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3.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整風記錄中有一句話，“群眾是一發難收的”，顯示中共有豐富的群眾運動經驗。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兩本整風記錄，記載了1959年中共中央召集港澳工委幹部整風、認清國際國內形勢、認清中央香港政策的內容。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幸[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王[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1959年6月23日，香港左派電影負責人廖一原發言：“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金[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提及“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