對父親這樣的做法，有人說他是“向人擺資格”，“是自己誇耀，炫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正因為有這樣一些顛倒黑白的人事，我感覺父親工作起來比剛去的時候顧慮多了。

3月28日父親和一些群眾聊天，群眾和他說，許多人都覺得王正和還是一個最會搞生產的人，只要他改好了，還是可以讓他當隊長。父親問：隊裡這麼多人，有的年紀比他大，種田的年頭比他多，為什麼做不過他呢？他們說，他不像我們單打一，他是樣樣會，季節掌握得准，田畝熟，佈局有數，調度能力高，人服他。父親問，王正和這幾個月沒有領導生產，生產不是搞得很好嗎？他們說，那也是的，大家出主意嘛。不過往後，農忙，活兒複雜，怕不那麼靈。

群眾還說，他也沒犯什麼大錯。父親說，集體的牛都偷了，還能說錯誤不大？有兩個老人異口同聲說，這都是王國洪害的，不是王國洪，他不會搞這些事。

群眾這些話，對父親考慮給王正和做出什麼處分和工作安排很有幫助。能否稍微放寬處理？

可是父親顧慮：“這會不會右呢？（3月28日）

上級對結束整個運動的要求是：保證品質，抓緊時間，善始善終。從下面記的幾件雜事可以看到，雖有顧慮，以父親的性格，他不可能因為“怕右”放鬆該做的事，他花最大力氣、抓緊時間去做的，就是鼓勵群眾建立制度，學會處理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

工作隊檢查了五個生產隊的生產情況，父親所在西隊受到表揚。（3月29日）

大東崗為了預借糧吵得要死，小澗子也吵，還幾乎大打出手，父親所在西隊個別也有吵的，“但自從一再強調有事到貧籌理論後好多了”。

父親的日記記錄：“晚上社員大會，公佈生活、生產、耕小的一些決定，取得全體社員批准，這是四大民主的具體貫徹，如果今後成了一種嚴格貫徹的制度，農村的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耕小教師開會，定一些規定，算是合同，把工資、辦公費、書本費等的來源都說的清清楚楚”，父親說：“從這個合同看，農民的節約是可愛的”。

父親舉了另一個可愛的例子：社員大會上丁文才和祥寶吵起來了，文才不滿自己被定為二等工。後來大家說，是你自己報的，他也就沒話說了。散會後他跟著父親到家裡承認錯誤，說不服祥寶不講理，但是以後在會上絕不再吵了。父親說：這些農民兄弟的性格還真是直爽。（3月30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 剪辮子會

    張勳南增援三級會（句容縣四不清幹部集中學習）去了，小組只剩下三個小青年和一個老頭（父親吳荻舟當時五十八歲）。父親擔心工作過於繁重，卻不敢提出。因為有一次他在小範圍提出過，卻被人利用來挑撥他與年輕人的關係。

當時他們的一個重點工作是查盜牛案線索，另一個重點是準備3月10日的“剪辮子”會。父親估計只要自己不病，青年力量調動得好，工作可以按時完成。 （3月7日）     

三八節這天，父親收到母親張佩華來信，他當天就給母親回信。他在日記裡寫：“寫一信給瓊，她的來信比過去的任何一信更感情，有點使我擔心她在工作上碰了釘子呀，老實人，把人看得簡單，不是二分法看問題，我們都是以為進步了就什麼也好了！”

父親和母親都是老實人，自己不計較，就以為別人都不計較，工作中很容易碰釘子。就如這天他寫的：個別領導偏聽偏信，諷刺挖苦的語氣說他“你懂得什麼群眾工作！” 而這種態度又是“聽了不當的反映”，聽了一些人“不負責任，硬拼硬湊、牽強附會的說法而起的。”“假如我不是想到向黨負責的話，我是要消極的。”

在進入最後對幹部提意見和面對面的批評教育及對敵鬥爭前夕，工作隊決定來一個群眾的剪辮子，看看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晚上）七點開始，把政策交代後，就開始，結果剪辮子很熱鬧，意外的是德華，像倒垃圾一樣先後補充了五次，剪了二三十條。他的父親也給剪了一條，十條八條就有好幾人，直到九點半還停不下來。我看太夜了，怕影響第二天的勞動，就講了幾句，說明天再來，指出今天會開得好，剪的辮子多，但又能說明中央的政策正確，因為多雖多，但，都是因為生活苦，吃不飽、穿不暖才搞那些小偷小摸，和想找幾個零錢用，有的為了三五角錢，偷一擔稻草，為了偷幾個蘿蔔，幾乎丟掉性命，哪裡走的成資本主義？所以檔說不反社員群眾。同時指出，過去沒有剪掉這些辮子，每個人（幾乎）身上都有點髒，彼此團結不好，因為彼此互道長短，現在把這些辮子剪了，彼此團結就加強。”“今天說出的情況，簡直使（人）聽了不敢相信。幾乎每人都有偷盜行為呀。群眾真可愛，他們說幹部放了包袱，我們哪能不剪辮子！我興奮深夜才睡。”（3月10日）

（圖一：王正和補充檢查要搞清楚的問題。）

父親筆下這些情節，對我瞭解60年代的農村很有幫助，我看到父親對群眾的同情和體諒。

群眾的情緒很高，他們開始擔心“誰是未來的幹部”，這也是父親他們下一步要做的主要工作。父親幾乎每天都要在地頭、隊部或者村裡、縣城之間奔波，開群眾大會之前的摸底、談心，彙報，與公安機關配合破盜牛案，政策攻勢等等，這幾天的日記，有的是在去縣城的路上坐在墳頭邊補記的，有的是開會前等人時坐在草堆上補記的。第二次剪辮子社員大會也活潑圓滿地結束。（3月13日）

父親覺得工作越來越好做，群眾對他們越靠越緊，甚至東隊有兩家要求搬到西隊來。這是從一進村就開始不斷積累起來的結果，不是突然來的。

正當我為父親感到欣慰的時候，卻看見父親難過地寫道：“為什麼有的同志就專門注意個別問題的缺點，反映到張正同志那裡去？我寫到這裡，眼淚不由奪眶而出”，“為了黨的事業，我可以吃苦，冒生命的危險，就是覺得黨內也有那樣不講理，那樣不實事求是，那樣只許自己立功，不讓別人過點在工作上清心愉快的日子的人。想到這裡，不是賭氣的話，如果不是服從組織分配的話，我真想回到北京後，要求下放到農村去工作，這裡確實有更樸實、更可愛、更誠懇對待問題的人！” （3月15日）

沒有想到，父親被為難到這種地步。我反復斟酌，在這裡刪掉了一些指名道姓的例子，這些都不過是後來更大風暴的前奏而已。

四不清幹部都被集中到句容開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接受揭發批評和自己交代問題。期間父親加緊在村裡做基層的思想工作。他記錄了和積極分子“發高”的談心：“他怕和人爭論，他怕人說閒話。他說過去（土改時）參加過農會，就是怕聽人閒話，就自動退會了。我批評了他，指出他這是對自己做人的目的（人生觀）沒有弄清楚。”兩人詳談了一夜，回到駐地，12點睡下。（3月16日）

3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擴大會。父親對他們說：“這次四不清幹部在三級會議上，通過學習23條，思想有了提高，加上我們的揭露，交代得是否清楚，要看他們回來向全體社員群眾交待的態度是否好。好就說明他真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同時還要看他的退賠、生產、和對敵鬥爭的表現。我們還要通過這些來考驗他。只要他有一點進步，我們都要表示歡迎，按23條，‘治病救人’，我們是要團結和歡迎他們的。”

生產隊有三個四不清幹部，王正和是隊長，“五毒俱全”；芷聖余是會計，他因為上街吃吃喝喝，零偷整算，到了年終就要想法彌補，於是改發票，弄虛作假，不過數目不大，而且參加三級會議前就交代了；副隊長發珠（貪污）也不多，所以重點是王正和。

討論的時候，父親他們偶爾插話，幫助積極分子分析提高，準備對四不清幹部提出批評。父親誇讚這些積極分子：“他們的確比我們初進村時提高了不少，對問題有分析了，也領會我們的要求。這的確看到了我們工作的效果，也是重大的安慰啊！目前的積極分子，品質比以前高多了，不但人數多了，擴大了，發言品質也高了。”（3月17日）

再次到句容聽歐陽惠林省長的報告後，父親說他的報告引起很大爭論。歐陽省長強調三級會議的成果，但是把前一段群眾運動的成果也算到三級會議上了。歐陽還說：“我們不是貧下中農出身的人，是不會相信貧下中農出身的幹部會自覺革命的。”“各人有各人的世界觀，看問題就一定有分歧。”“未參加會議的人看會議就看成開不好呀！”有時候“簡直冒火、光火，動感情！”

父親擔心起來，特別是對“馬上不管清不清、放不放（包袱），一律把生產隊長的權（領導生產等）交還他們”，父親提了不同意見。他們那個隊的生產隊長王正和有合夥盜牛問題，而且已經兩個多月不帶頭，不安排生產了。父親不想講還是要講：“如何可以在沒有取得群眾信任之前把權交回去呢？緩和他們的緊張情緒，就不怕打擊群眾的情緒嗎？”

這裡提及的“王正和合夥盜牛”是怎麼回事？根據父親吳荻舟的日記記載，工作隊進村不久就聽到群眾反映，隊裡有個盜牛犯，1962年判了16年勞改後跑掉了，盜牛案未結。群眾最關心的事就是把盜牛犯抓回來，破獲盜牛案。不過一般群眾認為這兩件事都是不可能的。父親說：“我們能否破案，也不敢說死，但，決心是大的。”

從父親很多篇日記都可以看到他們在查找線索，至3月，算是有突破，我綜合日記中的點滴記述，嘗試還原事件概況：

進村後，父親他們多次聽到群眾反映集體的牛被盜，經過細緻的調查，發現盜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夥人所為。他們找到線索，地富子女王正懷曾偷刻公社章，似乎與盜牛有關，在壓力下，王正懷供出逃犯王國洪的下落。很快由縣公安局派民警和分團的一名幹部一起去宿淞捕人。

據隊長王正和交代“思想變化的原因”：“王國洪從東北回來，造謠說工農都對主席有意見，又說，宣統只三年，日本人在中國也只七八年……勸我不要怕，有他和他老子保我。收了王國洪10元和五包煙，從此他說什麼聽什麼了。他說蔣介石要回來了，讓我當隊長，好好做不要怕，他父以往幫助過國民黨人員（保長），將來一句話。”

 

（圖二1-3：王正和交代記錄。）

王正和交代“犯錯誤的經過”：“1，偷牛，上當；2，改賣牛發票，彌補虧空，但，承認自己應負責，貪污了社員的利益。3，200斤糧換煙票，是聖余（會計）建議，我分60包，給發珠（副隊長）30包，自用15，賣了15，迄未收到錢，4，盜賣鐵犁，是王國孝（在藥材公司）提議，未成，初王未同意開證，後聖榮主張賣了，分9元，還有5元未收到。5，承認地富的話百依百順，做到地富的代理人，6，與王立新的矛盾，苜蓿錢是交給立新的，賬給立新燒了，他不滿我做投機倒把不帶他分，就不來往了。”

有群眾說他交代顯然不徹底，群眾揭發他與王國洪曾事先商量過偷牛的事；偷食堂300斤糧食，只交代30斤；1962年小麥被偷他也沒有好好檢查；對抗運動，工作組進村他後還說過“頂多十年，不會有死罪”；其他還有包庇地富淹死牛；偷化肥等等。

王正和只得繼續交代：1.老牛賣了400元，發票改成310元，私飽90元；2.小牛是王國洪偷的，王正和分得約100元。初時王正和交代王國洪說賣了“250”，實際是賣了500，王國洪瞞了“250”，錢100元是分兩次給王正和的。3.    有了偷竊耕牛的髒，王正和就不管地富了。他自己講，開會回家，王國洪問他：開的什麼會？王正和講：搞生產，管地主富農。又說，你們不做沒有什麼。社員對王國洪不勞動有意見，王正和就幫他解釋：他們不做，我們勞動多得了。4.在偷牛以前，王國洪對王正和說過：國民黨5月1號不過來，10月1號過來。還說你幹的對，方向對頭，不怕，國民黨過來有靠山。

經過40多次的談話、核實，認為“王正和：問題多而性質比較嚴重，但，由於他主動交代了重大問題，如1政治上對黨的事業動搖，思想做了地富分子的俘虜，對集體不關心，對社員群眾有歧視，忘了本；2經濟上盜竊耕牛，農具和一些群眾和我們未掌握的投機倒把行為，所以按照三四類之間定三類的政策，定王正和為三類的黨員。3他自59-64長途販運過十七次，獲毛利500多元，和貪污錢糧11次，分贓，與地富分子勾勾搭搭盜竊集體耕牛和大型農具。所以對他的問題，按重要物件的政策來處理。如59年的投機倒把也列入退賠。他已經做了退賠思想準備，願意把可變賣的物質、母親的壽材，棉被，豬，及其他作價或變賣。”

至於盜牛犯王國洪，父親曾去聽審。我也找到記錄：“1963年8月和王正和去做竹子生意，虧了本，賣耕牛，400元，改假髮票，310元。楊玉庭、王正和，除牛行鄧某取10元，其餘三個人分，楊玉庭有一份（26元）；在宿淞周XX家住，改名張雪松；（盜賣過）小澗子一條大牯牛，大澗子一頭小牛等。”王國洪被公安局拘押後承認了基本事實，但是他不說把牛賣給誰了，只說在路上賣給牛販，不知道姓名。公安局長建議來一下政策攻勢，先進行政策教育，反省一天再審，他們估計大有文章，可能有一批盜牛案件在後面。（3月12日）

父親在四清小結裡對盜牛案也作出總結，此處先按下不表。

20日早上醒來，聽到明瓦沙沙響，父親說，還以為下雨了。原來是下雪粒子，後又轉為大雪，天氣很冷。正是油菜花開的季節，到處是嫩黃的油菜花和綠油油的麥苗，農民渴望下雨，哪知來了這樣一場大雪，大家感到一些惆悵。

雪中開了一天會，“會上大家對春節前一段工作，有了比較正確的估價，這次參加三級會議的幹部中，我隊的隊長思想轉變的最快最大，他的錯誤在大隊中也是最大的，已經到了蛻化變質，和地富搞在一起盜竊隊裡的耕牛，腐化地富的老婆……經過教育和群眾的壓力、揭露下，他主動交代了以上錯誤，其中除了腐化一事外，都是群眾未知的。”促使他這樣思想轉變的，父親總結有五條：1.幹部政策的力量；2.社員特別是貧下中農起來鬥爭的壓力；3.前一段所做的思想工作；4.王國洪被抓回來起到的作用；以及5.三級會議起的作用。

他們決定分頭準備，幫助四不清幹部“洗手洗澡擦背”，“狠狠揉他一下再解放他。”這些說法是那個年代特有的吧。（3月20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6 諸樣不懂

     這次集訓一共8天，從1965年的2月16日到23日，24日回村。動員、學文件、聽報告，討論形勢，討論工作方法，談體會談感想，總結，提意見，日程緊湊，看上去不是很順利，父親吳荻舟甚至大為感歎：“諸樣不懂得”，“天！為什麼偏聽偏信到如此呢？”“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理的人？”

（圖一：父親感歎“諸樣不懂得。”）

第一天聽江蘇省長歐陽惠林報告後討論，父親表示：“把引起思想混（亂）的原因推到人民文化低，不識字等，沒有把責任負起來。”（2月19日）

第二天又聽了彭真在北京市四清工作隊、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和江渭清在分團部的講話記錄。三個講話討論了兩天。正如集訓動員時父親所寫的，不論有什麼好的學習方針，問題在於如何聯繫實際。

各種矛盾凸顯。

2月21日晚上，總結前一段工作的時候，“張明聽到我提工作上有片面性，沒有把政策完整地交代給群眾和幹部（主要是對幹部形勢的估計），她未讓我把話說完（剛才開始），就說我是右傾，並說，有青年告訴她，我與王正和談時稱了‘50’個同志，也叫工作隊員倒水給他喝。”

王正和是當時的生產隊長，查出有“四不清”問題，不過定案後錯叫他退賠二三十斤糧，他曾叫冤。父親春節回北京前和他談話，告訴他如果群眾確認，可以考慮建議民主分配小組發回（錯誤叫他退賠的部分）。

群眾已經察覺錯誤，父親也已經告訴張勳南核實後可以不要他退賠。就是這樣一件工作上的事，也已經合情合理處理，父親不解，這與稱他“同志”有什麼關係？他又不是敵人。這樣正常的做法，卻有人暗地裡數他叫了多少聲“同志”，打小報告，片面彙報王正和“四不清”的問題，而“領導”也不給機會解釋，一些年輕幹部喝罵“四不清幹部”，“凶”他們，被父親阻止，由此就說父親態度軟弱，令四不清幹部“翹尾巴，要倒算”。

還有人打小報告說父親某天傳達檔讀了很久，父親寫道：“實際我讀完後還和他們談了兩隊間關於大壩水利的問題，提出了三個解決的方案。為什麼不瞭解清楚呢？我不會因此影響工作，也不為此和她們鬧，問題是想到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我難免想到她們只以為自己全對，一貫正確。”這好像是很小的事，可是很小的事也會被拿來上綱上線，還有些人陰陽怪氣，父親也不知道他們指的是什麼。父親承認自己“對黨內鬥爭的做法，分寸抓不好”。（2月21日）我想，這個大概才是癥結。

聽了彭真對17級以上幹部的講話，父親評：“好極了，對當前四清工作上亂得帶方向性的錯誤，說得很清楚。‘浮動亂鬥’，不要轉嗎？”

不過父親也有納罕的部分，“聽來不大對勁，但也說不上來”，“我總覺得，全國不平衡，還是要從實際出發。”父親說：大澗子工作隊“不像彭真同志說的‘二八開’。但個別問題是存在的。作為教育的鬥爭是必要的，但像鬥敵人那樣的鬥爭是要不得的，除非他已叛黨。”父親向包振英建議，“最好聽過的同志學習一下。也有不那麼對勁的，要澄清。”

除了從上而來的“不對勁”，據父親的日記看，下面也有“不對勁”。小四清退賠回來的錢財分配給群眾，增加了收入，群眾就認為搞四清只是增加經濟利益，結果一些不滿十四歲的小孩都出來掙工分，既放棄上學，又影響大人勞動。父親擔心在這樣的基礎上，離村前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可靠的、正確的領導核心。他是真心想改善農村基層情況，而且相信自己大方向是對的。（2月23日）

可是，接下來的幾天，父親挨了批評，承受了很大壓力，2月28日補記前面幾天的日記，字體也有些潦草了：“我的思想很震動，沒有弄通很多問題，加以，工作很緊張，我要把工作抓緊，每晚只睡四小時，11-12點才睡，4點左右醒來，反復地想張正同志對我的批評。”

張正對父親的意見：

1. 自以為是；
2. 不懂做群眾工作；
3. 沒有吃透黨的政策；
4. 對自己的錯誤不自覺，還把自己裝扮的很了不起，開口幫助人，一點不虛心向群眾學習；
5. 思想方法是繁瑣哲學的，羅列一堆現象，不能抓住本質去解決問題；
6. 對自己的錯誤，還不老實……

父親形容：“這些批評，像沸水從頭上淋下來。”

他做了檢討：“把目前農村尖銳的矛盾的解決，看成可以在發動群眾揭發四不清幹部的錯誤的基礎，加以我們對他們的正面教育，就可以了。忽略了對幹部鬥爭的一面。沒把階級鬥爭這個綱吃透，鬥爭這一面放鬆了，而錯誤地片面地對幹部表示熱情，過早地表示熱情，引起他們翹尾巴。這是不懂辯證法。聽了張同志在分團集訓中介紹鈐塘工作經驗報告對幹部的做法，打得狠，使他們思想受到振（震）動後，改過來，就越是感激黨對他的挽救。才認識到我過去對幹部的態度的錯誤。”

集訓結束後，3月1日隊委來檢查父親所在西隊工作，父親表示誠懇接受張正的批評，然後請大家進一步提意見。“我發言後，大家提意見。張勳南先談，他自己檢查了一下，轉到對工作提意見。對我的檢查表示同意。然後由小黃、張英蘭、甲生、盤松相繼提意見。從總的看，提的意見很少，不夠深刻。”

會議主持者叫大家不要做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父親的。可是對於有關工作組組員因不滿父親的領導，紛紛要離組的反映，張盤松還是澄清：“我只說組內少一兩個人也可以，誰說有人不滿要離組呢？”

父親回想起從鈐塘回來時張英蘭告訴他的話：“張英蘭說，這次（在句容學習時）小黃把我說‘工分錯誤’記成‘工作錯誤’，我曾向小黃提醒，吳說，不要改，沒人看的。”還有人在鈐塘警告張英蘭：“這是黨性問題，要堅持。”父親說：“我聽了一頭霧水，這是什麼意思？”“從今天的檢查，大家提的只是一些小問題，我除接受那些（張正提的）幾點批評本身外，對他們指的例子，是有保留的。”

據父親記載，“會後，張勳南情緒不好，覺得反映情況既不確（切）又不加分析，一定是小黃和英蘭搞起來的風波。為什麼？”

會前，上級一再找工作組組員談話，解除他們的顧慮，讓他們給父親提意見，父親說：“為什麼又沒有什麼意見呢？真不懂。我還是不理這些，還是把工作做好，向黨的任務負責，其他什麼風雨也不管，我沒有什麼對不起黨的地方。”父親認為，說這些不嚴肅、不負責的話，是一個起碼的為人品質的問題。

（圖二：父親挨批評背後似是有一連串小動作。）

看到這裡，我聞到一股“整人”的味道，有些人好像一有機會就想整人，遑論與人為善，治病救人。這是一種父親不屑的風氣，作為對照，我看到此時的他竟在關注貧協籌備組成員能不能在第二天的群眾大會上經受住大家的批評，“這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生活”。父親說：“群眾工作的複雜，是不易預料的。”他“召集他們晚上開會，採取輕鬆的辦法，效果很好，有說有笑地互相提了意見，解除芥蒂，情緒很高，各自保證把缺點改掉。”（3月1日）

第二天開會，群眾給籌備組成員提意見，父子、夫妻、兄弟互相提意見，發言達三十多人次，最後他們都表態，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還有丈夫給老婆“提意見”，要她提早燒飯好早出勤，搞好集體生產。父親說：“真有趣！”（3月2日）

下一段的工作部署，已經安排到3月下旬，細緻到每一小段和每個會的目的和細節。父親說近來群眾思想提高很快，積極分子在春節期間也做了不少群眾工作。他說：“這說明，我們只要再做兩三個月，是可以放心了。”（3月3日）

雖然父親背負著右傾的批評，但是回到基層群眾工作中他又表現出他的能幹，工作順利，群眾特別是積極分子漸漸學會解決內部矛盾。

父親寫到：“我的情緒逐漸恢復了，睡眠開始正常了。我鍛煉自己，接受善意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次）‘偏聽偏信’誇大我的缺點的一次對我的思想存在右的缺點的批判。讓我的工作來最後回答這樣的一個不很適當的批評。”

所幸，他說：“這兩天許多事例不攻自破了，比如吳似乎指我給幹部誤解了‘23’，引起幹部翹尾巴。中午我和吳找王正和談，吳問，你聽了‘23’哪一條印象最深？他回答，我告訴他退賠不能馬虎，要交代好，還要群眾同意。這點，他並不覺得寬了呀！”

還有人反映包振英說父親不接受他的工作檢查，事實是，據張勳南說，包並未來檢查，父親也未見到包來檢查，父親說：“相反，我們向他彙報和談起時，他對張（和對我）都是說，我對隊的工作是放心的。我什麼時候不讓他來檢查工作呢？”父親還說：“對老吳，我也沒有什麼不滿他的領導，我過去有一段時間，因考慮到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少單獨向吳彙報工作和請示，經明確後，我就改變，看來，這點對吳還是很必要的，在我來說也是必要的，他工作經驗的確比我好、多。”（3月4日）

3月5日晚上討論，據父親記載，“有思想深度，有理論深度。發言人數有增加，地富子女也發言了。”

有意思的是，地富子女說，他們的父親不僅剝削貧下中農，也剝削自己的親戚。這就是他們的發言：“過去農民下地連草鞋也穿不上，現在穿鞋襪下地，比過去是好的多了。”“毛老頭子（主席）對我比我父親還對我好照顧，我分家時，父親只給我兩斤米，當時，一天也不夠吃。這次小四清，改變了我的超支戶，還給了我救濟，穿上新棉衣褲，說起當年我敲鑼（唱花鼓戲）討過飯，7歲起就幫工到解放，解放後我就變了‘老闆’不再要幫工了。”

討論中父親聽到有人把群眾個人的家庭副業也說是資本主義道路，要“反”，父親說：“我除了把這些和走資本主義道路區別外，還把規定中的七、八、九條政策界線念、解了一次，也指出個（別人）想圖利的思想是不好的，但今後不搞就是了。”那時候他們的設想是：搞好了集體經濟，收入多了，就不用做小買賣了。（3 月5日）

父親在黨小組會上要求搞清楚上次對他的批評裡一些不符合實際的事例，他也記下了一些開會情況：“討論中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整社員群眾談得很清楚。”他形容貧下中農發言很生動： “上樑是幹部，中梁是中農，下樑是貧下中農，上樑不正，中下樑都要歪了，集體就要垮了。”“當權派，他們解釋為為頭的，帶頭搞資本主義的。”貧協籌備小組組長舉了自己想賺幾個錢的例子：他“販賣過一擔番茄，結果是柿子爛了，本失了（虧本了），走累死了，工分沒了，還把帽子丟了。結論是說群眾走不成資本主義，黨的政策不反社員群眾是對的。他說幹部和四類分子有來往，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可以長途販運。群眾什麼路也沒有，走什麼資本主義的路呢？”

討論會後，貧籌開了一個會，解決了一些內部矛盾，還把貸款分配到戶。“我們有意識地強調有什麼小矛盾到會裡評理，最近他們在田頭、工地、屋邊的小吵不見了，一吵，就說到會裡談。這樣，慢慢把會的威信提高了，使他們慢慢懂得運用集體和民主來解決小矛盾。”（3月6日）這就是父親努力要達成的“思想建設”吧，令我聯想到在抗日戰爭時期（1938-1945）他們在演劇隊裡實行的民主生活，算一算，已經過去二、三十年。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四清運動

5 京城寒潮

1965年1月29日，父親吳荻舟一行再次來到南京，一萬多名四清幹部分乘火車回京過春節。父親抓緊半天時間逛了夫子廟、秦淮河以及周邊舊巷，歎息那些風流文士詩詞歌賦寫的秦淮河多麽使人嚮往，而現實中污泥滿河床，雖然經過整治修通長江水，仍然發出惡臭。他買了一盆羅漢竹，取義“竹莖中空，人要謙虛”，“謙虛使人進步……”

上火車後晃蕩了一夜，沒法寫字也沒有睡好，父親靜靜地回憶，30日到家後補記了離村前和積極分子以及幹部談話的情況。他給積極分子做工作，要大家按照《二十三條》所定：退賠不能馬馬虎虎，也要合情合理，問題不大，交代又好的幹部，經過群眾的同意，可以減、緩、免。他和隊長王正和談了三點：“1小四清你不好好交代，群眾揭發才被迫承認，大四清如不好好交代，企圖混是混不過去的。要考慮自己的前途，也要考慮全家的生活。2要對生產負起責任，最近你消極怠工，不安排生產勞動。3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四不清，嚴重喪失立場。只要改，只要交待，還是好的。黨和群眾會團結你。不要在四清幹部離村後對群眾打擊報復。”父親說：“他保證不會（打擊報復）。”（1月30日）

1月31日，父親上午探望朋友和聽李一氓做國際形勢報告，報告重點1赫魯曉夫和現在的蘇共領導同是修正主義，但，前者做法和口講一致，後者是假團結真破裂的，更使人的，我們還要發表文章來揭露，2東南亞，重點是亞非的獨立，只是有向左向迷亂右的自己基礎，因為他們取得獨立了，但，走什麼路，現在不能看死。我們支援是為了培養民族主義的進步力量。

中午父親在家休息，下午去外辦和大家見面，看電影，晚上回家吃飯後，又去晚會，他說“晚會開的無精打采，看來有點形式主義。”

臨睡前，母親對他談起“夏（文化部夏衍）是代表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1]”，父親寫道:這真是使人大吃一驚。他想像不出來，“這樣的分子高踞在文化部十多年，遺害性（危害性）該多大！”（1月31日）

2月1日，兩位在鈐塘搞四清的同事王、朱到家坐了半小時，他們對工作評價很高，可是父親寫道：“在句容時，我聽到打了12只大老虎，當時我以為每人至少千元、千斤糧以上，這次瞭解只有千斤左右的糧，折80-100元，這樣，作為大老虎來打，是否過了呢？又說大小鬥爭搞了4-50次，這也似乎緊張了一些。對照《二十三條》，這是不適當的。不全面、甚至有意的不馬上向幹部交代政策底，也是不適當的。是不是任何人都有只揀好的講呢？這是不對的，這樣做，對領導是欺騙，是要引導領導犯錯誤的。”

這天是年三十，但是父親先要去聽彭真的報告錄音，晚上又在“東來順”宴請《經濟導報》十六人，然後才回家吃家裡的年夜飯。他提到：“我特地買了酒”，“日子過得真快，我和瓊的戀愛記憶猶新”，現在有的孩子已經在談戀愛了。（2月1日）

父親瞭解到母親的單位中影公司也有一些事非，工作很重，母親感覺疲倦。晚上臨睡他還在和母親談心。他寫道：“我覺得她一片好心，就是急躁，對人的要求，主觀上認為出發點沒錯，不必講求方式，結果是落得一個‘不平等對人’的批評”。父親相信她是真心待人，沒有不平等待人的自覺思想，被誤會了。父親為她難受，也擔心她。

從父親的日記裡看到，他送二哥住院割扁桃腺，帶我和妹妹去逛街，說是“還”我們的願。

（圖一：父母有一天從西單走路回家，就是這段西長安街。1965年，從東向西看，四座突出的高大建築從左向右分別是廣播大廈、工會大樓、京西賓館和路北的軍事博物館。依稀可見殘破的城牆。路北有順城街、北鬧市口、大沙果小沙果胡同等。從廣播大廈向南拐再走一站地就到我家。一路上所談話題十分沉重。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以往每逢過年，父親都會到各家拜年，但也有“繁文縟節”的煩惱。這年中央號召不搞“拜年”，加之政治氣氛壓抑，他本以為不會有人來了，結果先是住在同一個大院的諸華、鄧強和吳凡吾來了，然後邵良、樓適夷夫婦等先後都來了，於是父親也到各家跑了一圈。

關於各人談到的整風情況，父親寫道，他不敢相信，那些老幹部竟犯了這樣的大錯誤？聽說“有的是歷史地犯錯誤，反黨反主席的，有的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二十三條》裡說‘重點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南京學習時，還沒有真正懂，聽到這些，才真的懂了。”他還想起過去曾有同事引經據典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資本主義的復辟是必然的。父親當時不同意：這不是唯心論嗎？社會不是發展的而是迴圈的了？現在黨內卻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2月4日）

邵良伯伯來的時候和父親談到“檢查船舶設計上的資本主義思想”，他說他過去講過“設計90，製作10”，“這是錯誤的提法，是專家思想，抹殺了勞動人民的功績，把工程師、專家的作用估價高了。其實，設計到完成，是經過無數次失敗、修改、再創造的過程的。從歷史來看，科學上的任何成就都是由於無數代勞動人民對自然的改造和勞動的經驗的積累的結果，專家不過是繼承了前人的勞動成果，加以綜合、發揮、當然也有創造的部分。”況且他的設計，“絕對不可能一代就過關，又加上勞動者的實踐、再實踐，才完成的。”

隔幾天父母去回訪，邵對交通部工作安排有情緒，父親寫道：“內部矛盾真多。他的愛人也有情緒，沒有工作，可能對我沒給她介紹工作，有意見。其實，去年登記外語人才時，我確實代她登記了，沒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2月7日）

我很難評估回京期間接收到的資訊，對父親的思想以及後續的四清工作有什麼影響。不過父親自年少便接受了平等、自由、憲政的主張，啟蒙他的是鄧子恢這樣他欽佩愛戴的理想人物，加上他本性善良慈悲，關注底層人民疾苦，即使看到黨內分歧，感到震驚，切身體會到實現理想之難，我估計他仍會堅守與人為善和實事求是的一貫做法。正如2月9日這天他的日記所寫：“強調徹底革命，但，要從具體實際出發，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可歎以君子之心，難以想像人會複雜到什麼程度，政治鬥爭又會殘酷到什麼程度。

這天他們坐火車離京，在車上談了很多工作的問題。

（圖二：父親囑咐自己不要人云亦云，多做調查研究。）

到了南京，有一天自由活動時間。部分人想去夫子廟但是不認識路，父親送他們去到那裡自己再返回，在駐地花一角錢買了一碗鴨血湯，他寫道：“真價廉物美。”

然後他和其他人到莫愁湖一遊。據他描述：“湖很大，顯然是解放後整理過的，設計得很不錯，開曠而不落俗，有古建築一座，小山連綿，遍植各種植物。湖中有小島，島上有亭榭，我們沒有去，有船租，湖的周圍還在綠化中，還有一二處興建亭榭。”父親還寫道：“本想去看看中央軍人監獄，據說已經炮毀，我在湖中小山遠望不見，原來，它在江東門，距莫愁湖尚有一站多路。”父親此次與他曾經坐牢近八年之久的中央軍人監獄擦身而過，下一次來到，已經是二十年後。

回程，父親和趙姓同事去了中央市場，“酒座小酌啤酒，兩碟小菜，一共才一元”。父親向他瞭解大東崗的四清情況，他寫：“看來也差不多，也沒有發現瞞產私分，大四清的材料也不多，積極分子才七八人。打過人，工作隊也粗暴過。估計四月中可完成離村。看來我隊並不落後於彼。”

晚上沒有活動，大家在臥室聊天，談到參加集訓，父親說感覺到一種偏激的情緒主張不參加集訓，認為江蘇省江渭清之前講話時對過去批評他右傾有意見，如果去參加集訓，不可能得到正確的中央精神，對今後的工作還可能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父親說，他覺得可以“一分為二”。如果去，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起一點正面的作用。（2月10日）

回到小澗子，父親在大隊部聽到反映說，在他們離村期間，地方領導右傾，恢復了隊長的領導權，引起積極分子和貧下中農思想混亂。還有人傳會收回自留地，群眾放棄自留地管理，不除草，不下肥。

父親建議1.向群眾講清楚23條的精神，2.堅決宣佈不搞（收回）自留地，3.不讓幹部翹尾巴。

晚上開會，決定還是參加集訓，要抓生產。父親擔心：“積極分子中能抓生產的少，將來新的隊委怎樣安排。”（2月11日）

他們需要為當年“達到600斤以上的口糧而奮鬥。”（2月12日）

父親比較多考慮實際問題，恐怕這也是說他“右”的一個原因。

2月13日，“晴，暖轉涼，下午有風”，一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上午東隊來談辦民校，下午和吳凡吾去鈐塘見了張正，“他同意我們去集訓”，也同意大四清的安排：大四清（包括退賠）的時間，對敵鬥爭，組織建設及總結，準備離村等，談了新的隊委名單，作為培養的目標。下午做積極分子工作，晚上做婦女工作後又參加積極分子的會議。11點半才休息。（2月13日）

2月15日，在雨中他們離村去集訓，父親記述：泥濘很深，難走極了。我的行李張勳南挑了，我提了一些。晚上六點多就睡了。

這位在父親的筆記裡反復出現的張勳南，對父親給與了極大支持和幫助，十分感謝啊。

第一本日記的最後一頁，有父親的“體會”，大概是為集訓所作準備吧：

1. 政策必須交透（講雙十條）。
2. 交待政策要與具體鬥爭結合，才能使群眾他們領會和掌握政策（公佈工分賬，講分配政策和六十條中關於公分的一些規定）。
3. 支援群眾、提高群眾當家做主和帶他們一起工作。

通過鬥爭發動群眾是最有效的（三個戰役）。

4. 四清（政、經、組、思）在運動中不能只講經濟上的四不清，要不斷把四不清幹部的四不清講透，這樣既教育了四不清幹部，打掉了四不清幹部的威風，也發動了群眾，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公佈錢賬）。
5. 工作的深入是逐步來的，要根據群眾的覺悟，不斷放手，減少代替，來檢驗群眾的覺悟。
6. 工、錢、糧的公佈與群眾的覺悟（序不能倒）。
7. 傳達檔要針對群眾反映，決定重點。

集訓動員時說學習重點擺在1.形式性質，2.標準，3.工作方法，4.幹部政策，5.建設，6.工作態度、思想方法。學習方針是暢所欲言，全面地、正確地、完整地學好23條。父親認為：“這些都是對的，但，我覺得問題在結合實際時，對今後工作怎樣要求，和是否肯定反右以後這段工作上的具體做法。”

下面是父親一些集訓記錄：

“動員後讀了‘23’和彭真在北京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一次讀了彭真的講話，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工作。1.過去對幹部的形勢（認識）是籠統的，尤其在農機廠學習時，聽到很多關於幹部的消極情況後，進村是比較緊張的，因此，在一段時間，我們根本不敢接近幹部，不去理幹部，2.因此，在摸了一段時間，雖然看到一些幹部比較好，也不敢解放他們，更不敢依靠他們。”

“怕右的思想是比較突出。”

“分團佈置下一段的工作‘大隊活動為主，運動在大隊，細緻的思想工作在生產隊’。（我）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否則很難設想依靠多數幹部的問題。”（2月16日）

討論形勢和性質，“形勢大好與階級鬥爭嚴重並不矛盾。但，也不能不看到具體的社、隊的情況不同，所以什麼工作，都要摸清情況後，從具體的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2月17日）

結合前一段工作討論工作方法，“我覺得，我在前一段工作上發動群眾上，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形勢的。但，在思想教育、即深入細緻的工作（對幹部和群眾）是不夠的。如果要改，就要補這方面的缺點。因此，我曾說過我們錯了，有了工作上的片面性。即多注意到組織發動，忽略了思想動員。”（2月18日）

[1]網路資料顯示，文化部整風從1963年開始，1965年元旦，副部長陳荒煤檢討：“電影已經形成一條完整地、系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頑強地對抗黨的文藝方針，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夏衍、齊燕銘和陳荒煤被免職，扣上“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4 “由我負責”

1965年1月10日，張政傳達中央會議精神後，不知是誰向張政反映，父親吳荻舟對群眾講了六個鐘頭話（兩個晚上）。父親寫道：“（當時）被評為好經驗，今天又被評為要吸收的教訓。”“反映有出入，我也解釋了兩句。反正，大家提了，就作為教訓，提高注意，短點，再短點，集中突出問題，這無論如何是對的！”（1月10日）

父親還是秉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其實他已看到分歧越來越明顯：“從包的傳達中，使我意味到，分團（或者是總團部）的意見，和張政同志傳達的及他自己設想的做法有分歧。張的精神，更接近中央的，是按照‘解放群眾，打大老虎’的方針。中央一再說，這是一次群眾革命運動。沒有群眾運動，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勝利。中央說，不要依靠工作隊，要發動群眾，由群眾自己起來擔任自己的解放，自己來搞這個運動。”（1月12日）

和年輕人漫無邊際地聊天他也受到震動：“他們雖是積極分子，是目前貧下中農中較好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們落後得使你不敢相信。他們談虎色變地談了當地觀音廟許多爛泥菩薩‘靈’到出奇。這和我的老家在五四時的情況相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是二十年代，現在是七十年代了（應是“六十年代”的筆誤），相差五十年呀！一是解放前三十年，一是解放後十五年呀！聊天中，還談了許多關於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問題。”“他們提出來要每晚都談談，我覺得這是階級覺悟的表現，要求進步，當然好，我同意了。最後他們暴露分配上的思想。”

（圖一：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積極分子排隊第一名笪發高的優缺點，後面還有王國英、王玉才、丁文才、丁志英、陳發貴、芷德貴等。）

“我們估計，在目前群眾思想基礎下，必然會有以下問題產生：1為了擴大生產和再生產，提留數額與分配數額之間的矛盾，群眾一般地說是照顧到眼前多分的，2照顧困難戶的問題，尤其對有些有點小偷小摸，或不好好勞動，不好好安排生活引起困難的貧下中農，如不從階級路線階級友愛，以及不從改造和教育那些本身有缺點的貧下中農來看問題，思想是不易通的，3對四不清幹部的退賠問題，群眾有一種傾向，‘清洗退賠’的要求。這個要求有兩個思想基礎，一是對四不清幹部的憎恨，恨不得把他們的皮都剝下來，一是馬上分點果實要過年，也有不信任幹部的退賠計畫的，他們今天看不到將來新的正確的領導，看不到新的、運動後的情況，以‘現在的、隊內的不可信任’的現象來衡量將來。”

“在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過程中，出現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距離，一些矛盾，是必然的，必要的，問題是如何不斷地說服他們，即是如何提高他們。”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面對只有28戶社員的西隊生產隊這只“小麻雀”，父親雖有八年坐牢，八年抗戰，和香港十四年統戰工作的經驗，卻是一點不敢怠慢，數不清他和群眾開了多少次會，和多少人談過多少次話，對四不清幹部做了多少細緻工作。

“一部分青年組員，看不到農民和城市工人之間的差別，因此，看到他們開會時的散漫，和人和事之間的關係糾纏在一起的那種不健康的必然存在的問題，有一兩位同志，對會場上的一些現象，有不耐煩，甚至有失望感，張英蘭甚至不耐煩到跑出會場，放下記錄，去給群眾抱小孩。我看到，當時也有點覺得她們這樣不對，但，一想，她們有的是團員，有的還是群眾，她們不懂政策，她們可能覺得我們讓四不清幹部申辯和算細帳，是對他們過寬了吧，其實，這是政策上明白規定的，三允許，三對口，三定，這是黨對問題的傳統態度，既不能寬放一個壞人，壞事，也不能錯定一個壞人，壞事。”（1月15日）

“他們和她們（年輕組員）已開始主動去解決問題，經過我們和他們研究和決定後，都能分頭去串聯醞釀，取得全隊群眾一致的意見，關於如何搞好生產方面，現在四不清幹部採取怠工態度，他們也主動摃（扛）起來了。”（1月16日）

外辦同事諸華來找父親，談丁志英與東隊的芷聖勇打架的事。父親聽後說：你瞭解的情況和我瞭解的不同。諸華“堅持了三次，打斷我的話”，父親最後說，我是當場看到的，你知道的是後一段，開始是芷先罵丁，丁去理論，芷摔了丁，才引起衝突的。諸華聽了自嘲：“主觀主義真害人”。父親告訴她，“先別急於處理，讓雙方冷靜一下，他們都是積極分子，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吵，我們也不能這樣一件件來解決這些個打架、吵架的問題。”（1月17日）

父親還在幫助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困難戶”爭取多一些公益照顧糧的同時，要他們檢查自己，定出今後生活的計畫，爭取以後不要照顧。（1月18日）

“公佈分配方案”的帳目返工三次都沒有搞好，打亂了原有計劃，而且父親他們要去南京開六天會，於是他在積極分子擴大會上把準備好的詳細發言提綱談了一下，佈置再次核實帳目，延後一天公佈，在他們去南京期間總結一下入村以來的工作，他還說：“我對此一無經驗，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希望大家為了下一段工作暢所欲言。”（1月20日）

（圖二：“由我負責”！多麼有擔當的父親啊。）

他這樣說，實在有難以預測的風險。通讀父親的四清日記至此，時間剛剛過半。只能說，太不容易。首先，黨內高層嚴重分歧，父親卻想“恰如其分”地搞好四清運動，我看到他的左右為難；二，他不是“老運動員”，恪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老運動員”已經難得有真心話；三，農民群眾有吵吵爭爭的普遍風氣，鬧情緒，鬧糾紛，都要幫助排解；四，北京來的幹部水準有高有低卻都自視很高，有的急躁，有的很“左”，有的還慣於放暗箭。就像父親說的：“各人都有許多毛病，真不是個別問題，而且毛病中，最普遍的是‘老毛病永遠不變’”（11月20日）。

再說父親一行從句容來到南京開會，下榻江蘇飯店。第二天，他們看到中央關於社教運動一些問題的討論紀要，似乎解答了很多疑問，又似乎增加了更多疑問。

父親回想自己參加四清是“抱著一面改造客觀，一面改造主觀世界，同時抱著搞實驗田的思想，不怕犯錯誤。也認為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這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到了具體工作的生產隊，我的思想有這樣的矛盾，鬥爭的方法是粗點好還是細點好，是火辣好和嚴肅好，對幹部是冷好，不理好，還是挽救的，熱情的好，鬥經濟還是清思想好？這一進村就為這些在傷腦筋。尤其聽到張政同志關於入村做法的安排，一再強調來一個偏面性（片面性）後，更加混亂。我的做法，是和他的有些不同的。我對他的做法，認為是求速效的，我的是文火燉熟的。當他的方法，收到速效時，許多同志開始覺得要學了，我也開始考慮是不是右了。到了清工分的說理鬥爭會時，我開始考慮，還是不追趕，一方面按照隊部的佈置，進行宣傳攻勢（這是張政的方案），擴大群眾的政治思想教育，個別紮根串連，一面確定通過當年四清的三個公開帳目的說理鬥爭會，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形成階級隊伍。我們的預計是在當年四清結束時，初步出現有核心的階級隊伍，和孤立四不清的主要幹部。”“另外，我們一面發動群眾擠四不清幹部交代，一面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批評和幫四不清幹部交代，和提高他們的覺悟，但，這個工作，對四清的主動交代沒有起到‘預計’的效果，很多問題還是群眾揭出來的。但，有一點，幹部在對四清運動的認識上，不敢採取像有些地方的幹部一樣頑抗和破壞的態度。”“最後在糧賬公佈時，我全面地把主要幹部（隊長）的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資本主義的、腐朽骯髒的臭思想和行為，做到進一步的宣傳（在公佈錢賬時，為了鼓勵和壯大群眾揭露的膽子，在幹部出來交代時，向群眾宣佈過一次，這一次是他在場，當著他的面揭他的臭蓋子，說明他成分雖好，過去勞動也不錯，當了多年幹部，入了黨，但，在四類分子的拉和誘、及自己墮落變化的結果，已變成一個忘本的、變質的壞幹部）的醜、髒臉貌，畫了一個輪廓，結果是群眾男男女女都發言，揭露68條大小四清的問題。”“現在看來，速度也不慢。和《二十三條》對照，方法還是基本上對頭的，當然也有缺點。比方，我們較多的集體教育和活動，個別的細緻深入的工作較少，因此，群眾積極分子的階級覺悟的提高的品質就不夠高標準。而且，今天存在著的核心力量是不夠堅強的，正是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今天開始學習檔，在一部分同志（東城組，二三十人）的發言中，而且相當多數，似乎對上次反右傾時對過去江蘇四清運動的評價‘打了一場敗仗’，要翻案。他們的依據是中央文件（《二十三條》）肯定四大方面的大好形勢是由於四清運動（共三條，這是第一條）……來的。既肯定成熟，就不能說失敗。有趣，各取所需到這個程度。一點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都沒有。”“我與北京來的同志，暫時不發言，聽完他們的話再考慮怎樣說。”（1月21日）

在會議期間聽到、看到的各地情況，供父親做了橫向比較：“下午繼續討論方法，大家在結合本身工作時，談到許多違反政策的做法，張明組裡的查封經驗，打人，罵人，推人出場，以及小東崗上四不清幹部的當，把假鬥爭當做真鬥爭，還堅不承認錯誤，老吳錯把假積極分子，當積極分子，以及小澗子也有打人的粗暴做法，這些，引起我的警惕。在公佈糧賬時，小黃小張的不耐煩、不讓幹部申辯，也是一種粗暴，我當時就批評了。”“晚上總團部召開分團以上（會議），我和北京來的其他三位司局長幹部也參加。”“會上總團長歐陽省長，說中央決定公佈《二十三條》，並說，可能有人又要180°地轉彎了。有人說這一佈告將使幹部翹尾巴，擔心被動。我檢查了一下，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缺點，但，不至要180°轉彎，不至有什麼被動。”（1月23日）

聽江渭清[1]報告：“我覺得報告中有一股氣在出。為什麼呢？說‘過去的工作是失敗了，中央哪裡提到呢？’‘失敗了，又為什麼說便於取得更大的勝利呢？既說更大的勝利，就是說過去也是勝利的。’我認為這是不錯的，但，要具體分析，應該是有個別的、或一個地區的工作是會有失敗和勝利的。也要承認，在失敗的地區的工作，也有正面的作用。比如退賠處理沒有搞，對壞幹部沒有換，正確的領導未建立的社、隊，在這方面是失敗的。相反夠六條標準的，就是勝利的。”

後來父親在發言時提了兩點感想：“1這次學習文件和聽了報告，雖然對照一下，在鎮江學習和反右後，到句容搞了一個多月的工作，由於認識上對形勢和性質有片面性，出了一些偏差，但，從總的說，情況還是好的，偏差只是個別社有，隊有，甚至是生產隊有，而且也只在個別的問題上有，因此不應再來一個大轉彎，回到原來的做法上去，2我們這個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裡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由於沒有（世界上）這樣的先例，過去強調還是在種試驗田，可以百花齊放，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因此出現過桃源式，小站式，廣東型，貴州型……等等，有疾風驟雨式的，有精雕細刻的等等，但，經過62-64年這一段時間的摸索，中央已經從中總結出像這樣（《二十三條》）的經驗，我認為這是比較（至少在現階段來說是）完整的，最好的做法了，更符合客觀地估計了運動的成績，估計了各條戰線所出現的大好形勢，明確地指出了運動的性質，和指出了更正確的發動群眾的工作方法和隊幹部的認識和態度。”（1月24日）

總結對生產隊幹部的態度：“我在這方面的指導思想基本是明確的：好的幹部是大多數，社教工作是挽救幹部，不是打擊幹部。同時，我們的鬥爭目的是打掉幹部的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因此，我在工作上沒有大轟大嗡，沒有把幹部對立起來鬥，更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們‘劃邊’，只對三個主要幹部（實際只有兩個）要求高點，我和他們談話基本是嚴肅、積極、熱情的。沒有大聲罵過，更沒有打過，張要餓會計飯，我也及時阻止了。青年和積極分子對幹部說理、揭露時，要幹部站，我是在中途要他坐下來談，青年不滿讓他申訴，我是允許的，還在會後，講給青年工作人員聽。退賠時，積極分子過分要求連衣服什麼都要賣掉當掉來退，我告訴他們退是要退的，但，還是要讓他們活得下去，除一個豬讓他賣掉退賠外，沒有動他的浮財，允許他提退賠計畫，限制以後的預支，這樣只降低他的生活標準，沒有絕他的炊。這是右嗎？”

父親也檢查了一些缺點，比如他們開過三次全體社員會公佈帳目，會上鬥爭隊長，叫他交代，當他交代不徹底，“群眾起來壓他時，喉嚨粗了”，群眾有時不讓他申辯，但是四清幹部沒有當場阻止群眾過火的做法，以免給群眾潑冷水。在隊長主張分田時，還說他“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做法，提高來說，這是要搞垮社會主義，搞垮公社，這是反革命行為，你是黨員，這是反黨的做法，性質是嚴重的，你要好好交代！”

根據父親的日記，那次張政傳達完中央工作會議對四清的意見後，說他要再來一個偏面性的做法，剪辮子。沒幾天，他就在鈐塘搞了一場打老虎的大鬥爭會，還吸收了大澗子大隊的幾個生產隊去聽，那些積極分子回來後就逼著父親照辦，要把張廟公社南崗大隊和鈐塘大隊的幹部調來鬥，他們組裡的青年也說要趕上去。父親說，慢慢來，沒有讓他們“趕”。（1月25日）

南京那幾天的會議越開越緊張，最後簡直覺得全部錯了，馬上要糾偏，認錯。有的地方情節還挺嚴重，“打人，綁人，吊人，一個多月死了幾十個人，還有一些餓飯，疲勞轟炸，變相禁閉，通宵不准回家。急如星火地要各隊派人回去糾偏。”（1月26日）

1月26日下午父親一行回村，晚上開了兩個會，一個是向群眾告別會——他們將回北京過春節，一個是傳達會議精神和《二十三條》。

（圖三：另一本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隊長王正和1月27日晚的表態。還寫著一個問題：“為什麼說農民中以貧農下中農是最革命的，但，農民和工人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工人才是最先進革命？”這是父親在一次黨課學習時提出的問題[2]，討論要丟掉哪些東西才能趕上無產階級？）

雖然處在疾風暴雨中，父親保持著良好心態。1月28日一早，向社員辭行後他走上山崗：“在小澗子背後的山崗上，剛出的太陽，浸在帶著濃重的雨雲的雲海，對面山崗上是一列茅屋和一堆灌木叢，太陽夾在中間，一幅非常美的畫，這時遠處有小雨霧，更覺得深厚和含蓄。”（1月28日）

[1] 江渭清：360百科稱，1956年起，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江蘇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1959年任江蘇省政協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

[2]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及黨的階級成分：69%是農民，工人只佔14%。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3 徹底三查

經過一個多月對四清幹部的先期培訓，父親吳荻舟有個印象：“這幾年來，農村幹部變得厲害，這些都是四清運動的骨幹，還是這樣，那一般的公社幹部就可觀了。和平演變的嚴重，階級鬥爭的尖銳，進一步體會到了。我們決定好好整理一下這個隊伍，採取嚴肅的、高標準的思想批判。必要時也淘汰一些，據說江蘇的基層幹部，從未好好的搞過思想工作，許多人經過兩天的三查感到，這次才想到這是革命。思想震動很大，有的哭了。貪污腐化，失立場，敵我不分，退坡思想，不願當幹部，想單幹，走個人主義的道路。這是這兩天三查中出現的相當普遍的思想情況。”（12月2日）

三查的做法，就是要參加四清的地方幹部一個個檢查自己。通不過就掛起來，再檢查，直到通過為止。那麼這些四清運動的骨幹為什麼給父親留下“變得厲害”的印象呢？

“今天副組長三查，談得很不徹底，將近三個小時的自我檢查中，平擺大小問題，沒有一個中心，覺得他十多年的工作，有時原則性很強，有時又完全沒有原則，兩種思想，正確的，錯誤的，始終在矛盾著，所以大家聽了，都說看不出是個什麼問題，既不敢說這位同志好，也不敢說這位同志壞。是，我覺得，沒有問題、提不出問題中（其實）最突出的就是一個問題，沒有確立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沒有一貫的、鮮明的指導思想，像牆頭草左右搖擺，而從總的看起來，右的是主要的。他的許多處理問題的方法，是非政治性的，沒有階級觀點和階級路線的。比如他處理廠和公社群眾的矛盾，採取宴請公社幹部的辦法，不檢查一下，群眾和廠之間的矛盾是什麼原因，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不從做好群眾工作來解決矛盾，卻宴請幹部，希望幹部來管管群眾。又如，廠的領導和專業學生（蠶桑研究學校學生和蠶種場的業務領導之間）的矛盾，不從做好學生的整治工作，卻抬出縣長來‘示威’，即讓貪吃的副縣長住到廠裡來，顯示顯示，企圖籍此‘鎮壓’學生。結果是多吃多占了12元。但，有些事情處理得很有原則性，比如，兒子籍他同意修理自己的屋子，套買了80根松木，賣掉了50根，他發覺了，不但把80根松木全送回公社，還按章補了被賣掉的50根木料的稅。而且還批了兒子一輪，這是很有原則性的。”

晚上第二次查朱XX。父親發言提出兩點，“一點是特權思想突出，不但多吃多占，而且，濫用職權（超規定批了五萬多斤的飼料和糧食），公私不分…要進一步檢查。二，革命的決心問題，指出他逃跑，做了一次逃兵，怕死，個人第一…要他進一步就這兩方面檢查，提高來批判。”（12月4日）

“今天張XX三查，自檢出來的問題十分嚴重，而問題不在多吃多占，投機謀利，官僚主義致使國家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主要還在於他政治上與資產階級和平共處，他是商業局助理，分工管四類和不法資本家，但，資產階級倡狂到把市場管理的招牌丟到廁所裡，也不加以鬥爭處理，輕說幾句就算了。本人出身就是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布店當二把手。入黨是54年，入黨後就在內貿部門工作，思想並沒有入黨，一直是和私方人員混在一起，向私商經理借錢，稱同志，一桌子吃飯，開後門……這就嚴重了。”（12月5日）

最後一天三查：“晚上開一個團結會，大家談談心得，舒暢一下心情，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次批評提得很多，個別同志免不了有些受不了，比如丁國榮同志，拖到最後才結束，掛了好幾天，看情緒就有疙瘩。原來計畫沒有。

按計劃完成了，三查品質不低，根子挖得深，團結會也開得好。最後張明的發言也不錯，提出了1實事求是的寫總結，2經驗，從幾位三查的同志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當忘記階級苦（包括忘記自己的苦），困難時，勝利（順利）時和失敗時，最容易犯錯誤，這是對的。

丁國榮從開會到我發言，都不講話，連笑容也沒有，我看不對頭，所以才決定講話。首先我強調了一下這次團部高標準的三查方針是正確的，三查搞得好是1由於同志們徹底革命的決心大，2是在地委反右傾取得勝利基礎上，所以三查的同志敢於和錯誤缺點決裂，提意見的同志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次，我強調了進步是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的結果，我們誰也免不了錯誤，最後說到自己的錯誤，這次也是帶著錯誤來改造自己的，把錯誤說了一下，說明暴露給同志，希望同志給予監督幫助。第三點說我們由於和大家不熟語言又不通[1]，聽不懂，提的意見一定有錯，只提供參考。最後，說這次的三查，大家交了心，進一步團結了，也給今後共同作戰中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說完話，丁的情緒馬上改變了，接著講了話。這就是人的感情啊！”（12月6日）

三查之後各工作組就要下到生產隊裡。父親帶隊的是大澗子大隊西隊生產隊工作組，父親說：“在結束這次的運動前，我們都將一起生活、工作、學習。我們的生產隊小組一共六個人，張勳南，張甲生，張盤松，黃新華（四位都是宜興來的幹部和青年），張英蘭（北京來的，中專醫科學生）和我自己。除張勳南同志是老手外，都是新手。這兩天來，我著實有點發愁，這次的工作要求很高，新手多，情況複雜，語言不通，雖然有國內外的大好形勢，有中央直接抓，而且這兩年來，經過試點，階級鬥爭的形勢、情況摸清了，也取得了一些經驗，中央決心很大，還有劉少奇同志掛帥，成立了專門機構，我們的隊伍很大，領導很強，農村貧下中農很歡迎四清，等等有利條件，但，總覺得工作很重，這與民主革命時的情況不同，現在是敵我鬥爭，人民內部矛盾，以及黨內矛盾交織在一起，界線不掌握，情況不易弄准，加以人地生疏，合作關係的同志，彼此不熟悉。因此一連串的思想就老縈繞在腦裡。首先有如何堅持原則和不影響合作關係的問題，有如何領導青年展開工作，放手工作，而又不出偏差的問題，有如何做到深、做到透，放手發動群眾，而又恰到好處地掌握到火候的問題……”（12月10日）

12月14日4點多他們到達了大澗子大隊西隊貧農笪發興家。“笪發興家五口人，3個勞動力，一個老婦，一個小嬰。看來生活還過得去，與這裡其他貧下中農來比，是否可以長住下去，還值得研究。因此只作暫時住下，在運動中再考慮決定。”（12月14日）

（圖一：父親手繪小芷崗東南側山頂望全村。他多才多藝，可敬可愛。）

來到生產隊的第二天下午，父親他們就開始參加勞動（規定他們每天勞動半天），除油菜草，父親說，這是他在解放戰爭以來，第一次參加群眾的革命運動，更是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參加勞動，喚起好多淡漠了的回憶。他還說農民兄弟很關心他們，叫他們慢慢來，不要搞到腰疼手疼。（12月15日）

其後的勞動還包括散塘泥（把塘泥撒在麥地裏改良土壤），修水利等。

晚上，在大隊部開會，聽大隊書記的彙報。之後，工作組隊員們在月光下，在丘陵的麥田間走了半裡地回到駐地。

“這個大隊，五個生產隊，在句容的南門外約五華里，是一個丘陵間隔著的小塊平原。五個生產隊以小澗子隊為中心，北面和西北是大東崗和小東崗兩個隊，南面偏東是大澗子東隊和大澗子西隊，西隊又分佈在小澗子和小莊崗兩個自然村。工作組設在小澗子，和我住的大澗子西隊正隔著一個約半華里的丘陵，麥已長了兩三寸，在月光下，由於冬天的枯蕭，顯得異常可愛的淺綠色，在整個山崗覆蓋著，很像一張淺黃底草綠花點的、無邊際的床單，真使夜行者在一天工作結束後忘去疲勞。我們一個小隊邊談邊走很快就到了‘家’。”（12月15日）

12月16日，上午勞動，下午開大隊幹部會。（工作組的）包宣佈了約法八章，父親說：“這是一個很難講好的對基層幹部的政治攻勢。我覺得八章的內容都是必須說的，不說，幹部的思想震動不了。但，如何把握既要求壓力，又要使幹部聽了感到是在挽救他們，使他們既震動又感動呢？這的確不容易，包今天的講話，壓力夠大，有一些語言，在我聽來，像對著敵人說，而且語氣很重，嚴厲，但，有些挽救他們的地方，沒有說得清楚，闡述得突出。當然，從運動的規律來說，這時以壓為主是對的。我這樣說是不是右了呢？‘以教為主’的思想和團結95%的思想，和如何達到以上要求的方法之間的矛盾，沒有好好解決吧？”（12月16日）

1964年12月18日下午開地富四類會訓話，父親說他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沒有這樣的經驗，包括後來還有其他這類開會，父親都借機會參加瞭解。

生活上，他們注意不搞特殊化，不加重群眾負擔。12月22日是冬節，“家家做菜餡的大團子。起初聽說要做肉團子，我們通知住戶，給我們另做一些沒有餡的團子。群眾說，不要說冬節沒有人做肉團子，就是過年也沒有人做。說這話時情緒很大”（12月22日），凸顯當地的貧困。

大澗子西隊生產隊有28戶（四清期間又遷入一戶為29戶），16戶貧農，2戶中農，5戶富農，5戶地主。地富多，是這個隊的特點，而貧下中農除了幹部和幹部家屬外只有24人。於是工作組把地富子女作為一個力量，爭取他們支持貧下中農。動員的時候，老老少少來了49人。有人抱著小孩，有人做女紅，吱吱喳喳中宣讀了檔（12月24日）。

他們分三個組向群眾逐條講解《決定》：基本群眾組、幹部組和地富子女組。父親負責基本群眾組，每天講解五條《決定》：“效果很不錯，講了五條，插了一些事例，相當生動，群眾要求繼續講。我說太晚了，明天還要勞動。但群眾說講到十點也不累（這裡群眾八點多就睡的）。其他兩組成績也不錯，有收穫。”（12月25日）。

（圖二：父親手繪“村南橋邊望東西村”。）

父親向老農笪發章瞭解村史，據說這村子有三四百年歷史，曾經有一個地主惡霸，外號樓上太爺。那時候這村子叫澗子村，後來演變為大澗子。後來這地主惡霸的罪惡被揭了，滿門遭斬，還為此編了一齣戲，叫“雙顆印”。可惜在封建社會，雖有這麼一齣戲，卻不准在這一帶演出。

關於日軍在這裡時的情況，父親說：不聽也罷了，聽了就覺得這裡的群眾給愚弄得可憐，也說明被剝削到連民族的（別說階級的）自尊也沒有了。笪發章說：“要不是日本人，這裡早沒人了。”據他說，當年日軍都已經讓這裡的村民老少分兩排站好，架上機槍了，正要掃射時，來了一個騎著高頭大馬的日本軍官，在馬上喝了一聲“不可以”，救了他們。（12月30日）

父親瞭解到的基本情況是：“這裡的群眾文化是空白的，全隊只有一個高小學生（地富除外），寫一條簡單的新聞也白字連天。但他卻是隊裡的文化教員，教業餘農校。他們沒有看過電影，沒有聽過形勢宣傳，連國家爆炸了原子彈、宋慶齡是誰、是男是女也不清楚，國內外發生的任何大事情也沒有人告訴他們。生產也落後，畝產只四百多斤。土地少，每人才一畝零點。每天起來吃飯睡覺外，就是勞動，有的一年除過春節休息幾天外，就是勞動，也不得溫飽。在這樣基礎上，他們能討論‘雙十條’嗎？只有12天的工作，能有什麼滿意的情況嗎？所以我說，能來十多人，能有三五個人說幾句話，就是不錯了。這只說明一個問題，我們的工作是艱巨的，需要耐心和長期反復工作的。”“由於過去幹部壓迫群眾，給群眾打擊報復太深，群眾不敢當面提意見，背對背提意見都顧慮很大。”“我決定通過1定工分賬2定銀錢收支賬3定糧副分配賬及物資賬等鬥爭，來練兵和提高群眾當家做主思想。”（12月27日）

從父親的日記可以看到，這三件事其實很不容易，比如查工分賬，政策規定不能包辦，要由貧下中農主持，但是事先要教查帳小組準備，“百發百中，不能有一筆被打回來”，“要先定下什麼事可以記工分，什麼事不能記工分”，還要“先摸到公社今天有什麼不合理的規定”，因為當時有些幹部“濫記工分（什麼上街買一張用紙，送個名單，領一個布票也要記工分），是幹部懶的開始，這樣可以不勞動了。”還要讓查帳小組的貧下中農明白政策：“要堅持公平合理，但，又不是開鬥爭會。”（12月28日）

再如查錢賬，晚上就要公佈了，卻發現賬沒有搞準確，臨時改變計畫（1月3日）。父親幫助查帳小組重新整理農業支出、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社員預支和其他等支出賬，特別是從“其他”中把吃吃喝喝的抽出來和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做個對比；從“社員的預支”中把幹部和一般社員的預支分開，做個對比。結果是吃吃喝喝占110.86元，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三項加起來才86.77元；24戶社員497.8元，4戶幹部518.39元。父親寫道：“這就十分清楚了，幹部不顧集體，不面向廣大群眾，特權思想很突出”（1月4日）。

父親還提到“揭出了三十多畝黑地，一千多斤變相私分糧以及暴露了他們（隊長和會計）帳目上的虛假性。”（1月13日）

也就是說，那時候基層的確存在幹部“貪污”、“腐化”，存在官僚主義。以現在的標準看個別幹部的“多吃多占”數額很小（比如12元），但是像“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與當時群眾只能勉強維生的收入相比，“其他支出”中24戶社員和4戶幹部所占比例相比，難怪群眾感到義憤。而那三十多畝“黑地”和一千多斤“私分糧”，今天看來更像是基層對上隱瞞的“自救”措施。

而在當時，父親處理過程中很謹慎，總在左右掂量，想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處”，這點給我印象深刻。

[1] 語言不通：當地語言是南京官話和吳語彙集，而且由於歷史悠久、人口遷移等原因，村村語言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