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7 投身戰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權對在教誨室搞翻譯的幾個難友說：“蔣介石從西安活著回來了，決定大赦政治犯以示慶祝”。于2月間，獄方通知父親吳荻舟減刑三分之一。

父親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個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減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滿6年8個月就可以出獄，加上判決前在漕河涇監獄扣押了五六個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個多月，扣押期間兩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滿6年半本應可以出來。結果他實際坐滿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獄。一同提前出獄的還有周興然。

出獄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手續，也不要擔保。父親記得那天他坐在監房裡等，看守來帶他去拿了家裡寄來的旅費和一些舊衣服，好像出具了一個收條，就出來了。父親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點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雲夢。當晚到家後，監獄醫務所的衛生員舒國璽（後北京溫爾結核病醫院副院長）曾來看他。

沒有資料告訴我，父親在獄中是否知道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和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家鄉兩萬多子弟參加了長征（1934年）呢？他可曾聽說中共自李立三路線之後又經歷了陳獨秀路線、張國燾路線、直到中共在遵義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過有資料表明，他們在獄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脹，本已積弱的中華民族內外矛盾交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曾一再鬥爭要求“出獄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獄後回到湖北雲夢三叔家中養病兩個月，父親再次來到上海，那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抗日烽火點燃前夕。重獲自由，父親一心想找到中共組織關係，投身抗日。那時他還不知道，曹正平叛變後已被中共處死，父親入獄前與他單線聯繫，如今找不到介紹人、連絡人，線已斷。他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出獄前父親翻譯了三四十萬字，懷揣著從獄中帶出的譯稿，憑出獄時難友樓適夷交給他的一個位址，他找到上海天馬書店，見到樓適夷的弟弟樓子春。樓子春留他在天馬暫住，留下他的幾本譯稿和幾篇短篇小說稿，又將他推薦給在亞東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陸源放。陸源放便讓父親校對正在重版的《胡適文存》。7、8兩個月他在亞東圖書館做校對，“吳荻舟”之名自此開始使用，寓意為“蘆葦蕩中的小舟”。

父親寫過一個關於自己在獄中翻譯作品的簡介，他寫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時，通過同情、接近我們的看守，偷運進一些進步的漢語和外語書籍，便學起外文，學了英語、法語，又自修了日文。入獄後繼續學文學，提高閱讀外文(包括馬列著作)水準，最後試譯幾本書。出獄時帶出的有：

《奧真妮•葛蘭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套書之一，長篇。作者以舊寫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奧真妮（女兒）的不幸，塑造了一個吝嗇鬼、守財奴葛蘭德老頭（父親）。我根據法文本對照英文、日文本試譯的。

《紅臉瓦西卡》，高爾基短篇小說之一。根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共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五篇，編成一個集子，內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葉下的秘密》，散文詩，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樓適夷同志幫助下，從日文直接試譯的。內容揭示了動、植物都有兩性行為，植物精子憑藉雨露濕潤，在枝、葉、花瓣上遊動，尋找它們的戀人——植物卵子。

我出獄時把三個譯本稿帶到上海，交給天馬書店樓適夷的弟弟，除《奧真妮•葛蘭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內地流動工作後，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郊區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看到多年對日談判、呼籲都無效，和平解決無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中日國力和軍力對比懸殊，當真要以血肉之軀抵擋戰車嗎？——政界、學界以及社會上悲觀論和愛國情緒形成對立。

父親回顧：當時“亞東”還在重排再版“胡適文存”，一點沒有抗日的氣氛，他很想離開。就在這時，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難友柳乃夫（趙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親早出獄，出來後曾到日本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俊瑞寫信要他回來投身抗戰。《引擎》月刊是錢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個刊物，柳乃夫是該刊的主編，同時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部長，父親當時並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國團體，由郭沫若和錢俊瑞領導，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黨員。

難友重逢後不久，南京路口沙遜大廈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機炸死，特別是淞滬會戰打響，父親更加無心在亞東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參加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工作，參加文化界的座談會，還參加他們辦的救護班。有時候到當時的青年學生抗日活動地點——泉漳中學（法租界泉漳會館內）參加活動。父親記得，柳乃夫叫他給群眾做過宣傳抗日的報告。

8月下旬，柳乃夫說，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傳的叢書，約父親寫稿，題目也選好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父親本來就想離開亞東圖書館，這時想到抗日戰火已經點燃，放棄抵抗的反動言論必須予以批駁，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抗戰前途信心不足，也應該宣傳鼓動，他接受了這個題目。

幾天後父親便寫出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於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筆名發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親一面強調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國必須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一面針對中間狀態的思想，從國際法有關戰爭的條文詳盡論證我國抗日的正義性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非正義性，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和平，失道寡助；中國抗日是被迫應戰，是反侵略，是維護和平，維護國家主權，是正義的，得道多助，我們的抗戰會得到各國人民支持。加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比敵我雙方的主客觀條件，父親明確指出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全國抗戰，便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援，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父親說，1938年9月父親在武漢曾買到有他的文章在內的抗日宣傳叢書，可惜以後在流動中又遺失了。

我查訪了許許多多網頁，終於找到父親所寫的《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興奮的心情很難形容！南京黨史辦的馬老師又幫我買到復刻版，很感謝她（已經輸入做成電子檔，全文28000字，請看本網站文獻原件1930‘欄）。

（圖一：《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圖二：《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圖三：《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父親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時，柳乃夫說要拿叢書的稿費籌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蘇浙皖宣傳抗日。父親表示完全同意，並表示自己也要參加這個團體。

稿子交出去以後，父親又開始寫一個宣傳只有全面動員才能打敗日本強盜的電影劇本《路》，主題是描述一列支援抗日前方的火車，開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機轟炸，路軌遭破壞受阻，鐵路兩旁農村的勞動人民，男女老少積極參與搶修，迅速恢復通車，及時支持了前方，取得了勝利。劇本寫好，上海已經危急，電影廠毀的毀，搬的搬。父親用“吳浩然”的筆名（這個筆名只用過這一次），把劇本送到南京的報紙發表，希望有片場採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訴父親他看到《紅臉瓦西卡》已發表，譯者署名是狄周，並帶一張《路》的剪報給父親）。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上海出發向太湖南岸進發，柳乃夫為團長，主對外聯絡，父親任副團長，負責團內運作。這個服務團是最早開赴內地宣傳抗日的團體之一，成員一部分是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出獄的，如柳乃夫、史瑉(史照清、史亞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豐，還有山海公學團團長張勁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來的該團團員：楊應彬、杜展潮、徐華珍等，加上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宣傳科長、著名戲劇家石淩鶴介紹來的丁甯、俞明德（于紅）、石竹、石雪書、李鋼等共20餘人。

父親有愛國抗日的激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並認同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宣傳動員，加之過去在獄中柳乃夫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認為柳乃夫是積極抗日的，跟著柳乃夫就出發了。

出發前，救國會撥了一筆款給這個團，每個團員還要交10元活動經費，父親則將發表文章的稿費捐出來。為了便於他們沿途順利工作，剛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會長郭沫若還為他們開了一份證明。父親回憶說：後來知道，團內有幾位黨員，可能因為匆忙出發，未能建立支部。

服務團出發時是從上海坐火車到嘉善，當晚大雨滂沱，滬杭鐵路黃埔江上游的石湖蕩大橋被炸毀，火車只能在橋的兩端駁運，團員們下車步行，背負著油印機等行裝，小心翼翼地踩著鋼樑上的木板過橋。

9月14日清晨，服務團到達浙江嘉興，與這裡的“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繫。但這裡的國民政府官辦救亡團體什麼工作也不做，也不讓別人做，於是柳乃夫和父親把團帶到桐鄉、石門、烏鎮、菱湖和湖州、長興、宜興一帶的農村去宣傳抗日。

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也會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眾人爭相搖櫓拉纖，揮汗如雨。每天十裡二十裡、三四十裡這樣走，日行夜宿，住破廟，沿途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鄉鎮、農村就演街頭戲，寫標語，畫宣傳畫，利用講演，歌詠、活報劇、文學宣傳等形式，宣傳要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反對漢奸賣國，激發老百姓的抗戰熱情：一致對外，共赴國難。

10月4日，服務團沿途經湖州、長興，到達太湖西側的宜興縣城。團員史瑉是宜興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務團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接上頭，並得到當地抗敵後援會和其他進步力量的支持，地下縣委派了任大可、任保僕、徐甫定等青年為服務團作嚮導，使他們能在宜興鄉鎮順利開展工作。他們和當地群眾搞座談會，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和任務，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獨幕劇、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舉辦救護訓練班，慰勞傷兵等，當地一些青年和婦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離開宜興，途經溧陽、溧水、高渟，進入安徽的郎溪、蕪湖，在蕪湖過江，走含山、無為、到舒城。由郎溪到蕪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時候，沿路從南京來的難民特別多。

服務團流動到安徽舒城已經是冬天，約在1938年的2、3月間。團的活動經費用完，柳乃夫到立煌縣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撥款支持，章乃器時任廳長，但是國民政府不同意撥款，他也沒辦法，柳乃夫失望而歸，遂通過關係率團到國民黨何行健部隊接受軍訓，父親記得那支部隊臂章上有個“忠”字。

父親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證明材料說：“訓練的內容記得的有：各種隊形、各種步法、各種轉向，還有瞄三角、投手榴彈、緊急集合、夜行軍、匍匐前進、及搶救傷患退出火線等等。”“每班發過三五枝長槍和每支長槍配三四排子彈，是用來操練的，沒有實彈射擊過。子彈也是用來叫我們上、退子彈用的。”“柳和我平時和服務團的同志一起參加操練，有時候也參加聽幹部班的課，軍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擔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課都去聽，柳乃夫還安排我講過一次‘關於抗戰必勝問題’。”“服務團參加軍訓時穿的服裝，是到了上幹河好多天，因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隊交涉借的。記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經穿柳乃夫送給我的花呢大衣。可能軍事訓練結束後服裝就還掉了。”

聽說在上幹河一帶，烏井、中梅河等地活躍過的紅軍要回來，他們想留在那裡等紅軍，打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