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第五章香江歲月也已經接近尾聲，我再發現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關於香港工作組織架構的手稿。全文如下：
華南分局成立時書記是方方，下面有港澳工委書記是章漢夫，下有：
文委 夏衍任書記，委員有邵荃麟、馮乃超等。
外委 喬冠華
經委 許滌新
統委 饒彰風書記，委員有張鐵生
報委 章漢夫書記（兼）
群委 李嘉人
婦委 蘇慧
海委 連貫（兼）
還有城委（秘密線）書記梁廣，委員黃施民，鐘明，陳楓，馮燊等直接向方方負責。
城委管香港市委，廣州市委、南寧市委等
香港市委第一任書記馮燊，宣傳部長黃施民，組織部長潘靜安
廣州市委書記鐘明
南寧市委書記陳楓
47-48年成立了武裝工作委員會，書記尹林平，香港市委一直存在（這與香港工委1949年撤銷不是一回事）它直屬方方領導。
香港工委則於1949年初結束，結束後成立了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直屬中央，和香港市委無關係。
1951年11月張鐵生、饒彰風、黃施民在廣州向葉帥彙報工作，決定恢復港澳工委（同時，撤銷了香港市委）。書記是饒彰風，副書記黃施民。下面分線工作向省委各有關部門負責。
香港工作組初由張鐵生、吳荻舟、溫康蘭三人組成，1951年底52年初，張回內地後由黃作梅任組長，黃1955年夏初（萬隆會議開會前，黃飛往萬隆途中，飛機遭爆炸）犧牲後，由吳荻舟任組長，並補充了譚幹。譚負責外事。
1954年在廣州成立港澳工作委員會，在省委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裡各成立一個處，即各部第四處管理。吳荻舟方面的工作由宣傳部管，由宣傳部四處聯繫。起初處長是杜埃，杜調工作後，是麥君素，1960年麥因故下放，是港澳工委常委吳荻舟兼處長。向宣傳部部長王匡同志負責。直到1962年2月吳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統戰線溫康蘭即由統戰部四處祁峰具體管向饒彰風負責。
1954年廣州成立的港澳工委由組織部的黃施民、統戰部的饒彰風、宣傳部的杜埃組成。各部設立一個處，具體聯繫香港各線的工作。均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至1956年才統一起來，成立海外工委，實際上是港澳工委，把三個部合起來，書記林李明，副書記王匡，秘書長黃施民（黃原是組織部四處，負責香港地下線和澳門的工作），不到半年覺得這個名稱不妥，又重新叫港澳工委。林李明調海南地區書記局，港澳工委書記由王匡，黃施民（記得組織部四處改由陳能興負責）任副書記，饒彰風當秘書長（反地方主義被下放調外語學院任書記，改由祁峰任秘書長）。中南局成立時王匡被調書記，而港澳工委書記改由區夢覺，黃施民仍任副書記，秘書長仍為祁峰。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此外還由中調部、公安廳（公安部華南辦事處）、政策研究室各派人成立了一個保衛處，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了。
港澳工委成立是在廣州辦公，1957年在北京開會向廖承志彙報工作，廖公覺得工委在廣州領導不那麼直接，易受國內影響和干擾，還是推進到前方為好，於是整個機構都推進香港。梁威林開始是代書記，祁峰任秘書長（後提為副書記，調楊松任秘書長，楊是公安部一廳管保衛工作的，中央辦公廳提出要派一個兼管政治工作和瞭解國內幹部情況，是掛名的，不管業務工作）。區夢覺提出把黃施民留下協助省委管港澳工作，58年的公開職務是省委副秘書長，有一段時間港澳工作是雙重領導，中央港澳辦（公開為國務院外辦）也管，廣東省委也管。
注：1956年中僑委管宣傳，外交部管外事，中央第四辦公廳管黨群，具體工作仍由省委領導。1958年國務院辦公室成立，港澳工作統一由外辦領導。
過去我們在港澳工作上犯過幾次左的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
“50年代初”中央提出的港澳工作總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說香港（包括澳門）是個自由港、情報站、跳板，要宣傳愛國主義，長期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對我有以下有利作用：一、吸收、購買外匯、僑匯和遊資；二、出口商品；三、收集國際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四、派遣人員出國的通道；這作用，尤其在解放初期，與我建交的國家不多，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出不去的，不方便的，港澳跳板的作用便更顯著。
以上就是關於香港工作架構的手稿全文。
僅目前看到的組織架構從上至下就有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至少有三個“四處”：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各有一個“四處”對口香港）、港澳工委——架構相當繁雜。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很容易產生統一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和政令不一的混亂。更別提個體差異，有的人比較“左”，有的人比較“右”，有的人個性強勢，有的人個性敦厚。只見他們或緊跟或自主發揮，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香港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做。
一位朋友看《蘆蕩小舟的故事》連載後告訴我，他的父母基本上未留下回憶文字，也很少和他們講過去的事。“他們的經歷也（和你父母）不一樣，根據地的幹部被訓練成一種思維模式。”他說：“你父母在戰爭年代的生活雖艱苦，但好豐富好浪漫，不虛此生。其實只有在演劇隊這種特殊環境中，相對可追求革命和文化浪漫相得，真進了根據地整風審幹都不可能倖免，我父親只說過隻言片語：太行整風報到即繳槍扣警衛員，好在他一直在根據地也未曾被俘，若曾敵後或國統區工作的就麻煩了。長期在根據地都不會說外面的話了，中原突圍轉移經國統區只得裝成啞巴。”
父親從30年代起在國統區工作，長期處於必須獨立思考、孤軍作戰的狀態，只有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判斷與決策，才能帶領隊伍生存。現在身在另一個“敵佔區”，卻是戰線多、領導多、掣肘多、隨時受到內地政治運動影響。雖然不再有“生存”的威脅，卻是處在朋友所說“根據地思維模式”衝擊中。他如何在這複雜環境中立身？他在抗戰期間對抗宣隊、演劇隊隊員像“老媽媽”一樣關懷，表現出來的仁愛，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在各階層各黨派之間遊刃有餘開展工作，表現出來的睿智，會因為環境不同而改變嗎？
父親沒有和我們講多少關於他的過去，更別提炫耀自己，一來是囿於工作紀律，二來也是性格使然。倒是根據《吳荻舟》一書中諸多前輩對父親的介紹我得到一個印象：父親是以厚德為本立身處世的。
曾任父親的上級主管部門、廣東省委四處處長的麥君素[1]在他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中說：“荻舟同志對人的關懷備至，那在我們這一輩人中是有口皆碑的。記得是在1958年4月間，我正準備行裝要去澳門履行新的職務，忽然奉到緊急‘命令’要我停止收拾行裝，聽候接受‘反右批判’。一周間開了三次所謂批判會，就把我劃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降三級。荻舟同志剛好去北京彙報工作回來路過廣州，因廣州解放後工作與我有較密切關係，便被留下參加了‘批判’我的全過程。荻舟聽著聽著，意識到許多被提上綱上線的材料，不少都屬於穿鑿附會的，但礙於是運動，不好說什麼。翌日，他離開廣州返香港前，到我的宿舍來，名義上是告別，實際上是撫慰我，叫我不要胡思亂想，幹出‘傻事’來(我沒有幹出‘傻事’來)，除了有像荻舟那樣的幾位同志關懷著我之外，還有廣州解放前後的幾位直接領導過我工作的領導的理解和支援，使我挺過了一個接一個生活和工作上的難關。
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圖一：麥君素回憶文章《千里故人情》載於《吳荻舟》94至101頁。）
荻舟對我被錯劃右派的關懷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惦記了21年。事實上在這21年裡，我亦再沒遇見過荻舟，他對我怎麼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78年冬的一天，省文化廳黨委書記鄭達同志的孩子到我家玩，說起荻舟從北京南來出差寄住他們家，很想見我。翌日，我去鄭家會晤荻舟，寒喧之後，他便對我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撥亂反正的重要性談到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帶來的消極影響。談著談著便談到我的錯劃右派問題也該改正，以維護党的威信與尊嚴。此時我已淚盈於睫，表示我決不會要求平反，誰對誰錯，反正我已在定案書上簽押，就決不反悔。荻舟很理解我當時的心境，極力勸解我要放下包袱，相信黨的政策。根據黨中央《關於全部搞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實施方案》精神，誰搞錯了的，誰要主動出來撥亂改正。他準備向省委有關部門要求重新甄別我的問題，無需我自己申訴(後來我還是向王匡寫了關於我被劃右的幾個問題的說明，得到王匡、陳越平兩位領導的關懷，批給省委有關部門。不久，省委有關部門經過甄別，認定我是被錯劃為右派，公開宣佈給予改正。
荻舟不僅是對我的錯案關懷，20多年來苦心孤詣，日夜惦記，務求正義得到伸張，就是對真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輕易嚴加處理。而是根據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深入細緻地弄清錯誤的實質，通過思想教育，説明犯錯誤者主動認識和主動改正錯誤。1956年，一位原在某新聞單位工作的同志，因與其戀愛對象發生婚前性關係，旋又對另一失婚婦女懷有異想。此事被其所在支部發覺，除在組織生活中嚴加批評外，不顧荻舟的反對，一致通過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報請省委批准。荻舟為此立即趕去省委向有關部門呼籲覆議。我們將該支部上報的材料與荻舟的意見仔細研究核實，也認為荻舟的意見是對的，婚前性行為是生活作風錯誤，不是有意違犯黨紀國法；對別人懷有異想實是對其失婚的嫂子及其遺腹子懷有同情，他對人表示只要能留著兄長的骨肉繼後，他願意捨棄戀愛對象與嫂子成婚，而不是做出有損黨的聲譽和威信的事。荻舟同志堅持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隨便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提高到黨紀國法的原則高度上綱上線，這很容易危及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我們分析該同志之所以有那些錯誤，是長期受殖民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封建習俗的影響，而支部生活卻是長期植基於地下鬥爭的秘密環境中，對危害黨的事業的現象，寧願看得嚴重些，也不使因一小疏漏而招致損失。經過弄清該同志犯錯誤的前因後果，也找到了該支部作出組織決定的主客觀因素，我們應向省委建議給予該同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這一建議經省委林李明同志批准，荻舟才籲了一口氣帶著輕鬆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件事使我對荻舟為別人‘全拋一片心’的高尚情操畢生難忘，每念及此仍欽佩不已。”
作為父親上級主管部門的負責幹部，麥君素對父親的回憶尤其值得重視。他還這樣說：“五十年代的十年間，荻舟儘管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都沒有辜負黨的重托，但他卻沒有絲毫驕矜倨傲。相反地他卻時時刻刻都顯示得謙虛謹慎，嚴於律已和解剖自己，勇於負責。荻舟對黨的海外宣傳方針政策吃得十分透徹，加上他的對工作負責的精神，所以當時一些接受他指導工作的同仁，一談到與他共事時都說千百個放心，不怕會出什麼紕漏。縱然某些時候出現了一些缺點，荻舟總是先檢討自己在那些方面對工作估計不足，影響了工作，出現缺點或錯誤。這樣受指導者從中領悟了教導，取得了經驗而覺得心情輕鬆，提高了搞好工作的信心。雖然有個別人不聽指導，自搞一套而至捅出漏子，荻舟仍一本自律精神檢討自己的不足。”
吳荻舟五十年代在香港任職《文匯報》社長，看報紙是日常重要內容。
（圖二：父親在香港的照片。）
總括而言，由父親具體負責的香港出版、新聞和電影戰線建設都打下了良好基礎。幾十年裡雖經歷了風風雨雨，有高潮有低潮，但老同事們都記得他這頭“開荒牛”，記得他當年埋頭苦幹，勇於開拓局面的精神和風貌。1979年中，《文匯報》總編王家禎寫信給父親，其中提到：《文匯報》屬下已有多間廣告、美術印刷、貿易、旅遊公司，與大陸、海外有很多合作。他高度評價父親早年提出的報紙要爭取自力更生的做法，讚譽他“是文匯的功臣”，1992年父親去世後《文匯報》為了紀念他，特發表了他在1991年7月訪問香港期間到報社探望大家時在職工大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說:“講話很平實，從中可見這位長者謙虛樸實、嚴於律己，對後輩循循善誘的可貴品德。”
時過境遷，還有多少人記得絲絲扣扣編織在如梭光陰裡的細節？對父親而言，他理解和執行的統戰就是在不同時期、為不同任務設法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把事情做好。只有上善若水，虛懷若穀，堅定目標，才不至迷失。
經歷近14年在香港的工作後，1961年，父親先是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即他原來的上級部門，任港澳工委常委兼任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1962年，周恩來點名把父親調到北京，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一職則長期沒有人選，父親和另一位副組長孔筱成為廖承志港澳工作的左膀右臂。
[1] 麥君素（1913-2001）：根據《廣東黨史》的介紹：麥君素是廣東省南海縣人，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中共廣東省委文委、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歷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政治部情報員，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南三建政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華商報》採訪主任，粵中《人民報》肇慶版總編輯。1950年到1978年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1978年調入暨南大學新聞系任副系主任、副教授，廣東新聞學會副會長。另根據暨南大學遺體捐獻紀念網站記錄，他把眼角膜、眼球及遺體一併捐給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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