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6證明材料
父親吳荻舟1967年7月26日被通知要交代問題，1967年8月5日被停職，關在“養蜂夾道”隔離審查，1969年初夏解除隔離審查，11月下放到寧夏幹校，1972年因病重被允許回京，1978年“解放”，1979年才“平反”。
父親在幹校期間，除了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參加學習會、批鬥會、寫檢討之外，還要寫很多“證明材料”，一一交代他過往所做過的事、所認識的人。通常如果外單位來人（外調人員）要他寫證明材料，都會給他提供一個「調查提綱」，列明要他證明什麼。比如認識某人嗎？這人的背景，和這人認識的經過，共事多久？其人表現如何？等等。又或者問父親什麼時候做過什麼事？當時的細節？他必須圍繞這個提綱去回憶，然後寫出書面材料。
在1971年10月24日的幹校日記中，他記錄了外交部給他的一個提綱，提綱要求他回顧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期間的詳情。而我幸運地找到他就這篇日記所述外交部提綱寫的證明材料底稿，綜合在一起，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完整的個案看。不過因為年代久遠，他當時又是用複寫紙謄寫副本，副本字跡已經褪色，有些字句模糊不清，下面引文中只能用“……”表示。
先看1971年10月24日的日記：
今天上午我問班長什麼勞動，他告訴我昨天星期天參加脫粒勞動的，今天補休息半天。
我用絕大部分時間給外交部提出的有關港辦的幾個問題的證明材料做準備回憶和起草。
1. 是誰在總理面前（1967.6.28）說廣州軍區在第一次沙頭角事件時把機槍後撤？
2. 我是否在6.8批過一個便條（電話稿）說朱楊當天回去，要派人接車，又說，總部署中央已經批准，馬上行動起來，我改了哪些字？提綱還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是誰提的，總理對方案未批，當時是怎麼說的？還說通知方案已批准的意見是誰提出的？這便條是誰寫的？
3. 6.20復工委關於工委建議26日搞大罷工，除海港、公共汽車之外，還加上貨車、船塢等部門的覆信，內容大意是什麼？何人起草的？內容意見是誰提出來的？經過會議討論過沒有？會議有什麼人參加？
4. 7月薛平被捕後，港辦曾開會討論過對英提出照會限24（或48小時，記不清）的意見，會議有宦鄉及部監督小組王和奧等二人參加。這次會是吳接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後才召開的。當時總理辦公室的指示是怎麼說的？有沒有提過什麼具體意見？會上提出限期照會的經過是怎麼樣的？
5. 關於香港大罷工的問題，據說6月23日廣州的四處林某等人曾用四處名義向港辦發了一個電話，認為香港鬥爭有兩條路線鬥爭，主張改組香港方面的領導，有無此事？當時港辦如何考慮的？討論過沒有？港辦對於工會同志認為罷工準備不足的意見考慮過沒有？
這些問題，記得已經寫過一次，現在說是要一個一個分開寫，我想了幾天，有些具體事還是想不起來，有些，可能當事人或者別的證明材料有混淆。比如說總理辦公室有電話指示後才召開討論會的問題，可能就是第一次總理自己打電話問對薛被捕採取過什麼措施沒有，如果是那次，那倒有。羅說過外交部辦公廳一早接到總理親自打電話問到此事，但，當時已經採取了措施，港辦並未為此單獨開過會。7月下旬的那次會是羅去廣州開會，辦公會交由宦鄉主持，照會問題是宦鄉提出來的[1]，我事先並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的什麼電話指示。這顯然是把兩次事混起來了。也許有人的材料亂寫引起。
想搞清楚一個問題，可真不容易，這才不過三五年的事，像我的問題，幾十年了，不就更難嗎？如果弄清了，我真要感謝黨。據揭發有些所謂的革命者、黨員，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心”，在審幹中，在內查外調時抱著一種令人痛恨的思想：“先塗他（指被審查的幹部）一身屎再說”，這是多可怕呀，拿別人的政治生命開玩笑！
以上是他的日記，下面是他回應外交部查詢寫的證明材料，署名時間分別是1971年10月27日和29日，我按照提綱順序排列如下。
（圖一：吳荻舟所寫證明材料被引用於余汝信著【香港，1967】。）
有關聯辦的證明材料（1）：
1967年6月28日總理接見時，是姜海在總理面前說沙頭角第一次鬥爭時駐軍把機槍清場。
後來劉作業[2]、姚登山等因別的事去廣州，竟批評廣州駐軍的負責人（或廣州駐軍的其他人，記不清楚），引起廣州駐軍為此打電報給總理。
港辦知道這件事後，在一次辦公會上提出批評此事。
吳荻舟 1971.10.29
證明材料（2）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這樣：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3]，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上述便條是誰寫的，我不知道。只記得是姜海拿來要我批發的（這點記不大清楚）。便條是寫好的，其中中央批准的意見由誰提的，我也不知道。
總理對方案未批，當時總理怎麼說，我當時不在場，後來也沒有人對我說過，所以我不清楚。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4]，因為總理對總部署作指示的中途，總理要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記得有劉XX，還有一位駐四處的軍代表）到另外一房間研究和起草另外一個問題的方案[5]，等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起草好出來等總理批示時，會已散了，西華廳上沒有別的人，就是我們幾個人坐在那裡等，後來總理出來作了口頭指示，等我（記得我還辦了其他案子後）回到朱XX、楊X、馬XX，林X等住的民族飯店，才知道他們已買好了次晨的飛機票（時間已快晚上十二點），回香港和廣州去，當時也沒有人告訴我總理對總部署未批，也沒有人告訴我最後總理是怎樣說的。
吳荻舟1971.10.27.
證明材料（３）
我記不起1967年6月20日港辦答覆工委建議26日搞大罷工（海員、公共汽車等處，還有貨車、船塢等）的覆信內容了。是誰起草，會上討論誰提什麼意見我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關於罷工問題（具體如海員罷工），我考慮過由於香港工人多年未搞過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怕思想上的準備不足，同時，還考慮到為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指示，使鬥爭高潮能起……，曾與羅貴波研究過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後來把這意見請示了總理，總理同意了這意見，通知了香港鬥爭指揮部。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4）
1967年7月下旬，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未回，港辦辦工會由宦鄉主持（這是羅臨去廣州時指定的）。在宦鄉主持的一次辦公會上，討論過限期照會、限港英於24小時（或48小時）內釋放被捕的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英方負責。
會前我並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有關這問題的電話，總理辦公室並沒有有關這事的具體指示，辦公會（包括討論限期照會的那次辦公會）是基本天天開的，那次會並不是我接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後才召開的。
限期照會案，是宦鄉提出要討論的。會上他也未說總理辦公室有什麼關於這方面的指示。
會上討論時，記得還提到給總理的請示報告中要寫上，如港英不作出相應的反應，我即採取行動，行動方案另報。談到釋放被捕人員可能性時，大家認為可能性不大，但說給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於是大家便通過了。
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報告送出後，我才按照羅過去的交代（凡報告送出後，要我給錢家棟打電話招呼一聲）給錢家棟同志打電話，錢問我釋放人的可能性時，我說不大，大家只是說對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錢和總理辦公室此處沒有說過別的話。
過了兩三天，總理還未批，我覺得這樣的照會內容很容易被動，如港英不依期作出相應反應，便陷我於被動，中央就要被迫上馬，這和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方針的指示不符，因此，羅……，回頭（記得送出該報告信的第三天）我便向羅彙報，提出我的意見，羅要我打電話給錢家棟同志，說羅要重新考慮，另把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總理的報告撤回來作罷了。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5）
關於香港搞大罷工問題，我未聽說廣州四處的林X等人曾用四處的名義向港辦發過這樣的電話：認為香港鬥爭中有兩條路線鬥爭，主張改組香港方面的領導，但記得鄭偉榮反映過四處的同志（是林X還是其他人，已記不起來）對鬥爭指揮部很有意見，提到有路線鬥爭的高度，當時港澳辦公室尚未提出要討論四處意見……領導問題，港辦未作出這類的決定和考慮。
記得為了進一步瞭解工會方面和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方面之間的意見，問題，曾派鄭偉榮去廣州請各方面的同志瞭解過，記得我（聽鄭瞭解了情況後的彙報時）提出要指揮部尊重和多聽工會方面的意見。
我沒有聽到工會方面的同志認為罷工準備不足的意見反映，港辦辦公會上也未討論過這樣的問題，港辦未對此作過什麼決定和考慮，但對具體案件（如海員罷工）提出擬辦意見時，考慮過（以下缺頁）
以上證明材料，對提綱提出的五個方面基本都做出回應，但有些事父親直言已經記不清楚。
證明材料的「提綱」多半是根據某些人的交代擬就，或者由造反派、專案組因應他們要調查的某些人事自行擬就。有時候，這些提綱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因為難免有些提綱本身就不符合事實，是為了整某人而搜集“罪證”，無中生有。有人提供提綱的時候已經身陷囹圄，甚至被逼供訊，言不由衷；有的人就像父親在10月24日日記中所說：“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心’，在審幹中，在內查外調時抱著一種令人痛恨的思想：‘先塗他（指被審查的幹部）一身屎再說’”，如果寫證明的人記性不好，內心不堅定，或者為人不厚道，和別人平時有矛盾，現在藉機整人……任何一個因素都會導致所寫證明不符歷史事實，又或者寫成誣陷、栽贓的黑材料。像父親這樣直言“不記得”已經不容易。
由此想到：不知有多少不實材料塞在中國億萬人的檔案裡？
另外，就像《證明材料1》那樣，父親的資料裡不止一次提及姚登山。當年我也聽說過這位“紅色外交戰士”的事蹟，但那時候小，當然不明白他為什麼會“紅極一時”然後迅速隕落。這次索性補一下課。
我認為，說到“六七暴動”，就無法回避當年外交部之亂，1967年5月至8月這三個多月的時間裡，中國外交陷入困境，先後和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尼、英國等國家發生嚴重的外交衝突。外交部的正常工作受到造反派的極大衝擊。
而說到當年外交部之亂，又難免提及姚登山的名字。以下是我為自己解疑查資料所得印象。
360百科對姚登山的介紹很簡單，他的經歷包括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1950年起歷任外交部駐丹麥、芬蘭使館一等秘書、參贊，外交部西歐司專員，駐錫蘭使館參贊，外交部總務司副司長、服務司副司長，駐印尼使館參贊等。1967年印尼排華時，他是駐印尼使館臨時代辦，負責領導抗暴鬥爭，4月22日被驅逐回國。
360百科沒有說的是，4月30日到達北京後，姚登山獲得國家領導人接見，卻很快捲入打倒外交部長陳毅的鬥爭。他的“巔峰”應是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小組插手以及關峰、戚本禹幾次講話特別是王力著名的“王八七”[6]講話鼓動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決定姚登山等人組成臨時業務領導小組，取代中共外交部黨委。當時還有大字報“要求”和“強烈擁護”姚登山當外交部代理部長。8月19日至22日，聯絡站控制的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全權負責外交部業務，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就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
（圖二：國家領導人接見姚登山。網路老照片。）
當時全國上下從南到北都在奪權，外交部的造反派奪權後影響迅速擴散到境外，他們以外交部的名義向駐外機構發指示，命令大使掃院子、打掃廁所，炊事員主持會談，向駐在國提出種種荒唐要求等等。事涉外交，中央很快把權“奪”回來，據說毛澤東對“王八七講話”“極為反感”，王關戚先後失勢，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解散。11月，外交部幾個造反派組織籌備“聯合執政”，喊出“徹底批判姚登山”的口號。
1971年姚登山被當作五一六分子逮捕，關在秦城監獄，1980年獲釋。據說他的被捕和獲釋都未經司法程式。
在外交部黨組最後給他做結論的時候，他不承認反周恩來，不承認打倒陳毅，只承認不應擴散王關戚講話，不應支持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查封外交部政治部，研究領導班子名單。他的自辯有無道理？是不是事實？聽其言，觀其行，看看歷史記錄應可判斷。
而由於姚登山成為“五一六”“替罪羊”以及發生火燒英代辦事件，整個“聯辦”後來成為清查五一六的重點，根據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所說：“羅貴波副部長被懷疑為五一六黑後台，部長助理宦鄉也受到審查。港辦主要工作人員程法伋、姜海、劉佐業、冉隆勃長期被隔離審查。”
看來，這就是父親一再被要求寫有關證明材料的背景。有些人在領導、處理“六七暴動”期間也有“左”的表現，所以既是受害者，也曾為加害者啊。
[1] 限期照會：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馬繼森著《外交部文革紀實》披露：“48小時限時照會的想法最早也是周恩來向港辦示意的。”清查“五一六”的時候，專案小組不准提周提示限時照會這個情節——這個說法和吳荻舟的說法矛盾，不過我無法證實。
[2] 劉作業：在馬繼森上述著作中是“劉佐業”，當時任職外交部西歐司。
[3] “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討論方案的第二天、吳荻舟批這個條子的時候“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他在幹校日記裡說沒有批准這一句，只通知下面接車。
[4] “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71年寫證明文件的時候。當時有人在清理五一六等運動中交待，指方案未批，故吳荻舟有此回應。
[5] 吳荻舟在文稿《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提及此事：總理在“討論《反迫害鬥爭總部署》（鬥爭方案）會議的中途，指定我和群眾線的兩位幹部離席，就群眾線的工作單獨起草一個方案。”
[6] 王八七講話：指王力1967年8月7日對外交部系統造反派的講話，王力在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陶’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後來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王關戚被當做“得意便猖狂”的“小爬蟲”處理。
蘆蕩小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