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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有四個人物,演出《小人物狂想曲》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相機撤退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 相機撤退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據父親吳荻舟晚年組織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編寫的隊史《南天藝華錄》記載,抗戰勝利後他們一點也沒有鬆懈。

回韶關經過興寧,劇宣七隊舉行了音樂晚會和話劇演出。在龍川候車時,為了早日瞭解抗戰結束後劇宣隊的去向和任務,父親派人去香港和饒彰風聯繫。中秋節到老隆演出話劇《重慶24小時》,隊內還開了中秋晚會。七戰區李熙環趕來參加,父親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說:經過八年抗戰,隊員們年紀大了,要回去就業升學,贍養父母,有的也該成家立業了。第二天,他向全體隊員講話說,有人給日本鬼子打到床底下,美國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了。最後他挖苦地說:“你們去受降吧!”

為什麼他這麼惱火?據父親說:抗戰期間,蔣介石犧牲地方軍,保存自己,從南京逃到峨眉山,現在卻要從山上下來,劫收戰果。李熙環的牢騷,反映了地方軍人當時所處地位,以及敢怒不敢言的心態。

抗戰勝利,戰區取消。劇宣七隊的隊名取消了“抗敵”兩個字。1945年秋天,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了《雙十協定》,父親說他們看到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他們在回韶關途中還根據《論聯合政府》和《雙十協定》宣傳抗日勝利後要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

11月下旬,七隊回到韶關時,墨江會館大部分已經被敵機炸毀,七隊住到青年會附近的一所學校,隔鄰原是特務機關“一寄廬”,現已改為日軍俘虜營。當時余漢謀部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包括戰區政治部主要成員,已奉命星夜趕往江浙和上海。戰區政治部留下指令,要七隊徒步經江西趕到浙江衢州和他們會合。

在父親的記憶中,“日寇洗劫後的韶關,到處顯得慌亂淒涼,淪陷前逃出去的當地人陸續回來;外地流亡來的同胞正收拾破殘行裝紛紛離去。苦難深重的中華兒女振奮精神,滿懷希望地重建家園。市面迅速從廢墟中蘇醒過來,路上行人慢慢多起來。可是不久,劫後餘生的歡樂變成了苦澀的淚水。戰後帶來的通貨膨脹,勢若奔馬;國民黨官僚的欺壓劫收;不法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絲毫改善,除了不再有敵機轟炸,一切都變本加厲。國統區廣大人民只好苦笑著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慘勝’”。

這時,派去香港的張琢回來,帶來饒彰風的意見。隊務會決定不做“劫收”的吹鼓手,於是藉口“服裝道具樂器等行李過多,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徒步去華東,擬由水路經香港和臺灣海峽轉到上海”,隊伍暫時留在韶關。

1945年冬,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行營主任,左洪濤隨他到廣州上任。父親立刻帶著趙本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出將七隊調往廣州,避開政治部要七隊上華東前線的要求。左洪濤同意這麼辦,並對父親說:政治形勢可能惡化,七隊要留在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這將是一場更嚴峻的鬥爭,要注意工作方式,保存好自己。並說:周恩來指示,要在堅持“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外,再加上一個“不上反共前線”。

七隊留在韶關過元旦,等待調令。期間他們總結了8年的經驗教訓,總結中表揚了父親:“隊長吳荻舟把全部精力投放在隊務上。家庭擔子交給妻子張瓊,她離隊另找工作養家,直到桂林淪陷前夕,才隨隊撤往粵東和大隊一起生活。因此,儘管國統區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工作學習生活困難重重,隊員們卻真誠團結,情緒飽滿,毫無怨言地堅持工作。”這其實也是對母親的表揚吧,可以看到,她的顧全大局如何支持了父親的工作。一直到她的晚年,當年那些年輕隊員們也已兩鬢斑白,仍然非常尊重她。

總結中也批評了隊和個人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不足、缺點,既有主觀原因:如努力不夠,文化和認識水準低;也有客觀原因:如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太差,流動性強等等。”“至於個別同志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驕傲自滿、好高騖遠等等,遇到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冒頭,這些對隊伍的前進和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雖然在那樣的條件下,也是能理解的,但對之沉默、容忍是有害的,藏拙護短,是對人民對自己不負責任。”有關的隊員幾十年後還在內疚,可見教訓深刻啊。

在韶關待命期間,七隊排練和演出了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

舞台上有四個人物,演出《小人物狂想曲》

演劇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圖三: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韶關日軍俘虜營一個軍官剖腹自殺,其他軍士和列兵也開始絕食。據說是因為過去執行“三光”政策[1],怕中國人報復殺了他們。戰區政治部指示七隊去做日俘工作,勸他們進食。父親帶著袁濱前往,向日俘反復交待我們的俘虜政策,解除他們的顧慮,勸阻了絕食行動。父親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自學的日語,沒想到在這裡發揮了作用。

七隊為韶關觀眾演出兩場,作為告別。他們印在節目單上的“獻詞”第一句便說:“完成政治民主化是建國的首要任務”,談到將來:“藝術除了為這一最大前提服務外,它還得從中建設自己”。父親解釋:“這就是說,在由舊中國走入新中國的過程中,藝術在精神建設的領域裡,必須絕對地盡責根除那些舊有的國民精神病態,輸送新的、健康的、民主的血液到每個國人的靈魂裡去!同時它本身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質和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這是向廣大觀眾宣佈了隊的新任務,號召全國人民要自強不息,要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

從家鄉起步打拼至此,父親艱苦作戰已近20年,他對民主前途的憧憬一直沒有動搖,但是對其中的艱巨性更加清醒,視野更加開闊。

1946年2月下旬調令到。全隊坐船順北江而下抵達廣州,住侖前街2號,那是一排破舊平房,不久搬到對面一座門窗都沒有的四層樓房。所有人極度疲勞,需要休息。但是大局急轉直下,隊務會認為需要加強學習,為迎接新的任務充實全隊。除了組織學習《正報》、《華商報》、《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報外,他們接連請經濟學家狄超白(父親的難友,獄中名叫狄友清)講“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講“戰後國內外局勢”;著名作家茅盾講“在民主建國階段寫你所熟悉的事情”等。這些朋友,在桂林時都給他們做過報告,講過學,熱情無私地支持和幫助過他們。七隊還和音樂家孫慎、連抗等籌備《新音樂月刊》的出版,邀請音樂家、作家出席新音樂座談會。

母親張佩華隨隊到了廣州之後,因為有孩子,比較吵,被安置在天臺上的一間房子裡。父親囑咐她:“照顧好兩個孩子,不參加隊的活動,但是,隊的紀律,你一定要遵守。”母親知道形勢險惡,默默地點點頭。母親如此堅毅,是父親之幸,他在晚年曾說:“八年抗戰我堅持工作,真是忘室忘家,愛人為了我能堅持和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受了不少苦,岳母,弟弟,孩子們都受了不少苦。”

3月初,七隊舉行到廣州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演奏會,朋友們譽之為“見面音樂會”。三天戲票一搶而空,演出的《民主是那樣》等三十多個節目,宣傳了戰後廣大人民對民主建國的渴望,也揭示了國統區通貨膨脹和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音樂會的獻詞《幕前點滴》裡強調:“勝利以來,人民的生活仍不安定,顯然全國上下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促進和平建國綱領的實現。歷史固然絕不會掉轉頭去,但也絕不能缺少人民主動去爭取。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次音樂會的節目不被國民黨當局所樂見,只演了一場便被禁。七隊在劇院門口貼出“奉命停演,請持票者退票”的佈告,但沒有一位觀眾來退票,群眾以此作為無聲抗議和對七隊的公開支持。曾在柳州給他們講課的作家何家槐寫了《我的讚頌》,發表在香港《華商報》上:“當廣州各界舉行冼星海先生遺作演奏會的時候,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七隊的同志和他們唱的歌。他們那破爛的軍裝,樸實的言辭,嘹亮的歌喉,都帶給廣州市民以新的刺激,新的印象,新的作風,新的氣派。是的,他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堅實,富有生命力;這和麻痹而且腐敗的環境,恰是一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演出了人民的苦痛、鬥爭和希望;這聲音鼓舞了大多數人士,卻也刺激了少數特殊人物。因此,為了沒有‘報到’要停唱,為了沒有‘請求審查’要停唱,為了《五塊錢》那麼一支平常的歌曲,也要停唱,而理由只是‘不合手續’和‘污蔑政府’。”

3月底,七隊又舉行民歌演唱會,節目有《唱勝利、唱民主》、《日本投降歌》、《和平光明前奏曲》和《春暖花開草發芽》等。父親記得,從那時候起,國民黨開始進一步監視他們的活動,甚至暗中破壞。

4月上旬,劇宣五隊也從昆明調到廣州。據五隊副隊長丁波回憶,他們打前站的幾個人在七隊駐地休息了兩天。父親帶他們去拜訪文藝界一些老朋友,也拜訪了廣州行營一些熟悉的軍官。父親還帶他們去找駐地,好不容易找到米市街辛賢里一座樓房,可惜沒有排練場,父親領著他們去對面的一座古廟(當時是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的禮堂)交涉,很快得到允諾(後來五隊也舉行了“見面晚會”,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等節目,轟動一時,不過也在第五天被下令停演)。

5月初,蔣介石為了監視地方勢力張發奎和進步力量,派復興社(軍統)“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務黃珍吾[2]接任廣州行營政治部主任。他一到任,便迫不及待地召開“政工大會”,連續向五七兩隊施加壓力。一天,他把父親和五隊隊長徐桑楚叫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只要你們承認了,照樣可以當隊長,不說我就不客氣。”兩隊隊長都不出聲,黃珍吾很生氣,但是劇宣隊名義上是隸屬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的合法組織,父親他們一向也很小心從事,沒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他也無可奈何。他給劇宣七隊定下一條“規定”,每星期一拂曉,要全體集中到行營政治部去做“紀念周”,聽他的“精神講話”,並規定若遲到半分鐘,就要立正罰站。有一次他自己遲到了半小時,大搖大擺走來,看到大家都已到齊,還說:“我遲到也要以身作則。”接著叫他的副官出來,說:“副官,是你遲了半小時叫我,是你的錯,現在罰你立正半小時。”那副官只好“立正”罰站。

隊務會及時做隊員的工作,教隊員們如何遇亂不驚。一次參加孫中山紀念周,黃珍吾突然對集中在漢民公園的兩隊隊員逐個點名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問“為什麼你們的演出一被禁止,香港共產黨報馬上知道?”“你們誰是共產黨員,有種的站出來和我辯論,中國究竟該實行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另一次紀念周,他問:“你們知不知道東北發生了什麼事?(指內戰爆發)”一個隊員回答:“沒錢買報紙。”黃珍吾吩咐站在旁邊的主任秘書:“明天起給他們送幾份報紙。”第二天果然送來《中央日報》等報紙。

全面內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5月4日,有特務、流氓和暴徒搗毀《華商報》和《正報》的廣州辦事處。

兩隊隊長和左洪濤分析,局勢處在民主與獨裁勢力短兵相接、暴風驟雨的前夕,一定要從鞏固自己出發,工作要策略,口號提到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就夠了,防止國民黨有更險惡的陰謀。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還在南京,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黃珍吾尚未下手抓人。兩隊成立了應變小組,內緊外鬆,不露聲色,隊長照樣去政治部領取經費。

國統區學生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一浪接一浪,廣州也不例外。劇宣隊隊員們化整為零,脫下軍裝,分小組或個別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父親和部分隊員到中山大學訪問朱謙之和曹日昌等教授,談到當時局勢,他們都很憂慮。曹教授拿出在香港南丫島挖掘出來的石器時代石刃、石斧給父親看,感觸地說,原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好好研究學問,現在看來,國民黨要把中華民族重新推進苦難的深淵,很不得人心。

母親晚年曾回顧: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父親曾對她說,行營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已對我和徐桑楚開火了”,他交代母親“隊如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他還告訴過母親:“五七兩隊的同志們都很堅強、勇敢,黃珍吾幾次訓話,軟硬兼施,沒有一個同志亂說一句”。她的《憶——走過來的腳印》初稿裡有這麼一段:“沒有鬥爭經驗的我,歡呼演劇隊歷史任務的完成,做起了回鄉夢。同志們疲累,我帶著兩個孩子和病後的身體,多麽希望喘一口氣啊。至今我還覺得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廣州,夢破滅了。隊裡請來的專家學者對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描述,對世界局勢、尤其國內形勢的分析,幫助我明白了美帝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消滅共產黨的野心和兩面手段。廣州街上一面是學生、市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遊行示威;一面是特務搜查抓人。七隊一面籌畫公演,一面又化整為零深入學生、群眾中去參加鬥爭。啊!抗戰初期的那種群眾運動場面再次湧現,但性質變了。”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改,但我覺得母親真實的感受最打動我。

當地下黨得到確切情報,國民黨即將逮捕兩隊隊長、隊副和骨幹成員,再逮捕全體隊員,左洪濤派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將、廣州行營軍法總監的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密寫報告飛赴上海,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馬上批示:演劇隊“相機撤退。”

[1] 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日本侵華期間實行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的“燼滅作戰”。1941年中共黨政通告和傳媒開始將日軍這種軍事策略簡稱“三光政策”。

[2]  黃珍吾:1921年加入國民黨,1924年考入黃埔第一期,組織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後任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隊區隊長、校長辦公室少校侍從副官。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團長、師政治部主任及復興社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少將副總隊長,福建省保安處中將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福建剿匪司令官。1946年任廣州行轅中將新聞處長。1949年赴臺灣,歷任憲兵司令、臺北衛戍司令官、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1969年10月5日在臺灣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