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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大別山山巒重疊,男女老少7人徒步翻越大別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3背井離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标志四牌樓1937年被炸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翻越大别山

油畫習作:母親吳荻舟一家跟著父親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但是母親也注意到:“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

一排排低矮的牢房,只有很小的一扇鐵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於1931年初開辦,屬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人稱“天牢”。該監獄坐落在南京江東門外,全監可關押1000餘人,是當時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營。我綜合父親吳荻舟文革期間在造反派要求下寫的交待材料和參考資料,嘗試還原父親在中央軍人監獄中的遭遇。

1930年秋至1933年9月,父親被關在月字監,同住難友是汪在寬和葉金康。後來調到天字監1號,同住的難友先後有:孫佐玨,狄友清(父親打了一個問號“?”表示記不大清。他不久就出獄了,後改名狄超白)、史存直、潘梓年、鄭超麟、梁益堂、李子寬、俞大奎(父親不確定是不是這三個字,是父親出獄前幾個月來的)、劉孝琴等。

吳荻舟坐牢3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址

(圖一: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跡。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父親先在監獄織布廠做工,1932年初夏被調到印刷廠做工。在印刷廠他遇到趙宗麟(柳乃夫),四川人,判刑不長,1933年出獄,他們在一起一年左右。其他人還有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蔣兆麟等。父親說楊鐸人很好,大概三十幾歲,不做工的時候總是在看書,很用功,肯幫助人,意志堅強,雖被判無期徒刑,還是很樂觀,經常談論革命形勢。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的時候,楊鐸領導大家悼念惲代英。

父親說:“在監中,他給我的幫助很大!他的為人和作風給我極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他是團中央的領導人,我們雖然很親近。他比我大,整天“蔡四蔡四”地把我當弟弟關懷。同工廠的還有許多人,史熙清、趙宗䚬、蔣兆麟、胡英、何雲、李一萍、岩松岩,他都談得來。”

趙宗麟也是個熱情用功的人,楊鐸被判徒出賣犧牲時,趙宗麟也組織大家悼念楊鐸。他懂英文,在獄中給自己起了“柳乃夫”這個名字,他告訴父親,這是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讀音。

在印刷廠做工的時候,難友岩胡英偷寫了二三十首詩,要父親替他的詩畫插圖,嚴松岩(嚴啟文)偷偷幫他排版。父親畫了,看守得以知道他會畫畫。

於是在1933年春夏間,教務所所長沈炳權把父親調到教誨室專門給看守們畫畫,那時候父親從月字監調到天字監只有三天。每天吃過早飯八九點鐘,就由看守帶到教誨室去,工作的時候有看守看著。中午在那裡吃飯,下午晚飯前五點左右又由看守帶回監房,可以看書。由於這些人都是所謂“有一技之長”的知識份子,又是給獄方幹活,所以比在工廠做工自由一些,優待一些,看守們的態度也客氣一些。

吳荻舟坐牢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
(圖二: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教誨室是一個半圓形的建築,可容納兩三百人,是對“犯人”集體訓話的地方,像個禮堂,有講臺。平時空著,教務所便利用那裡,安排了兩三個案板作為檯子,調了一些難友在那裡翻譯、抄寫、畫畫等。

父親記得很多人的名字和他們的分工:

翻譯:把英法德日的軍事法典等翻譯成中文,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潘梓年、鄭超麟、狄友清、孫佐玨、史存直、樓適夷、曾覺之、鐘潛九(?)。

抄寫:把翻譯的稿抄清,寫囚糧花名冊、各種報表、經文等。還有寫大字對聯、立軸、中堂等。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李志寬、梁益堂、俞大奎、劉鍵、笪移今、何興成等。父親還記得劉、笪、何三人是臨時調來趕抄囚糧花名冊的。

簿記:說是要搞一套新的記帳辦法,只有羅壽珍一個人做這項工作。

此外就是畫西洋畫的吳椿恒和畫中國畫的父親兩個人。

調到教誨室後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時間,幾乎天天有獄方人員拿些裁好的紙要父親畫畫,父親畫了許多山水、花卉、人物,還畫過監獄的立體圖。有一次,沈炳權要他畫一幅佛教畫,說是要掛在自己房間。父親畫了“放下屠刀”,沈炳權認為有影射之嫌,要他立即再畫一幅“苦海無邊”,父親不得已畫了。在“文化大革命”審查中,造反派也批判父親是“影射”,是立場動搖。看到這些人共用一詞批判父親的歷史重迭,真是哭笑不得。

在監獄,父親抓住機會向難友學英文、法文和日文,還學了點世界語,問津過德語。他如饑似渴地讀了很多書。臨出獄已經可以藉助字典翻譯巴爾扎克的小說《歐也妮•葛朗台》、日本的科普散文《葡萄葉下的秘密》、高爾基的兩三個短片小說等。

父親說他在獄中看過的書有:《自然辯證法》、《國家論》、《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口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等,都是岩波文書出版的日文版。有些書是向樓適夷借的,有些書是向沈炳權要求之後他提供的。監房發過三民主義之類書。父親記得當時沈炳權是教誨室少校所長,他把進步書籍換成《紅樓夢》和《水滸傳》之類的封面送進監獄,有的書上蓋了審查的印章,外文的馬列書籍沒有蓋章。

父親還記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本書是向樓適夷借的,而樓適夷是向長期住在病監的陳伯村借的。陳伯村懂日語,有一段時間偶爾會到教誨室串門,在翻譯枱邊和樓適夷、潘梓年聊天。後來陳伯村很久不來,父親托外役把書還給陳伯村,可是書被病監的看守查抄了。天字監的外役說,病監的外役把書遞進監房窗口,裡邊的人又把書推出來,被看守看到,就把書抄走了。這事大約在1936年中發生。父親並不認識陳伯村,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到教誨室串門,好像受到特別優待。

在教誨室,還有一位叫包叔元的難友,父親約莫記得,那是1933年年底,包叔元和另外七八個人調來趕抄報銷用的囚糧花名冊,有的人抄完就走了,有的留下,也沒有多少工作。包叔元會世界語,但是沒有這方面的工作。他留下來,主要時間是在學法語,所以他的法語學得很快,父親說:我和他前後腳開始學法語,卻遠遠地落在他後面。

父親聽說包叔元的被捕過程是這樣的:敵人原來是要逮捕他哥哥的,可是當敵人來時,正好他在,哥哥不在,不知道是敵人認錯人?還是他自己承認是“包叔元”?總之敵人就把他當作他哥哥抓來了。聽起來,包叔元是在替哥哥坐牢,或有意掩護他哥哥。

雖然沈炳權幫助帶書進來,他卻也不忘對父親等難友發動攻心戰。在教誨室期間,沈炳權沒有做過大報告,只和他們有些交談。父親記得監獄長王震南在1931年做過一次報告,約有兩三百人聽,父親也在場聽,內容是叫大家守法,改過等。

也是在1931年,父親還住在月字監、沒有開始到工廠做工的時候,沈炳權到父親住的房間隔著視窗對他說,政府要大赦了,你要守法、認罪、改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寫悔過書。父親沒有寫,但是他對大赦有幻想,他用文言文寫了一個要求釋放的報告,說自己經過仁濟堂附近的馬路時,適遇英國巡捕追捕集會的群眾,群眾四處亂跑,自己走避不及,為英國巡捕誤捕,要求查明真相,放他出去。

1933年父親剛調到教誨室不久,教務所發了一種表格。沈炳權再次對父親說:現在要大赦了,你認罪悔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好好填,承認是共產黨員,承認參加暴動。表格上面印著空白格子,有姓名、年齡、籍貫、職業、被捕地點、犯什麼罪以及是否悔過等項目。

父親沒有聽他的話去填,只在“是否悔過”一欄裡填了八個字:“處人處事,有錯則改”,其他按原來的口供填,說自己是過馬路時被捕的學生等。填好後,父親把表格夾在一本書裡,沒有馬上交,他記得是沈炳權來收走的,過了幾個月,可能更長時間,他記不清了,大赦沒有下文,難友們在教誨室裡對沈炳權說:大赦沒有下文了,把過去填的東西撕掉。但是誰也不知道沈炳權有沒有撕掉。

此外,父親記得,1935年沈炳權說過: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戰),不反蔣了。1936年沈炳權說過:蘇州反省院有人寫了論民生哲學的反動文章,被釋放了。父親認為,這都是沈炳權的攻心術,始終沒有放棄要他們悔過認罪。事實上,難友之間確有互相出賣的情形發生。父親看過狄友清的判決書,其中引用了另一名難友供出狄友清共產黨支部書記身份的供詞。

據三叔回憶,他雖然小學畢業就輟學了,但是還曾接受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函授課程。每晚學習到深夜,第二天五點起床開始在湖北雲夢家族經營的雜貨店廣興和工作。二十三歲那年,他離開雲夢去了上海,希望我父親幫他補習,自己也能去上海勞動大學讀書。可是他住下沒有幾天,我父親就被捕了。後來三叔跟著我父親的同學去遊行(八一遊行),散發傳單,由鬧市四馬路到外灘,結果和蕭抱真同一天被巡捕逮捕,三個月後提審,被判處兩年半的徒刑,在西牢坐牢兩年多。在獄中他被關在地下室,得了嚴重的軟腳病,連大便都不能蹲,行走也困難。據說是長期營養不良、環境潮濕所致。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狱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

(圖三:上海廈門路180號原是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因為主要關押西方人,人稱“西牢”,現為上海市排水管理處。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三叔養病一段時間之後去南京,因為知道我父親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家人想營救父親出來,花錢擔保他、托關係“活動”未果。三叔給父親送飯,據說那時候豬肝沒人吃,很便宜,三叔買豬肝做湯給父親送去。兩三年後,眼看營救無門,才回雲夢。

 

在監獄裡,父親曾和同牢難友們一起絕食、抗議、反抗敵人的殘酷迫害和嚴刑拷打,爭取改善非人的生活,爭取出獄;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剛入黨,還需學習,於是積極回應獄中黨組織的秘密號召,把坐牢轉變為讀“大學”。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父親交待“在教誨室工作的難友有什麼活動”,父親回憶有這樣一些事:

 

1.劉鍵、笪移今等幾個人出獄前不久,有一次談到想搞一個什麼組織,記得提出用“狂瀾”、“巨浪”、“狂飆”、“中流”之類的名稱。但是後來因為他們出獄了,沒有下文。想到當時正是“九一八”、“一二八”之後,父親曾附議說“狂瀾”這個名字好。九一八、一二八都曾震撼難友們的心,父親和他們一起做過鬥爭,高喊“打倒日寇!”“出獄抗日!”等口號。

 

2.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時,父親和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趙宗麟(柳乃夫)等人一起在印刷廠秘密舉行過追悼會,表示對叛徒的憤恨。法官到獄中來,大家罵他劊子手。後來楊鐸也被叛徒出賣犧牲,父親和史熙清等也為他哀悼。

 

3.1933年南京發大水,獄中庭院變成渾濁的水塘,監獄給難友們吃發黴的饅頭和臭鹹菜,大家把它們丟到庭院裡。可是饅頭在水裡泡了一兩天,還是要他們拿回來吃,因此他們鬧過一次罷食,父親挨了打。吳荻舟坐牢2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監房

(圖四: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監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4.1934年父親曾為監獄裡的難友們講過四堂課: “人類進化的故事”。當時沈炳權是叫他講辛亥革命史,歌頌國民黨,父親改了話題,講達爾文、馬克斯、恩格斯有關人類進化、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和觀點,講了四次。在這之前,孫佐玨講“天文地理”,也是沒照沈炳權的要求講。

5.1936年冬,樓適夷提議組織“白屋詩社”(取意“監房徒四壁無他物,也不使我感到清苦而憂傷”之意),樓適夷寫了一首悼念魯迅的詩,很長,其他還有潘梓年、狄友清、史存直、曾敏芝等人,父親也寫過幾首。搞了一次活動,沒有繼續搞。1937年初,樓適夷提議打報告要求出獄抗日,後來父親出獄,不瞭解下文如何。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圖五:1981年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部分難友合影,第二排右五為吳荻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