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4 再次離別

1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8年3、4月間，父親吳荻舟介紹李珣與母親張佩華聯繫。李珣並沒有告訴母親她是中共黨員，但是母親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在《自傳》裡寫道：“多時的願望實現了，但這突然而來的喜事對我的震動仍然是很大的，我認為是我生命中劃時代的大事。從那以後，每到約定時間，我把保姆孩子遣開，安排好環境等待她。現在回憶每次談話，怎麼談，談什麼，都不記得了，不過，我的家庭和個人歷史，都很簡單，我的思想感情，也是一擺就明。我在學校的工作，因為去的不久，也不複雜，在政治上的認識，對國民黨是恨的，對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是舉雙手贊成的，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也有一定的認識，這些我都可以談，雖然談的不深刻。吳荻舟怕我闖禍，再三告誡過我，黨處在地下，秘密中，敵人時刻都想破壞，做黨的工作有危險，要處處小心。遵守紀律。我不敢問李的住處，工作，甚至姓名。她是黨派來的（一開始我就這樣認識），我尊重她，敬愛她，這個感情是真誠樸實的。”

據母親回憶，1948年5月間的一天，父親突然對她說：“我馬上要回香港，你留下……”母親大吃一驚。父親解釋說，馬來亞英殖民政府充實了二戰後虛弱的軍力後，就頒佈了緊急法令，抓捕馬來亞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父親在教師公會、星華文協和社會上的活動已經引起英方注意，新加坡政治部曾傳訊他。饒彰風派劉譚風的交通員小黃通知父親立即秘密撤回香港。父親問母親：“你怕嗎？”“怕？”母親想想，沒什麼可怕的。她說：“我只是愛國愛學生，專心一意教書，不怕！”父親感到寬慰，他拉拉母親的手，安撫的話也來不及說，就這樣走了。

（圖一：父親以秋楓為名寫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1947年10月1日《南僑日報》）。）

父親通過同鄉、龍岩九中的同學張義深（在新加坡開自行車行）買了一張船票，還在他家躲了幾天，走的時候特意避開碼頭，由張義深在新加坡河找了一隻小船直接送到海上上船，6月底回到香港。同日，饒彰風也乘坐飛機經曼谷回到香港。

晚年，母親在回憶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寫道：“我總算明白了，他是共產黨員，他不屬於自己，也不屬於我，他始終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有著自己的流向、歸屬。我默默地想，我也漂流了十多年啦！流向何方、流到何時？走自己的路吧，這裡就算起點，是饒彰風留下我的。於是，我收拾起遐想，擁著三個兒女，親吻著：‘我一定要保護好你們，你們雖小，可趕上了大勢，我們共同奮鬥吧!’三歲的兒子和一歲多的小女兒自然不懂，可7歲的大女兒卻緊握小拳：‘媽媽，共同奮鬥！’我笑了笑，雖然只是一句孩子話，但心裡卻暖洋洋的。‘我們要重新安排生活，我再找一份工作，我們有許多朋友，會幫助我們，你還要再回中文學校，我們是中國人，必須接受祖國的文化教育呀!’我拼命工作，選擇我的流向，我要攜帶我親愛的兒女和他彙集，百川歸大海呀！”

父親走後，李珣來過兩三次，後來就沒有再來。看到別人全家一起走，對母親還是有影響的，她一個人領著三個幼小的孩子，留在異國，不可能沒顧慮，何況還在大逮捕，經濟上也有困難，不過所有困難都被母親一一克服了。據母親回憶，父親回香港後，她在新加坡換租一間小房，最多時住七個人。除她和三個孩子外，還有保姆，一女友，一“民先”學生，是繼任的教務主任何國霑委託她照顧的。好在當地氣候好，夜裡蓋個毯子就可以。母親說，當時床上床下，橫七豎八，大家過得融融呵呵。

母親聽說父親進了香港《華商報》，每月20元生活費，哪有錢養家。於是她在同事們幫助下，白天教書，晚上做家庭教師，做兩份工養三個孩子。累不累呢？母親回憶說：“記得在一封信上我訴說，早晨到校一步跨兩級樓梯，第五節課就不行了，還有時頭腦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

教務主任何國霑和訓育主任張偉賢對母親特別好，半年後，何國霑說有個朋友要去看你，你們多談談。實際上就是中共派來聯繫母親的林敏，她表揚母親在學校工作做得很好，既教書，又管理圖書館，做團結工作。她告訴母親：工作很多，可是人走得多了，來的少了，因為入境困難。母親知道需要人手，便決心留下來再工作一段時期。她趁女友回港之便，把年僅歲半的二姐帶回香港交給外祖母照顧（前面說到二舅到巴領旁教書。1948年12月，他們留校堅持工作的人被荷蘭殖民當局逮捕，二舅也包括在內。得悉他們將被驅逐出境並交給上海的國民黨，通過饒彰風幫助，父親和陳夏蘇在香港把他截下，安排在《華商報》工作。外祖父母於是也到了香港），辭退保姆，也不兼任家庭教師了，集中精神搞學校的工作。她認為這就是為黨工作。

母親記得林敏用口述（沒有文字材料）和她學習中共的黨章，講述入黨手續和重要意義，母親說，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艱苦奮鬥。1949年4月9日，林敏通知母親說，組織上批准她入黨，由她做介紹人，因環境不好，也不填表，談話後就帶著母親宣誓，地點是在新加坡加東區某街，母親她們當時住的地方——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內，母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母親記得，那時候的黨費大約就是兩角，交給林敏。

我有一份缺頁、沒了作者名的資料，現存15頁，題目是《透過一個藝術團體的流動工作來看海外（暹羅、馬來亞）兩年的青年運動與新藝術運動》。詳述中藝在泰國和馬來亞的活動，看上去是一份大會發言稿，時間應是中藝回到內地不久。這份發言稿的內容似乎與父母無關，但我卻意外地從中得知當時父母所處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環境。

當時馬來亞人口是580餘萬，其中華僑就佔260餘萬。國民黨在馬來亞勢力比較雄厚，新加坡更是個矛盾龐雜的所在：殖民地當局與獨立運動領導的人民力量之間的矛盾；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被當局挑撥起來的弱小民族之間的矛盾；科學民主和封建保守落後文化的矛盾等等。

馬來亞在商業上比暹羅（即泰國）發達，各大埠頭和香港之間交通繁密，帝國主義的統治也牢固得多。馬來亞宣佈緊急法令之後，有成坤女校同學因為參加尊孔演劇遭到開除，為了爭取與男同學一樣享有平等權利，女學生們起來鬥爭，遭英國皇家警察攔阻鎮壓。警察還追捕華校教師，在暗中支持同學鬥爭的中藝社員是在當地師生、朋友的幫助下才逃出羅網。

1948年底，也就是母親獨留新加坡期間，新加坡有無數進步人士、青年學生離去，天天都有人被捕，或者被遣返中國。據這篇文章的作者描述，馬來亞當局用“Yes”、“No”的辦法指認、誣陷無辜華僑青年。“用一個喪盡天良的敗類帶起一頂只露兩隻眼的黑帽子，在菜市，在茶樓指著無辜的青年們說‘No’，警兵便不理放過，如果那帶黑帽子的人指著人說一聲‘Yes’，（那人）便被拖上黑車，送到監牢進行拷問。另外他們又從婆羅洲用飛機運來眾多的‘沙撈月’野人，這種野人生性好殺，近來喪生在他們手下的有為華僑青年難以數計。被捕去的人很快被射殺，那算是幸運，最難耐的便是灌汽油，灌機油，坐電椅……”

母親從1948年5月間被獨留新加坡、1949年4月9日入黨到10月底離開新加坡，是在學校做女教師和學生工作，參加學運，和她同一個黨小組的有何國霑和張偉賢。真慶幸她在這期間沒有遇到危險。

母親回憶說：“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時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齊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員，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員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圖二：梁愈明（又名梁操政）回憶他協助饒彰風幫助中藝開展工作的文章。）

中藝在泰馬活動了兩年，舉行“告別馬來亞”的公演後，全部人馬被押送上船，於1949年元旦那天回到香港，5月與原“七政大”部分成員在香港組成的“中原劇社”等聯合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文工團（簡稱華南文工團），經大鵬灣進入東江遊擊區。

根據隊史《周總理與抗敵演劇隊》中署名丁波、吳荻舟、程季華的《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記述，中藝回到香港後，全體聯名給周恩來寫信，彙報了兩年來在海外工作的情況。周恩來收到信後當即詢問帶信人：“五七兩隊的人現在哪裡？”當他聽說中藝安全到達廣東東江遊擊區，高興地說：“太好了，都到了遊擊區，我就放心了。”

丁波回憶：“當我們再度在香港見面時，他（吳荻舟）高興地告訴我：‘組織問題解決了!’我當即緊緊握著他雙手：‘祝賀你，從內心祝賀你，祝賀你過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今後更是一個永不變色的共產黨員!’”

母親有一張新加坡育英中學舉行的新中國成立慶祝大會的照片。母親在照片背後寫著：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我們戰勝了各種阻力、壓力，各進步華僑中學都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

為母親這張照片做佐證的有兩篇育英學校學生寫的紀念文章。第一篇是黃青天（1952年回國後改名黃志國）寄給母親的，寫於2004年8月1日，題為《難忘的一天》，記述了1949年10月1日那天新加坡育英學校的情形。

文章寫道：1949年10月1日，遠在新加坡的育英中學舉行了不平常的慶祝大會。雖然環境惡劣，熱愛祖國的師生們還是據理抗爭，排除阻撓，升起了五星紅旗，掛起了毛澤東的畫像。鑼鼓喧天，秧歌喜慶，十點正，慶祝大會開始，義勇軍進行曲撼動人心。何國霑老師步上講臺，發表了令同學們熱血沸騰、揚眉吐氣、刻骨銘心的講演。

儘管已經是55年前的事，黃青天仍然記得何國霑的講演內容大致如下：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他掛著禮義廉恥的羊頭欺世盜名，實行的是殘酷剝削、血腥鎮壓的反動統治。日本強盜悍然入侵中國，對中國人民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甚至拿中國人民活生生做細菌和毒氣武器實驗，蔣介石卻樂得騰出手來對付浴血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蹂躪，中華民族並不乏英雄豪傑，不乏矢志救國的志士仁人，他們前赴後繼、英勇救亡，但都飲恨失敗。中國共產黨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以先進理論為指導，教育人民、培養幹部、武裝紅軍，整個革命隊伍人人都是誓死解放全中國、埋葬萬惡舊世界的自覺戰士！共產黨人吃苦在前，衝鋒在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紅軍不取人民一針一線，行軍途中經過百姓的桃林，再饑再渴也不摘一顆桃子。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老百姓對人民子弟兵的感情是軍民魚水情。毛主席高瞻遠矚，挽救了革命。毛主席用兵如神，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的戰例奇跡，打得日本強盜剖腹自盡，亡魂飄回去向他的天皇報到；打得蔣匪幫氣急敗壞、驚慌失措、棄暗投明、掉轉槍口；打垮蔣家皇朝八百萬軍隊，打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孤兒有了娘！

黃青天說，聽到這裡，“我們熱血沸騰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

黃青天在文章中說的“據理抗爭，排除阻撓”是怎麼回事？另一名當年的學生林海權2004年7月20日寫的《新加坡育英中學慶祝新中國成立時的情況》裡有詳述：“1949年，祖國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已成定局。新加坡各華僑學校的愛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為了更好地開展學運工作，各華校紛紛成立學生自治會。育英中學也不例外。我經過競選，當上了學生自治會委員，主管財政。1949年10月1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育英中學在何國霑、張偉賢等老師的領導下，通過學生自治會出面組織了一個規模盛大的慶祝會。我們積極地參加了慶祝會的組織籌備工作。大家佈置會場，寫標語，還請我校美術老師郭一楚畫了一張大的毛主席像掛在主席臺上。為了升掛新中國的五星紅旗還派代表向王昌稚校長進行交涉。受到英國政府的壓力，起初校長不同意我們升五星紅旗，經過我們的說理鬥爭，最後校長作出讓步。全校師生熱情高漲，齊聲高唱新中國國歌，升起五星紅旗，懸掛毛主席像，高呼‘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何國霑老師在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號召全校師生要一邊倒，倒向新中國，擁護新中國，中間路線是沒有出路的。”

據說各華校在慶祝新中國成立時搞得轟轟烈烈，影響極大。英國殖民當局利用學生自治會必須註冊為藉口，企圖解散學生自治會。各校雖然聯合起來進行了鬥爭，但最終還是被解散了，一些出頭露面的學生事後還被新加坡政治部傳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