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 文山會海

 關於我們家回北京的經過，1969年1月19日，母親張佩華曾經寫過一份交待材料：《我調中影公司工作的經過》[1]。根據母親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親吳荻舟在深圳開會——他那時已經調到廣州工作，通知母親到深圳。他說，我們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辦港澳組，母親去中影公司。當時外辦港澳組另一位副組長孔筱也在場。她也對母親說：你原來在南方公司搞電影發行，還是到中影搞電影工作去。

從深圳回到香港，母親就開始辦理工作移交手續。

父親則到北京參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360百科稱：“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這是我們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會上，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1958年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後，大躍進發生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提高認識和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起了積極的作用。”

事情當然沒有幾句話那麼簡單。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沒有身處內地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的父親也好，對於其他與會幹部也好，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會議。據說當時與會的一些幹部反映，“打下江山”後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領袖們，同時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國內形勢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說的那樣，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吃不夠、用不夠、穿不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其他如圍繞三面紅旗的爭論，想必都令父親震驚。

轉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帶著二哥、我和妹妹（繼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內地讀書，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學）先到廣州、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們和我的表弟妹們，2月12、13號到達北京。二姐記得，我和妹妹一過海關就開始說普通話，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而不是粵語。

我們在位於美術館往東的華僑大廈暫住，記得在華僑大廈第一次看見黑人，他對小孩子很友善，我們叫他“黑叔叔”。約莫一個星期後，我們搬進了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父親立刻返回廣州開會，母親則忙著辦戶口，給三個孩子轉學，行李運到後又忙著安頓。

母親四月初開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經理洪臧曾徵求母親意見，願做哪方面的工作？母親瞭解了一下公司情況後回答，自己對東南亞比較熟悉，可能的話，還是搞老本行吧。就這樣，母親開始到中影上班，任亞非科副科長（科長是許蔚文）並繼續負責聯絡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達北京的時候是冬天，雖然母親為我們添置了新棉猴（連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個球，跌倒了都爬不起來，仍然不夠暖。記得我穿了系帶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標配），我向母親訴說腳痛，以為是鞋子太小，後來才知道會凍到腳痛。

那時候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的尾聲吧，青菜豆腐等都憑票。妹妹六歲，上幼稚園，每天幼稚園的班車來大院門口接孩子們。我8歲，上小學二年級。記得還沒有請到保姆的時候，我要幫忙做家務。有一次聽見樓下有人喊“豆腐來啦！”我趕緊跑下去排隊，等我回來，燉在火上的一鍋排骨已經燒成焦炭，樓道裡都是煙。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準備挨駡，她卻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問：你怎麼沒罵我？她說：聽得出來你都快哭了，我還罵你做什麼呀？

我家樓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買到豆腐渣團子，還有水煮胡蘿蔔、水煮大白菜，連一星油花也看不見。水煮胡蘿蔔有一種特殊的味道，許多年後我的鼻子偶爾仍能捕捉到那種味道。小孩子適應力強，我不記得有多麼難熬——可是母親晚年曾告訴我，當時二哥會把饅頭讓給妹妹們吃呢。

（圖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我們那個院子裡，住著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各路精英，名人後代，前朝遺老遺少，名醫名將名作家等等。很多孩子從小就認識他們：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作者鄭律成，還有毛澤東的侄子、賀龍的前妻、葉挺的兒子、周恩來的秘書、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俄文翻譯等等。我後來課餘在北京電視臺演些小節目，家裡沒有電視機，記得我和外祖父曾經去周而複伯伯家看我錄製的電視節目。

（圖二：位於西便門外的國務院宿舍，近400戶，家家有故事，但是那個年代大人們不講，孩子們不問，往事如煙。圖片由沈傑2017年9月攝影。）

關於父母的工作情況，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們的各種開會，忙得不著家。

我有父親的兩個筆記本，記錄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種會議記錄。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196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要點；11月13、14、21日陳毅就國內外形勢的三次講話；11月23日廖承志對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對銀行幹部的講話；1963年1月10日劉寧一講話；3月15日周恩來講話；3月27日至4月13日的辦公會議記錄：談及唱片進出口業務總結，海外意識形態鬥爭對業務的影響，進步書店被封、人被扣、華文書銷量下降等情況；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動員；6月3日陳昌明談三線出版、中旅；廖承志傳達楊尚昆關於五反的講話；6月15日陳毅談五反以及農村工作若干問題；6月15日廖承志傳達中央關於“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傳達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會上總結講話；6月26日盧緒章出訪彙報；8月21日廖承志對梁等人的談話；8月22日張X給梁威林等講形勢；9月7日勇龍植對新華社談話；11月初廖承志談反修宣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經濟關係；11月4日對祁峰、孔筱、朱曼平、諸華等人談反修、對英關係；11月13日廖承志對香港新聞各報總編談話；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談國際形勢；11月15日陳毅對港澳各報總編輯談話；11月19日梅新對老總們講話；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傳達周恩來對中法建交後總形勢的看法等等。

（圖三：滿載會議記錄的筆記本，大的一個有黑色塑膠皮，在當時是很高級的了，可以想像父親多麼重視。）

他們當時對三面紅旗、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等等是如何認識的呢？

其中一個筆記本，父親記錄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兩周的學習情況。還有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我選擇其中一些“體會”整理出來，這樣既可以知道當時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知道當時負有相當領導責任的幹部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誰的體會，父親沒有寫人名，估計是他的上級、做報告者的體會，比如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等。“體會”似乎是在宣讀檔過程中邊讀邊談，間或有“第7頁7行”、“16頁倒3行”或者“語錄”等提示。

1. 關於民主集中制：

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體會是集中是要紀律的，即，要每一個人聽從決議，力行決議，把執行決議視為一種紀律。那麼，如果一個決議，只是像過去的封建君主的聖旨一樣，由一個人定，命令由一個人下，誰會把執行這種聖旨、命令視為必行的紀律，心甘情願地去貫徹呢？只有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發言，通過廣泛概括群眾的意見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統一了認識的決議，才有這樣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實現集中。才能有統一的行動。即要集中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無產階級能實行集中制，是由於大家向著一個目標，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2. 關於三面紅旗：

體會：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們既要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快點好點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類的要求。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勵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不正確的呢？問題在於鼓勵多快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否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工農各業的發展是否按比例發展。過去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多了些，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唯物的科學的原則，有點蠻幹的結果。

大躍進，只要摸清了客觀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聽天由命和緩步、方步前進要快，這是需要和可能——主觀願望和主客條件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問題。

當然，大躍進，本身也有客觀規律，它只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概括，它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獨立存在，因此，它的過程，一樣是馬鞍型，不能把整個過程割裂開來看，整個社會主義過程，將是不斷出現馬鞍型的一個總和。大躍進也就有起有落，在躍進的平均時速上有快有慢。

不過，在1958——61間，我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對客觀事物——社會主義物質的精神的建設而言），所以說有一個時期是大躍進，也有一個時期是退了。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有什麼錯不錯的問題。大躍進只是一種速度，結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一種願望和可能的說明和進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麼矛盾。

至於人民公社，我的認識，它既是高級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過程的一個階級的社會生產關係，生產組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革命，革命階段論的一個階段，歷程，所有制（從個體-集體-全民）的量變，質變的過程的一個階段，哪有什麼錯呢？在中國採取了這個形式，是由於我國是農業大國又窮又白，經過了初級社，高級社的發展過程，是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一個生產組織，生產關係，是中國農村經初（級）高（級）發展後的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生產關係，而且是對社會主義最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一個階段而言的。

3.為什麼第二個五年計劃犯大錯誤？

我體會：一面經驗不夠，一面驕傲，不謹慎，脫離群眾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因此（我補充體會說明）助長了主觀主義，離開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離開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社會發展的固有法則，社會發展各部分內的內在聯繫。才會犯這樣的錯誤。因此落實到我們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我認為走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調查研究蹲點體會……等都是摸客觀規律的的具體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發展情況，法則，規律，他就能指出我們錯在哪裡，而在這幾年來，不斷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許多針對那些“大辦”，過急，過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嗎？

比如根據土地和植物（稻子）生產的自然條件，有什麼辦法可以畝產六萬斤、13萬斤呢？根據我國的鐵礦分佈，和煤礦分佈，及人力，有什麼條件全國範圍內搞6千萬人的煉鋼呢？根據自然界的生長法則，有什麼條件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呢？根據中國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積累，沒有餘糧），現產現吃還不夠，勞動力不夠耕種，有什麼條件大量抽調人力到都市來搞過多的工業呢？工業在現有的基礎，有什麼辦法一下擴展幾千萬人的生產呢？農業怎樣負擔得起那樣主觀主義發展工業的重負呢？

這些盲幹，都是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一再指出的客觀實際、客觀基礎的。

3. 關於第一、二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沒有這樣嚴重的缺點錯誤是由於

1當時（我們重點在恢復）保持著恢復時期的經濟秩序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一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照著做，二來我們的幹部一般地還保持著實事求是和謙虛謹慎的作風。

第（二）個五年，重點已轉到“社建”，摸了六七年也有了一些經驗，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確定了總路線和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但，一方面，我們的經驗還是很不夠，另一方面，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就翻了斤斗了（違反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我們保持這種党的優良傳統，凡事都與群眾商量，聽取群眾的意見，那些“大辦”、“共風”就不會出現了，有經驗的群眾，對這些是會不同意的，比如‘一平二調’，如果我們民主作風好，調查研究的作風保持，只要讓群眾談談他們的意見，瞭解一下群眾的思想情況，那麼就會不搞了，又如食堂、托兒所也是一樣，群眾並不主張，至少辦到中途的時候，群眾已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可是我們的幹部堅持要辦，不顧群眾的反對，最後是錯了。這些決定就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思想覺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從實際出發”。又如高產問題，群眾是不相信有可能的，實際上當幹部虛報高產時，他們不但不信，而且反對，因為這樣虛報的結果，上調多了，他們的口糧就少了，但幹部們一意那樣幹，最後引起了一系列的錯誤，工業辦多了，吃多了……就成了一下扭不回來的、目前嚴重困難的局勢——體會），加上黨內不純，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我們的錯誤，添油加醋，興風作浪，又進一步加重了錯誤的惡果（破壞了黨群關係），這就是全部原因。

4. 關於黨內生活：

五好：1有好的領導思想2有好的黨中央3有大批好的骨幹4有好的傳統，

好的作風（作風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的作風，聯繫群眾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傳統是：有理想，有志氣，不怕“鬼”。）5有好的人民，人民對我們黨有最大的依賴。只要跟人民講清道理，人民就跟著党，跟著毛主席走。這幾年有影響，主要是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深。（就拿A來說，有相當削弱）（但我認為只要一方面向人民說清楚，自我批評，人民是看到的，即使是許多人做錯了事，但，我們沒有為自己打算的，絕大多數錯誤也是出於想搞好些，搞快些，或搞緊些的動機出發的。因此，人民最後還是會諒解的。加以一方面，馬上改過來，走上正確的路，人民就必然繼續跟我們走了，即使這幾年有不跟我們走的情況，也正是不跟錯誤走，正是看到我們走錯了道兒，才不跟的。這樣的人民有什麼不好呢？）

5.關於劉少奇所說“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廣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90%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

體會：經過了高度的民主，即一個政黨，一個計畫，通過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或黨員研究討論，最後做了一致同意了的決定，那就再不能更改了，就授權給領導高度集中地推行、貫徹了。高度的集中下的高度民主，就是比如要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是全民的意志的集中。可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可以討論，可以民主發表意見，但，一切意見的落腳點，就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離開走社會主義的路。由此這個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不矛盾的，相反，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沒有高度集中指導，就不可能高度民主，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所謂“民主化”了。

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的總結發言講到：“國內外好的形勢，很快就反映到港澳，即，港澳的政治形勢不是孤立的”。重點如下：

1.國內的建設也在大力發展，大慶的拿下來，和取得了一套經驗，這說明三面紅旗的正確性。

2.港澳的形勢，由於國內外形勢、尤其是祖國的生產建設形勢大好，右派在分化動搖，這是有利於工作的大好條件。但，我們也不能不警惕英、葡的對我迫害。我們不能為他們表面對我緩和，失去警惕。過去抗日，敵人是一面和我談判，一面在打我們。

3.港澳（尤其前者）目前只承認我半官方的身份，對他有利。

總理指示：我們在香港澳門的工作政策——長期的白螞蟻政策，長期吃空它。英葡摸到了我們的底，就撤兵，現港澳英葡兵就很少，加強以警察代之。我們也要掌握這種特點進行工作。

4.主觀力量還是很不夠的，跟不上需要的。總之，港英、尤其澳葡，它本身的好壞，基本上不影響我們的工作。

5.主要矛盾是沒有好的關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對“立足香港澳門看世界”（廖）的體會不夠，因此立足而不紮根，這是由於社會化不夠，不是生活在群眾之中，而還是生活在群眾之上，就沒有辦法生根，也就沒有辦法串聯。這裡包括作風和方法的問題。

要紮根，社會化，首先是“求同”，政治——生活——喜愛，在海外可以搞五同，只要不同流合污。

現在認識的人不少，但，都是反復來往了的熟人，為了新的形勢的要求，我們要大量開展新的關係。“我們都是念過孔子、三民主義的，要革命還是革命了。”（周）我們要善於利用橋樑（上層統戰人士）。

6.我們必須要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7.為了掩護，要兼職，但也不宜兼多，還要有一定的專責人員。

8.必須吸取大慶經驗，首先發揮革命精神。要紮根，結果必須要有革命幹勁，確實細緻的科學作風，要搞政治學習，主要是自學。

9.對外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與人的關係只能處好，不能處壞。（主席：第一書記工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照顧大局）

其他內容還有關於公社核算單位下放的好處、全民所有制、黨內生活等等。

可見發言者極力維護三面紅旗，以自己的理解、從正面的角度去解釋，從良好的願望去推行，即使感覺到些許“不對勁”，卻接受新政權沒有經驗的現實，深信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相信中共試錯糾偏的機制是有效的，堅持朝著願景努力——當時，這樣的幹部何止千千萬萬，也包括我的父母。

 

[1] 中影公司：全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360百科稱：管理中國全國電影發行放映業務的企業機構。原隸屬於文化部，1986年始屬廣播電影電視部。設在北京。1951年 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國影片經理公司，後改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1958年始改用“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現在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 相機撤退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據父親吳荻舟晚年組織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編寫的隊史《南天藝華錄》記載，抗戰勝利後他們一點也沒有鬆懈。

回韶關經過興寧，劇宣七隊舉行了音樂晚會和話劇演出。在龍川候車時，為了早日瞭解抗戰結束後劇宣隊的去向和任務，父親派人去香港和饒彰風聯繫。中秋節到老隆演出話劇《重慶24小時》，隊內還開了中秋晚會。七戰區李熙環趕來參加，父親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說：經過八年抗戰，隊員們年紀大了，要回去就業升學，贍養父母，有的也該成家立業了。第二天，他向全體隊員講話說，有人給日本鬼子打到床底下，美國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了。最後他挖苦地說：“你們去受降吧！”

為什麼他這麼惱火？據父親說：抗戰期間，蔣介石犧牲地方軍，保存自己，從南京逃到峨眉山，現在卻要從山上下來，劫收戰果。李熙環的牢騷，反映了地方軍人當時所處地位，以及敢怒不敢言的心態。

抗戰勝利，戰區取消。劇宣七隊的隊名取消了“抗敵”兩個字。1945年秋天，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了《雙十協定》，父親說他們看到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他們在回韶關途中還根據《論聯合政府》和《雙十協定》宣傳抗日勝利後要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

11月下旬，七隊回到韶關時，墨江會館大部分已經被敵機炸毀，七隊住到青年會附近的一所學校，隔鄰原是特務機關“一寄廬”，現已改為日軍俘虜營。當時余漢謀部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包括戰區政治部主要成員，已奉命星夜趕往江浙和上海。戰區政治部留下指令，要七隊徒步經江西趕到浙江衢州和他們會合。

在父親的記憶中，“日寇洗劫後的韶關，到處顯得慌亂淒涼，淪陷前逃出去的當地人陸續回來；外地流亡來的同胞正收拾破殘行裝紛紛離去。苦難深重的中華兒女振奮精神，滿懷希望地重建家園。市面迅速從廢墟中蘇醒過來，路上行人慢慢多起來。可是不久，劫後餘生的歡樂變成了苦澀的淚水。戰後帶來的通貨膨脹，勢若奔馬；國民黨官僚的欺壓劫收；不法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絲毫改善，除了不再有敵機轟炸，一切都變本加厲。國統區廣大人民只好苦笑著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慘勝’”。

這時，派去香港的張琢回來，帶來饒彰風的意見。隊務會決定不做“劫收”的吹鼓手，於是藉口“服裝道具樂器等行李過多，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徒步去華東，擬由水路經香港和臺灣海峽轉到上海”，隊伍暫時留在韶關。

1945年冬，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行營主任，左洪濤隨他到廣州上任。父親立刻帶著趙本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出將七隊調往廣州，避開政治部要七隊上華東前線的要求。左洪濤同意這麼辦，並對父親說：政治形勢可能惡化，七隊要留在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這將是一場更嚴峻的鬥爭，要注意工作方式，保存好自己。並說：周恩來指示，要在堅持“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外，再加上一個“不上反共前線”。

七隊留在韶關過元旦，等待調令。期間他們總結了8年的經驗教訓，總結中表揚了父親：“隊長吳荻舟把全部精力投放在隊務上。家庭擔子交給妻子張瓊，她離隊另找工作養家，直到桂林淪陷前夕，才隨隊撤往粵東和大隊一起生活。因此，儘管國統區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工作學習生活困難重重，隊員們卻真誠團結，情緒飽滿，毫無怨言地堅持工作。”這其實也是對母親的表揚吧，可以看到，她的顧全大局如何支持了父親的工作。一直到她的晚年，當年那些年輕隊員們也已兩鬢斑白，仍然非常尊重她。

總結中也批評了隊和個人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不足、缺點，既有主觀原因：如努力不夠，文化和認識水準低；也有客觀原因：如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太差，流動性強等等。”“至於個別同志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驕傲自滿、好高騖遠等等，遇到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冒頭，這些對隊伍的前進和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雖然在那樣的條件下，也是能理解的，但對之沉默、容忍是有害的，藏拙護短，是對人民對自己不負責任。”有關的隊員幾十年後還在內疚，可見教訓深刻啊。

在韶關待命期間，七隊排練和演出了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

（圖三：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韶關日軍俘虜營一個軍官剖腹自殺，其他軍士和列兵也開始絕食。據說是因為過去執行“三光”政策[1]，怕中國人報復殺了他們。戰區政治部指示七隊去做日俘工作，勸他們進食。父親帶著袁濱前往，向日俘反復交待我們的俘虜政策，解除他們的顧慮，勸阻了絕食行動。父親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自學的日語，沒想到在這裡發揮了作用。

七隊為韶關觀眾演出兩場，作為告別。他們印在節目單上的“獻詞”第一句便說：“完成政治民主化是建國的首要任務”，談到將來：“藝術除了為這一最大前提服務外，它還得從中建設自己”。父親解釋：“這就是說，在由舊中國走入新中國的過程中，藝術在精神建設的領域裡，必須絕對地盡責根除那些舊有的國民精神病態，輸送新的、健康的、民主的血液到每個國人的靈魂裡去！同時它本身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質和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這是向廣大觀眾宣佈了隊的新任務，號召全國人民要自強不息，要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

從家鄉起步打拼至此，父親艱苦作戰已近20年，他對民主前途的憧憬一直沒有動搖，但是對其中的艱巨性更加清醒，視野更加開闊。

1946年2月下旬調令到。全隊坐船順北江而下抵達廣州，住侖前街2號，那是一排破舊平房，不久搬到對面一座門窗都沒有的四層樓房。所有人極度疲勞，需要休息。但是大局急轉直下，隊務會認為需要加強學習，為迎接新的任務充實全隊。除了組織學習《正報》、《華商報》、《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報外，他們接連請經濟學家狄超白（父親的難友，獄中名叫狄友清）講“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講“戰後國內外局勢”；著名作家茅盾講“在民主建國階段寫你所熟悉的事情”等。這些朋友，在桂林時都給他們做過報告，講過學，熱情無私地支持和幫助過他們。七隊還和音樂家孫慎、連抗等籌備《新音樂月刊》的出版，邀請音樂家、作家出席新音樂座談會。

母親張佩華隨隊到了廣州之後，因為有孩子，比較吵，被安置在天臺上的一間房子裡。父親囑咐她：“照顧好兩個孩子，不參加隊的活動，但是，隊的紀律，你一定要遵守。”母親知道形勢險惡，默默地點點頭。母親如此堅毅，是父親之幸，他在晚年曾說：“八年抗戰我堅持工作，真是忘室忘家，愛人為了我能堅持和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受了不少苦，岳母，弟弟，孩子們都受了不少苦。”

3月初，七隊舉行到廣州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演奏會，朋友們譽之為“見面音樂會”。三天戲票一搶而空，演出的《民主是那樣》等三十多個節目，宣傳了戰後廣大人民對民主建國的渴望，也揭示了國統區通貨膨脹和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音樂會的獻詞《幕前點滴》裡強調：“勝利以來，人民的生活仍不安定，顯然全國上下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促進和平建國綱領的實現。歷史固然絕不會掉轉頭去，但也絕不能缺少人民主動去爭取。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次音樂會的節目不被國民黨當局所樂見，只演了一場便被禁。七隊在劇院門口貼出“奉命停演，請持票者退票”的佈告，但沒有一位觀眾來退票，群眾以此作為無聲抗議和對七隊的公開支持。曾在柳州給他們講課的作家何家槐寫了《我的讚頌》，發表在香港《華商報》上：“當廣州各界舉行冼星海先生遺作演奏會的時候，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七隊的同志和他們唱的歌。他們那破爛的軍裝，樸實的言辭，嘹亮的歌喉，都帶給廣州市民以新的刺激，新的印象，新的作風，新的氣派。是的，他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堅實，富有生命力；這和麻痹而且腐敗的環境，恰是一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演出了人民的苦痛、鬥爭和希望；這聲音鼓舞了大多數人士，卻也刺激了少數特殊人物。因此，為了沒有‘報到’要停唱，為了沒有‘請求審查’要停唱，為了《五塊錢》那麼一支平常的歌曲，也要停唱，而理由只是‘不合手續’和‘污蔑政府’。”

3月底，七隊又舉行民歌演唱會，節目有《唱勝利、唱民主》、《日本投降歌》、《和平光明前奏曲》和《春暖花開草發芽》等。父親記得，從那時候起，國民黨開始進一步監視他們的活動，甚至暗中破壞。

4月上旬，劇宣五隊也從昆明調到廣州。據五隊副隊長丁波回憶，他們打前站的幾個人在七隊駐地休息了兩天。父親帶他們去拜訪文藝界一些老朋友，也拜訪了廣州行營一些熟悉的軍官。父親還帶他們去找駐地，好不容易找到米市街辛賢里一座樓房，可惜沒有排練場，父親領著他們去對面的一座古廟（當時是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的禮堂）交涉，很快得到允諾（後來五隊也舉行了“見面晚會”，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等節目，轟動一時，不過也在第五天被下令停演）。

5月初，蔣介石為了監視地方勢力張發奎和進步力量，派復興社（軍統）“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務黃珍吾[2]接任廣州行營政治部主任。他一到任，便迫不及待地召開“政工大會”，連續向五七兩隊施加壓力。一天，他把父親和五隊隊長徐桑楚叫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只要你們承認了，照樣可以當隊長，不說我就不客氣。”兩隊隊長都不出聲，黃珍吾很生氣，但是劇宣隊名義上是隸屬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的合法組織，父親他們一向也很小心從事，沒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他也無可奈何。他給劇宣七隊定下一條“規定”，每星期一拂曉，要全體集中到行營政治部去做“紀念周”，聽他的“精神講話”，並規定若遲到半分鐘，就要立正罰站。有一次他自己遲到了半小時，大搖大擺走來，看到大家都已到齊，還說：“我遲到也要以身作則。”接著叫他的副官出來，說：“副官，是你遲了半小時叫我，是你的錯，現在罰你立正半小時。”那副官只好“立正”罰站。

隊務會及時做隊員的工作，教隊員們如何遇亂不驚。一次參加孫中山紀念周，黃珍吾突然對集中在漢民公園的兩隊隊員逐個點名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問“為什麼你們的演出一被禁止，香港共產黨報馬上知道？”“你們誰是共產黨員，有種的站出來和我辯論，中國究竟該實行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另一次紀念周，他問：“你們知不知道東北發生了什麼事？（指內戰爆發）”一個隊員回答：“沒錢買報紙。”黃珍吾吩咐站在旁邊的主任秘書：“明天起給他們送幾份報紙。”第二天果然送來《中央日報》等報紙。

全面內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5月4日，有特務、流氓和暴徒搗毀《華商報》和《正報》的廣州辦事處。

兩隊隊長和左洪濤分析，局勢處在民主與獨裁勢力短兵相接、暴風驟雨的前夕，一定要從鞏固自己出發，工作要策略，口號提到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就夠了，防止國民黨有更險惡的陰謀。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還在南京，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黃珍吾尚未下手抓人。兩隊成立了應變小組，內緊外鬆，不露聲色，隊長照樣去政治部領取經費。

國統區學生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一浪接一浪，廣州也不例外。劇宣隊隊員們化整為零，脫下軍裝，分小組或個別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父親和部分隊員到中山大學訪問朱謙之和曹日昌等教授，談到當時局勢，他們都很憂慮。曹教授拿出在香港南丫島挖掘出來的石器時代石刃、石斧給父親看，感觸地說，原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好好研究學問，現在看來，國民黨要把中華民族重新推進苦難的深淵，很不得人心。

母親晚年曾回顧：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父親曾對她說，行營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已對我和徐桑楚開火了”，他交代母親“隊如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他還告訴過母親：“五七兩隊的同志們都很堅強、勇敢，黃珍吾幾次訓話，軟硬兼施，沒有一個同志亂說一句”。她的《憶——走過來的腳印》初稿裡有這麼一段：“沒有鬥爭經驗的我，歡呼演劇隊歷史任務的完成，做起了回鄉夢。同志們疲累，我帶著兩個孩子和病後的身體，多麽希望喘一口氣啊。至今我還覺得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廣州，夢破滅了。隊裡請來的專家學者對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描述，對世界局勢、尤其國內形勢的分析，幫助我明白了美帝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消滅共產黨的野心和兩面手段。廣州街上一面是學生、市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遊行示威；一面是特務搜查抓人。七隊一面籌畫公演，一面又化整為零深入學生、群眾中去參加鬥爭。啊！抗戰初期的那種群眾運動場面再次湧現，但性質變了。”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改，但我覺得母親真實的感受最打動我。

當地下黨得到確切情報，國民黨即將逮捕兩隊隊長、隊副和骨幹成員，再逮捕全體隊員，左洪濤派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將、廣州行營軍法總監的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密寫報告飛赴上海，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馬上批示：演劇隊“相機撤退。”

[1] 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日本侵華期間實行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的“燼滅作戰”。1941年中共黨政通告和傳媒開始將日軍這種軍事策略簡稱“三光政策”。

[2]  黃珍吾：1921年加入國民黨，1924年考入黃埔第一期，組織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後任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隊區隊長、校長辦公室少校侍從副官。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團長、師政治部主任及復興社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少將副總隊長，福建省保安處中將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福建剿匪司令官。1946年任廣州行轅中將新聞處長。1949年赴臺灣，歷任憲兵司令、臺北衛戍司令官、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1969年10月5日在臺灣病逝。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