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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政治發行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文件放在裡面)取出文件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黨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3內外有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到北京

3 內外有別

    父親吳荻舟、母親張佩華在經受初到北京的各種洗禮,卻為孩子們撐起一片快樂成長的天空。

與在香港時相比,北京的童年生活新鮮刺激。上學放學排路隊,路上還有馬拉車,馬屁股後面都掛著糞兜子。中午,老師會挨家挨戶檢查學生有沒有睡午覺。下午,到院子裡的同班同學家一起做功課,然後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同齡孩子一起跳皮筯,捉迷藏,爬煙囪,追追跑跑,玩各種戶外遊戲。從香港帶回來的三輪車成為全院小孩子的玩具,大家排隊輪流騎。要不然就去學雷鋒(1963年毛澤東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做好事,扶老人過馬路、幫清潔工人推車上坡、幫小賣部卸菜等。有幾年小學各班都種蓖麻,可以榨油,有一陣子還興養蠶,到處找桑葉喂蠶。我們在家中小陽臺養雞養兔,肉和雞蛋用於改善伙食,皮毛賣給樓下廢品收購站。春天學校帶隊去春遊,清明帶隊去八寶山烈士陵園掃墓;夏天跟著大孩子去游泳,抓蝴蝶蜻蜓知了,到護城河邊割草喂兔子,大槐樹下捉蟲喂雞。秋天去香山看紅葉,爬最高峰“鬼見愁”;冬天下雪,北風吹在臉上如刀割,卻可以在結冰的河面玩。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一:從宿舍後門(東、照片左邊)出去,就是護城河(現在的二環路、對著中央音樂學院那段),我和妹妹常在河邊玩耍,夏天在河坡上為家裡養的兔子割草,撈魚,冬天在結冰的河面上溜冰。)

參加少先隊、戴上紅領巾後,我曾獲選參加天安門廣場國慶活動,小學生的任務是“組花邊”。從放暑假就開始練習按照指令舉起手裡不同顏色的紙花。長時間站立,長時間把花束高舉過頭,頗累,卻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光榮任務,記得身高是獲選的其中一個條件,我那時1米56。正式遊行那天早上不到五點就集合,待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已經過午,輪到我們歡呼著湧向天安門,我只記得大家都焦急地找:哪個是毛主席?哪個是毛主席?城樓上有些模糊的身影,但是看不清面孔。

有一次北京電視臺到學校招小演員,我氣喘吁吁從家跑到學校,不記得在擠滿人的辦公室問答了些什麼,總之是被錄取,從此課餘多了電視臺活動,做小品練習,錄製節目,我和電視臺的顧守業老師許多年後還保持聯繫。

雖然有時候因為來自“香港”這個身份背景、或者乾脆就因為一件不一樣的衣服,也會受到一些委屈,但比起爭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品學兼優的好孩子,那都算不了什麼。

當時我渾然不知,回到內地對父母而言就意味著更多意識形態的東西,更多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領導意圖,更多政治運動。

我在整理父親1964年6月9日寫的一份“五反後的自我檢查”[1]才得知,除了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1963年有過另一次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五反 ”運動。

父親的“檢查”如下:

1政策水準提高了一些,辦案子多半能結合當前形勢和政策去考慮,成品率較高,反(返)工較少,更能體現領導意圖了;2學習大慶精神後,積壓案子較少,催辦、檢查的習慣在逐步養成了;3單幹作風、事物主義有所克服,大案子一般能做到和同志或有關單位商量,集中意見後再辦,普通案子,一般能提出要點、看法、或方向後,交同志去辦,不再眉毛鬍子一把抓,給零估、門市拖著跑;4具體工作上的領導作風有改進,注意抓方針和品質,注意發揮具體工作同志的獨立思考(如接待工作);5清高、自負和英雄主義有所克服,對過去的成績和錯誤,不再多提,也不再多解釋;6仔肩軟有改進;7對組內同志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問題,較前能主動關心,對社會群眾(人民)來信,做到了思想上重視,主動負責去辦。

有些新的和舊的缺點和錯誤,當待進一步加以克服1辦案子還不夠認真負責,有的僅做到“擬予同意”,比如外文書店向美國書商進口書問題,未把情況弄清楚,就簽了一個“擬予同意”,領導同志問起情況來,答不上;2對問題不夠反復考慮,提不出意見,或提出意見,不能堅持;3機械理解海外方針,當國內大搞現實題材時,對派出與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形勢十分不調和的節目到香港,提不出意見;4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學習計劃,沒有堅持,這一年來,經典著作讀得很少;5組內的基本建設,還是沒有把整改提出的方案落實。

吳荻舟

1964年.6.29

陳真並各同志:這裡我初步檢查了一年多來克服缺點、錯誤的情況作為小組給我做鑒定的材料,請批評補充。為了及時把組織鑒定送出,不必把鑒定送給我看了,只要事後告訴我,以便我改進就得了。

吳荻舟

這份資料也附有“黨小組對吳荻舟同志鑒定的意見”:

一.   基本同意吳荻舟同志的自我鑒定;

二.   工作積極、熱情、肯幹;

三.   長期在港澳工作,有較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總結提高不夠;

四.   對同志關心,平等相待;

五.   肯學習,但學習效果不夠好;

六.   看問題觀點不夠明確,原則性和鬥爭性不夠強;

請組內傳閱修改。(已傳閱過)

從這份檢查裡可以看到,工作方面,父親有很多“案子”要辦,比如外文書店進口圖書、派出節目到香港、接待、處理群眾來信等等;環境方面,看到他的責任、上下級關係,看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必須顧慮到很多“領導意圖”、“主義”和“作風”,而他也確實誠心誠意要改進自己,不過不能“總結提高”到新環境要求的高度。

父親留下的遺文中,1963年8月21日廖承志對梁(威林)等人的談話顯示,如果父親還在香港,他就不用參加這次“五反”:

  1. 在目前的國內外形勢下,港澳工作方針是否有變?
  2. 報紙的宣傳方針,過去提不反蘇反共,但未提對英的問題。社會化問題,該怎樣體會?
  3. 工委的組織機構,和幹部補充。
  4. 不搞五反,是否可以在委組以上進行教育。
  5. 成立企業管理機構問題?
  6. 今後的工作中心:
  • 對外中心搞反修。
  • 對內以反修為綱進行階級教育。

階級教育怎樣搞法?

不管怎樣搞,不能搞運動,只能搞“學習”。但,也不要搞得很廣,先只限在工委一級,並且一線線地搞,還只能“和風細雨”,談不通的就掛起來。

從第四條和廖承志最後一段話可以看到,內外(內地和香港)是很有別的。回到內地,父親就受到“內”的待遇,被牽扯到不斷的鬥爭中。

關於“鬥爭”,四清筆記告訴我很多,這裡先按下不表,只記下其他一些涉及父親工作的遺文資料。

l964年5月間,有一次為處理“兩航”留港機構的設置問題,民航局陳耀寰、陸元斌一行到位於中南海裡面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開會,與父親不期而遇。會議是由吳凡吾[2]主持,他臨時叫人去找父親參加會議,說他對港澳地區的情況更熟悉。陳耀寰和陸元斌說:那次會議作出保留中國航空公司香港辦事處的決定,給中國民航留下一個展望世界民航發展動態的“視窗”,也為改革開放後致力於開拓香港地區航線有了一個據點(陳耀寰、陸元斌回憶文章《喜迎香港回歸 緬懷荻舟同志》《吳荻舟》)。

除了像陳躍寰和陸文斌這樣的偶遇外,因為父親經常接待港澳訪京人士、文藝界人士,不時見報,一些失聯的老朋友得知他的消息,從而與他取得聯繫。我有一封1965年10月20日孫慕辛來信,並附他們寫給“文協負責同志”的信:

文協負責同志:

對不起的很,想麻煩您們代找一個人,前些天在收音機裡聽到吳荻舟同志的名字,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是老同志,分別已有二十多年了,一直不知他的音信。因為我們過去都是在文化戰線工作的,我們想他可能不會改行。只聽到他的名字,但不知他在哪個單位工作,因此只有來麻煩代找一下。請您們大力的幫助一下,我們是感激不盡了。如實在無法找到,請回個信。

敬禮

張琢,孫慕辛

文協批示:吳在外辦港澳組工作,請轉外辦吳荻舟同志。

荻舟隊長:

您如果能接到這封信也一定會高興吧。在收音機裡聽到您的名字,我和張琢都非常高興。但不知您在北京哪裡工作。因此我們考慮了很久,只有請文協的同志幫忙找。也許有希望,等聯繫上了我們再談別後詳情。

張琢工作很忙,這信是由我寫的。

敬禮

孫慕辛

父親在信旁注明:10月31日回

在本連載第三章《瀝血八年》裡已提及,張琢是1941年秋由徐洗塵和胡振表介紹到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工作的,l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曾陪父親到香港去見《華商報》的饒彰風,後來五、七兩隊按照當時廣州地下黨的要求,將兩隊的主要人員和演出器材設備轉移到香港。

想必父親給張琢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懷念吳荻舟》一文中回顧當時情形說: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下薪金後,在隊員中平均分配,這些制度均是周恩來同志提倡的,而被全體隊員自覺接受而形成了長期貫徹執行的優良傳統制度。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強有力。吳荻舟自1937年抗日戰爭初期建隊以來,一直是隊長,他與副隊長徐洗塵帶領全隊認真貫徹執行了周恩來同志初創領導的宗旨精神,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喚起群眾,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推動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吳荻舟和副隊長徐洗塵名義上雖是正副隊長,但他仍和全體隊員一樣的過著普通隊員的生活。在實質上,他倆要對七戰區政治部負責。吳荻舟在作風上是平易近人的,隊員無論什麼事都願和他交談。他是參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抗日戰爭前,他曾被捕,在國民黨監獄中,曾受過迫害,但他還是和隊員一樣的過著簡樸生活。他為了減輕隊裡的經濟負擔,主動將愛人安排在外邊工作。即使在病中,他也時時關心著隊伍的公演活動情況,同時還抽暇編寫團結抗日的劇本,認真地貫徹地下黨的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

從香港到北京,對父母來說,和抗日戰爭時期輾轉各地一樣,只是轉換了戰場吧,和那時候的漂泊相比較,在香港有十四年相對安定的生活,在北京可以定居下來,已經是十分難得。父母一直相信,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摸索中免不了有問題,不過正因為有問題,才需要更努力,他們由衷願意繼續為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奮鬥。孩子們也在成長,無論工作還是家庭,一切會越來越好。

妹妹寫過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回憶爸爸點滴》(《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母親很喜歡她這篇文章。妹妹寫道:“熱辣辣的太陽,曬得沙灘滾燙的。爸爸背著我由海邊一直跑到樹陰下。胖胖的爸爸一邊跑,一邊被沙子燙得吸著氣,白得耀眼的沙飛快的向後退:‘爸爸跑得真快!’這也許是我對爸爸最早的印象了吧!

“爸爸真是多才多藝!我家有十多冊老式的相簿,珍藏著很多歷史鏡頭,記載著我們兄弟姐妹的成長過程。其中有一幅天鵝的特寫:恬靜中透出高貴的氣質,整幅照片因那一泓水波的泛開而變活了。家中有一盆養了多年的山石盆景,人見人愛,都忍不住用手去摸摸那翠綠欲滴的苔草。大床壞了(大概是我在上面跳得太多了),爸爸對它進行大修,睡房變成了木工房。在國民黨監獄的七年多囚禁日子裡,他自修英文、法文、日文,80多歲時仍借助放大鏡看原文書籍。小孫子學立方體,做爺爺的把土豆切成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循循善誘。他的拿手好菜是能煎出像紙一樣薄的雞蛋皮。但爸爸有時也會出笑話,有一次他幫我們兄妹用鐵絲做一個鴿子籠,籠子竣工後,才發現幾隻鴿子早已飛得無影無蹤了……和爸爸在一起永遠是快樂的!

“記得上一年級時,我很貪玩兒,甚至連書包都玩兒丟過。放學後和院子裡的小朋友玩跳皮筋,天快黑了才往家跑。在樓門口撞上爸爸,那時我們很少見到爸爸。他拎著提包,口裡的飯好像還沒完全咽下,大步走下樓梯,用手揉了揉我的頭,鑽進汽車就走了。我想爸爸一定是下班回家吃完飯又要再回中南海辦公。回到家,才知道爸爸是因為要回家拿份稿件,才順便吃了晚飯,否則連家都沒時間回呢!我感到自己錯了。吃完飯後趕緊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想在星期日拿給爸爸看。從那時起,我的成績在班上都是屬上游。

“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每逢星期六,是我們又興奮,又緊張的日子。吃過晚飯,爸爸在茶几上擺上一盤糖球,二哥、三姐和我就圍著爸爸坐下來。爸爸會仔細地詢問我們一星期的表現,然後查功課。通常是自己先講。記得有一次我的自我批評是:“上課時講了幾句沒有用的話。”做錯的,爸爸會告訴你為什麼錯,如何改,記錄下來下個星期六還要查問,做對的,爸爸會表揚,獎勵糖果。那一段日子,只要爸爸星期六在家,我們都是在這種溫馨的氣氛中度過週末。”

1964年大姐大學畢業、工作,1965年大哥考上大學,二姐中專畢業、工作,二哥、我和妹妹就像三隻快樂的小熊,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誰也沒有預料到,1966年夏天,正常的生活戛然而止。此是後話。

[1] 五反:父親這裡所及“五反”,是指1963年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運動”,不同於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2] 吳凡吾:(1918-2014)歷任國務院專家工作局副局長、局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對外援助組西方組組長,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政務參贊。

兩個小筆記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文山會海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 文山會海

 關於我們家回北京的經過,1969年1月19日,母親張佩華曾經寫過一份交待材料:《我調中影公司工作的經過》[1]。根據母親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親吳荻舟在深圳開會——他那時已經調到廣州工作,通知母親到深圳。他說,我們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辦港澳組,母親去中影公司。當時外辦港澳組另一位副組長孔筱也在場。她也對母親說:你原來在南方公司搞電影發行,還是到中影搞電影工作去。

從深圳回到香港,母親就開始辦理工作移交手續。

父親則到北京參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360百科稱:“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這是我們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會上,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1958年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後,大躍進發生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提高認識和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起了積極的作用。”

事情當然沒有幾句話那麼簡單。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沒有身處內地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的父親也好,對於其他與會幹部也好,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會議。據說當時與會的一些幹部反映,“打下江山”後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領袖們,同時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國內形勢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說的那樣,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吃不夠、用不夠、穿不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其他如圍繞三面紅旗的爭論,想必都令父親震驚。

轉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帶著二哥、我和妹妹(繼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內地讀書,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學)先到廣州、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們和我的表弟妹們,2月12、13號到達北京。二姐記得,我和妹妹一過海關就開始說普通話,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而不是粵語。

我們在位於美術館往東的華僑大廈暫住,記得在華僑大廈第一次看見黑人,他對小孩子很友善,我們叫他“黑叔叔”。約莫一個星期後,我們搬進了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父親立刻返回廣州開會,母親則忙著辦戶口,給三個孩子轉學,行李運到後又忙著安頓。

母親四月初開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經理洪臧曾徵求母親意見,願做哪方面的工作?母親瞭解了一下公司情況後回答,自己對東南亞比較熟悉,可能的話,還是搞老本行吧。就這樣,母親開始到中影上班,任亞非科副科長(科長是許蔚文)並繼續負責聯絡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達北京的時候是冬天,雖然母親為我們添置了新棉猴(連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個球,跌倒了都爬不起來,仍然不夠暖。記得我穿了系帶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標配),我向母親訴說腳痛,以為是鞋子太小,後來才知道會凍到腳痛。

那時候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的尾聲吧,青菜豆腐等都憑票。妹妹六歲,上幼稚園,每天幼稚園的班車來大院門口接孩子們。我8歲,上小學二年級。記得還沒有請到保姆的時候,我要幫忙做家務。有一次聽見樓下有人喊“豆腐來啦!”我趕緊跑下去排隊,等我回來,燉在火上的一鍋排骨已經燒成焦炭,樓道裡都是煙。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準備挨駡,她卻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問:你怎麼沒罵我?她說:聽得出來你都快哭了,我還罵你做什麼呀?

我家樓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買到豆腐渣團子,還有水煮胡蘿蔔、水煮大白菜,連一星油花也看不見。水煮胡蘿蔔有一種特殊的味道,許多年後我的鼻子偶爾仍能捕捉到那種味道。小孩子適應力強,我不記得有多麼難熬——可是母親晚年曾告訴我,當時二哥會把饅頭讓給妹妹們吃呢。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吳荻舟和張佩華、三個小孩子在天安門廣場合影

(圖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我們那個院子裡,住著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各路精英,名人後代,前朝遺老遺少,名醫名將名作家等等。很多孩子從小就認識他們: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作者鄭律成,還有毛澤東的侄子、賀龍的前妻、葉挺的兒子、周恩來的秘書、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俄文翻譯等等。我後來課餘在北京電視臺演些小節目,家裡沒有電視機,記得我和外祖父曾經去周而複伯伯家看我錄製的電視節目。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二:位於西便門外的國務院宿舍,近400戶,家家有故事,但是那個年代大人們不講,孩子們不問,往事如煙。圖片由沈傑2017年9月攝影。)

關於父母的工作情況,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們的各種開會,忙得不著家。

我有父親的兩個筆記本,記錄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種會議記錄。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196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要點;11月13、14、21日陳毅就國內外形勢的三次講話;11月23日廖承志對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對銀行幹部的講話;1963年1月10日劉寧一講話;3月15日周恩來講話;3月27日至4月13日的辦公會議記錄:談及唱片進出口業務總結,海外意識形態鬥爭對業務的影響,進步書店被封、人被扣、華文書銷量下降等情況;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動員;6月3日陳昌明談三線出版、中旅;廖承志傳達楊尚昆關於五反的講話;6月15日陳毅談五反以及農村工作若干問題;6月15日廖承志傳達中央關於“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傳達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會上總結講話;6月26日盧緒章出訪彙報;8月21日廖承志對梁等人的談話;8月22日張X給梁威林等講形勢;9月7日勇龍植對新華社談話;11月初廖承志談反修宣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經濟關係;11月4日對祁峰、孔筱、朱曼平、諸華等人談反修、對英關係;11月13日廖承志對香港新聞各報總編談話;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談國際形勢;11月15日陳毅對港澳各報總編輯談話;11月19日梅新對老總們講話;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傳達周恩來對中法建交後總形勢的看法等等。

兩個小筆記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

兩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的小筆記本

(圖三:滿載會議記錄的筆記本,大的一個有黑色塑膠皮,在當時是很高級的了,可以想像父親多麼重視。)

他們當時對三面紅旗、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等等是如何認識的呢?

其中一個筆記本,父親記錄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兩周的學習情況。還有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我選擇其中一些“體會”整理出來,這樣既可以知道當時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知道當時負有相當領導責任的幹部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誰的體會,父親沒有寫人名,估計是他的上級、做報告者的體會,比如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等。“體會”似乎是在宣讀檔過程中邊讀邊談,間或有“第7頁7行”、“16頁倒3行”或者“語錄”等提示。

  1. 關於民主集中制:

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體會是集中是要紀律的,即,要每一個人聽從決議,力行決議,把執行決議視為一種紀律。那麼,如果一個決議,只是像過去的封建君主的聖旨一樣,由一個人定,命令由一個人下,誰會把執行這種聖旨、命令視為必行的紀律,心甘情願地去貫徹呢?只有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發言,通過廣泛概括群眾的意見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統一了認識的決議,才有這樣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實現集中。才能有統一的行動。即要集中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無產階級能實行集中制,是由於大家向著一個目標,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1. 關於三面紅旗:

體會: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們既要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快點好點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類的要求。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勵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不正確的呢?問題在於鼓勵多快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否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工農各業的發展是否按比例發展。過去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多了些,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唯物的科學的原則,有點蠻幹的結果。

大躍進,只要摸清了客觀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聽天由命和緩步、方步前進要快,這是需要和可能——主觀願望和主客條件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問題。

當然,大躍進,本身也有客觀規律,它只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概括,它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獨立存在,因此,它的過程,一樣是馬鞍型,不能把整個過程割裂開來看,整個社會主義過程,將是不斷出現馬鞍型的一個總和。大躍進也就有起有落,在躍進的平均時速上有快有慢。

不過,在1958——61間,我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對客觀事物——社會主義物質的精神的建設而言),所以說有一個時期是大躍進,也有一個時期是退了。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有什麼錯不錯的問題。大躍進只是一種速度,結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一種願望和可能的說明和進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麼矛盾。

至於人民公社,我的認識,它既是高級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過程的一個階級的社會生產關係,生產組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革命,革命階段論的一個階段,歷程,所有制(從個體-集體-全民)的量變,質變的過程的一個階段,哪有什麼錯呢?在中國採取了這個形式,是由於我國是農業大國又窮又白,經過了初級社,高級社的發展過程,是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一個生產組織,生產關係,是中國農村經初(級)高(級)發展後的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生產關係,而且是對社會主義最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一個階段而言的。

3.為什麼第二個五年計劃犯大錯誤?

我體會:一面經驗不夠,一面驕傲,不謹慎,脫離群眾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因此(我補充體會說明)助長了主觀主義,離開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離開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社會發展的固有法則,社會發展各部分內的內在聯繫。才會犯這樣的錯誤。因此落實到我們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我認為走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調查研究蹲點體會……等都是摸客觀規律的的具體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發展情況,法則,規律,他就能指出我們錯在哪裡,而在這幾年來,不斷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許多針對那些“大辦”,過急,過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嗎?

比如根據土地和植物(稻子)生產的自然條件,有什麼辦法可以畝產六萬斤、13萬斤呢?根據我國的鐵礦分佈,和煤礦分佈,及人力,有什麼條件全國範圍內搞6千萬人的煉鋼呢?根據自然界的生長法則,有什麼條件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呢?根據中國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積累,沒有餘糧),現產現吃還不夠,勞動力不夠耕種,有什麼條件大量抽調人力到都市來搞過多的工業呢?工業在現有的基礎,有什麼辦法一下擴展幾千萬人的生產呢?農業怎樣負擔得起那樣主觀主義發展工業的重負呢?

這些盲幹,都是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一再指出的客觀實際、客觀基礎的。

  1. 關於第一、二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沒有這樣嚴重的缺點錯誤是由於

1當時(我們重點在恢復)保持著恢復時期的經濟秩序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一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照著做,二來我們的幹部一般地還保持著實事求是和謙虛謹慎的作風。

第(二)個五年,重點已轉到“社建”,摸了六七年也有了一些經驗,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確定了總路線和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但,一方面,我們的經驗還是很不夠,另一方面,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就翻了斤斗了(違反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我們保持這種党的優良傳統,凡事都與群眾商量,聽取群眾的意見,那些“大辦”、“共風”就不會出現了,有經驗的群眾,對這些是會不同意的,比如‘一平二調’,如果我們民主作風好,調查研究的作風保持,只要讓群眾談談他們的意見,瞭解一下群眾的思想情況,那麼就會不搞了,又如食堂、托兒所也是一樣,群眾並不主張,至少辦到中途的時候,群眾已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可是我們的幹部堅持要辦,不顧群眾的反對,最後是錯了。這些決定就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思想覺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從實際出發”。又如高產問題,群眾是不相信有可能的,實際上當幹部虛報高產時,他們不但不信,而且反對,因為這樣虛報的結果,上調多了,他們的口糧就少了,但幹部們一意那樣幹,最後引起了一系列的錯誤,工業辦多了,吃多了……就成了一下扭不回來的、目前嚴重困難的局勢——體會),加上黨內不純,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我們的錯誤,添油加醋,興風作浪,又進一步加重了錯誤的惡果(破壞了黨群關係),這就是全部原因。

  1. 關於黨內生活:

五好:1有好的領導思想2有好的黨中央3有大批好的骨幹4有好的傳統,

好的作風(作風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的作風,聯繫群眾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傳統是:有理想,有志氣,不怕“鬼”。)5有好的人民,人民對我們黨有最大的依賴。只要跟人民講清道理,人民就跟著党,跟著毛主席走。這幾年有影響,主要是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深。(就拿A來說,有相當削弱)(但我認為只要一方面向人民說清楚,自我批評,人民是看到的,即使是許多人做錯了事,但,我們沒有為自己打算的,絕大多數錯誤也是出於想搞好些,搞快些,或搞緊些的動機出發的。因此,人民最後還是會諒解的。加以一方面,馬上改過來,走上正確的路,人民就必然繼續跟我們走了,即使這幾年有不跟我們走的情況,也正是不跟錯誤走,正是看到我們走錯了道兒,才不跟的。這樣的人民有什麼不好呢?)

5.關於劉少奇所說“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廣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90%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

體會:經過了高度的民主,即一個政黨,一個計畫,通過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或黨員研究討論,最後做了一致同意了的決定,那就再不能更改了,就授權給領導高度集中地推行、貫徹了。高度的集中下的高度民主,就是比如要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是全民的意志的集中。可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可以討論,可以民主發表意見,但,一切意見的落腳點,就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離開走社會主義的路。由此這個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不矛盾的,相反,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沒有高度集中指導,就不可能高度民主,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所謂“民主化”了。

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的總結發言講到:“國內外好的形勢,很快就反映到港澳,即,港澳的政治形勢不是孤立的”。重點如下:

1.國內的建設也在大力發展,大慶的拿下來,和取得了一套經驗,這說明三面紅旗的正確性。

2.港澳的形勢,由於國內外形勢、尤其是祖國的生產建設形勢大好,右派在分化動搖,這是有利於工作的大好條件。但,我們也不能不警惕英、葡的對我迫害。我們不能為他們表面對我緩和,失去警惕。過去抗日,敵人是一面和我談判,一面在打我們。

3.港澳(尤其前者)目前只承認我半官方的身份,對他有利。

總理指示:我們在香港澳門的工作政策——長期的白螞蟻政策,長期吃空它。英葡摸到了我們的底,就撤兵,現港澳英葡兵就很少,加強以警察代之。我們也要掌握這種特點進行工作。

4.主觀力量還是很不夠的,跟不上需要的。總之,港英、尤其澳葡,它本身的好壞,基本上不影響我們的工作。

5.主要矛盾是沒有好的關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對“立足香港澳門看世界”(廖)的體會不夠,因此立足而不紮根,這是由於社會化不夠,不是生活在群眾之中,而還是生活在群眾之上,就沒有辦法生根,也就沒有辦法串聯。這裡包括作風和方法的問題。

要紮根,社會化,首先是“求同”,政治——生活——喜愛,在海外可以搞五同,只要不同流合污。

現在認識的人不少,但,都是反復來往了的熟人,為了新的形勢的要求,我們要大量開展新的關係。“我們都是念過孔子、三民主義的,要革命還是革命了。”(周)我們要善於利用橋樑(上層統戰人士)。

6.我們必須要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7.為了掩護,要兼職,但也不宜兼多,還要有一定的專責人員。

8.必須吸取大慶經驗,首先發揮革命精神。要紮根,結果必須要有革命幹勁,確實細緻的科學作風,要搞政治學習,主要是自學。

9.對外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與人的關係只能處好,不能處壞。(主席:第一書記工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照顧大局)

其他內容還有關於公社核算單位下放的好處、全民所有制、黨內生活等等。

可見發言者極力維護三面紅旗,以自己的理解、從正面的角度去解釋,從良好的願望去推行,即使感覺到些許“不對勁”,卻接受新政權沒有經驗的現實,深信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相信中共試錯糾偏的機制是有效的,堅持朝著願景努力——當時,這樣的幹部何止千千萬萬,也包括我的父母。

 

[1] 中影公司:全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360百科稱:管理中國全國電影發行放映業務的企業機構。原隸屬於文化部,1986年始屬廣播電影電視部。設在北京。1951年 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國影片經理公司,後改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1958年始改用“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現在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吳荻舟坐在沙發上,藉助窗外照射進來的陽光看報紙。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第五章香江歲月也已經接近尾聲,我再發現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關於香港工作組織架構的手稿。全文如下:

華南分局成立時書記是方方,下面有港澳工委書記是章漢夫,下有:

文委 夏衍任書記,委員有邵荃麟、馮乃超等。

外委 喬冠華

經委 許滌新

統委 饒彰風書記,委員有張鐵生

報委 章漢夫書記(兼)

群委 李嘉人

婦委 蘇慧

海委 連貫(兼)

還有城委(秘密線)書記梁廣,委員黃施民,鐘明,陳楓,馮燊等直接向方方負責。

城委管香港市委,廣州市委、南寧市委等

香港市委第一任書記馮燊,宣傳部長黃施民,組織部長潘靜安

廣州市委書記鐘明

南寧市委書記陳楓

47-48年成立了武裝工作委員會,書記尹林平,香港市委一直存在(這與香港工委1949年撤銷不是一回事)它直屬方方領導。

香港工委則於1949年初結束,結束後成立了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直屬中央,和香港市委無關係。

1951年11月張鐵生、饒彰風、黃施民在廣州向葉帥彙報工作,決定恢復港澳工委(同時,撤銷了香港市委)。書記是饒彰風,副書記黃施民。下面分線工作向省委各有關部門負責。

香港工作組初由張鐵生、吳荻舟、溫康蘭三人組成,1951年底52年初,張回內地後由黃作梅任組長,黃1955年夏初(萬隆會議開會前,黃飛往萬隆途中,飛機遭爆炸)犧牲後,由吳荻舟任組長,並補充了譚幹。譚負責外事。

1954年在廣州成立港澳工作委員會,在省委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裡各成立一個處,即各部第四處管理。吳荻舟方面的工作由宣傳部管,由宣傳部四處聯繫。起初處長是杜埃,杜調工作後,是麥君素,1960年麥因故下放,是港澳工委常委吳荻舟兼處長。向宣傳部部長王匡同志負責。直到1962年2月吳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統戰線溫康蘭即由統戰部四處祁峰具體管向饒彰風負責。

1954年廣州成立的港澳工委由組織部的黃施民、統戰部的饒彰風、宣傳部的杜埃組成。各部設立一個處,具體聯繫香港各線的工作。均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至1956年才統一起來,成立海外工委,實際上是港澳工委,把三個部合起來,書記林李明,副書記王匡,秘書長黃施民(黃原是組織部四處,負責香港地下線和澳門的工作),不到半年覺得這個名稱不妥,又重新叫港澳工委。林李明調海南地區書記局,港澳工委書記由王匡,黃施民(記得組織部四處改由陳能興負責)任副書記,饒彰風當秘書長(反地方主義被下放調外語學院任書記,改由祁峰任秘書長)。中南局成立時王匡被調書記,而港澳工委書記改由區夢覺,黃施民仍任副書記,秘書長仍為祁峰。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此外還由中調部、公安廳(公安部華南辦事處)、政策研究室各派人成立了一個保衛處,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了。

港澳工委成立是在廣州辦公,1957年在北京開會向廖承志彙報工作,廖公覺得工委在廣州領導不那麼直接,易受國內影響和干擾,還是推進到前方為好,於是整個機構都推進香港。梁威林開始是代書記,祁峰任秘書長(後提為副書記,調楊松任秘書長,楊是公安部一廳管保衛工作的,中央辦公廳提出要派一個兼管政治工作和瞭解國內幹部情況,是掛名的,不管業務工作)。區夢覺提出把黃施民留下協助省委管港澳工作,58年的公開職務是省委副秘書長,有一段時間港澳工作是雙重領導,中央港澳辦(公開為國務院外辦)也管,廣東省委也管。

注:1956年中僑委管宣傳,外交部管外事,中央第四辦公廳管黨群,具體工作仍由省委領導。1958年國務院辦公室成立,港澳工作統一由外辦領導。

過去我們在港澳工作上犯過幾次左的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

“50年代初”中央提出的港澳工作總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說香港(包括澳門)是個自由港、情報站、跳板,要宣傳愛國主義,長期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對我有以下有利作用:一、吸收、購買外匯、僑匯和遊資;二、出口商品;三、收集國際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四、派遣人員出國的通道;這作用,尤其在解放初期,與我建交的國家不多,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出不去的,不方便的,港澳跳板的作用便更顯著。

以上就是關於香港工作架構的手稿全文。

僅目前看到的組織架構從上至下就有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至少有三個“四處”: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各有一個“四處”對口香港)、港澳工委——架構相當繁雜。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很容易產生統一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和政令不一的混亂。更別提個體差異,有的人比較“左”,有的人比較“右”,有的人個性強勢,有的人個性敦厚。只見他們或緊跟或自主發揮,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香港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做。

一位朋友看《蘆蕩小舟的故事》連載後告訴我,他的父母基本上未留下回憶文字,也很少和他們講過去的事。“他們的經歷也(和你父母)不一樣,根據地的幹部被訓練成一種思維模式。”他說:“你父母在戰爭年代的生活雖艱苦,但好豐富好浪漫,不虛此生。其實只有在演劇隊這種特殊環境中,相對可追求革命和文化浪漫相得,真進了根據地整風審幹都不可能倖免,我父親只說過隻言片語:太行整風報到即繳槍扣警衛員,好在他一直在根據地也未曾被俘,若曾敵後或國統區工作的就麻煩了。長期在根據地都不會說外面的話了,中原突圍轉移經國統區只得裝成啞巴。”

父親從30年代起在國統區工作,長期處於必須獨立思考、孤軍作戰的狀態,只有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判斷與決策,才能帶領隊伍生存。現在身在另一個“敵佔區”,卻是戰線多、領導多、掣肘多、隨時受到內地政治運動影響。雖然不再有“生存”的威脅,卻是處在朋友所說“根據地思維模式”衝擊中。他如何在這複雜環境中立身?他在抗戰期間對抗宣隊、演劇隊隊員像“老媽媽”一樣關懷,表現出來的仁愛,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在各階層各黨派之間遊刃有餘開展工作,表現出來的睿智,會因為環境不同而改變嗎?

父親沒有和我們講多少關於他的過去,更別提炫耀自己,一來是囿於工作紀律,二來也是性格使然。倒是根據《吳荻舟》一書中諸多前輩對父親的介紹我得到一個印象:父親是以厚德為本立身處世的。

曾任父親的上級主管部門、廣東省委四處處長的麥君素[1]在他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中說:“荻舟同志對人的關懷備至,那在我們這一輩人中是有口皆碑的。記得是在1958年4月間,我正準備行裝要去澳門履行新的職務,忽然奉到緊急‘命令’要我停止收拾行裝,聽候接受‘反右批判’。一周間開了三次所謂批判會,就把我劃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降三級。荻舟同志剛好去北京彙報工作回來路過廣州,因廣州解放後工作與我有較密切關係,便被留下參加了‘批判’我的全過程。荻舟聽著聽著,意識到許多被提上綱上線的材料,不少都屬於穿鑿附會的,但礙於是運動,不好說什麼。翌日,他離開廣州返香港前,到我的宿舍來,名義上是告別,實際上是撫慰我,叫我不要胡思亂想,幹出‘傻事’來(我沒有幹出‘傻事’來),除了有像荻舟那樣的幾位同志關懷著我之外,還有廣州解放前後的幾位直接領導過我工作的領導的理解和支援,使我挺過了一個接一個生活和工作上的難關。

一本翻開的書,是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圖一:麥君素回憶文章《千里故人情》載於《吳荻舟》94至101頁。)

荻舟對我被錯劃右派的關懷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惦記了21年。事實上在這21年裡,我亦再沒遇見過荻舟,他對我怎麼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78年冬的一天,省文化廳黨委書記鄭達同志的孩子到我家玩,說起荻舟從北京南來出差寄住他們家,很想見我。翌日,我去鄭家會晤荻舟,寒喧之後,他便對我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撥亂反正的重要性談到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帶來的消極影響。談著談著便談到我的錯劃右派問題也該改正,以維護党的威信與尊嚴。此時我已淚盈於睫,表示我決不會要求平反,誰對誰錯,反正我已在定案書上簽押,就決不反悔。荻舟很理解我當時的心境,極力勸解我要放下包袱,相信黨的政策。根據黨中央《關於全部搞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實施方案》精神,誰搞錯了的,誰要主動出來撥亂改正。他準備向省委有關部門要求重新甄別我的問題,無需我自己申訴(後來我還是向王匡寫了關於我被劃右的幾個問題的說明,得到王匡、陳越平兩位領導的關懷,批給省委有關部門。不久,省委有關部門經過甄別,認定我是被錯劃為右派,公開宣佈給予改正。

荻舟不僅是對我的錯案關懷,20多年來苦心孤詣,日夜惦記,務求正義得到伸張,就是對真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輕易嚴加處理。而是根據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深入細緻地弄清錯誤的實質,通過思想教育,説明犯錯誤者主動認識和主動改正錯誤。1956年,一位原在某新聞單位工作的同志,因與其戀愛對象發生婚前性關係,旋又對另一失婚婦女懷有異想。此事被其所在支部發覺,除在組織生活中嚴加批評外,不顧荻舟的反對,一致通過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報請省委批准。荻舟為此立即趕去省委向有關部門呼籲覆議。我們將該支部上報的材料與荻舟的意見仔細研究核實,也認為荻舟的意見是對的,婚前性行為是生活作風錯誤,不是有意違犯黨紀國法;對別人懷有異想實是對其失婚的嫂子及其遺腹子懷有同情,他對人表示只要能留著兄長的骨肉繼後,他願意捨棄戀愛對象與嫂子成婚,而不是做出有損黨的聲譽和威信的事。荻舟同志堅持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隨便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提高到黨紀國法的原則高度上綱上線,這很容易危及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我們分析該同志之所以有那些錯誤,是長期受殖民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封建習俗的影響,而支部生活卻是長期植基於地下鬥爭的秘密環境中,對危害黨的事業的現象,寧願看得嚴重些,也不使因一小疏漏而招致損失。經過弄清該同志犯錯誤的前因後果,也找到了該支部作出組織決定的主客觀因素,我們應向省委建議給予該同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這一建議經省委林李明同志批准,荻舟才籲了一口氣帶著輕鬆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件事使我對荻舟為別人‘全拋一片心’的高尚情操畢生難忘,每念及此仍欽佩不已。”

作為父親上級主管部門的負責幹部,麥君素對父親的回憶尤其值得重視。他還這樣說:“五十年代的十年間,荻舟儘管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都沒有辜負黨的重托,但他卻沒有絲毫驕矜倨傲。相反地他卻時時刻刻都顯示得謙虛謹慎,嚴於律已和解剖自己,勇於負責。荻舟對黨的海外宣傳方針政策吃得十分透徹,加上他的對工作負責的精神,所以當時一些接受他指導工作的同仁,一談到與他共事時都說千百個放心,不怕會出什麼紕漏。縱然某些時候出現了一些缺點,荻舟總是先檢討自己在那些方面對工作估計不足,影響了工作,出現缺點或錯誤。這樣受指導者從中領悟了教導,取得了經驗而覺得心情輕鬆,提高了搞好工作的信心。雖然有個別人不聽指導,自搞一套而至捅出漏子,荻舟仍一本自律精神檢討自己的不足。”

吳荻舟坐在沙發上,藉助窗外照射進來的陽光看報紙。

吳荻舟五十年代在香港任職《文匯報》社長,看報紙是日常重要內容。

(圖二:父親在香港的照片。)

總括而言,由父親具體負責的香港出版、新聞和電影戰線建設都打下了良好基礎。幾十年裡雖經歷了風風雨雨,有高潮有低潮,但老同事們都記得他這頭“開荒牛”,記得他當年埋頭苦幹,勇於開拓局面的精神和風貌。1979年中,《文匯報》總編王家禎寫信給父親,其中提到:《文匯報》屬下已有多間廣告、美術印刷、貿易、旅遊公司,與大陸、海外有很多合作。他高度評價父親早年提出的報紙要爭取自力更生的做法,讚譽他“是文匯的功臣”,1992年父親去世後《文匯報》為了紀念他,特發表了他在1991年7月訪問香港期間到報社探望大家時在職工大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說:“講話很平實,從中可見這位長者謙虛樸實、嚴於律己,對後輩循循善誘的可貴品德。”

時過境遷,還有多少人記得絲絲扣扣編織在如梭光陰裡的細節?對父親而言,他理解和執行的統戰就是在不同時期、為不同任務設法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把事情做好。只有上善若水,虛懷若穀,堅定目標,才不至迷失。

經歷近14年在香港的工作後,1961年,父親先是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即他原來的上級部門,任港澳工委常委兼任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1962年,周恩來點名把父親調到北京,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一職則長期沒有人選,父親和另一位副組長孔筱成為廖承志港澳工作的左膀右臂。

[1] 麥君素(1913-2001):根據《廣東黨史》的介紹:麥君素是廣東省南海縣人,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中共廣東省委文委、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歷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政治部情報員,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南三建政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華商報》採訪主任,粵中《人民報》肇慶版總編輯。1950年到1978年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1978年調入暨南大學新聞系任副系主任、副教授,廣東新聞學會副會長。另根據暨南大學遺體捐獻紀念網站記錄,他把眼角膜、眼球及遺體一併捐給醫院。

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1.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整風記錄中有一句話,“群眾是一發難收的”,顯示中共有豐富的群眾運動經驗。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6月24日

幸:HK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老方針,又是新方針,是中央的一貫思想。(新的)對這思想更充實更豐富,更明顯提出HK留E比給M好,HK解放在台後,是更明確。廖公又說重經濟……都提得比以前明確完備系統,也是過程。下面對此方針的傳達沒有新鮮感,下面對此戰略思想的接受有不正確的思想,沒開動腦筋想一想中央為什麼重提。

HK問題,臺灣問題也罷,就是因加入M國的因素,才麻煩。戰略上是紙老虎,戰術上還是真老虎。因此我們對一系列的佈置不能不考慮。

我們觀念上不是從困難一面去看,而用不在話下去考慮,關係就重大了。對中央意見是自以為是,馬馬虎虎。中央同志說話平易,如不虛心體會放過去了,如陳總說吸收經驗教訓有三條。

我們幾個A員做不了那麼多事,要靠人家來做。應該說在HK重要是做組織工作。如何組織靠統工,通過他們的口、手去做。他們是廣大各階層的知識份子,要相信他們,靈活的領導他們。好好讀毛主席的《若干歷史——》[1],在A領導下的報紙不用共產主義人生觀唯物論影響人,不可能。陳總說,革命輸出又不輸出,不負擔輸出的義務,但說明社會主義好,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就是輸出。

6月25日

吳:不要引起敵人懷疑,在內部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是否採取個別談話,由公司當局出面說明,有了思想準備,積極地、有步驟地進行。秘密的A元不撤,並加強A的領導,公開的才撤。

夕:這是前進的退卻。加強A的領導是糾錯的關鍵問題,對公司內部的積極分子仍應加強領導,不能潑冷水。

金:長城大破大立,一開始就要通過呂,由呂向公司內部出面。先是談生產,生意,再由呂出面,在公司內沖淡對我們的看法,加強呂對長城的信心。A元撤不撤問題不大,立刻撤出,解鈴還是系鈴人,要個別做很多工作,主要還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風。鐘的目前權力要改一些。

幸:長城應有一A核心,靈魂“坐鎮”,問題是方式方法。

黃:加強A的領導,是指A的意圖如何變為群眾意圖,撤易進難,一般如作用不大,暴露,無法隱蔽,留下對事業影響,堅決撤出,否則不撤。以後再派的話:1.需要(工作上確有需要);2.對方接受;3.去了能起作用,作風好的才派。我們是開展工作,主要是培養進步的積極分子,當我們工作的骨幹,再進一步,骨幹可發展成A員。

幸:鐘培養的對象可以轉移給較灰的人去聯繫。

施:鐘退意見較一致。方向認清了,開始會有些困難,應耐心爭取上層出來說話,用說服的辦法,別發號施令。也要注意:1.正派風氣;2.還要注意加強A的領導。A的影響是要的,愛國主義教育是要的。這是限度,矯枉必須過正。膽大些,有的我們帶群眾前進,有的與群眾商量,也許他們有好主意,助我貫徹。

辛 :黃的發言好,派人好,不派也行。不能理解為A的領導就是派人去。作風在那種條件下是政治問題,因群眾不能接受這樣的作風。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圖四:“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兩字分量很重,應該是與會者被要求明確表態。)

7月1日  廖(廖承志)

I過去有過一條,不動員HK人士參加國際國內的正式會議等活動,今後也如此。連廣東的也不要安排。

II關於務虛的總結:

首先關於香港形勢:

和平與戰爭。毛主席說:“不能寫保票”,趨勢是大戰基本打不起來。但,也不

是絕對,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強大,反殖民主義發展了,大戰可能就更少。我們要不斷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與譴責戰爭狂人。社會主義不斷增大之下,利用有利形勢,使帝國主義不敢打。

(張插[2],時間對我有利)

我們不是不惜犧牲一切祈求和平,我們不怕戰爭,但不搞戰爭。

這是HK問題的先決條件,HK解放,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不會早於解放臺灣。

局部戰爭有沒有擴大的可能?有也是在中間地帶,而且擴大的可能極小,局部就是局部。

HK工作要有一個概念,即,HK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的工作。因此,HK工作不是解放的準備(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其次,HK的基本矛盾是我E矛盾,真正的矛盾主要還是EM矛盾。

張聞天:“為什麼我們對E有打有拉?”

廖承志:正因為E是在帝國主義中比較中間的國家。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把HK解放推到臺灣解放之後。因我們把HK放在E國有利。HK的一切鬥爭都要從這個基礎上來考慮,概念首先要搞清,即E是帝國主義中的中間派,可能出現中間局勢。

其三,我們不把HK工作作為對E的,而是作為削弱M帝的前哨基地。因此鬥爭

矛頭不是對E,就不能設想天天鬥爭,搞同盟罷工。因此,HK工作就是愛國主義的,HK工作就是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是化整為零的,到處深入的。不搞多掛旗。

另一面,HK工作的任務,是戰略觀察所,HK工作就是在理解國際大勢的情況上提供一些資料。把更多的時間和力量放在觀察站上。

所以HK工作的內容,就是耳、眼的,不能當作國內工作一部分,甚至不是廣東工作的一部分,是國外的工作,前哨工作。

因此HK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內容,所以宣傳社會主義是錯的。我們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蘇聯建設成就,那也只是宣傳和平競賽[3],不是宣傳社會主義。是和平統戰,不是搞社會主義。因此,HK工作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宣傳工作。就是愛國主義。HK居住的同胞,還不能高到社會主義的。

愛國主義是什麼?就是毛主席的三條,這是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否則,提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這肯定是錯的。

HK的宣傳只是為廣大的中落群眾,就是三條。

毛:HK的報紙照例要比國內低一格。

廖:第三個問題(原文號碼比較混亂,下同),HK的報紙及其他,即使是我報,也只能是統一戰線性質的,要用統一戰線的方法去經營,幹部也是要統戰幹部去經營。費、袁、呂根據統戰的政策去支援。

如果要搞成一個上下都是社會主義的,有害無利。我們不能設想個個像華潤。

既然是統戰,就有左中右。鞏固左,廣泛爭取中,最少限度孤立最右。中右也去打,這就太錯了,馬雲良就不能(打)。

要重新排隊,只能容許寬,不能比國內緊。一切要統戰的做法。

第五個問題

群眾鬥爭,也要服從這個原則,“不可不鬥,不可老鬥”,要拉就拉。

第六個問題

HK工作,不要事事同國內配合。

2工作分工怎麼辦

日常領導、具體領導歸廣東,方針政策,外辦HK小組傳達給廣東。

3幾個具體問題:

1香港還是要有一個報紙,比較正面的傳達國家的態度,文匯。

1但仍然是一個統戰方法來辦的,不能說是A報。

2此外大公、新晚,只是向HK、海外宣傳愛國主義,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直接面向中落。

3這些報紙主要是揭露M帝,“逢M必反”是錯的,美國的人民我們是不反的,國內也不是如此,帝國主義和人民要區別開來,壟斷和人民區別開來。

4對E態度,要服從對E打拉並用,有打有拉的政策。無關大體的事,可以報道,只有E國反動的、配合M國搞兩個中國才反。

5報紙對群眾鬥爭不要配合。

6要重社會新聞,不要老反阿飛。

7用外稿問題,只能適當用,但必須對我有利,聳動新聞的事,在我們的報紙,絕對要不得,要實事求是,慢點沒有害。

8有關國內的報導。主要宣傳成績,要綜合。不要抓住一些個別突出的成就大事報導。海外報紙不要搶先(國內報紙有時是為了鼓勁,搶先報道)。地方報紙的新聞不能轉載。國內國外都要抓浮誇,報導要留餘地。

9報刊副刊,要多姿多彩,生動活潑。HK的文藝方針也是愛國主義的,面向中落的,愛國主義也是為工農兵,但在海外是以愛國主義的形式出現。

III文化統戰

一,要大大擴大文化統戰,要團結一切可用的,要調動一切可調的,要盡可能擴

大統戰。對要求進步的不要潑冷水。但不能以他們的要求變為制度。像呂不能拿他的三權。

二,明星制度還是要加以肯定,經營管理要社會化。

三,中右和蔣特要區別開來,只有搞兩個中國的,配合美國的、搞反動的,右不能說是蔣特。

(邵氏只能說他是中間偏右)

(白、吳、已是中左了,過去沒有罵過我們,只是不說話,解放後相當程度同情我們)

宗派主義必須挖掉,重新排隊,大大擴大統一戰線,重新團結。

HK人人要靠國內生活,要留有後路,因此統戰是有條件的,要好好的重新搞。

中國這一年是大變化的一年,大躍進巨大成績,一年的偉大計劃,不平凡的一年,成績不(特)別說。

為什麼中國能有一大躍進。這要分析,這是中國國力弱,外受壓迫,內封建壓,必須加速,我們必須有成就,當然。距離蘇聯很遠,比資本主義的生產也有一段不近的距離。政治上是近了,經濟上也還有一段距離。

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的成績,另在蘇聯兄弟幫助下,總算在工業上打下了基礎,但與六億人的要求比,還小得很,如果拿成績用6億人除,就小得很。

就拿1070噸鋼,六億除,每人不到20斤,不說比比利時,連盧森堡也不如。

就拿去年一年的糧產說,六億人分不到300萬。因此拿總產值來說,還遠落後於人民的需要。

但這成就是一推動力,我們用此推動今後,必須加快速度,如不擺脫落後就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欺負,如美以台搞顛覆。

如不能加趕,就不能成農工業的先進國家。固然我們有偉大的蘇聯,有兄弟國家,有反帝的人民,有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和平的人民,這些,使美帝不敢向我進攻。

由於蘇聯無私幫助,因此打下了成為工業的可能,這是要感謝的。但,我們這麼大,人這麼多,不能指望蘇聯代我做,不能說要人包下來,不能老躺在蘇聯懷抱,故必自力更生,自己生產出來才是。

但又得回頭看,6億5000萬(人口)就不簡單。如豬每人一公斤,65萬噸,誰能一下送來65萬呢?因此說到分配,就要用6.5來除。要加緊生產才能使工農業,而且還得搞林漁牧。

農民還不能每人得300公斤,還包括雜糧和牲口吃的在內。我們還需工業近代化,外匯,還要農業建設。這佔了70%外匯,沒有這些就不能完成工農業建設。重工業上我們要銅,要有色金屬,有了才能平衡發展。我們要平衡就要工業,否則不能。

我們處和平競賽,我們還要防止帝國主義的進攻,因此還要搞國防,搞近代工業,為了滿足此,有了去年的大躍進。但平均不到20斤鋼,一噸煤,由此不難瞭解,中國人民要用迫切的辦法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否則,不能建設我們自身的工業體系,擺脫對帝國主義的依附。

這不但是中國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人民的需要。
瞭解了這,才能明白我A在八大上通過總路線的決議,工農,重輕,大中小。這

方針不是拍腦袋想的,是客觀的反映,因此鼓舞人民前進。

大家看到,一年群眾發揮大力,這原動力就是總路線。有人反此,這是舊社會的殘餘,一小撮舊知識份子。我們也有個別地方做得不好,但總的是極大變化,這是值得重視。也指明將來的方向,這是很寶貴的。

如果過去革命是群眾路線,今後一切都是如此。這一年的最大也是依靠了群眾路線。這指出了今後的方向,使我們能十年二十年內建成。

這是基礎,必須承認,如認知了這個基本的話,就是多點少點,只是第二意義的事,如去年少了一點,今年補上,如去年糧少,今年由於災少點,後年可補上,因此不在數字,只要能把人民鼓上去,貿易少一點,明年可趕上。

當然在去年的大躍進,我們有巨大成就,同時也有一些錯。A就是在改這些錯,就是不合乎客觀。缺錯表示在什麼?

1.在發展速度上,2.平衡,3.品質

在發展速度上,我們必須擺脫落後,加快速度,不這樣提就錯,但,速度不能像

主觀願望,有客觀限制,農業增加10%,就是躍進,15-20%就大躍進,特大躍進,但要普遍翻番,是不合客觀的。

工業,通常十幾%已經是大躍進,由於落後,能增加20%的話,已經是大躍進。25%大躍進,30%就特躍進了,因此什麼能翻一番是不可能的。這是一條寶貴經驗。

為什麼去年中央部門要求提高很高?基本就是缺少經驗。由於經驗少,甚至雜,所以偏高。加以回顧人民的積極熱情,要求偏高,就不奇了,只是我們發覺估高了,就會實事求是去掉。

這裡要區分幾種情況。

有一些確是算多了,我們不能在農村正確做出估計,因此估計偏高不出奇。同時,食堂速度。家庭消費轉為集體消費。突然密集多食,消費多了。又如工業,興辦工業,煉鋼鐵,因此可能原材料消耗多了。去年消耗多了些,今年一度出現緊張,因此不能懷疑農業有增產。確實有增產,同時又由於還未做農業機械和電氣化,還是手工業,因此把農村富裕的勞動力調到城裡就增加了一些消耗,故有地方糧食緊張,但不是全國各地都緊張,有些地方會過日子就好一些,如湖南,四川。

XX最近從農村回來,說每天每人至少有半公斤,這證明確增產。說明要會過日子。這又是一經驗,蘇聯曾有過。可是去年我們忘了,我們的人民有了,多食點,6億一來,數就大了。我們每年出幾萬噸,這是不多的。每天多吃一點肉,2千萬頭豬就完了。因此今年豬就緊了。

生產設備,也有增,有些需增,有些不需,也就不平衡,只需要我們發覺,改,就好了。

其次是平衡問題,我們知社會主義建設必按比例發展,原則是慎重,但,在實行中保證它,不易。企業間要平衡,工農業間,生產消費之間,都必須要平衡,剛才說,經濟建設上少經驗。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全按比例,蘇給了大幫助,但那也有缺點,就是步伐放慢了。因此第二個五年計劃,就採取躍進,突破舊的平衡規律。A的多快好省,四者關係就是平衡,兩腿腿走路也是平衡,但也是有重點,大中小,重大,這些就是平衡,大原則。

因此,我們有了一年經驗,我們也要時間才學得到兩條腿走路,

所以我們摸到規律,不能老是漲。這是不行的,

煤炭、電力、運輸、都要發展,因此不能12月一線上升,因此,煤,可能今年達不到3180,過去3120,因此煤也要平衡規律。

要掌握這平衡規律就要時間。有些同志提了意見,謝謝,如一意孤行走路,無用,旁人好心,謝,但,不能保證小孩不跌跤。

3質量?

這是根本問題,重大問題,去年有一部分產品確實差,但對此也要辯證來看。大躍進中出一些差錯不奇怪,拿鋼來說,去年好的700萬噸,但由於我們採取兩條腿走路,煉1100萬噸,好850萬噸。中等的100萬噸,從中出200萬噸差一些,只能給地方做些東西。

因此,給今後躍進打下基礎,但我們總結,就不能這樣幹,要同時注意到數量和品質,今年保質中取數量,地方的增產中,必須有煤才幹。

質量也要辨證看。大型中型與小型,不能一樣,這就使我們客觀地認識了此,提高了我們,來迎接今年的躍進。

因此,必須理解,有些錯,從總的來看,成績還是九指一指。只要認識了此,就保證了今後的工作。因此,錯、缺也壞事變好事,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人民。

其他方面也可能錯,但,上生產力就是準備犯錯。

蘇聯已經有40年經驗,我們學過來,更豐富我們的經驗,來實現我們今後更大的躍進。

總理說這是前進中的缺點,但也可能五年、十年還會有新的錯。方向基本不錯,1萬年有,問題在能總結,取得教訓。

*今年國慶,只適當大慶。

*新聞不要搶先,不要抓到一件新事物就來大搞。

*多改寫,不一定要照登中新社的稿,多把這些當素材。

[1]似是指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延安整風期間所作《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面闡述了中共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2] 張插:“張”,不知道是不是指後面出現的張聞天。同樣,後面還有“毛”,不知道是不是指毛澤東。筆記裡還有一句“總:我們應該估計邵中有MK關係,但要合理,是否每事都有MK活動”,不知道是不是指總理。

[3] 和平競賽: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並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點名批評了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的錯誤及其嚴重後果,提出了肅清個人崇拜的三項措施。

人來人往的馬路上橫躺著一具屍體。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九龍暴動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 九龍暴動

根據父親吳荻舟多份材料以及1991年在香港的談話錄音綜述,1956年10月l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也即“雙十節”,住在香港調景嶺徙置區李鄭屋村的親台分子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進步工人扯下[1],雙方發生劇烈衝突。隨後國民黨借機把事態鬧大[2],逃港的國民黨殘兵敗將、流亡地主、黑社會都裹脅進去,上萬人攻打進步工會,搶砸國貨公司,奸殺位於青山道一間工會診療所一名女護士棄屍河邊。騷亂從九龍青山道蔓延至尖沙咀一帶,攻擊搶劫的對象不限於左派機構,連一般市民、商鋪也遭殃[3]

當時仍然是工作組時代,父親是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公開身份是招商局顧問。他們及時向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彙報,陶鑄的指示是:堅持自衛為主,但要責成港英政府負責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陶鑄指示以父親為首成立“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溫康蘭、工會線的李生都參加了。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就設在當時香港中國銀行八樓、父親的辦公室內。父親白天到各單位巡視,夜晚留守在辦公室。愛國社團、進步工會、進步的社會人士紛紛到父親辦公室分析情況,估計形勢。他們佈置了幾項防範措施:一是根據陶鑄的指示,把社會治安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二是通知所有進步機構(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和各個工會的人員不要上街,以免英警開槍誤傷。各單位要關好鐵閘,父親在巡視中曾發現有的單位沒有鐵閘,即要他們馬上安裝;三是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各單位都做了自衛的準備。比如報館日常工作要化鉛鑄字,工人就日夜不熄火,煮好幾鍋鉛水,萬一暴徒沖上來可以用於自衛;有的單位把窗櫺的鐵枝拆下來磨尖,不用時插在原處,緊急時可以當做長矛;有的單位準備了石灰、石頭、啤酒瓶甚至紅墨水等。

“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最重要的是掌握動態,建立情報網絡和報警機制。中資機構、進步社團、社會各界人士、工會會員等注意收集敵人動態,讓住在港九各處的群眾知道,一旦發現暴徒集結,馬上打電話通知報館或警署,《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隨時把掌握到的暴徒動態通知父親,並以報社名義通知港英警方,責成警方去驅散和監視。有一晚,暴徒從調景嶺對開海面筲箕灣登岸,在香港好幾處集合,群眾紛紛電告報館、警署。英警連夜出動十餘次,拘捕幾百個暴徒,暴徒企圖在港島鬧事沒有成功。父親說:“甚至有的特務在房間裡開會,他的保姆、我們的群眾便把情況通知我們。”

10月13日,周恩來總理約見英國駐京代辦,指出港九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正受到國民黨特務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十分關注,港英當局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亂[4]

人來人往的馬路上橫躺著一具屍體。

香港英文虎報報導“九龍暴動”的一張照片,有人伏屍街頭。

(圖一:英文虎報1956年10月13日報導,一名男子在太子道遭右派暴徒槍擊,伏屍街頭。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事態發展到10月中旬,暴亂遍及九龍,關係到香港的治安問題,警察己控制不了局面,港英政府出動英軍鎮壓並宣佈戒嚴。除大舉拘捕外,軍、警還開槍射擊,致死致傷暴徒以及無辜群眾。父親說,港英初時“坐山觀虎鬥”,想等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沒有得逞。我們通知大家不上街和敵人作鬥爭。如果出去,他會抓兩邊的人,會開槍射擊。一來對打的話,港府會抓我們,說是兩方面都在暴動,二來槍子好人壞人都會殺傷,關起門自衛。敵人上樓我們淋鉛水、熱水,令他撤退。

到20號以後,暴亂基本平息。父親說:“我方因為以守為攻,進行堡壘式自衛鬥爭,再無損失。”“預料到港英會找我們麻煩,搜查我們的自衛武器,他們是知道我們搞自衛的。我們通知各機構立即消除所有設置的障礙,銷毀一切自衛武器。”果然暴亂平息不久,英警搜查幾間左派機構,搜不到任何武器,抓不到任何把柄。

父親在1991年訪問香港時和“老友記”們憶當年也曾說:“港英政府對此國民黨挑起的事件是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我們是否要鬥,鬥到自己垮?不行。自衛為主,關起門保護自己,不讓港府抓到把柄,又要把責任交給他,但不信任他,有足夠力量自衛。”他說:“當時我坐鎮在中銀八樓辦公室,起初我把孩子留在家裡,我愛人在廣州學習回不來,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整日整夜在那裡隨時接電話。我把孩子留在家裡,告訴司機(工會派來的可靠群眾),假定敵人攻進我家,就把我的孩子用繩子吊到隔壁人家的天臺上。我們住四五層樓(天臺上有一間小房子),隔壁只有三層,吊下去可以在人家或者天臺找地方躲起來。東西不要管,被搶也不要緊,司機是可靠的,保住人就可以。”“後來白天有人看著(孩子),晚上把門鎖了,孩子也送到銀行。”

我那時候不到三歲,記成要把我們勒死,直到為父親整理資料和錄音才得以釋疑。據我二姐回憶,那時她還在香港上學,學校停課,教職工與高班同學組織自衛隊,保護學校。父親說後來把我們都接到香港中國銀行八樓打地鋪,我完全沒有印象,但是我妹妹卻對此有印象,當時她才1歲多!

香港中國銀行位於車水馬龍的中環,門口有兩個石獅子。

香港中國銀行大廈位於中環,路面電車從這裡轉彎。

(圖二:舊香港中國銀行,希望有一天可以上八樓看一看。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大哥說的:那時候他在廣州上中學,後來母親張佩華帶著他回到香港,到中銀八樓和家人會合。母親在裡屋和父親說話,讓我二哥去買十個麵包。二哥買回來,才吃了一個,大哥已經幹掉其餘9個,母親從裡屋走出來看見了說:吃得這麼快,好像幾輩子沒飯吃。大哥回憶說:當時就是沒飯吃呀,在廣州餓得哪怕有一分錢也去買東西吃,幾分錢一碗王老吉涼茶也好充饑,弄得後來幾天不喝王老吉就不舒服。

“能文能武”的父親在香港還有另類工作。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五牛圖》和《史記提綱》”(不知道是否發表了),講述故宮收藏的珍貴文物在抗戰時期有不少被盜賣、被竊甚至公開搬走,有些在解放初偷運到香港,他們如何通過當時住在銅鑼灣的章士釗夫人(我只查到三夫人殷德珍1949年前後到香港並留下,70年代初章士釗多次去香港和她重聚)做愛國主義教育,把文物買回來。

父親在文章中回顧,1958至59年間,國內收到反映,漢司馬遷親筆的《史記提綱》、唐韓滉的《五牛圖》及司馬光的一幅字畫三件國寶流落香港,要設法收回來。香港地下黨接到通知後,當一個重要任務完成。父親親往章士釗夫人家瞭解情況。據她說,日本人正在出高價洽談,單是其中一幅《五牛圖》,便出價10萬港元。父親說,這情況對我們很不利,時間十分緊迫,需要馬上有一個決策。為了不讓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收購,一面請章夫人保密,一面設法和該商人見面。父親說他對該商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政治角度上說服他不應把國家的古文物賣給外國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使得他感到有壓力,不敢輕易向日本人出售這些文物,但又不可以激怒他。畢竟香港是個自由商港,所謂重利輕義的冒險樂園、鱷魚潭,誰又能強迫誰愛國不愛財呢?同時,香港偽造古文物的商人也不少,在未經鑒定分清真假之前,也不便出價成交。父親記得除了根據國內有關部門提供的考證辨別外還請了本地專家鑒別,確認是真跡後,開了一周取款的期票給持畫者。

父親說,這次收回這幾件國寶,著實費了一番心機。章士釗夫人以及幾位統戰人士,包括三位古文物鑒定家都出了很大力。多年後,香港文匯報35周年報慶,父親看到一幅畫的署名,記起一位叫任真漢。父親記得還有一位石灣陶瓷和宜興茶具的收藏家,但是不記得名字了。有的人幫助父親鑒定真偽,有的側面做了持畫者的工作,最後是以15萬港幣買回這幾件國寶。

父親說:這幾件文物回到我們手裡後,在我家裡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約請七八位出過力的統戰人士,一邊喝酒,一邊欣賞,也有人痛駡喪心病狂走私文物者。大家認為這是極其重大的收穫,決心全力以赴把流散在海外的古文物收回祖國[5]

父母和四個孩子合影,三女一男,分別是次男和二、三、四女。

吳荻舟和張佩華夫婦帶著四個小孩子在“新巴黎”合影

(圖三:1956年前後父母和我二姐、二哥、我、還有妹妹的合影。照片背後僅寫著“新巴黎”三個字,我查到香港50年代確曾有個新巴黎大農場,位於黃竹坑,大概就是現在海洋公園那一帶。有菜園、餐廳、小動物園和少量遊樂設施,不知道是不是去了那裡?一張溫馨的照片啊。)

說到那時候的生活,聽母親說,文革期間,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待二十年來的家庭收支。她本來不知道父親也被勒令交待同一內容,父親去世後她找到一份父親寫的材料才知道的。她不無慶倖地說:“你爸爸講的情況和我講的一致。”

根據父親所寫的交待材料,1948年至1950年前後,父親在香港《華商報》讀者版包攬版面內外的複雜工作,收入只是二、三十元生活費,僅夠自己用。母親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一歲半至九歲)滯留在新加坡,白天教小學,管圖書,晚上到夜校兼職。1950年至1962年初的十二年,父母都在香港工作,生活較安定,下面三個孩子陸續出世。這期間,左派機構的工資制度各不相同,有供給制,低工資制(就是在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工資普遍比社會上低,1958年後才開始實行社會化工資。當時在香港左派機構工作的人大都懷著理想,追求社會公正,收入低也甘願堅持。)

母親1950年至1957年在港澳工委工作,是供給制;同時期父親是低工資制,以招商局工資為基礎,每月四百元,組織上另補助一部分。1957年秋,父親到《文匯報》做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在《文匯報》支工資一千元,在招商局支六百元。母親由供給制轉為進南方影業公司拿三百多元工資(1959年前後調整為四百多元)。

父親說,為了做上層統戰工作,決定搬出招商局宿舍,另租較大的房子。按制度,他們兼職不兼薪,招商局的六百元要上繳,房租報銷(或自己付部分房租)。為了簡化手續,組織決定我家包乾。後來我家租了每月房租七百五十元的房子,在北角堡壘街,上下兩層,還有露臺。記得家裡有時候開派對,交通航運界、報界、電影界以及一些與臺灣有關係的社會人士、醫生和商人等等都是父親的客人。許多漂亮的人兒把盞言歡,我還年幼,唯對滿屋都是移動的腿印象深刻。

父親寫道:生活費用。每月工資2100多元,扣除居住費用,尚有1200多元。每月除生活開支外,可存100元左右。生活費用的明細:1保姆工資160到200元(保姆二人,工資逐年增長,離開時已增至100元以上);2伙食費400至450元(1959年以前四大四小,1959年又一孩子回國內讀書,四大三小,每個人以50到60計);3國內學雜費150到180元(三個孩子,自中學到大學,包括伙食、學雜、寒暑假旅費等,每人每月人民幣20至25元計);4香港學雜費140到150元(學費每人30元,校車15元,校服,書雜,三個孩子約計數);5衣著50至60元(全家八人,每年以600至700元計,平均每月約數);6水電20至30元(夏天風扇,冬天取暖,燙鬥、燈光等用電,及水費等約數);7負擔20元(岳父,基本每月寄,有時寄30元,此外給侄子們寄點藥品等);8工作80至90元(夫婦二人在外伙食,小應酬、交通等,我每月固定支50元);9書籍20元(包括孩子們的課外讀物,我買參考書等約數);10醫藥10元(約數);此外還有家雜(包括郵政工人、看更工人、清潔工人的年節費用,肥皂、牙膏、洗衣粉、去污粉、手紙、地蠟等等)無法估算。

生活盈餘,購置了1一套傢俱(包括大床、大衣櫃、五桶櫃、餐桌、十二把椅子、書桌等帶回來外,還上繳了幾件);2收音機(包括電唱機、唱片櫃);3手錶;4照相機(包括遠距鏡頭,都是舊的);5半導體收音機;6雙層鐵床(三個);7樟木箱、陽江皮箱等;8電燙斗;9買了幾百元人民幣公債;10鋼琴(原來是買的舊外國琴,回來時換了星海牌);11厚呢大衣;12回來時全家添置國內用的衣服、棉被、家用藥品、日用品等。

期間父親有兩筆額外收入,他也做了交待:11953、54年的時候,我祖父在雲夢的雜貨店結業,三叔給我父親捎來400元人民幣。父親報告給黃作梅 ,黃作梅同意父親留用,於是父親把錢放在內地,給在內地讀書的孩子用(1950年至1955年間,大哥大姐都被送回內地)。2父親寫過一些劇本和理論文章發表,用1000多元稿費買了一架舊鋼琴給我二姐學琴,其餘作家用。

工作超負荷,低收入,養育6個孩子和外祖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清二楚,這就是那時候的幹部。父親也寫了到北京後的收支明細,此處按下不表。

[1] 香港政府《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說“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被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

[2] 時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事後指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暴動由國民黨策劃。

[3] 我查到還有其他暴行如燒廠房燒車,襲擊郵局和公共交通工具,外國人亦成為襲擊目標。1956年12月23日,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他認為是一些思想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群眾試圖擾亂香港的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在1998年4月初版的《簡明香港史》中,學者劉蜀永認為,1950年代為逃離戰火而來港的大量內地移民謀生艱難,經濟情況不佳,加上政治的挫敗感,最終釀成騷亂。

[4] 10月16日下午,香港總督葛量洪在記者會反駁北京方面的抗議,認為北京“干預內政”。據說九龍暴動發生後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

[5] 幾年前有人告訴我《五牛圖》真跡在臺北故宮。而關於收回國寶,網上也有另外的版本。真假難辨,這裡是根據父親的遺稿整理。

吳荻舟手稿《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新聞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 新聞戰線

根據父親吳荻舟的回憶,工作組時代初期,新聞線的領導是黃作梅,他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身份聯繫《文匯報》、《大公報》。《大公報》原來是個“中間偏右”的報紙,“1949年才把傾向轉過來”。《文匯報》總社在上海,1947-48年在香港設立分社,“傾向比較好,我們派劉思慕去任總編輯。”

黃作梅犧牲後,父親擔任工作組組長,新聞支部也由他直接聯繫。支部成員有金堯如(支部書記)、羅承勳(羅孚)、周南懷、廖蘊文等。新華社香港分社單獨成立一個支部,由譚幹、李沖、潘德聲等組成。譚幹後期參加工作組,負責外事,與父親聯繫。《商報》負責人是張學孔(《商報》創辦後入黨),《晶報》負責人是陳霞子,從《大公報》分出來的《新晚報》負責人是羅承勳(羅孚)。

1986年父親在廣東從化溫泉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廣東聯絡部劉先秀訪問時回顧,1951年中央明確了港澳工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不宣傳新民主義、社會主義”。這是總方針,後來中央還下達了一些具體方針。如解放臺灣,是和平解放還是武裝解放?起初強調武裝解放,後來強調和平解放。最後是兩者並重,爭取和平解放。統戰工作的總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要有層次,進步的談多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香港著名實業家王寬誠、香港名醫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

具體到愛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的消息,《香港商報》多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和《晶報》基本不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臺灣有關係的商人也登廣告以保護自己。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

當時一些外國通訊社捕風捉影說中共和臺灣談判。有一天《新晚報》未經請示把法新社繪聲繪影地說中共已在巴黎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放臺灣的消息登出來,人家知道《新晚報》是愛國報紙,便說中共承認了,證實了。父親說,1955年中央曾經提出和談,但只是一個願望和方向,沒有要求做宣傳。“中央一看這個消息,我們就挨批了。”上面對他們的批評還包括“版面搞得太過五花八門”、《文匯報》這種正面的報紙不能靠賭馬、贈送冰箱之類低級趣味招徠和推銷報份等等。內地搞大躍進的時候,新華社宣傳報導誇大失實,香港愛國報紙也不得不轉載,不過父親說:“這不能怪下面的同志。”

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越來越頻繁出現反映香港工作受內地政治運動影響、忽左忽右的內容。文化戰線有“左”、“右”的困擾,新聞戰線可以看到同樣的傾向。1988年,父親在南戴河休養期間寫了《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集中談了這方面問題。

吳荻舟手稿《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

吳荻舟是香港《文匯報》第一任社長,晚年回顧那段歷程,文章有很多“乾貨”。

(圖一:父親《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手稿。)

根據這篇文章,父親與《文匯報》交集始於建國初期,公開當社長是1957年,1961年孟秋江調任社長時他仍未註銷社長職,以常委兼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港澳來回跑。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時正式向香港政府註銷社長職務。這樣算起來和《文匯報》的交集正好是10年左右。

建國初期,張鐵生還在香港,有一天父親和他去見徐鑄成[1],在場還有余鴻翔。那次會晤主要是研究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分家,因為4個原因:1.所處兩種社會,報導與立論方針不同;2.兩地幣制不同;3.人事處理和工資制度不同;4.版面處理不同。決定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從過去的總社和分社的關係,改為兩個獨立的實體。會晤後,張鐵生、徐鑄成相繼回內地,董事會每月經過父親撥一筆外匯給報社,父親則與余鴻翔保持聯繫,交換業務上的意見。但到1957年才公開《文匯報》“分家”,暗分明不分的六、七年裡,沒有社長,只有編輯部和經理部,公開後成立了董事會領導的獨立建制,向香港政府註冊,董事長梅文鼎,余鴻翔任經理,父親擔任社長。

父親說:“10年中大小事件不知多少,可記憶像一面篩子,早把往事漏走了。有過爭論的事,也只剩下模糊的輪廓了。”儘管如此,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我,還是通過他描述的“輪廓”瞭解到很多往事。

首先,他們遇到辦報方針之爭。大陸解放之初,內地領導認為,《文匯報》是第一線報紙,應宣傳社會主義。對此,父親寫道:“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是在海外辦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應面向世界、面向廣大華僑,除客觀報導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遇到的困難外,應立論廣泛的愛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主持正義,貶惡揚善。”“但是董事會把海外辦報視為外事工作,授權不多,對辦報方針的解釋權不在辦報同仁,對祖國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內地文化、新聞意識經常影響香港《文匯報》的報導方位與立論方向,造成報紙長期忽左忽右,以左為主。1957年夏,董事會改組,做了一次總結,指出了問題的關鍵,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董事會也不斷召集各版負責幹部面談。”父親說:“各報指導思想曾出現過一定的穩定性。但,各報幹部從舊社會來,繼續生活在‘舊社會’裡,內外有別的新聞觀點,不易建立和鞏固,有時連我自己也發生迷惑。”

其次是搶新聞的問題。身處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報紙免不了搶新聞。父親說:“搶新聞我們也不反對,新聞報導落後意味著失去讀者,報份下降,影響收入,影響社會對報紙的印象——有人說內地的日報是晚報。但是我們還有一條,不能失實,不能捕風捉影,‘克裡空[2]’。所以我們使用通訊稿子時,既要敏感,反應迅速,同時要有銳利深沉的分析能力。”父親對無原則的“搶新聞”和“造新聞”、嘩眾取寵的報導作風十分反感。這是他多年工作養成的工作作風。如果他沒有實事求是的作風,在近乎孤軍作戰的八年抗戰歷程中恐怕已無法帶著隊伍倖存吧。

第三個問題是內地浮誇風的影響。父親說:“1958年內地搞‘大躍進’,香港幾家愛國報紙一度感到報導上的困擾。生產上按常理不可能有的速度和產量,由於新華社報導了,香港不能不反應,尤其居於第一線的《文匯報》,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要聞幹部問我應如何處理,我說先只做客觀報導,不寫社論。但新華社連續報導後,我也感到困惑。直到我們組織幹部去廣東新會參觀畝產15-20萬斤的白薯地發現做假現象後,才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可是克裡空的錯已鑄成,報紙形象受損,社會輿論說左派報紙也不能全信。”在新會參觀的時候父親把手插進土裡,發現是把幾畝地的白薯堆在一塊地裡造假。

四個幼童站在堆得厚厚的稻草上,顯示畝產創世界記錄

那時候很多照片都是這樣擺拍的,幾畝地的水稻或者紅薯堆在一起,就可以“放衛星”。

(圖二:內地在“大躍進”時期的宣傳資料。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第四個問題是分工和協調的矛盾。50年代初,香港只有一兩家態度鮮明的愛國報紙,後來又先後辦了兩三家,原意是分別照顧不同層次,不同方位的讀者,擴大愛國報紙宣傳報導的覆蓋面,但是就出現了爭奪讀者的矛盾。還好,父親說,各報幹部不斷交換意見,主動協議分工,決定各自向不同方位發展,在不同層次展開爭取讀者。在新聞選擇上,立論角度上,副刊結構和約稿等都有了標準,各自的版面豐富多彩,各遵其道。他說:“不斷總結自己的做法,不斷接近自己的努力方向,接近自己的讀者,報紙樹立了個性、特點。”“這樣做,各報報份都穩定上升,我離開香港前,有的已經接近10萬份。《文匯報》也從七、八千份上升到近兩萬份。這是報社同人努力的結果。”

第五個問題:如何對待刊登廣告。幹部、尤其經理部幹部與董事會的分歧很突出。為了減低赤字,減少董事會的外匯補貼,幹部們主張任何版面,只要是不違法、不危害社會的廣告都可以登。但是董事會強調,第一線的《文匯報》,絕不開放第一版登廣告,要聞版也要少登廣告。余鴻翔作為經理部門的,曾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父親也表示贊成,他認為,董事會的意見值得商榷。廣告多,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也是報紙銷路好的標誌,尤其是第一版廣告。廣告多了會佔用版面,可以加紙解決。

父親在文章最後寫道:“三中全會以後,糾正了左的思想,社會意識有了重大改變,而香港的新聞幹部經過長期的實踐,也確立了從香港社會出發辦報的思想,這些爭議也就自然消除了。不僅廣告多,版面活潑,言論上也顯示一定的獨立性,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應引以反思的。”

1997年5月我整理過1991年夏天父親訪港期間的一個講話錄音,他在提及當年的新聞戰線時說:“灰色報紙好一些,因為不採用新華社消息而是路透社消息,反而少出問題,控制著不報國內消息。越紅,越是一線的,越容易受國內影響,不能不發國內消息,加上我們一些幹部不是冷靜處理。我們也不瞭解國內,國內說15000,我不敢改成12000,也不能怪下面的編輯,左得太厲害了。農業部不知道農業真實情況?你左我更左,你產15000,我說20000。”

2014年5月在北京辦理母親後事期間我發現一本15cmX11cm的紅色硬皮本,封面上草書“東風”兩字,畫著一位女性科學工作者的形象。筆記內頁印有許多幅極具時代感的照片,如“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參加勞動”、“東風牌汽車在天安門”和“勞動模範、十四歲小學生馬家和搞發明”等。這個筆記本,加上另外一本較小的筆記筆,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9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講話內容。包括廖承志[3]、區夢覺[4]、黃施民[5]有關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的講話。記錄顯示,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

紅色封面上印著“東風”兩個字,還有一名女性意氣風發的半身圖案。

筆記本記錄了1959年一次五十天整風——中央認為港澳工委走偏了、極左,要糾正。

硬皮本內頁

硬皮本內頁

(圖三1/2:紅色硬皮本封面和內頁。)

其中6月26日一篇會議記錄,內容有關《新晚報》,十分有助理解上文所謂“爭論”。為保持“原汁原味”又方便閱讀,我照錄如下並加了較多注釋:

“劃線[6]”不影響立場,調子、風格還是策略問題。新晚用外電,不是為“公正”,是為了觀眾(讀者)易於接受,新晚的立場是明擺著的愛國報紙——陳[7]、諸[8]

1.愛國報紙,有自由主義、風格不影響;2.在重大問題上,要照國家規定來辦,這是一條界線——吳[9]

華僑有不少人看祖國是“看廟不看菩薩”,即看國家是否強大,有籠統的愛國主義觀點,對誰來管這個國家不講究,因此在海外只宣傳愛國主義,不強調去宣傳社會主義。新晚不好另搞聳動聽聞的新聞,否則又會犯像史達林的錯誤[10]。但如搞些新聞故事,如替法西斯翻案[11],像M國[12]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做文章那樣,這樣的聳動是可以的。對民族革命不用支持,用同情態度出現,支持與同情有程度上的不同——江[13]

[14]

  1. 小羅[15]把中東報導(錯的)[16]與新晚劃線並提錯。
  2. 劃線問題,愛國立場一樣,但不是掛在口上,因之,報導是從側面的,但關鍵問題上立場、公開態度不掩蔽,正面報導,問題不大,方式可不同。劃為中左可以,為免向大公文匯看齊。地方鬥爭可以不配合。

[17]

劃線本身並不科學,報紙本身立場不必掩蔽,做法上有分工,劃為二線,意義明確就可。做法上大不同。文匯大公國際主義立場明顯,支持社會主義祖國,新晚也支援,報導就不同了。大公文匯新聞來源清楚,新晚外電。大公文匯主要不靠吃國際飯,還報導內地建設,新晚不同。對內地報導,大公文匯主要宣傳祖國建設,新晚不背此大包袱。HK[18]本地報導,便可不配合,大公文匯以後適當配合,不刺激敵人,新晚可不做。這些不同,過去允許,今後也允許。大公文匯調子降,社會主義宣傳還大降,港聞要大大加,對M有策略,慢慢的大降。新聞主要是提高品質,不是政治性。是風格上的,文藝性,趣味性等的提高(有些降)。新晚不是提高調子,某些還是降。中東報導,錯了,但以後這類報導,也不是向大公文匯看齊,要報導從另一個角度報導,客觀點報導,有別於大公文匯,也支持了“伊拉克”人民歡欣鼓舞。新晚語言內地化,不好,以後要改,多用另一社會的語言,取材於中新社,另寫過(這當然很難)。商報,第一版一定要降,因差不多與大公一樣了。晶報要勸勸他(他的思想怕右)。三報是統戰性質的。A元[19] 在館內也不能以A身份發號施令,與館內民主人士也是統戰關係。對學習,社長、總編審號召,行不行,願不願不追,讓他自由主義,業務與執行任務可結合。經理部更鬆些。不搞學習制度。編輯部務虛風氣搞起來。

以上就是這本筆記內有關《新晚報》的內容。

關於文中提及的《新晚報》所犯“錯誤”,據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的麥君素在《吳荻舟》一書撰文《千里故人情》中回憶:五十年代初,蘇共黨內先後發生了批判史達林,處死貝利亞,宣佈馬林科夫、布林加寧、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為反黨集團等重大政治事件。消息發來的當天,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總編輯和主編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父親提出:“如中央、省委再無新的指示,應按報導蘇共二十大新聞的精神處理,即儘量低調、不渲染、不評論。”但是《新晚報》認為他們的報紙可以寬鬆一些,因為他們是以知識性、趣味性標榜而立足報業市場競爭的。麥君素寫道:“結果他們不僅刊出新華社消息,還把各大國際新聞社發出的帶很大傾向性、污蔑性的新聞稿不加批判刊出,配以被轟下臺的六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照片。報紙一出版,中央各部門都大為震動。周總理辦公室旋即來電廣東省委有關部門,指出這是一起政治事故,要求查明事故緣由,詳報總理。吳荻舟趕到省委,開口就有點負荊請罪的味道。”麥君素說:“我們知道他對事故沒有直接責任,他的自責只是嚴格要求自己對黨負責而已。省委同意我們與荻舟一起去北京向總理直接報告情況,省得書面彙報的某些局限性。”總理聽了父親的彙報,弄清了事實真相,很讚賞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周總理指出:“這一事件是海外報紙一貫追求內容‘花花綠綠’,宣傳‘買空賣空’思想的大暴露,抓住一點即盡情渲染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程度,假、大、空的新聞處理手法,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麥君素還說:“吳荻舟明白,問題不是批評處理某一個人就得以解決,而是要扶正報業方向,在殖民統治的社會辦好革命化報紙。總理的教導,使荻舟和我都受到啟迪,在當時大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包圍中,在當地殖民思想與資產階級生活的影響下,堅持我們正確的輿論導向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於是荻舟和我便帶著新的認識離開北京,回到香港展開了各報的整風學習。”“荻舟與我自《華商報》至中共廣東省委有關部門1958年反右鬥爭運動的十年共事中,荻舟同志對工作一絲不苟,勇於負責,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的精神,著實堪為我師。”

兩冊《吳荻舟》,由於張佩華晚年一直在翻看,以致已經翻爛,要用粗線縫起來。

廣東省黨史研究辦公室編輯的《吳荻舟》,收錄了吳荻舟各個時期戰友朋友親人的回憶文章,內容豐富。

(圖四: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吳荻舟》[20]。)

2012年一次在羅孚伯伯家,羅伯母和我聊天。她說:“我看到你們出版的那本《吳荻舟》,書裡說那次《新晚報》出事,你爸爸主動承擔領導責任。他這樣做真難得啊。”

[1]徐鑄成(1907-1991),不到二十歲就開始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多年,歷任《大公報》、《文匯報》記者、主筆等職位,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遂赴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任總主筆兼總經理。1949年6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徐鑄成任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也曾任上海市出版局編審,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教授,第一、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被錯劃右派沉寂二十餘年。晚年復出,遊歷著述,留下四百多萬字的專著及文集。

[2]據360百科解釋,“克裡空”一詞來自於安陽方言“殼裡空”,把殼兒扒開,裡面什麼都沒有,意為虛假,耍花招。

[3]廖承志: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4]區夢覺:時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5]黃施民(黃施明):時任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

[6]劃線:應是指新晚報的報刊定位,讀者對象,版面內容,語言風格等。

[7]陳:原文如此,未有全名及資料。

[8]諸樺:時任外辦工作人員。

[9]吳:吳菊生。

[10]史達林的錯誤: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蘇聯批判斯大林相關消息時所犯錯誤。

[11]如替法西斯翻案……是可以的:原文如此,結合前後文應是指M國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替法西斯翻案,新晚報以此為題材做新聞故事是可以的。

[12]M國:原文如此,應是吳荻舟用縮寫,指美國。

[13]江:未有全名及資料。

[14]黃:黃施民。

[15]小羅:羅孚,時任新晚報總編輯。

[16]中東報導(錯的):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中東問題時犯了錯誤。

[17]幸:未有全名,會議記錄顯示,幸是由中央派來參加會議的。有指應是辛冠潔,時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我不能確定。

[18] HK,指香港。

[19] A元:指共產黨員。

[20] 《蘆蕩小舟》裡的部分往事取材自《吳荻舟》,衷心感謝各位前輩留下珍貴資料。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漁民淚》是吳荻舟保留的一本電影劇本手稿,紙張已經泛黃發脆。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背山面海的清水灣片場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開頭提及吳荻舟當時負責選址等工作,還有清水灣片場廠長陸元亮談初時盛況。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30餘人大合影,蘇聯電影界的加利柯夫夫婦和吳荻舟、張佩華都在其中。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