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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4邢臺四清

邢臺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滿目瘡痍

張佩華四清期間邢臺發生了地震,解放軍出動救災,是為新中國第一次,周恩來三次前往災區視察。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4邢臺四清

         母親張佩華的四清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幹部和群眾對四清或抵觸或顧慮,遲遲發動不起來;四清幹部力量相對薄弱,北京來的四清幹部和地方四清幹部之間有矛盾;母親時時感到困惑和焦慮,無所適從,舉步維艱。

在整理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時已涉及到四清目的、政策、23條內容和四清的種種做法,這裡不擬贅述,重點放在通過母親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會在日期後面注明是日記還是工作筆記)瞭解一些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

“上午9時到邢臺縣,住農幹校,文化部640餘人都集中在此。晚上9時才召開會議,宣佈重新改組,由解放軍、中央、老幹部及地方調幹組織,以地方為主。我公司丁達明為副指導員,幾個黨員都為副班長。散會後,丁召集大家,提出,地方說我們三多:衣服補得多,手錶多,眼鏡多。就是說我們假窮,收入多,知識份子。我們必須做到搞好團結,尊重地方,做好助手,軍事化,有組織,有紀律,吃苦,其中特別提出要尊重地方,一起工作。要求我們抓時間交待大家一定要自覺做到。”(1966年2月17日日記)

丁達明(時任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副經理)帶隊到太子井公社西太子井大隊,共181戶,8個小隊。母親被分配在8隊,這個小隊20多戶,70多人,生產搞得很好。(2月27日日記)

“先遣隊張隊長介紹了這個村的特點:

  1. 老區,老幹部(在母親的積極分子名單裡,有一位孟懷玉,是1937年參加遊擊隊、1938年入黨的退伍軍人,母親稱他為“勇敢分子”)。黨的政策群眾信,但是老幹部自負,自滿不在乎。過去的先進區,現在的落後區。
  2. 交通不便,群眾出門少,養成閉塞、保守、固執和狹隘的短處,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
  3. 階級成分不純,錯劃成分很多,很混亂。
  4. 幹部有問題,並且對工作隊不在乎,愛理不理。
  5. 偽村長、三青團、道會門暗中活動,情況還不詳。
  6. 石山,缺少水源,地少,山禿。
  7. 通過這兩天觀察,貧下中農的生活雖苦,但不缺糧,他們以白薯(本地叫山藥)為主食,吃小米、玉米,生活過得不錯。
  8. 群眾對工作隊歡迎,但是有顧慮,不敢說。
  9. 幹部對生產抓得很緊。”(2月28日工作筆記)

在網上苦苦搜索一番,得知該地區現在有些村已經廢了,有些村變成農業試驗場,多種經營。也開發了旅遊業等第三產業。

8隊大姓是“孟”,有16家,其餘3家姓呂,一家姓李。母親住在貧協主任孟慶元家,左邊鄰居是大隊長家。那天中午他們在呂武緒家午飯。呂武緒,又名五緒,33歲,妻子是左權人,29歲。有個10歲的兒子,讀一年級。母親寫道:“五緒修路,中午不回家吃飯,一天10個工分,問五緒妻房子是土改分的還是自己的,她說不知道,自己是外來人,不便問。小隊長呂景斌是本家,比他們輩分高。”晚飯時,五緒也回來了。“看來他的妻子對他暗示了,叫他不要多講。他說他聽說過四清工作隊,但不表示態度。”副大隊長孟廷桂來了,談起階級成分,“兩人都說成分很亂,五緒說,有人說他是新富農,廷貴說,咱吃過苦,要過飯,不是貧農是啥。我問,成分不是土改時劃的嗎?他就不說了。”(3月2日日記)

3月4日上午在地裡勞動,她和貧協代表孟慶喜談了幾句:“我問,你看昨晚談的怎樣?他說:好!又沉思地說:大家不敢說,日子還長,你們也不會就走,慢慢說吧。”幾天來開會,幹部不講話,貧下中農也不講話,幹部是因為抵觸,貧下中農是在觀望,有顧慮。母親“針對著以上情況,對他們宣傳了黨的政策,23條,談了形勢,特別著重和舊社會對比生活,使他們憶苦思甜,又針對8隊‘生產不賴’的思想,以先進例子來對比,他們的生產、生活都沒有到頂,來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 “我從他們的反應上(很活躍)看得出他們對道理已明白了,但不敢講。”“我想,這不是偶然的,我的隊進度慢,心裡很急,但我沒表露出來。”

這天工作隊侯隊長到達(後面有一篇工作筆記提及,丁達明說“侯崗小是好同志,只是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問題。”估計是指侯隊長,他是轉業軍人,沒有地方工作經驗),下午便開了大會。母親日記寫道:“關於調查,我當然已知道了,但是行得不好,到現在關係還打不開……個別訪問的時間沒有;思考、整理材料的時間沒有;寫日記的時間也沒有了。”(3月4日日記)

“本晚各組討論題:

  1. 你對當前的形勢是怎樣認識的?
  2. 為什麼要搞四清?四清是清什麼?四清的標準是什麼?
  3. 你在這次運動中抱什麼態度。

老侯講話之後老劉補充:

  1. 形勢好,是在全國政治團結,政、經、文、軍全面好的情況下,還有階級鬥爭。
  2. 會議重要進行煽動、鼓動,以鼓舞群眾情緒,殺幹部威風、
  3. 多注意其思想變化,今天的會針對性差一點,會中要注意貧下中農、幹部等的反應,以便下次會中針對解決。

煽動力小,蓋子揭得不深,群眾情緒不沸騰。

才開展了十來天,3月11日就要將以下各項寫成文字材料交上去:

  1. 各生產隊對主席著作的學習時怎樣組織的,採取的是什麼方法?
  2. 你怎樣將生產和運動結合的,通過學習毛著和貫徹政策出現了哪些好人好事?舉例說明。
  3. 發動群眾採取了哪幾種方法,你認為哪幾種方法效果比較大?
  4. 你隊有多少四清範圍內外的幹部?
  5. 發現培養了幾名積極分子?其表現如何?可依靠的有幾名?
  6. 幹部分類排隊情況如何?初步收到的意見有多少條?其中經濟、政治、作風各多少?
  7. 階級鬥爭的表現有哪幾種?
  8. 你隊有幾戶苦大仇深的?有幾戶五保?需要幫助解決什麼問題?(3月6日工作筆記)

1966年3月8日凌晨5點29分,邢臺地區發生6.8級強烈地震,隨後21天還發生了5次6級以上的餘震,8064人死亡,受傷38451人,倒塌房屋508萬餘間。我還記得周恩來總理曾三次前往邢臺慰問,記得母親說過住窩棚的情況,震後大雪漫天。和她同住窩棚的年輕女孩,多年後和母親還有來往。可是在母親日記裡,直到3月17日,才寫了一句:“家裡盼望著我的信,掛著地震的事。”顯示那段日子他們工作多麼緊張。

邢臺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滿目瘡痍

張佩華四清期間邢臺發生了地震,8064人死亡,受傷38451人,倒塌房屋508萬餘間。

(圖一:邢臺發生地震,震中隆堯鎮與母親四清所在的臨西鎮直線距離大約100公里。母親說,住在臨時窩棚裡很冷,半夜凍醒,胯骨和大腿都凍疼了。)

在她的工作筆記裡記載著很多人家的房子裂了,或者一面牆壁鼓出來了。奇怪的是當天縣委電話會議記錄裡,談到進村16天有成績,也談到問題,就是一句也沒有提及地震情況:“老同志有麻痹思想,自滿情緒,新同志有畏難情緒”,要求重視自身建設。另外就是講到“生產是整個工作的中心”,說“邢臺2害,旱、洪,拖住邢臺不能發展”,“荒山禿嶺”,亂砍亂伐,是“自殺之路”。希望能夠植樹造林,修梯田,修水利。(3月8日工作筆記)

直到3月24日左右(因為她把日期又劃掉了,不肯定確切日期),工作筆記才記了“傳達,關於地震”:“地委通知:省委來電,據中科院預測分析:我地區地震將可能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強,據‘新賀’測報:從22號以來,發生1000餘次,今晨1點多,發生5級以上地震,據預測,在邢寧灣以南,可能有較大的地震發生。望你們即將上述情況傳達到公社書記、工作隊、大隊党支書記,向機關、廠、礦群眾貫徹。兩個可能:一是可能發生,一是不可能發生,要準備萬一,做好工作,保證不傷亡人口。1.不要怕,驚慌失措,造成人心惶惶,影響工作和生產。2.要提高警惕,反對麻痹,防備萬一。3.要有措施。a. 把以上分析的可能向一般幹部和群眾講,要長期準備。b.號召組織群眾,因陋就簡,包括機關、團體、學校,搭些窩棚,特別注意幫助老弱五保戶,在外工作幹部、民工家屬,有困難戶。工作、學習、生產照常進行,以保證不傷亡人口(為准)。1.以隊為單位開會,貫徹以上傳達精神。2.各戶可將糧食、重要物品搬出,老少幾天不進村,在外做飯。3.今天不知明天,吃一點下去的思想要去掉。4.牲口安排問題。5.房子問題,該拆的拆。6.群眾思想問題,怕偷盜,預防壞人。7.棚子四防不夠——防雨、風、火、震,不許吸煙。8.生產照舊。”(3月24日工作筆記)

3月26日又傳達了李副總理[1]的講話:“我奉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指示來看望,你們受了自然災害,毛主席、黨中央很關心你們,相信你們一定會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黨中央、華北局、河北省委、最重要的有全國人民支援、你們更重要的是靠你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你們有勞力,加上國家支援,很快就可以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些人問,地還震不震,我們還搞不清楚,不好說。科學家們也搞不清楚。只要大家保持鎮定,提高警惕,就能鬥到一條——不死人。我們要把情緒鼓起來,積極搞好生產。因此希望你們在黨中央、毛主席、華北局、河北省委領導下,學習解放軍的精神,自力更生,把災荒克服過去。”

陪同李副總理視察的有地委的劉子厚。地委指示:“要求各縣把李副總理的講話在9點前和群眾見面,向群眾宣讀,組織群眾討論,通過討論變成力量,以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搞好當前生產、救災。”

地委關於大力搞好生產、蓋簡易房子的緊急通知:由於地震時間不定,生產季節已到來,地委研究,在當前要集中絕大部分力量搞好生產,同時搞好簡易房子。對現在簡易房子,凡不能過雨季的,一律加以整修,在搞簡易房子時,要多搞半棚半陽式”,“棚的標準不僅要達到四防的要求,而且能頂到9月份。”“永久性的房子,不是不搞,而是為了搞得更好。以上要做到家喻戶曉。”(3月26日工作筆記)

邢台地震救援

(圖二:根據網上查到的回憶資料,邢臺地震,解放軍出動救災,這是新中國的第一次。)

雖然從3月8日地震發生到3月24日才看到母親有關中央、地委的指示的記錄,但是期間母親的工作是一天也沒有停止的。

“(地方幹部和北京來的幹部)雙方的合作存在一些問題”、“(某些人之間)關係開始緊張”,“幾個年輕人不夠謙虛,不夠艱苦,黨會上把關心他們思想的事交給了我,把婦女工作交給了我”。母親對交給她的工作十分重視,上午勞動後和記工員孟凡武談,中午和小隊會計孟慶珍談,下午開黨員會,晚上和婦女會副主席呂花堂談,回到住處又和五緒談。(3月9日日記)

和父親四清時一樣,母親他們也實行同勞動、同住,同吃。母親說,“在勞動方面,顯示著我還可以挖挖潛力,一天擔2、3擔水,半天勞動還是可以的”,“同住,我也從好房子搬出來了(但他們卻搬進去了)”,“每天還能堅持同吃(少吃、吃壞的)”。不過3月11日發生了“吃白饃”事件。那是在五緒家,母親說她開始時打不定主意(吃不吃),後來看見老沈吃,她也就吃了。而且那天只有這一樣主食,不吃就得挨餓。晚上開會,老沈卻把此事與五緒姐姐嫁女,他想請假去太原聯繫起來,說他這是要收買四清幹部。此事後來不斷被提起,母親寫道:“這件事按老丁分析,問題不在吃饃,而是他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求(去)邢臺。我沒向這方面聯繫,現在我也不大相信他是出去聯繫的。這件事等著看發展。”“這是教訓,這個經驗得吸收。”(3月11日日記)

母親每天除參加勞動,就是開各種會,宣傳23條,焦裕祿,四清文件,聽大家談日佔時期、逃荒的苦處。她有很詳細的計劃,比如向誰要62年以來的生產、分配情況表,63年以來的國家救濟、獎勵、統銷物資情況表、婦女情況調查表;計劃開老人會,婦女代表會;還要摸清孟呂兩家的宗族關係;抗戰前後、土改前後、合作化前後的情況變化。可是這天她記下的一句調皮話,卻和她的意願很不協調:“老戰場,現階段,群眾煩,幹部難,工作隊員團團轉。”(3月13日工作筆記)

社員孟富家(有時寫成付加)反映,慶善祖(上)有功名,從富家記事時就做皮毛生意。解放前和父親在五台景(山西)串鄉買皮毛,賣給邢臺皮毛店。1945年秋本村解放,慶善父在村,慶善已結婚,帶妻回來,兩個人都不准是黨員。當時(他們)對群眾還不錯,如“崗樓”出山貨(瓜子、藥材),本村群眾活不下去,慶善教大家去買山貨進邢臺賣,賺點錢。如無本錢,他說一句話就行了。他和別人一樣趕個毛驢也買賣山貨。

解放後,(慶善領導幾戶貧農)組織了一個小型合作社(誰倡議的記不清了),做買賣,按勞批紅(富家認為幫幾家貧農翻了身),到公家成立合作社後解散。47年大擴軍,48年土改。土改前區委張知人吸收“景仁”入黨(當時她是婦救會主席,後當村長——上級委任)。在她做婦救會時孟理岩批評過她,當村長後,在土改中,以孟為地主成分之名,要整孟妻,孟理岩由縣裡陳政委陪同回家接受意見。走了以後,她便把孟妻打死(大家認為她是報私仇)。

土改前,孟慶善有14、5畝地,有五間房。土改分得房子10間,有沒有分地不清楚。當時(他)家有人口十來口,慶善夫婦、父母、三個孩子,弟善豐二人。

慶善較後入黨,調到區聯社工作,後調管理區工作,管理區併入公社,被選為公社正書記。後退休(因跌傷)。回大隊當副支書。

他兩個兒子參軍,女婿在湖北是地委,“景仁”弟是團級幹部。

“小付喜”去參軍後,孟富勾引其妻成孕,生下一兒,當時“景仁”為村長,便將孩子賣去柏山得一車麥,私吞下去了。

58年成立大隊時,11隊全是慶善近親,偷糧事常有。(3月14日工作筆記)

上面“景仁”、“小付喜”等名字都帶有引號,也許因為母親僅知道發音,不確認是哪幾個漢字。如果“景仁”所作所為確有其事,想必母親會大為震驚。“公報私仇”,打死人,賣兒童,而且私吞所得,這哪裡是她心目中的黨的幹部?!而“偷糧事常有”,相信也顛覆了母親對貧下中農、生產隊幹部的認識。

[1] 1966年3月26日李先念副總理視察邢臺地震災區。

四清時期批鬥幹部的場面。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結

 

一個老婆婆在批鬥大會上憤怒地指斥一名被五花大綁的“四不清”幹部。

網絡流傳四清時打死人,這樣的批鬥場面十分普遍。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

        通讀四清日記,是我第一次有機會通過父親吳荻舟的日記全面瞭解父親的為人行事,瞭解真實的中國農村情況,瞭解他在大環境時“左”時“右”的情況下能怎麼做。通讀完父親逾10萬字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的感覺是,當時農村大面積困苦,積累了怨氣。而各級幹部中“不作為”和“自保”漸漸變成“生存之道”。父親在南京休整期間寫過這樣一句話:“我覺得,今天不管有沒有,還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好。看到農村這樣困難,思想上無動於衷的人,那是不能理解的”(5月24日),深刻揭示了事情的兩面——困難和無動於衷的存在。

一開始來勢洶洶,大張旗鼓,最後虎頭蛇尾,匆匆收場,一時要“階級鬥爭”,一時要政策放鬆,在寧“左”勿右,動輒得咎的困境中,父親抱持“種實驗田”、改造思想的明確目的,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中和當地老鄉“同勞動”,自己洗衣服補襪子,徒步幾里路到鎮上才能洗澡、寄信,對此毫無怨言。更重要的是,他不以唯我獨“左”的面目去害人,也沒有在壓力下失去生活的熱情和前行的勇氣,真心實意扶持農民群眾。想群眾所想,實事求是,嚴控鬥爭不過火,解決東西隊歷史遺留大難題——開溝過水,辦起耕讀小學,留下一個有朝氣的新班子。

正因為此,他受到群眾愛戴。也幸虧他有這樣一顆純粹的心,還有詩情畫意、總算有驚無險結束了四清工作。

一個老婆婆在批鬥大會上憤怒地指斥一名被五花大綁的“四不清”幹部。

網絡流傳四清時打死人,這樣的批鬥場面十分普遍。

(圖一:網路上有很多四清老照片,這樣把人五花大綁的事並未發生在西隊。)

下面是父親的四清小結和自我鑒定草稿:

(一)本人小結

我參加句容縣城東公社大澗子大隊大澗子西隊生產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自進村到離村,整整五個月,基本上完成了黨交給我的任務。群眾起來了,幹部的“四不清”問題見底了,幹部參加集體勞動了,發展了黨團員,領導核心建立了,地富分子制服了,生產搞上去了。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與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與組內六位同事、廣大的貧下中農和群眾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沒有搞過社教工作,毫無經驗,自進村到離村,我抱定一條:笨人多做事,和緊緊抓住1以階級鬥爭為綱(抓住兩綱,比抓住以…為綱,更能反映運動的特點。當時只考慮進村之初,還只提以階級…為綱),放手發動群眾;2全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3從實際出發踏踏實實去做,三條法寶。成績是這樣取得的,這也是我最寶貴的經驗。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對主席關於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英明論斷,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性質,特點和運動的必要與必勝,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社教工作的取得勝利。使我更堅定地認識到我們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進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階級覺悟,堅定了階級立場,明確了階級觀點,克服了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一些非馬列主義的、非毛澤東思想的、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以下是我在每一段工作中較突出的一些體會、經驗、教訓。

一.通過具體鬥爭來發動群眾

進村時,只有四位貧農敢和我們接近,偷偷地告訴我們一些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一般群眾都說“我們隊裡的幹部(主要是隊長)好,農活精,不罵人。”但,又為什麼有人說他是“笑面虎”呢?我們村裡村外摸了一下,也翻了翻有關他的檔案,肯定他有問題。但,問題有多大,性質又如何,沒有更多的材料,就難斷定了。

我們紮根串聯(*紮根串連在23條不提了,但這裡指的是小四清時發動群眾工作,當時是按20條辦事,故仍提),訪貧問苦,完整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繼續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並決定抓住當眾核查當年糧、錢、工、物這幾個戰役,來發動群眾,把他的四不清問題,提高到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來批判,並要他當眾交代問題。一共是三個戰役,笑面虎的皮被撕下了,到第三戰役核對錢賬時,群眾吼起來了,當場揭露了68條,發言的人,增加到十八、九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從第一個核查工分的戰役到第三個核查錢賬,只有十多天,但是貧下中農和其他群眾的積極分子,一個戰役比一個戰役多起來。到當年分配結束時,群眾面對面提意見,也沒有什麼顧慮了。群眾初步發動了,革命的聲勢初步出現了。

二.從實際出發決定工作特點

大澗子西隊,全隊29戶(一戶中途遷回來)68個成年人,56個小孩,,具體的階級結構是:貧農17戶,48人(只計大人,下同)中農2戶,2人,地富分子10戶13人(2人在押),地富子女及家屬(貧農成分)11人。這樣的階級結構,地富子女及家屬佔全隊人口的六分之一,加上子女的子女12人,變佔全隊人口124(包括小孩)的四分之一。這些人如果站在地富分子那邊,變成了84比40,佔全隊人口三分之一了。因此,地富子女及地富家屬,成為我和敵人必爭的對象了。

我們抓住這個特點,決定了我們工作中的特點,把對地富子女和地富家屬的政策教育,前途教育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初讓他們單獨組織一個小組,進行教育,後來為了更好地影響他們,讓他們和貧下中農青年一起活動。結果很好,在對敵鬥爭中,大多數的地富子女和家屬,都敢站在貧下中農一邊,子揭父,孫揭祖,揭發了不少地富的罪行。

三.抓住疑點窮追,揭開了階級鬥爭形勢

大澗子西隊看起來是平靜的,群眾說‘本隊地富雖多,但,死的死,老的老,女的多,男的少。’似乎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但,摸下去,事實並不如此,仍然有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

我們進村不久,群眾就告訴我們三年前隊的牛被盜了,估計和兩年前越獄逃跑的反動富農王國洪有關也可能和隊長王正和有關。只要把王國洪抓回來,八不離十,案子可以破。疑點是王國洪是盜牛犯,隊裡的牛被盜後,王正和派他去找,他不但沒找,還在外村打了一夜麻將。群眾一致要我們把王國洪抓回來。

我們抓住這疑點不放,在群眾起來後,我們抓住逃犯王國洪的兒子曾私刻公章替父親送牛的錯誤,從他的口裡擠出了逃犯的去向,並根據這個線索把王犯抓回來了。群眾反映,當王國洪被抓回來的消息傳進村後,有三個人感到不安。即隊長王正和,糧食保管員芷聖榮,和送走逃犯的隊委陳發富。為什麼他們要不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

當隊長參加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洗手洗澡時,我們在隊裡一面發動群眾剪辮子,一面加緊審訊王國洪,一面發動給幹部提意見,造成了三面圍攻的壓力。終於把盜牛案給破了。王正和交待了,被騙取空白證,方便了王國洪盜賣本隊的耕牛,分到了贓款,並與芷聖榮王國洪訂立偷牛的攻守同盟,交代了與王國洪搞政治雙保險,和其他重大的‘四不清’問題。

原來反動富農分子王國洪,利用小恩小惠,吃吃喝喝,拉倒了隊長王正和,做了他們的保護人。自此對地富的勞動改造監督放鬆了,對他們的投機倒把不聞不問了,對他們的盜賣耕牛分贓包庇了,以致搞攻守同盟,搞政治雙保險。要不是王國洪因盜別村的牛被捕,這個生產隊還不知道要和平演變成什麼樣子。

這些事實揭出後,不但群眾吃驚,我們也吃驚。

四.四清核實定案中的調研工作

雖然整個運動離不開調查研究工作,但,集中表現了它的重要性,是在四清的核實定案中。為了使幹部對退賠定案口服心服,除根據黨的政策,做到“三對口”,“三允許”,一筆筆和群眾、幹部來核實外,還要展開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往往因為幾毛錢,或一點疑點,要跑很遠的地方去找正人,寫旁證。有了旁證,有了材料,還要反復分析和研究,才能把問題的性質、數量等核定下來。

這段工作,不但教育了我們重視調查研究,也是我覺得這工作很有味道。

五.對敵鬥爭中的一個大教訓

對敵鬥爭貫徹了23條的“給出路”,分化孤立最壞的人的政策和戰術,進行得十分順利,但,由於我們的政策教育工作,沒有細緻深入到每一個人,就出了毛病。

一個平時不愛參加開會的貧農,平時受富農分子王國孝的剝削和辱駡,在評審會上打了他。這是一個教訓。

六.黨的方針政策要完整地宣傳

我們進村後,就大力展開黨的方針政策的全面的、完整的宣傳,逐句逐條地宣講20條及後來的23條,這在最後的幹部選舉和黨員登記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王正和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只因他及時交待了問題,下了決心改過,和退賠較比,並積極參加了集體勞動,所以民主選舉辯論候選人名單時,大家說他交待了,退賠了,決心不再犯錯誤了,按政策是可以同意他當隊長的,還可以同意他黨員登記的。並從寬做了嚴重警告的黨內處分。

這是黨的政策兌現。說明貧下中農和廣大群眾,真正體會了黨的、對幹部的寬大的政策。

以上是我運動中主要的經驗和教訓,至於工作許多缺點,這裡就不提了。

(二)自我鑒定

優點:

一.      基本能做到三同的要求;

二.      運動中能站穩階級立場,堅持黨的原則,和壞人壞事作鬥爭;

三.      運動中能用階級觀點看問題,分析問題;

四.      革命幹勁始終飽滿;

五.      有時能和同志、群眾商量,尊重同志、群眾的意見。

缺點:

一.      工作還不夠深入細緻;

二.      對青年同志的幫助不夠,尤其學習毛選,沒有一進村就把制度建立起來;

三.      工作上還有包辦代替,組裡有勞逸不均的現象;

四.      不善於利用民主集中制,使青年同志主動發言的辦法少;

五.      對群眾的思想工作,抓住了重點,忽視了普遍。

小四清時:1扣工分時緊了一些,核實定案時,雖然反退了800多工分,現在會計芷聖余還有意見。2錢賬也錯退賠了一些,比如會計現金帳上把5.5元計成55元,錯要會計退賠了49.5元,在核實定案時,青年同志還不大願意改正,這與23條有什麼偏向糾正什麼偏向的實事求是精神不符。我是堅持糾正,反退了49.5元。3幹部退賠的糧也算多了,不該退賠的也退賠了,而且數字很大,相差數百斤,這次核實定案,也糾正了。還有4幹部的什麼也扣多了,這些都是受到四、五、六的影響。我讀了23條時,就覺得有糾正的必要。同時,當時對幹部只壓,思想工作做得很不夠,政策沒有全面向幹部宣講,幹部後來反映說,當時真不知怎麼好,只是害怕,覺得沒有前途,這說明,當時的政策教育沒有真正落實到人。尤其是地方有這框框,怕右的規定所引起的,我們有偏高好過於偏低的做法,引起了幹部怕,沒有前途的情緒和思想顧慮,這些都是工作的缺點,沒有100%按中央政策辦事的地方。(完)

四清時期批鬥幹部的場面。

網絡老照片,批鬥四不清幹部,由地富反壞陪斗。

(圖二:很多地方的四清非常慘烈,批鬥“四不清幹部”時要四類分子陪鬥更是家常便飯。不過我在父親的日記裡沒有看到這種描述。)

那個年代的人對毛澤東、對黨沒有懷疑,頂多懷疑個別領導“是不是錯了?”頂多從工作層面上考慮:上面忽左忽右,下面怎麼開展工作?父親盡力“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的努力,客觀上減輕了四清對西隊帶來的“副作用”。大環境步步陷阱,個人的努力到底能怎麼樣?我認為最終是考驗人性。他那次和工作組同志們談心時說:“(做工作)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做到了,在晚年回顧時,他能說“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並非易事。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0政策反復

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吳荻舟記錄參加四清運動的三本日記,兩本工作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0 政策反復

        父親吳荻舟四清日記裡不時出現開溝過水問題上東西隊的矛盾。據他的記載,生產隊那個可蓄水十萬立方米的小水庫,在工作組協助下修好了水壩,但是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歷史上,東隊常常是寧肯自家田地龜裂也不放水,不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

壩修好,引水溝開好,剩下收尾工程,因東隊不肯讓西隊挖一條輸水小溝,這就無法成龍配套,西隊早答應補2.4畝田給東隊,東隊一直不同意,左提一個方案,右提一個方案,提出的條件都是想佔便宜,增加別人困難,使人無法接受。

西隊個別人嘴碎,引致協商氣氛不利解決問題,還有人因為東隊的態度失去耐心。

父親檢討自己:“我去年年底太樂觀,太天真了,以為對兩隊都有利的事,又在四清運動中,所以以為滿可以解決南崗缺水問題,可是,(現在)好事變壞事,我十分擔心。” 他幾次與東隊工作組周組長建議,早點簽合同。

西隊的吳荻舟和東隊的吳凡吾——兩位老吳不單要做好自己隊的骨幹和群眾的工作,還都曾到對方的群眾中聽取意見,說服群眾。父親有一次到現場看完計劃交換的地塊後對吳凡吾說:“(東隊的方案)是不公平的,西隊群眾如果覺悟再高點更慷慨點,當然也可以解決,但這是要有高的共產主義風格,這是做不到的。”吳凡吾到西隊聽取意見之後也說“矛盾不在西隊。”“東隊窮是自己找的,(以前)割出去一些田,又自己放棄了一些田(20多畝,給了王樹崗隊),現在反悔莫及,為了解決目前不斷增加的人口,所以有點耍手段要東西了。”

他們甚至考慮過,如果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四清中解決不了,就只好把矛盾上交了。不過,在大壩修好三個多月的時候,終於有了進展。

根據父親日記記載,他曾和東隊貧協的王道進和朱玉發談話,他們都同意西隊補給他們2.4畝地,並在8分地上開一短溝給西隊過水,西隊接受這個方案,定於這天下午四點左右,東西隊開會協商決定開溝問題。西隊的人到齊了,東隊的貧協正副組長和隊委卻還是沒來,原來他們又有意見,到王道進家商量去了。西隊的發高等人等得不耐煩,發牢騷,父親說:“小事不忍亂大事,不是原則上的問題,就不要過分計較。再等一下,如他們不來,就是他們不對了。只要能解決問題,我們忍讓一下就更主動。”

吳凡吾問父親:“老吳,你不是說談好了嗎?同誰談的?!”

父親動了一下腦筋,隨吳凡吾一起去了王道進家。一進門,果然氣氛不對,於是父親直接對王道進說:“昨天你不是同意接受2.4畝地,你又提要在8分地開一短溝嗎?”王只好說:“那是我個人意見啊。”父親又轉向朱玉發:“我說老朱,我不是同你談過,你也同意下午決定如何安排勞力把未完的工程收清嗎?”朱說:“我是沒有意見的。”

吳凡吾見此,不失時機地說:”人家西隊的同志等了那麼久,你們既然同意了,還有什麼好拖的。群眾的意見要聽,但也要看是多數還是少數,還要看是什麼人,貧協要有正確的意見,不能做群眾的尾巴。”

兩隊終於簽了合同。4月24日,父親還到大壩水利工地參加勞動,東西隊都安排了勞動力上去。直到完工放水,父親終於松了一口氣。(4月12日-24日)

運動方面,4月10日,父親曾到鈐塘向張正彙報工作。張問,是不是“經濟退賠”從寬了?父親答,是這樣的,有些當年四清定退的,要反退了。比如大夥吃喝,私分,這些過去幹部是要退的,現在要反退了。

張正說:“去年處理過的,還處理嗎?”

父親說:“我們的思想和群眾間的距離大了,增加了許多工作量。”

張正表示同意。他又問起王正和的處理。父親說:“我們建議是撤職,並作留黨察看兩年的組織處理。”

張正說:“一定不會同意,我這裡的王兆祥那麼嚴重,分團還不同意,問我有沒有別的方法處理。”

父親寫道:“這說明了一個問題,一切‘寬大’了。”

當天晚上積極分子學習“經濟退賠”政策的時候,口徑就變成了這樣:“四清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搞臭資產階級思想,鞏固社會主義,不在乎幹部的退賠,退賠的目的也是在於使幹部吸取教訓,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

4月13日工作組開會,據反映,群眾覺得處理太鬆不過癮,大家評估後決定分頭做工作,和社員開全體會公佈方案之後,四清運動就可以結束了。

按照隊部的安排,大四清4月20日前結束,4月25日後進入對敵鬥爭,5月上旬組織建設,最後還有兩條路線、四個主義的教育和60條的學習。父親考慮要在農忙到來前多做一些工作。

可是父親日記卻寫著:“我十分擔心幾個會開不好,退賠政策這樣鬆,老張說XX公社一個幹部姦污了五個婦女,還有兩個沒弄清,公社黨組建議留黨察看,結果上級批示警告,並加了一個括弧:(監委意見)。我已經覺得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矛盾很大,要做許多工作呀。我擔心到連一點時間也不敢放鬆,思想工作做到田頭,塘底,牛房,自留地和廁所邊。”“小黃和小張等說我瘦了,並且三四個人議論我瘦的原因,說是為了XXX的無原則取鬧。的確如此,我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4月13日)

這位XXX,我就不寫她的名字了,如果她還健在,現在應該還不到80歲,可能還記得當年的事。我也不禁想像,如果一個人從四清前就學會了“寧‘左’勿右”,到了“文革”時期,又會如何表現呢?

這裡摘錄父親日記裡的幾則描述:

“下午組裡民主生活,自我檢查為主,後來由於XXX的檢討中提到組裡意見,對個別問題有分歧,老吳要她具體談談,最後發展到大家對她提意見。暴露出她的問題很大,亂猜疑,亂加帽子,亂造北京和地方的關係(的謠言)。說老張對她有歧視,四個宜興的同志形成一派,又說我拉了一批人對付她。說什麼不讓她做工作,說什麼鈐塘會後因為自己感到冤枉利用一些事例打擊她……一片胡說八道。老吳聽了很不以為然,批了她一輪,認為政治上幼稚,無原則,連起碼的組織紀律都不懂。”(4月11日)

“上午我去隊委開會,組裡由老張帶頭開學習會,張甲生主持。學習的是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據張甲生說,今天會上XXX一言不發,看來思想上很不通。昨晚和小黃吵,鬧著要分開來睡,一早起來小黃打了熱水過去,她也不用,並像抄家一樣把床拆掉,亂七八糟把被褥稻草四處一丟,就出去了。群眾馬上有反應,說她們吵了……她可能感到自己過去那樣做,搬弄是非,無事生非,小廣播,東挑西撥,自己再也沒有人靠了。”(4月12日)

從父親零星記錄的大家的七嘴八舌裡我梳理出,這位XXX就是亂告狀打小報告的人,比如打小報告說父親給四不清幹部倒水,請他坐,是“右”;父親給大家解釋23條被她說成是搶著作報告,使人覺得自己是一個“隊委”。不過老張開會指出時,她又馬上說:“不是吳(荻舟)要解釋23條,是我們全組要求他解釋,因為上次學大家都不懂。”

還有一次晚上要給王正和核實,快開會了,XXX和另一名組員為了兩個回形針當著群眾吵起來,她從村頭住處跑到村尾開會處找父親評理。父親寫道:“唉,我真苦。近來群眾說我瘦了,這是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沒有辦法,離開會場,由村尾趕回村頭,把問題解決了。”如果父親不幫助解決,她就會鬧到上面,父親說:“我真有點不知所措。”(4月15日)

XXX還告狀說父親不分配工作給她,事實上常常是分給她的任務她也不去做,比如分工她負責青年學習小組,但是青年們開會時,她卻一直坐在房裡聽收音機,叫也不出來。(5月3日)

有個別領導偏聽偏信,根據她的小報告批判父親“右”,讓他兩個月前覺得被“沸水”淋頭,現在又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

就此,一次包振英問父親與個別領導之間的關係:“你是否過去與他們有什麼?”父親說沒有:“我是1962年才(從香港)回來的,又不與他們同組,既無工作上的關係,也沒有夙怨,我莫名其妙。除了為提高自己,而相信了XXX等的片面之詞之外,無法解釋。”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這些是非,我姑妄聽之。”(4月22日)

根據父親後期的記載,幾位領導對XXX的問題是瞭解的,張明還對父親說過:“我和你的看法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歧。”但就是無原則地遷就,還壓父親在她的個人鑒定裡只寫優點不寫缺點。父親說:“我實在沒有想到黨內還有這樣遷就的,只有個人關係,是非也不分。”(5月20日)

4月12日社員大會上王正和的核實定案第三次沒能通過,群眾覺得處罰太輕。會後,工作組分頭和積極分子談話,訓練他們怎麼發言怎麼開會,“簡直要把講話的內容一再告訴他們,用啟發的方法”。又和三個幹部談話,安排他們表態。

4月14日,再次開會。父親檢查人數,全隊百分之九十都來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將近100口子,父親高興:“幹部,三個都回頭了,群眾,百分之百都團結起來了,真是雙百呢”,“會開得不錯,我的心放下來。”

父親總結發言的時候主要是肯定了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宣佈摘掉四不清幹部的帽子,歡迎他們歸隊,強調黨中央、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精神,要求幹部遵守諾言,希望他們能照自己的決心做下去,爭取早日參加貧協。

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雖然我已盡可能做到,但是從會上的情況來看,還存在趕任務的痕跡,群眾工作沒有做透,有些群眾是聽不懂的。”

這天的日記結尾,父親寫道:“最近這半個多月,連想家的時間也沒有,夢也就沒有了。”(4月14日)

最終王正和的退賠方案是這樣的:“核實數是270元,減免後實退數只250元。不能再寬了。所以我們決定要他馬上先還100多元,餘下的秋收時退清,不讓他做二年的退賠計劃,即不讓他緩。這樣才能使他受到教訓,生活苦些,改造深刻些。而且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的憤慨平服,也有利於教育群眾,有利於幹群間的團結。”(4月15日)

這天他們學習毛選《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父親寫道:“大家解釋不來,有的因文化低,有的對城市的各種階級不懂,結果要我從頭到尾講一遍。”父親把背景講了一下,並說,“學習的目的,就是要懂得在中國革命中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而肯定絕大多數是朋友,並最大限度地縮小革命的打擊面。”(4月16日)

上次他因為講解“23條”,被人說是“炫耀”,這次又解釋毛選……

社員大會已經為三個幹部摘掉“四不清”的帽子,但是群眾情緒有些反復。父親覺得群眾有些意見是一定要聽的,“否則群眾會離開我們”。

果然,4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和幹部的聯席會,有三個積極分子不願參加,由於幹部退賠鬆,群眾覺得“不過癮”。上面給的政策越搞越鬆,父親說:“連我自己都有些不滿”。

父親頭疼,9點半就睡下了。(4月17日)

4月18日是農曆3月17日,是附近幾個村子的廟會日,還演大戲。因為農忙推遲了一天,改為19日。據父親描寫,農民們十分重視這個日子,穿上節日的衣服,或換上乾淨衣服,傾村傾巷地從四村跑到小澗子來,戲臺搭在小澗子生產隊公房左側,對著一個慢慢高起來的山坡,自然形成一個很合規格的戲院座位池子,農民們自己帶來長短凳子,有的就在地上鋪上稻草,人數逾千。

父親雖然頭疼,但是為了找人談工作,來到會場。他寫道:“我回憶起了小時候家鄉的三仙會和打醮等廟會演戲的場面,那是比這個更熱鬧許多了。四村的親戚都來住上一二天,小攤子上什麼也有的賣,戲是日夜演。還有許多的草紮,擺飾。”不過父親補充道:“這些廟會是一場封建迷信的散播活動”,所以他看了一下,談完工作,就回駐地休息了。(4月19日)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寧“左”勿右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 “左”勿右

    從1964年10月21日離京,到1965年4月,父親吳荻舟在江蘇句容四清已經五個多月。四清運動到了“核實定案”階段,父親說,工作量大,複雜,要求細緻,政策性很高,“要筆筆過堂、人人過堂”確定性質,除了保證時間和數量,還要情節符合。做大量調研工作,耐心核對,和不要有畏難情緒。不僅是工作隊內部反復核對,分析,還要與本人核對,聽取他們的意見,要在積極分子中反復核對,最後工作組、群眾和四清物件三對頭,再報隊部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討論,取得最後的定案。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核實注意事項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核實注意事項

(圖一:核實定案注意事項。)

4月1日下午,父親到鈐塘參觀鬥爭右派分子趙文才。他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

這是一個“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到過許多地方,也到廣東、貴州、昆明,還到過緬甸。做過西南運輸公司的汽車站長,文教館館長,新中國服務社的經理”。

“他在千方百計混進鈐塘後,在小學裡教書,一貫和黨和政府唱對臺戲,我們有什麼運動,他就搞一個破壞的活動”,“58-59(年)鈐塘上路一帶搞第一個大社,他就在60(年)左右搞起第一個鬧分社的破壞活動,他拉攏了所有的幹部,並有計劃地籍透支30元買了一張新床(他原已透支)挑起上路隊的不滿,掀起上路鈐塘間的矛盾,在群眾中挑撥,結果是雙方叫打,上路大隊的全體男社員,像南方的械鬥一樣沖到鈐塘搬東西,牽牛……鬧到縣委、公安局都解決不下來。62年蔣幫叫囂所謂反攻時,他在群眾幹部(中)製造了許多謠言,說8月中秋一定到了,又說主席已經同意蔣光頭當副主席……當過了8月中秋,群眾問他為什麼蔣幫不來,他說,我們把民兵安排在前沿上,蔣幫不忍,不打了。群眾信以為真。”

“(四清)運動未開始,他又在村裡造成對工作隊的包圍圈。經過三個月的工作,孤立了他,連他的家人也不靠近他了,他說,這次我真正孤立了,連家裡人也不理我了。”

父親記錄了鈐塘的做法:“訓練積極分子,由小到大,逐圈逐圈開鬥爭會,經過三四次才大隊鬥。每次訓練後,每個發言人進行單獨的幫助,替他們補充提高發言內容。開會的主席掌握全場發動發言,也有一套,先佈置幾個(七個)發言重心,把發言群眾分佈在適當的位置然後一個個重心提出來讓大家揭露。每個重心,都有五六人發言,而且每個重心都配合幾個口號。每個發言都有事實和思想批判,分析得很有條理。最後,主席還總結了幾句,並指出,還有人沒來得及發言,要大家到貧協來揭。最後由張正通知宣讀法院對趙的判決,由右派改判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勞動三年。”

父親問在場兩位工作組組長忙不忙:“他們說,沒有什麼事做了。我說,不是有大量的群眾思想工作嗎?他們說,那做得了多少,運動總是要有底的。再有十八九天他們就離村了。據說他們要到蘇杭走一趟。”

看來,老“運動員”們不像父親那樣在意群眾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不過組織批判趙文才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父親寫到:“我這天看到朱不像以前那樣對我熱情,王也不那麼有話說。這還不是由於上次的會的結果嗎?我是心裡明白的。”(4月1日)

“上次會”,應該是指1個月之前、集訓時父親被批“右傾”後,3月1日在父親所在西隊召開的會議。主持會議者明確說,別人不要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吳荻舟的。不過父親說,大家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領導根據不實小報告批評父親,是有人出於不服、嫉妒或者純粹是小人之心添油加醋向上告狀。我看到一個例子:父親和農村的青年們閒聊,談起飛機——父親見多識廣,自然有很多見聞是青年們喜歡的,青年們要求父親天天和他們聊天。於是就有人告狀,說父親向青年們“炫耀自己”,要讓人家知道他是“大幹部”,不甘屈就小組長。看到這些,我也只能陪父親苦笑了。

4月2日,到隊部聽完傳達後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回村,到吳凡吾負責的東隊村口站下來,兩人談了10分鐘。吳凡吾說:“不是我告你的狀,你不要追誰告狀。”父親說:“我不管誰告狀,我也不去追。我只是說,不能偏聽偏信,照這樣下去,將來我的這次下來工作要來一個什麼樣的被鑒定呢?還不是一塌糊塗嗎?我的工作,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做呢?是不是全組的人都要離開我呢?是不是完全錯了呢?我向黨的事業負責,工作我盡力做好它,但,這樣,我是多做多‘錯’,的確有點受不了。”

雖說感覺委屈,父親絲毫沒有懈怠。那天他兩次和吳凡吾討論東西兩隊在開溝過水這件事上的分歧怎麼解決,這件事已經從去年底拖到現在。

期間父親一再強調:“應站得高點,看哪個解決方法最合理,就應促成,不是完全旁觀”,“我們工作組,應有一個底。一個統一的看法。”他還說:“問題就在於遷就群眾的本位的、落後的思想,不去領導群眾從兩隊一盤棋的思想出發,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好處。從也要讓別人過得去的態度出發考慮問題,什麼困難也沒有了。”

晚上開會給會計芷聖余和副隊長笪發珠“過堂”,到十點才完。父親在日記裡感慨:“真是一天無休無止地工作、會議呀!”(4月2日)

4月6日,王正和過堂也通過了。積極分子們認為,與其將來工作隊走了這些人起來翻案、埋怨,不如趁現在搞清楚,他們聽父親講解“雙十條”和“23條”有關政策,隨即把它們應用到實際中,管這叫“對照一下政策”。(4月6日)

過堂通過還不算完,還要一級一級核實定案。西隊開會定案的時候,“有人提出偏激意見,誰也不好說話。”父親也有顧慮:“如果按照目前分團的從寬精神,她可能去反映我右了。按照鈐塘的經濟處理意見,又怕隊部通不過。昨天王楚良同志到我們這裡來,在小澗子相遇,談了一下,他說張正已放棄再管我們幾個隊的工作了。”“張說‘幾個隊的大勢已去。’唉,我夾在中間,怎麼辦呢?最後我想了一個辦法,我冒著大雨,到住家去拿到分團轉發來的經濟處理的一些具體政策(草案、試行)交給張蘭英,然後一條條對照著解決,我則適當地參照鈐塘的意見發表我的意見,爭取適當的、更合乎‘23條’‘經濟退賠,不能馬虎,但要合情合理’的精神。”(4月7日)

我第一次看到“寧‘左’勿右”的說法出現在父親的日記裡。事情是這樣的。

4月8日,父親重新看了一下核實定案,覺得其中有兩三條寬了一些,和性質有些問題。他對照了一下政策,和老張等人商量,問他們意見如何,老張同意父親的意見。這時父親說了一句:“寧‘左’勿右”,老張會心地笑了一下。父親寫道,老張在上次黨小組會上反映,張英蘭告訴他,她處理問題是“寧左勿右”。張英蘭是北京一位中專醫科生,她又是從哪裡傳染上“寧左勿右”呢?

不過根據我已經整理的父親從四清到文革時期的遺文,他並沒有真的實踐“寧左勿右”,所以我相信,在這裡他說這句話,有點無奈,也是調侃一些人的做法。

有一件事讓我看到父親如何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是“寧左勿右”。

“老張和青年同志……不大願意糾正過去在當年四清時的一些已經錯了的問題。比如會計錯記了帳目,把5.5元記成55元。當年四清要他退賠了49.5元,後來會計承認記錯的責任,但說我沒有拿這錢。我要張甲生核對了庫存和結存是否對頭,張說對,只差1元多,而且這1元多是會計和七八個群眾洗澡用了,沒有收齊。這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49.5元嗎?去年雖(讓他)退了,現在不是應該反退嗎?”“但,老張要小黃在這次核實中和幹部對口時不要一條條念給幹部,只籠統地問‘去年退了多少多少是嗎?’幹部說是,就算了。”

對這種糊弄群眾的做法,父親說:“這是不對的,23條不是說工作上‘有什麼問題糾正什麼問題’嗎?”儘管父親一再強調,其他人還是想簡單化。有的說“不願意走回頭路”,有的說“這樣一來油水不大了”。他們堅持籠統地念給三個幹部聽,三個幹部也自然是簡單地回答:“沒得問題,”“對!”“那還有什麼問題,退都退掉了。”

一頁四清工作日記:核實每一條

一頁四清工作日記:核實每一條

(圖二:1.“核實定案”時要弄清每條的情節:(1)丙要私取米,去找甲,甲說你去問乙,乙說甲同意我才同意,偷後,丙送了禮。這次揭出了,乙也拖住甲,甲說,我沒說同意,否則,丙送的禮為什麼乙全收,不分給甲呢?(2)播麥種餘下20斤,被盜,應查誰盜,數字,如弄不清,要查明最後放在哪裡,播者應負責。2.性質要定準:(1)喂魚苗的蛋白算多占,兩個算,一個可免。(2)如多占化肥就非退不可了(多吃多占從62年算起)。(3)私分、浪費、集體吃喝,幹部要負責,群眾不退,幹部要退;等等)

事已至此,父親會怎麼做?將錯就錯結束核實還是自找麻煩頂著反對意見糾錯?

父親自然選擇後者,他堅持要張甲生告訴他1964年的帳面結存和庫存現金是否平衡,最後張說平衡了,父親就說,那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這49.5元嗎?退賠錯的,這次核實定案要“不猶豫地糾正過來”。父親自我檢討:當時他沒有參加具體工作,是“官僚主義”,出了錯,“這次我可不能”。他對大家說:“這一段工作是整個運動是否過得硬的一個關鍵階段,不但小結和檢驗前一段的工作,也考驗整個運動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論是群眾揭發出來的,查帳查出來的,還是幹部自己交代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都要經過反復調查和寫旁證筆錄。反復和本人、群眾核對,最後還要幹、群(積極分子)和工作組三結合進行三對口、三落實,經過隊委的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去和群眾見面,再核定一次,最後才定退賠計畫。”

“工作要細,不怕麻煩,要求真正做到一絲不苟,筆筆落實。”“我向全體反復談到這點。”

看來大家被他說服了,因為“晚上我們又找到三個幹部,我們再一次交代政策,而且把談話氣氛搞得很輕鬆,有說有笑,要他們有什麼說什麼,不要再有顧慮,與其我們走了覺得冤枉,怨言,翻案,而影響和社員的團結,不如在我們未離開前翻案。”

會上王正和說,運動開始他對把他們冷在一邊有意見,覺得自己很委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直到在三級會議上,上級攤開來說,把他們冷在一旁是為了發動群眾,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後,才能做到三結合。至此他才不再反感了。

就此,父親在日記裡記下自己的思考:“剛進村時是有意識地把他們冷在一旁,引起他們反感和有顧慮也是正常的,必然的。是否能把這個矛盾解決呢?我看是要考慮的”。“過去我也和老包談過,包也有同感,政策還是要全面宣傳。這點到‘23’下來才真正解決。我從北京回到村裡,就覺得要補這一課,光靠擠壓不夠,把政策全面交下去,使幹部群眾都真正瞭解是必要做的,而且對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可能要快些,我們必須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幹部中多數是能接受改造的,可挽救的。我覺得,一面要放手發動群眾,支持群眾,使群眾逐步起來,形成一個革命的形勢,把幹部的問題揭出來,使我們能看清楚哪些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哪些幹部是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一面把政策向幹部、群眾全面交下去,使幹部自己看清楚自己,自己認為自己是好的,比較好的,就敢於接近我們,慢慢和群眾結合,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也感到有前途,爭取早點交待,回到貧下中農的隊伍來,站到95%這邊來。我想這樣是比較完整的。先做群眾工作,把幹部冷在一邊,尤其長時期把全體幹部都冷在一邊,是錯誤的。總要把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使每個幹部和群眾都能掌握,感到我們來這裡不是和幹部過不去,是‘救人的’,不是只要群眾不要幹部的。這是不是更好的,更完整的做法呢?”(4月8日)

父親這天的日記格外長,他不厭其煩寫下細節,寫下自己的想法。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圖三:包振英傳達江渭清的報告摘要:“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去。” 在網路查到,“四清”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與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爭論。劉少奇在給江渭清的信中公開了兩人的分歧。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各級機關單位大力反右傾。怪不得在父親的記錄中多次出現的江渭清講話往往帶有抱怨的語氣。)

我大段地引用了父親的日記,最終達到全部四清遺文的一半。我很想瞭解當年人們——四清的和被四清的、群眾的、父親以及他的上級和同事的真實想法,不少朋友和我有一樣的願望。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想知道父輩那時候的想法,但是已經沒有機會,他的父親沒有留下筆記,把秘密都帶走了。

 

對開兩頁,左,觀音廟東北望全村,右,眼鏡塘邊,都是吳荻舟的速寫。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四不清幹部“放包袱”,做法是在群眾大會上,由本人先交代,群眾補充揭露,本人答覆、說明,並自我批判,群眾批判。父親吳荻舟所在的西隊會計芷聖余、副隊長笪發珠、隊長王正和先後放下包袱,過程一波三折,值得一看。

為了做好幫助幹部“放包袱”,“洗手洗澡”,父親他們多次召集積極分子和貧籌一起開會或個別談話教育,反復宣講‘治病救人’方針、‘說服教育’政策。

3月21日的日記顯示,父親他們事前對這三名幹部都有基本的評估,比如他記錄了上午與會計芷聖余的談話,“實事求是地說,他沒有投機倒把等問題,他是由於懶、貪、饞。零支整算,虧空了,企圖彌補,就發展到報不應報的帳,和塗改發票單據,以致不分敵我去吃地富的東西(不多,只一二次)。但必須提高來檢查,挖掉根子。”

晚上的積極分子會整理出十多個問題:

對王正和:1.為什麼排斥和不關心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群眾,而對地富鬆?2.為什麼和富農王國洪勾結偷耕牛?3.為什麼與地主王玉元父子搞雙保險,是否有變天思想?4.為什麼搞投機倒把?5.為什麼要私改發票?6.為什麼和地富一起倒賣布票、搗亂國家計劃?7.為什麼要多吃多佔?

對芷聖餘:1.為什麼到地富家吃喝?2.為什麼塗改單據?3.為什麼不按制度公佈帳目和歷年錯賬超支挪用的貪污?4.為什麼假公濟私、偏幹部、欺群眾?其他還有官僚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也搞了一點投機倒把。

對笪發珠:1.為什麼當民兵排長不管地富?2.為什麼替隊長包庇、替罪、欺騙上級?3.為什麼偷盜隊的黃豆等?包庇隊長(親戚、妻舅)。

會上積極分子也表示對23條有不全面的理解,他們說,由於只聽念了一遍,又沒文化,所以有誤解。(王正和則覺得23條並不鬆,反覺得現要群眾同意減、緩、免的沒有可能。芷聖餘就說反正沒有出路,說與不說都一樣,不如矢口不說。)

3月22日上午會計芷聖余放了包袱。開會時由“貧籌”組長宣佈會議目的,然後父親講了政策、要求和步驟,父親說:“會開得不錯”,“群眾已經能理解。”“群眾對說明的情節不滿意時,把抓到的當時情節說了出來,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迫使幹部低頭認錯。”父親尤其滿意“這次會上沒有對幹部粗喉嚨,更沒有怒駡”,與“當年四清”、即前一階段“小四請”比有進步。

群眾批評芷聖余:1,當困難時,他和另外三人(兩個幹部一個隊委)用隊的200斤糧換煙票,還拿去倒賣;2,到地富家吃吃喝喝;3,撕毀帳冊,塗改單據貪污;4,騙幹部,欺群眾,假公濟私,扯扯拉拉;5,不按制度,破壞按勞取酬的制度。

晚上輪到副隊長笪發珠放包袱。重點是批評他對地富放棄監管,包庇隊長犯錯誤。根據父親的日記,笪發珠的交代和他們掌握的材料也沒有太大出入,“隊長是他的妻弟,很多時候他跟著隊長走,貪污盜竊自己動手的少,但,有他的份的多,有些(如計劃糧200斤,會計拿去換煙票,他事先並不知道,但,結果芷聖余和他都有人送上門來)是不勞而獲的。”

“10點左右,群眾認為問題交代清了,對他進行思想批判,幫助了他,放下了包袱。”

3月23日,輪到生產隊最後一個“四不清”幹部、隊長王正和“放包袱”。

父親事前對他的分析是:他曾經交代了一些群眾不知道的事,比如自己有政治“雙保險” 的思想,盜賣鐵犁,改賣牛發票貪污等,雖然不排除他仍然有所保留,但基本上是清楚的。關鍵在於他“事先不知道、還是事先商量偷竊(耕牛)”,性質不同。

開會前他們繼續給王正和講政策,要他坦白誠懇地聽取群眾提出的問題,確實做了的,要承認,並提高思想來批評自己;沒有做,要儘量解釋,是別人做的,不要往自己身上背,那也不是實事求是,有什麼問題承認什麼問題。

王正和表示絕對沒有顧慮,絕不打擊報復。但是王正和碰了釘子。開會的時候他太緊張,講得丟三落四,而且群眾果然不信他事先不知道。23日沒讓他“放包袱”。

王正和“碰釘子”,其實等於父親也“碰釘子”。

父親24日的日記寫道:“25日下午大隊幹部放包袱前要結束生產隊的放包袱,要把生產隊工作由貧協手上交回隊長手裡,3月20日就要交”,這是“硬性規定”,父親他們向上級反映:“這樣影響群眾情緒”,上級說不管情緒不情緒都得交回去,於是父親“要求慢三五天,上級勉強同意了。”

時間就是這樣緊迫,還要面對個別群眾把個人恩怨私仇糾纏在一起,據說有人自己想當隊長,自然不想讓王正和過關,還有個別工作隊員也不同意解放王正和。父親連夜和五六個幹部群眾談話:“大家一致認為這樣大的問題都交代了,不能再懷疑了。只要不麻痹,繼續把細節弄清楚就是了。”

就這樣,一再做思想工作,達至共識,25日,除了保留“先知和後知”的細節要繼續摸清外,終於一致同意解放王正和。至此,“放包袱”這項工作算是結束。

這幾個月,在搞運動的同時,工作隊還協助村裡修水利,辦耕讀小學。

生產隊有一個小型水庫,可蓄水十萬立方米。因為沒有洩洪口,年年衝垮年年修,群眾要求修一個水壩,使一百多畝田旱澇保收,父親多次看現場,畫示意圖,決心幫助群眾把“窄盤子塘”變成“寶盤子塘”,“積極分子及隊委的有關幹部,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一致通過了這個計劃。並決定1965.1.11開工。兩隊都動手,兩周完成。”。(12月26日、29日、30日)

動工前,一些人提出一個不很實際的辦法,要改變引水渠的計劃。父親沒有馬上否定他們的想法,而是和他們一起到現場上上下下地看,說明如果改道,不但工程要加兩三倍,更大的不良效果是要淹掉好多田,而且不能代替水閘。經過父親現場說明,大家同意按原計劃動工。父親在日記中說:“今天是新年一月一日,真是一個好的紀念日。我們決定推動群眾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自我翻身。決心把這個水閘修好,解決多年沒解決,幹部不願解決,或無心解決(他們只想到個人生活好)的問題。”(1965年1月1日)

父親還約水利局來測量(1965年1月2日),水利局來人查看後說做閘要用二千多元,父親找來有經驗農民和他一起研究,改變方案,用百八元解決了。

對開兩頁,左,觀音廟東北望全村,右,眼鏡塘邊,都是吳荻舟的速寫。

右邊一幅速寫是吳荻舟手繪眼鏡塘邊

(圖一:父親手繪“眼鏡塘邊,4分田換8分,同意開二個溝”。後又增加到由西隊補給東隊2.4畝田。)

可是事情遠遠沒有解決。3月26日下午,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到大壩,父親日記寫到,老吳“要我說服東隊的積極分子們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這是多年東西隊矛盾的地方。”

原來,修水利只是解決了水源問題,現在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東隊卻寧肯田地乾得龜裂也不車水。父親一到地頭,就陷入東隊積極分子的包圍圈。他們說,昨天說的放水方案對東隊不利,絕對不能同意。父親寫道:“我只原則地說了幾句,希望兩隊好好協商,大家都是一個隊分出來的,是兄弟隊,從兩個隊的利益出發,雙方站高點來解決,既然有困難,再談吧。”“我認為群眾的意見是要聽的,但群眾的意見要分析,同時我們還要對他的思想起領導作用,不能做他們的尾巴。”(3月26日)
他對由他去說服東隊積極分子有疑慮,還是決定從說服本隊積極分子入手。第二天,父親和王正和談了解決過水方針和應有態度,隨後他們和隊裡的四位貧下中農代表開會。父親苦口婆心:“對過去的爭吵,不要算帳。從兩隊的團結、合作、互利的原則來協商。同時,把眼睛看遠些,即使多補幾分田地也不要計較,反正幾分田的多少也不能喂飽100多口人,要看到水源之爭解決了,四十多畝崗田旱澇保收了,每畝多收50斤就大大超過幾分的產量。這也是提高覺悟、提高團結合作搞好集體的思想的具體做法呀!”然後他們一起去了現場。

東隊的代表也來到現場,父親冷靜地觀察他們之間的談判。西隊幾個人先讓東隊說,聽完後擺道理,並到田裡具體視察、說明。經過擺事實,講道理後,東隊的貧協正組長和現任隊長都同意了,但是副組長卻幾次走開,不願意談,又提出過去爭吵的往事。西隊的幾位馬上勸說:這些事別提了,現在搞運動,大家思想提高了,老賬別翻,翻就多啦。最後,算是勉強解決了。

不過回到隊裡,“祥寶說,別太樂觀,可能還要翻案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貧籌組長就來說,開溝過水的協議果然吹了,東隊提出要自流灌溉四畝多才能換一條溝。西隊有群眾說,不給就算了,反正到時候和他們吵,總不能不讓過水。也有部分群眾提出願意補給東隊2.4畝,希望可以解決。

事情比父親想像的複雜,但他還是認為:如果群眾過分挑剔、刁難,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阻止有利兩隊間團結的做法,工作組應該站在更高的地位,說服他們接受。

只是,不知道他還有沒有足夠時間去做他認為應該做的所有事。

3月25日父親天未亮就起床,洗了臉就到牛房找發高(貧籌組長,又是校委)研究,想辦法解決耕讀小學的桌椅和其他問題,生產隊有20多個小孩子,一個叫二喜子的小朋友告訴父親,他已經和幾個小朋友約好要讀書,父親很是欣慰。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如小賴子、小兔子等等。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

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2

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2

(圖二:耕讀小學名單,可愛的孩子們。)

“只要把工作做深,把接觸面最大限度地擴大,情況是不會少的,隊裡的事是不會弄不清楚的。可惜我沒有更多的時間。”(3月26日)

父親為人一向低調,著重做實事。從下面這個例子可見一斑。有一名地方青年說,“我們這次和中央同志在一起工作,真光榮”,父親向他解釋:我們不是中央同志,只是北京來的同志。儘管有人看見過毛主席,每年國慶至少有幾十萬人都看到他老人家,但,不能說看到他的人都是和主席在一起工作的中央同志。請大家只說我們是北京來的同志。

對父親這樣的做法,有人說他是“向人擺資格”,“是自己誇耀,炫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正因為有這樣一些顛倒黑白的人事,我感覺父親工作起來比剛去的時候顧慮多了。

3月28日父親和一些群眾聊天,群眾和他說,許多人都覺得王正和還是一個最會搞生產的人,只要他改好了,還是可以讓他當隊長。父親問:隊裡這麼多人,有的年紀比他大,種田的年頭比他多,為什麼做不過他呢?他們說,他不像我們單打一,他是樣樣會,季節掌握得准,田畝熟,佈局有數,調度能力高,人服他。父親問,王正和這幾個月沒有領導生產,生產不是搞得很好嗎?他們說,那也是的,大家出主意嘛。不過往後,農忙,活兒複雜,怕不那麼靈。

群眾還說,他也沒犯什麼大錯。父親說,集體的牛都偷了,還能說錯誤不大?有兩個老人異口同聲說,這都是王國洪害的,不是王國洪,他不會搞這些事。

群眾這些話,對父親考慮給王正和做出什麼處分和工作安排很有幫助。能否稍微放寬處理?

可是父親顧慮:“這會不會右呢?(3月28日)

上級對結束整個運動的要求是:保證品質,抓緊時間,善始善終。從下面記的幾件雜事可以看到,雖有顧慮,以父親的性格,他不可能因為“怕右”放鬆該做的事,他花最大力氣、抓緊時間去做的,就是鼓勵群眾建立制度,學會處理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

工作隊檢查了五個生產隊的生產情況,父親所在西隊受到表揚。(3月29日)

大東崗為了預借糧吵得要死,小澗子也吵,還幾乎大打出手,父親所在西隊個別也有吵的,“但自從一再強調有事到貧籌理論後好多了”。

父親的日記記錄:“晚上社員大會,公佈生活、生產、耕小的一些決定,取得全體社員批准,這是四大民主的具體貫徹,如果今後成了一種嚴格貫徹的制度,農村的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耕小教師開會,定一些規定,算是合同,把工資、辦公費、書本費等的來源都說的清清楚楚”,父親說:“從這個合同看,農民的節約是可愛的”。

父親舉了另一個可愛的例子:社員大會上丁文才和祥寶吵起來了,文才不滿自己被定為二等工。後來大家說,是你自己報的,他也就沒話說了。散會後他跟著父親到家裡承認錯誤,說不服祥寶不講理,但是以後在會上絕不再吵了。父親說:這些農民兄弟的性格還真是直爽。(3月30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剪辮子會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 剪辮子會

    張勳南增援三級會(句容縣四不清幹部集中學習)去了,小組只剩下三個小青年和一個老頭(父親吳荻舟當時五十八歲)。父親擔心工作過於繁重,卻不敢提出。因為有一次他在小範圍提出過,卻被人利用來挑撥他與年輕人的關係。

當時他們的一個重點工作是查盜牛案線索,另一個重點是準備3月10日的“剪辮子”會。父親估計只要自己不病,青年力量調動得好,工作可以按時完成。 (3月7日)     

三八節這天,父親收到母親張佩華來信,他當天就給母親回信。他在日記裡寫:“寫一信給瓊,她的來信比過去的任何一信更感情,有點使我擔心她在工作上碰了釘子呀,老實人,把人看得簡單,不是二分法看問題,我們都是以為進步了就什麼也好了!”

父親和母親都是老實人,自己不計較,就以為別人都不計較,工作中很容易碰釘子。就如這天他寫的:個別領導偏聽偏信,諷刺挖苦的語氣說他“你懂得什麼群眾工作!” 而這種態度又是“聽了不當的反映”,聽了一些人“不負責任,硬拼硬湊、牽強附會的說法而起的。”“假如我不是想到向黨負責的話,我是要消極的。”

在進入最後對幹部提意見和面對面的批評教育及對敵鬥爭前夕,工作隊決定來一個群眾的剪辮子,看看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晚上)七點開始,把政策交代後,就開始,結果剪辮子很熱鬧,意外的是德華,像倒垃圾一樣先後補充了五次,剪了二三十條。他的父親也給剪了一條,十條八條就有好幾人,直到九點半還停不下來。我看太夜了,怕影響第二天的勞動,就講了幾句,說明天再來,指出今天會開得好,剪的辮子多,但又能說明中央的政策正確,因為多雖多,但,都是因為生活苦,吃不飽、穿不暖才搞那些小偷小摸,和想找幾個零錢用,有的為了三五角錢,偷一擔稻草,為了偷幾個蘿蔔,幾乎丟掉性命,哪裡走的成資本主義?所以檔說不反社員群眾。同時指出,過去沒有剪掉這些辮子,每個人(幾乎)身上都有點髒,彼此團結不好,因為彼此互道長短,現在把這些辮子剪了,彼此團結就加強。”“今天說出的情況,簡直使(人)聽了不敢相信。幾乎每人都有偷盜行為呀。群眾真可愛,他們說幹部放了包袱,我們哪能不剪辮子!我興奮深夜才睡。”(3月10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圖一:王正和補充檢查要搞清楚的問題。)

父親筆下這些情節,對我瞭解60年代的農村很有幫助,我看到父親對群眾的同情和體諒。

群眾的情緒很高,他們開始擔心“誰是未來的幹部”,這也是父親他們下一步要做的主要工作。父親幾乎每天都要在地頭、隊部或者村裡、縣城之間奔波,開群眾大會之前的摸底、談心,彙報,與公安機關配合破盜牛案,政策攻勢等等,這幾天的日記,有的是在去縣城的路上坐在墳頭邊補記的,有的是開會前等人時坐在草堆上補記的。第二次剪辮子社員大會也活潑圓滿地結束。(3月13日)

父親覺得工作越來越好做,群眾對他們越靠越緊,甚至東隊有兩家要求搬到西隊來。這是從一進村就開始不斷積累起來的結果,不是突然來的。

正當我為父親感到欣慰的時候,卻看見父親難過地寫道:“為什麼有的同志就專門注意個別問題的缺點,反映到張正同志那裡去?我寫到這裡,眼淚不由奪眶而出”,“為了黨的事業,我可以吃苦,冒生命的危險,就是覺得黨內也有那樣不講理,那樣不實事求是,那樣只許自己立功,不讓別人過點在工作上清心愉快的日子的人。想到這裡,不是賭氣的話,如果不是服從組織分配的話,我真想回到北京後,要求下放到農村去工作,這裡確實有更樸實、更可愛、更誠懇對待問題的人!” (3月15日)

沒有想到,父親被為難到這種地步。我反復斟酌,在這裡刪掉了一些指名道姓的例子,這些都不過是後來更大風暴的前奏而已。

四不清幹部都被集中到句容開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接受揭發批評和自己交代問題。期間父親加緊在村裡做基層的思想工作。他記錄了和積極分子“發高”的談心:“他怕和人爭論,他怕人說閒話。他說過去(土改時)參加過農會,就是怕聽人閒話,就自動退會了。我批評了他,指出他這是對自己做人的目的(人生觀)沒有弄清楚。”兩人詳談了一夜,回到駐地,12點睡下。(3月16日)

3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擴大會。父親對他們說:“這次四不清幹部在三級會議上,通過學習23條,思想有了提高,加上我們的揭露,交代得是否清楚,要看他們回來向全體社員群眾交待的態度是否好。好就說明他真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同時還要看他的退賠、生產、和對敵鬥爭的表現。我們還要通過這些來考驗他。只要他有一點進步,我們都要表示歡迎,按23條,‘治病救人’,我們是要團結和歡迎他們的。”

生產隊有三個四不清幹部,王正和是隊長,“五毒俱全”;芷聖余是會計,他因為上街吃吃喝喝,零偷整算,到了年終就要想法彌補,於是改發票,弄虛作假,不過數目不大,而且參加三級會議前就交代了;副隊長發珠(貪污)也不多,所以重點是王正和。

討論的時候,父親他們偶爾插話,幫助積極分子分析提高,準備對四不清幹部提出批評。父親誇讚這些積極分子:“他們的確比我們初進村時提高了不少,對問題有分析了,也領會我們的要求。這的確看到了我們工作的效果,也是重大的安慰啊!目前的積極分子,品質比以前高多了,不但人數多了,擴大了,發言品質也高了。”(3月17日)

再次到句容聽歐陽惠林省長的報告後,父親說他的報告引起很大爭論。歐陽省長強調三級會議的成果,但是把前一段群眾運動的成果也算到三級會議上了。歐陽還說:“我們不是貧下中農出身的人,是不會相信貧下中農出身的幹部會自覺革命的。”“各人有各人的世界觀,看問題就一定有分歧。”“未參加會議的人看會議就看成開不好呀!”有時候“簡直冒火、光火,動感情!”

父親擔心起來,特別是對“馬上不管清不清、放不放(包袱),一律把生產隊長的權(領導生產等)交還他們”,父親提了不同意見。他們那個隊的生產隊長王正和有合夥盜牛問題,而且已經兩個多月不帶頭,不安排生產了。父親不想講還是要講:“如何可以在沒有取得群眾信任之前把權交回去呢?緩和他們的緊張情緒,就不怕打擊群眾的情緒嗎?”

這裡提及的“王正和合夥盜牛”是怎麼回事?根據父親吳荻舟的日記記載,工作隊進村不久就聽到群眾反映,隊裡有個盜牛犯,1962年判了16年勞改後跑掉了,盜牛案未結。群眾最關心的事就是把盜牛犯抓回來,破獲盜牛案。不過一般群眾認為這兩件事都是不可能的。父親說:“我們能否破案,也不敢說死,但,決心是大的。”

從父親很多篇日記都可以看到他們在查找線索,至3月,算是有突破,我綜合日記中的點滴記述,嘗試還原事件概況:

進村後,父親他們多次聽到群眾反映集體的牛被盜,經過細緻的調查,發現盜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夥人所為。他們找到線索,地富子女王正懷曾偷刻公社章,似乎與盜牛有關,在壓力下,王正懷供出逃犯王國洪的下落。很快由縣公安局派民警和分團的一名幹部一起去宿淞捕人。

據隊長王正和交代“思想變化的原因”:“王國洪從東北回來,造謠說工農都對主席有意見,又說,宣統只三年,日本人在中國也只七八年……勸我不要怕,有他和他老子保我。收了王國洪10元和五包煙,從此他說什麼聽什麼了。他說蔣介石要回來了,讓我當隊長,好好做不要怕,他父以往幫助過國民黨人員(保長),將來一句話。”

 

(圖二1-3:王正和交代記錄。)

王正和交代“犯錯誤的經過”:“1,偷牛,上當;2,改賣牛發票,彌補虧空,但,承認自己應負責,貪污了社員的利益。3,200斤糧換煙票,是聖余(會計)建議,我分60包,給發珠(副隊長)30包,自用15,賣了15,迄未收到錢,4,盜賣鐵犁,是王國孝(在藥材公司)提議,未成,初王未同意開證,後聖榮主張賣了,分9元,還有5元未收到。5,承認地富的話百依百順,做到地富的代理人,6,與王立新的矛盾,苜蓿錢是交給立新的,賬給立新燒了,他不滿我做投機倒把不帶他分,就不來往了。”

有群眾說他交代顯然不徹底,群眾揭發他與王國洪曾事先商量過偷牛的事;偷食堂300斤糧食,只交代30斤;1962年小麥被偷他也沒有好好檢查;對抗運動,工作組進村他後還說過“頂多十年,不會有死罪”;其他還有包庇地富淹死牛;偷化肥等等。

王正和只得繼續交代:1.老牛賣了400元,發票改成310元,私飽90元;2.小牛是王國洪偷的,王正和分得約100元。初時王正和交代王國洪說賣了“250”,實際是賣了500,王國洪瞞了“250”,錢100元是分兩次給王正和的。3.    有了偷竊耕牛的髒,王正和就不管地富了。他自己講,開會回家,王國洪問他:開的什麼會?王正和講:搞生產,管地主富農。又說,你們不做沒有什麼。社員對王國洪不勞動有意見,王正和就幫他解釋:他們不做,我們勞動多得了。4.在偷牛以前,王國洪對王正和說過:國民黨5月1號不過來,10月1號過來。還說你幹的對,方向對頭,不怕,國民黨過來有靠山。

經過40多次的談話、核實,認為“王正和:問題多而性質比較嚴重,但,由於他主動交代了重大問題,如1政治上對黨的事業動搖,思想做了地富分子的俘虜,對集體不關心,對社員群眾有歧視,忘了本;2經濟上盜竊耕牛,農具和一些群眾和我們未掌握的投機倒把行為,所以按照三四類之間定三類的政策,定王正和為三類的黨員。3他自59-64長途販運過十七次,獲毛利500多元,和貪污錢糧11次,分贓,與地富分子勾勾搭搭盜竊集體耕牛和大型農具。所以對他的問題,按重要物件的政策來處理。如59年的投機倒把也列入退賠。他已經做了退賠思想準備,願意把可變賣的物質、母親的壽材,棉被,豬,及其他作價或變賣。”

至於盜牛犯王國洪,父親曾去聽審。我也找到記錄:“1963年8月和王正和去做竹子生意,虧了本,賣耕牛,400元,改假髮票,310元。楊玉庭、王正和,除牛行鄧某取10元,其餘三個人分,楊玉庭有一份(26元);在宿淞周XX家住,改名張雪松;(盜賣過)小澗子一條大牯牛,大澗子一頭小牛等。”王國洪被公安局拘押後承認了基本事實,但是他不說把牛賣給誰了,只說在路上賣給牛販,不知道姓名。公安局長建議來一下政策攻勢,先進行政策教育,反省一天再審,他們估計大有文章,可能有一批盜牛案件在後面。(3月12日)

父親在四清小結裡對盜牛案也作出總結,此處先按下不表。

20日早上醒來,聽到明瓦沙沙響,父親說,還以為下雨了。原來是下雪粒子,後又轉為大雪,天氣很冷。正是油菜花開的季節,到處是嫩黃的油菜花和綠油油的麥苗,農民渴望下雨,哪知來了這樣一場大雪,大家感到一些惆悵。

雪中開了一天會,“會上大家對春節前一段工作,有了比較正確的估價,這次參加三級會議的幹部中,我隊的隊長思想轉變的最快最大,他的錯誤在大隊中也是最大的,已經到了蛻化變質,和地富搞在一起盜竊隊裡的耕牛,腐化地富的老婆……經過教育和群眾的壓力、揭露下,他主動交代了以上錯誤,其中除了腐化一事外,都是群眾未知的。”促使他這樣思想轉變的,父親總結有五條:1.幹部政策的力量;2.社員特別是貧下中農起來鬥爭的壓力;3.前一段所做的思想工作;4.王國洪被抓回來起到的作用;以及5.三級會議起的作用。

他們決定分頭準備,幫助四不清幹部“洗手洗澡擦背”,“狠狠揉他一下再解放他。”這些說法是那個年代特有的吧。(3月20日)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6諸樣不懂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

6 諸樣不懂

     這次集訓一共8天,從1965年的2月16日到23日,24日回村。動員、學文件、聽報告,討論形勢,討論工作方法,談體會談感想,總結,提意見,日程緊湊,看上去不是很順利,父親吳荻舟甚至大為感歎:“諸樣不懂得”,“天!為什麼偏聽偏信到如此呢?”“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理的人?”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圖一:父親感歎“諸樣不懂得。”)

第一天聽江蘇省長歐陽惠林報告後討論,父親表示:“把引起思想混(亂)的原因推到人民文化低,不識字等,沒有把責任負起來。”(2月19日)

第二天又聽了彭真在北京市四清工作隊、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和江渭清在分團部的講話記錄。三個講話討論了兩天。正如集訓動員時父親所寫的,不論有什麼好的學習方針,問題在於如何聯繫實際。

各種矛盾凸顯。

2月21日晚上,總結前一段工作的時候,“張明聽到我提工作上有片面性,沒有把政策完整地交代給群眾和幹部(主要是對幹部形勢的估計),她未讓我把話說完(剛才開始),就說我是右傾,並說,有青年告訴她,我與王正和談時稱了‘50’個同志,也叫工作隊員倒水給他喝。”

王正和是當時的生產隊長,查出有“四不清”問題,不過定案後錯叫他退賠二三十斤糧,他曾叫冤。父親春節回北京前和他談話,告訴他如果群眾確認,可以考慮建議民主分配小組發回(錯誤叫他退賠的部分)。

群眾已經察覺錯誤,父親也已經告訴張勳南核實後可以不要他退賠。就是這樣一件工作上的事,也已經合情合理處理,父親不解,這與稱他“同志”有什麼關係?他又不是敵人。這樣正常的做法,卻有人暗地裡數他叫了多少聲“同志”,打小報告,片面彙報王正和“四不清”的問題,而“領導”也不給機會解釋,一些年輕幹部喝罵“四不清幹部”,“凶”他們,被父親阻止,由此就說父親態度軟弱,令四不清幹部“翹尾巴,要倒算”。

還有人打小報告說父親某天傳達檔讀了很久,父親寫道:“實際我讀完後還和他們談了兩隊間關於大壩水利的問題,提出了三個解決的方案。為什麼不瞭解清楚呢?我不會因此影響工作,也不為此和她們鬧,問題是想到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我難免想到她們只以為自己全對,一貫正確。”這好像是很小的事,可是很小的事也會被拿來上綱上線,還有些人陰陽怪氣,父親也不知道他們指的是什麼。父親承認自己“對黨內鬥爭的做法,分寸抓不好”。(2月21日)我想,這個大概才是癥結。

聽了彭真對17級以上幹部的講話,父親評:“好極了,對當前四清工作上亂得帶方向性的錯誤,說得很清楚。‘浮動亂鬥’,不要轉嗎?”

不過父親也有納罕的部分,“聽來不大對勁,但也說不上來”,“我總覺得,全國不平衡,還是要從實際出發。”父親說:大澗子工作隊“不像彭真同志說的‘二八開’。但個別問題是存在的。作為教育的鬥爭是必要的,但像鬥敵人那樣的鬥爭是要不得的,除非他已叛黨。”父親向包振英建議,“最好聽過的同志學習一下。也有不那麼對勁的,要澄清。”

除了從上而來的“不對勁”,據父親的日記看,下面也有“不對勁”。小四清退賠回來的錢財分配給群眾,增加了收入,群眾就認為搞四清只是增加經濟利益,結果一些不滿十四歲的小孩都出來掙工分,既放棄上學,又影響大人勞動。父親擔心在這樣的基礎上,離村前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可靠的、正確的領導核心。他是真心想改善農村基層情況,而且相信自己大方向是對的。(2月23日)

可是,接下來的幾天,父親挨了批評,承受了很大壓力,2月28日補記前面幾天的日記,字體也有些潦草了:“我的思想很震動,沒有弄通很多問題,加以,工作很緊張,我要把工作抓緊,每晚只睡四小時,11-12點才睡,4點左右醒來,反復地想張正同志對我的批評。”

張正對父親的意見:

  1. 自以為是;
  2. 不懂做群眾工作;
  3. 沒有吃透黨的政策;
  4. 對自己的錯誤不自覺,還把自己裝扮的很了不起,開口幫助人,一點不虛心向群眾學習;
  5. 思想方法是繁瑣哲學的,羅列一堆現象,不能抓住本質去解決問題;
  6. 對自己的錯誤,還不老實……

父親形容:“這些批評,像沸水從頭上淋下來。”

他做了檢討:“把目前農村尖銳的矛盾的解決,看成可以在發動群眾揭發四不清幹部的錯誤的基礎,加以我們對他們的正面教育,就可以了。忽略了對幹部鬥爭的一面。沒把階級鬥爭這個綱吃透,鬥爭這一面放鬆了,而錯誤地片面地對幹部表示熱情,過早地表示熱情,引起他們翹尾巴。這是不懂辯證法。聽了張同志在分團集訓中介紹鈐塘工作經驗報告對幹部的做法,打得狠,使他們思想受到振(震)動後,改過來,就越是感激黨對他的挽救。才認識到我過去對幹部的態度的錯誤。”

集訓結束後,3月1日隊委來檢查父親所在西隊工作,父親表示誠懇接受張正的批評,然後請大家進一步提意見。“我發言後,大家提意見。張勳南先談,他自己檢查了一下,轉到對工作提意見。對我的檢查表示同意。然後由小黃、張英蘭、甲生、盤松相繼提意見。從總的看,提的意見很少,不夠深刻。”

會議主持者叫大家不要做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父親的。可是對於有關工作組組員因不滿父親的領導,紛紛要離組的反映,張盤松還是澄清:“我只說組內少一兩個人也可以,誰說有人不滿要離組呢?”

父親回想起從鈐塘回來時張英蘭告訴他的話:“張英蘭說,這次(在句容學習時)小黃把我說‘工分錯誤’記成‘工作錯誤’,我曾向小黃提醒,吳說,不要改,沒人看的。”還有人在鈐塘警告張英蘭:“這是黨性問題,要堅持。”父親說:“我聽了一頭霧水,這是什麼意思?”“從今天的檢查,大家提的只是一些小問題,我除接受那些(張正提的)幾點批評本身外,對他們指的例子,是有保留的。”

據父親記載,“會後,張勳南情緒不好,覺得反映情況既不確(切)又不加分析,一定是小黃和英蘭搞起來的風波。為什麼?”

會前,上級一再找工作組組員談話,解除他們的顧慮,讓他們給父親提意見,父親說:“為什麼又沒有什麼意見呢?真不懂。我還是不理這些,還是把工作做好,向黨的任務負責,其他什麼風雨也不管,我沒有什麼對不起黨的地方。”父親認為,說這些不嚴肅、不負責的話,是一個起碼的為人品質的問題。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第2行寫著:這又是什麼意思。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第2行寫著:“這又是什麼意思”。

(圖二:父親挨批評背後似是有一連串小動作。)

看到這裡,我聞到一股“整人”的味道,有些人好像一有機會就想整人,遑論與人為善,治病救人。這是一種父親不屑的風氣,作為對照,我看到此時的他竟在關注貧協籌備組成員能不能在第二天的群眾大會上經受住大家的批評,“這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生活”。父親說:“群眾工作的複雜,是不易預料的。”他“召集他們晚上開會,採取輕鬆的辦法,效果很好,有說有笑地互相提了意見,解除芥蒂,情緒很高,各自保證把缺點改掉。”(3月1日)

第二天開會,群眾給籌備組成員提意見,父子、夫妻、兄弟互相提意見,發言達三十多人次,最後他們都表態,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還有丈夫給老婆“提意見”,要她提早燒飯好早出勤,搞好集體生產。父親說:“真有趣!”(3月2日)

下一段的工作部署,已經安排到3月下旬,細緻到每一小段和每個會的目的和細節。父親說近來群眾思想提高很快,積極分子在春節期間也做了不少群眾工作。他說:“這說明,我們只要再做兩三個月,是可以放心了。”(3月3日)

雖然父親背負著右傾的批評,但是回到基層群眾工作中他又表現出他的能幹,工作順利,群眾特別是積極分子漸漸學會解決內部矛盾。

父親寫到:“我的情緒逐漸恢復了,睡眠開始正常了。我鍛煉自己,接受善意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次)‘偏聽偏信’誇大我的缺點的一次對我的思想存在右的缺點的批判。讓我的工作來最後回答這樣的一個不很適當的批評。”

所幸,他說:“這兩天許多事例不攻自破了,比如吳似乎指我給幹部誤解了‘23’,引起幹部翹尾巴。中午我和吳找王正和談,吳問,你聽了‘23’哪一條印象最深?他回答,我告訴他退賠不能馬虎,要交代好,還要群眾同意。這點,他並不覺得寬了呀!”

還有人反映包振英說父親不接受他的工作檢查,事實是,據張勳南說,包並未來檢查,父親也未見到包來檢查,父親說:“相反,我們向他彙報和談起時,他對張(和對我)都是說,我對隊的工作是放心的。我什麼時候不讓他來檢查工作呢?”父親還說:“對老吳,我也沒有什麼不滿他的領導,我過去有一段時間,因考慮到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少單獨向吳彙報工作和請示,經明確後,我就改變,看來,這點對吳還是很必要的,在我來說也是必要的,他工作經驗的確比我好、多。”(3月4日)

3月5日晚上討論,據父親記載,“有思想深度,有理論深度。發言人數有增加,地富子女也發言了。”

有意思的是,地富子女說,他們的父親不僅剝削貧下中農,也剝削自己的親戚。這就是他們的發言:“過去農民下地連草鞋也穿不上,現在穿鞋襪下地,比過去是好的多了。”“毛老頭子(主席)對我比我父親還對我好照顧,我分家時,父親只給我兩斤米,當時,一天也不夠吃。這次小四清,改變了我的超支戶,還給了我救濟,穿上新棉衣褲,說起當年我敲鑼(唱花鼓戲)討過飯,7歲起就幫工到解放,解放後我就變了‘老闆’不再要幫工了。”

討論中父親聽到有人把群眾個人的家庭副業也說是資本主義道路,要“反”,父親說:“我除了把這些和走資本主義道路區別外,還把規定中的七、八、九條政策界線念、解了一次,也指出個(別人)想圖利的思想是不好的,但今後不搞就是了。”那時候他們的設想是:搞好了集體經濟,收入多了,就不用做小買賣了。(3 月5日)

父親在黨小組會上要求搞清楚上次對他的批評裡一些不符合實際的事例,他也記下了一些開會情況:“討論中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整社員群眾談得很清楚。”他形容貧下中農發言很生動: “上樑是幹部,中梁是中農,下樑是貧下中農,上樑不正,中下樑都要歪了,集體就要垮了。”“當權派,他們解釋為為頭的,帶頭搞資本主義的。”貧協籌備小組組長舉了自己想賺幾個錢的例子:他“販賣過一擔番茄,結果是柿子爛了,本失了(虧本了),走累死了,工分沒了,還把帽子丟了。結論是說群眾走不成資本主義,黨的政策不反社員群眾是對的。他說幹部和四類分子有來往,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可以長途販運。群眾什麼路也沒有,走什麼資本主義的路呢?”

討論會後,貧籌開了一個會,解決了一些內部矛盾,還把貸款分配到戶。“我們有意識地強調有什麼小矛盾到會裡評理,最近他們在田頭、工地、屋邊的小吵不見了,一吵,就說到會裡談。這樣,慢慢把會的威信提高了,使他們慢慢懂得運用集體和民主來解決小矛盾。”(3月6日)這就是父親努力要達成的“思想建設”吧,令我聯想到在抗日戰爭時期(1938-1945)他們在演劇隊裡實行的民主生活,算一算,已經過去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