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