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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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江歲月

2 船舶起義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9年10月下旬，在新加坡培養母親張佩華入黨的林敏對母親說：“（你）再不回去，老吳向彰風要人了。”十一月，母親帶著孩子回到香港。離開新加坡前，一些同事和學生家長為她送行，送給她一些布料。晚年時母親回憶說，我哪裡可以收人家的禮物？可是又不能拒絕，怎麼辦？我就把張三的布料送給李四，李四的送給王五，王五的再送給張三，這樣大家都高興。母親記得在香港上岸時，孩子們穿長袖襯衫工裝褲，她只穿一件短袖旗袍。當時人們傳說，南洋回來的華僑，連一張被子也沒有，母親說，這是真話。饒彰風讓母親好好安頓一下，不急於工作。

當時父親吳荻舟正忙於“版面內外”的工作，他說：每天24小時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投入版面內外的業務。某些和國民黨以及港英當局過招的情節很驚險，可惜紀律規定開會不可以做記錄，單線聯繫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母親當時以及事後對父親的工作都知之甚少。在母親記憶裡，那時父親掛一件西裝在門後，但其實經常像個搬運工。

父親晚年在不同場合曾經講過當時的一些事：“廣州解放後，雖然無需再冒海上被劫持的風險，但是這時候大批國民黨特務潛逃來香港，保密要求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國民黨特務從瑞士、倫敦一直追到香港，要綁架他去臺灣。我們與李先生的親屬聯絡好，他們一上岸便送到郊區安全地點隱蔽起來，幾天後才送他們經深圳回去。”“數學家華羅庚，從機場接出來，我們帶他穿過半島酒店，安排到九龍酒店住下。當時這樣做，華先生也許以為半島酒店客滿，才同意移到九龍酒店下榻吧。”“遇到需要高度保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學者、社會名流如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北上，為了減少人知道，饒彰風和我親自登門運送行李。”父親說過，饒彰風給他印象很好，一點架子也沒有，和一般黨員群眾一樣，粗細工作都幹，任勞任怨。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華商報》升起，翌日《華商報》停刊，準備遷回廣州辦《南方日報》。饒彰風回國前幾天和父親談話，要父親留下把報館的全部資料（包括個人的書籍）運回廣州，再把干諾道123號（包括辦公用具和印刷機）交給《大公報》使用，還要負責策劃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等工作。父親說他也想回廣州，饒彰風說沒有適當的人接替他。一個新的政權誕生，到處需要幹部，在港中共幹部及機構陸續內遷。

1949年前後，中共香港工作前沿機構的領導人調動十分頻繁（見圖一）。當時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設在廣州，是在中共華南分局（後為廣東省委）領導之下，只在香港派駐一個工作組。章漢夫、連貫、饒彰風等人陸續回國後，這個工作組就由港澳工委駐港特派員張鐵生負責，加上父親以及溫康蘭共三人。溫康蘭主管工商統戰，父親除繼續抓交通工作（包括策劃國民黨在港企業起義等），全面主管文教線，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等。黃作梅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駐港副特派員，開始時沒有參加香港工作組的工作，張鐵生1951年調回北京後，黃作梅任組長。

吳荻舟手稿，關於香港工委架構之一

續前，1956至1958年香港工委架構頻繁變化。

（圖一1-2： 1949年前後香港工委、工作組架構。1985年前後父親回憶香港工作時寫。）

國民黨在香港有不少金融、財貿、交通機構包括民航、資源委員會、海關、鐵路、銀行等，父親回憶說，有的機構是早已設立在香港的，有的則是隨解放戰爭的發展從南京、上海等地遷港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從1948年夏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這些機構上中下層取得聯繫，目標是組織他們帶機構起義。比如溫康蘭工商統戰線的羅哲民，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梁燊、孟頌南建立聯繫，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奇早在上海解放前就與中共有聯繫，他在華南解放後，特來到香港阻止資源委員會在港機構遷台，準備起義。有的機構原來就有中共地下黨員在起作用，比如福建銀行的劉朝晉（福建人），1949年工委通過父親把這個關係交給陳明，劉朝晉、陳明以及父親曾一起研究策劃起義。

介紹來人通過吳荻舟了解海員起義情況

（圖二：1982年，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父親瞭解起義情況的介紹信。）

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父親作為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發言，6月19日又在家中接受訪問（在場的有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起義船長左文淵、李致中、于靜遠），父親詳述起義過程以及起義前後香港地下黨如何做保障工作，留下記錄。同年，他還寫了紀念文章《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生動精彩。

海員起義紀念活動上，習仲勛接見吳荻舟等人。

（圖三：1985年4月30日，在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上，習仲勳與父親和董華民握手。）

父親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起義至少有三條線，現在看有四條線。”“第一條，米國鈞，通到陳冠澄；第二條，華東線，通到湯傳篪。第三條是我這一條線。第四條，後來聽周魯伯說，曾有一姓廖的同他來往。還有沒有其他線？就很難說了。”父親說，他甚至不清楚湯傳篪這條線，“當時地下工作，各線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時父親和湯傳篪工作上有接觸，但卻不知道彼此身份（這個細節對我理解他們當時的工作很重要，就像送人北上一樣，由於是地下工作，各人只知道自己那條線所做的部分）。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1949年前後，航運業務已遠及南洋和歐美諸國，當時總局設在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而香港招商局這一分支擁有的資產占整個招商局的五分之一。

香港招商局舊址（干諾道西15-16號）

（圖四：香港招商局舊址，四層樓。港島干諾道西15-16號。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裡講到1948年秋連貫即將回解放區時他們在連貫家談到陳天駿。據父親描述，1938年抗戰時期，陳天駿是英國鋼窗公司的經理，他通過瓊崖縱隊司令員馮白駒的叔叔認識連貫。陳天駿要求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延安。據連貫說，陳天駿是留英學海軍的。父親告訴連貫：“陳天駿現在任香港招商局總船長，也叫值埠船長，不出海，是所有船長的頭，招商局所有船長都要聽他調遣。我們一致認為要做他的工作，做好一個，帶起一片。”連貫說：“這人很聰明，他來港後找過我，但未見面，你就用我的名義約他試試吧。”於是，1949年春茗，父親和這位總船長打了招呼，不過還是沒約見面。父親說，航運界很複雜，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形勢發展未到火候呢。

據父親回憶，1949年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一度威脅全人類”[1]，香港謠言很多，人心波動。香港工委決定發動l0萬人和平簽名運動，《華商報》讀者版具體執行。由郭沫若寫了“和平呼籲”，父親撰寫簽名運動的說明，登在報上，用淡墨印簽名箋每天隨報附送，父親每晚要整理數以千計讀者寄回的簽名箋到半夜一兩點，後來為不影響報紙出版時間（早晨四點前出報），由組織向《大公報》借調張學孔（後來任香港商報總編輯）幫他，確保讀者次日能在版面上看到自己的簽名。初時登半版，後來擴展到全版，運動迅速擴展到澳門，港澳市民、商販紛紛簽名，父親形容“人數越來越多，欲罷不能，反映了廣大群眾需要和平，反對戰爭。這運動使我們在政治上擴大了影響，報份也因此增加了”。最後，簽名箋彙集成四冊，由郭沫若題寫封面，燙金裝訂，l950年11月帶到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華商報》不斷用大幅、有時還套紅的地圖報導解放軍每天進展消息，震撼著每個香港居民，包括駐港英美法居民和國民黨的人，斯諾說：“中國震撼世界”。

臨近天津解放，父親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國民黨機構人員，他們或經人介紹，或自己找上門來，有財經機構人員，陸海空軍人，也有國民黨人，有的來掛鉤，有的醞釀起義，有的準備集體脫離國民黨。總之，父親說：國民黨敗局明顯，要求棄暗投明者眾，尤其大軍渡江前夕，談判破裂之後。他回顧，僅1949年4月的一天，父親剛在《華商報》發完60多名國民黨黨員的起義宣言，又接待了一名與國民黨海軍有關的人。他說某艦人員有意帶艦起義，要求聲援。也是在這天，倫敦(後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授的)找父親說：他的親戚在國民黨空軍工作，他要動員他和他的朋友起義去解放區。父親都答應予以協助。9月，倫敦的親戚果然動員6名國民黨空軍(包括地勤人員)起義回解放區，他們後來都成為解放區第一所航校的骨幹。

這時期父親開始有意識地和航運界加強往來，也與陳天駿多次交談，但仍未提及連貫。到了1949年7、8月，北京臨近和平解放，父親終於用連貫的名義約陳天駿見面。第一次是在香港德輔道中一家庶民光顧的廣東茶樓，外省人不懂廣東話是不進來的。一見面父親就直言：“連貫已回解放區，行前告訴我，陳先生曾找過他。”陳天駿說：“我和連先生是老朋友，到港後一直找他，沒有地址，也不敢隨便打聽。”兩人公開了身份，便言歸正傳。陳天駿說天天看《華商報》，但還想聽聽“更重要的”，如“有長江天塹，蔣介石還有二三百萬軍隊，何況還有美援支持”，“國共和談，有前途嗎？”等等。

父親說：“你該聽說北平將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思變，蔣介石一再施壓吧？”陳天駿說：“傅蔣本來就貌合神離!”父親說：“與蔣貌合神離的，江南就沒有了嗎?”陳天駿看看父親，沉默片刻，接著就談起招商局內人心不安定的情況。父親問了問幾位經理的情況。陳天駿說：“各人都有心思，但誰也不說。”父親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近來貨運可以，幾十條船都在跑。”他們約好下次見面，父親希望瞭解公司人員、尤其是各船長的思想情況。

父親與陳天駿交了朋友，父親主要向他介紹和分析形勢，通過他再動員各船船長。中共中央華東局派到香港的陳明、劉若明(蘇世德)則負責做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中央對招商局起義的指示是：集中盡可能多的船隻在香港，等待適當時機宣佈起義，不搞個別船隻零星起義，以免打草驚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佈香港所有國民黨企業歸人民所有，10月21日，代表新中國政府的大律師陳丕士登報聲明：人民政府有權接收中華民國在港各機構和物資，招商局也在接收之列。

父親和陳天駿的會見都是很秘密的，他記得《華商報》停辦之後就常常約陳天駿晚上在人去樓空的《華商報》機房會面，父親回憶說，他們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小時兩小時地談話，策劃起義，很興奮，還說過船員回國後的前途：工作一定會妥善安排，不會失業，工資待遇一定按國內政策安排。

“老陳，現在要盡可能多地找藉口把散在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的船集中到香港來，為了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又要特別小心做好船長的工作，找到充分理由，把船留在香港。戰略上來一條扣一條，多多益善，人民的財產，都要回到人民手裡，但在具體戰術上，又要做得靈活，選一兩位極可靠的船長，攬一些貨，把船放出去，作為掩護，使陳福善、徐學禹這些死硬派，見到有來有往，不起懷疑。可又要隨時能調回來，放出去是為了能更多地收回來。”

陳天駿說：“這點有絕對把握，已經聯繫好幾位船長，都簽了名，留在港內的，都有一定的理由，如小修、洗底、鏟鏽，有的還進了廠……”“進哪家廠？不是九龍、太古吧？按國際海事法律，船進了塢，要臨時接受船塢指揮，宣佈起義，會發生產權糾紛……”“不，船要在船臺上才有這問題，何況我們進的是旺角船廠，戰時被日寇強佔，戰後才收回來，它的產權是招商局的。”

“這就好了!”

陳天駿準備了一張紙，每說通一名船長，便請船長在紙上簽名，但為了不分先後，是繞著一個圓圈簽名，然後由陳天駿保管。父親想起連貫說陳天駿聰明、能幹。

宣佈起義前一個多月，未到約定日期，父親忽然接到陳天駿電話，要求當晚見面。這天父親為安排一批人上船去天津，到報館辦事，否則也接不到陳天駿的電話。父親整理好名單，送到中華旅社，交給李濟深留下的關係，再回報館，准七點陳天駿就來了。他迫不急待地說，有一個自稱高山克的人來找他，說自己是華東空軍司令，要他馬上起義搶頭功，還說等他回信，很急，陳天駿問父親是否知道此人此事。

父親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可能國民黨特務聽到什麼風聲來摸底，便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那人再來，就堅決表示：‘我忠於國民黨，決不投共。’態度要堅決，話說重點都行，這話我是代表黨說的。不過，登禹船長自己會不會要搶頭功？”

“我估計不會。”“我們的確擔心這點，”父親說，“你一定要做好登禹船長的工作，這是為立更大的功，我們的目的是團結更多的船長，起義的船越多越有功。登禹先動，打草驚蛇，引起國民黨注意，不但會強迫現在停港的船開走，還會強迫在外航行的船不來香港，這樣，整個起義計劃就被破壞了，登禹船長表示不起義，‘效忠黨國’，要把道理講清楚，表態越堅決越能掩護其他船。”陳天駿同意了，他問：“這意見可以對其他船長說吧?”“可以!告訴他們，如有人去勸他們起義，都可以這樣表態，當然，話有各種說法，才不致使蔣特摸到是事先約好的，否則，也會引起懷疑，必要時，罵幾句也行，或‘攬到臺灣的貨，就開臺灣。’一定不能讓蔣特聽到風聲，起義的船愈多愈好，是一條原則。”“對，對，現在已有11條，還有一條就要回來了。”約好下次會面，他們便分手了。離開報館，父親去向張鐵生彙報這事，他完全同意父親的判斷，用濃重的江北口音說：“空軍司令員駐在香港，扯蛋!”

父親回顧說，這些情況，他們都隨時向葉劍英彙報。當時交通很不方便，廣州沒解放前來回都要兜一個大圈子。

彙報內容是查不到的，因為地下工作不留記錄。香港幾個人，基本上是獨力作戰。總的方針就是要求起義。父親和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商量以合法手段竭力把船留在香港，動員各船拒絕駛往國民黨控制的港口。12月底，已有l3艘船集中在香港。臨起義前，華東、華南兩條線聯合起來了。父親和劉若明請陳天駿、湯傳篪出面召集決心起義的船長開會，在起義宣言上簽字（1985年在我家中，他們一起回憶，確認是左文淵1950年1月13日把新做的13面國旗送到各船，誇他“很不簡單”）。

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更加明朗。在北京，周恩來發佈命令：令駐港原屬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切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

吳荻舟在招商局起義當日在碼頭附近留影

（圖五：招商局起義當日，父親在碼頭附近照。）

1950年1月15日晨8時，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l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539名船員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報導了這個消息。還同時刊登了香港招商局暨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管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

[1]我查到蔣介石1949年4月底曾經對上海守軍訓話：“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只要堅守三個月，美國就會援助我們，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同時期，毛澤東說過：“一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將與蘇聯站在同一邊。”蔣介石1949年曾在日記中“反省”，如果他不下野，中華民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說不是空穴來風。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香港《華商報》舊址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4 再次離別

1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8年3、4月間，父親吳荻舟介紹李珣與母親張佩華聯繫。李珣並沒有告訴母親她是中共黨員，但是母親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在《自傳》裡寫道：“多時的願望實現了，但這突然而來的喜事對我的震動仍然是很大的，我認為是我生命中劃時代的大事。從那以後，每到約定時間，我把保姆孩子遣開，安排好環境等待她。現在回憶每次談話，怎麼談，談什麼，都不記得了，不過，我的家庭和個人歷史，都很簡單，我的思想感情，也是一擺就明。我在學校的工作，因為去的不久，也不複雜，在政治上的認識，對國民黨是恨的，對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是舉雙手贊成的，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也有一定的認識，這些我都可以談，雖然談的不深刻。吳荻舟怕我闖禍，再三告誡過我，黨處在地下，秘密中，敵人時刻都想破壞，做黨的工作有危險，要處處小心。遵守紀律。我不敢問李的住處，工作，甚至姓名。她是黨派來的（一開始我就這樣認識），我尊重她，敬愛她，這個感情是真誠樸實的。”

據母親回憶，1948年5月間的一天，父親突然對她說：“我馬上要回香港，你留下……”母親大吃一驚。父親解釋說，馬來亞英殖民政府充實了二戰後虛弱的軍力後，就頒佈了緊急法令，抓捕馬來亞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父親在教師公會、星華文協和社會上的活動已經引起英方注意，新加坡政治部曾傳訊他。饒彰風派劉譚風的交通員小黃通知父親立即秘密撤回香港。父親問母親：“你怕嗎？”“怕？”母親想想，沒什麼可怕的。她說：“我只是愛國愛學生，專心一意教書，不怕！”父親感到寬慰，他拉拉母親的手，安撫的話也來不及說，就這樣走了。

吳荻舟寫於南洋的另一篇文章《藝術創造的社會基礎》

（圖一：父親以秋楓為名寫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1947年10月1日《南僑日報》）。）

父親通過同鄉、龍岩九中的同學張義深（在新加坡開自行車行）買了一張船票，還在他家躲了幾天，走的時候特意避開碼頭，由張義深在新加坡河找了一隻小船直接送到海上上船，6月底回到香港。同日，饒彰風也乘坐飛機經曼谷回到香港。

晚年，母親在回憶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寫道：“我總算明白了，他是共產黨員，他不屬於自己，也不屬於我，他始終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有著自己的流向、歸屬。我默默地想，我也漂流了十多年啦！流向何方、流到何時？走自己的路吧，這裡就算起點，是饒彰風留下我的。於是，我收拾起遐想，擁著三個兒女，親吻著：‘我一定要保護好你們，你們雖小，可趕上了大勢，我們共同奮鬥吧!’三歲的兒子和一歲多的小女兒自然不懂，可7歲的大女兒卻緊握小拳：‘媽媽，共同奮鬥！’我笑了笑，雖然只是一句孩子話，但心裡卻暖洋洋的。‘我們要重新安排生活，我再找一份工作，我們有許多朋友，會幫助我們，你還要再回中文學校，我們是中國人，必須接受祖國的文化教育呀!’我拼命工作，選擇我的流向，我要攜帶我親愛的兒女和他彙集，百川歸大海呀！”

父親走後，李珣來過兩三次，後來就沒有再來。看到別人全家一起走，對母親還是有影響的，她一個人領著三個幼小的孩子，留在異國，不可能沒顧慮，何況還在大逮捕，經濟上也有困難，不過所有困難都被母親一一克服了。據母親回憶，父親回香港後，她在新加坡換租一間小房，最多時住七個人。除她和三個孩子外，還有保姆，一女友，一“民先”學生，是繼任的教務主任何國霑委託她照顧的。好在當地氣候好，夜裡蓋個毯子就可以。母親說，當時床上床下，橫七豎八，大家過得融融呵呵。

母親聽說父親進了香港《華商報》，每月20元生活費，哪有錢養家。於是她在同事們幫助下，白天教書，晚上做家庭教師，做兩份工養三個孩子。累不累呢？母親回憶說：“記得在一封信上我訴說，早晨到校一步跨兩級樓梯，第五節課就不行了，還有時頭腦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

教務主任何國霑和訓育主任張偉賢對母親特別好，半年後，何國霑說有個朋友要去看你，你們多談談。實際上就是中共派來聯繫母親的林敏，她表揚母親在學校工作做得很好，既教書，又管理圖書館，做團結工作。她告訴母親：工作很多，可是人走得多了，來的少了，因為入境困難。母親知道需要人手，便決心留下來再工作一段時期。她趁女友回港之便，把年僅歲半的二姐帶回香港交給外祖母照顧（前面說到二舅到巴領旁教書。1948年12月，他們留校堅持工作的人被荷蘭殖民當局逮捕，二舅也包括在內。得悉他們將被驅逐出境並交給上海的國民黨，通過饒彰風幫助，父親和陳夏蘇在香港把他截下，安排在《華商報》工作。外祖父母於是也到了香港），辭退保姆，也不兼任家庭教師了，集中精神搞學校的工作。她認為這就是為黨工作。

母親記得林敏用口述（沒有文字材料）和她學習中共的黨章，講述入黨手續和重要意義，母親說，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艱苦奮鬥。1949年4月9日，林敏通知母親說，組織上批准她入黨，由她做介紹人，因環境不好，也不填表，談話後就帶著母親宣誓，地點是在新加坡加東區某街，母親她們當時住的地方——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內，母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母親記得，那時候的黨費大約就是兩角，交給林敏。

我有一份缺頁、沒了作者名的資料，現存15頁，題目是《透過一個藝術團體的流動工作來看海外（暹羅、馬來亞）兩年的青年運動與新藝術運動》。詳述中藝在泰國和馬來亞的活動，看上去是一份大會發言稿，時間應是中藝回到內地不久。這份發言稿的內容似乎與父母無關，但我卻意外地從中得知當時父母所處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環境。

當時馬來亞人口是580餘萬，其中華僑就佔260餘萬。國民黨在馬來亞勢力比較雄厚，新加坡更是個矛盾龐雜的所在：殖民地當局與獨立運動領導的人民力量之間的矛盾；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被當局挑撥起來的弱小民族之間的矛盾；科學民主和封建保守落後文化的矛盾等等。

馬來亞在商業上比暹羅（即泰國）發達，各大埠頭和香港之間交通繁密，帝國主義的統治也牢固得多。馬來亞宣佈緊急法令之後，有成坤女校同學因為參加尊孔演劇遭到開除，為了爭取與男同學一樣享有平等權利，女學生們起來鬥爭，遭英國皇家警察攔阻鎮壓。警察還追捕華校教師，在暗中支持同學鬥爭的中藝社員是在當地師生、朋友的幫助下才逃出羅網。

1948年底，也就是母親獨留新加坡期間，新加坡有無數進步人士、青年學生離去，天天都有人被捕，或者被遣返中國。據這篇文章的作者描述，馬來亞當局用“Yes”、“No”的辦法指認、誣陷無辜華僑青年。“用一個喪盡天良的敗類帶起一頂只露兩隻眼的黑帽子，在菜市，在茶樓指著無辜的青年們說‘No’，警兵便不理放過，如果那帶黑帽子的人指著人說一聲‘Yes’，（那人）便被拖上黑車，送到監牢進行拷問。另外他們又從婆羅洲用飛機運來眾多的‘沙撈月’野人，這種野人生性好殺，近來喪生在他們手下的有為華僑青年難以數計。被捕去的人很快被射殺，那算是幸運，最難耐的便是灌汽油，灌機油，坐電椅……”

母親從1948年5月間被獨留新加坡、1949年4月9日入黨到10月底離開新加坡，是在學校做女教師和學生工作，參加學運，和她同一個黨小組的有何國霑和張偉賢。真慶幸她在這期間沒有遇到危險。

母親回憶說：“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時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齊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員，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員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梁愈明回憶中藝在南洋的文章

（圖二：梁愈明（又名梁操政）回憶他協助饒彰風幫助中藝開展工作的文章。）

中藝在泰馬活動了兩年，舉行“告別馬來亞”的公演後，全部人馬被押送上船，於1949年元旦那天回到香港，5月與原“七政大”部分成員在香港組成的“中原劇社”等聯合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文工團（簡稱華南文工團），經大鵬灣進入東江遊擊區。

根據隊史《周總理與抗敵演劇隊》中署名丁波、吳荻舟、程季華的《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記述，中藝回到香港後，全體聯名給周恩來寫信，彙報了兩年來在海外工作的情況。周恩來收到信後當即詢問帶信人：“五七兩隊的人現在哪裡？”當他聽說中藝安全到達廣東東江遊擊區，高興地說：“太好了，都到了遊擊區，我就放心了。”

丁波回憶：“當我們再度在香港見面時，他（吳荻舟）高興地告訴我：‘組織問題解決了!’我當即緊緊握著他雙手：‘祝賀你，從內心祝賀你，祝賀你過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今後更是一個永不變色的共產黨員!’”

母親有一張新加坡育英中學舉行的新中國成立慶祝大會的照片。母親在照片背後寫著：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我們戰勝了各種阻力、壓力，各進步華僑中學都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

為母親這張照片做佐證的有兩篇育英學校學生寫的紀念文章。第一篇是黃青天（1952年回國後改名黃志國）寄給母親的，寫於2004年8月1日，題為《難忘的一天》，記述了1949年10月1日那天新加坡育英學校的情形。

文章寫道：1949年10月1日，遠在新加坡的育英中學舉行了不平常的慶祝大會。雖然環境惡劣，熱愛祖國的師生們還是據理抗爭，排除阻撓，升起了五星紅旗，掛起了毛澤東的畫像。鑼鼓喧天，秧歌喜慶，十點正，慶祝大會開始，義勇軍進行曲撼動人心。何國霑老師步上講臺，發表了令同學們熱血沸騰、揚眉吐氣、刻骨銘心的講演。

儘管已經是55年前的事，黃青天仍然記得何國霑的講演內容大致如下：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他掛著禮義廉恥的羊頭欺世盜名，實行的是殘酷剝削、血腥鎮壓的反動統治。日本強盜悍然入侵中國，對中國人民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甚至拿中國人民活生生做細菌和毒氣武器實驗，蔣介石卻樂得騰出手來對付浴血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蹂躪，中華民族並不乏英雄豪傑，不乏矢志救國的志士仁人，他們前赴後繼、英勇救亡，但都飲恨失敗。中國共產黨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以先進理論為指導，教育人民、培養幹部、武裝紅軍，整個革命隊伍人人都是誓死解放全中國、埋葬萬惡舊世界的自覺戰士！共產黨人吃苦在前，衝鋒在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紅軍不取人民一針一線，行軍途中經過百姓的桃林，再饑再渴也不摘一顆桃子。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老百姓對人民子弟兵的感情是軍民魚水情。毛主席高瞻遠矚，挽救了革命。毛主席用兵如神，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的戰例奇跡，打得日本強盜剖腹自盡，亡魂飄回去向他的天皇報到；打得蔣匪幫氣急敗壞、驚慌失措、棄暗投明、掉轉槍口；打垮蔣家皇朝八百萬軍隊，打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孤兒有了娘！

黃青天說，聽到這裡，“我們熱血沸騰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

黃青天在文章中說的“據理抗爭，排除阻撓”是怎麼回事？另一名當年的學生林海權2004年7月20日寫的《新加坡育英中學慶祝新中國成立時的情況》裡有詳述：“1949年，祖國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已成定局。新加坡各華僑學校的愛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為了更好地開展學運工作，各華校紛紛成立學生自治會。育英中學也不例外。我經過競選，當上了學生自治會委員，主管財政。1949年10月1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育英中學在何國霑、張偉賢等老師的領導下，通過學生自治會出面組織了一個規模盛大的慶祝會。我們積極地參加了慶祝會的組織籌備工作。大家佈置會場，寫標語，還請我校美術老師郭一楚畫了一張大的毛主席像掛在主席臺上。為了升掛新中國的五星紅旗還派代表向王昌稚校長進行交涉。受到英國政府的壓力，起初校長不同意我們升五星紅旗，經過我們的說理鬥爭，最後校長作出讓步。全校師生熱情高漲，齊聲高唱新中國國歌，升起五星紅旗，懸掛毛主席像，高呼‘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何國霑老師在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號召全校師生要一邊倒，倒向新中國，擁護新中國，中間路線是沒有出路的。”

據說各華校在慶祝新中國成立時搞得轟轟烈烈，影響極大。英國殖民當局利用學生自治會必須註冊為藉口，企圖解散學生自治會。各校雖然聯合起來進行了鬥爭，但最終還是被解散了，一些出頭露面的學生事後還被新加坡政治部傳訊。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雲變幻

2 風雲變幻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饒彰風親自安排中藝的三次演出頗具戲劇性。饒彰風的公開身分是香港一張立場、觀點、政治傾向十分鮮明的紅色報紙《華商報》的董事，夏衍、章漢夫、喬冠華、許滌新、廖沫沙、張鐵生等是該報社論委員，郭沫若、茅盾等常在該報發表文章。饒彰風的太太何秋明(原名何祖貞，也是地下黨員)卻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他們夫婦從來不在公開場合同時出現，晚上才“殊途同歸”回到“七姐妹”(香港島北角)一條僻靜街道上的家相會。父親吳荻舟只在必要時，晚上到那裡找他。

三次演出，饒彰風都沒有公開出面。第一次，父親在他的安排下去基督教青年會拜訪何秋明，並通過何秋明的介紹拜見基督教女青年會負責人、英國爵士黃雯的夫人，洽談為女青年會慈善事業籌款義演。由於雙方都有需要，加上何秋明從旁推動，順利地達成了協定。中藝只拿有限的演出費(以解揭鍋之急)，演出場所、推銷戲票等全由青年會負責解決。這次演出場地小，座位不多，但觀眾絕大多數是中上層人士，基督教會督何明華也積極支持。演出效果很好，夫人小姐們看到中藝的青年演員們在舞臺上忙得汗流浹背，都很感動，願把為數不多的千餘元票款贈送給中藝。機智的何秋明對黃夫人說：“他們這些青年，為了救國，十六七歲離鄉背井，成立劇團宣傳抗日，同甘共苦相處了8年。他們都熱愛藝術，捨不得分手。現在追求的是藝術上的成就，下次再為我們慈善事業籌款，找個大場子，多拉些觀眾，多銷些戲票，多給點演出費，江湖上說的幫人場勝過幫錢場!”黃夫人熱情地說：“那好，這錢收下。下次，請我的達令出面找香港政府，你說呢?”何秋明說：“那太好了，黃先生出面，一定馬到成功！他們知道一定非常感謝你!”

饒彰風聽了彙報，興奮地說：“黃雯爵士出面，再好沒有了，中藝要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大門走向香港政府的大門。我看，趁熱打鐵，你乾脆向黃夫人提出下次借英國海軍俱樂部，這是輕易不出借的禁地!”

在饒彰風和何秋明兩夫婦的幫助下，在黃雯爵士夫人、名會計師陳一鳴夫人等的推動下，中國歌舞劇藝社果然借到了英國海軍俱樂部，協議四六分賬，雙方都很滿意。兩次演出都是為戰後香港慈善事業義演。演出的劇目仍以歌舞為主，加上音樂造型《黃河大合唱》。兩位上層夫人奔走推銷了不少榮譽票，觀眾除部分英國皇家海軍官兵外，還有親英和少數接近國民黨的香港上流人士和他們的眷屬，一個“為藝術獻身的職業劇社”在香港上流社會中開始立足，一條通過香港上層社會打出去的路線逐漸形成。

有機會演出後，中藝經費緊張的狀況有了一定的緩解。他們請夏衍到社裡做學術報告和對兩次演出提意見。過去七隊在大城市演出後，也請專家、學者、藝術家提意見，寫評論。鑒於當時的任務是宣傳和動員群眾起來抗日，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和中小城市流動，對藝術品質的評價，與今天對專業劇社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在戰爭年代，評論界對他們的短處也多採取鼓勵和原諒的態度。今天不同了，中藝是個靠藝術品質生存的專業劇社，夏衍老實不客氣地指出他們藝術上許多不足，提出許多要求。大家聽了很震動，明白還要狠下功夫。

當時他們搬到港島東區一座廢置的舊廠棚住，很簡陋，原本沒有間隔，他們用幕布和破舊木板自己動手把統棚隔了幾間房和一個相當大的排練場，夏衍就是在這暗黃燈光下的排練場給他們做報告的。

母親記得，到香港後，經濟十分困難，據她回憶，父親和中藝住筲箕灣，她住西環漢華中學的房子，打地鋪睡了幾個月。她說：“我確實窮得快沒飯吃了，只好去找吳荻舟，結果幾乎沒有車費回來。”筲箕灣在港島東，西環在港島西。我查了一下，1946年香港島只有四輛巴士運行，路線有限，所以母親當時坐的，很可能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俗稱“叮叮”的路面電車。1946年，“叮叮”的單程車資是頭等車（又稱西人車）兩角，三等車（又稱華人車）一角（沒有二等）。那個現在掉到地上都沒有人肯彎腰撿的角子，當時幾乎難壞了母親。父親在一份草稿中寫了如下一筆，可以為母親的記憶佐證：“籌建中藝，任社長，為了解決經濟困難，我將堂兄為我愛人生孩子準備的錢也用進去，致臨產前不久的愛人往返幾公里找我要家用，空手而回。”

這是四十年代中期的香港島市井風情。路面電車在行人和建築物之間穿行。

（圖一：香港1946年老照片，路面電車“叮叮”經過的地方。想像一下，母親看著這陌生的地方是什麼感受？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尊孔會的負責人之一馬文輝聽說中藝要作第三次演出，主動提出幫中藝借孔聖堂。這個大鬍子是中間派人士。父親後來在許多場合都見到過他，左、右派人士的活動都少不了他。每次他總是身穿一件中式長袍，默不作聲地站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說話也很謹慎。

父親把馬文輝願意幫助借孔聖堂的事告訴饒彰風，饒彰風聽了臉上頓時泛起笑容，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父親說：“老吳，這簡直太妙了，對中藝去南洋大有好處。能在孔聖堂演出，便再也沒有人記得你們是‘赤色分子’了。我們一定把這功勞奉送給他。你馬上登門拜訪這位大鬍子，請他幫忙借孔聖堂。”

孔聖堂演出收入很少，不過中藝習慣了精打細算，收支相抵還賺了一些。雖說不久社裡又出現開支緊張，還被盜一次，但去南洋巡迴演出的條件卻成熟了。

孔聖講堂是當時香港數一數二的重要會場。

（圖二：孔聖堂創立於1928年，旨在在香港弘揚儒學。大禮堂可容納千人，接受不同政治理念的團體和學派租用，是香港早年重要會場。外貌至今沒有太大變化。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南洋著名僑領、新加坡的陳嘉庚有意邀請香港文教界派一批能勝任教育工作的人去新加坡辦教育。同時在香港聘請教員的，還有吉隆玻和印尼各地。11月初，饒彰風約父親去他家。他說：“你馬上找一位在新加坡的福建同鄉，辦理入境證。任務有二：一是‘中藝’去南洋的時機已成熟，途經曼谷時，找當地的朋友談談中藝去曼谷的問題，看看那裡的演出條件，搭上關係，為中藝去南洋做好前站工作；二是大批進步文化人在國統區呆不住，撤退到香港，工作和出路必須擴展到南洋去，聽說陳嘉庚先生要辦一所中學，你以同鄉關係設法請他擔保一批朋友去新、馬、印尼。”

父親寫信給30年代在上海一起過窮日子搞文藝的馬寧（他抗戰前在新加坡，抗戰時在新四軍，抗戰後又回到新加坡），馬寧很快給父親寄來一張入境證。

父親和丁波去見饒彰風，饒彰風告訴他以後中藝社長的職務由丁波負責，徐洗塵為副社長。據丁波的回憶文章所寫，父親當即表態：“我瞭解丁波同志，相信他一定能承擔這項艱巨任務的。”父親並再次向饒彰風表示要恢復黨組織關係：“希望組織能繼續幫助我解決這個歷史問題。”饒彰風想了一下後對父親說：“你同意的話，可以重新入黨，下一步再設法解決黨齡問題。”父親高興地允諾了，並說：“好，分兩步走吧。”和丁波離開饒彰風向筲箕灣住地走去時，父親頗有感慨地對丁波說：“我這半輩子，雖然沒有背過思想包袱，但對組織關係問題，長期沒有解決，總是很不安心！這次社裡發展一批新黨員，而且多為七隊老同志，我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丁波說：“你這個想法就很對頭!”

據母親回憶，有一天，父親問她柳州有人來了嗎(外祖父母和大舅在柳州)？母親難過地說，來人把這一點點錢用光了。兩個人同歎一聲，相對無語。然後父親告訴母親說，饒彰風要他去新加坡執行新任務，在曼谷為中藝做好第一站的準備工作，然後到新加坡搞教育。母親睜大雙眼問：“改行了?”父親笑笑：“都是黨的工作嘛。”母親滿懷希望：“教育，也是我的本行。”父親說：“這次也許我們可以同行，但你還得忍耐……”

母親被留在香港等生產，她當時懷著第三個孩子，另外也要等父親到了新加坡後以家屬的名義申請護照。她說過，她當時十分徬惶，不想再流浪，想回廣西，那裡有她的父母和弟弟、朋友，也有適合她的工作。但是饒彰風和左洪濤、何秋明都竭力留她，還說為她安排工作。父親的遠房堂弟吳錫仁（在南雄開中藥店）和大舅曾接濟母親。

由於得到泰國安達公司的邀請，中藝去南洋巡迴的路線定為先去泰國，再去新、馬。飛機在曼谷只停留短短兩個小時，父親抓緊時間找到莊世平，通過莊世平找到曼谷天外天戲院的經理譚友六，他陪著父親去看了幾家戲院，瞭解那裡的演出條件。父親和曼谷的“東舞臺”簽訂從1947年元旦起演出80場的合同後繼續旅程，當天飛到新加坡。

父親說：“飛機越過泰、馬邊境叢林上空時，由於氣流落差大，飛機冷不防下跌幾百尺。我這個未坐過飛機的土包子，幾乎把五臟都嘔了出來。”

到新加坡後，父親很快便得到莊希泉、李鐵民、張楚昆等同鄉幫助，見到了陳嘉庚。他非常和藹，專注地聽父親用閩南話說明來意後，慨然允諾擔保一大批朋友到新、馬和經新加坡去印尼。父親留在那裡，進入教育界工作。

1947年初，丁波、徐洗塵率領中藝先到泰國，後到新、馬巡迴演出。中藝在泰國的演出，受到華僑、當地人民及政府的熱烈歡迎，國民黨的使節也表示支持。父親說：“這真是奇跡!幾個月前，我們這批戲劇兵還是‘赤色分子’，‘共產黨’，幾個月後竟成了國民黨駐外使節的座上賓，如駐泰大使李鐵錚竟在使館歡宴中藝全體人員!”

中藝從曼谷到新加坡時，父親以中藝朋友的身份到火車站迎接。他領著中藝打前站的人進入月臺，大家見了他，和他熱烈擁抱：“老吳，老大哥!……”走出車站，還有數以百計的新加坡各界歡迎隊伍，搖旗高呼：“歡迎中藝！”父親興奮地向歡迎隊伍熱情介紹。到了住地，立即舉行了中藝老社員第一次理事會。後來，中藝在新加坡、吉隆玻、檳城等十幾個城市演出，可說是到處獲得成功。

中藝在南洋演出

（圖三：中藝1947年在南洋演出《黃河大合唱》的劇照。）

1947年1月，母親生下第三個孩子、我的二姐之後，坐船到新加坡與父親會合。母親說，也是在這個時候，在左洪濤幫助下，二舅張國權和小舅張國樞到了香港。孩子劇團早被國民黨解散了。二舅後來去了印尼的巴領旁教書，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小舅先在香港《華商報》排字，後來到東江縱隊參軍打遊擊，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

父親在新加坡期間改名吳昆華，公開身份是新加坡育英學校教務主任，這個安排得到陳嘉庚的幫助。育英學校由海南籍先賢創辦於1910年（清宣統二年），初時只有十余名小學生，1925年增至四百餘名。太平洋戰爭期間校舍被英殖民地政府徵用，後又被日軍佔用，戰後被荷蘭盟軍作為臨時兵營。1946年復課，同時增辦中學。符玉川整理的《新加坡瓊僑辦學史記》有提及父親等人：“趙渢（前中央音樂學院黨組書記）、吳昆華（任育英教務主任、前國務院港澳組副組長）、李定、汪金丁、何國霑、張偉賢、楊嘉（作家）等均曾在育英任教，師資陣容空前強大。”

父親帶著大姐到育英讀書，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子住在張楚琨家。張楚琨是陳嘉庚得力助手、有名的愛國僑領，母親在他府上打擾了將近一個月，才租屋遷出，半年後開始在育英學校小學部任教師。母親說：“荻舟和我一直記著張楚琨先生的和藹大度，他對當時大批經過新馬的文化人給以熱情幫助，至今我仍心銘感謝。”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6年夏，劇宣五七兩隊部分隊員順利到達香港，住在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的青山道。父親吳荻舟對母親張佩華說：“放鬆吧，現在除了窮，什麼也不用怕了，再不怕殺頭坐牢。”

次日上午，《華商報》董事饒彰風即代表香港地下黨來探望兩隊。他看見大家打地鋪，過意不去，但是隊員們卻樂觀地笑道：“天熱，花磚地涼快呀。”

饒彰風約父親到距駐地不遠的何啟明家傳達香港地下黨關於創建一個職業的藝術劇社的指示。據父親回憶，光復已一年的香港九龍，到處還是戰爭留下的零亂和淒涼。他看到馬路兩旁一片被炸毀的房子，鋼筋水泥的樓板七零八落地搭拉著掛在斷垣殘壁上，街道上來往的人也不多。我在網上搜索了1945、1946年前後的香港老照片，對父母當年看到的香港有了一定的印象。

香港大學陸佑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直到一九四六年仍未恢復。

（圖一：圖為位於港島半山的香港大學陸佑堂，可以看見戰時被破壞的屋頂仍沒有修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何家坐下，饒彰風說：“上次你來我還忙《華商報》復刊工作，沒有時間和你深談；l941年在韶關，也由於環境不允許，只見過一次，真抱歉!”原來除了l941年秋饒彰風和張琛以《潮報》記者的身份到七隊駐地墨江會館來“採訪”，和父親及副隊長徐洗塵等人第一次見面外，1946年初，父親從韶關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工作後，曾經到香港找饒彰風，告訴他七戰區政治部要兩隊去華東，兩隊決定不去。當時饒彰風和左洪濤意見一樣，他說；“對，不能上反共前線。”

在韶關見面時，父親只知道饒彰風就是青年詩人甫特；張琛是廣東梅縣《民報》的總編輯，因宣傳中共的“三堅持”（），報紙被查封，他就到韶關開了一個“商行”。後來才知道，饒彰風當時已是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張琛也是中共黨員。

父親對饒彰風說：“那次短暫的見面後我還幾次見到張琛，可再也找不到你。”饒彰風告訴父親，粵北省委遭破壞後他便撤退了。他們都為以後可以常見面而高興。饒彰風稱讚左洪濤“是個很高明的導演”，利用張大王(發奎)與大特務黃珍吾之間的矛盾，取得兩隊“相機撤退”的勝利，說這出“復員喜劇”演得很生動、很逼真。父親也說，黃珍吾儘管咬牙切齒要抓要殺我們，可是到頭來還奉送我們幾十萬元做路費來香港。

據父親1988年寫的紀念文章《記“中藝”的誕生和成長——並深切懷念夏衍和饒彰風同志》所述，敘舊之後，饒彰風說：“你們為了保存力量，來香港建立職業劇社的計劃，香港地下黨完全同意。我和夏衍同志談過，初步設想是：首先人事上一定要把兩隊的骨幹保留下來。年齡太小的，可以安排他們進學校或送他們回家。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人口幾十萬，要維持一個職業劇團是很困難的，因此，新建的團，一要精幹，二要設法去南洋巡迴演出，這樣，才能長期生存下去，還有不少具體問題，待以後慢慢研究。五七兩隊聯合起來，政治上、藝術上都是比較強的，大家要有信心。”對新建的劇團今後的方針，他建議政治低調子、藝術高品質，內容健康、花色品種多樣化。他說：“這樣，你們會受歡迎的。你和大家先議一議，再作最後決定。”

饒彰風告訴父親，到報館找他不方便，可以晚上到他家去。父親覺得他善於思考、平易近人、細心幹練、處事果斷。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和陌生的環境，要對一大群青年的前途負責，父親難免感到忐忑。但是見過饒彰風之後，父親心頭的不安消失了。

當時，五隊隊長徐桑楚已去上海做電影工作，副隊長丁波見過在香港擔任地下文委的夏衍後說，夏衍的意見和饒彰風的意見完全一致，不過更具體更全面。夏衍的設想是根據香港和南洋的特定環境以及到過那裡的劇團的經驗提出來的。他說這個地方政治環境複雜，華僑和當地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準、藝術口味不同。一個職業劇社要生存下去，首先要能適應這樣的環境，要滿足不同觀眾的要求，他們要什麼，我們都能拿得出來，才不愁戲票賣不出去，當然，不能搞低級趣味。還有，泰、馬、新、印尼與國民黨還有外交關係，也是要十分注意的。總之：要建立一個政治調子不高(但又不是搞低級趣味)、能歌能舞，既演話劇又演歌劇的綜合性藝術劇社，夏衍建議，社名叫做“中國歌舞劇藝社”，簡稱中藝。

父親和丁波向大家傳達了夏、饒的指示，統一思想，便進入建社的具體工作，主要是人事安排。當時，五隊留下的人少，都是年齡較大的骨幹，七隊人多，還有幾位年紀較小的隊員。父親找到教育界、藝術界的朋友何平、成慶生等，把劉德林送進香島中學，吳松齡送進中華電影製片廠，施明新送往福建音專深造。

有一個隊員陳碧青，是七隊在梅縣吸收的新隊員，她喜歡音樂，尤其是唱歌，在小學時就得到音樂老師的重視和培養。1944年她尚在廣東梅縣東山中學讀書時，有一次全校唱歌比賽名列第一，從此她下定決心要學音樂。l945年3月劇宣七隊在興寧縣演出《軍民進行曲》和《新年大合唱》等節目，她看後非常崇拜，幾個月後，1945年7月，當她得知劇宣七隊要在梅縣辦“戰時藝術訓練班”，課程開設文藝思想史、樂理、聲樂、音樂指揮以及戲劇、舞蹈等，她就興奮地報名考試，被錄取。“培訓班”開學後不久，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本來要學習6個月的課程，提前結業，由於陳碧青聲音條件好，反應快，結業時被吸收參加七隊，她竟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紀念文章《吳隊長是我的引路人》中說：參加劇七是我人生經歷的一個根本轉折，從此我踏上了革命文藝的漫長征途。那時我才16歲，離開了家鄉，告別了父母，一切要靠組織的説明，靠自己的努力。一天，吳隊長主動的找我談話，他說，你年紀小，第一次出門遠行，可不要哭呀，你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有什麼困難，有什麼事情，可以找大家談談，他們會幫助你的。又說，你除了參加排練和演出外，空餘的時間要抓緊學習。還叮囑我，隊裡的生活比較艱苦，要好好地鍛煉自己。吳隊長親切的話語，和藹的態度，雖然已是50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回想起來，好像是昨天一樣清晰。他一點也沒有領導的架子，就像是我的親人、長輩。吳隊長這次談話，給了我溫暖，給了我力量。從此我除了完成好工作任務外，就是抓緊時間向隊裡的老同志學聲樂、學表演、學語言等。到廣州後還聯繫到藝專去聽課、學鋼琴，以提高業務能力和知識水準。我還記得有一次隊裡排演《阿Q正傳》，決定讓我飾演小尼姑角色，當時我既高興又緊張，一方面覺得可以鍛煉鍛煉，可心裡又怕演不好。吳隊長瞭解我的心情後，就親自幫助我分析劇本和角色，提示我該怎樣演好這個人物，鼓勵我要勇於鍛煉，增強信心。那時我雖然演戲不多，但聽了他的話後，確實受到了鼓舞，非常認真地投入角色，進行排練。至今，隊裡的老同志見到我，還親暱地叫我“小尼姑”，可見我演得還算可以。

五七兩隊撤退到香港，成立中藝。陳碧青也隨隊到了香港，她想抓緊時間學習業務，實現從小的願望，到音樂學校去深造，就把心思告訴我父親。父親立即表態支持，並勉勵她好好準備，爭取考上。還說，如果考不上，歡迎你再回來。後來陳碧青才知道，實際上隊的領導層和黨支部已研究過她和施明新上學的事。l947年春中藝離開香港前夕，陳碧青到了廣州，在藝專經過短期專業補習後，到上海考取了國立福建音專聲樂系，又于1948年夏考入國立上海音專(今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直到1956年畢業。她說：“我在劇宣七隊的時間不算長，但我想，要是沒有七隊和吳隊長等老同志的引路、幫助，哪有我的今天啊！”

兩隊合起來還有30多人，選出父親為社長，丁波和徐洗塵為副社長，父親主要負責對外，丁波負責日常工作和發展黨的工作。據丁波回憶：在馮乃超領導下，中藝除原有的三名黨員(丁波、胡振表、黃力丁)外，發展了鄭達、齊聞韶、徐洗塵、史進、潘予、林宗熹等在香港入黨，成立了黨支部，丁波任書記。支部成立後，馮乃超親自找父親談話，告訴他中藝成立了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自己的隊員跑在自己前面解決了組織問題，父親卻為他們高興。丁波說父親當時“喜形於色”。父親說：“請組織相信我，當然我也設法找黨的關係，儘快把這個人生中的大事解決。”馮乃超說：“黨多年來都關心你、信任你，把你當黨員對待，相信你也是理解的。”
只有母親知道，父親為自己的組織問題不能解決，內心有多焦急。但他要負責全社30多人的生活問題，要儘快演出。父親抱歉地告訴母親：“又顧不上你們了，全社都要沒飯吃啦！我們也要斷炊。”母親告訴他收到大舅的信要托人帶一點點錢來。父親笑笑說：“雪中送炭呀。”

他放下自己的心事，投入工作，中藝於9月1日宣佈成立。

復員時，他們鑽了官僚主義的空子，自動把各人的“軍階”提高一級，多拿了幾十萬元復員費，可是換成港幣也沒多少。安置了人員，添置了必需品，換了服裝，很快社裡財務告窘，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演出。

初來乍到，人地生疏，找個劇場也得向饒彰風求教。父親去找饒彰風，饒彰風說：“我也正要找你談。”

饒彰風指出，港英當局雖揚言“要把香港建成東方的民主櫥窗”[1]，但問題可不那麼簡單。目前國民黨政權還與英國有外交關係，在港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代表，港九還潛伏著國民黨特務，對五七兩隊來香港不會不知道；以後“中藝”還要去南洋各地，那些國家都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使節，五七兩隊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一個月前還要抓五七兩隊，能不破壞刁難嗎?饒彰風要中藝先在香港搞幾場演出，把政治色彩沖淡一點，不能演出像《豔芳酒家》（一出揭露國民黨軍隊腐敗，導致倫常慘劇的話劇）和《還鄉淚》等直接刺向國民黨的劇目。演出名義、地點要好好考慮，這裡頭的學問大哩。一定要在人們的心目中慢慢造成“中藝”與原五七隊毫無關係，只是戰後在香港新成立的職業演出團體，這樣才便於衝出去。這和夏衍的意見不謀而合。兩天前丁波去找夏衍，談到要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時，夏衍也批評說：“你們想幹什麼!”

他們的話使父親想起抗日戰爭時如何迂回曲折地在國統區堅持鬥爭的往事，悟出在新環境中該如何做。他們決定以演出歌舞為主，加一出反映農村反漢奸的歌劇。香港也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2]，香港市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不會反對這樣的劇目。有些節目七隊雖演唱過，如《客家山歌》、《新疆舞》、《阿細跳月》、《藍色的多瑙河》等，但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完全可以演。

（圖二：日本在香港的軍政府簽署投降書。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向饒彰風彙報後，他同意了，並說，再在演出名義和演出場地上做點文章。

自9月1日中藝成立到ll月下旬，他們先後演出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成功令香港中上層社會認同中藝只是一個追求藝術、靠票房收入維持的職業劇社。

劇宣五隊的鄭達在紀念文章《中藝成立前後》回憶：“五七兩個隊成員是初次合作，相互間的不理解不協調自然難免。比如在演出劇目的摸索中，當首演大型話劇《牛郎織女》得不到觀眾的喜歡，賠了老本時，兩個隊的一些人就相互埋怨和指責起來，要不是老前輩夏衍給我們開會做團結工作，引導我們為準備去南洋作巡迴演出而多排練歌舞節目，並終於以歌、舞、劇大會串的形式，在香港取得演出成功的話，那中藝又怎能統一自己成員的認識，找到一條自己應走的演出路子呢?因而那時候，吳荻舟的社長擔子，是不容易挑的，但他卻很好的挑了過來。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他給我的印象始終是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一副沉著穩重的神態，他那老大哥形象，在我心目中可是越來越鮮明了。”

1997年前後，我曾奉母親之命前去請鄭達叔叔為父親的紀念集《吳荻舟》寫序，他慨然允諾，除了和另一位叔叔楊應彬一起寫《堅強的文化戰士（代序）》外，還寫了這篇《中藝成立前後》，這是後話。

[1] 戰前的香港總督楊慕琦1946年5月復職，提出政制改革，給市民更多參與管治的機會。後任港督葛量洪1947年7月就推翻了楊慕琦方案。

[2]日本佔領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投降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香港後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經濟等方面皆受盡摧殘，直到今天仍然有市民和日本政府就“香港軍票案”打官司，也留下戰壕、防空洞等戰時遺跡。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據隊史記載，1941年6、7月間，政治部主任秘書吳榮楫(長官部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多次催促，9月更是下令劇宣七隊立即辦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七戰區當局對這不得人心的“集體入黨”也不感興趣，政治大隊、長官部和政治部的一些直屬科室都拖著未辦。現在拖不下去了，劇宣七隊決定：1.把各人代替照片的指紋紙打亂順序，貼到空白的“黨證”上拿去蓋章；2.發下的國民黨黨證由隊部集中保管，準備將來燒毀，以示參加是非自願的。二十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抗宣隊、演劇隊被污蔑是“反革命別動隊”，“假共產黨、真國民黨”，許多原抗宣、演劇隊員包括已離隊但未除名的隊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父親吳荻舟他們當時一定沒有想到，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

就以我的大舅張國衡為例，在我的印象裡，他會拉胡琴會唱歌，能寫能畫，是個秀才，而且與世無爭，和藹可親，是萬里挑一的大好人。看他一輩子對我母親敬重的態度，就知道什麼是“長姊如母”。不過直到細閱他的一批信和回憶錄手稿，我都不知道，他的一生如此坎坷。

大舅和外祖父母是1939年春節後不久從邵陽到桂林會合我母親的，大舅那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初一讀了幾個月），他說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更不懂政治。1939年秋天，他到桂林行營政治部主辦的“漫畫訓練班”學習繪畫。班主任是“陳中畫報社”社長梁中銘，老師們都是有名的畫家，如廖冰，周令劍，沈國衡等。

學習班設在七星岩後岩附近，日本飛機經常空襲桂林，警報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老師帶領下在七星岩山上寫生，畫人物像。有一次周令劍老師帶他們去郊外寫生，來到一個小鎮附近，不遠處有一間平房，門前一位長者手持拐杖坐在椅子上，只看見輪廓，看不清臉面，只見鼻子底下一條“一”字形的濃黑大鬍子。周老師說對這種畫面的處理，只要抓住特點就行了，說著就在臉上鼻下位置畫了一道黑黑的粗線，畫上背後的樹和房子，寥寥幾筆，便把那位長者的神態全畫出來。那位長者走過來，周老師馬上在畫上簽了名字送給他，使他非常高興。半年後，將近結業時，正值汪精衛投降日寇，訓練班就佈置每人畫一幅圖，組成連環畫，在桂林街頭展出。大舅說：“這是我第一次用漫畫這個武器向敵人開火。”

1940年春，抗宣一隊招收青年隊員，大舅加入了抗宣一隊，他平時就愛唱歌，當時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他都會唱。大舅對抗宣一隊並不陌生，他們一家看著父親從“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副團長到抗宣一隊隊長的變化，跟著父親從安徽走到湖北，再從湖南來到廣西。抗宣一隊住在東江鎮小學的時候，母親一家就住在東江鎮東江路77號一座三層木樓的三樓上，離得不遠，大舅常去看他們排戲練歌。他記得有一次抗宣一隊演出，他跟隨去劇場一直幫忙到深夜，回來時因太晚怕叫不開門，便在隊裡住了一晚。能和抗宣一隊同住，大舅非常快活，因為他愛集體生活，又是參加抗日宣傳，覺得非常有意義。即使第二天早上回家被外祖母批評了一頓，也不能阻止大舅常去那裡。

加入抗宣一隊後，每天參加練唱、排戲，還要畫佈景，出壁報，工作很緊張，往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大舅形容說：“隊員團結合作，十分友愛。一天忙到晚，年輕人精力充沛，不知道什麼是累，反正疲倦了，晚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恢復了。”隊裡經費少，沒有發過工資，也沒人提過這個問題。平時吃青菜，很少有肉，偶爾加一次菜，便很高興。大舅說：“這種艱苦的生活，對我這個苦慣了的孩子來說，根本沒什麼。”他們還曾經到一間中學教學生繪畫，很受同學們歡迎；曾經到傷病醫院慰問演出，去全州（湘桂邊界地區）為炮兵部隊及當地群眾演出，炮兵部隊也為他們操演大炮。

大舅參加的第一次演出，是《農村曲》的試驗演出。大舅說：“我在劇中扮演一個農民的角色，雖由於對生活體驗不深，演得不怎麼好，但卻使我第一次瞭解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黨的團結抗日政策，黨的形象第一次在我心中豎立起來。記得在家鄉時，聽人談起‘共產黨’，總是很神秘，總是背著別人悄悄談論，有人來便終止，或支吾過去。所以對黨非常不瞭解。在演出《農村曲》時，卻使我認識到黨是在人民群眾之中，並不神秘。雖然還不十分瞭解，卻使我有了好感。我想與我有相同認識的群眾看了這個戲，一定會有同感。”

大約在1940年初秋，抗宣一隊回到桂林。在興安上火車時，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來送行，緊緊握著隊員們的手，希望他們再來，有些人還哭了，尤其是女同學。面對熱情而誠摯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許多隊員也落下眼淚，大家依依不捨地道別。青年學生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要隊員們簽名留念，大舅也簽了幾個。那種熱烈動人的場面，令大舅非常感動。

回到桂林，抗宣一隊仍住在東江鎮小學。學校位於伏波山對面的灕江邊上。附近有一個渡口。校舍後有一籃球場，大舅他們常在工作之餘打一會兒籃球。出校門通往渡口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墳地，大舅說：（抗宣一隊的）陳會軺就埋葬在路口附近。陳會軺這個名字多次在第三章出現，可惜他的生命那麼短暫，我在網路上查也毫無線索。不過大舅對他印象很好，記得他是山東人，個子不高，寬肩膀，方圓臉，很和善。很長一段時間，大舅每次經過都到他的墳上看看。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經歷，墓碑由抗宣一隊全體隊員立，是紅字，1944年日寇佔領桂林後被鏟平銷毀。大舅說可能是因為碑上刻有“抗日”字樣。

繼在《農村曲》劇中扮演農民角色之後，大舅又在大型歌劇《軍民進行曲》中扮演一個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大概是首次在桂林舞臺上出現八路軍形象吧！扮演這個角色，我很高興，雖然我當時對八路軍不太瞭解，但在舞臺上能演八路軍戰士，也使我感到驕傲。”當時在國統區，解放區的一切新聞報導都被封鎖，群眾瞭解不到真實情況。而且當時在桂林國民黨特務橫行，演出是有危險的。但是讓大後方群眾瞭解解放區軍民合作抗擊日寇的真實感人場面，批判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他認為很有意義。

抗宣一隊演出歌舞劇《軍民進行曲》的劇照

（圖二：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1。）

抗宣一隊演出《軍民進行曲》的劇照之二。

（圖三：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

大舅說，當時，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抗戰何時勝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都希望抗戰能早日勝利，早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而國民黨節節敗退，不但不積極抗戰，反而起勁的反共，迫害進步人士和有正義感的群眾，使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大舅說：“如果說，我過去對黨的認識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這個戲的演出，又使我進了一步，‘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這個信念已在我心裡牢牢紮下，黨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進一步高大起來。”

《軍民進行曲》演出後不久，大舅隨隊出發到柳州做元旦勞軍演出。“皖南事變”後，抗宣一隊滯留在柳州，住在柳州中學內一幢兩層樓房的教室內。他回憶這期間有兩三次小規模演出。一次是在柳州沙壙農場，演出《生產大合唱》和小歌詠；另一次是到山裡慰問駐軍，大舅記得那是一個有月色的夜晚，他們踏著月色沿著魚峰山後面一條小路連夜趕往慰問演出，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來。其餘時間除了開會、學習外，還緊張地排練話劇《刑》及歌曲，很少外出。父親請了一些進步人士給隊員講時事與文學，大舅一有空閒就向林韻學習“和聲學初步”，學習樂理與作曲，打下了自修樂理的基礎。林路教大家練聲，十數人排成一列，林路不厭其煩一個個教大家如何呼吸，如何發聲，一個個糾正錯誤，直到滿意為止。這對全隊提高歌唱水準、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很有幫助。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對前途充滿信心，積極樂觀，實在令人佩服。

據大舅回憶，轉戰到韶關後的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出去了，只有他和徐洗塵、林韻、史進（或林正斌）四人在家。在門前曬坪上，四個人曬著太陽放聲高唱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是一個外國曲子，歌詞填寫恰到好處，熱情處感情奔放，沉痛處音調哀傷，很能表達出熱血青年愛國的感性，大舅很喜歡，幾十年後歌詞已經記不全，還經常哼唱其曲。這支歌也是抗宣一隊的保留節目，每次音樂會都有它。那天他們四個就那樣唱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舅的回憶，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個集體裡多麼如魚得水，暢快淋漓。

大舅還記得一些生活細節，他說那時大家親如手足，同甘共苦。他和林韻感情最好，每到月底月初，結算伙食，拿到很少的一點伙食尾數後，大家愛到小鎮附近街頭小鋪吃裹蒸粽。大舅和林韻總是兩人分吃一個。他詳細地描述賣粽子的人如何把粽葉剝掉，用一個細線做的小竹弓把粽子切成許多小塊，放入小碟子，放點醬油，幾滴麻油，還放點芫荽（香菜），然後他們倆慢慢品嘗，有滋有味。只是，大舅不無遺憾地說：一個月只能吃一兩次，當時口袋裡根本沒有幾個錢。

1941年6月，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外祖母打電報叫大舅回桂林幫著養家，大舅的命運就此改變。

就在他離隊前夕，七隊開始辦理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事。因為當時沒想到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所以他也填過表，打過手指模。他知道七隊已經拖了很久，登記是被迫的，但是他不清楚當時的對策是“人離隊，不除名”，由預備隊員頂替。以後他在桂林、重慶和柳州的郵局工作過，並沒有和國民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聯繫，沒想到此事竟讓他背了幾十年的包袱。

柳州解放後，大舅遇到第一個打擊。由於他工作表現好，當時的軍代表想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大舅主動講了曾經辦過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軍代表既沒有細問，也不願再做介紹人，隨後還把大舅從工會主席的職務上調開，把他調離柳州，雖然沒有說明理由，但是大舅知道，都是沖著這個敏感問題來的。他的滿腔熱情，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如此，大舅對工作還是認真積極、忠心耿耿。

1956年審幹時，大舅又一次如實交待，寄望組織會去調查。但不久後給他的結論卻是“普通國民黨黨員，歷史基本交代清楚”。大舅對此結論雖有疑問，但因不瞭解正式參加國民黨的手續，以為這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既成事實，從此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式”的國民黨黨員，也說不清是誰給他帶上這頂帽子，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不明白，自己離隊後直到解放，不但與國民黨毫無關係，抗戰期間，還在工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隊”，以歌詠為武器宣傳抗日，在郵局內部也借助工會力量組成業餘歌詠隊演唱在抗宣一隊學到的抗日歌曲。有一次在集會上唱“在太行山上”這支曲子後，還被國民黨特務追查過。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柳州郵局工作，在地下党領導下，參與在廣大中小學生之間推廣新音樂，抵制黃色音樂等週邊工作，還利用職務便利，為地下黨傳遞從香港我父親那裡寄來的《華商報》剪報，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解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自己怎麼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呢？

晚年他給母親寫信說，那時候有些人說他有點忽冷忽熱，卻無人知道他內心的苦悶以及忽冷忽熱的原因：當他想到這件不明不白的事時，便思想消沉，當工作緊張忘記它時，便又一心撲在工作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不斷出差外地工作，他無暇思考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認真思考、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時，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被抄家，被抄出三樣東西，一是兩枚港幣，外祖父1953年到南寧探望他們的時候帶在身上，說是離開香港時（1950年以前，外祖父母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無意間帶回來，又從廣州帶來南寧，說是讓大舅見識見識；二是一枚銅圓，上面有國民黨黨徽。解放前國民黨發行“銀元劵”的時候，有一兩天用的是這種銅圓，但銅圓沒用完，就買不到東西了，剩下這一枚，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抄家的人發現；三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內頁有“萬國旗”包括國民政府的旗幟。這個地圖冊丟在廢紙堆裡，早就不用了。

就是這幾件東西，還有一些當年的舊照片，成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的罪證，大舅差點被打死！大舅說：“解放前我造了國民黨的反，卻成了‘歷史反革命’，真是莫大的嘲諷，令人啼笑皆非！我不知道做這個結論的人，自己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

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中組通字第8號檔，大舅才知道關於“集體加入國民黨”事件的全部內情與真相，他說：“可惜知道得太晚。更奇怪的是，在我與有關證明人聯繫後，才知道他們中一個也未寫過證明材料。”大舅很氣憤，質問當初他那麼尊敬那麼信任的廣西郵電管理局黨組織有關負責人是如何做出結論的。人生的損失無法彌補，內心的創傷也無法修復。

看到大舅的遭遇，我很為他和受牽連的大舅母、表妹難過，久久不能釋然。

表妹那時候不到10歲。她告訴我，不記得是68年還是6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她在隔壁小朋友家玩，就聽見大院裡響起了槍聲，原來是大舅被五花大綁由十幾個人拿槍押著，前面兩個鳴槍開道，向他們家走來。他們是來抄家，也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帶走了一台手搖留聲機和一箱黑膠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少量的京劇唱片。抄家的時候大舅被逼著跪下，他不從，被人用槍上的刺刀捅傷小腿，流了一地鮮血。大舅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還有幾次抄家，問有沒有看到國民黨委任狀和什麼印章，表妹答沒看見。大舅放回來之後身上還有很多瘀傷，右眼也打壞了，治了很久。

父親有一封寫於1979年的信，提及根本沒有人去向他調查過。父親說：“過去我沒有寫過關於張國衡的證明材料，他們的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向我要過證明材料，如果早向我要，他的問題就不會拖32年了。我早就會給他證明：他是七隊加入（國民黨）之前三個月就離隊了，怎麼也沾不上‘集體加入’的問題呀！”

儘管一生挫折重重，晚年，大舅還是總結：“在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工作一年多的最大收穫，就是懂得了‘革命立場’，認識了共產黨。我自小接受的是脫離現實的教育，又生活在基督教包圍的環境中（我的母親與老師都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懂得革命的真諦，思想是唯心的。隊教育我轉變了立場，這是我在離隊後，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堅持不反共，不唱反共的歌，不做反共的事，以革命歌曲為武器，積極宣傳黨的堅定的抗日政策，接受党的領導，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的主要原因。”他說：“我永遠懷念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這個戰鬥集體！永遠懷念幫助過我教育過我的親密戰友！”