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文藝黑線 下的所有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1風聲乍起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1風聲乍起

在香港“六七暴動”五十週年前後,香港輿論稱吳荻舟在“六七暴動”期間力阻狂瀾、老成謀國、是香港的“恩人”、“保護神”、“香港辛德勒”,作為女兒,我雖然覺得有些過譽,還是欣慰的。為什麼他會在極左猖獗的年代作出非同一般的舉措,值得繼續研究。

不過有香港朋友說:“吳荻舟在六七暴動期間因為與造反派意見不一而被‘隔離審查’”,“他和家人的噩運就因為他在六七暴動中制止了幾宗左派的行動,而被他們視為眼中釘。”這些反應使我意識到,海外朋友對國內文化大革命不夠瞭解,即使沒有“六七暴動”,父親也是在劫難逃。

我手上有一本廣東造反派1967年編輯的黑材料,題為《徹底摧毀30年代文藝黑線在廣東的基地》(下稱“黑材料”),是由廣東歌舞劇院的造反派組織“革命造反聯合總部”和“東方紅”編纂的,包括前言、後記以及四篇批判文章,共38頁。

(圖一:黑材料《徹底摧毀30年代文藝黑線在廣東的基地》封面)

這份黑材料直指父親任隊長8年的抗宣一隊、演劇七隊是“偽抗敵演劇隊——全銜為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抗敵演劇隊”;直指他曾經擔任社長的中國歌舞劇藝社是“當時香港局文委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夏衍、邵荃麟、饒彰風及叛徒左洪濤等策劃下組成的”。黑材料《前言》指出:

全國解放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為了實現他篡黨、篡政、篡軍,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他夥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積極推行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文藝界,他把30年代的老搭檔周揚之流安插在重要崗位上,作為他的代理人。並以周揚為首,組成了一個文藝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推行了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把文藝界變成了為他制造反革命輿論的重要陣地。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

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兩面派陶鑄,是劉少奇安插在廣東、中南地區文藝界的總後台。在陶鑄的包庇下,老牌修正主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祖師爺周揚、夏衍、田漢之流的寵兒——丁波反黨集團,解放前是“國防文學”這個資產階級口號的積極支持者和鼓吹者。解放後,他們遵照“劉修”路線的指示,篡奪了廣州地區文藝部門的領導權,成為周揚設在廣州地區復辟資本主義的黑分店。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沖刷著一切牛鬼蛇神的巢穴,毛澤東思想的威力,使一切妖魔鬼怪現出了原形。現在,我們將丁波反黨集團的罪惡歷史,從30年代的“抗敵演劇隊”,“中國歌舞劇社”,到解放後的華南文工團……全盤托出,徹底清算。

還有《後記》:

“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30年代文藝的“祖師爺”周揚、林默涵等視為全國第三文藝中心的廣州,在文藝方面一直被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所統治。成為劉、鄧、陶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反革命輿論的重要基地。

解放前,30年代文藝的“老頭子”夏衍、田漢、邵荃麟及其“副帥”林默涵,以廣州、香港為活動中心,他們搜羅、培養了一批反革命門徒,包括當今留在廣州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如:歐陽山、周剛鳴、華嘉、左洪濤、杜埃、黃寧嬰……早在30年代—40年代就巴結在周揚、田漢、夏衍們的周圍,在“國防文學”的破旗下,從事反黨扶蔣的罪惡活動,此外,還有如丁波、鄭達、李門、符公望、梁倫、胡振表、林韻、徐洗塵、施明新……這一幫從事“新戲劇”、“新音樂”、“新舞蹈”活動的“藝術工作者”,更是靠著田老大(即田漢)、夏衍,靠著“國防文學”這面破旗,幹著為蔣匪幫“党國效忠”的反革命勾當。長期以來,這幫人在政治上執行的是王明、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組織上執行的是宗派主義,他們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形成一個反革命網,一貫對抗毛主席,一貫攻擊毛澤東思想。他們竊據不同崗位的領導職務,濫用職權,發號施令,對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為劉、鄧、陶復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充當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急先鋒,這一幫“文藝家”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們一定要把他們一個個揪出來鬥倒!鬥臭!

為了有助於革命群眾對30年代文藝黑線的批判,我們在極端困難的、人力不足的條件下,收集整理了有關偽國民黨軍委會抗敵演劇隊、中國歌舞劇藝社、中原劇藝社,以及解放初期的華南文工團等的部分材料,著重揭露、批判丁波、鄭達、李門等一夥長期把持、控制廣東的話劇、音樂、舞蹈等藝術部門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從解放前的抗敵演劇隊(1938-1946),“中藝”、“中原”(1946-1949),到解放後的華南文工團(1949-1953),文化局時期(1953年以後)是如何一貫從事反黨、反共、反人民的活動的。

夏衍、田漢、陽翰笙、左洪濤……看到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和給他們扣上的大帽子,不禁為父親捏一把冷汗。看過《蘆蕩小舟》前九章的朋友也許已經察覺到,這些人名都和父親的歷史有緊密關係。而且這本黑材料還只是“清算”文藝黑線,父親的經歷又豈止在文藝界。因此在文革這場席捲全國的運動中,他被扣上五頂大帽子:“叛徒”、“特務”、“國民黨反動別動隊”、“假黨員”、“走資派”,被撤職審查是無可避免的。換句話說,“六七暴動”中他與某些極左派人士的直接衝突[1],只是造成了提早把他撤職查辦、隔離審查。

在父親的一生中,他和廣東省有著深厚淵源,除了1943-45他曾率領演劇七隊輾轉在韶關、南雄的崇山峻嶺抗日宣傳,1945-46年在廣州參加和支援了反對內戰的學生運動、群眾運動[2]外,後來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上級機關在廣州,他也頻頻北上開會。1961年他更被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3]任職。1962年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成為主管港澳工委的廖承志的左右手,和廣東省的聯繫從未中斷,熟人特別多[4]。  

曾有一個說法在家人和朋友之間反復討論:“如果他在廣東省工作,文革中的處境會不會好一些?”我個人的判斷是否定的。廣東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災區”,不說比其他省市更慘烈、起碼也是同樣慘烈。省長陶鑄失勢,父親的一位老領導饒彰風被關押、毒打,在頭頂釘入鐵釘至死。可想而知,如果父親在廣東省遭遇文化大革命,與在“天子腳下”的北京相比只會更糟糕吧。

下面就透過黑材料《徹底摧毀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在廣東的基地》的點滴資訊,看父親在文革期間被審查、遭厄運的必然性和兇險程度:一,把被黑材料點名的部分人物以及他們與父親的歷史交集列表審視;二,看黑材料如何抨擊這些人,如何上綱上線;三,看黑材料直接涉及父親的部分。

人物表[5]

人名曾經任職黑材料批判例部分歷史交集
劉少奇國家主席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為實現他篡黨、篡政、篡軍,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夥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積極推行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1959年吳荻舟參加港澳工委五十天整風期間劉少奇曾與會指示;1962年吳荻舟曾參加七千人大會;
陶鑄廣東省省長劉少奇的死黨,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兩面派,是劉少奇安插在廣東、中南地區文藝界的總後台。吳荻舟為香港工作多次到廣州向陶鑄請示、匯報。
夏衍文化部副部長老牌修正主義分子,30年代文藝祖師爺之一,30年代文藝的老頭子。1944年吳荻舟率演劇七隊參與夏衍、田漢發起的西南劇展,後在香港、北京都有工作接觸。
田漢文化部戲曲改進局、藝術局局長老牌修正主義分子,三十年代文藝祖師爺之一,他組織的“抗敵演劇隊”是不折不扣的國民黨宣傳隊。吳荻舟是田漢參與組建的抗宣一隊/演劇七隊隊長。
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反革命修正主義頭頭,在廣州推行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獄友,30年代起有工作上的接觸。
邵荃麟文學評論家、作家反革命修正主義頭頭,以廣州、香港為活動中心,搜羅、培養了一批反革命門徒。30-40年代起有工作交集。
周鋼鳴文藝評論,作家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香港時期關係
華嘉《南方日報》副刊主編反革命門徒。香港華商報關係
左洪濤廣東省人委副秘書長原偽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大戰犯張發奎的秘書、屢犯錯誤被罷官、大叛徒。獄友,30年代在桂林重逢並建立工作關係,1946年左洪濤指導演劇五七兩隊在廣州爭取復員。
杜埃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早在30-40年代就巴結在周揚、田漢、夏衍們的周圍,在“國防文學”的破旗下,從事反黨扶蔣的罪惡活動。吳荻舟在港澳工委分管文化電影等,多有合作。
黃寧嬰作家,廣東粵劇院黨總支書記兼副院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香港華商報關係。
丁波中國對外演出公司經理夏衍、田漢寵兒,丁波、鄭達、李門反黨集團,長期執行王明、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組織上執行的是宗派主義,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形成一個反革命網,一貫對抗毛主席,一貫攻擊毛澤東思想。竊據不同領導職務,濫用職權,對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為劉、鄧、陶復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充當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急先鋒,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丁波任副隊長的演劇五隊1946年在廣州和吳荻舟領導的演劇七隊會合,此後一起工作,一起撤退到香港,中藝成立時,吳是社長,丁是副社長。
鄭達廣東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原演劇五隊成員,中國歌舞劇藝社董事/丁波小集團的理論家。演劇隊、中藝關係
李門廣東省文化局副局長,廣州劇協分會副主席屢犯錯誤被我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門(丁波小集團的重要人物之一)。李門所在“第七戰區政治大隊”和吳荻舟帶領的抗敵演劇七隊駐地同在廣東墨江會館,都參加過“西南劇展”等活動。
許諾廣州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丁波小集團演劇隊關係
梁倫廣東省歌舞團團長丁波小集團,歷史反革命,特嫌中藝關係
徐洗塵廣東音協秘書長兼廣東民間音樂研究室主任丁波小集團,在演劇七隊任偽少校副隊長。演劇七隊副隊長,“中藝”副社長
胡振表廣東歌舞劇院歌劇團團長丁波小集團,三反分子演劇七隊隊員
施明新廣東歌舞劇院創作室副主任丁波小集團同上
林韻廣州音協秘書長丁波小集團,三反分子。同上
史進珠江電影廠演員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壞分子同上
區夢覺廣東省委組織部部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區夢覺曾是廣東省委港澳工作負責人之一。
王匡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陶鑄死黨王匡曾是廣東省委港澳工作負責人之一。
歐陽予倩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30-40年代吳荻舟在桂林工作期間得到歐陽予倩(廣西省政府廣西藝術館)的支持。
陽翰笙劇作家,全國文聯黨組書記、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黨組書記等黑材料指陽翰笙及以下各人均在北京、上海等地文藝部門擔任要職,1962年3月27日參加了抗敵演劇隊等組織在廣州的一次聚餐會並簽名。30-40年代起有工作交集。
呂復上海人藝副院長同上演劇隊關係,下同。
吳荻舟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組長同上 
劉高林 同上 
唐文銘 同上 
嶽野 同上 
蔣瑜 同上 
趙尋 同上 
周泰威 同上 
強明 同上 
李悅之 同上 
費克 同上 
蘭光 同上 
陳新生 同上 
楊應彬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原偽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部張發奎的少校參謀40年代開始有工作交集
海風廣東歌舞劇藝院副院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演劇隊、中藝關係
唐仲芬廣東粵劇院同上中藝關係
胡重華珠影科長同上演劇隊關係
張碧夫廣東話劇團創作幹部同上,摘帽右派演劇隊關係
唐波惠陽專署文教局同上演劇七隊
程季華文化部電影局藝術研究室主任編寫大毒草《中國電影發展史》演劇隊、中藝時期關係
黃佐臨電影導演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黃佐臨拋出為資本主義復辟效勞的所謂“戲劇觀”,得到劉少奇重視,鼓勵他繼續當好反革命復辟的吹鼓手。40-50年代起開始有工作交集
饒彰風廣州外國語學院(現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首任院長兼黨委書記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從1940年代起工作有交集,在香港和新加坡時期是吳荻舟的直接領導,負責解決吳荻舟的組織關係問題。

可以看到很多段落、很多人都“燒”到了父親,特別是歷史交集那一欄顯示出,他的處境多麼兇險。雖然他並不在廣東,但是顯然脫不了幹係。

《黑材料》裡“上綱上線”、言辭淩厲的大批判令人心驚肉跳。所謂上綱上線,是指把大事小事都提到重大原則、政治、意識形態的高度、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根本上來指控。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無限誇大問題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深入到社會基層,連小學生也這樣做。人們學會這一套,或攻擊他人,或批判自己,或藉攻擊他人保護自己。這種人,這種做法,今天仍然能看到,餘毒深遠。

第一篇批判文章《是無產階級文化輕騎隊?還是蔣匪幫的文化師?——評抗敵演劇隊》是這樣上綱上線的:

“17年來,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通過他的反革命爪牙控制著全國文藝界。在廣東則由劉少奇的死黨陶鑄通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利用他們偽造歷史、欺騙黨和人民,混進革命隊伍,篡奪了廣東文藝部門各級領導大權。他們狼狽為奸,互相勾結,頑固地推行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與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相對抗,對黨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1962年3月3日,一個公開掀起“全民文藝”破旗的、具體貫徹《文藝十條》這個黑綱領的大黑會——“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在廣州開場了。”“廣州黑會從準備階段起,始終是在舊中宣部、舊文化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頭頭精心策劃下進行的。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反革命復辟事件!”

“戲劇界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大叛徒田漢在黑會一開始就煽動說:‘在這次會上大家把氣一吐為快。’他們煽動曾經受過批判的資產階級分子翻案,在大會小會上‘出氣’,這絕不是為了發洩一下反黨的情緒,而是想達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改變我們國家顏色的反革命目的。”

“田漢之流在這個烏煙瘴氣的大會上,居然以‘國寶’自居,趾高氣昂,得意忘形,惡毒攻擊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瘋狂反對我們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命根子,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用心何其毒也!”

“廣州黑會的反革命氣焰是十分囂張的,不難看出劉、鄧、陶等一小撮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是他們最大的後臺老闆!”

“這個黑會充分發揮了這個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的作用”,“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復辟聚會。”

“(西南劇展)演出節目大多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情調”,“這個劇展不遺餘力地為蔣匪幫歌功頌德,得到了蔣匪的垂青。”

“十個國民黨的宣傳隊,從成立以來,在大叛徒、偽國民黨少將三處處長田漢領導下,他們死心塌地為其主子蔣介石服務,為了保住他們的狗命,他們和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關係親密得很。”

“他們的革命性,就是適應蔣匪幫的政治需要;他們的革命性就是瘋狂攻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文化革命先驅、共產主義戰士魯迅;他們的革命性表現在甘當叛徒,是貨真價實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

“他們宣傳投降主義,宣傳資產階級思想,為蔣匪幫塗脂抹粉,所謂藝術性,充其量就是資產階級烏七八糟的大雜燴。”

“時至今日,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在狂叫,要他們的徒子徒孫為時代做先鋒,繼續批判對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面對著資產階級企圖實現反革命復辟的陰謀,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絕不可掉以輕心。我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冷靜頭腦,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大學習、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鬥批改,把30年代文藝和抗敵演劇隊的老底兜出來,深挖批臭。把以周楊、夏衍、田漢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連根拔掉,叫這個暗藏在革命陣營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地下獨立王國的壞蛋們永世不得翻身。”

 “當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徹底批判我國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同時,億萬工農兵群眾和文藝戰士向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發起全面進攻。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揭發、批判、清算30年代文藝黑線的罪行,把隱藏在各個角落裡的一小撮黑線人物和他們的黑後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將他們鬥垮鬥臭!”

    “中國歌舞劇藝社在丁波、鄭達、徐洗塵這一夥‘共產黨員’的領導下,形成一個‘獨立王國’。長期以來,他們互相吹捧,互相包庇,解放後,他們又竊據了廣東文藝界的各級領導權,繼續欺騙黨和人民,多年來,他們總以‘革命文藝工作者’自居,吹噓自己所謂‘光榮的革命傳統’,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了一年多的今天,丁波還厚顏無恥地說:‘到了中藝時期,演出節目比較進步’。”

“北影的嶽野被揪出,上影的齊聞韶被揪出來,廣州的梁倫、胡振表、林韻、施明新也一一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像丁波、鄭達這些中藝的領導人更逃不過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一個個被揪出來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偉大勝利。”

“誰反對毛澤東思想誰就沒有好下場,誰企圖偽造歷史抬高自己,誰就必然會在這偽造的歷史高臺上摔下來,摔得粉身碎骨。”

再看黑材料涉及到父親的內容(提及他的名字或演劇七隊)。除了人物列表中顯示的、吳荻舟的名字也出現在1962年3月27日抗敵演劇隊等組織在廣州一次聚會的簽到簿裡以外,其他提到他的有以下各處:

  1. 被田漢們稱為愛真理、愛光明、愛進步的革命的輕騎隊演劇七隊,在吳荻舟、徐洗塵率領下,奉偽第七戰區司令部之命,前往江西上饒,為雙手沾滿我新四軍將士鮮血的匪徒們演出了《花燭之夜》等劇。
  2. 1941年演劇七隊到桂林演出,得悉“田老大”身體不宜,吳荻舟(原七隊隊長,今在外辦任XX職務)夥同徐洗塵(原七隊副隊長,中共黨員)從隊內抽出錢去買了幾斤豬肉和糕點,並要演劇七隊全體隊員去桂林七星岩花橋附近田漢住宅“慰問”田老大。視叛徒為親人,深度關懷,無限愛護。這是貨真價實的無恥勾當。
  3. 當演劇七隊在桂林演出新年大合唱時,田漢連看幾場,還接見七隊隊員,肉麻地說自己是“擁金派”(當時演劇七隊隊員金辛才在《新年大合唱》中扮演打金錢棒的角色)。吳荻舟、徐洗塵以及七隊隊員感到十分光榮和驕傲。
  4. 徐洗塵夥同吳荻舟找偽第七戰區政治部接受了演劇七隊集體參加國民黨的要求。回到七隊動員大家說,這是被迫的。如果不參加,我們就不便開展工作云云。要每個隊員在一張小白紙上蓋手指模,以資做國民黨黨證之用,手續辦完還認真學習三民主義,並接受國民黨軍委張治中委任的委任狀(隊長授予校級軍階,隊員授予尉級軍階),表示要為蔣匪的党國效忠。劇宣七隊當時沒有地下黨組織,也未經我黨上級同意,徐洗塵、胡振表等人實際上是公開背叛我黨。
  5. 1946年6月抗敵演劇隊五、七兩隊集中在廣州復原,復原後,如果真正願意參加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話,他們完全有可能、有機會、有條件到我東江遊擊區去和工農兵相結合。但是這些長期為蔣匪幫服務的“文化師”不願改變立場,不願意到打擊蔣匪幫的第一線上去戰鬥,他們害怕戰場上的艱苦生活,貪生怕死,於是,趁著復原的機會,在戰犯張發奎的上校秘書、大叛徒左洪濤等人的策劃下,立即溜到香港。到了香港則按照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30年代文藝“老頭子”夏衍、邵荃麟等人的指示,成立了中國歌舞劇藝社。中藝執行的就是一條徹底的投降主義、賣國主義路線!

“中藝”成立於1946年9月10日,父親為第一任社長。他在中藝成立後不久、11

月26日啟程去南洋另有任務,未被黑材料納入“丁波反黨小集團”,但是他所率領的演劇七隊諸多成員留在“中藝”,組成“中藝”的基本班底,後來又大多轉到華南文工團,及後在廣東省各個文化部門發展,成為領導或骨幹。文革中父親為他們寫的“證明材料”,後面會詳述。

    《蘆蕩小舟》第三章詳述了抗宣一隊/演劇七隊八年抗戰的卓絕工作,瞭解歷史事實後很容易察覺這份黑材料的問題,不顧歷史事實,沒有歷史觀點,比如否定國共合作;否定國民黨在主戰場的艱苦抗日;否定美國航空兵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等等。此處不做展開。僅舉一個比較輕鬆的例子。

中藝第二任社長、演劇五隊副隊長丁波在《遠征軍中的戲劇兵》中寫過一段話:“(當時)大家都說,如果有這麼一天,每個人都有一輛汽車,將我們的演劇器材和行李裝上,流動全國,那該多麼幸福啊!”“一個美國少校說,等緬甸路打通,我們就可實現的。”

黑材料給丁波這篇文章“上綱上線”:

劉少奇赤膊上陣,公然說文藝工作者“下鄉可以開轎車”,“作家可以在車上吃飯睡覺。”劉修就是要文藝工作者當官做老爺,拒絕深入工農兵。拒絕思想改造。當年田漢及演劇隊的理想,美國人沒有給予實現,蔣匪幫也沒給予實現,而到了劉少奇手下卻實現了。所謂30年代文藝的祖師爺、“老頭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周揚,田漢、夏衍們為什麼能長期竊據文藝界的領導地位,瘋狂反對毛主席,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原來他們有個總後台,有個地下黑司令部,這個黑司令就是媚帝、親修的赫禿少奇。”

——且不說把丁波在遠征軍時代發的一個願景,聯繫到二十年後劉少奇的一句話這個邏輯不能成立,在中國人民汽車得到普及、成為第二大經濟體(2020)的今天再看這樣的批判,不禁啞然失笑,文革時的造反派們如今的生活可能比那位美國少校許諾給丁波的好日子有過之無不及吧。更何況丁波想擁有汽車還是為了流動全國工作。

當時全社會都有這種風氣——動不動就上綱上線、不允許不同聲音、隨便把別人定為“敵人”,這種做法廣泛出現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中,文化人、各級幹部、市民群眾、年輕學生包括中小學生,人人自危,誰都有機會上綱、被上綱。文革過後,這種污穢沉澱入中華文化的糟粕裡,屢見作怪。

看過《黑材料》呈現出來的瘋狂時代,兇險背景,應該可以理解本文開頭所寫:不管有沒有香港“六七暴動”,父親都“在劫難逃”。


[1] 吳荻舟和極左人士直接衝突:見第九章“六七暴動”。

[2] 此段經歷見第三章八年抗戰。

[3] 此段經歷見第五章香江歲月。

[4] 此段經歷建第六章初回北京。

[5]人物表的“曾經任職”資訊來源:1.黑材料提供,2.網上信息。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政治發行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檔放在裡面)取出檔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党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