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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起義背景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吳荻舟著《戲劇常識》,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舊時婦女,她身穿大襟衣服,梳著髮髻,嚴肅滄桑。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起義憶談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 起義憶談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1984年8月父親吳荻舟前往昆明,與林南園、李一萍等雲南起義當事人相隔35年重逢,向他們瞭解盧漢等人起義時的想法和部署,我有一份林南園講話記錄,雖然無法證實,還是整理如下,當做瞭解吧。有些事估計父親當年參與策劃起義的時候也不知情。

據林南園回憶,龍雲等人登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後,當時的行政院長閻錫山[1]認為,雲南一動,西南作為反共基地就不可能了,主張解決盧漢。蔣介石認為,這個時候解決掉盧漢,勢必桂系部隊進入,這塊地盤又成了李宗仁的,他不甘心。蔣介石認為盧漢是自己一手提拔的,還不至於馬上叛變,他打電話叫盧漢去重慶。盧漢很猶豫,去不去呢?時機如何?宋一痕在北平聯繫得如何(前面講過宋一痕留在香港)?蔣介石逼得這麼緊,周圍又有第8軍(李彌)和26軍(余程萬),力量懸殊。盧漢天天與下屬商量,去還是不去。後來盧漢派人去香港把宋一痕找回來,問北平的意見。這時是1949年9月初,解放軍還沒有渡江。

蔣介石叫國民黨元老張群去接盧漢,說保證將軍去,保證將軍歸。盧漢終於去了重慶,蔣介石在機場接他,說,我叫你來不為別的,是想做給美國看,現在雲南很穩定,沒有什麼動盪,便於我爭取美援。盧漢表示,我現在很困難,一無兵,二無糧,三無餉,周圍又有第8軍和26軍,要求辭職。蔣介石說,我叫你來不是逼你下臺,你手上已經有15個保安團,同意你編兩個軍,給你兩個番號,一個是93軍,另給74軍,至於餉,給你100萬銀元,可派人經廣州到臺灣去拿。還有大批武器在菲律賓,需要的話通知顧祝同即可撥給你。這樣兵餉都解決了,至於糧,蔣介石說你可以買嘛。9月5號去,8號安全回來。蔣介石也給了他任務:換掉政府裡和龍雲關係密切、參與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的人:“靠不住就不能放在身邊”。又給他一份名單,叫他逮捕進步人士,第一名就是當時雲南地下黨的楊靜。盧漢回到昆明當天表示很疲倦,不見客。9號,在林南園家會見龍澤匯(盧漢內弟,後任93軍軍長)等人,佈置查省參議會,不過事先通知楊靜等人躲避,叫警察局長“不要按此名單逮捕”,抓了人也不要處理,聽候命令。當天晚上,盧漢查封了省議會和報紙,逮捕200多人。毛人鳳來後想從這些人裡找地下黨,沒查到。毛人鳳建議把其中40多人帶到重慶審判,其他分別列了罪名給盧漢看,盧漢擱置一直沒辦,拖到11月李宗仁帶著家產來廣西,準備出國,盧漢密令楊文清聯合雲南士紳向李宗仁請願,說是蔣介石讓逮捕的,不得人心,查過也沒有什麼。李宗仁批:“既然查無實據,全部釋放。”李宗仁也怕盧漢留難他,索性做個人情。

11月15日,貴陽解放,30日重慶解放,盧漢認為時機差不多了。蔣介石此時又通過張群和盧漢商量,把昆明這塊地盤讓出來,把原雲南省政府遷到滇西,把原來在成都的一些國民黨中央機關遷到昆明。盧漢想,該動了。12月3日上午他見林南園,拿出龔自知從香港帶來的信,主要內容是雲南起義時間已近,請考慮派親信代表到香港會晤。盧漢考慮讓林南園去。林南園說“主席你如果覺得我合適我就去。”盧漢說,你和周體仁去(周體仁曾任北平警備總司令,是帶了葉劍英交待的任務來的,葉劍英和盧漢是同學,讓周體仁傳話給盧漢,勸盧漢到了適當的時候還是靠攏共產黨),不過不要同時走,你今天走,周體仁隔一天走,以免引起注意。盧漢馬上寫了一封信(就是前面申明四點意見那封),讓林南園去香港找張鐵生接洽,林南園立刻去機場,沒有被特務發現,到了香港,卻被可能是《星島日報》的記者發現,第二天就見報:滇財政廳長林南園到港。

林南園回憶,到港找到龔自知,4號去九龍見到張鐵生和我父親。他記得張鐵生說:雲南起義已經處於緊迫的時期,如果盧漢確實想靠攏人民,就應當堅決行動,“我們共產黨是重在行動,不在宣言。是否把此意先轉達給盧漢。”

林南園考慮通過電報轉達很不方便,想等周體仁5號到了與他商量,還想7號到廣州見了葉劍英再回昆明。張鐵生認為如果兩個人要去廣州也不反對,但時間確實很緊迫,“最好請林先生先回昆明,把當前情況向盧漢轉達,早日行動,若不能及時轉達到,會貽誤時機,誤大事。”林南園考慮這個責任重大,真貽誤了,自己也擔當不起這個責任。於是7號周體仁一個人去廣州,林南園回昆明。他把由龔自知起草的通電縫在大衣的邊上,下了飛機坐鐵路局特別黨部的車直接去了盧漢家轉達張鐵生的意見。盧漢告訴他,你走後張群逼得比過去更緊,一定要很快騰出昆明讓國民黨中央機關搬來,胡宗南的部隊很快要從西昌進入雲南,確實緊迫。6號晚上盧漢已經先約了一些人研究,要開始行動。有的人認為還沒準備成熟,74軍大部分部隊還在路上,在昆明的僅有93軍,人力不足;有的人認為可以動,不動要誤時機。現在華南既然指示早日行動,盧漢決定9號晚上,和西康的劉文輝約好同時行動。

9號張群來了,佈置成都撤退,讓雲南成為最後一塊反共基地。盧漢不見張群,讓代理秘書長楊樹聲去機場接,林南園和楊文清在盧漢的門口接,把張群招待在盧漢老屋隔壁的新房子住下。晚上,盧漢用張群的名義通知7名國民黨中央大員開會。到了7點,不見張群和盧漢,第8軍的李玉敏有點警覺,就走出客廳,可是門口站了崗,不能出來。盧漢在樓上指揮,看見李玉敏有所懷疑,於是下令警衛讓他們進會客室繳械,然後一個個用汽車送上五華山光復樓,送完已是晚上10點多,上山后宣佈起義,並通過電話總機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一,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靠攏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二,所有在雲南的部隊,通通一律駐守原地不動(包括嫡系和其他部隊),聽候接管。三,宣佈戒嚴。四,全省文武官員忠於職守,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不瞭解和北京一叫就能接通,電報是用商業密碼發到香港再轉發,拖了時間。

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盧漢在光復樓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

(圖一:雲南辛亥起義後成立的雲南軍都督府所在地昆明五華山光復樓。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插話說,那時我們很緊張,一方面發電報到北京,一方面要等龍雲的意見。當時北京已經解放,我們也不瞭解可以由北京直接給雲南復電,也很著急。

林南園繼續說,復電老不來,著急得很。盧漢擔心中央不知道,自己受包圍,等不到支持很危險。張群被扣期間連夜寫信給盧漢,大意是多年以來,凡是你希望轉給蔣介石的,我都替你轉到了。舉了好多例子,還有9月你去重慶,我也保證你的生命安全。當然你有你的苦衷,我本人與蔣公關系密切,今後也不願意過問政治了,希望你把我送到香港,唯一要求這點。”盧漢讓楊文清勸他,最好還是一道起義,他不肯,說“你們應該諒解我的處境”。盧漢叫林南園到香港催復電。走前林南園到省政府再看一次到底有沒有復電,結果兩個復電同時到,一個是嘉勉電,說密電收到了,雲南起義對促進西南解放起了作用。另一個詳細指示,要保護國家財產,聽候接管。關於雲南問題現在向西南劉鄧兩將軍就近請示辦理。中央已經指示,林南園沒必要再到香港了。重慶已經解放,盧漢說“那你到重慶請示劉鄧。”盧漢把張群放走了。

據林南園回顧:14號開始余程萬的26軍向昆明移動,李玉敏的第8軍遠在重慶江陰一帶,也向昆明方向移動,他們準備包圍昆明。到了16號,起義部隊和26軍有零星戰鬥,飛機場一度部分被26軍佔領,很快又奪回來。有的香港報紙說昆明已經被蔣介石收復,事實上只是機場部分一度被佔領。林南園到重慶請示劉鄧,劉鄧的部隊(楊勇的部隊)清晨到達張掖。于虔南提出如果需要,他可以去勸26軍撤退,盧漢也有此意。于虔南要求發一個月的軍餉,這個月的軍餉折算合300多兩黃金,400多銀元。盧漢給了,讓他去勸26軍,26軍撤走。這是21號。

“九九肅清”後,蔣介石成立剿匪司令部要殲滅“邊縱”,盧漢通知他們轉移,希望這支部隊能支持昆明。

第8軍的李玉敏是雲南騰沖人,盧漢認為是老鄉,能做做工作就一道起義,兩個軍就少掉一個軍。李玉敏堅決表示:和共產黨打交道是不講理的,我若考慮早考慮了。盧漢說,你夫人要見你。想讓他夫人勸勸他。把他放到龍XX家和夫人見面。夫人勸他和盧先生一道起義吧,把第八軍撤走。李玉敏口上說可以、可以。可是他又讓夫人把旗袍掀開,寫了幾個字,叫第8軍加緊進攻。盧漢放了李玉敏後,蔣介石任命李玉敏做雲南主席。

26軍余程萬由蔣介石派做綏靖主任,盧漢把他也放了。幸虧解放軍到了張掖,要不然很麻煩。時間關係很大,後來就是昆明保衛戰。貴陽這支軍隊(前述楊勇部)不來的話,死傷不得了。余程萬在昆明保衛戰後去了臺灣,蔣介石召見他,問他:盧漢給了你多少錢?他一聽馬上跪下來說給了XXX。蔣介石說我可以多給你嘛。

國民政府1949年攝於廣州,政府大樓上飄著當時的國旗。

1949年位於廣州的國民政府

(圖二:廣州國民政府。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關於這一段,林南園回憶,國民黨政府搬到廣州後,有一次召開財糧工作會議,讓雲南去四個人開會。盧漢不去,其他人也不想去,就由林南園代表,主要是討論恢復征糧。當時雲南已經停止征糧,盧漢指示,在會上可進一步提出,雲南現在大部分地區已被遊擊隊佔領,恢復征糧將更不得人心。林南園在會上強調:在別省不成問題,但是根據雲南的形勢,征糧事小,激起民變事大。另外停止征糧也是為了保衛後方,也就是保衛了中央。當時的行政院長何應欽找林南園,說是給盧漢打了電報叫他來見總裁。盧漢想,這是壓我恢復征糧。盧漢打電報給林南園說,關於此事,由林南園酌情,必要時可先承諾下來,回滇再商量。盧漢派余程萬做代表見總裁,要林南園在余程萬到達廣州時交給他6千港幣。余到廣州就來見林南園,林南園就把錢交給他。當時的財政部長是許康。他對林南園說,總裁要來,你暫時不要走,可能要會見你。林南園想,錢已經交給余程萬,已無必要等,等見了蔣介石可能又有麻煩,就經香港回昆明了。余程萬替盧漢見了蔣介石。

陳立夫問林南園:你說雲南大部分地區被遊擊隊佔了,是真的嗎?林南園說是真的,盧漢考慮過的。中央應重視,不要因為征糧引起民變。陳立夫說,你是財政廳長,糧食多了是你的功績呀,缺糧要引起對你的攻擊,你怎麼辦?林南園說拿錢購嘛。他說,這倒是個辦法。盧漢如果征糧,跟“邊縱”是矛盾的,陳立夫這一手很毒,離間盧漢和邊縱的關係。

林南園認為龍雲和盧漢對那次起義的意見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時間問題。龍雲主張提前,林南園幾次去香港,龍雲都說:要早一點,不要到了兵臨城下,那就沒意義了。盧漢就考慮不要過早,沒有中央支援可能失敗,失敗了死傷太大,對不起老百姓。林南園說:“現在看來12月9日還是及時的,再晚也不行,三面一包圍就沒辦法了。這個時間又與我去香港取得指示很有關係,下決心,以免老猶豫。然後報紙上登了,全省回應。”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內容提及送給吳荻舟一本書《雲南起義經過紀實》。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

(圖三:林南園給父親的信。)

父親說:“楊勇的部隊兼程趕來很重要。還有一點,淮海戰役之後更是如此,解放軍過江後國民黨就更是軍心渙散。像李彌這樣的部隊在西北吃過解放軍的虧,是驚弓之鳥,他也覺得對付不了解放軍。解放軍一到他就害怕了。你去重慶見了劉鄧,馬上把軍隊調來,起了決定性作用。時機、劉鄧大軍下來加上四川解放也起了作用。長沙程潛等相繼起義對盧漢起義也起了精神上的支援、思想上促進。”

父親還說:“蔣介石最失策的地方就是與地方勢力搞不好,老要吃掉人家,對湖南、雲南、四川、廣西都一樣。你老是要吃掉人家,壯大嫡系部隊,人家當然要起義。他最後是孤家寡人帶著一小部分人逃到臺灣去,這是民心背向的結果,也是他自己給自己安排的下場。”

[1] 閻錫山:1949年6月在廣州接替辭職的何應欽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12月到臺灣。1960年5月病故。

這是一頁紅頭文件,由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發給吳荻舟,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時間是1989年8月10日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兩航護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 兩航護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兩航起義,指的是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在香港聯合起義。除12架飛機(央航一架、中航11架)同時飛回國內,兩公司(簡稱兩航)還有71架飛機起義後留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此外還有修理廠、辦公樓、倉庫、宿舍等其他財產,員工和家屬合計三千人。

據父親吳荻舟回憶,起義工作是喬冠華通過關係做中航劉敬宜和央航陳卓林的工作達成的,起義後他們隨機回京。喬冠華回解放區後張鐵生接替,張鐵生回國時再把關係交給父親,父親接手主要是護產階段。父親也強調:中航原就有三名地下黨員,何鳳元是公司的中層幹部,陸元斌是飛機上的電訊員,也是地下交通,陳躍寰從臺灣中航秘密轉移到香港。開始他們都分頭工作,後來把關係轉到父親這裡一起護產。國內也派了新建的民航機構負責人任泊生往來香港,負責公開出面搶運物資和上法庭,父親他們幕後配合。

兩航起義後,國民黨派出大批特務和官員從臺灣到香港,試圖接收兩航,無果後便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並於11月24日取得香港高等法院頒發的“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當即請香港法律界知名大律師陳丕士等向高院提出反控告,也取得高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按照港英法律:任何資產發生產權糾紛,由實際控制一方負責,另一方不得進入該資產所在地點。香港兩航既然身為資產實際控制一方,便組織起糾察人員進入停機坪及其他工作場所日夜巡邏。

當國民黨方面得知英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依靠英國得到兩航財產,便由國民黨行政院長何應欽簽字把兩航財產賣給美國人陳納德,他到香港向港英政府提出扣押啟德機場上的71架飛機和其他財產,並起訴兩航。也就是說,兩航必須和國民黨及陳納德在香港法庭上進行錯綜複雜的法律鬥爭[1]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多次致電兩航:要“提高警惕,粉碎反動派陰謀,負責保護一切財產”。兩航亦複電表示:“堅守崗位,保護資產,不為一切外力所動搖。”1949年l2月3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嚴正聲明:兩航留港資財,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委託的人員,才有權處理。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移動或損壞,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項神聖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兩航公司留港資產有被非法侵犯、移動或損壞事情,則香港政府必須負完全責任。

自從香港高等法院頒禁制令,我方巡邏護產糾察隊雖不能移動資財,但根據法令可以進行器材物資的清點、油封、裝箱等工作。於是他們組織300餘人的糾察員,把各廠區器材設備逐步集中到兩航所屬的庇利船廠,並發動港九各業40餘個工會、工會聯合會和社會各界進步社團、進步人士或發表聲明,或前往慰問,香港進步報刊每天在頭版頭條報導兩航員工護產鬥爭消息。

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宣佈撤銷對兩航的“禁制令”。父親協助任泊生和香港運通船務公司的總經理蘇世德洽談租用兩艘海輪,再通過海員工會、招商局組織舢板、駁船和可靠海員從九龍庇利船廠碼頭將大批航空器材、物資轉運到停泊海上的輪船,先後兩次運往天津。幾千名留港員工和家屬,也通過亞洲貿易公司的廖安祥安排分期分批復員到上海、天津和廣州。1952年7月,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將兩航留港的飛機及資產“判給”陳納德,那71架飛機已經不能飛,只能躺在航空母艦腹內離去。這就是歷時兩年半的兩航起義。

陸元斌在紀念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中回憶:“1949年至1951年我在香港期間,曾受他和張鐵生同志的領導,從他那裡得到許多教益。”“1949年9月開始,何鳳元、陳躍寰同志及我多次向吳(荻舟)、張(鐵生)兩人彙報兩航人員思想動態,積極分子隊伍;以及起義行動的準備及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等各階段的情況,接受相應的指示。”“11月27日中航全體員工和11月30日央航全體員工對香港高等法院臨時禁制令發表宣言申明立場,並希望香港政府正視事實,張、吳推動港九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及《文匯報》、《大公報》給予兩航起義人員以鼓勵支持。在12月3日晚港九工聯慰問兩航起義員工。 工聯屬下各工會均有代表參加。在12月5日港九40多個工會慰問兩航起義員工晚會上,港九工領張鎮南、麥耀全同志致詞。12月10日又有29個工會及歌劇團慰問兩航起義員工。兩航起義員工深感有港九人士作後盾,信心倍增。”“1950年3月14日,德爾克帝國號輪及4月5日哈帝提督號輪自香港運大宗航空器材赴天津。在運器材過程中,自九龍庇利船廠碼頭運到海輪上必須使用舢舨,荻舟同志佈置了可靠的舢舨運輸工人隊伍,做到轉運順利,沒有任何失誤。”“1950年4月2日晨,中航停留在香港啟德機場英軍事糾戒區內的七架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破壞,4月5日香港警察當局要求“兩航”派人參加機場警衛工作,我們乃請求荻舟同志,請他從香港進步工會中精選約300人,充當糾察。”“1952年7月29日凌晨,香港警察“接管”兩航在港財產。包括在機場停留的71架飛機和庇利船廠、新亞倉庫。我方護產員被港警毆打致重傷者ll人,致輕傷者95人。受重傷者多為糾察,他們英勇堅定地保衛國家資財,誓不離開崗位,致遭英警毆打,他們的表現,贏得我們的尊敬。”

一架飛機,7名機組成員在北京機場上紀念留影

國民黨兩家航空公司員工在香港起義,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圖一:兩航起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兩航護產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還同時負責國民黨雲南當局起義的聯繫工作。他在文革期間寫過交待材料,1984年訪問了當年和他聯繫起義的雲南財政廳長林南園,共同回憶很多細節。又應雲南省政協和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多方要求寫過回憶材料。

這是一頁紅頭文件,由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發給吳荻舟,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時間是1989年8月10日

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寫給吳荻舟的信函,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

(圖二: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來信。)

綜合手上材料,整理父親這段經歷的前後脈絡,有助我理解當時雲南以及多個省份的起義。

根據王昆侖和楚圖南的紀念文章所寫,龍雲出生於彝族土司家庭,早年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在滇軍歷任重職,受孫中山影響參加討袁護法,北伐。從1927年起掌握雲南軍政財大權,割據一方,雖然接受國民黨任命,卻對蔣介石排除異己有很大戒心。蔣介石幾次企圖控制雲南,都被龍雲抵制。抗戰開始後,龍雲主張團結抗日,昆明一度成為大後方抗日民主運動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雲南很活躍,龍雲和劉文輝秘密加入了民盟(也有資料說他沒加入,但至少他和民盟關係很密切)。和蔣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龍雲成為蔣介石必須剪除的對象。抗戰剛一結束,1945年10月,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昆明發動突襲,控制全市,武力脅迫龍雲離開雲南到重慶,後來又挾持到南京,名義上做國民黨政府參議院院長,實際只是虛名,處處受監視,等於軟禁。1948年底,龍雲化妝秘密離開南京,輾轉赴香港,與中共取得聯繫,並經李濟深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他幾次派人去雲南和盧漢聯繫,積極推動雲南起義。

一頁剪報,題目是《懷念龍雲先生》,由王昆侖和楚圖南撰寫。

王昆侖和楚圖南寫、懷念龍雲先生的剪報

(圖三:《人民日報》剪報,王昆侖、楚圖南紀念龍雲誕辰100周年的文章。)

龍雲號稱“雲南王”,盧漢早年起和他一起闖江湖,同在雲南講武堂學習,後娶龍雲的表妹為妻(很多資料說盧漢是龍雲的表弟,應該是表妹夫吧)。1928年龍雲主滇後,盧漢任省政府財政廳長。盧漢曾發動兵變趕走龍雲,結果無法善後,又把龍雲請回來,龍雲也沒記仇,任命盧漢為全省團務督辦,雖沒有實際兵權,但龍雲常就雲南軍政大事徵詢他的意見,省內的財政整頓,向法國、比利時等國購買武器等亦由盧漢主持。1945年蔣介石逼走龍雲後盧漢接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8月13日,龍雲參與44名國民黨人在《華商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父親正是這版的編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他還對記者說,雲南經過他的策動,也快起義了。消息登出後蔣介石加緊安撫盧漢,通緝龍雲,龍雲則催促盧漢儘快脫離國民黨。

父親在1988年回復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信中說,雲南是1949年12月9日起義的,策劃工作早於解放軍進軍川貴之前。在香港最早接觸這項工作的是夏衍,夏衍回內地後由喬冠華負責,喬冠華回內地後由張鐵生和父親接手。盧漢在1949年6月派林南園到香港找過《華商報》,但是沒有接上頭,於是派宋一痕去北京見周恩來,告知盧漢決定靠攏人民,擁護共產黨。周恩來表示歡迎,不過提出在時機選擇上要注意,不要輕舉妄動,最好等解放軍進至西南,顧得上雲南、接應得上時才好行動(宋一痕認為既然時機未到,就沒必要立刻回雲南,遂留在香港,導致盧漢不知道中共中央的態度)。

l949年夏,周恩來通過李克農把對雲南的政策通知港澳工委派駐香港的工作組。根據父親所說,他一方面通過龔自知(龍雲的心腹、雲南教育廳廳長)與龍雲聯繫,另外在起義前又與盧漢派來的林南園接上頭,轉遞信件,轉達周恩來指示。為了嚴格保密,只由張鐵生和他二人參加這工作,並具體分工父親站在第一線。父親還記得龔自知介紹宋一痕和父親見面,第一次是在九龍彌敦酒店,天氣很熱。父親詳細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告訴他們傅作義已經起義,北平和平解放、全國解放只是時間問題,歡迎雲南做好準備。父親說:“這些意見都是根據中共指示精神經過我和張鐵生傳達的。”“香港方面告知中央盧漢很急,中央指示,現在起義有危險,國民黨嫡系、胡宗南部、桂系部隊都想進滇,如果盧漢過早起義,必遭攻打(大意,地下黨沒有文字記錄,不過父親回憶的這部分內容在林南園的回憶裡得到確認),待解放軍打到川貴邊境時與鄧小平直接聯繫。”父親說:“香港給中央的意見也是不能太早。我們通過龔自知告訴龍雲就是:黨中央歡迎你們起義,但行動時間由中央掌握。當時蔣介石還有幾十萬軍隊退到西南,如果過早起義,解放軍接應不上,孤懸在一線是危險的。”

國民黨特務很注意雲南到港活動的人,在父親的回憶錄手稿中提及一位“楊傑”。他說,大概是1949年夏天,雲南起義前,楊傑被暗殺。當時他從雲南到香港,父親他們考慮到安全問題,建議由地下黨給他安排住處。可能他覺得不方便,住到親戚家去了,結果遭到暗殺。楊傑在香港住下後,張鐵生曾經給他寫了一封信,由父親交給他。楊傑看後沒有把信毀掉。他被害後,信落在港英政府手上。英警把父親找去,客氣地沖了杯牛奶咖啡招待,詢問有關情況。父親說:“我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無論哪個讀者提要求,我都願盡力幫助。”英警客氣地把父親送走。父親說:“他當然不敢懷疑是我殺了楊傑,他們清楚殺害楊傑的是國民黨特務,後來聽說殺楊傑的特務逃到泰國去了。”

父親的行動很受注意,他和盧漢派來的人接觸時十分小心謹慎。母親不止一次給我講過一個小插曲:有一次父親發現有特務跟著他,幸虧父親在香港時間長了,路很熟,發現有人跟蹤,便跑到當時香港新華社九龍彌敦道174號樓下的“雄雞飯店”,前門進,後門出,把特務甩掉。我在父親和林南園的談話裡看到這個小插曲,父親說那次是去見宋一痕。

8、9月間,盧漢派林南園帶一封信來香港,申明四點,1,雲南起義部隊接受解放軍改編;2,雲南軍界人員經過訓練後量才錄用;3,請中央派一個大員主持改編和軍界人員的訓練,解決和地下黨的關係。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當時對雲南地下黨的情況搞不清,有真有假;4,盧漢個人只要求在大陸能行動自由,願去哪裡旅行都可以。另外希望從寬釋放盧榮成。另寫一封信讓林南園到廣州見葉帥,希望葉帥將他的意思告訴中央,準備最近起義,希望中央給於大力支持,提前知道,免得自己被國民黨兩個軍包圍起來力量懸殊。這封信經張鐵生轉交中央,張鐵生並以湖南陳銓為例,說(4)不成問題。

到劉鄧大軍進軍川貴時,父親在龔自知家再次見林南園,和他們研究起草雲南起義聲明。最後由龔自知起草,龍雲修改,林南園帶回去,他幫盧漢與劉鄧大軍取得聯繫,盧漢12月9日發表通電宣佈起義後,劉鄧大軍日夜兼程趕往昆明接應。

雲南起義後,國民黨特務把在香港的龍雲監視起來,龔自知回去前介紹一薛姓女參謀與父親聯繫,薛參謀說有一天晚上國民黨特務曾爬上龍雲家的圍牆,龍雲在港久留很危險。可是他又不願意馬上回內地,主要是怕生活不習慣(他抽鴉片)。中央同意生活方面尊重他自己的意願,給於特殊照顧,解放後國內沒有鴉片賣,還答應幫他買,並派龍雲的老友李一萍帶了一名護士來接他,準備在他戒煙期間護理他。龍雲覺得回去繼續抽鴉片不好,下決心戒煙,而且說戒就戒,回北京後也沒有再抽。這時張鐵生已經調回內地,走前把安排龍雲回內地的工作交給父親,一面加緊做他回內地的工作,一面採取保衛措施。

照片上是龍雲和家人11人的合影

起義前龍雲已在香港寓居多時,這是在淺水灣寓所與兒孫合影。

(圖四:龍雲與家人在香港淺水灣寓所,家人已先於龍雲獲安排回國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龍雲戒煙後,便積極安排他回去。啟程當天,為了保證龍雲的安全,父親安排李一萍乘車到龍雲家,讓龍雲坐上李一萍的車出來,李一萍則坐上龍雲的車出來,國民黨特務跟蹤龍雲的車,卻不知裡面坐著的其實是李一萍。龍雲則坐著李一萍的車,開進運通公司倉庫小碼頭,他們換乘小電船到九龍,轉乘預備好的另一輛車到文錦渡。車到上水,發現有一輛港英的警車尾隨,龍雲和李一萍的車剛進入禁區就被警車攔下,查問為什麼要出境(龍雲要回國內已經通知英國當局)?

一看車子過不了境,他們機警地上了火車從羅湖出境。父親當時負責交通,中國邊防憑父親的簽字紙條放人入境。多年後,《文匯報》報童出身、後來做過《中國日報(香港版)》總經理的周佐強叔叔告訴我:“那時候你爸爸好巴閉(厲害)啊,拿著他簽名的條子可以出入中國邊防!”指的就是這回事吧。李一萍帶著父親交給他的紙條,入境羅湖並無問題,只是北京、廣州都安排了人到文錦渡接他們,久等不見,以為出事。幸好父親提前來到羅湖,接到他們,通知文錦渡,大家才放心了。父親安排他們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北京派張鐵生在廣州接車。

那位薛參謀向父親表示,她也想回內地,問能不能介紹她去讀書?父親便寫了一封信,讓她去見林默涵。林默涵把她介紹到人民大學讀書。文革中,有人找父親調查她的情況,父親為她寫了證明。

[1]陳納德(1893年——1958年),以“飛虎隊”廣為人知。他1937年來華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後組織美國自願航空隊(飛虎隊),1942年改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任少將隊長。抗戰期間指揮第14航空隊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毀超過2,500架日機,同時擊沉為數不少的商船和軍艦。1949年協助空運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及部隊到臺灣。香港朋友近年在研究東江縱隊和陳納德將軍的合作。令人感慨的是,在第三章抗戰時期父親他們曾經慰勞陳納德將軍領導的航空隊,在第五章卻要和他“爭產”。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版面內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香港《華商報》舊址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