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第五章香江歲月也已經接近尾聲，我再發現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關於香港工作組織架構的手稿。全文如下：

華南分局成立時書記是方方，下面有港澳工委書記是章漢夫，下有：

文委 夏衍任書記，委員有邵荃麟、馮乃超等。

外委 喬冠華

經委 許滌新

統委 饒彰風書記，委員有張鐵生

報委 章漢夫書記（兼）

群委 李嘉人

婦委 蘇慧

海委 連貫（兼）

還有城委（秘密線）書記梁廣，委員黃施民，鐘明，陳楓，馮燊等直接向方方負責。

城委管香港市委，廣州市委、南寧市委等

香港市委第一任書記馮燊，宣傳部長黃施民，組織部長潘靜安

廣州市委書記鐘明

南寧市委書記陳楓

47-48年成立了武裝工作委員會，書記尹林平，香港市委一直存在（這與香港工委1949年撤銷不是一回事）它直屬方方領導。

香港工委則於1949年初結束，結束後成立了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直屬中央，和香港市委無關係。

1951年11月張鐵生、饒彰風、黃施民在廣州向葉帥彙報工作，決定恢復港澳工委（同時，撤銷了香港市委）。書記是饒彰風，副書記黃施民。下面分線工作向省委各有關部門負責。

香港工作組初由張鐵生、吳荻舟、溫康蘭三人組成，1951年底52年初，張回內地後由黃作梅任組長，黃1955年夏初（萬隆會議開會前，黃飛往萬隆途中，飛機遭爆炸）犧牲後，由吳荻舟任組長，並補充了譚幹。譚負責外事。

1954年在廣州成立港澳工作委員會，在省委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裡各成立一個處，即各部第四處管理。吳荻舟方面的工作由宣傳部管，由宣傳部四處聯繫。起初處長是杜埃，杜調工作後，是麥君素，1960年麥因故下放，是港澳工委常委吳荻舟兼處長。向宣傳部部長王匡同志負責。直到1962年2月吳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統戰線溫康蘭即由統戰部四處祁峰具體管向饒彰風負責。

1954年廣州成立的港澳工委由組織部的黃施民、統戰部的饒彰風、宣傳部的杜埃組成。各部設立一個處，具體聯繫香港各線的工作。均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至1956年才統一起來，成立海外工委，實際上是港澳工委，把三個部合起來，書記林李明，副書記王匡，秘書長黃施民（黃原是組織部四處，負責香港地下線和澳門的工作），不到半年覺得這個名稱不妥，又重新叫港澳工委。林李明調海南地區書記局，港澳工委書記由王匡，黃施民（記得組織部四處改由陳能興負責）任副書記，饒彰風當秘書長（反地方主義被下放調外語學院任書記，改由祁峰任秘書長）。中南局成立時王匡被調書記，而港澳工委書記改由區夢覺，黃施民仍任副書記，秘書長仍為祁峰。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此外還由中調部、公安廳（公安部華南辦事處）、政策研究室各派人成立了一個保衛處，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了。

港澳工委成立是在廣州辦公，1957年在北京開會向廖承志彙報工作，廖公覺得工委在廣州領導不那麼直接，易受國內影響和干擾，還是推進到前方為好，於是整個機構都推進香港。梁威林開始是代書記，祁峰任秘書長（後提為副書記，調楊松任秘書長，楊是公安部一廳管保衛工作的，中央辦公廳提出要派一個兼管政治工作和瞭解國內幹部情況，是掛名的，不管業務工作）。區夢覺提出把黃施民留下協助省委管港澳工作，58年的公開職務是省委副秘書長，有一段時間港澳工作是雙重領導，中央港澳辦（公開為國務院外辦）也管，廣東省委也管。

注：1956年中僑委管宣傳，外交部管外事，中央第四辦公廳管黨群，具體工作仍由省委領導。1958年國務院辦公室成立，港澳工作統一由外辦領導。

過去我們在港澳工作上犯過幾次左的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

“50年代初”中央提出的港澳工作總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說香港（包括澳門）是個自由港、情報站、跳板，要宣傳愛國主義，長期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對我有以下有利作用：一、吸收、購買外匯、僑匯和遊資；二、出口商品；三、收集國際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四、派遣人員出國的通道；這作用，尤其在解放初期，與我建交的國家不多，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出不去的，不方便的，港澳跳板的作用便更顯著。

以上就是關於香港工作架構的手稿全文。

僅目前看到的組織架構從上至下就有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至少有三個“四處”：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各有一個“四處”對口香港）、港澳工委——架構相當繁雜。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很容易產生統一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和政令不一的混亂。更別提個體差異，有的人比較“左”，有的人比較“右”，有的人個性強勢，有的人個性敦厚。只見他們或緊跟或自主發揮，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香港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做。

一位朋友看《蘆蕩小舟的故事》連載後告訴我，他的父母基本上未留下回憶文字，也很少和他們講過去的事。“他們的經歷也（和你父母）不一樣，根據地的幹部被訓練成一種思維模式。”他說：“你父母在戰爭年代的生活雖艱苦，但好豐富好浪漫，不虛此生。其實只有在演劇隊這種特殊環境中，相對可追求革命和文化浪漫相得，真進了根據地整風審幹都不可能倖免，我父親只說過隻言片語：太行整風報到即繳槍扣警衛員，好在他一直在根據地也未曾被俘，若曾敵後或國統區工作的就麻煩了。長期在根據地都不會說外面的話了，中原突圍轉移經國統區只得裝成啞巴。”

父親從30年代起在國統區工作，長期處於必須獨立思考、孤軍作戰的狀態，只有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判斷與決策，才能帶領隊伍生存。現在身在另一個“敵佔區”，卻是戰線多、領導多、掣肘多、隨時受到內地政治運動影響。雖然不再有“生存”的威脅，卻是處在朋友所說“根據地思維模式”衝擊中。他如何在這複雜環境中立身？他在抗戰期間對抗宣隊、演劇隊隊員像“老媽媽”一樣關懷，表現出來的仁愛，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在各階層各黨派之間遊刃有餘開展工作，表現出來的睿智，會因為環境不同而改變嗎？

父親沒有和我們講多少關於他的過去，更別提炫耀自己，一來是囿於工作紀律，二來也是性格使然。倒是根據《吳荻舟》一書中諸多前輩對父親的介紹我得到一個印象：父親是以厚德為本立身處世的。

曾任父親的上級主管部門、廣東省委四處處長的麥君素[1]在他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中說：“荻舟同志對人的關懷備至，那在我們這一輩人中是有口皆碑的。記得是在1958年4月間，我正準備行裝要去澳門履行新的職務，忽然奉到緊急‘命令’要我停止收拾行裝，聽候接受‘反右批判’。一周間開了三次所謂批判會，就把我劃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降三級。荻舟同志剛好去北京彙報工作回來路過廣州，因廣州解放後工作與我有較密切關係，便被留下參加了‘批判’我的全過程。荻舟聽著聽著，意識到許多被提上綱上線的材料，不少都屬於穿鑿附會的，但礙於是運動，不好說什麼。翌日，他離開廣州返香港前，到我的宿舍來，名義上是告別，實際上是撫慰我，叫我不要胡思亂想，幹出‘傻事’來(我沒有幹出‘傻事’來)，除了有像荻舟那樣的幾位同志關懷著我之外，還有廣州解放前後的幾位直接領導過我工作的領導的理解和支援，使我挺過了一個接一個生活和工作上的難關。

（圖一：麥君素回憶文章《千里故人情》載於《吳荻舟》94至101頁。）

荻舟對我被錯劃右派的關懷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惦記了21年。事實上在這21年裡，我亦再沒遇見過荻舟，他對我怎麼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78年冬的一天，省文化廳黨委書記鄭達同志的孩子到我家玩，說起荻舟從北京南來出差寄住他們家，很想見我。翌日，我去鄭家會晤荻舟，寒喧之後，他便對我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撥亂反正的重要性談到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帶來的消極影響。談著談著便談到我的錯劃右派問題也該改正，以維護党的威信與尊嚴。此時我已淚盈於睫，表示我決不會要求平反，誰對誰錯，反正我已在定案書上簽押，就決不反悔。荻舟很理解我當時的心境，極力勸解我要放下包袱，相信黨的政策。根據黨中央《關於全部搞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實施方案》精神，誰搞錯了的，誰要主動出來撥亂改正。他準備向省委有關部門要求重新甄別我的問題，無需我自己申訴(後來我還是向王匡寫了關於我被劃右的幾個問題的說明，得到王匡、陳越平兩位領導的關懷，批給省委有關部門。不久，省委有關部門經過甄別，認定我是被錯劃為右派，公開宣佈給予改正。

荻舟不僅是對我的錯案關懷，20多年來苦心孤詣，日夜惦記，務求正義得到伸張，就是對真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輕易嚴加處理。而是根據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深入細緻地弄清錯誤的實質，通過思想教育，説明犯錯誤者主動認識和主動改正錯誤。1956年，一位原在某新聞單位工作的同志，因與其戀愛對象發生婚前性關係，旋又對另一失婚婦女懷有異想。此事被其所在支部發覺，除在組織生活中嚴加批評外，不顧荻舟的反對，一致通過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報請省委批准。荻舟為此立即趕去省委向有關部門呼籲覆議。我們將該支部上報的材料與荻舟的意見仔細研究核實，也認為荻舟的意見是對的，婚前性行為是生活作風錯誤，不是有意違犯黨紀國法；對別人懷有異想實是對其失婚的嫂子及其遺腹子懷有同情，他對人表示只要能留著兄長的骨肉繼後，他願意捨棄戀愛對象與嫂子成婚，而不是做出有損黨的聲譽和威信的事。荻舟同志堅持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隨便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提高到黨紀國法的原則高度上綱上線，這很容易危及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我們分析該同志之所以有那些錯誤，是長期受殖民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封建習俗的影響，而支部生活卻是長期植基於地下鬥爭的秘密環境中，對危害黨的事業的現象，寧願看得嚴重些，也不使因一小疏漏而招致損失。經過弄清該同志犯錯誤的前因後果，也找到了該支部作出組織決定的主客觀因素，我們應向省委建議給予該同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這一建議經省委林李明同志批准，荻舟才籲了一口氣帶著輕鬆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件事使我對荻舟為別人‘全拋一片心’的高尚情操畢生難忘，每念及此仍欽佩不已。”

作為父親上級主管部門的負責幹部，麥君素對父親的回憶尤其值得重視。他還這樣說：“五十年代的十年間，荻舟儘管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都沒有辜負黨的重托，但他卻沒有絲毫驕矜倨傲。相反地他卻時時刻刻都顯示得謙虛謹慎，嚴於律已和解剖自己，勇於負責。荻舟對黨的海外宣傳方針政策吃得十分透徹，加上他的對工作負責的精神，所以當時一些接受他指導工作的同仁，一談到與他共事時都說千百個放心，不怕會出什麼紕漏。縱然某些時候出現了一些缺點，荻舟總是先檢討自己在那些方面對工作估計不足，影響了工作，出現缺點或錯誤。這樣受指導者從中領悟了教導，取得了經驗而覺得心情輕鬆，提高了搞好工作的信心。雖然有個別人不聽指導，自搞一套而至捅出漏子，荻舟仍一本自律精神檢討自己的不足。”

（圖二：父親在香港的照片。）

總括而言，由父親具體負責的香港出版、新聞和電影戰線建設都打下了良好基礎。幾十年裡雖經歷了風風雨雨，有高潮有低潮，但老同事們都記得他這頭“開荒牛”，記得他當年埋頭苦幹，勇於開拓局面的精神和風貌。1979年中，《文匯報》總編王家禎寫信給父親，其中提到：《文匯報》屬下已有多間廣告、美術印刷、貿易、旅遊公司，與大陸、海外有很多合作。他高度評價父親早年提出的報紙要爭取自力更生的做法，讚譽他“是文匯的功臣”，1992年父親去世後《文匯報》為了紀念他，特發表了他在1991年7月訪問香港期間到報社探望大家時在職工大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說:“講話很平實，從中可見這位長者謙虛樸實、嚴於律己，對後輩循循善誘的可貴品德。”

時過境遷，還有多少人記得絲絲扣扣編織在如梭光陰裡的細節？對父親而言，他理解和執行的統戰就是在不同時期、為不同任務設法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把事情做好。只有上善若水，虛懷若穀，堅定目標，才不至迷失。

經歷近14年在香港的工作後，1961年，父親先是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即他原來的上級部門，任港澳工委常委兼任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1962年，周恩來點名把父親調到北京，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一職則長期沒有人選，父親和另一位副組長孔筱成為廖承志港澳工作的左膀右臂。

[1] 麥君素（1913-2001）：根據《廣東黨史》的介紹：麥君素是廣東省南海縣人，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中共廣東省委文委、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歷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政治部情報員，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南三建政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華商報》採訪主任，粵中《人民報》肇慶版總編輯。1950年到1978年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1978年調入暨南大學新聞系任副系主任、副教授，廣東新聞學會副會長。另根據暨南大學遺體捐獻紀念網站記錄，他把眼角膜、眼球及遺體一併捐給醫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 新聞戰線

根據父親吳荻舟的回憶，工作組時代初期，新聞線的領導是黃作梅，他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身份聯繫《文匯報》、《大公報》。《大公報》原來是個“中間偏右”的報紙，“1949年才把傾向轉過來”。《文匯報》總社在上海，1947-48年在香港設立分社，“傾向比較好，我們派劉思慕去任總編輯。”

黃作梅犧牲後，父親擔任工作組組長，新聞支部也由他直接聯繫。支部成員有金堯如（支部書記）、羅承勳（羅孚）、周南懷、廖蘊文等。新華社香港分社單獨成立一個支部，由譚幹、李沖、潘德聲等組成。譚幹後期參加工作組，負責外事，與父親聯繫。《商報》負責人是張學孔（《商報》創辦後入黨），《晶報》負責人是陳霞子，從《大公報》分出來的《新晚報》負責人是羅承勳（羅孚）。

1986年父親在廣東從化溫泉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廣東聯絡部劉先秀訪問時回顧，1951年中央明確了港澳工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不宣傳新民主義、社會主義”。這是總方針，後來中央還下達了一些具體方針。如解放臺灣，是和平解放還是武裝解放？起初強調武裝解放，後來強調和平解放。最後是兩者並重，爭取和平解放。統戰工作的總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要有層次，進步的談多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香港著名實業家王寬誠、香港名醫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

具體到愛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的消息，《香港商報》多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和《晶報》基本不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臺灣有關係的商人也登廣告以保護自己。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

當時一些外國通訊社捕風捉影說中共和臺灣談判。有一天《新晚報》未經請示把法新社繪聲繪影地說中共已在巴黎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放臺灣的消息登出來，人家知道《新晚報》是愛國報紙，便說中共承認了，證實了。父親說，1955年中央曾經提出和談，但只是一個願望和方向，沒有要求做宣傳。“中央一看這個消息，我們就挨批了。”上面對他們的批評還包括“版面搞得太過五花八門”、《文匯報》這種正面的報紙不能靠賭馬、贈送冰箱之類低級趣味招徠和推銷報份等等。內地搞大躍進的時候，新華社宣傳報導誇大失實，香港愛國報紙也不得不轉載，不過父親說：“這不能怪下面的同志。”

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越來越頻繁出現反映香港工作受內地政治運動影響、忽左忽右的內容。文化戰線有“左”、“右”的困擾，新聞戰線可以看到同樣的傾向。1988年，父親在南戴河休養期間寫了《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集中談了這方面問題。

（圖一：父親《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手稿。）

根據這篇文章，父親與《文匯報》交集始於建國初期，公開當社長是1957年，1961年孟秋江調任社長時他仍未註銷社長職，以常委兼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港澳來回跑。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時正式向香港政府註銷社長職務。這樣算起來和《文匯報》的交集正好是10年左右。

建國初期，張鐵生還在香港，有一天父親和他去見徐鑄成[1]，在場還有余鴻翔。那次會晤主要是研究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分家，因為4個原因：1.所處兩種社會，報導與立論方針不同；2.兩地幣制不同；3.人事處理和工資制度不同；4.版面處理不同。決定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從過去的總社和分社的關係，改為兩個獨立的實體。會晤後，張鐵生、徐鑄成相繼回內地，董事會每月經過父親撥一筆外匯給報社，父親則與余鴻翔保持聯繫，交換業務上的意見。但到1957年才公開《文匯報》“分家”，暗分明不分的六、七年裡，沒有社長，只有編輯部和經理部，公開後成立了董事會領導的獨立建制，向香港政府註冊，董事長梅文鼎，余鴻翔任經理，父親擔任社長。

父親說：“10年中大小事件不知多少，可記憶像一面篩子，早把往事漏走了。有過爭論的事，也只剩下模糊的輪廓了。”儘管如此，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我，還是通過他描述的“輪廓”瞭解到很多往事。

首先，他們遇到辦報方針之爭。大陸解放之初，內地領導認為，《文匯報》是第一線報紙，應宣傳社會主義。對此，父親寫道：“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是在海外辦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應面向世界、面向廣大華僑，除客觀報導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遇到的困難外，應立論廣泛的愛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主持正義，貶惡揚善。”“但是董事會把海外辦報視為外事工作，授權不多，對辦報方針的解釋權不在辦報同仁，對祖國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內地文化、新聞意識經常影響香港《文匯報》的報導方位與立論方向，造成報紙長期忽左忽右，以左為主。1957年夏，董事會改組，做了一次總結，指出了問題的關鍵，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董事會也不斷召集各版負責幹部面談。”父親說：“各報指導思想曾出現過一定的穩定性。但，各報幹部從舊社會來，繼續生活在‘舊社會’裡，內外有別的新聞觀點，不易建立和鞏固，有時連我自己也發生迷惑。”

其次是搶新聞的問題。身處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報紙免不了搶新聞。父親說：“搶新聞我們也不反對，新聞報導落後意味著失去讀者，報份下降，影響收入，影響社會對報紙的印象——有人說內地的日報是晚報。但是我們還有一條，不能失實，不能捕風捉影，‘克裡空[2]’。所以我們使用通訊稿子時，既要敏感，反應迅速，同時要有銳利深沉的分析能力。”父親對無原則的“搶新聞”和“造新聞”、嘩眾取寵的報導作風十分反感。這是他多年工作養成的工作作風。如果他沒有實事求是的作風，在近乎孤軍作戰的八年抗戰歷程中恐怕已無法帶著隊伍倖存吧。

第三個問題是內地浮誇風的影響。父親說：“1958年內地搞‘大躍進’，香港幾家愛國報紙一度感到報導上的困擾。生產上按常理不可能有的速度和產量，由於新華社報導了，香港不能不反應，尤其居於第一線的《文匯報》，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要聞幹部問我應如何處理，我說先只做客觀報導，不寫社論。但新華社連續報導後，我也感到困惑。直到我們組織幹部去廣東新會參觀畝產15-20萬斤的白薯地發現做假現象後，才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可是克裡空的錯已鑄成，報紙形象受損，社會輿論說左派報紙也不能全信。”在新會參觀的時候父親把手插進土裡，發現是把幾畝地的白薯堆在一塊地裡造假。

（圖二：內地在“大躍進”時期的宣傳資料。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第四個問題是分工和協調的矛盾。50年代初，香港只有一兩家態度鮮明的愛國報紙，後來又先後辦了兩三家，原意是分別照顧不同層次，不同方位的讀者，擴大愛國報紙宣傳報導的覆蓋面，但是就出現了爭奪讀者的矛盾。還好，父親說，各報幹部不斷交換意見，主動協議分工，決定各自向不同方位發展，在不同層次展開爭取讀者。在新聞選擇上，立論角度上，副刊結構和約稿等都有了標準，各自的版面豐富多彩，各遵其道。他說：“不斷總結自己的做法，不斷接近自己的努力方向，接近自己的讀者，報紙樹立了個性、特點。”“這樣做，各報報份都穩定上升，我離開香港前，有的已經接近10萬份。《文匯報》也從七、八千份上升到近兩萬份。這是報社同人努力的結果。”

第五個問題：如何對待刊登廣告。幹部、尤其經理部幹部與董事會的分歧很突出。為了減低赤字，減少董事會的外匯補貼，幹部們主張任何版面，只要是不違法、不危害社會的廣告都可以登。但是董事會強調，第一線的《文匯報》，絕不開放第一版登廣告，要聞版也要少登廣告。余鴻翔作為經理部門的，曾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父親也表示贊成，他認為，董事會的意見值得商榷。廣告多，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也是報紙銷路好的標誌，尤其是第一版廣告。廣告多了會佔用版面，可以加紙解決。

父親在文章最後寫道：“三中全會以後，糾正了左的思想，社會意識有了重大改變，而香港的新聞幹部經過長期的實踐，也確立了從香港社會出發辦報的思想，這些爭議也就自然消除了。不僅廣告多，版面活潑，言論上也顯示一定的獨立性，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應引以反思的。”

1997年5月我整理過1991年夏天父親訪港期間的一個講話錄音，他在提及當年的新聞戰線時說：“灰色報紙好一些，因為不採用新華社消息而是路透社消息，反而少出問題，控制著不報國內消息。越紅，越是一線的，越容易受國內影響，不能不發國內消息，加上我們一些幹部不是冷靜處理。我們也不瞭解國內，國內說15000，我不敢改成12000，也不能怪下面的編輯，左得太厲害了。農業部不知道農業真實情況？你左我更左，你產15000，我說20000。”

2014年5月在北京辦理母親後事期間我發現一本15cmX11cm的紅色硬皮本，封面上草書“東風”兩字，畫著一位女性科學工作者的形象。筆記內頁印有許多幅極具時代感的照片，如“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參加勞動”、“東風牌汽車在天安門”和“勞動模範、十四歲小學生馬家和搞發明”等。這個筆記本，加上另外一本較小的筆記筆，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講話內容。包括廖承志[3]、區夢覺[4]、黃施民[5]有關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的講話。記錄顯示，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

（圖三1/2：紅色硬皮本封面和內頁。）

其中6月26日一篇會議記錄，內容有關《新晚報》，十分有助理解上文所謂“爭論”。為保持“原汁原味”又方便閱讀，我照錄如下並加了較多注釋：

“劃線[6]”不影響立場，調子、風格還是策略問題。新晚用外電，不是為“公正”，是為了觀眾（讀者）易於接受，新晚的立場是明擺著的愛國報紙——陳[7]、諸[8]

1．愛國報紙，有自由主義、風格不影響；2.在重大問題上，要照國家規定來辦，這是一條界線——吳[9]

華僑有不少人看祖國是“看廟不看菩薩”，即看國家是否強大，有籠統的愛國主義觀點，對誰來管這個國家不講究，因此在海外只宣傳愛國主義，不強調去宣傳社會主義。新晚不好另搞聳動聽聞的新聞，否則又會犯像史達林的錯誤[10]。但如搞些新聞故事，如替法西斯翻案[11]，像M國[12]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做文章那樣，這樣的聳動是可以的。對民族革命不用支持，用同情態度出現，支持與同情有程度上的不同——江[13]。

黃[14]

1. 小羅[15]把中東報導（錯的）[16]與新晚劃線並提錯。
2. 劃線問題，愛國立場一樣，但不是掛在口上，因之，報導是從側面的，但關鍵問題上立場、公開態度不掩蔽，正面報導，問題不大，方式可不同。劃為中左可以，為免向大公文匯看齊。地方鬥爭可以不配合。

幸[17]

劃線本身並不科學，報紙本身立場不必掩蔽，做法上有分工，劃為二線，意義明確就可。做法上大不同。文匯大公國際主義立場明顯，支持社會主義祖國，新晚也支援，報導就不同了。大公文匯新聞來源清楚，新晚外電。大公文匯主要不靠吃國際飯，還報導內地建設，新晚不同。對內地報導，大公文匯主要宣傳祖國建設，新晚不背此大包袱。HK[18]本地報導，便可不配合，大公文匯以後適當配合，不刺激敵人，新晚可不做。這些不同，過去允許，今後也允許。大公文匯調子降，社會主義宣傳還大降，港聞要大大加，對M有策略，慢慢的大降。新聞主要是提高品質，不是政治性。是風格上的，文藝性，趣味性等的提高（有些降）。新晚不是提高調子，某些還是降。中東報導，錯了，但以後這類報導，也不是向大公文匯看齊，要報導從另一個角度報導，客觀點報導，有別於大公文匯，也支持了“伊拉克”人民歡欣鼓舞。新晚語言內地化，不好，以後要改，多用另一社會的語言，取材於中新社，另寫過（這當然很難）。商報，第一版一定要降，因差不多與大公一樣了。晶報要勸勸他（他的思想怕右）。三報是統戰性質的。A元[19] 在館內也不能以A身份發號施令，與館內民主人士也是統戰關係。對學習，社長、總編審號召，行不行，願不願不追，讓他自由主義，業務與執行任務可結合。經理部更鬆些。不搞學習制度。編輯部務虛風氣搞起來。

以上就是這本筆記內有關《新晚報》的內容。

關於文中提及的《新晚報》所犯“錯誤”，據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的麥君素在《吳荻舟》一書撰文《千里故人情》中回憶：五十年代初，蘇共黨內先後發生了批判史達林，處死貝利亞，宣佈馬林科夫、布林加寧、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為反黨集團等重大政治事件。消息發來的當天，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總編輯和主編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父親提出：“如中央、省委再無新的指示，應按報導蘇共二十大新聞的精神處理，即儘量低調、不渲染、不評論。”但是《新晚報》認為他們的報紙可以寬鬆一些，因為他們是以知識性、趣味性標榜而立足報業市場競爭的。麥君素寫道：“結果他們不僅刊出新華社消息，還把各大國際新聞社發出的帶很大傾向性、污蔑性的新聞稿不加批判刊出，配以被轟下臺的六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照片。報紙一出版，中央各部門都大為震動。周總理辦公室旋即來電廣東省委有關部門，指出這是一起政治事故，要求查明事故緣由，詳報總理。吳荻舟趕到省委，開口就有點負荊請罪的味道。”麥君素說：“我們知道他對事故沒有直接責任，他的自責只是嚴格要求自己對黨負責而已。省委同意我們與荻舟一起去北京向總理直接報告情況，省得書面彙報的某些局限性。”總理聽了父親的彙報，弄清了事實真相，很讚賞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周總理指出：“這一事件是海外報紙一貫追求內容‘花花綠綠’，宣傳‘買空賣空’思想的大暴露，抓住一點即盡情渲染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程度，假、大、空的新聞處理手法，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麥君素還說：“吳荻舟明白，問題不是批評處理某一個人就得以解決，而是要扶正報業方向，在殖民統治的社會辦好革命化報紙。總理的教導，使荻舟和我都受到啟迪，在當時大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包圍中，在當地殖民思想與資產階級生活的影響下，堅持我們正確的輿論導向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於是荻舟和我便帶著新的認識離開北京，回到香港展開了各報的整風學習。”“荻舟與我自《華商報》至中共廣東省委有關部門1958年反右鬥爭運動的十年共事中，荻舟同志對工作一絲不苟，勇於負責，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的精神，著實堪為我師。”

（圖四：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吳荻舟》[20]。）

2012年一次在羅孚伯伯家，羅伯母和我聊天。她說：“我看到你們出版的那本《吳荻舟》，書裡說那次《新晚報》出事，你爸爸主動承擔領導責任。他這樣做真難得啊。”

[1]徐鑄成(1907-1991)，不到二十歲就開始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多年，歷任《大公報》、《文匯報》記者、主筆等職位，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遂赴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任總主筆兼總經理。1949年6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徐鑄成任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也曾任上海市出版局編審，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教授，第一、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被錯劃右派沉寂二十餘年。晚年復出，遊歷著述，留下四百多萬字的專著及文集。

[2]據360百科解釋，“克裡空”一詞來自於安陽方言“殼裡空”，把殼兒扒開，裡面什麼都沒有，意為虛假，耍花招。

[3]廖承志：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4]區夢覺：時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5]黃施民（黃施明）：時任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

[6]劃線：應是指新晚報的報刊定位，讀者對象，版面內容，語言風格等。

[7]陳：原文如此，未有全名及資料。

[8]諸樺：時任外辦工作人員。

[9]吳：吳菊生。

[10]史達林的錯誤：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蘇聯批判斯大林相關消息時所犯錯誤。

[11]如替法西斯翻案……是可以的：原文如此，結合前後文應是指M國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替法西斯翻案，新晚報以此為題材做新聞故事是可以的。

[12]M國：原文如此，應是吳荻舟用縮寫，指美國。

[13]江：未有全名及資料。

[14]黃：黃施民。

[15]小羅：羅孚，時任新晚報總編輯。

[16]中東報導（錯的）：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中東問題時犯了錯誤。

[17]幸：未有全名，會議記錄顯示，幸是由中央派來參加會議的。有指應是辛冠潔，時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我不能確定。

[18] HK，指香港。

[19] A元：指共產黨員。

[20] 《蘆蕩小舟》裡的部分往事取材自《吳荻舟》，衷心感謝各位前輩留下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